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研究》2001年第1期
美国人的特性及其对美国教育的影响
李柏思
我是个职业外交官。在过去大约25年里，我的工作就是介绍美国，向亚洲、欧洲和南美洲的民众，说明美国的社会、文化、历史与政治。
除了担任外交官，我也当过老师。1971到1973年，我在香港中文大学教过英文和美国文学。所以说我在教育方面也有一些经验。本文所要谈的是美国的教育制度，以及美国教育制度如何受到美国人的特性所影响，但是我要用迂回的方式来说。首先，我想问一个简单但是与教育不太有关的问题：究竟什么是美国人？美国人与法国人、德国人、日本人、甚至中国人有什么不同？而美国的文化与社会特性，又如何影响美国的政治制度？然后，再回到原来的主题教育，谈谈美国的生活方式如何影响到美国的教育制度？
不过，我要先讲一个故事来说明我的看法。假设有一位法国人和一位美国人。他们两个都因为政府缩减预算而突然失业。问题是：他们会责怪谁呢？法国人会责怪政府。而美国人呢？他会怪他自己。从理智上说，美国人知道，政府的预算问题不是他的错；他无法事先预防不被解雇。但是从情感方面来说，在这位美国人的内心深处，他会觉得好像做错了什么事，否则为什么要解雇他呢？
美国人和法国人有一个很大的差别。法国是个传统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每个人都有强烈的身份与职业观。每个人履行各自的社会责任，政府则有义务要照顾他。因此，在我刚才说的故事里，那个法国人对政府背信感到愤慨。他觉得已经尽了力，为什么政府还违背协议，不给他应得的那一份呢？传统社会的生活有许多令人安慰之处。像在英国或日本，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的身份地位。
可是美国就不一样，美国不是传统社会，没有现成的身份提供给每个人。在美国，人人都要为自己负责，创造自己的人生。有时候政府会提供协助，但基本上美国人都是靠自己。美国人在社会上并没有现成的位置，必须自己奋斗。
美国有一位伟大的哲学家爱默生，他曾在著作里谈到个人心理学。他注意到，特别强调某一种心理特征，有其优点也有缺点。或者就像他所说的：“有利必有弊”。国民的特性也是如此。
当然，美国在其他心理方面也付出代价。美国人在社会上与家庭里没有强烈的自我感。这种缺乏认同的感觉会成为焦虑的一大来源。再回头来看我刚才提到的那位美国人。当他被解雇时，他的身份受到影响，这只能怪自己，不能怪政府。
美国人强调个人主义当然也有它的好处。那种对个人社会地位的焦虑感，激发了美国人的再造能力。
为什么美国人是这样？为什么美国所创造的社会与日本或中国那么不相同？这种差异是因为起源的不同：美国是一个由移民组成的社会。
人们当然对美国的建国经历有所了解。美国早期殖民地的开拓者，大部分来自北欧及非洲。欧洲人是自愿来移民，非洲人却是被迫来此做奴隶。重要的是：美国人都是来自其他地方。都放弃了原有的身份地位。不论你过去在伦敦是什么身份，是屠夫或王子、侍女或妓女都不重要。到了北美新大陆，你可以抛弃过去，从新开始。在这个世界里，很容易便可想到人人生而平等的观念。
为了更容易让人了解，让我举几个例子，说明美国与传统社会的差别。
以台湾为例，我在70年代中期是派驻台北美国文化中心的官员。当时，文化中心举办所谓“素人”画家洪通的画展。
当时，他默默无名，住在台南的乡下，很穷。我称他为画家，其实他不是，至少以传统的眼光来看，他不是画家。他在盐田里工作，生活清苦。他不识字，也从未受过艺术方面的训练。可是到了65岁时，他决定要画画。于是就利用有限的中文知识，自创出奇怪的书法。他的“作品”，如果可以这么称呼的话，是由动物、人类及花朵扭曲在一起，形成奇怪的中文字。他的作品非比寻常。所以，当美国文化中心为他举办画展时，台北市民的反应十分热烈。参观群众围绕着文化中心大排长龙。那是美国文化中心所举办的有史以来参观人数最多、也是最戏剧化的展览。
洪通的作品虽然受到一般民众的欢迎，可是受过传统训练的中国画家却有许多不满。他们在问：“洪通怎么能算是真正的画家？”“他是文盲，没有受过教育，他不懂绘画的传统。”大多数的台湾画家显然不能接受洪通是他们的同行。他不属于他们那一类。在传统社会里，要改变一个人的“阶级”身份，即使有可能，也会非常困难。
但是，我并不是说固定的阶级制度完全不好。有阶级的社会，让民众在自己的族群里有归属感。这有利于有秩序的社会，让每个人都知道对生活该有什么样的期待。例如日本非常的成功，就是因为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的本分。但是美国就不一样。在美国，个人没有固定的身份地位。人们必须一直努力，不断地创造新的自我。我想这是美国对移民极有吸引力的基础。无怪乎早期越洋而来的欧洲拓荒者，称美国为新大陆。对这些人而言，那是个新天地，一个几乎没有人烟的世界，却给愿意冒险的人充分发挥的机会。这些移民离开了受制于阶级、所得报酬是根据出身而定的社会，来到一个重视个人成就的地方。
从那之后，移民潮不断涌入美国。早期的移民自然是来自北欧，多半是英国、德国、法国。同时，大批奴隶也自非洲进口。19世纪末20世纪初，移民的热潮转移至东欧与南欧，以来自意大利、希腊、波兰及俄罗斯的人居多。自1965年后，拉丁美洲与亚洲裔的移民大量增加。我们不应对移民之路抱有过于浪漫的联想。移民的生活相当艰苦、压力很大、而且常常是不愉快的经历。第一代移民几乎遍尝千辛万苦。不过后代子孙大多一定会享受到辛苦后的丰硕果实。
除了物质与经济上的困境外，几乎每一群移民都遭受过种族歧视与迫害。例如，19世纪中叶来到美国的爱尔兰裔移民，就曾经被早他们几代移民美国的同胞、英格兰裔美国人严重迫害。早期的犹太裔移民大多成群结队来自德国，他们受过相当好的教育、经济环境也很不错，很快就能在美国社会立足。可是后来又陆续从东欧涌入大批穷困、不识字的犹太人。原先那些德国犹太裔的移民变得相当恐慌，要求政府禁止他们的穷“亲戚”移民美国。
20世纪初，亚裔移民在美国曾经受到严重的歧视。美国人认为亚洲人简直太不相同了，他们永远无法完全适应美国的生活，还会威胁到美国的制度。因为这些偏激的看法，美国国会在1882年通过“排华法”，又在1924年通过新移民法。这两项立意不良的法律截断了来自亚洲的移民潮，一直到1952年法律修改后情况才有所改变。
另一个故事，可以更清楚地说明这个法律对个人生活的影响。1984年我派驻在上海。在那里我遇见一位87岁的美国老妇人缪里尔·胡普斯（Muriel Hoopes），她在上海已经住了50多年。她给我讲述一些个人的遭遇，包括如何与丈夫浪漫的相识。她丈夫是一位20世纪20年代在纽约的中国交换学生。当她与新婚的中国先生离开美国时，美国移民官拿走她的护照，并告诉她说：“你不会再用得着这个了。你跟中国人结婚，已经犯下了可以驱逐出境的罪行。”从此她果真丧失了美国籍，来到中国，直到1985年才重返美国。所幸当时美国政府已经恢复了理智，胡普斯太太也拿回了她的护照。
由美国人的口中讲出这样的故事，的确既尴尬又难堪。不过我还是要强调，这个故事的结局是完满的。美国虽然有许多缺点，不过一路走来，它总会承认自己犯了错误，并且尽力加以修正。美国人对亚裔的偏见正是如此。虽然亚裔人士在美国曾遭受迫害，但他们同时也获得机会，在商界、学术界以及政界证明自己的能力。现在别说被摒弃于美国之外，亚裔人士已经是我们人数最多、最成功的族群之一。他们的表现出类拔萃。其实，亚裔美国人现在被称为“模范少数民族”。在美国，他们是教育程度最高的族群，薪水也高人一等。
美国人对各种运动和改变总是乐此不疲。美国人很少安于现状，而改变现状的上策，自然就是离开家，去寻找更美好的天地。例如最近的统计数字显示，每年平均每30个美国人当中，就有一个会迁居。德国是1/80，英国是1/90。日本人的迁居比例恐怕更低。我自己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家父是军人，因此我小时候常常搬家。现在我又担任外交官，还是在世界各地奔波。在过去的52年里，我住过德州、新墨西哥州、阿拉巴马州、田纳西州、肯塔基州、俄亥俄州、日本冲绳、 维吉尼亚州、华盛顿特区、科罗拉多州、加州洛杉矶、夏威夷州檀香山、 印地安纳州、密歇根州、俄克拉荷马州、纽约市、台北、台中、高雄、克罗地亚、上海、香港、和巴西的巴西利亚。
或许我是好流浪的美国人当中比较极端的例子，可是像我这样的美国人绝非少数。美国人都是移民的后代，好像都遗传了喜欢旅行的基因。
最近，我在一本杂志上读到，一位美国著名教育家、作家、企业家兼政府官员约翰·加德纳（John Gardner）所写的一篇文章。他这样写道：
“不久以前，我读到一篇讲贝壳类动物的文章，非常精彩。作者说：‘贝壳类动物面临着一个存在的抉择，就是要住在哪里。一旦决定以后，它的头就一辈子粘在某块石头上。’我们当中有许多人就是这样。”
美国人极怕会一辈子固定在石头上，停在同一个地方动弹不得。或许这就是为什么美国人都那么不安于室的原因。他们感觉有迫切的需要，必须不断改变，以免坐以待毙。
美国人似乎有处理紊乱的才能。他们在紊乱的情况下茁壮成长；这种情况似乎能激发他们的创作本能。这或许是资本主义在美国盛行的原因，因为美国人似乎不在乎，美国的企业兴旺了之后衰退，衰退了之后再兴旺和衰退，这样永无止境地循环下去。
那么，这样一个易变而紊乱的社会应该如何自我节制呢？政府又必须扮演什么角色？
像日本这样划一的社会，政府以诉求国家自尊、固有传统以及民族团结来取得力量。政府说：“我们日本人是非常特殊的民族，必须同心协力以维持我们在世界上的合理地位。”
美国的领导人根本不能这么做。因为美国人不是以传统或种族而结合在一起的。美国人不是单一种族，而是混血的民族。不过，美国人可能是唯一以理想立国的国家，这个理想就是：自由的人民可以自我管理。美国人不需要国王、皇帝或独裁者来告诉他们怎样过活。美国人不需要政府来告诉怎么做。他们需要的是，政府能确保竞争的公平性，让游戏规则对每个人一律平等。最重要的是，美国人确信，他们的命运是操纵在自己手中。他们必须相信智能、勇气和勤劳会得到回报，而且没有人是注定要殿后的。以克林顿总统的出身为例，他父亲在他出生以前便去世了，继父是个酒鬼，家里非常的贫穷。可是这种情形并未阻止他梦想更好的未来和实现梦想。
美国人有一个想法，就是政府应该保证每个人有平等的机会。如何才能做到呢？当然最重要的工具是教育制度。
我有一位好朋友，是美国派驻东京的外交官，担任当地的美国新闻处处长。这是她第二度派驻日本。第一次是在25年以前，地点在京都。当时她对日本非常着迷，深深爱上这个地方。她告诉我：“如果有选择的机会，我会选择做日本人。那是一个美丽、有秩序、而且富有美感的文化。可是当我第二次再来时，年岁较大，想法也随之改变。虽然美国有某些缺点，但我还是认定它是最适合居住的地方。你知道，美国是有第二个选择机会的地方。在日本却不可能。”在大多数传统社会里，也都不可能。
我的朋友特别谈到美国和日本的高等教育。例如在日本，如果在十八九岁以前未能上大学，那就永远进不了大学，根本不可能在三四十岁、甚至60岁以后再去上大学。也不可能在成年后再改变生活方式、学习完全陌生的领域，或改变职业。在大多数传统社会里，生命的早期，一切就决定了。如果无法念好的小学，就无法上好的中学，当然就别提好的高中及大学了。
美国教育制度比较主张人人平等。它反映出美国人的信念，就是所有的学生都应该有机会上大学，只要个人有这个意愿就行。美国的教育制度也反映出，美国人相信人是可以改变的。中小学成绩不好的学生，如果机会来了还是能有好的表现。一个最显著的例子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政府决定战争期间任何曾在美国三军服役的退伍军人，都可以接受政府的资助去上大学。当时有许多杰出的教育领袖反对这项政策。他们深信，来者不拒会大为降低大学水准，严重削弱美国高等教育制度。可是结果如何？这些退伍军人成为美国史上最用功和最有成就的学生。表面上，其中有许多人可能没有资格念大学。他们的智商不是很高；学习成绩也平平。可是作战经验改变了他们。他们已经不是乳臭未干、不知道如何安排自己的生活的小伙子。这些退伍军人，不分男女，由于自身的经历，使他们更珍惜获得的第二次机会。
美国的教育制度认为，学生在求学过程中不应该太早专精某一学科。美国人相信不论学生将来要做英文老师、医生、律师或工程师，通才教育对他们都有用。哥伦比亚大学就是个好例子。哥伦比亚大学的每个学生在前两年，都必须修习大致上差不多的课程。不管将来的主修是什么，他们必修的课程有历史、文学、政治学、音乐、艺术、科学，以及外语。这么做的目的在于培养视野宽广的通才，而不是心胸狭窄、除本行之外什么都不懂的专才。美国的医生和律师都必须念完四年大学以后，才能进医学院或法学院。
同样，美国的中小学也很强调课外活动的重要性。学校鼓励学生多参加跟学业无关的运动、乐团、学生自治、和其他许许多多的活动，其目的是要让孩子们多方面接触不同的领域，挖掘他们的潜力。虽然无法完全避免，但是美国人尽量使上学不以通过考试拿高分为唯一的目的。
说起智力测验，最近我读到一些有趣的文章。有几篇社会学的研究很令我意外。这些研究追踪了智力测验的分数、学校成绩和日后的成就之间的关系。其中一个名为“卡拉马助男童”的项目，追踪研究密歇根州卡拉马助市数千个男性由小学到终其一生的过程。出人意料的是，研究结果表明，智力测验的分数和长大后的成就并不相关。事实上，其中有几个后来成为医术非常精湛的医生，当年智力测验的分数却只有85分。换句话说，应该算是“接近低智商”了。虽然智商不高，学校却没有放弃他们。我相信这正是美国教育制度一个最大的长处：为大器晚成的人提供了空间。
谈到大器晚成，让我讲一个我最喜欢、关于美国教育制度的故事。我派驻上海的那段时间，曾与复旦大学一位教英语的陈女士成为好朋友。陈教授那时已70出头。40年代中期，她曾在美国东北部一间小型女子人文学院—史密斯学院就读。不幸的是，刚上大三时，因为家庭原因必须离开学校回中国。此后她也未能完成学业。1986年，史密斯学院公布了新的奖学金办法，允许以前休学的年长学生再回学校继续完成学业。70岁的陈教授也包括在内。她真的回到学校，取得了学位，她大概是史密斯学院有史以来年岁最长的毕业生。拿到学位后，陈教授前往洛杉矶，在当地一所二年制社区学院教书，抚养两个在美国读研究生的儿子。
在美国，老年人回到学校的情形越来越普遍。现在许多美国人选择阶段性的事业，如在同一个领域工作了15、20年后，他们会跳到另一个领域试试不一样的东西。可是，为了寻找一份新的更令人满意的工作，就得接受适当的训练。这也是终生教育、社区学院与远程教学开始流行的原因。
再过几年，我也会考虑退休。经历了50年的东奔西跑，也许该是我安定下来的时候了。但即使是五年以后，我也不打算停止工作。我想要作事，也许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此时就是美国“终生教育”新观念可以有所发挥的时候了。举例来说，我对管理大型官方机构有相当丰富的经验。我对台湾、香港及中国非常熟悉。我会说普通话、广东话、葡萄牙语，以及赛尔维亚—克罗地亚语。不过，我缺乏商业方面的经验或训练。退休后我若想进入企业界发展，应该如何补强这方面的不足呢？
我可以选择一所美国大学，马上开始修习商业硕士学位；也可以利用计算机通过空中教学，取得正式承认的美国大学学位。比方说，凤凰大学现在登记在案的学生有4.9万名，是全美最大、专供超过大专学龄的成年人进修的大学。它的65个校区与学习中心遍布全美。但是对我来说，最主要的学习中心就是我自己的台式计算机。
不过，假设我不喜欢以这种虚拟方式取得学位，那么像我这样的老顽固，应该如何修习大专课程呢？如果是这样，我只有等到下一次被召回华盛顿时，再到当地的大学夜间部去上课。那时候我会发现，许多鸡皮鹤发的同学坐在我左右，大家都在利用老式美国的优良方法，再次充电。人们可以看到，我们仍然在努力追求我们移民老祖先的理想。
有位著名的学者曾经写道，美国是由不受拘束、不按牌理出牌、渴望改变自己命运的人所建立的。这个说法符合美国的实际情况。
李柏思：美国驻华大使馆新闻文化处文化参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