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架
《弹道导弹防御计划与国际安全》朱锋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7月第1版。除序言、前言外，正文分为十个章节。全书共716页，约51.9万字。
作者现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近年来主要从事东亚问题、国际安全和国际人权问题研究，出版相关著述多种。本书简短回顾了美国导弹防御计划的发展演变过程，探讨了克林顿政府的导弹防御计划以及该政策与国内政治的关系，并分别从导弹防御计划与美国后冷战时代的安全战略、NMD与国际军备控制和裁军架构、TMD、NMD与MTCR、导弹防御计划与大国关系、TMD与东亚安全的角度，分析了弹道导弹防御计划对国际安全的冲击。在最后一章，作者探讨了美国的导弹防御计划与国际安全的关系，并对导弹防御计划的发展前景进行展望。本书以美国政府及各主要国家权威的、公开的政策性资料为主，并以部分专家学者的分析研究为参考，力求对冷战后美国的导弹防御政策及其对国际安全的影响做出冷静、客观的描述和诠释，是国内近年来出版的为数不多的军控专著之一。
本书系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当代国际政治丛书”之一。（樊吉社供稿）
《当代美国宗教》刘澎著。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11月第1版。除序言、前言、参考书目和后记外，正文为8章。全书共364页，约26.8万字。
作者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长期从事美国宗教研究。本书以丰富翔实的第一手资料，对美国宗教的社会作用，美国人的宗教观，美国人与宗教组织的关系，美国宗教的历史渊源，美国各主要教派的分布、成员构成、组织体系、信仰特点及发展现状，美国的政教关系与美国政府的宗教政策，美国社会的道德基础，宗教的社会服务与慈善事业，宗教与美国教育的关系等诸方面进行了全面、系统地介绍，并从历史、政治、社会、法律、文化等不同角度详细考察了宗教对美国的影响，是我国第一本有关美国宗教的学术性知识读物，对推动我国的美国宗教研究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本书系“当代美国丛书”之一。（可非供稿）
《当代美国外交》赵学功著。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7月第1版。除序言、主要参考文献和后记外，正文共8章。全书共371页，约27.5万字。
作者现为南开大学美国历史与文化研究中心副教授。在书中，作者在吸收近年来国内外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勾勒出近十几年来美国（主要是乔治·布什和克林顿两届政府）面向全球的外交政策的主要内容和发展轨迹，分析了美国的外交传统以及影响美国对外政策的诸多因素，并对当代美国外交的基本特征进行总结，对于研究和了解当代美国外交的发展和走向具有参考价值。
本书系“当代美国丛书”之一。
（梁文供稿）
《建构主义与国际政治》郭树勇著。北京·长征出版社2001年11月版。除序言、后记、索引外，正文共十章。全书约26万字，共355页。
作者毕业于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现为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副教授。本书是作者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书中，作者对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历程进行纵向梳理，并对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元理论、国家利益论、国际体系论、体系转换论和共同体和平论进行分析。作者认为，建构主义国关理论的贡献之一在于推动国际政治社会学研究进入成熟阶段。他在书中强调了韦伯、米德、哈贝马斯和吉登斯等人的社会学理论，以及尼采、德里达和福柯的后现代哲学思想在建构主义发展过程中的基础性作用。
（郭文供稿）
《人类解放的故事：为思想权利而斗争》（美）亨德里克·威廉·房龙著。何兆武、李申、陈矛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 共24.5万字。
本书是一部人类争取思想自由的史话。作者通过描叙人类争取思想自由、反对思想专制主义的漫长历程，阐明思想上的宽容和解放对人类文明的进步的重要作用。全书共30章，从古希腊经过中世纪一直讲到19世纪。
本书系《房龙故事丛书》之一。
《太平洋的故事》（美）亨德里克·威廉·房龙著。孙云畴、鲍云娣、鲍敏燕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共18万字。
本书是美国著名作家房龙的得意之作。书中讲述了巴拿马运动、太平洋史前、波利尼西亚、科克船长的故事等。
本书系《房龙故事丛书》之一。
《美国的故事》（美）亨德里克·威廉·房龙著。刘北城、东方大玮、申之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约25.6万字。
作者在本书中讲述了“美洲的由来”和“美国的由来”。从中世纪写到近代美国，数千年间的历史事件、重要人物在他的笔下显得鲜明、生动、有趣。
本书系《房龙故事丛书》之一。
（社文供稿）
Zhang Juguo, W.E.B.DuBois:The Quest for the Abolition of the Color Line. New York: Routledge Publishing Corporation, 2001.
作者张聚国现为南开大学美国历史与文化研究中心讲师。本书是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补充而成。除前言、参考书目和索引外，正文共6章，全书共205页，约15万字。
本书对美国著名黑人领袖杜波依斯一生探索解决美国黑人问题的思想历程进行了考察，分析了他在不同历史时期采用不同策略的社会背景和思想根源，阐明了他的各种主张之间的相互联系，并对杜波依斯的思想发展提出了许多新见解。例如，作者在书中指出，杜波依斯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并非像有的美国学者所说的那样放弃了争取黑人权利的努力，只是在此前他更倾向于争取黑人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力，而此后他更侧重于争取黑人享有平等的经济机会（马丁·路德·金的思想也曾经历了这样的跃进）。杜波依斯一生都在为争取消除美国国内和世界范围的肤色界限和种族主义而奋斗，这构成了贯穿他的生命历程的思想主线。他的颇有争议的社会主义思想、泛非主义思想和反殖民主义思想都是以此为核心的。
（梁文供稿）
Paul Krugman，“ Fear Itself,”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September 30, 2001, pp.36-41, 54-55, 84-85.
提到“9·11”恐怖主义袭击对正在衰退的美国经济的影响，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保罗·克鲁格曼写道，担忧恐怖主义袭击对经济产生附带影响的主要原因不是恐怖主义袭击本身，而是发生恐怖主义袭击的时间。这次袭击本来只能对美国经济提供产品和服务的总能力产生很小的影响，但袭击可能对消费者的需求和投资者的投资产生不成比例的巨大心理影响。作者担心，这样的消极消费趋势将使美国经济当前面临的问题更加复杂。
Reuel Marc Gerecht, “The Counterterrorist Myth,” Atlantic Monthly, July/August 2001, Vol.288, No.1, pp.38-42.
作者格雷希（音译）为中央情报局工作了将近九年，他主要负责中东问题。他认为美国在中东及其周边地区的反恐怖主义行动是个神话。为了打败奥萨马·本·拉登，美国需要公开和艾哈迈德·沙阿·马苏德站在一起，他是唯一仍和塔列班作战的领导人。
Bernard Lewis, “The Roots of Muslim Rage,”Atlantic Monthly, September 1990, Vol.266, No.3, pp.47-57.
这是一篇11年前发表过的文章，最近为了回顾9月11日发生在纽约和华盛顿的灾难性事件而被再次贴在了《大西洋月刊》的网页上。刘易斯是一位著名的伊斯兰历史学家。在穆斯林的眼中，美国成了西方的化身，作者将形成这种认识的原因归纳为多种因素，包括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崛起为世界强国，石油工业的发展导致美国在中东的存在不断加强，以及19世纪三四十年代在阿拉伯知识分子中得到支持的反美思潮。
AnatolLieven, “The Roots of Terrorism, and A Strategy against It,” Prospect, October 2001, 10 pages.
作者提议应从根本上重新评估冷战结束后指导美国政策的许多看法。
Andrew Sullivan, “This Is A Religious War,”New York Times Magazine, October 7, 2001, pp.44-47, 52-53.
作者注意到，奥萨马·本·拉登——像宗教裁判所的领导人及此前和此后的领导人一样——要求所有的人都信奉绝对真理。作者认为，政教分离、个人信仰和多元主义等美国理念是9月11日袭击的真正目标，而且这只不过是史诗性战争的开端。（樊吉社供稿）
Jeffrey Rosen, “A Watchful State,”New York Times Magazine, October 7, 2001, pp. 38-43, 85, 92.
“9·11”恐怖袭击事件导致了灾难性后果，美国对用于诸如机场、地铁、购物中心和体育场馆等公共场所的高技术监视系统的兴趣大大上升。1993年遭到一次恐怖袭击后，英国各处遍布摄像镜头。作者警告说，英国的这一经历表明，一个新的监视时代可能到来。
Paul Raebum, Mike France, Heather Green, “The Costs of Fighting Terrorism,” Business Week, September 24, 2001, pp. 54-56.
美国可以更好地防范恐怖主义袭击，但代价不仅包括金钱，还包括美国人长期以来习以为常的自由。过去大家关注的是恐怖分子如何用核、化学及生物武器进行攻击，这一关注仍在持续，但恐怖分子用常规武器甚至是普通工具如飞机当作武器来进行攻击已成为新的关注焦点，情报搜集工作也会加强。作者认为，恐怖分子希望受害者们感到不安全，“这场心理战的最佳打法，是颂扬美国的生活方式，保持美国的自由，拒不屈服于恐怖分子的威胁。”（王荣军供稿）
Stephen H. Schneider, Kristin KuntzDuriseti, “Facing Global Warming,” The World & I, Vol.16, No.6, June 2001, pp.131-139.
作者施奈德是斯坦福大学环境生物学和全球气候变化教授，孔茨·杜里塞蒂在密歇根大学政治学系工作。他们在文中讨论了气候变化科学近年来所取得的进展，对减少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政策建议进行评估。他们注意到，研究者和决策者们目标方面的差异常常阻碍政策分析。他们将气候变化方面已经被认可的事实和推测性的东西作了明确的区别。
Martha Marks, et al., “Dear Mr. President”, Audubon, Vol.103, No.2, MarchApril 2001, pp.40-45.
文中，16位科学家简要阐述了他们对环境危机的看法，提出保护并改善美国自然环境的政策建议。共和党环境保护主席建议布什总统“带领美国远离矿物燃料，走向一个利用可再生清洁能源的光明未来”；曾经是第三党总统候选人的拉尔夫·纳德对这些主张表示支持并详尽阐述了他的立场。生物学家爱德华·威尔逊呼吁保护世界森林；环境科学家安妮和保罗·埃利希对世界人口迅速增长所带来的对资源新的需求表示关切；国家宇航局（NASA）的气候学家们关注全球气候变暖；海洋生物学家卡尔·萨菲娜对海洋的未来表示担忧。
Henry Kissinger, “America At The Apex,” The National Interes, No.64, Summer 2001, pp.9-17.
作者断言，处于权势巅峰的美国迄今尚未制订出一项应对21世纪现实的外交政策。他说，外交决策者之间的辩论“集中关注一个抽象的问题：应该由价值还是利益，由理想主义还是现实主义指导美国外交政策。真正的挑战是如何将二者揉和在一起。”基辛格提到了“国际秩序不可避免的转型”，它缘于民主化、经济全球化和通讯瞬间化。他说，后冷战时代的国家领导人所面临的挑战是“如何详尽阐述一个既不懊悔而又开明的国家利益概念”。
John Newhouse, “The Missile Defense Debate,” Foreign Affairs, Vol.80, No.4, July/August 2001, pp.97-109.
作者认为，布什政府在决定是否发展并部署一套导弹防御系统的时候，“首要关切”应该是“俄罗斯、中国和美国的欧洲和东北亚盟友的感情”。作者认为，多数欧洲人相信，任何具有一定规模的防御系统都会“导致大量进攻性核武器的螺旋上升，这种情况对所有国家而言都既不稳定，又不安全。” 作者辩称，今天最大的核威胁不是来自流氓国家，而是来自于意外的导弹发射，控制核武器“与其说是削减核武器的数量，不如说是建立各自对对方的信心。咒语应该是克制、可预测性和透明。”作者警告说，导弹防御除了削弱北约，还可能招致美国获得错误的安全感，认为不会受到俄罗斯洲际导弹进攻的威胁或者没有意外发射的危险。
Charles Tien, James A. Nathan, “The Polls — Trends: American Ambivalence Toward China,”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Vol.65, No.1, Spring 2001, pp.124-138.
作者考察了通过民意测验获得的实证数据，试图解释为什么美国人对中国持有复杂的的看法。作者认为，美国公众对中国的认识是相互抵触的。他们对中国的人权状况持有异议，同时也认识到中国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市场潜力很大。国会就是否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的辩论反映了民意的分歧，即应该由美国的经济利益还是人权问题来指导同中国的贸易关系？美国精英主张美国自身的经济利益优先，而公众则似乎更为关切自由价值观。
（樊吉社供稿）
William Wechsler, “Follow the Money,” Foreign Affairs, Vol. 80, No.4, July/August, 2001 pp.40-57.
作者曾经担任美国财政部特别顾问。他在文中指出，随着国际金融体系的扩大，诸如洗钱之类的全球性金融不法行为也在增加。文中列举了在打击这类不法行为方面的一些多边性努力，以及在国际机构改革方面已经取得的进展。他认为，在这方面走在最前列的，是七国集团金融稳定论坛和金融行动小组的有关工作，以及经合组织对那些拥有金融中心但管理不善的国家所采取的一些反制措施。他认为在这方面还需要更多的激励，并呼吁美国及其盟国继续改进自身的反洗钱体系，并且要开始在这方面与重要的发展中国家如中国、印度和南非进行战略性接触。他认为，小布什政府最初发出的信号表明，与其前任相比较，它对多边方式和严格管制不那么感兴趣。作者警告，如果美国削弱或撤回它对打击金融不法行为的国际努力的支持，这方面的“所有努力都将受到严重的、或许是不可挽回的损害”。
Michael E. Porter, “Stratergy and the Internet,”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Vol.79, No.3, March 2001, pp.63-78.
作者为哈佛大学教授。他在文中敦促商界不要再留恋有关“新经济”的种种说词，要认识到互联网是一种能应用于几乎所有产业、并能成为各种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的技术。他认为，关键问题在于如何利用互联网来创造经济价值。目前，当公司用互联网技术取代原来的经营方式后，它们的利润减少了。这是因为以互联网为基础的产业往往进入壁垒较低，而提供服务的地理市场较大，因此竞争更为激烈。他发现，“互联网的一个重大的悖论就在于，它所带来的那些好处，使公司更难以获得由这些好处转化而来的利润。”要避免这一趋势，公司就必须比竞争对手做得更好且有所不同。他预言，不利用互联网，未来的公司将不可能生存，但利用互联网，公司也不可能得到什么好处。他认为，更具生命力的竞争优势将来自公司的传统力量所在，如独一无二的产品，特色明显的经营方式，高人一等的产品知识，以及优秀的人力资源管理等。
（王荣军供稿）
Leslie Lenkowsky, “Funding the Faithful: Why Bush is Right,” Commentary, Vol. III, No.6, June 2001, pp.19-24.
布什政府提出的旨在使诸如教会等以信仰为基础的机构参与竞标美国政府所提供的价值亿万元的社会服务的补助金和合同的计划，遭到了美国政治左翼和右翼的同声反对。本文作者为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印第安纳波利斯分校教授。她对批评布什计划的观点进行了归纳总结。这些观点认为，不能用衡量其他公共基金组织是否负责任的标准来衡量以信仰为基础的团体，这样做会破坏政教分离原则。尽管作者认为这些批评并非小题大作，但是她在文章中指出，对于布什政府打算使宗教团体更深地介入公共服务领域的计划，这些批评并不足以成为反对该计划的有说服力的论据。
Scott Mclemlee, “A Star of American Studies or is that UnAmerican Studies?” 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June 15, 2001, Vol. XLVII,
No.40, pp.12-14.
本文作者采访了全美美国研究协会前主席、美国文学教授保罗·劳特。劳特博士是领导冷战后美国研究转型的重要学者之一。这种转型是从对美国的一元研究转变为对美国多元文化的研究——强调种族认同与民族认同的互相影响。劳特最近出版了《从瓦尔登湖到侏罗纪公园：行动主义、文化和美国研究》一书。在这本新书中，劳特指出，“只有当美国研究不再是从遥不可及的学术角度审视某一特定的历史、文化领域的学科，而是人们在其中参与智力冒险，改变他们生活的社会的一个框架，它才能被人们充分理解。”
（卢宁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