《美国研究》2000年第3期
美国冷战史学的变迁与杜勒斯研究
石斌
〔内容提要〕40多年来，美国学者对艾森豪威尔时期美国外交政策的研究大体经历了从“传统学派”、“修正学派”到“后修正学派”的演进历程。对杜勒斯的评价也受到这几股史学潮流的左右。“传统派”认为杜勒斯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决策者和执行者，“修正派”认为艾森豪威尔是非常主要的决策者，“后修正派”则通过一些新近公布的材料对前两者的观点进行修正和综合。随着有关档案的不断解密，研究日渐深入，还有很多问题值得思考，如杜勒斯的整体冷战战略、“和平演变”与“和平变革”的关系等问题。
关键词：美国/冷战史学/杜勒斯研究
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是冷战史上的著名人物，大概也是战后以来在中国形象最糟糕的美国政治人物。毛泽东曾经对之高度重视，认为他“是个想问题的人”、美国“真正掌舵的”。【注释】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1140页。【注尾】在西方，有人将他捧为美国“最伟大的国务卿”、“20世纪的梅特涅”，也有人将他评为美国历史上最差的五个国务卿之一。【注释】David Heller and Dean Heller, John Foster Dulles: Soldier For Peace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1960), Chapter 17; D. Porter, “The Ten Best Secretaries of State and the Five Worst,”William Pederson et al. eds. The Rating Game in American Politics (New York, 1987), p.90.【注尾】美国外交史学界对艾森豪威尔时期的研究虽然已经走过了一轮“正-反-合”的发展历程，关于杜勒斯的外交思想及其政策影响，仍然歧见纷呈。本文试图对40余年来国外（尤其美国）的有关研究作一个总结和评价，为进一步研究杜勒斯及50年代的美国外交提供一个学术史的参照。
一、从“传统派”、“修正派”到“后修正派”
【注释】本文特指“艾森豪威尔传统派（修正派、后修正派）”。【注尾】
40多年来，美国学者对艾森豪威尔时期美国外交政策的研究大体上经历了从“传统学派”、“修正学派”到“后修正学派”的演进历程。“修正派”是对“传统派”的否定，后“修正派”则大体上是否定之否定。导致这种具有史学运动性质的学术变迁的原因,固然主要是有关档案材料不断增多，研究日渐深入，同时也是由于研究者所处的时代背景不同，观察角度和评判标准在不断变化。对杜勒斯的研究和评价，就受到这几股史学潮流的左右。
“传统派”从50年代到70年代初长期占据统治地位。在50、60年代，大多数人认为杜勒斯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决策者和执行者，研究者们对杜勒斯的兴趣远远超过艾森豪威尔，大部分关于杜勒斯的传记和研究专著都产生在这一时期。“传统派”的主要特征，是将杜勒斯描写成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推动者”或“设计师”。其中《边缘上的决斗》一书的评价很有代表性：“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推动者是杜勒斯而不是艾森豪威尔，提出政策的是他，说服总统的是他，推行政策的也是他。……他实际上成了美国权力的指挥者。”国际政治学者汉斯·摩根索也认为，艾森豪威尔完全信任杜勒斯，放手让他去处理美国的外交政策。【注释】R. Drummond and G. Coblentz, Dual at the Brink: John Foster Dulles Command of American Power (Garden City: Doubleday, 1960), p.25; Hans Morgenthau, “John Foster Dulles,” An Uncertain Tradition: American Secretaries of Stat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McGrawhill, 1961), Norman Graebner ed., p.302.【注尾】严格地讲，“推动者”、“设计师”之类的提法，本身并不是对艾森豪威尔的威望和决定权的否定，“传统派”学者也承认，杜勒斯的权力来源于总统对他的充分信赖。但他们的确偏重杜勒斯的作用，强调他对艾森豪威尔的影响，认为大多数政策构想都出自杜勒斯。
“修正派”的主流地位是在80年代确立的，但具有“修正派”性质的研究成果在70年代就已经大量出现。这既得益于文献的增多，也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艾森豪威尔的声誉在70年代以后直线上升，与经历了越战创伤、经济危机而情绪低落的美国公众对50年代美国的“领导地位”以及相对和平与繁荣局面的怀旧情绪直接有关，有关研究具有鲜明的保守主义特征。1975年以来艾森豪威尔图书馆大量官方和私人文件逐渐开放，不但直接推动了“修正派”史学的发展，还使得70年代后半期和整个80年代成为美国外交史研究的“艾森豪威尔时代”。【注释】这些材料主要有利于填补与艾森豪威尔有关的空白，与杜勒斯直接相关的材料相比之下要少得多，而且杜勒斯本人既没有留下任内的日记，更不可能有回忆录，人们以往利用较多的《杜勒斯文集》(普林斯顿大学藏)也主要由其早年的公开文献组成，虽有助于了解杜勒斯的生平与思想，却不能完全反映政策的来龙去脉。有人还指出，由于杜勒斯过于谨慎、含蓄，经常有意掩盖自己的想法，其个人文件有时甚至会对研究者产生误导〔R. Immerman, ed., John Foster Dulles and the Diplomacy of the Cold War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p.7〕.【注尾】
罗伯特·迪万、弗雷德·格林斯坦和史蒂芬·安布罗斯等人在80 年代初发表的著作，正式确立了艾森豪威尔修正派史学的统治地位。迪万的《艾森豪威尔与冷战》一书，总结了70年代的“修正派”成果，认为艾森豪威尔的作用被严重低估，艾森豪威尔只是需要“利用”杜勒斯的外交知识与技巧。在迪万看来，艾森豪威尔的主要功绩是避免了海外军事干预，尽管这些成就“本质上都是否决性的”，但他使冷战得到了控制，避免了核战争，其稳健、审慎和克制是其继任者们所难以企及的。安娜·纳尔逊通过研究艾森豪威尔与安委会的关系，也得出类似结论。格林斯坦则强调艾森豪威尔在领导艺术方面的“隐蔽”风格，他在幕后控制着决策过程并作出了一系列关键的决策，但为了回避抨击和避免分裂，他往往不愿公开表明个人的立场和作用，而是让杜勒斯来充当其冷战政策的“避雷针”。【注释】Robert Divine, Eisenhower and the Cold Wa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pp.viii-ix, 10-16, 20-23, 153-155; Anna Nelson, “The Top of the Policy Hill: President Eisenhower and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Diplomatic History, 7(Fall 1983), pp.307-328; Fred Greenstein, The Hiddenhand Presidency: Eisenhower As Leader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2), pp. 5-9, 57-72, 87-91.【注尾】
“修正派”著作中影响最大的是安布罗斯以艾森豪威尔图书馆的档案材料为基础写成的两卷本《艾森豪威尔传》。该书认为艾森豪威尔的最大成就是在外交政策方面，主要理由其实就是艾森豪威尔本人说的在其任内“美国没有丧失一名士兵，一英尺土地。我们维持了和平。”安布罗斯也认为艾森豪威尔“主宰一切”。就坚决反共而言，杜勒斯与艾森豪威尔其实是半斤八两，但对于具体问题的失败，责备杜勒斯比责备艾森豪威尔更容易，也更有利，有杜勒斯作为避雷针有助于保持艾森豪威尔的声望。【注释】Stephen Ambrose, Eisenhower the President (New York: Simon and Shuster, 1984), pp.9-12, 150, 618-627, chapter 19.【注尾】
概言之，“修正派”的核心观点有二：一是艾森豪威尔不仅是个掌握实权的总统，而且还是个精明干练的总统。他审慎、克制，善于处理国际危机，其外交政策相当成功。二是必须将艾森豪威尔政府所公开使用的辞藻与实际考虑区别开来，杜勒斯不过是艾森豪威尔的挡箭牌。
80年代后期以来，“修正派”的一些观点开始受到质疑，【注释】这一动向的集中反映，是1988年普林斯顿大学纪念杜勒斯诞辰10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的几组重要论文，均见Richard H.Immerman, ed. op.cit.【注尾】对于这一新的研究动象，早已有美国学者笼统地冠以“后修正派”之名。【注释】参见TorEgilForland, “Selling Firearm to the Indians: Eisenhowers Export Control Policy, 1953-1954,” Diplomatic History 15 (Spring 1991), p.223; C. Pach, Jr. and E. Richarson, The Presidency of D.D.Eisenhower (Lawrence: Univesity of Kansas Press, 1991), pp.xiii, 238-239.【注尾】但“后修正派”研究尚在发展之中，而且这种“对修正的修正”有时也出自“修正派”阵营内部。例如理查德·伊默曼、约翰·加迪斯这样的“修正派”重要人物，都在重新审视和局部修改自己原来的观点。伊默曼曾在1979年发表的《艾森豪威尔与杜勒斯：谁作决定？》一文，对杜勒斯是主要决策者的传统观点提出挑战，对“修正派”的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但他后来强调，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实际上各有所长，主要是一种密切合作的关系，不存在谁操纵谁的问题。【注释】R. Immerman, “Eisenhower and Dulles: Who Made the Decisions?” Political Psychology, No. 1, Autumn 1979, pp.21-38; idem, ed, op.cit., pp.8-9.【注尾】
冷战史学家约翰·加迪斯在80年代初出版的《遏制战略》一书中他就声明自己与“修正派”的观点有所不同。他认为，主要由艾森豪威尔界定政府应该追求哪些利益，而由杜勒斯确定这些利益面临哪些威胁。杜勒斯从未享有过杜鲁门在1949年以后给予艾奇逊的那种自由度，但杜勒斯比艾森豪威尔更有韧性，因而有时能够凭借顽强的毅力实现自己的主张，结果产生的外交战略是两人观点的“混合物”。但加迪斯此时并未完全脱离“修正派”的窠臼，对杜勒斯也颇有微词，认为他过分看重了意识形态因素。【注释】John Gaddis, 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pp. 136, 129.【注尾】加迪斯在1988年的一篇论文中也改变了自己的许多看法。【注释】John Gaddis, “The Unexpected Dulles”, in R.Immerman, ed.op.cit., pp.47-78.【注尾】
因此，所谓“后修正派”实际上还是一个内涵比较模糊的概念，除了部分立场比较鲜明的作品外，并无十分确切的指向，可以用来泛指80年代后期以来研究者们所提出的一些相对于“修正派”而言的新问题、新观点，或新的研究视角,无论其目的是出于对“修正派”的批评、补充还是再修正。不过我们大体上还是可以看到“后修正派”的两个基本特征：一是他们不像“修正派”那样充分肯定艾森豪威尔的领导能力并对其大多数政策给予很高的评价，而是毁誉参半，在某些问题上甚至提出尖锐的批评，尤其是强调艾森豪威尔虽然避免了战争，却并未赢得和平。【注释】参见Stephen Rabe, “Eisenhower Revisionism: A Decade of Scholarship,” Diplomatic History, Vol.17, No.1 (Winter 1993), pp.98-100.【注尾】二是他们也不同意“修正派”过分强调艾森豪威尔的绝对权威，贬低甚至忽略包括杜勒斯在内的政策顾问们所起的（有时甚至是关键的）作用。他们认为参与决策的其他一些人，绝非一些唯唯诺诺、完全受艾森豪威尔支配的人物，他们有自己的观点和主张，有时甚至会不顾总统的意愿而按照自己的主张行事。【注释】参见TorEgilForland, op.cit. pp.221-244.【注尾】对于杜勒斯，有的“后修正派”学者不仅肯定其主导地位，还对他的外交政策作出很高的评价，如 F.马克斯三世的《权力与和平》。有的强调杜勒斯对艾森豪威尔的影响，如D.拉尔逊认为，杜勒斯运用自己的影响力约束了艾森豪威尔对苏缓和的热情。【注释】Fredrick Marks III, Power and Peace: The Diplomacy of John Foster Dulles (Westport, CT: Praeger, 1993); Deborah Larson, “Crisis Prevention and the Austrian State Treat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1 (Winter 1987), pp.36-38.【注尾】也有许多人承认艾森豪威尔的核心地位，只是对他的政策褒贬不一。【注释】如Stephen Rabe, Eisenhower and Latin America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8).【注尾】因此对“后修正派”的观点不能一概而论。总的来说， 80年代以后，包括一些“修正派”在内的许多著作都提出，杜勒斯“是一个比人们通常的看法还要复杂的人”。【注释】G. Bischof and S. Ambrose, eds., Eisenhower: A Centenary Assessment (Louis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10.【注尾】
可以看出，“传统派”尽管大多认为杜勒斯在决策中起主要作用，但对其政策批评多于赞誉。“修正派”则认为艾森豪威尔是主要的、且非常高明的决策者。此外，既然认为政策都是艾森豪威尔制定的，杜勒斯只不过是执行者，他们又不同意“传统派”根据杜勒斯的公开表现所得出的某些片面和简单化的结论，对杜勒斯的批评反而较“传统派”为少。“后修正派”大体上是想通过利用一些新近公布的材料，对“传统派”和“修正派”的研究成果进行新的综合，其中也包括在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之间建立某种新的平衡，因而有明显的折中色彩。过去几十年对杜勒斯的研究，一言以蔽之，仍不外美国学术界常见的由“正题”到“反题”再到“合题”的路数。
因此可以说，自“修正派”出现以来，就其对政策制定的影响而言杜勒斯的地位总体上看已大为下降，从主角降为主要参与者，但形象却在不断改善。特别是80年代后期以来，对杜勒斯的评价又有上升的趋势，这主要表现在更多的研究者开始注意到杜勒斯所面临的各种制约因素，认为杜勒斯是一个思想深邃、性格复杂的人物，其公开言论和公众形象与实际情况有较大的出入，并更多地强调其灵活务实的一面。实际上，冷战高潮时期的美国领导人声誉都在不断攀升（杜鲁门近年来已是排名第一的战后总统），这一学术变迁的国际背景和心理根源是显而易见的。
二、众说纷纭的个案
上述三派的划分，主要依据有二：一是它们对杜勒斯和艾森豪威尔在决策中的地位和作用看法不同；二是对杜勒斯或艾森豪威尔外交政策的总体评价也不同。这大致反映了艾森豪威尔-杜勒斯研究的阶段性，但这种划分相当粗略，实际情况要远为复杂，因此还有必要从一些具体问题入手，对代表性的观点和主要争论作一个简要的评述。
杜勒斯的对华政策，特别是他对台湾海峡危机的立场，是最有争议的话题之一。“传统派”史家强调杜勒斯的主导地位，认为杜勒斯将中国视为莫斯科的附庸，坚持美国必须保卫沿海岛屿，为此不惜与中国开战。【注释】David Heller and Dean Heller, op.cit., Chapter 17；Hans Morgenthau, “John Foster Dulles,” in N.Graebner,ed., op.cit., Chapter 18.【注尾】进入70年代后，艾森豪威尔的作用开始受到注意。汤森·胡普斯在《魔鬼与杜勒斯》一书中虽然认为杜勒斯是美国外交政策“无可置疑的主要推动者和思想源泉”，但在这个问题上他却不同意“传统派”的论点。他认为艾森豪威尔以出色的协调能力和巧妙的政策路线使美国“在绥靖和全球战争之间那条危险的夹缝中涉险过关”。【注释】Townsend Hoopes, The Devil and John Foster Dulles (Boston: Little Brown, 1973), pp.xiv, 267-283; 另见Foster Rhea Dulles, American Policy Toward Communist China, 1949-1969 (New York, 1972), pp.150-165.【注尾】
罗伯特·迪万的《艾森豪威尔与冷战》是“修正派”观点的奠基之作。他认为艾森豪威尔决定了美国的政策并使危机圆满结束。他将杜勒斯的大规模报复论运用得恰到好处，“其政策的妙处在于，至今没有人能确切地知道他是否会对进攻沿海岛屿作出军事反应。”【注释】Robert Divine, op.cit., pp.10-66.【注尾】迪万所依据的主要是一些二手材料，但他的观点引起了其他“修正派”学者利用档案材料进一步研究的兴趣。张少书等“后修正派”学者则认为，艾森豪威尔的领导能力未必那么富于技巧和果断从容，其“模糊”战术也得不偿失。【注释】Gordon Chang, Friends and Enemies: The United States, 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 1948-1972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98, 121; C. Pach, Jr. and E. Richardson, op.cit., p.104.【注尾】艾西奈利等人还批评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反应过度，过分冒险，认为战争得以避免“应归功于中共的谨慎和远见，而非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的外交技巧”。【注释】Robert Accinelli, Crisis and Commitment: United States Policy toward Taiwan, 1950-1955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96), pp.123-125; Thomas Stolper, China, Taiwan and the OffshoreIslands (New York, 1985), pp.86-87.【注尾】
南希·塔克的看法则介乎“传统派”与“修正派”之间。她认为杜勒斯对远东的现实知之甚少，始终将中国看作苏联的傀儡，竭力主张对大陆施加经济压力。但塔克强调，杜勒斯十分谨慎，他无意卷入战争，而且他后来相信是蒋介石挑起了冲突，目的是把美国拖下水，正是两次海峡危机使杜勒斯改变了全力支持国民党的想法，转而推行两个中国的政策。普鲁森重点考察了当时的政策环境因素，他认为，尽管杜勒斯也看到保卫沿海岛屿并无多大意义，但迫于国内政治压力和蒋介石的顽固不化，他设计了一条含有许多危险因素的行动路线。但加迪斯不同意普鲁森的观点，他认为杜勒斯的做法并未超过合理的限度，他主要是想利用危机促进中苏的分裂。【注释】Nancy Tucker, “John Foster Dulles and the Taiwan Roots of the ‘Two China Policy’,”in R.Immerman, ed., op.cit., pp.235-262; R.Prussen, “John Foster Dulles and the Predicaments of Power,” ibid, pp.21-46; John Gaddis, “The Unexpected Dulles,” ibid., pp.56-78.【注尾】
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对第三世界的政策最受后人诟病。古尔德-亚当斯指出，杜勒斯既谴责西欧殖民主义，又谴责中立主义，结果两边都不讨好。【注释】Richard GooldAdams, John Foster Dulles: A Reappraisal (Connecticut: Greenwood Press, 1962), p.300.【注尾】“修正派”的内部分歧在这方面最为严重。罗伯特·迪万等人认为对第三世界的政策是艾森豪威尔外交成就的重要方面。但安布罗斯等许多“修正派”学者对此不敢苟同，认为这正是他失败的主要领域之一。【注释】Peter Lyon, Eisenhower: Portrate of the Hero (Boston: Little Brown, 1974), pp.906-909; Charles Alexander, Holding the Line: The Eisenhower Era, 1952-1961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75), p.65; Stephen Ambrose, Eisenhower the President, pp.621-622.【注尾】
尽管相当多的“修正派”学者强烈批评艾森豪威尔的第三世界政策，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对其外交政策的高度评价。显然，在他们看来，第三世界对于整体衡量艾森豪威尔的外交成就是无关紧要的。麦克马洪指出，这种态度有文过饰非之嫌，50年代唯一一股全新的力量，是第三世界民族主义的兴起,艾森豪威尔政府未能与新兴国家发展建设性关系，对这一历史潮流反应相当麻木，实属一大败笔。由于对这个重要方面的忽略、曲解或者轻描淡写，“修正派”对美国对外关系的描述，也只能是一幅扭曲的、过于简单化的图景。【注释】Robert McMahon, “Eisenhower and Third World Nationalism: A Critique of the Revisionists,”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101(Fall 1986), pp.453-473.【注尾】上述争论主要是针对艾森豪威尔而来的，但也是对杜勒斯的间接批评，因为在这方面“修正派”并不认为他们的立场有什么不同。而且，正是杜勒斯在第三世界的许多做法，使一些人认为他的政策主张前后矛盾。【注释】详见Stephen Rabe, “Dulles, Latin American, and Cold War Anticommunism”, in R.Immerman, ed., op.cit., pp.159-188.【注尾】
在越南问题上，许多人认为杜勒斯主张进行军事干涉，甚至将美国陷入越南泥潭的最初责任归咎于杜勒斯。【注释】S. Ambrose, op.cit., pp.177-179, 185; T. Hoopes, op.cit., pp.209-212; George C. Herring, “‘A Good Stout Effort’: John Foster Dulles and Indochina Crisis, 1954-1955,” in R.Immerman,ed., op.cit., p.233.【注尾】同样，也有人认为杜勒斯等人对亚洲历史文化的无知和忽视也是导致美国深陷越南的一个主要原因。【注释】Jeff Broadwater, Eisenhower and the AntiCommunist Crusade (Chapel Hill: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0), p.127.【注尾】但马克斯三世却认为真正的主战派实际上是艾森豪威尔而不是杜勒斯。【注释】Fredrick Marks III, “The Real Hawk at Dienbienphu: Dulles or Eisenhower?”, Pacific Historic Review, 59 (August 1990), pp.297-321.【注尾】关于苏伊士运河危机，也有几种看法。赫尔曼·芬那在《杜勒斯与苏伊士运河冲突》中认为,杜勒斯的政策从一开始就对英、法、以的军事冒险起了误导作用，因为杜勒斯没有“准确、坦率、全面地”向盟国表明美国的立场，其政策是“愚蠢和失当的”。【注释】Herman Finer, Dulles over Suez: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His Diplomacy (Chicago: Quadrangle, 1964); pp.491-496.【注尾】30年后，C.金西德又写了一本《艾森豪威尔与苏伊士运河危机》，这显然是“修正派”的著作。作者认为，所有重要决定都是艾森豪威尔作出的，“杜勒斯不过是复杂而精巧的决策体制中最显眼的人物而已。”作者还对艾森豪威尔的领导风格大加赞赏，称之为“独特、灵活、积极果断并卓有成效”。【注释】Cole Kingseed, Eisenhower and the Suez Crisis of 1956 (Baton Rouge: Louis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148-154.【注尾】金西德的结论与芬那可谓南辕北辙，然而他主要限于确定谁是决策者，并未就政策本身是否得当提出新的观点，这使得他对艾森豪威尔的赞美显得十分勉强。而芬那则注意到了这次危机给美欧关系、美苏关系以及美国在中东的地位所带来的影响。马克斯三世提出一个新观点，认为杜勒斯个人希望支持英法的立场。【注释】Fredrick Marks III, Power and Peace, p.29.【注尾】
伊默曼指出，杜勒斯反对欧洲老殖民主义主要是出于美国利益和冷战政治的需要，而不是对第三世界解放斗争的同情，由于总是认为苏联在这些地区有扩张企图，影响了他的应变能力。S.雷布也认为，从杜勒斯对拉美的政策来看，人们过去的批评不无道理。【注释】R.Immerman,ed., op.cit., pp.280-281; Stephen Rabe, “Dulles, Latin American, and Cold War Anti Communism,” in R.Immerman, ed., ibid., pp.159-187.【注尾】如此看来，要改写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在第三世界的记录还不大容易。
此外，关于杜勒斯与西方盟国的关系，研究者也是各执一辞。古尔德-亚当斯认为杜勒斯“最主要的罪责是没有能够把西方团结起来”。另一些人却认为，欧洲作为杜勒斯全球战略的关键地区，恰恰是他表现最出色的方面。【注释】R.GooldAdams, op.cit., pp.295-300; Rolf Steininger, “JFD, the EDC, and the German Question”, and H. Grabbe, “KonardAdendauer, and West GermanAmerican Relations”, in R.Immerman, ed., op.cit., pp.79-132.【注尾】
三、杜勒斯与美国对苏政策
作为美国冷战政策的主要方面，对苏政策自然也是争论的焦点，对杜勒斯的许多认识其实都与这个方面有关。研究者们的分歧首先在于，在杜勒斯眼里，美苏之间更重要的究竟是意识形态的对立，还是现实利益的冲突，对杜勒斯的政策起决定作用的主要是哪一方面。
“传统派”在这方面对杜勒斯的批评以胡普斯、霍尔斯蒂、凯南、格雷布纳等现实主义理论家的观点为代表。霍尔斯蒂认为，杜勒斯将美苏冷战视为两种尖锐对立的信仰和价值观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苏联的任何和解姿态，在他看来不是诡计便是虚弱的表现，结果他不是错过了用和平手段解决美苏争端的机会，就是严重低估了苏联的实力。【注释】Ole Holsti, “ ‘The Operational Code’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Political Leaders: John Foster Dulles Philosophical and Instrumental Beliefs,” 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 (March 1970), pp.123-157; idem, “ Cognitive Dynamics and Images of the Enemies: Dulles and Russia,” Enemies in Politics, eds. David Finlay and Ole Holsti (Chicago, 1967), pp. 25-96. 【注尾】汤森·胡普斯也指出，共产主义体制“固有的邪恶和不道德”以及“在物质力量上天生不如西方”，是杜勒斯对苏政策的根本前提，因此他坚持推行孤立、削弱和摧毁共产主义的政策，既看不到潜在的和解因素，更无意去创造和解的条件，甚至不愿进行认真的谈判，从而在斯大林去世之后和1955-1958年间分别错过了与苏联和中国实现缓和的机会。【注释】T. Hoopes, Devil and John Foster Dulles, pp.488-489.【注尾】
迈克尔·古欣的《一个政治家及其时代》集中反映了“传统派”中对杜勒斯的肯定。古欣认为，杜勒斯在苏联问题上的考虑是相当现实的，他并不认为苏联的扩张企图是源自其天生的邪恶，而主要是出于对外部世界的恐惧和对国家安全的担忧，苏联不会为了推广共产主义而危害自身的安全，苏联的威胁主要不是军事上的，美国的近期目标也不是消灭共产主义，而是避免战争。杜勒斯并不反对谈判，但在苏联的体制和对外目标发生根本变革之前，他认为不能对谈判寄予过高期望，否则只会自乱阵脚。【注释】Michael Guhin, John Foster Dulles: A Statement and His Time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2),pp.129-155.【注尾】
“修正派”在这方面的研究仍然要数加迪斯和伊默曼的影响最大，但他们在80年代后期的观点与安布罗斯等人已经拉开距离。【注释】虽然伊默曼坚称自己仍是个“修正派”，但观点却在变化，见R.Immerman, “Confessions of A Eisenhower Revisionist: An Agonizing Reappraisal,” Diplomatic History, 14(Summer 1990), pp.319-342.【注尾】在《遏制战略》一书中，加迪斯围绕“新面貌”安全政策对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对苏战略进行了相当出色的研究。1988年又以专文讨论了杜勒斯的对苏政策，提出许多新的观点。加迪斯注意到，虽然杜勒斯是大规模报复战略的“设计师”，但他很快就意识到过分依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危害性，早在1954年杜勒斯就在考虑是否暂停核试验，并提出有必要“保持充足、灵活的军事能力”，透露出与“灵活反应”战略的某种共通之处。他甚至考虑过通过联合国来实现全面核裁军的可能性。杜勒斯本人对共产主义和苏联的看法也并非那么“僵硬”和“简单化”，他始终坚信，鉴于文化和民族传统方面的巨大差异，共产主义阵营最终会因“消化不良”而解体。他虽然对日内瓦首脑会议缺乏热情，却在1953年就考虑过美苏从欧洲撤军的问题，比凯南提出“脱离接触”还早5年。加迪斯还指出，杜勒斯对苏联现实的理解比他的批评者们原来想象的要深刻，对美苏关系的前途也更乐观，他相信总有一天双方会建立起“正常”关系。【注释】John Gaddis, “The Unexpected John Foster Dulles,” in R.Immerman ed., op.cit., pp.76-78.【注尾】
关于美国对中苏同盟的政策，修正派提出了“楔子战略”的命题。戴维·梅耶斯和加迪斯等人认为，杜勒斯的战略比人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他是通过施压而不是讨好中国来促使中苏分裂。【注释】David Mayers, Cracking the Monolith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86), pp.142-148；约翰·加迪斯：《美国的政策与看法：1949-1955年分裂中苏的‘楔子战略’》，载袁明、哈里·哈定编：《中美关系史上沉重的一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47-285页。【注尾】杜勒斯是否真如加迪斯等人所言，精心设计了一项复杂的、逆向思维的“压力-楔子”战略，并予以主动推行，抑或不过是出于政策的惯性或保守派的压力，为稳妥起见不得不继续对华施压，还有待探讨。而且，通过全面施压以加剧共产党国家的内部紧张，使其难有喘息之机，同时防止西方阵营松散乏力，是杜勒斯的一贯思想，在对苏政策上也表现得很清楚，不独对华政策为然。不过杜勒斯很早就看到了中苏之间潜在的紧张关系，并且主张采用各种手段（包括向中国施压）来加剧中苏分裂，的确可以从档案文献中找到有力的证据。【注释】尤其是1953年12月7日杜勒斯给艾森豪威尔等人的一份报告，见FRUS 1952-1954, Vol.5, pp.1808-1818. 【注尾】
前面提到的马克斯三世的《权力与和平》是研究杜勒斯的最新专著。作者大量运用多国档案和包括口述史在内的各种类型的材料，对“修正派”的许多重要结论都提出了质疑，几乎是全面翻案，并试图重新证明杜勒斯的核心作用。在对苏政策方面，马克斯认为，熟谙苏联历史和苏共理论的杜勒斯，在与苏联打交道时表现了高超的外交技巧和斗争策略，在杜勒斯看来，苏联对外政策的动因，除了意识形态因素，还包括根深蒂固的帝国扩张欲望和“慢性的不安全心理情结”，为此它可以不择手段，但以不损害其切身利益为度。因此苏联并不比美国更愿意挑起战争，它同样希望控制军费开支以缓解经济压力，愿意通过合作与美国在竞争方式上达成默契。马克斯认为杜勒斯从未放弃缓和美苏关系的努力。他是1959年美苏首次缓和的主要推动者，甚至1972年的对华缓和政策也是其外交政策的延伸。【注释】Frederick Marks II, Power and Peace, pp.xi, 110-104, 161, 163.【注尾】马克斯的著作篇幅不大，提出的问题却很多，虽然史料来源很广，但引证不够具体，从而影响了论证的力度。
四、思想方法的解读
在上述各种争论的背后，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分歧，即从思想方法和外交风格来看，杜勒斯究竟是一个法理-道德主义者，还是一个现实主义者？50-60年代以前一种看法为主，70年代以后，后一种观点逐渐占上风，到80年代后期则已经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看法。对杜勒斯外交政策的不同评价，实质上就是以此为分界线。批评杜勒斯的人一般都认为他是个“法理-道德主义者”；称赞他的人则强调其审慎、务实的一面。鉴于杜勒斯身上的某些矛盾现象，80年代以来还有一种流行的解释模式，即“公开-私下”说：“公开”的杜勒斯的确有“法理-道德主义”倾向，但“私下”或“隐蔽”的杜勒斯却是一位灵活务实的现实主义政治家。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之多、分歧之大，在整个美国外交史上也是罕见的。
对杜勒斯外交的“道德主义”和“法理主义”倾向的多半来自一些现实主义理论家。【注释】George Kennan, Memoirs: 1950-1963 (Boston: Little Brown, 1972), pp. 168-189; idem, Realities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4), pp.3-30, 75-90; Hans Morgenthau, “John Foster Dulles,” in N. Graebner, ed., op.cit., pp.289-308; N. Graebner, The New Isolationism (New York, 1956), pp.90-93, 184. 【注尾】汤森·胡普斯将其著作题为《魔鬼与杜勒斯》，就是强调杜勒斯站在上帝的一边与共产主义“恶魔”殊死搏斗这种“硫磺烈火”式的世界观。【注释】T. Hoopes, The Devil of John Foster Dulles, pp.487-491. 【注尾】霍尔斯蒂的说法也很有代表性：杜勒斯是个“精神决定论”者，将冷战视为“道德而非政治冲突”，完全排除了谈判和妥协。【注释】Ole Holsti, “ The ‘Operational Code’ Approach,” 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 (March 1970), pp.123-157. 【注尾】凯南也曾强烈批评过这种倾向，不过凯南的看法在80年代末有很大的转变，认为已经公布的档案材料说明，杜勒斯具有“极其老练的、富有想象力的政治智慧”，“在认识国际形势、准确估量当时的世界给美国政策提出的各种新问题方面，显然远远走在了其他任何人的前面”。【注释】George Kennan, Realities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pp.3-30, 75-90; R. Immerman, ed., op.cit., p.263.【注尾】
实际上70年代以前的研究著作中也有一些例外，即认为杜勒斯是一个讲求实效的政治活动家，在处理国际问题时并不受意识形态教条或道德戒律的支配。【注释】例如Coral Bell, Negotiating from Strength (London: Chatto & Windus,1962); R. GooldAdams, op.cit.【注尾】对这种观点进行全面论述的是麦克尔·古欣。他将杜勒斯定位为“基督教现实主义者”，从作者的解释来看其实就是自由主义与现实主义的混合物，但古欣真正强调的只是杜勒斯的现实主义或实用主义。他认为杜勒斯早年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现实主义者，就任国务卿后由于政治环境方面的原因才出现了表里不一的问题，但从本质上看，杜勒斯非但不是什么法理-道德主义者，他根本就反对以这种态度来对待外交问题。【注释】详见Michael Guhin, “Dulles Thought on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RBIS, vol. XIII (Fall 1969), pp.865-889; idem, John Foster Dulles: A Statesman and His Time, pp.66-115. 【注尾】
从1988年的几组纪念论文来看，杜勒斯基本上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或实用主义者（研究者交替使用这两个概念，未作区分），这已近乎一种共识。有关论文指出，杜勒斯既不是宗教狂，也不是教条主义者，他基本上是个实用主义者。其公开言论与实际行动常常不一致。他坚决反共，也从不怀疑美国最终会赢得这场斗争的胜利，但他认为近期内美苏两极还必须彼此适应和容纳对方。对于冷战，杜勒斯主要考虑的是地缘政治或经济因素，而不是精神或意识形态的普世性。他运用均势理论来设计他的战略蓝图，他的政策建议是经过系统的研究和仔细的盘算才提出来，而不是靠背诵斯大林的《列宁主义问题》。“他很清楚反共分子并不都是民主派，反对华盛顿的也不全是共产党。”【注释】R. Immerman, ed., op.cit., pp.266-267.【注尾】许多个案研究也指出，杜勒斯在危机期间往往“言辞激烈而行动谨慎”，既非盲目反共，也非“道德”至上。【注释】R.Immerman, ed., ibid., p.241; Kenneth Thompson, ed., The Eisenhower Presidency (New York, 1984), p.35; Gordon Chang, Friends and Enemies, p.199.【注尾】类似的说法不一而足，但问题并未真正解决，因为相反的例子也不难找到，许多研究者对此仍然深感困惑。
五、问题与思考
阿瑟·林克等人曾经指出，杜勒斯是美国历史上“最有力量、最有影响和最有争议的国务卿之一”。【注释】阿瑟·林克等：《1900年以来的美国史》（刘绪诒译校），下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55页。【注尾】从研究现状来看，这句话依然适用。 美国学术界有关杜勒斯的研究成果虽已为数不少，但远不能说已经盖棺定论，其中的问题和缺陷也是很明显的。
最突出的问题是立论的片面和极端化倾向。“传统派”过分强调杜勒斯的作用，显然失之偏颇，他们对艾森豪威尔政府对外政策的认识也只限于一些表象，因而并不准确。“修正派”试图纠正这一偏差，却犯了矫枉过正的毛病。他们对艾森豪威尔的政策和“领导风格”的赞誉有时也言过其实。以安布罗斯为例，他忽而说“艾森豪威尔的最大失败是没有能够实现和平。他离任时冷战之紧张、危险和代价都超过以往任何时候。他在整个两届任期内继续扩大对苏联的压力”；忽而又说“他最大的成就是在外交政策方面，他缔造了和平又维持了和平”。【注释】Stephen Ambrose, Eisenhower the President, pp.620-626.【注尾】这种表述上的自相矛盾可以姑且勿论，通观全书，可知作者的意思是：尽管艾森豪威尔积极推行冷战，未能实现美苏缓和，但美苏毕竟没有发生战争，此即他的“最大成就”。这种似是而非的评价实在难以自圆其说。“后修正派”试图调和前两派的观点，在艾森豪威尔与杜勒斯的决策地位问题上，一部分人认为两人的作用不可偏废，另一些人则未能免俗，又回到“传统派”的老路，试图重新证明杜勒斯的核心作用。美国学术界在这个本身并不复杂的问题上来回折腾，虽然事出有因，却未免太过钻牛角尖，这种近乎偏执的思维方式，说到底还是非此即彼的二分模式在作怪。
艾森豪威尔虽然未必属于“被动-消极型”总统，【注释】James Barber, The Presidential Character (New Jersey, 1985), Chapter 6.【注尾】却也并不以独断专行名世，从决策的程序上看，他甚至可以说相当民主。所谓艾森豪威尔的“核心地位”，在许多人那里实际上也主要指艾森豪威尔的最后决定权。艾森豪威尔对一些决策机构的依赖程度与冷战时期的其他总统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国家安全委员会作为外交与防务问题的核心决策机制，其地位正是在艾森豪威尔时期开始真正确立的。【注释】参见Raymond Garthoff, Assessing the Adversary (Washington: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91); Anna Nelson, “The ‘Top of the policy Hill,’” Diplomatic History， 7 (Fall 1983), pp.307-326. 【注尾】既然如此，主要政策顾问们对苏联的估计和战略建言就决非无足轻重。
对研究者而言，决策过程固然重要，实施过程同样不可忽视，因为这关系到最初的政策意图是否真正得到贯彻。许多学者指出，艾森豪威尔本人的意图和实际结果之间常常有很大差距，“所谓由总统看不见的手幕后操纵的政府在某种程度上又会变成华盛顿官僚体制中许多看不见的手支配下的政府，而这些看不见的手可以将政策转到与总统的意愿无关的方向上去。”【注释】TorEgilForland, op.cit., pp.221-244.【注尾】加迪斯的分析更进一层，他指出，权力的内涵并不仅仅指拥有最后决定权，它还要求领导者有严格监督决定的实施以保证最初的意图不被破坏的决心和意志，并且具备向下属有效地灌输自己的战略思想的能力，而艾森豪威尔在这两方面都显得力不从心。这样一来，作风更顽强、也更善于鼓动的杜勒斯往往就能够给政府的对外战略打上他自己的烙印。【注释】John Gaddis, 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 p.163.【注尾】
另一个突出的问题是缺乏系统性和整体感。这在对苏政策这个首要问题上表现最为明显。虽然任何关于杜勒斯的研究多少都要谈到他的对苏政策，但对其对苏外交战略思想的系统概括和专门论述却并不多见，【注释】与此相关的一项较好的尝试是古欣的《一个政治家及其时代》的第7章。加迪斯《遏制战略》的第5章也涉及这一主题。【注尾】一般都限于局部的分析与描述，未能作纵向的联系（即探寻思想演进的轨迹）和横向的比较（即寻找各政策横断面之间的关联），以找出杜勒斯令人目眩的多种表象背后那些前后连贯的东西，勾勒出一个较为清晰的杜勒斯形象。争论各方往往从个别现象出发，以偏概全，结果是有一个具体问题，就有一个杜勒斯，他被支解成无数彼此毫无关联的碎片。虽然80年代以来研究者们一般都承认杜勒斯是一个相当复杂的人物，并已就过去许多研究的简单化和脸谱化的弊病大致达成共识，然而自“修正派”出现以来，杜勒斯的面目，包括他本人的对苏战略思想和政策主张、在政策形成和实施过程中的实际作用等等，不仅没有变得更清晰，反而更加模糊。简言之，“传统派”笔下那个过于简单化的形象已被打碎，而新的、更真实的杜勒斯形象却并未建立。无怪有人说，“杜勒斯如今仍是一个谜”。【注释】Cole Kingseed, Eisenhower and the Suez Crisis of 1956, chapter 1.【注尾】
正是由于忽略了杜勒斯思想的前后联系，加上对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对苏战略缺乏一个整体的认识，面对杜勒斯提出的那些具体的、有时自相矛盾的政策设想（有些只是转瞬即逝的念头），研究者们往往束手无策，无法作出合理的解释，或者为个别现象所左右，仓促地下结论。“公开-私下”的解释模式与两种“主义”之争也很成问题。首先这种区分有时并不容易，何况政治家的公开言论与实际考虑有出入也并非什么罕见的现象。问题在于，原因何在？在具体情况下哪一面与实际政策关系更紧密？再者，杜勒斯不是法理-道德主义者，就一定是现实主义者吗？有的解释很牵强，例如杜勒斯的律师经历，既可以被一些人用来解释他的教条主义和法理主义倾向，也可以被另一些人用来证明他的谨慎、灵活与讲求实效。 【注释】例如R.Immerman, op.cit., p.74; Ronald Pruessen, John Foster Dulles: The Road to Power (New York: Free Press, 1982), Chapter 4.【注尾】“公开-私下”的模式，还意味着杜勒斯经常有意掩盖美国的真实意图，有的研究者认为这是杜勒斯和艾森豪威尔的“模糊”战术。【注释】Gordon Chang, op.cit., pp.98, 121; R.Immerman, ed.,op.cit., pp.271-272. 【注尾】但这与杜勒斯“大规模报复”论的“威慑”逻辑是有抵触的。杜勒斯有一个著名的观点：“战争的最大危险在于苏联有可能会错误估计（美国的意图）。”【注释】Dulles address, in Dulles Papers (Feb.10, 1947), p.7. Quoted from M.Guhin, op.cit., pp.149-150.【注尾】虽然我们可以认为这种战略上的明晰并不排除战术上的欺诈或迷惑对手的必要，但杜勒斯究竟如何处理其中的矛盾，还必须进一步加以辨析。
总之，虽然有关50年代美国外交的个案研究已经大为深化，但未能在各种局部问题之间建立起联系，战略层次的研究很不够。同样，由于对杜勒斯的整个冷战战略缺乏宏观的认识和考察，战术和策略层次上的种种讨论，不仅杂乱无章、矛盾百出，而且很不确定。杜勒斯究竟如何看待美苏冷战的性质，如何看待他一再谈论的所谓“苏联挑战”或“苏联威胁”的性质，并未得到充分的揭示，而这恰恰是他形成自己的战略思想和政策主张的一个重要前提。正如凯南提出“遏制”政策，是因为他相信自己已经找到了苏联行为的“根源”、理解了苏联的战后世界观一样，不了解凯南的“苏联观”，便无从理解他何以主张“遏制”，也无从理解他所说的“遏制”在手段上究竟何所指。
其实，杜勒斯早在1939年就以《战争、和平与变革》一书公开表明自己的政治哲学，1950年又以《战争或和平》一书系统阐述自己的反共观念，就任国务卿时已65岁、并已具有40多年国际事务经验。他长期订阅有关苏联的出版物，对苏联和共产主义进行了广泛研究（《战争或和平》的第二章就是专门谈他对《列宁主义问题》的研究心得）。他不仅有自己的一套相对固定、持久的国际政治理念、思想方法和行为准则，而且对冷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及苏联的力量、对外目标和政策手段等等，也有一些最基本的看法。以其“和平变革”的政治哲学和对战后苏联内政外交的认识为基础，他在50年代初就已形成了自己的一套颇具特色的对苏战略观。杜勒斯许多对苏政策主张与其早期思想之间有明显关联。【注释】详见笔者将发表于《史学月刊》的论文：《略论杜勒斯对苏战略的早期思想背景(1919-1952)》。【注尾】
杜勒斯与“和平演变”战略的关系，也是一个看似清楚实则相当模糊的问题。杜勒斯经常被认为是西方演变战略的始作俑者，至少是其理论上的第一个系统阐释者，这不无道理。但必须指出，杜勒斯以“和平变革”论为核心的政治哲学，早在30年代后期即已基本成形。他在40年代以前所说的“变革”，主要指国际秩序或国际体系方面的变革，其重点并不在国家这个层次，甚至可以说并未直接涉及一国的内部政治体制问题。不过杜勒斯的“和平变革”说在战后特别是50年代以后的确发生了蜕变，其内涵越来越接近今天人们所说的西方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战略，即“和平演变”战略。由于两者在外观上非常相似，【注释】杜勒斯的“和平变革”原文多为peaceful change，但50年代以后也时常与peaceful evolution交替使用。【注尾】这一蜕变在理论上似乎没有任何困难，以至于“和平变革”说的本来面目差不多已被人遗忘，人们往往将其简化或等同于“和平演变”战略。杜勒斯本人也从未指出过其中的界限，他似乎已将“和平演变”政策视为其“和平变革”说的具体化。实际上，杜勒斯在理论上的这一转变与50年代苏东形势的变化和美国政策的调整有关，在艾森豪威尔政府针对苏东社会内部的宽松趋势之“演变”战略的形成过程中，【注释】演变战略在1955年的国家安全委员会5505/1号文件中得到正式确认，见FRUS 1955-1957, vol.24, pp.20-22.【注尾】杜勒斯逐渐将其“和平变革”说改造为“和平演变”战略的理论注脚。当然，反过来也可以从杜勒斯那里找到此种政策选择的某些思想根源。
上述情况表明，冷战史研究的深入，还需要加上一个冷战思想史的视角。作为冷战战略家和理论家，杜勒斯在界定冷战的性质、塑造冷战的观念、刻画苏联等共产党国家在西方社会的形象等方面，也有不可忽视的影响。评价杜勒斯这样一些冷战史上的重要人物，显然不能只看他们的某个具体主张是否被决策机构采纳，他们的冷战观念和言论本身就已经构成了冷战史的一部分内容。冷战主角们究竟怎样看待对手和冷战本身的性质，对于我们今天的反思尤其重要。
关于杜勒斯和50年代的美国外交，需要进一步思考和厘清的问题还很多，以上不过举其荦荦大端。一些西方学者尤其是美国学者囿于其研究立场和观察角度，不免会带有某种倾向性，在冷战格局下有时还相当明显，例如以凯南、摩根索、格雷布那等人对杜勒斯的诸般批评，主要不是因为他们与杜勒斯在政治哲学和思想方法上有什么根本的分歧，而更多地是因为——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杜勒斯在维护美国利益方面做得不怎么样”。【注释】R.Immerman, ed., op.cit., p.264.【注尾】因此，中国学者不能不加分析地跟着西方学者的结论转（当然也不能停留在过去那种纯粹政治层面的认识）。从我们自己独特的问题意识和相对于美苏两家而言的“第三者”的立场出发来研究有关问题，或许会有新的发现，也有助于更完整地呈现冷战史的真实画卷。杜勒斯曾经被我们当作“最好的反面教员”，形象之恶劣自不待言。如今时过境迁，又有不少档案材料可资利用，在学术的层面作一番冷静、深入的探讨，应该既有可能，也有必要。
石斌：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博士生、南京师范大学政治系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