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研究》2001年第4期
“9·11”事件与美国对外态势
时殷弘
〔内容提要〕“9·11”恐怖袭击事件使美国公众遭受了非常巨大和深刻的心理冲击和精神震撼。急剧加剧的被威胁感和不安全感是当今在美国最普遍的一种情绪或心态，也是对美国的世界态势和对外政策走向最具影响力的一项心理动因。在此情势下美国要以准备对付所有可以想象的突然袭击为重点，调整、改造和加强美国的整个国家安全/防务机器。不安全感的骤然加剧还将使得美国对于一些同恐怖主义问题无关的安全和防务问题产生连带的强烈防范心理。在当前和最近一段未来时间里，总体形势对美国追求其对外政策目的高度有利。
关键词：美国外交/“9·11”恐怖袭击事件/恐怖主义/美国公众情绪/美国对外政策
一
要合理估计、即使是相当粗略地合理估计“9·11”恐怖袭击事件对美国的世界态势、对外政策目标、大战略选择和战略行为方式的影响，就必须大体认识和基本准确地推测决定所有这些的一大基本动因（就目前和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而言可以说是首要动因），那就是随着这一事件而来的美利坚民族的情绪、心态及其对世界状况和美国处境的最笼统认识。
“9·11”恐怖袭击事件以其突如其来的发生方式、空前惨烈的杀伤后果和对所有道德伦理的绝然践踏，使美国公众遭受了差不多史无前例并且异常深刻的心理冲击和精神震撼。对美国人来说，由于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而很少体会到的虚弱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强烈，由于首屈一指的经济、技术和军事实力以及特殊的地理位置带给美国人的安全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脆弱。如果考虑到此次事件的大规模恐怖主义性质以及美国人在冷战结束和海湾战争胜利之后的自满自得，就可以说甚至60年前的珍珠港袭击也未能造成那么大的心理震动，连同与之相关那么强烈的愤怒。美国对此次事件的定义（先出自公众舆论，而后由总统加以宣布）——“战争行动”最概括、最强烈地表现了这一点。
急剧加剧的被威胁感和不安全感，显然是当今在美国公众、政界甚至对外政策思想界最带普遍性的一种情绪或心态，也是对美国的世界态势和对外政策走向最具影响力的一项心理动因。恐怖袭击发生后两天，《纽约时报》刊载的一篇文章不能不被认为有相当的代表性，其中将美国行将进行的反恐怖主义战争称为第三次世界大战：“这场第三次世界大战不是使我们同另一个超级大国拼搏，而是使我们——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自由社会、自由市场和西方价值观的根本象征——同所有被赋予超级能量的愤怒的男男女女交战”。【注释】Thomas L. Friedman, “World War III,”The New York Times, Editorial, OpEd, September 13, 2001. “赋予他们超级能量的，是他们利用这个被联成网络的世界、亦即他们所仇视的互联网和高技术来攻击我们。”Ibid.【注尾】特别由于“9·11”事件的大规模恐怖主义性质，【注释】在此，明了当代恐怖主义的广泛公认的性质规定，对于目前仍未明确意识到有必要作此界定的中国国内有关的公众讨论来说，是重要的。可以从行为者、手段、对象和目的这四个方面来规定和分析恐怖主义。作为传统的恐怖行动和当代恐怖主义之首要共性的是其手段，即经过秘密筹划而突袭式地发动的、往往超出伦理界限的伤害行动。特别作为广泛公认的当代恐怖主义特征的，是其蓄意伤害的对象，即无辜的平民。与此密切相关，当代恐怖主义一般的目的包括：依靠突然杀害无辜平民所引起的恐怖，使政府在国民眼里显得不能保护他们，即不能履行国家最起码的功能；使政府自身感到无能无助，从而大大削弱甚或剥夺其有效行政的一大前提——自信；使被广泛认为是恐怖行动发生的一大原因的政府有关政策或行为受到国民的严重质疑；使恐怖主义势力的存在及其最笼统的政治意向广为人知，并且使之显得无所不能；依靠进行恐怖行动激发或维持恐怖主义组织成员的士气，同时向其自我证明恐怖主义组织存在的理由和价值。对恐怖主义所作的最为有名的理论性研究著作为Walter Laquer, Terrorism (Boston, 1977)。关于在对当代恐怖主义定义方面的一些带有重要政治含义的困难或争议， 参见Shireen T. Hunter, “Terrorism: A Balance Sheet,” in Stephen L. Spiegel, At Issue: Politics in the World Arena, (New York, 1991), 6th edition， pp.350-365, esp. pp. 351-352.【注尾】连同一种早已有之、于今为烈的有时是过头的意识，即这个世界上存在许许多多仇视美国权势乃至美国价值观体系、乐意看到美国遭殃和衰败的人，可以说美利坚民族产生了一种受困心理，多少觉得除了萨达姆之类公开的敌人外，世界上（甚至在美国国内）可能到处潜藏着对美国的威胁，而且这些威胁中有相当一部分是难以明察、难以预防和对美国人来说致命的。国际社会对“9·11”恐怖袭击的一致强烈谴责，美国就打击恐怖主义得到的异常广泛的国际支持和合作，只能在相当有限的程度上缓解美国人的这种受困心理。
事实上，冷战结束后美国人的被威胁感一直存在，即使美国已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即使它特别在总的军事力量和先进技术的领先程度方面差不多任何其他国家都无可攀比。仅从美国近年来大量拍摄灾难电影并且在国内获得巨大的票房价值，就可以感觉到这种不安全心理。国家导弹防御设想和计划（NMD）所以自90年代末以来得到美国公众相当广泛的呼应和赞许，针对某些国家的“威胁论”所以在美国很有市场，都同这种不安全心理密切相关。不仅对美国人、某种意义上也对许多其他国家人民来说大有惊世骇俗意味的是，虽然西方、特别是美国政论界、对外政策思想界乃至美国政府至少十多年来大谈恐怖主义问题，将其当作当代世界最重要的“全球性问题”（或曰“非传统威胁”）之一，美国本土居民和海外人员先前也遭受过多次恐怖主义袭击，但这次大规模惨剧仍完全超出哪怕是最重视恐怖主义问题的那些人士的想象，更不用说超出美国政府任何已有的预防或应变措施所及。在此情况下，受到“9·11”恐怖袭击巨大打击之后的美国人，其被威胁感难免急剧膨胀，而且大概更加难免深感遭受威胁和不安全的人常有的一种倾向，即过度惊恐、过度疑惧，以及由此对世界的看法过度简单化。
二
来自美国的几乎一切信息都表明，美国人已在悲伤、惊恐的同时，下决心在复仇之外，要全力捍卫和加强自己的被发现很不牢靠的安全，包括：（1）支持或推动政府以比先前打击恐怖主义的任何时候都大得多的规模、力度和手段选择范围，连同大大超过越战结束以来承担自身资源和生命代价的意愿，对它认定或指控的恐怖主义势力进行猛烈的军事打击；（2）行将指向阿富汗（或许还有其他某些地方）的打击不仅如一般人一开始就预料的那样必不可免，而且会像许多人还未明确意识到的那样一定会打到底，即不至少粉碎目前被认定为主要的恐怖主义组织对美国发动较大规模恐怖袭击的能力就绝不收兵；【注释】恐怖主义者行踪难觅，宗教狂热者藐视死亡，阿富汗地形不利常规作战：所有这些以及其他事实不应使观察家们过高估计美国打击对象的抵抗能力，或者说过低估计美国实现军事打击的主要目的的能力。要能够对美国发动较大规模的恐怖袭击，一般需要一个足够精细、足够复杂和足够规模的恐怖主义“战略能力网络”，而这样的网络越是如此，它相对来说就越脆弱。另外，当前的恐怖主义势力即使有宗教狂热这一精神支撑，也大概会像绝大多数精神运动一样，有其“疲劳极限”。关于这一点，参见David PryceJones, “Twilight of the Ayatollahs,”National Review, August 30, 1999, paragraphs 2, 16.【注尾】（3）倾向于容许、甚至乐意为预防和打击恐怖主义势力而多少限制公民自由，减小社会的自由和开放程度，增大美国政府的社会控制权，增大总统及其行政部门的对内对外权力——一句话，容许甚或乐意在一定程度上以减小自由为代价来换取安全；【注释】“请回忆一下今天（9月11日）以前的生活是怎样的：旅行自由，隐私权，在我们自己家里和在我们的城镇中的悠闲感和安全感。所有这些自由现在都减小了……胜利不会容易赢得，我们可能不得不放弃一定程度的自由，以便维持所剩自由中最好的东西。”Howard Fineman, “The Challenges ahead for Bush,” http://www.msnbc.com. edgesuite. Net/news/627154-asp.htm 01-9-12.【注尾】（4）广泛和强有力地支持大大增加广义的防务预算，其中既包括至少在短时间内将“有求必应”的军事打击（“战争”）费用，也包括大大加强为在美国国内预防、清查和扫荡恐怖主义的“国内安全”支出，还包括为获取必要的反恐怖主义国际合作而不能不开销的有关的外援资金，外加为使美国整个国家安全机器适应防备对付恐怖主义袭击这一头等必需所要耗费的巨量资源；（5）由政府尽快通过双边和多边的外交活动，包括外交协商、许诺酬赏和示意威胁，构建一个实际上由美国主持的、尽可能全面、广泛和有效的全球反恐怖主义国际体制，在其中各国须接受主要由美国倡议的原则、规范、规则和程序，承担实际上多半由美国规定的尽可能具体的义务，而各国的国家主权、特殊观念和“局部”利益在美国人看来，决不能成为美国预防和报复恐怖袭击、打击美国认定的恐怖主义组织及其支持者这一根本的美国利益的不可逾越的障碍（非常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在近来的谈话中，实际上可以说宣布了美国为这一全球体制规定的两条根本的、不能不认为富含霸权主义可能性的原则——可以称之为“鲍威尔主义”的美国对外政策新的基本信条：第一，美国将以一个国家对恐怖主义的态度和是否(向美国)提供反恐怖主义合作来决定对该国的态度；第二，美国要在世界上发现恐怖主义的一切地方打击恐怖主义。【注释】Cal Thomas, “Putting Moral Equivalency to Rest,”The Washington Times, September 15, 2001; R.W. Apple, Jr., “Ally or Enemy in ‘Global Assault’,”International Heralde Tribune, September 15, 2002.美国这一“咄咄逼人的新对外政策”意味着“在这类新的战争中，没有（或曰不容许有）中立的国家，也没有明确的地理界限。”Ibid.此处括号内的话为引者所加。【注尾】用布什对国会两院演说中最引人注目的话说：“要么站在美国一边，要么站在恐怖主义一边。”）；（6）以长期性地准备对付所有可以想象的突然袭击（尽管首先是来源不明的袭击者的突然袭击）为重点，调整、改造和加强美国的整个国家安全/防务机器，连同有关的国防理论、军事信条、战略规划、战略能力等等，它们突然被极为有力地证明在很大程度上不管用，或至少在一大重要方面几乎完全不适用，而这一调整、改造和加强显然需要经年累月的努力和大得难以预计的巨量金钱；【注释】一位美国政论家的如下一席话表达了大多数美国人很容易产生的一种想法：“我们处于战争中。战争改变一切……我们生活在一个危险的世界上，我们决不能忘记维护我们的国防是多么地极端重要……当务之急是重建防务和国家安全结构，它在近年里缓慢但不断地被侵蚀。……恐怖主义者使用核武器或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威胁迫使我们牢记战略防御措施的紧迫需要，在技术上全面重构我们的防御态势的紧迫需要。”Lawrence Kudlow, “Arsenal of New Policies,”The Washington Times, September 16, 2001, paragraphs 3-5. “在财政上，这将花去上万亿美元。就这样吧。这在资助军事安全的债券中是九牛一毛。债券能为旨在自由的投资提供资金。”Ibid., paragraph 6.【注尾】（7）在加剧了的总的被威胁感和不安全感影响下，将近乎一致地原则上支持国家导弹防御，可能还有主要旨在保护海外驻军的战区导弹防御，【注释】参见Adam Clymer, “Air Terrorism Said to Help Argument for Missile Shield,”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September 15, 2001. http://www.iht.com /articles/32680.html. 一位参议员称：“说因为昨天的袭击来自这个方向、那么明天的袭击就不可能来自另一个方向，是愚蠢的。”Ibid., paragraph 14.【注尾】尽管由于“9·11”恐怖袭击事件的教训，这两项计划已没有可能被当作准备对付突然袭击的唯一、或者（退一步说）最优先的防务技术和武器系统重大创新与投资项目。
对世界上其他一些既反对恐怖主义、也反对霸权主义的国家来说，需要特别关注和心存戒备的除了上述第5、6、7项，还有一种难免的“溢出效应”，那就是美利坚民族被威胁感、不安全感的骤然加剧，将重新激发或加剧多少是不分青红皂白的国际眼光和简单粗糙的思想方法（了解美国在对外关系方面的政治文化传统和冷战高潮时期美国对外政策史的人会很容易懂得这一点【注释】参见John Lewis Gaddis,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 A Critical Appraisal of Postwar American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Oxford and New York, 1982), chapters 4, 5, 7; Thomas G. Paterson,Meeting the Communist Threat: Truman to Reagan (New York and Oxford, 1988); chapters 1, 3, 4, 8, 10; 时殷弘：《与复杂局势相违的简单化政策：冷战时期美国在东亚的安全政策》，《美国研究》1997年第2期。【注尾】），而这可能会导致美国政府在处理带有潜在冲突性的那部分国际关系时总的来说倾向于更为强硬，对于一些同恐怖主义问题无关的安全和防务问题产生或增强连带的强烈防范心理。这样的情况，有如某个在一个方向上受到剧烈打击的人（何况此人原本就怀有对外部世界的某些过头疑惧，并且时时草率判断和情绪冲动）容易倾向于神经质地想象可能受到所有方向上的明枪暗箭，或者把对于心态平常的人来说并非严重的一些麻烦异常过敏地当作至关紧要的侵害。《远东经济评论》对美国政治和对外政策素有较深切的感觉，该杂志的一篇由其多名评论家和记者合作完成的重头文章强调：“甚至在（“9·11”）袭击之前，华盛顿在乔治·W·布什总统领导下已改取鹰派方向，直截了当地支持台湾和对北朝鲜更为强硬。9月11日之后，这一姿态可能进一步强化。”另外，“这一悲剧是否支持了已在布什行政当局中占上风的单边主义者？许多人会争辩应结束美国的单边主义，以便有效地同其他国家合作打击恐怖主义。然而，华盛顿将在国内压力之下，不管有没有区域协助都采取行动保护自己。”【注释】Bruce Gilley and REVIEW correspondents, “Terror’s Aftermath,”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September 20, 2001, paragraphs 6, 7. “这可能意味着突然进攻窝藏或支持恐怖分子的国家……并且立即加速构建国家导弹防御体系的计划……”Ibid., paragraph 7.【注尾】
三
作了上面所有那些观察、分析和预计，加上了解国际社会对“9·11”恐怖袭击事件和美国态度的反应，大概可以说在当前和最近一段未来时间里，总体形势对美国追求其狭义和广义的对外政策目的高度有利。这里的狭义目的，指的是报复和打击恐怖主义势力，预防和力争杜绝它们对美国的较大规模袭击；而所谓广义的目的，则是可以紧随报复和打击恐怖主义势力而来的地缘政治和地缘战略意义上的副产品，连同可以因为大力主导构建全球反恐怖主义体制而得到的、组织国际体制和制定国际规则的优势意义上的附带利益。对于美国政府追求这样的双重目的来说，迄今为止的事态提供了异常有利的时机。美国国内的公众情绪和公众舆论造就了成功的最重要保障，即大致是举国一致，群情激愤，在对恐怖主义进行大规模打击方面全面拥戴政府领导，积极服从政府统率，甘愿承受到目前为止被模糊地想象的几乎所有各类代价——一句话，认真和自觉地投入了他们自己定义的战争状态。与之密切相关，美国政坛上骤然出现久违了的两党一致，而且几乎是在一切问题上。用不少民主党国会参议员的话说，“现在不是搞党派斗争的时候”。【注释】Clymer, “Air Terrorism Said to Help Argument for Missile Shield,” paragraph 3.【注尾】这为往往苦于反对党作梗的美国行政当局制定和实施政策提供了重大便利。
不仅如此，美国自恐怖袭击事件发生以来的10天里，得到了异常广泛的国际支持（不管这些支持有多少仅仅是或大半是口头上的，或者附带保留性的告诫和希望的），其广泛程度近50余年来美国从未享有过。所以如此，一是因为绝大多数国家在道德上憎恶以无辜平民为主要伤害对象的当代恐怖主义，并且早就认识到恐怖主义势力乃国际社会和人类的公害（其中不少国家亲历过恐怖主义行动造成的痛楚）。二是因为某些国家受制于美国在“9·11”事件发生后施加的影响或压力，或因为在反对恐怖主义的原则立场之外还有地缘战略和外交考虑。然而原因还不限于此。美国此次所以得到异常广泛的国际支持，还由于一个简单的、须以常情来对待的事实——美国人民遭受了恐怖主义空前巨大和残酷的生命伤害，哀莫大焉，因而必须充分理解和同情他们的悲愤，而对于美国政府的某些不合理反应，或者对于它掺杂在反恐怖主义行动中的权势政治意图，如果要限制和抵制，眼下一般也需采取较为委婉的方式。美国由于5000无辜生灵横遭涂炭，获得了一种“哀兵”般的非同寻常的道义优势，这可以说也是它近50余年来未曾有过的。
在当前和最近的一段未来时间里，总体形势对于美国追求其双重目的而言的高度有利性质，还同战略理论和战略史研究中经常遇到的两个基本问题相关：一是战略目标的明确和集中程度，二是战略能力供给的充裕程度。在不论其他因素的情况下，这两项程度越高，战略的有效性就越大。【注释】保罗·肯尼迪的名著《大国的兴衰》大概是从战略史（大战略史）角度最频繁、也最自觉地论及这两大基本问题的书籍。参见时殷弘、魏长春：《保罗·肯尼迪的战略思想》，《美国研究》2001年第2期。【注尾】在“9·11”事件以前，如果足够全面和耐心的话，便可以对美国冷战后对外政策决策作如下总的判断：“迄今为止和在可以较明确预见的未来，冷战后世界政治的高度复杂性、分散性和流动性决定了美国不可能找到一个真正足够强大、同时又足够敌对的外部力量来当作举国上下可以较为经久地‘同仇敌忾’的对象，从而决定性地简化它自己的对外政策问题。”【注释】时殷弘：《论钱其琛副总理访美的必要、成就和启示》，《国际论坛》2001年第3期，第3页。【注尾】在“9·11”事件以后，这个判断随事态的突变而在很大程度上不那么适用了，至少在未来可预见的一段时间内是如此。多少出于一定的偶然性，美国现在突然有了一个“举国上下可以较为经久地同仇敌忾的对象”，那就是布什在近乎普遍的国内共识背景下，发誓要以一切可用手段在世界范围内打击的跨国恐怖主义。战略规划、资源动员、力量调配，以及政策行动效率由此得到的裨益不言而喻。至于战略能力的供给，就这一大战略目标而言至少目前和最近的一段未来时间里可谓异常充裕，那特别是来自上面所谈的美国国内公众情绪和公众舆论状况，外加两党一致和异常广泛的国际支持。最后，还有一项主要因大战略目标变得明确、集中而来的战略裨益：战略调整变得比较便利，原先在这方面的很大一部分争执、犹豫、推诿、拖沓和无所适从会由于“大敌当前”而被抑制或消减，各局部的战略安排一般将受制于“9·11”事件这场灾变所“强加”的新的战略目标轻重缓急次序。事实上，这也是人们在历史上一场战争开头时往往可见的国家战略行为方式图景。
在考察和分析了“9·11”事件发生至今美国公众和政界最带普遍性、也最有影响力的情绪或心态后，可以明白在既坚决反对恐怖主义、也提防霸权主义之外，现在思考局势和规划对策还要有两个基本出发点：第一，美国人现在处于举国上下悲伤、愤怒的“国觞”时节；第二，美国人认为（而且已经由他们的总统宣布）自己业已处于战争状态。他们的被威胁感、他们采取非常措施和非常政策的决心、他们为此支出巨量资源的意愿已非同寻常。不仅如此，他们至少眼下处于对追求其狭义和广义相兼的对外目的而言异常有利的总体形势之中。在这样的情况下，必须以非同寻常的审慎来对待美国。
（完稿于2001年9月22日）
时殷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美国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