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述巡礼
《美国跨国公司的全球竞争》陈宝森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全书共637页，511万字。
作者陈宝森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从事美国经济研究的资深专家，撰有《美国经济与政府政策》、《美国经济周期研究》等多部著作。本书分为概论、竞争、管理、关系和理论五篇，全面介绍了美国跨国公司在美国国内和全世界的经济政治地位和影响，及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今的发展历程。书中辟有专章详论美国跨国公司从战略、人才、技术到销售、会计和价格的管理，对我国企业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由于本书是以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跨国公司对华投资战略”课题组的实地调查为发端写成的，因此其中有关美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尤其是在华投资的论述实例丰富，颇具特色。
(王荣军 供稿)
《后冷战时期的中美关系：外交政策比较研究》杨洁勉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11月第1版。除目录、导言、序和附录外，正文共九章。全书341页，共26.6万字。
作者杨洁勉，现任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美国室主任和研究员，长期从事中美关系研究，并具有一定的实践经验。本书是作者20多年来从事国际问题研究的心得。作者首先从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及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谈起，从宏观上分析了决策的理论和形势背景。接着，作者分述了中美两国各自的外交政策的形成和执行机构、思想库，从全球战略、外交决策理论、机制和实践等方面对中美两国外交政策进行比较。并总结出后冷战时期中美关系的一些新规律和新特点。
“附录”收录了中美间的“三个公报”和“联合声明”，以及中美友好省（州）市一览表。前中国驻美大使李道豫为本书撰写序言。（萧眉 供稿）
《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美〕亚历山大·温特著，秦亚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12月第1版。除译者前言、中文版前言、致谢、参考书目外，正文共八章，544页，全书42.9万字。英文版由剑桥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列入该社国际关系研究丛书(Cambridge 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温特是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学者，曾在耶鲁大学和达特茅斯学院任教，现为芝加哥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是全面阐述社会建构主义的理论著述。全书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讨论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集中论述建构主义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第二部分讨论国际政治，主要论述国际体系无政府文化的形成和演变。作者借鉴哲学和社会学理论，提出了国际体系是社会建构的核心论点，建立了国际政治的文化理论。作者对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范式——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个体主义方法论和物质主义世界观提出了深刻的质疑，以整体主义和理念主义为经纬建立起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框架。作者从本体论入手，认为仅仅研究国家行为是不够的，还应该探讨行为背后的国家利益和身份的形成。
译者秦亚青，政治学博士，外交学院教授。在为中译本写的长序中，译者比较详细地介绍了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学理背景、理论体系和学术意义。
(萧勤 供稿)
《美国对华政策与中国民族主义运动1904-1928》王立新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7月第1版。全书共459页，375万字。
作者现任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1996年11月至1998年11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从事博士后研究，该书即为他的博士后研究报告。本书分为三编共六章，及导言和结语。作者从中外关系的角度探讨中国民族主义运动与美国对华政策之间的互动关系，着重考察美国外交政策对中国国内社会思潮、政治运动和对外行为模式的影响，以及面对中国民族主义对中西关系格局和美国在华利益的巨大挑战，美国做出的种种反应和政策调整。作者认为，面对中国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浪潮，美国的反应大体有三种模式：一是有限的同情；二是抵制和打击；三是局部妥协和协调。具体而言，对那些不触犯美国利益或可能有助于打击美国对手(主要是日本)的民族主义运动，美国表现出谨慎的同情；面对中国提出的可能威胁美国在华利益或不符合美国战略需要的民族主义要求，美国则一概加以拒绝、压制和打击，为此甚至不惜动用武力进行威胁；另一方面，如果中国民族主义要求异常强烈或牵涉到更为重要和长远的战略利益，美国则采取局部妥协与协调的政策，即用某些让步消解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使之不致触犯美国在华的根本利益，如有可能还可以使美国在华影响有所加强。(第434页)本书系《中华美国学丛书》之一。(姬虹 供稿)
《美国城市史》王旭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10月第1版。除序言、附录和后记外，正文10章，全书共365页，286万字。
作者现为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自80年代初潜心研究美国城市史。本书是他在《美国西海岸大城市研究》之后发表的又一部美国城市史专著。全书分为上下两篇，上篇题为“殖民地时期至1920年：美国成为城市化国家”，共4章，概述了美国从英属殖民地发展为世界一流强国过程中城市发展历程，较为充分地展示当时城市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下篇题为“1920年至今：美国成为大都市区国家”，共6章，重点对大都市区化的成因、一般发展情况、影响等做了深入研究，探讨了大都市区的总体发展规律，提出了“大都市区化是本世纪美国城市发展的主导趋势”的结论。本篇还对城市化与新科技革命的关系、“城市更新运动”、美国区域经济结构的调整、老工业城市的复兴等问题进行了深层次的剖析，并对美国城市发展现状和趋势做了概括。作者把大都市区的发展作为1920年以来城市发展的主线加以详细论证，是一个颇有见地的尝试。
全书使用了大量原始资料，附录中还列出了“因特网址参考目录”，并附有说明。
(李壮松 供稿)
《美国文化与外交》王晓德著。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3月第1版。除绪论外，共10章，全书共计376万。
全书以“美国文化中的‘天赋使命’神话”开篇，将美国政治主流文化的流变、特点，以及具有代表性的外交政策行为分为十个专题进行研究。贯穿于全书的观点是：文化不仅在确定国家对外政策目标中起着重要作用，而且对一国外交政策的手段、方式和风格产生着巨大的影响。该书系世界知识出版社《大国文化与外交》丛书的第一部。
(王翠文 供稿)
《文化的断裂：美国黑人问题与南方重建》高春常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1版。除序、重建进程梗概、英文参考书目、后记外，正文包括导言、结束语，共八部分，333页。全书约30万字。
作者高春常，现任烟台师院历史系副教授。本书是作者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充实而成。该书侧重于从文化的角度揭示美国黑人问题的症结，作者指出，黑人问题首先是白人问题。白人的所思所行既是黑人问题的主要来源，也是解决黑人问题的主要外部推动力，其中包含了道德的力量。正是种族主义思想的根深蒂固，才导致美国白人重建问题的存在。与此同时，黑人也有自身的政治、经济和灵魂重建问题，特别是当他们能够追求自己的自由的时候。本书系《中华美国学丛书》之一。
《米德尔敦：当代美国文化研究》（美）罗伯特·S·林德、海伦·梅里尔·林德著。盛学文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5月第1版。除中译本前言、序言、附录外，正文共七部分，552页。全书39．6万字。
《米德尔敦》一书是社会学的经典著作。作者对美国一个社区——米德尔敦进行了观察，并描述出其活动的各个方面。在中译本前言中，李银河指出，关于米德尔敦的研究是社会学实证研究的典范。它既是学习社会学课程的学生的必读书，也是帮助一般读者了解美国经典社会学研究的一部优秀作品。尽管关于米德尔敦的研究已经是将近一个世纪前的事情，但是这部著作还是拥有极大的魅力。这首先是因为作者采取了定性方法与定量方法相结合的做法来研究一个小镇的社会生活，符合定性与定量两种方法兼收并蓄的潮流。书中还有许多值得当代社会学研究借鉴的地方。其次，书中所描述的美国一个小镇在现代化过程中所面临的社会变迁，对于所有正在经历现代化进程的国家（例如中国）具有多方面的启迪作用。此外，社会学经典作家对于实证研究所下的理论抽象的工夫，更具有超越时空的价值。
《美国赖以立国的文本》J．艾捷尔编，赵一凡等译。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年3月第1版。除前言、目录、索引外，正文共分15个主题单元，820页。全书50万字。
这是一部美国历史文献汇编，其中囊括了美国历史上自1620年“五月花”号靠岸到1996年微软公司年度报告等近二百篇著名的历史文献。从选材范围看，它既包括了制宪立法、政府文告、总统竞选、重要国务与外交活动的原始记录，也收录了相当一批有影响或有特殊历史意义的民间文献。从编撰方式看，一方面，它大体按照编年史的横向史序，依次记载了这个国家从创业之始、直到发达现状的发展经历。另一方面，它又将原本纷杂的诸多题材，分门别类地归入15个主题单元，以便多层面地展现美利坚民族性格的形成过程、内在矛盾、演变趋势，及其复杂的性格侧面。编者J．艾捷尔为每一篇文献撰写了导言。历史学教授J．卡尔顿博士为每一单元作了概括评述。原著（Words That Make America Great）由美国兰登书屋1997年出版。（侯颖丽 供稿）
《美国社会保障制度研究》邓大松著。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
作者邓大松，现任武汉大学公共管理与社会保障系主任、教授。本书共5章，分别对美国现代社会保障制度产生的思想渊源、直接原因，各阶段发展的内容、动因和条件，美国社会保障的基本特征、作用及发展趋势，以及西方伦理思想、资产阶级福利经济学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向运华供稿）
《百年华尔街》查尔斯·R·盖斯特著，韦伟、樊吉社、丁朝泉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年12月第1版。全书共190页。
作者查尔斯·盖斯特(Charles R. Geisst)是美国著名的畅销书作者、历史学家、金融学者和公司顾问。他在这本新作中，以150幅珍贵的历史图片，并辅以声情并茂的文字，向人们展示了华尔街在20世纪100年间所经历的风雨苍桑。读者在领略华尔街百年沉浮的同时，也对美国的股市文化以及美国的成长历程有进一步的了解。本书所载照片，其中很多几乎不可能再版，另有记录股市沉浮的图表，以及诸如煤炭和铁路公司的金融广告和股票证书复制品。
纽约证券交易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理查德·A·格拉索为本书作序。2000年4月，该书英文版在美国一经美国麦格劳—希尔公司推出即进入当年美国最畅销书排行榜，首印达10万册。
（韦伟 供稿）
Christopher Gates, “Creating A Healthy Democracy,”National Civic Review, Vol.88, No.4, Winter 1999, pp.259-264.
诸如贫穷、种族关系、工作、环境、犯罪和教育等许多问题，主导着地方社区需要解决问题的议事日程。然而这些问题的解决经常受阻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愤怒和挫折感、对于社区官员的猜疑、媒体对负面的聚焦和功能出现障碍的政治。致力于建立一个“社区民主的新模型”， 本文作者探讨了70年代和80年代用来促进健康、发挥作用的社区的途径。他得出结论说，没有一个方法足以解决今天的问题。相反，他说，“对于要重塑自身和推进根本性变革的社区来说，他们必须愿意重新界定民主、社区、公民的权利义务和领导”。21世纪成功的社区，盖茨说，将是那些找到方法使得商业、政府、非盈利组织和公民联合成为帮助一个社区达到它共同的目标和面对共同的挑战的“监护人”。
（袁征 供稿）
Lawrence Scheinman, “Politics and Pragmatism: The Challenges for NPT 2000,”Arms Control Today, April 2000, Vol.30. No.3, pp.18-23.
作者认为，加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是一件紧迫的事，因为该条约是唯一规定核国家必须致力于核裁军的国际机制。加强条约本身已经超越了任何具体军备控制问题上的分歧。所有国家都从条约的规范、规则和核查安排中受益，包括那些抱怨条约不平等、甚至反对条约的国家。军控观察家和参与者应该认识到，为实现《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目标所进行的努力和取得的进步并非总是线性的。由于条约仍将受到国际政治安全环境的破坏，条约成员国在履约时应负起自身的责任，同时铭记条约的最终目标是缔造一个无核世界。
Glen W. Goodman Jr., “Missile Defense Decision: Will Bill Clinton Give the Goahead for a Limited National Defense System or Pass the Buck?”Armed Forces Journal International, Vol.13, No.10, May 2000, pp.34-37.
作者认为，做出是否部署国家导弹防御系统的决定对克林顿总统来说是件棘手的事情，因为这个决定必须考虑各种各样的复杂变数，如总统大选、与俄罗斯谈判修改1972年的《反导条约》、确定那些所谓的“流氓国家”多久才能对美国构成弹道导弹威胁、评价对欧洲国家的影响等。作者详细描述了美国国家导弹防御系统的飞行试验，包括两次试验中的一次成功和一次外空击杀工具与目标“擦肩而过”。尽管一些军事专家认为在2000年做出部署决定过于仓促，但如果一切顺利，日程表要求在2005年部署国家导弹防御系统。作者还分析了各种可能发生的情况及其对国家导弹防御系统的影响。
Walter LaFeber,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Abroad: A Brief History,”Foreign Service Journal, Vol.77, No.3, March 2000, pp.26-33.
1630年，一位专栏作家首次将美国描述为“山巅之城”。作者用这个词汇讲述了美国信仰——负有带领其他国家走向自治和繁荣的使命——的演变。他用“例外论”定义美国人的信仰，并举出很多例证，认为尽管“例外论”“带有乐善好施的内涵”，但“在400年的扩张史中，美国人一直受到‘例外论’情结的推动，并与私利结合”，不断向海外扩张。他认为美国人必须接受制度本身的一些局限，避免植根于帝国循环中的衰落。
Stephen M. Walt, “Two Cheers for Clinton's Foreign Policy,”Foreign Affairs, Vol.79, No.2, March/April, pp.63-79.虽然克林顿总统的外交政策纪录仍有待改进，但作者认为“他不应受到他所受到的那些异口同声的指责。”他认为克林顿的批评者“没能理解美国国际地位的变化如何使得制订外交政策更加复杂化。”即便面对着一个党派的、孤立主义的共和党国会和冷漠的美国公众，克林顿仍试图与俄罗斯和中国接触，与核扩散斗争，使世界贸易自由化，挽救海地、波斯尼亚和科索沃的生命。不管谁赢得了2000年的总统选举，克林顿的继任者将继承同样的局限，遵循同样的路线。
Elliot Abrams, “American Power：For What?”Commentary, Vol.109, No.1, January 2000, pp.21-47.
诺曼·波德赫莱茨在1999年12月的《评论》杂志上发表了题为《奇怪的伙伴：新外交政策辩论指南》的文章，引起很大反响。本文收集了21位著名学者就此发表的评论，包括了意识形态上意义非同一般的极右观点。他们提供了一种各种观点的光谱，从明确无误地支持持续干涉到督促事实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在承担不断扩大的作用时保持克制。尽管他们都同意，美国作为世界舞台上的重要角色仍要积极地涉入国际事务，但美国的干涉应延伸到什么程度仍是引起广泛争论的问题。
I.M.Destler & Steven Kull, “U.S. Foreign Policy : What do Americans Want?”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Vol.46, No.2, September 3,1999, pp.B8-B9.
很多美国决策者认为，美国公众希望美国在国际舞台上扮演有限的角色，但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他们的判断是错误的。“在被调查的人群中，压倒性的多数74%认为美国应该做出与其相称的努力，同其他国家一起解决国际问题。”这篇文章介绍了这项研究及其结论，并分析了美国决策者做出误判的可能原因。作者参与了马里兰大学国际问题与安全研究中心的项目以及华盛顿国际政策态度项目。
Michael D. Swaine, Ashely J. Tellis, “Interpreting China’s Grand Strategy: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Report 2000. http://www.rand.org/publications/MR/MR1121
这项研究从历史和理念的视角分析了中国的大战略，确认了这项重大战略的主要特征以及影响大战略形成的主要因素，评估了大战略未来的发展趋势。
（樊吉社 供稿）
William Megginson,“Privatization,”Foreign Policy, No. 118, Spring 2000.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世界范围内的国营垄断企业私有化带来了好处，也带来了很多问题。本文作者梅吉森认为，问题是“如何将国有公司转到私人手中”而不是“是否要转”。梅吉森是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的企业管理学教授，他对人们普遍持有的有关私有化的盛行及其影响的八种观点进行了考察。在讨论“私有化使各公司更有效率但会对工人造成损害”这样一种看法时，他认为：“事情并不那么简单。”私有化的公司毫无疑问提高了效率和利润，而对因此而失去工作的工人的损害，则因工人获得的好处而有所减轻——作为消费者，他们能得到更低价格、更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他不同意私有化必然带来腐败的论断，认为，“通过公开出售股份来执行的私有化项目往往是增加透明度的典范，”因为各国政府在政治上显然有动力去确保这一过程中不发生丑闻。
Bruce Stokes, “The Next Revolution,”National Journal, Vol. 21, May 20, 2000.
作者为美国《国民杂志》的预算、税收和金融事务记者。文中，他考察了下一任美国总统和107届国会应采取何种政策以帮助中国更平稳地实现正在进行的经济过渡，认为中国能否成功地将其数目庞大的、过时的国有钢铁厂矿企业剥离出去，能否防止导致社会动荡不安的全国性劳工抗议的发生，对美国有重大意义。他指出，中国即将获得的WTO会员资格并不是包治百病的“万应灵药”，而只是美国与中国一个漫长的经济交往接触过程的开始。为加深这种接触，美国应废除对在中国做生意的美国公司提供政府支持的风险保险的禁令，废止向中国提供外国援助的禁令。在支持法律教育，培训法官，改善银行系统，建立风险资本基金和健全的股票市场，以及创建一个私营的退休金和养老保险社会之类的社会安全保障网络方面，美国对中国的援助都至关重要。
MoisesNaim, “Loris War,”Foreign Policy, No. 118, Spring 2000.
洛瑞·沃勒克（Lori Wallach）是西雅图发生的抗议世界贸易组织（WTO）运动的领导人。她将耐克运动鞋公司的首席执行官、美国财政部长和美国贸易代表视为“公司管理下的贸易制度”的代表，而这种制度在她看来是应加以改革或摧毁的。在接受本文作者的采访时，她说，WTO和诸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之类的国际组织将其规则和做法强加给并未做好接受准备的国家，从而造成了巨大的损害。她声称对WTO下一阶段的抗争将是“修补，或取消”运动，其目标是削减该组织的权力并使它更可靠、更透明。沃勒克以前曾经是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的反对者。
Andrew Berg & Eduardo Borensztein, “The Dollarization Debate,”Finance & Development, Vol. 37, No.1, March 2000.
本文两位作者都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研究部发展中国家研究室的高级研究人员，他们对一些国家的政府使其货币完全美元化的成本和收益进行了探讨，认为采取美元化政策的国家利率会较低，但也会丧失其铸币收入——除非美国决定与之分享它由此赚到的部分额外的铸币收入。而且，一国货币的美元化可能使该国即使在实际汇率高估的情况下也无法做出退出的选择。最可能从完全美元化中获利的是那些贸易和金融与美国高度一体化的国家。
Julie Kosterlitz, “The Economics of the Trade Real,”National Journal, Vol. 32, No.13, March 25, 2000.
作者为《国民杂志》的商业和经济事务记者，他指出，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报告认为1999年11月达成的美中贸易协议可能会给美国经济带来一些好处，而给中国经济带来的好处会更多。如果1998年该协议就能执行，将使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带来不到05%的额外增长，而中国的GDP将额外增长4.1%。但该贸易委员会的报告关心的主要是关税减让，对非关税措施涉及较少，在中国经济的重大调整（新协议所带来的结果）和中国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导致的潜在长期成本和收益方面助益不大。
DaniRodrik, “How Far Will Internat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Go?”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Vol. 14, No.1, Winter 2000.
作者为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他认为，世界要实现完全的国际经济一体化，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在下一个100年，世界将面临这样一个两难困境：一方面要平衡国际经济一体化的力量与民族国家和大众政治——高度动员的、易受影响的政治体系，另一方面要避免严重的政治经济灾难。他确定了几个因素，认为它们增加了民族国家世界最终被某种形式的全球联邦主义取代的可能性。他断言，技术进步将促进国际经济一体化，减少对全球政府的传统障碍。他说，人们将看到一个由视自己为全球经济一体化中的“失败者”和“胜利者”组成的临时性联盟。这样的联盟发展起来，是因为双方都认识到自己的利益在国际一致的规则、规章和标准下可以得到最好的实现。
（王荣军 供稿）
Sue T. Rinehart & Jul J. Josephson, ed. Gender and American Politics: Women, Men, and the Political Process. M.E. Sharpe Press, 2000.
这本由10位美国政治学家撰写的论文集着重研究性别对美国政治制度的影响。全书共分3个部分。第一部分考察了在政治行为方面男性与女性的差异。第二部分考察了在具体的公共政策方面（如在福利立法、税收法案、医疗改革和堕胎等问题上）不同性别所持的不同态度。第三部分考察了妇女在美国政府机构（如内阁、最高法院和国会）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由于本书的目标读者是政界人士或从事相关研究的专业人士，因此，书中较多地运用了政治学和社会学的技术统计和定量分析方法，对所涉及的问题进行了深层次的分析。以著名性别问题专家卡罗尔 吉利根（Carol Gilligan）为代表的一派学者认为，女性的性别特点决定了在大多数情况下她们的政治行为模式与男性不同。但本书其他一些作者则认为，这种说法大大地夸大了女性的性别心理对他们所持政见的影响。以最近20年来在一系列重大立法问题上女性议员的投票记录为例，她们的决策中看不到任何性别的烙印。
Charles T. Cross, Born a Foreigner: A Memoir of the American Presence in Asia. Lanham: Rowman and Littlefield, 1999.
本书作者是前美国在台协会（the American Institute of Taiwan）主席查尔斯·克罗斯的回忆录。书中记录了作者在亚洲特别是在中国的几十年的非凡的经历，对中美关系以及台湾、香港问题发表了他作为一个“知情人”的见解。克罗斯的父母是早年的美国在华传教士，克罗斯本人生于北京。当绝大多数美国人对亚洲的了解还仅仅停留在书本上的简单介绍或报章杂志上偶尔出现的简短消息的时候，克罗斯已经通晓亚洲历史。不仅如此，他还是日本军国主义野蛮占领中国的亲历者之一。之后，他作为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士兵参加了硫磺岛之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进入美国国务院驻外机关事务局（FS），先后担任美国驻新加坡大使和驻香港总领事。1979年他从FS退休，这为他被任命为非官方的美国驻台办事处主任一职铺平了道路。书中以较大篇幅回顾了他在台期间处理美、中、台三边关系中众多棘手问题的鲜为人知的经历。
（高英东 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