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研究》2001年第1期

读《从对峙走向缓和：冷战时期中美关系再探讨》

陶文钊

          由中央党校姜长斌教授和美国波士顿大学教授、哈佛大学研究员罗伯特·罗斯（陆伯斌）博士主编的《从对峙走向缓和：冷战时期中美关系再探讨》（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11月第1版，以下简称《再探讨》）一书新近出版。拿在手上，书沉甸甸的， 很有份量。

    本书是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和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的合作项目的结晶。1996年10月在北京举行了一次国际学术讨论会，1998年5月在波士顿又举行了一次学术讨论会。现在作者将两次学术会议的论文作了认真修改，合在一起出版，为学术界奉献了一份厚礼。收入书中的中外学者的16篇论文探讨了从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中美关系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包括两次台海危机、中美大使级会谈、越南战争与中美关系、中苏分裂与中美关系，等等。

    一些美国学者对中国中美关系的研究有这样一种批评，即中国的中美关系史研究基本上是美国对华政策研究，他们希望中国学者更多研究中国的对美政策。对中国学者来说，这里有诸多主观和客观原因。原因之一是，我国中美关系史研究队伍的构成问题。对于研究中国近代史和世界史的学者来说，研究美国对华政策较之研究中国对美政策方便得多， 他们的长处主要在这一方面。要改变中国中美关系史研究以研究美国对华政策为主的状况，就要改变研究队伍的构成。《再探讨》在这一方面作出了很好的尝试。论文集的六位中国学者中，五位是研究中共党史和军史的学者，他们的教学背景和工作条件决定了他们在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对美政策方面具有别的学者不具备的优越条件，《再探讨》收录的他们的八篇论文中有五篇是专门研究中国对美政策的，其他三篇也侧重探讨中国对美政策。这是特别令笔者感到欣喜的。这里，笔者也想着重谈谈读了中国学者这几篇论文后的感想。所以本文不是对这本论文集的全面评价，而只是对其中中国学者论文的读后感。笔者以为这些论文有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论文对从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 的中国对美政策作了系统的回顾。作者把这20年的中国对美政策分作三段。（1）三年缓和。从1954年到1956年底，中国的对美政策主要是积极争取缓和，实行和平共处。1953年底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标志着新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发生了新的飞跃。五项原则的鲜明特点是：主张各国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平等相待，是对“一边倒”方针在内涵上的新补充，外延上的新拓展。其间虽有1954年下半年到1955年初的第一次台海危机，但中国在示强之后立即发出寻求缓和的信号，从而导致了1955年8月的中美大使级会谈的开始。（2）十年对抗。1957年起，由于国内国际的种种原因，中国对美政策重新强调斗争，前一阶段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比较稳妥、比较务实的外交政策被革命的理想所冲淡，中国外交政策的发展方向被锁定为同时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对抗，这种对抗支配了此后十年的中国对外关系。即使在中苏关系走向破裂的时候，缓和中美关系的考虑也完全被中国领导人搁置起来。在1964年 ，在美国侵越战争升级的情况下，毛泽东进一步提出必须立足战争，立足于早打、大打、打原子战争。总之，从1958年到1967年，中国同外部世界的对抗越来越尖锐。（3）新的选择。从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初，美苏两极格局开始动摇，国际关系开始重大调整，美国由于在越南战争的泥淖中越陷越深，首先感到调整对外政策的必要性，中国为了打破文化革命带来的外交困境，也有调整的需要，1969年的中苏边界冲突成了这种调整的突破口。笔者以为，这样的分期是符合中国对美政策的客观演变过程的，是实事求是的。中美接近意味着中国逐渐走出冷战的阴影，使中国外交打开了一个新的格局。

    第二，论文对各个时期中国的对美政策作了比较全面、均衡的分析，避免了简单化的结论。如在第二次台海危机中，毛泽东确定了避免与美国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的原则，而是用战争边缘政策对付美国的战争边缘政策。面对越南战争的迅速升级，中国领导人决定支持越南把战争打下去，直到取得彻底胜利；但同时，中国领导人又利用不同场合向美国传话：中国不主动挑起反美战争，但如果美国轰炸中国，就是向中国发动战争，中国对此作好了准备。笔者以为，对抗而避免直接的军事冲突，既是当时中国决策者，也是美国决策者的政策。这是中美两国从朝鲜战争中吸取了教训的结果。在朝鲜战争中，中美两国的物质条件相差甚大，但美国没有在战争中取得优势，美国确实领教了中国领导人的意志和决心。通过朝鲜战争，中国方面也认识到，在现代战争的条件下，武器装备、军事技术和后勤保障对于决定战争胜负具有更加重大的作用。这正是在剑拔弩张的台海危机中，在硝烟弥漫的越南战争中，中美双方都表现得比较克制，都在谨慎避免直接军事对抗的原因。

    对于“十年对抗”时期的中国对美政策， 作者既指出它受到“左”倾政策的影响，也对中国领导人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所做的努力给予充分肯定，指出，当时的中国外交有两个基本要素：紧张对抗和独立自主。中国领导人更加注重谋求中国独立自主的战略地位。中苏分裂的主要原因是苏联企图加强对社会主义阵营的全面控制，从而危害了中国的国家利益，中国领导人认为这是对中国安全的最大威胁。没有什么理由认为中苏之间的矛盾是可以避免的，虽然也许可以采取不那样激烈的形式； 也没有什么理由认为中美之间可能较早地出现和解，那种机会没有出现过。事实上正是由于同时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对抗，才使中国得以在美苏冷战尚在继续的大环境下取得一种完全独立的地位， 并为世界各国所承认，这正是在十年间中国外交所取得的最大的成就。而且由于中国领导人一直谨慎地避免再次与美国发生冲突，从而为以后的政策调整留下了余地。论文也指出，尽管毛泽东在言辞上与美苏针锋相对，毫不退让，但在处理与美、苏关系的具体问题上，仍然持慎重态度。表面强硬，实质“务实”是当时中国外交，特别是对美外交的显著特征。这样的分析是对中国外交中肯的、恰如其分的概括，它能帮助我们理解当时的外交政策和实践。

    第三，论文比较全面地剖析和揭示了中国对美政策演变的原因。中国决策者在第一阶段主要有三方面考虑：抓住时机，争取缓和同美国的关系；分化美国与其盟国的关系，首先打开同英、法的关系；防止台湾问题固定化。重新强调对美斗争，也有诸多客观和主观的原因：美国顽固坚持对中国的遏制政策，对中国实行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和军事包围三管齐下的政策，尤其是与台湾实行“共同防御”，有可能使台湾与祖国的分离永久化、固定化，这是最主要、最根本的原因；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关系的变化和波匈事件；高估了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优势，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作了漫画式的图解；国内“左”倾政策影响。在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初，一系列新的因素导致国际关系和中国对美政策的变化：持久的越南战争给美国社会带来了空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危机；中苏分裂改变了中国的安全环境；文化革命的极“左”政策使中国外交陷入困境，中国急需摆脱这种困境；等等。

    第四，论文对中国国内政治与对美政策的关系作了深入的探讨。论文指出，在“十年对抗”时期，中国对外政策的发展是与中国国内政治中的“左”倾发展相平行的。从1968年开始，这些激进政策的消极后果充分暴露，中国国内政策开始出现某些重要调整，这对中美关系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最终导致了中美关系的解冻。论文指出，1964年10月中国爆炸原子弹成功是一个重大的事件，它在国际社会引起强烈反响，也在美国引起震动，这实际上预示着一个人为地将中国排除在外的旧的国际秩序的结束，一个必须争取中国积极参与的国际新秩序的即将诞生。本来这是中国调整对外政策的一个极好契机。但当时声势浩大的“左”倾思潮席卷全国，在外交方面的主要表现是，对王稼祥提出的“为我国建设社会主义争取一个长期的和平环境”的具有真知灼见的建议概括为“三和一少”加以批判。结果使中国失去了一次调整外交政策的良机。“文革”导致全国政局失控，外事部门未能幸免，直至发生1967年8月的火烧英代办这样登峰造极的严重事件。毛泽东决心收束天下大乱的局面，并为此采取了一系列重要的步骤。它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1）重新逐步确立毛周体制；（2）逐步健全外交部领导机构；（3）改变四面树敌的极“左”做法，采取务实的态度处理国家关系，并对重返联合国采取积极的外交姿态；（4）重新思考国际战略格局，逐渐明确了中美联手、对抗苏联的战略构想，决定：“两霸，我们总要争取一霸。不能两面作战。”笔者以为，这一次中国外交战略的调整是极其重要的。虽然中国的政局仍然处在“文革”的混沌之中，但中国外交的新时期的曙光却已经显现。如果说中国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从整体说来是以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的，那么中国外交的新时期从70年代初却已经奏响了序曲。这一点很值得我们深入思考。我们对内政对外交的影响深信不疑，但外交对内政是不是也有某种反作用呢？这是我们至今还很少考虑的问题。

    第五，论文十分重视中美关系中的苏联因素。在本书论述的时期，中国的外交主要是处理对美国和苏联的关系， 而这两者又是互相联系、互相影响的。论文指出，在60年代前期，中苏关系在毛泽东的心目中的地位超过中美关系。苏联对社会主义阵营加强控制的做法对中国安全构成了最大的威胁，摆脱苏联的控制和影响，是一个生死悠关的问题。苏联所希望的是将中国置于苏联的核保护伞下，如同其他华约国家一样；而中国所追求的是平等的盟友关系，而不是战略上的附庸。在中苏关系破裂过程中，中国有得有失。从近期看，中国的损失是巨大的；但从长远看，中国摆脱了苏联的约束，真正走上了一条独立发展的道路。笔者完全同意这样的论断，许多历史事件，在发生的当时常常不容易看清它的意义。孤立地看事情的本身也常常不能正确、全面地理解它。中苏分裂就是这样。如果我们仅仅孤立地看中苏论战中中方发表的文章，我们是不可能理解这场论战的意义的。而如果我们联系后来1989年到1991年间，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的情况，而中国的改革开放的航船却在惊涛骇浪中继续前进，那么我们确实要为中国早早地脱离了苏联阵营而感到无比庆幸。

    第六，论文对毛泽东的外交思想作了比较全面、深入的探讨。毛泽东是中国外交的最高决策者，他的思想指导了中国从50年代到70年代中期的外交。论文指出，毛泽东的外交思想经历了一个复杂的变化发展过程，他的政策总的说来是得大于失。他的功绩主要是：（1）顶住了美苏两个大国的压力，捍卫了中国的主权和国家安全，虽然晚年他坚持“文革”这样的全局性的错误，但仍然高度警惕地注视着国家安全；（2）借助中苏论战，最终摆脱了由苏联控制的封闭落后的社会主义阵营，在发展中国家中站稳了脚跟；（3）利用美苏争霸带来的历史机遇，使中美关系由对抗走向缓和，迎来了中国外交的新局面。在建国之初，毛泽东选择了“一边倒”，与苏联结盟。十年以后，中苏同盟即将破裂，毛泽东选择了向两极格局挑战，在美苏格局以外求生存、求发展，这是中国外交走向真正的独立自主、真正成熟的新起点。而毛泽东的一个重要做法是在亚非拉结交“穷朋友”。这中间有成功，也有失利，一个重要的失利是在召开第二次亚非会议问题上的挫折。这一挫折表明，同时高举反帝反修两面旗帜的做法是行不通的。“文革”使中国外交陷入困境，毛泽东下大力气在外交上纠“左”，使中国外交逐步走出混乱局面，为70年代实现中国外交的历史性转变准备了条件。

    读过《再探讨》，笔者的一个总的感觉是：收益良多。如果要说有什么不足，那么一个比较明显的不足就是对中国外交中的毛——周体制没有进行具体研究。《再探讨》的作者不是没有意识到毛——周体制对中国外交中的重要性，指出，毛泽东的思想充满了哲学家的理想和战略家兼诗人的浪漫，周恩来则更多地具有政治家的务实精神和外交家的机敏。他们之间虽有过矛盾——这是不可避免的，但却谁也离不开谁。建国以来中国外交体制几经变化，但毛——周体制始终居于中心地位。在对美决策中，毛侧重于战略规划，周侧重于具体指挥和实际操作。书中在一些具体场合也提到了他们之间的分歧，如在1973年11月，在基辛格第六次访华后毛泽东根据不可靠的汇报对周恩来所作的批评。笔者同意上述这些说法。从中国20多年的外交实践看，什么时候毛——周体制得到维护和加强，中国外交就取得进展；什么时候毛——周体制受到削弱和破坏，中国外交就受到损失。具体研究毛——周体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研究从决策到运作的全过程，将使我们对中国外交史，包括中美关系史的研究深入一步。这是我们大家共同的任务。

    陶文钊：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