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研究》2001年第4期
在全景上展开中美关系
——读蓝普顿的《同床异梦》
陶文钊
冷战结束以来，中美关系跌宕起伏，走过了一条崎岖坎坷的道路。这十年的中美关系给我们一些什么样的经验和教训？中美关系为什么就这么难，是否注定要这样动荡不定，大起大落？中美关系的前景究竟如何？不仅中美两国的学者在思考这些问题，就是一般的群众也在关注这些问题。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SAIS）中国研究系主任、著名中国学家蓝普顿教授的新作《同床异梦：处理中美关系1989-2000》【注释】David M. Lampton, Same Bed, Different Dreams. Managing U.S.China Relations, 1989-2000 (Berkeley, Los Angeles,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Ltd, 2001). 【注尾】正是回顾历史、探讨这些问题的一本非常及时的专著。匆匆读罢，获益匪浅，觉得值得向我国同行介绍推荐。
一、本书的结构
詹姆斯·曼的《改弦易辙》【注释】James Mann, About Face. A History of Americas Curious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from Nixon to Clinton (New York: Alfred Knopf, 1999).【注尾】和帕特里克·泰勒的《长城》【注释】Patrick Tyler, A Great Wall: Six Presidents and China (New York: A Century Foundation Book, 1999).【注尾】是在《同床异梦》之前出版的两本重要的关于中美关系的著作，这两本书资料翔实，对许多问题的叙述绘声绘色，读来饶有兴味。蓝普顿教授的著作却又有自己的特色，其中之一就是本书的结构。本书共分四编：第一编是叙事编，按照时间顺序讲述这十余年来中美关系的事态发展；第二编是从“全球层次”分析中美关系；第三编从两个国家和社会层次分析中美关系；第四编叙述个人在中美关系中的作用。最后有一个言简意赅的结尾。
第一编第一节名为“转折点”。作者认为在这十年中有四个“关系特别紧张”的时期，即所谓转折点，这就是：北京政治风波以后的一段时间，1993年克林顿政府把对华最惠国待遇与中国人权状况挂钩，1995至1996年台湾海峡的“军事对抗”，1999年4月到11月这个时期。在这一编里，作者分两节叙述了中美之间的安全问题和经贸、人权问题。
第二编第一节是“全球机制和经济流量”。作者列举了全球性的政治、经济和军控机制，中美两国在这些机制中的参与，它们之间的合作和矛盾。第二节名为“第三者的困惑”。在本节中，作者详尽分析了中美关系中的台湾问题、香港问题、俄罗斯因素、日本因素。
第三编是“国家与市民社会层次”。在第一节中，作者分析了中美两国不同的历史、哲学、文化背景，不同的价值观念，双方对对方的看法，双方社会对外交政策的影响，传媒对外交政策的影响。第二节专门论述国内政治与外交的关系。作者认为，美国决策者和公众夸大了中美两国在内政与外交关系方面的两种不同体制的区别，而没有充分看到两国在这方面的共同之处。在国内政治中，作者既分析了中央政治，也阐述了地方政治的作用。
第四编是“个人层次”。这一编集中分析了中美两国决策者和一些有影响的个人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这样一种结构的一个极大好处是可以在全景上展开中美关系，不但叙述这十年中美关系的演变过程、来龙去脉和前因后果，而且对影响中美关系的不同层次的种种因素都可以进行比较充分的、从容不迫的分析，而且可以把有关的论述集中在一起，对中美双方的情况加以比较。比如在第二编中，作者对中美关系中的台湾问题、香港问题、俄罗斯因素、日本因素的论述都具有相对的完整性，几乎可以把它们作为单独的论文来读。在分析俄罗斯因素时，作者又从不同角度展开，剖析了影响中俄关系的种种因素，中国可以利用俄美关系的四个领域，读者顺着作者的思路，对问题的理解一步一步地深入，但这些“枝杈”又都是从中美关系这棵树上生长出来的。作者的分析思路清晰，简明扼要，读者既容易深入进去，又容易从书中跳出来。当然这样的结构也会产生一个问题，那就是可能会有一些重复，有些问题，比如李登辉访美这样的重要问题会在书中反复提到。但作者显然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因此现在读来还没有过多重复的感觉。
练气功的人有一句话，叫“大道无形”，是说达到一定境界后，不必追求一定的形体动作，随时随地都可以练习气功。这个原则对于历史著作也应该是适用的。《同床异梦》给人的一个启示是，我们也可以探索和尝试自己认为合适的形式，而不必过分拘泥于已有的程式。蓝普顿教授就作了一次成功的尝试。
二、本书的特色
除了上述结构方面的特色外，本书还有以下显著的特点。
第一，如果把历史学著作分作叙事性（narrative history）和阐释性（interpretative history）两类，那么本书显然属于后者。作者没有追求对事情经过情形的各种细节的详尽描述，而是着力于分析这些历史现象的原因，既体现了作者探求事物底蕴的功力，也表达了他对中美关系的历史责任感。比如说，作者在叙述了克林顿政府于1993年把对华最惠国待遇与中国的人权状况挂钩、1994年又将其脱钩之后，分析了脱钩的三个国内政治因素：（1）克林顿政府在“挂钩”时没有征求多少美国大公司、政府中主管经济的部门和国会中关注经贸问题的议员的意见，“挂钩”的政策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2）国务院内部有反对意见，一些思想库（如外交政策委员会）也批评这种政策；（3）美国的一些人权组织也对这种政策是否明智提出了怀疑（第43页）。稍后，作者又进一步分析了从“挂钩”到“脱钩”政策转变的原因。首先，“挂钩”是一种威胁，但其实政府没有决心这样做，这种威胁“缺少信誉”；其次，这项政策没有同盟者，没有外部的支持；再次，中国政府决心抵制美国威胁，实际上没有一个政府会允许将自己的国内政治作为外国确定关税率的抵押品（第137页）。在本书中，几乎在每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之后，作者都有这样的分析和阐述。
第二，作者常常把中美两国影响双边关系的种种因素进行比较，分析它们的异同，以利于两国的互相理解。美国公众对中国和中美关系的了解主要依靠传媒，传媒对中美关系、尤其是对塑造美国公众心目中的中国形象的作用甚大。中国学者常常抱怨美国传媒对中国的报道不公正、不客观。而美国方面则对中国传媒有他们的抱怨。双方似乎总也谈不拢。作者在书中用了十几页的篇幅对两国传媒进行了详尽的对比分析，指出,中国传媒具有官方指导的性质，而美国的传媒总体来说不是这样，而且许多记者常常把他们自己看作是站在政府对立面的。【注释】作者也指出了美国利用传媒进行政治斗争的情况，那就是有选择地歪曲地泄露情况，仔细编造和设计一些事件。在这时，传媒就成为确定政策议程、建立同盟和进行权力之争的工具（第275页）。【注尾】美国人只看新闻本身，而中国人要看新闻报道的后果。在美国人看来，“好消息是坏新闻。复杂的消息不是新闻。 坏消息是好新闻。最好的新闻是简单的坏消息！”美国对中国的报道总体上具有把中国简单化的倾向。作者引用了詹姆斯·曼的一段话：在50、60年代，把中国人总体上描绘成蓝蚂蚁或机器人，70年代，在尼克松访华之后，把中国人描绘成善良的聪明的人，80年代把中国人描绘成即将成为资本家，而90年代中国又成了一个“压制性的”国家。作者接着分析这种情况说，对中国的报道有两类：事件主导的报道，具有倾向性的故事。前者以一些戏剧性的事件为主，“可视性强”，对中国的电视报道基本上属于这一类。后者比较复杂，没有那样的可视性。而美国公众对中国的印象很大程度上是从电视上获得的。这种事件主导的报道常常是表面的，简单化的，忽视了许多重要的内容。结果就产生了“CNN效应”，这种效应可以非常广泛，在公众心目中可以保持很久。作者在最后提出了中国领导人应该善于与现代传媒相处的一些建议。
第三，蓝普顿教授曾任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席达十年之久，这使他与中国从中央到地方的领导人有着广泛的接触，包括1990年全程陪同以上海市长朱基为首的中国市长代表团访美。他与中国学者的交往，更是不少于任何美国人。这样他对中国方面对中美关系的看法就有比较多的了解。书中多处引用了中国从中央到地方的领导人接见美国代表团时的讲话，引用了中国学者在文章、学术讨论会和个别交谈中的看法。正如作者在书中所说，他是要“通过中国人和美国人的眼睛来观察中美关系”（第365页）。这也是本书区别于其他一些关于美国对华政策的著作的特点。
三、更好地处理21世纪的中美关系
提出政策建议不是一般国际关系史著作的必要组成部分。但作者写作本书的目的就是为了从这十年的中美关系中吸取经验教训，为了更有成果地处理中美关系——作者认为这是可能的——他在本书结尾提出了七项建议。这里极简单地加以转述。第一，在获取权力和运用权力时不要把话说绝，不要把对方逼到墙角。他认为克林顿在竞选中和第一任期中的做法正是犯了这一忌讳。第二，建立一种可以发展和贯彻一项前后一致的政策的机制。在历届政府中，对华政策或由白宫主导，或由国务院负责，两种做法都可能成功，但如果两者竭力竞争对对华政策的主导权，或者对中国问题都没有兴趣，那么政策就会有大麻烦。第三，由于资源有限，要确定什么是优先的问题，抓住优先问题不放松。克林顿第一任期的主要问题是不能在中美关系中确定现实的优先问题。关键是根据什么标准来确定优先问题，是根据传统的国家利益的标准还是价值观主导的标准。作者提出的标准是不能驱使中国朝着与美国长远利益相冲突的方向发展。第四，进行战略对话，并确定意图。这里所说的“战略”不是“军事”的意思，而是两国之间“长远的重要的共同利益”。在与中国讨论具体问题之前，首先要确定一个“利益、原则和意图的框架”。第五，要保持信誉。说话要算数，做事要有决心，做不到的事情不要虚张声势。虚张声势，进行威胁，只能损害信誉，制造混乱。第六，考虑对方的国内政治环境。第七，教育公众。作者认为，布什和克林顿总统都没有充分发挥教育公众的作用。
蓝普顿教授提出的这七点确实是重要的。笔者在这里不揣兔尾续貂之嫌，再补充几点。
第一，消除冷战思维。冷战结束十年了，但冷战思维依然存在。冷战思维的一个特点是把两国在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方面的分歧作为两国关系中的首要因素，起支配作用的因素，认为两国关系从根本上来说是敌对的，不论对方做什么，总是从最坏的方面去思考对方的动机和目的，因此对两国关系从根本上持悲观态度。在美国，所谓的“蓝队”认为，中国已经取代前苏联成了美国利益的最大挑战者，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及国力的增长，这种挑战会越来越大，两国利益的冲突不可避免。中国对美国的威胁不但是潜在的，而且是现实的；不但是长远的，而且是眼前的。冷战思维的存在从根本上妨碍了两国之间建立信任关系，对两国关系的发展极为不利。
第二，促进两国之间各个层面的交流与接触。中美关系经过20多年的发展，已经由两个政府间的关系发展成两个社会间的关系，两国各界之间的联系、交往和合作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商界、学术界、文化教育界等各界都在对方国家有对口的交流单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与美国之间这种社会各个层面的联系比中国与任何其他国家的联系都要多得多。这是中美关系中的一个重要稳定因素，是这条大船的“龙骨”，在遇有风浪时可以减轻船的颠簸。确实，即使在中美两国的政治关系遇到危机时，社会各个层面的接触和联系也没有中断，它帮助两国政府克服困难，使两国关系尽早摆脱危机，恢复正常。最高领导人的互访对两国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在1993至2000年间，中美两国最高领导人通过正式的国事访问，通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机会和联合国有关会议的机会频繁接触，江泽民主席和克林顿总统会见达11次之多，对中美关系的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两国间各级官员及功能性层面的互访、交流也是重要的，这些接触可以不断增强联系两国的纽带，从各个方面推动两国关系的改善。
第三，不让中美关系中的某一问题支配整个的中美关系。中美关系主要有安全和经济两条腿。按照美国方面的说法，美国对华政策有安全、经济、人权三个支柱。中美关系涉及的领域很多，两国之间不是在这个问题上有分歧， 就可能在别的问题上有摩擦。如果让其中某一问题支配整个中美关系，就会对中美关系的发展设置不必要的障碍。把中国的人权状况与最惠国待遇挂钩就是这样一个事例。
第四，建立危机处理机制。过去的经验表明，一些不可预见的事情对中美关系的破坏作用极大，如1999年的“炸馆”和2001年的“撞机”。很难说，以后不会再发生这类不可预见的事。两国之间应该建立起相应的危机处理机制，一旦发生这种情况，即可启动类似机制，以便把对中美关系的损害减到最小。
作为美国学者，蓝普顿教授有他自己的文化背景和观察问题的角度，他的一些观点与中国学者的看法不尽相同，这也是很自然的。重要的是，他的著作中确实有许多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
当代史是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虽然由于研究者不能利用档案材料，不可能将决策过程描述得十分详尽细致，在有些问题的叙述上可能会有偏差。但由于这是研究者自己经历过来的历史，其间有研究者自己对历史的观察、体会和经验，经过冷静的思考、梳理，就有可能把历史写得更生动。邹谠教授的《美国在中国的失败》【注释】Tang Zou, Americas Failure in China 1941—1950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3).【注尾】是1963年出版的。他写作此书时有关的档案资料还没有解密。他主要根据公开的文件、国会的文件和报刊资料写出了此书。待后来档案解密了，后来的研究者可以把美国对华政策的决策过程再现得更加清楚，但他在书中得出的结论仍然是基本正确的。当代史研究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那就是能够发挥更强烈、更直接的借鉴作用。因为书中叙述的事态仍然在延续，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可以为今后问题的处理提供直接的借鉴。蓝普顿教授的著作正是这样。当然，他是从美国的国家利益出发来考虑问题的。但既然中美两国之间有着重大的共同利益，真正考虑美国国家利益也就是在某种程度上考虑了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反之亦然。真正考虑中国的国家利益也就是在某种程度上考虑了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在这一点上，中美两国严肃的学者是会有许多共同语言的。
陶文钊：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