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研究》2001年第2期
保罗·肯尼迪的战略思想
时殷弘、魏长春
〔内容提要〕美国耶鲁大学历史学迪尔沃思讲座教授、国际安全研究项目主任保罗·肯尼迪可称为近二三十年来最享盛名的国际关系史和战略史学家。在对历史的研究中，这位杰出的学者形成了相当系统、在若干重要方面独具特色的战略思想，特别是补充和升华了业已存在的大战略理论。他的战略思想中对于大战略理论特别重要的部分包括：大战略不仅在战争时期、也在和平时期对实现或维护国家基本利益的重大意义；制订和实施大战略的关键——国家对外政策目标与其手段之间的协调或平衡；关于各种具体的国家资源或对外政策手段与国家战略间关系的历史——理论分析，特别是对于地缘政治和经济、技术两大类要素的战略含义之尤为深切、具体的揭示。由此，他使大战略理论具有了基本的全面性，而且变得更具历史的可靠依据和丰富例证，从而也更具现实指导意义。
关键词：美国外交/战略/大战略/保罗·肯尼迪
将保罗·肯尼迪誉为近二三十年来最富盛名的国际关系史和战略史学家，大概是殆无争议的。这位现任耶鲁大学历史学迪尔沃思讲座教授和国际安全研究项目主任的杰出学者，脱颖于富有历史-哲理思考之主流传统的英国国际关系学界。他以《大国的兴衰》等宏篇巨著和其他许多学术贡献，【注释】他撰写的书籍包括： Pacific Onslaught 7th Dec.1941/7th Feb.1943 (1972); Pacific Victory (1973); The Samoan Tangle: A Study in AngloGermanAmerican Relation, 1878-1900 (1974); The Rise and Fall of British Naval Mastery (1976); The Rise of the AngloGerman Antagonism, 1860-1914 (1980); The Realities behind Diplomacy: Background Influences on British External Policy, 1865-1980 (1981); Strategy and Diplomacy, 1870-1945: Eight Studies (1983);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 from 1500 to 2000 (1988); Preparing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1993). 他主编的书籍主要有：Germany in the Pacific and Far East, 1870-1914 (1977); The War Plans of the Great Powers, 1880-1914 (1979); Nationalist and Racist Movements in Britain and Germany before 1914 (1981); Grand Strategies in War and Peace (1991); Global Trends: The World Almanac of Development and Peace (1994); The United Nations in its Second Half Century (1995).【注尾】显著地丰富了对现代国际关系与国家对外战略的微观探究和宏观认知，体现了关于政治、军事、外交和战略及其经济、技术乃至社会环境的渊博学识和深刻理解，并且以他那在当今学界远非多见的总体展示能力和恢宏潇洒的文才，打动了从国务家和战略家到一般学人甚至许多普通公众在内的无数读者。【注释】《大国的兴衰》一书在1987年出版后，迅速成为《纽约时报》等权威评估机构确认的全美最畅销书之一，并且很快被翻译成多种外国文字在世界范围内流行。【注尾】
在对国际关系史和战略史的研究中，保罗·肯尼迪形成了相当系统、在若干重要方面独具特色的战略思想，而且在其论著多处给予了一般的历史学家难得有意识、有能力来成就的理论性和哲理性阐说。他在战略思想方面的根本贡献，是基于事实探究和历史概览，补充和升华了业已存在的大战略理论，并且以自觉体现其战略思想的战略史述，来为之提供特别坚实、也特别富有教益的认识材料，从而昭告一切有志于了解和把握战略真理的人们：“只有学习历史，才能产生对于什么是大战略、它如何能动地起作用、大战略的操作者在一个个具体环境中如何思考和行动的本质性理解。”【注释】“培育战略领导者的最好办法，在于学习历史上大战略是怎样制定和怎样付诸实践的。”引自Paul Kennedy, John Lewis Gaddis, et al., Studies in Grand Strategy (Syllabu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Yale University, Spring/Fall 2000. 感谢保罗·肯尼迪教授给本文作者提供该教学大纲和他本人的论著总目。【注尾】本文将集中阐述他的战略思想中对于大战略理论起到特别重要的补充和发展作用的部分，即大战略不仅在战争时期、也在和平时期对实现或维护国家基本利益的重大意义；制订和实施大战略的关键——国家对外政策目标与其手段之间的协调或平衡；关于各种具体的国家资源或对外政策手段及其与战略间关系的历史-理论分析，特别是对于地缘政治和经济、技术两大类要素的战略涵意之尤为深切、具体的揭示。
一、大战略理论：哈特与肯尼迪
大战略（grand strategy）可以最广义、也最简明地定义为“基于手段和大目标这两者间经过深思熟虑的关系的全面行动规划”。它从来就不是一门精确不移、刻板划一的“科学”，而是需要以灵活为关键的、不断的重新审视和调整。【注释】Kennedy, Gaddis, et al., Studies in Grand Strategy (Syllabus).【注尾】就国际关系和国家对外战略而言，关于大战略的思考和实践可以说构成了人类政治思考和实践中最悠久的传统之一。无论是孙子、伯里克利或罗马帝国早期那些可称雄才大略的皇帝，还是伊丽莎白一世、俾斯麦、马汉或列宁，都是大战略的杰出实践者或思想家。【注释】参见 Donald Kagan, “Athenian Strategy in the Peloponnesian War,” in Williamson Murray et al., eds., The Making of Strate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Edward N. Luttwak, Grand Strategy of the Roman Empire: From the First Century A. D. to the Third (Baltimore: Johns HopkinsUniversity Press, 1979); J. E. Neale, Queen Elizabeeth I(New York : Doubleday Anchor Books, 1957); Henry Kissinger, “The White Revolutionary: Reflections on Bismark,”Daedalus, Vol.97, No.3 (Summer 1968); Alfred T. Mahan, 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 1660-1783 (1890)(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 1987), chapter 1; Condoleeza Rice, “The Evolution of Soviet Grand Strategy,” in Paul Kennedy ed., Grand Strategy in War and Peace (New Haven: YaleUniversity Press,1991).【注尾】尤其是克劳塞维茨，其巨著《战争论》大概无愧为“单独一部最具影响的大战略著作”，将战争从属于政治和政策这一根本性的观念，连同偶然性和不确定性的巨大作用以及战略规划的功能，再明确不过地引进了大战略思想。【注释】Kennedy, Gaddis, et al., Studies in Grand Strategy (Syllabus).【注尾】
然而，作为一个单独和自觉的战略学领域或分支，大战略的真正理论研究可以说迟至20世纪五六十年代才明确地出现，而首创大战略这一术语及其理论概念的英国著名军事思想家和战略史家利德尔·哈特，是当时该领域最为杰出的代表。哈特确认，大战略的“任务就在于调节和指导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的所有一切资源，来达到战争的政治目的”。【注释】利德尔·哈特：《战略论》，战士出版社,1981年版，第439页。【注尾】军事力量只不过是这所有一切资源中间的一种而已，其他诸如经济、地理、政治、外交和精神文化因素对战争和战略同样具有重大意义，而“战争的（合理的）政治目的”概而言之，不是仅就其本身而言的战争胜利，而是“在战后获得巩固的和平，人民的物质生活状况比战前有所改善”。【注释】利德尔·哈特，前引书，第489页。【注尾】哈特指出，“战略能否获得成功，主要取决于对目的和手段（工具）是否能作精确的计算，能否把它们正确地结合起来加以使用。目的必须与现有一切手段相适应”。【注释】同上，第440页。【注尾】与以往经典的战略研究者认为“战略是为了达到战争目的而对战斗的运用”【注释】克劳塞维茨：《战争论》，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175页。【注尾】有所不同，哈特论及了战略的至关重要的多类非军事因素，将战后和平的性质（实际上也就是战争的政治目的本身），当作一项必须解析和优化、而非可以视作当然而不需探究的根本战略前提，并且强调政治目标、军事目的与战略手段三者互相间的平衡。如此他便极大地拓展了战略理论的研究范围，并且继克劳塞维茨之后，开始进一步将战略理论置于一个非常必要、并且更明确的大框架之内。【注释】参见张春、时殷弘：《大战略：理论与实例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1999年第7期。【注尾】然而，哈特的战略思想仍主要集中于军事领域，其“大战略”仅是一项关于在战时国家调动所有资源以达到战争之政治目的的最一般原则，缺少有关战略与经济、政治、外交、精神文化以及地理环境之间关系的具体的历史－理论探讨。哈特承认，“大战略与战略不同，其领域内大部分还是神秘的处女地，正等待人们去继续开拓和研究”。【注释】哈特：《战略论》，第440页。【注尾】
在继哈特之后的不少大战略研究者中，保罗·肯尼迪成果最丰。担任哈特晚年的研究助手的经历，使他对哈特的大战略概念及其理论潜能有最深切的理解。然而不仅如此，作为一位当代一流的历史学家，并且是其中最具宏观思考意识的“综合者”之一，【注释】关于“综合者”与“微观解析者”(“lumpers” vs. “splitters”)的区别，见John Lewis Gaddis, 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 (Oxford: OxfordUniversity Press, 1984), Preface.【注尾】他在向世人展示恢宏的战略史画卷和进行深刻的战略史阐析的同时，昭示了他本人既丰富、又系统的战略思想，特别是经过他补充与升华的大战略理论。他指出，“真正的大战略在和平时期的运用与它在战时的运用同等重要，甚至可能更为重要”，【注释】Kennedy ed., Grand Strategies in War and Peac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p.4.【注尾】国家在和平时期也应争取目标与手段、成本与效益之间的大致平衡。他仔细分析了现代史上各历史阶段内列强的实力与弱点，阐明了国家对外政策可以依凭的各类资源或具体手段与战略的联系。在这方面，他特别杰出的是:（1）强调并雄辩地论证了在战略与经济、技术状态之间保持协调的重要意义，以及前者对于后者或直接或终极意义上的依赖性;（2）对地理因素、尤其是国家地理位置的战略涵意或战略利弊影响作了可谓难以匹敌的历史－理论阐说。肯尼迪对于大战略理论的贡献，主要在于将该理论的原则置于和平环境中加以分析，并且详细论述了大战略可资利用的所有资源。由于所有这些重要工作，保罗·肯尼迪使大战略理论具有了基本的全面性，而且变得更具历史的可靠依据和丰富例证，从而也更具现实指导意义。最后，但并非最为次要的是，他有关道义与战略间关系的论说，突破了以往的绝大多数战略思想家有意无意地墨守的“道义中立”（neutral morality）【注释】John Carnett, “Strategic Studies and its Assumptions,” in idem ed., Contemporary Strategy, V.1: Theories and Concepts (London and Sydney: Croom & Helm Ltd., 1987),pp.12-13.【注尾】的樊篱，而对如何协调防务、消费与投资三者之间关系的阐述，又使他论及了以往的战略思想大都忽视了的“发展”问题。
二、和平环境中的大战略
【注释】这并不表明肯尼迪忽视了战争年代的大战略运用。相反，他对例如哈布斯堡西班牙帝国、路易十四法国、英国、希特勒德国、甚至军国主义日本在历次最重大战争中的大战略问题,有着不少独具慧眼的揭示和评判。见其《大国的兴衰》，求实出版社,1988年版；Kennedy, Strategy and Diplomacy, 1870-1945, chapter 7. 但是，从大处着眼，他真正具有独创性的——也是本文关注的——是他对于大战略理论有所发展的部分，其中首先是和平环境中国家大战略的必要。【注尾】
保罗·肯尼迪将大战略概念非常明确地从战争年代延用于和平环境，这本身就构成了战略理论思想的一项重要发展。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东西方关系处于较稳定的缓和状态，世界爱好和平的各种力量（国家的、国内的和跨国的）逐步壮大，美苏间的“核恐怖平衡”更使得大国全面战争变得难以想象，世界政治实际上已开始进入一个就总体而言相对持久和稳定的和平时期。国家要在和平环境中维护安全、追求对外影响或权势的增长以及实现其他基本利益，同样需要高屋建瓴般地规划和调度国家的所有可用资源。原先从战争总结出来并运用于战争时期的大战略理论原则，在和平条件下依然可行，并且必须自觉地发挥对于种种具体的国策制定的根本指导作用。基于对这一总体情势的强烈的意识，保罗·肯尼迪指出真正的大战略“不会随战争的结束而停止，也不会因战争的爆发而开始”，【注释】Kennedy ed., Grand Strategies in War and Peace, p.4.【注尾】国家在和平年代也应该保持目标与手段的基本协调，也要计算行动的代价与收益。与在战争期间争取以尽可能小的代价获得国家政治目的所要求的战争结局不同，和平环境中的大战略要求在发展经济、满足国民的经济和社会需要、维护和增长国家内部稳定与对外尊严、建设和保持足够的武装力量等基本目的要素之间取得大体的均衡，并据此合理地调度国家各类资源。
大战略是通过对经济、政治、军事、外交、精神文化等多类手段的综合运用来实现国家的基本政策目标。目标与手段平衡与否，被保罗·肯尼迪视为一国盛衰的头等原因。1815至1865年间的英国，在一个由英国人看来几乎是权力真空的世界上建立和维系一个“便宜”【注释】Kennedy, The Realities behind Diplomacy (London: Allen and Unwin,1981),p.32.【注尾】的庞大帝国。少有国际竞争的情势，使得帝国目标得到英国在地缘政治、经济技术、社会结构和远程武力等方面的显赫优势以及稳定的国内政治的可靠支撑，目标与手段的如此平衡缔造了半个世纪的英帝国辉煌。然而，自格莱斯顿政府往后，英国海军的绝对领先地位面临严峻挑战，地缘政治优势逐步丧失。其他大国（尤其是德国）的权势增长以及因此对殖民地的要求，大大提高了英国要维持帝国目标的难度，而这又是在英国具备的国力手段不仅并无多少改善、而且同德、美等新兴强国相比迅速衰减的情况下发生的。不仅如此，科技的急速发展引起武器价格飙升，这同军备竞赛、特别是英德海军竞赛一起，导致军事开支大幅度增长，国家财政由此严重拮据。英国的能力与它要追求的目标已很不相称，这一昔日超级大国的衰落便势所必然。第一次世界大战沉重打击了英国的经济，国民战后几乎不顾一切的畏战情绪与和平幻想又使它“疏于防务”。与此同时，从战败国手中接管的大部分殖民地使英国“所承担义务与所拥有能力之间的鸿沟更为庞大”。【注释】Kennedy, Strategy and Diplomacy (London: Allen and Unwin, 1983), p.98.【注尾】因而，两战期间的国际环境对于英国这个“处于其历史最后阶段的摊子铺得过大的全球性帝国（这个帝国仍然控制着地球表面的四分之一，但制造能力和战争潜能却只占世界的9％至10％）来说，绥靖政策与反绥靖政策都有不利后果”，【注释】肯尼迪：《大国的兴衰》，第393页。【注尾】结果只能退居为一个中等国家。保罗·肯尼迪指出，和平环境中要取得目标与手段之间的平衡，至少需要一国“在追求完备的武装体系时，应当顾及国防开支可能形成的影响”。【注释】Kennedy ed., Grand Strategies in War and Peace, p.4.【注尾】20世纪50至80年代的苏联，为了同美国全面对峙和竞争而维持异常庞大的陆军，并且竭力建设和扩充极其昂贵的头等战略核力量和一流远洋舰队。与此形成鲜明对照，其经济增长率持续下降，财政愈见羸弱。苏联“想在全球范围内同美国分庭抗礼的持久竞赛努力，与其在经济领域取得的成就很不相称”。【注释】肯尼迪：《大国的兴衰》，第524页。【注尾】这最终作为一个头等原因，导致了90年代一个超级大国的急剧解体。与此相似，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奥匈帝国已潜伏着严重的崩溃风险，“问题的核心就在于奥匈帝国企图以二流国家的物力扮演一流强国的角色”。【注释】同上，第265页。【注尾】
目标与手段的协调有一个最起码的要求，那就是战略决策者对本国以及对手国家的目标和拥有的手段或能力作出基本充足、大致合理的估算。任何过高或过低的估计（更不用说以不可靠的假设作为主要依据的估计）都可能使得本国的目标与手段脱节，从而给国家带来风险。保罗·肯尼迪仔细分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国海军首脑蒂尔皮茨的海军大扩充计划，指出了其中致命的估算错误。首先，蒂尔皮茨几乎根本无视德国国力直接和间接的内在局限性：与仍然勉强维持金融优势的英国相比，德国财政甚至潜在地更为拮据；海军竞赛消耗了很大部分军备开支，德国命定的主要武力依靠——第二帝国陆军的作战能力便势必大受影响；在一个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它不可能长久保持技术上远非遥遥领先的优势；国内政治不稳，外交上又处于只有羸弱的奥匈帝国（至多再加上更为羸弱的奥斯曼土耳其）可以被指望来协作的不利地位。【注释】参见Kennedy, Strategy and Diplomacy, p.150.【注尾】更为严重的是，蒂尔皮茨基于很不可靠的、甚至是全然一厢情愿的假设，严重低估了敌手英国。他认为，英国舆论对德国海军大扩充的反应不会很强烈，德国完全有可能悄悄越过“危险时段”，然后以头等强大的海军实力使英国措手不及地面对致命的两难选择，即要么全盘退让，要么在异常不利的情况下被迫进行海上大决战；他还想当然地断定，英国在未来的英德战争中将采取海上大进攻态势，而非实施对德近距离海上封锁。所有这些估计都基于这样的一个假设：“当德国的海军力量从不值一提发展成对英国海权的巨大威胁时，英国政府会维持以前的海军分布、海上战略和外交政策”。【注释】参见Kennedy, Strategy and Diplomacy, pp.138, 151.【注尾】从对自身和敌手拥有的手段（包括战略判断能力）的错误估计出发，如果要达到蒂尔皮茨追求的目标——建造一支与英国同等强大的海军力量，那么德国在促使英国确认其为头号（甚至唯一）大敌之外，就将付出其他沉重代价：财政重负、陆军反对、党派分裂和国内的战略分歧公开化，【注释】Ibid., p.160.【注尾】从而促成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失败。保罗·肯尼迪在他的作品中，特别擅长通过统计数字，对比性地展示各历史阶段上各大国的人口、经济能力和军事能力，并且分析比较它们各自的地缘形势、政府效率、国民文化和国际环境，由此出发来判断它们各自是否做到了目标与手段之间的平衡，判断其战略确定和战略运用是否恰当。【注释】这方面最杰出、也最为人所知的范例，自然首推其《大国的兴衰》一书。【注尾】
保罗·肯尼迪还强调，战略决策者必须尽可能地充分考虑对外行动的代价与收益，或曰其成本效益。1846年至1914年期间，英国在海外拥有的大量殖民地给它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它可以从殖民地获取大量廉价原料，并为其工业品获得垄断性的庞大出口市场，而且一个巨型帝国增强了它的国际政治权势和足以令英国人自满自得的“威望”。但是，众多海外义务的存在大大加重了英国的财政和军事负担，在德国挑战其优越地位时，分散了它本应集中对付德国威胁的精力。不仅如此，它庞大的远洋舰队虽然基本上能保障其“海上生命线”，却大大增加了它的财政重负。【注释】Paul Kennedy, “Debate: The Costs and Benefits of British Imperialism, 1846-1914,” Past and Present, November 1989, Vol.125, pp.186-192.【注尾】在分析16世纪哈布斯堡西班牙帝国的海外殖民地给它自己造成的影响时，肯尼迪认为：它在德意志保留一支强大的军队得不偿失；它从美洲领地获得的直接或间接利益相当可观，“放弃这种产业不可思议”；从意大利撤军无利可图，其潜在危险更是一目了然；放弃造反的尼德兰可能加强夙敌法国的力量，并且很可能在帝国境内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然而，他斩钉截铁地判断，哈布斯堡在尼德兰的耗费十分惊人，不值得用“如此巨大的代价来力图控制处于漫长交通线顶端的两百万顽固的尼德兰人”。【注释】肯尼迪：《大国的兴衰》，第61页。【注尾】同当代英语国家研究哈布斯堡西班牙的头号权威约翰·埃利奥特的论断一样，肯尼迪确认帝国事业的这一最严重的“过分伸展”，连同未能就此成功地“调控衰落”，构成其国势败落的头号直接原因。【注释】John H. Eliot, “Managing Decline: Oliveres and the Grand Strategy of Imperial Spain,” in Kennedy ed., Grand Strategies in War and Peace, pp.87-104.【注尾】
三、地缘政治眼界和地缘战略分析
一般来说，地理因素对任何有足够规模的人类群体的生存、发展和内外关系方式都有重大影响。而且，它们在所有那些共同决定此等人类群体命运的基本要素中间，无疑属于作用头等经久、也头等深刻的一类。作为思考和判断地理因素之社会作用的一个主要分支，地缘政治思想抽象地说就是关于国际政治权势与国家或地区地理环境之关系的思想。它所涉及的，是经久的空间关系（spatial relationship）对国际权势重心兴衰的影响，是同地理环境的作用相关连的那些技术、政治组织和人口因素之变化趋势对于国际力量对比的内在含意。同近半个世纪来其他尤为杰出的国际关系史学家相比，保罗·肯尼迪的一大引人注目之处，就在于差不多贯穿于他的所有主要论著的地缘政治眼界和地缘战略分析。【注释】在这方面与他类似的当推路德维希·迪希沃，或许还有亨利·基辛格、约翰·刘易斯·加迪斯和杰弗里·巴勒克拉夫。见Ludwig Dehio, The Precarious Balance: The Four Centuries of European Power Struggle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62); Henry Kissinger, A World Restored: Metternich, Castlereagh and the Problem of Peace, 1812-1822 (Boston: Houghton Mifflin,1957); Henry Kissinger, Diplomac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4); John Lewis Gaddis, 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 Geoffrey Barraclough, An Introduction to Contemporary History (Harmondsworth,Middlesex: Penguin,1964), chapters 3, 4.【注尾】他体现了地缘政治思考的一项难得的突出长处，即尤其在空间方面总体地把握世界或区域政治，或者说将局部的、一地的国家行动和国际关系置于全球或区域的地理——政治大框架内。这对于战略考察的俾益是不言而喻的。
这种总体性视野的最大尺度范例，是他在《大国的兴衰》一书开头对欧洲兴起的根本原因的判断。【注释】肯尼迪：《大国的兴衰》，第一章第4节。【注尾】欧洲所以能在世界现代历史开始前后腾越为世界上最生机勃勃、最强大有力的地区，归根结底得益于它那特殊的地缘条件。欧洲地形支离破碎，众多山脉与森林将各个人口中心隔离，而其气候从南到北、从西到东都有很大变化。正是有赖于这样一种地缘特征，欧洲在1500年后能超越和压倒中华帝国、印度莫卧儿帝国、波斯帝国以及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在世界力量分布中取得绝对的领先优势。较具体地说，第一是欧洲崎岖多变的地形减少了外部势力入侵蹂躏的可能性。第二，欧洲不同的气候条件有利于产出适于交换的种种不同产品，众多可通航的河流又促成了不同产品之间的交换，而周边环海这一状况则刺激了造船业和促进了海上贸易，并且最终导致欧洲沿海新的财富中心的确立。第三，欧洲支离破碎的地形，加上其多变的气候，大有助于促成并维持政治上的分裂，而这对于欧洲的崛起具有关键意义：不存在任何统一的权威可以有效地阻止这一或那一贸易发展，不存在任何中央政府可以因其取舍安排随意使得某一产业在欧洲范围内兴盛或衰败，也没有无所不在的苛税体系来对商人和企业家进行系统、全面的掠夺，正是这样的掠夺严重阻碍了欧洲以外帝国的经济成长。不仅如此，为维护生存与独立，欧洲各个分散的和互相竞争的政治实体竞相加强军备，繁荣的武器贸易大大刺激了军事技术在各国的发展，这既阻止了某一个欧洲强国能凭借绝对的军备优势建立大一统的“普遍帝国”（universal monarchy）, 也使得欧洲地区在军事领域取得了对于其他文明和实力中心的决定性领先地位。
保罗·肯尼迪确认了工业化进程引发的地缘政治变迁，连同这一变迁所导致的国际实力和潜力分布的重大变化趋势。这使得他在地缘政治理论的基本论辩中，更多地站在麦金德而非马汉一边。19世纪后期开始的广泛工业化对于地缘政治造成了巨大影响，其结果在于海权相对衰落而陆权相对兴盛。陆上巨型大国在人口和自然资源规模方面拥有潜在优势，这种优势由于工业革命的扩散而有了开发的可能和必然。它们依凭工业化过程，能够获得远大于英国之类传统岛国（以及其他“中等国家”）的工业发展。特别是铁路网络的扩展颠覆了原先海权优势的一项先决条件——同陆上交通相比海上交通更为便利，成为陆上大国开发其巨大资源、并因而弘扬陆权的极有力动因。不仅如此，工业技术扩散和铁路发展对海洋国家和陆基国家有着不同的战略意义：陆上兵力投送更为方便、迅速，从而使传统的海洋国家更难防范陆基国家对其海外殖民地的攻击；发达的铁路与新技术武器如鱼雷、潜艇大大降低了岛国传统的战略利器——海上封锁的效用，同时使这类国家更难保护其“海上生命线”；工业化改变了战争的规模与进程，拥有巨大人口、领土资源的国家更有可能赢得一场大规模的持久战争。“工业化产生的影响在于使各国利用自身占有资源的机会均等化。从长远看，它终将剥夺较小规模的海岛国家享有的优势，赋予庞大的陆基强国更多利益。”【注释】Kennedy, The Realities behind Diplomacy, p.23. 关于工业化与地缘政治变迁的关系，特别见Kennedy, Strategy and Diplomacy, pp.48-56; idem, The Rise of AngloGerman Antagonism, 1860-1914, chapter 6.【注尾】这同其他一些根本因素【注释】时殷弘、石斌：《美国与21世纪世界政治的根本问题》，《战略与管理》，1997年第3期。【注尾】结合在一起，使得美国和俄苏这样拥有绝对规模优势的洲级大国决然兴起，而英国这样的传统岛国或“中等国家”急剧衰落。
肯尼迪认为，地理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和影响一国的战略地位和战略选择。英国的岛国状地理位置即使它免于外敌入侵，又能专注于海外扩张。法国路易十四的扩张野心因其海陆混合型地理状况而大受挫折，因为他在陆地上的对外扩张将招致各个方向上的阻碍，而海上战争又会分散陆上力量使大陆扩张难以得逞。德国优越的地理位置和良好的国内交通设施使它能迅速调动兵力，获取原料供应，一定程度上抵消了敌手对它的“包围”，这也就是战略上的内线作战之列。但与此同时，德国处于欧陆中心的“天生被包围”的地理位置，使它极易被其他欧陆强国视作威胁，并且使它难免陷入两线甚或多线作战的困境。奥地利帝国领土横跨中、东欧洲，而且也与几个强国相邻。这样的地理位置增加了它外交和军事上的难度，但同时一个并非过于强大的奥地利充当着欧洲力量平衡的中心支点，即抑制法国在意大利和西欧的野心、维持意大利现状、阻滞俄罗斯对巴尔干渗透。这使得奥地利帝国拥有一种源于地理状况的“消极优势”——作为欧洲均势的平衡支点而得以在显著衰弱之后长期幸存，直至毁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注释】肯尼迪：《大国的兴衰》，第102-110，199， 203， 258， 317页。【注尾】
四、经济、技术之首要和长远的战略意义
肯尼迪的战略思想中最广为人知、一定意义上也最为重要的论断是“经济增长速度不均衡，对国际体系中许多成员国相对的军事力量和战略地位，都产生了决定性的和长期的影响”。【注释】肯尼迪：《大国的兴衰》，第536页。【注尾】80年代末期，在尚未看到不久后美国依凭信息技术革命、经济结构调整和改良了的财政政策等等形成近乎空前的经济、技术显赫优势的情况下，他异常引人注目地指出：美国经济增长相对缓慢，其工业总产值占世界总产量的份额下降，农产品出口因受第三世界国家竞争而减少，政府财政赤字和债务庞大，“美国大战略所必需的经济基础前景不容乐观”。【注释】Kennedy, “The (Relative) Decline of America,” The Atlantic Monthly, August 1987, p.116. 又见《大国的兴衰》，第8章。【注尾】这种状况虽然与同期另一个超级大国苏联更为脆弱的经济相对照，可以使美国人稍感安慰，但同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飞速发展的中国、经历了战后“经济奇迹”的日本、得益于欧洲一体化的西欧国家相比，全球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趋势明显不利于美国，其战略地位也在这样一种国际经济背景中相对下降。虽然事后证明，他对美国发出的这一根本性告诫言之过早，但他的基本思想——经济、技术及其相对发展速度最终决定国家大战略及其成败，甚至决定国运本身——无疑是正确的，而他对这一点（尤其在《大国的兴衰》一书中）的反复强调，无疑为大战略理论作出了重要贡献。
保罗·肯尼迪认为，一国经济结构模式同样影响其战略地位。19世纪末期的英国工业生产能力显著相对下降，远落后于新兴的美国和德国，同时伦敦却仍旧是国际金融贸易中心。这种经济模式制约了英国的战略选择。首先，财力衰落中的英国需要对黄金外流加以控制，但结果将是伦敦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丧失；德国不断增加的对外贸易对英国工业形成了强劲冲击，但同时这些贸易大都由伦敦的银行家支撑，因而一场英德大战将可能导致这些银行倒闭；英国保险业巨头劳埃德公司为了自己的、也是对英国经济俾益甚大的商业利润，欲为德国商船在将来战争中遭受的任何损失进行补偿，而这将大大减小英国在冲突中截获德国商船的战略效果。【注释】Kennedy, Strategy and Diplomacy, p.95.【注尾】不仅如此，“英国成为金融中心……意味着它更加依赖国际社会的繁荣和全球贸易增长，其经济更容易受到战争和国际信用体系崩溃的伤害”。【注释】Ibid., p.96.【注尾】因此，英国一度要实行妥协政策也就不足为奇。
关于经济与军事的关系，肯尼迪强调“没有一个繁荣与充足的经济基础和足够资金来源的军事力量，从长远来看是不可靠的”。【注释】Kennedy, “The First World War and the International Power System,”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984, Vol.9, p.38.【注尾】两次世界大战前后的德国是这方面一个极具说服力的史例。它不顾经济状况而一味扩军备战，由此损伤了国家的长期性综合实力，最后饱尝军事失败的恶果。“对70、80年代的美国这类过度扩张的国家来说，对军事投入较少可能使国家随时易受攻击，但投入过多，则会在带来眼前安全之际损伤美国的经济竞争力，使得长远安全得不到保证”。【注释】Kennedy, “The (Relative) Decline of American,” p.118.【注尾】对于美国，最重要的大战略要求是尽可能做到军事与经济之间的大致平衡和协调，避免出现“过多防务”或“过少防务”。另外，一国的经济能量要转化为具有相当影响的军事能力，一般不应是过于急切的，因为“这种经济扩张型国家的战略首选，是成为一个富裕的国家而非大量扩充军备”。【注释】Ibid., p.119.【注尾】
尽管经济技术对于国家大战略具有巨大的重要性，但决定一国在国际力量格局中的位置和对外政策选择的是经济、军事、文化、国内政治和道义等诸多因素的综合作用。1865年时的英国拥有先进的工业、完备的信用体系、首屈一指的海军力量和广袤的殖民领地，在世界上占据着一个十分有利的位置，成为几乎不可攀比的“老大”，因而意在维持现状。但1870年后，“发生在经济、军事、殖民地等领域的无可挽回的变化与其愿望严重相悖”。【注释】Kennedy, The Realities behind Diplomacy, p.19.【注尾】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英国经济几成废墟，军事力量大为虚弱，只能求助于美国的支援和保护，同时英属殖民地纷纷要求独立，英国实际上成了“二流国家”。世界历史上这一意义重大而又深远的变迁，其大部分原因集中体现在保罗·肯尼迪对慕尼黑事件的杰出分析中。“1938年张伯伦在慕尼黑会议上让步妥协，是出于一系列难分孰重孰轻的动机与压力”。【注释】Ibid., p.291.【注尾】英国长时间疏于防务导致军事力量孱弱，海外义务牵制了国家的军事关注和军事力量，孤立主义传统倾向于使英国人不愿卷入欧陆纷争，自治领国家施加压力要求和平解决苏台德危机，公众舆论畏战，张伯伦为保住在国内的执政地位而梦想和平解决欧洲紧张局势，英国经济衰败以及希冀避免经济因军事冲突而雪上加霜，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敌视使英国政府完全不愿同苏联进行战略合作，国内“道义舆论”讨厌战争、醉心和平。所有这些都决定了张伯伦对纳粹德国的绥靖，而“当每个因素都朝向同一个决策时，人们很难找出哪个因素最为重要”。【注释】Kennedy, The Realities behind Diplomacy, p.301.【注尾】
五其他对外政策要素与国家战略
对地缘条件和经济技术之战略涵意的历史——理论阐析，在保罗·肯尼迪关于国家战略之决定因素和国家根本目标之实现手段的系统见解中，应当说是富于卓见，因而也最有教益的。然而，他就外交、国内政治、国际环境、国家文化、民族精神和社会道义等多类决策要素或政策手段所作的历史论说和理论思考，同样体现了深邃的战略眼界和精细的战略理解，成为他的战略思想中富于启示的重要成分。
保罗·肯尼迪认为：“外交的重要性在于争取盟友、获取中立国支持和减少敌对国和潜在敌对国的数量，以达到在平时改善国家的国际地位，战时增加胜利的可能性”。【注释】Kennedy, Grand Strategies in War and Peace, p.5.【注尾】外交的好坏，关系到大战略的成败和国家对外目标能否实现，而对外政策决策者的素质和才能，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外交的品质。“现实政治”（realpolitik）大师俾斯麦的高超外交，不仅为德国统一成为一个欧洲强国营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而且使得德国在他宰相任内始终作为欧陆首强安然主导欧洲国际政治，而未成为他一直担忧的一个“反德大同盟”的众矢之的。相反，威廉二世浮夸虚荣，急躁专断，反复无常，粗俗浅薄，使得俾斯麦去职后的德国外交冒失愚蠢，咄咄逼人，结果造成德国的孤立和英法俄反德协约，成为第二帝国最终灭亡的一个主要原因。【注释】参见时殷弘：《新趋势·新格局·新规范：20世纪回顾·国际关系卷》，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92－100，104－105页。【注尾】肯尼迪在关于两次世界大战战前和战时外交的分析中指出，盟友并非多多益善，关键在于得到强国的支持。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英国为了得到拥有丰富资源和作战潜能的美国的同情甚或合作，不惜在拉美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等问题上对美国让步，加上德国此后的一系列愚蠢做法，终于促使美国成为英法盟友，对战争的结局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与此相反的是纳粹德国同意大利结盟所产生的后果：意大利的归附使德方不得不开辟一条新的战线，用自身有限的资源来防止意大利的溃败；与此同时，意大利在领土方面的要求显著增加了德国的外交麻烦。【注释】肯尼迪：《大国的兴衰》，第366-367, 418页。【注尾】
国内政治、尤其是政党政治和公众舆论，对国家的对外战略选择也有重要的、往往可以是决定性的影响。自1865年以后，英国政府的“绥靖”【注释】保罗·肯尼迪在他的一项研究中揭示，广义的绥靖（即“通过……谈判和妥协来承认和消除不满，以此解决国际争执，从而避免诉诸将是耗资巨大、伤亡严重并可能非常危险的武力冲突”）并非张伯伦首相任内所独有、亦非仅存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20年，而是19世纪60年代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70余年里英国对外政策的一大传统，甚或主导模式。见Kennedy, Strategy and Diplomacy, chapter 1. 引语见 p.16.【注尾】政策一直受到来自左、右两翼的攻击（左翼主要是起先的自由党和后来的工党，右翼则主要是保守党），但从总体上看，左翼大都支持这一政策，右翼虽然往往反对，却并非足够有力。到1938年秋的慕尼黑协定之后，随着希特勒再三得寸进尺，英国国内政治发生了变化。首先是右翼内部原先就反对张伯伦的一派发动了更激烈、也更自信的抨击；其次，左翼也放弃了对绥靖政策的支持，转而批评政府外交；最后，原先多少追随张伯伦绥靖的许多保守党议员组成群体，开始对其施加压力。“所有这些党派反对这一政策的出发点不同，但其观点一致：绥靖政策已不符合现实，而且颇具危险性”。【注释】Ibid., p.32.【注尾】张伯伦再也不可能获得坚持其绥靖战略所需的足够的国内支持。不过，在肯尼迪看来，有些形势下，“尽管政党因代表公众意见而受到决策人的充分重视，但它不可能对政府外交产生广泛影响”。【注释】Kennedy, The Rise of the AngloGerman Antagonism, 1860-1914 (London: Allen and Unwin, 1980), p.85.【注尾】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政党本身须具有足够的灵活性，以适应国内外形势和取得民众的容忍或支持。甚至执政党的属性往往也不是决定对外政策的关键。例如，英国在19世纪80年代上台的保守党政府曾百般挑剔自由党政府的“绥靖”路线，而当它自己成为执政党后，却仍沿用之。至于公众舆论，则一般会影响对外政策行为，尤其是在决策者意图组织和利用公众舆论来推进其战略的时候。俾斯麦可谓是这方面的能手。德国统一以前，为了削弱奥地利在众多德意志小邦的舆论控制优势，俾斯麦就已经在此领域有所行动；德国统一后，他更注重利用媒体来推行内外政策，其手段往往是对舆论界进行诱导，更多情况下是积极干预以允许亲政府的言论占取上风，同时设法压制持批评态度的任何观点,包括威胁关闭持反对立场的出版社。另一方面，政府的对外政策和战略选择往往多少受舆论左右，有时甚至可以说是尾随舆论。肯尼迪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在英德间不断升级的对抗中，“媒体的影响主要不在于（直接）影响了官方政策，而在于恶化政治气氛”，【注释】Kennedy, The Realities behind Diplomacy, p.57.【注尾】德国的一些权势集团为了挑战现存的世界秩序和进行海外扩张，极力煽动国内的反英情绪，英国媒体作为回应，也开始攻击和谩骂德国的内外政策，而两国的“政治家都未充分估计相互敌视的公众舆论的后果，或者是对其失去控制”。【注释】Kennedy, The Rise of the AngloGerman Antagonism, p.102.【注尾】此外，肯尼迪还谈论了国内政治方面的其他一些情势对于国家大战略及其要素的影响：国内危机可能使一些国家的统治者为转移民众视线而进行对外冒险，或者使另外一些国家更加内向；专制国家会抑止民众的创造积极性，从而影响科学技术的发展；管理机构的低效或腐败损害对外部事态的反应速度，招致不利结果；不同国家的政府处理对外事务会有不同的风格，并且带来往往不同的后果，例如德国政府那常见的权变与快速、连同很大程度上完全秘密的决策机制虽然往往效率较高，但易形成过分专断和错误的决定，而英国政府那通常温和、审慎的外交风格虽然有助于形成较为理智的决策，却往往缓慢拖宕，大不利于恰当和及时的危机反应。
肯尼迪还阐析了战略与国际环境、国家文化、民族精神和社会道义之间的关系。无论是拿破仑战争后英国建立空前广泛和显赫的海外霸权，还是普鲁士在英国的赞成和其他大国无暇他顾之际实现德意志的统一，并且飙升为欧陆头号强国，【注释】参见Henry Kissinger, Diplomac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4), p.99; A. J. P. Taylor, The Strategy for Mastery in Europe, 1848-1918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4), pp.32, 88, 104.【注尾】都得益于高度有利的国际环境。传统文化的越益严重的保守性是中华帝国闭关自守、裹足不前并终于羸弱不堪的深层原因，而日本民族精神中根深蒂固的武士崇拜和等级伦理是它扩张侵略的一个重要源泉，并且使之一度拥有国际力量竞争中其余国家难以攀比的一项“精神优势”；国民士气是取得战争胜利、甚至平时对外政策纲领重大成功的必不可少的条件；普鲁士人出于自卑感，在1850年的厄尔米茨协定中对奥地利让步，英国人惊恐德国在军备和技术上的急速进步，从而大大增加对军事的投入：这些都显示了国民心理对战略的重要影响。19世纪60年代，“正义”与“道德”观念在英国国际政治思想领域的上扬，加上国民对使用武力（主要是对在欧美“文明世界”内使用武力）的显著增长的厌恶感，促成了“绥靖政策”的形成，而20世纪30年代法西斯国家的猖狂侵略使“采取退让妥协意味着崇高理想遭到侮辱、国际保证与领土边界受到轻视、国民自由与民主权利惨遭压制时，绥靖政策注定走向破产”；【注释】Kennedy, Strategy and Diplomacy, p.34.【注尾】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民主国家内广泛流行的威尔逊主义式的“和平”、“正义”思潮，提供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它们“疏于防务”的政治文化和伦理背景。在肯尼迪那里，所有这些难以精确细微地解析和确凿无疑地把握的非物质因素，都对国家战略及其成败有非同小可的影响。
六、结 束 语
保罗·肯尼迪在分析总结历史经验和已有的大战略理论的基础上，确立了他本人的战略思想，其中富有对前人的补充和发展。他确认，大战略不仅存在于战争年代，而且更多（差不多也更重要）的是国家在和平环境中对大战略的需要，其本质也同样在于通过对所有各类国家资源的调度来实现国家的根本政治目标。国家在和平时期也应尽可能寻求目标与手段的大致平衡，充分估计对外行为的得失，争取以尽量小的代价获取尽可能大的效益。他在广泛考察和深刻剖析历史的过程中，揭示了各种、尤其是非军事的对外政策工具与战略之间的关系，展示了它们如何影响和决定国家对外政策、战略选择乃至国家命运。他尤其突出了地缘政治和经济、技术对于国家大战略及其成败的特别关键的深层作用。此外,最值得注意的是，关于加强经济建设、技术发展和长远投资的远见，使他不再局限于先前的战略思想家们大多仅关注战争、和平与安全的狭隘性，【注释】Carnett, “Strategic Studies and its Assumptions,” pp.14-15.【注尾】而将国家的“发展问题”实际上纳入了大战略理论，并且赋予其显著的重要性。
然而，保罗·肯尼迪的战略思想仍有显著的缺陷。第一是关系到大战略的主体。肯尼迪曾对美国内战中南北双方的战略进行了分析，一定程度上较大多数传统战略思想家仅仅关注主权国家的战略有所突破，但他仍然忽视了弱小国家、国内政治实体和跨国实体的战略运用，以及这些类型的实体给历史上强国的大战略带来的影响。第二，他虽然充分而深刻地阐析了有关国家的根本政治目标，而且也作了一些关于阶段性目标的具体论述（例如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进行海军大扩充进程中，蒂尔皮茨一方面有组织利用反英舆论来通过海军计划的目标，另一方面又自相矛盾地试图不引起英德舆论互相敌视），但是他未注意到这两类目标之间应有的至关重要的关系，即“旨在达到根本政治目标的每一行动阶段上政治目的，严格从属于这根本目标”。【注释】时殷弘：《关于台湾的几项必须正视的大战略问题》，《战略与管理》，2000年第2期，第27页。【注尾】第三，“他将1945年后美国的兴起与以往历史上霸权国家的崛起等量齐观，而把它的衰落过程与英国的情形相提并论”。【注释】W. W. Rostow,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Book Review and Correspondence,” Foreign Affairs, 1988, Vol.66, p.865.【注尾】历史学家常有的这种过度简单的历史类推，促使他作出了本文第四节开头已予展示的很不准确的预测——一项对于能否正确地估计21世纪前期的世界大局来说头等关键的预测。
无论如何，保罗·肯尼迪是当今国际关系学界很少几位最杰出、最渊博的战略思想家之一。尤其是他的大战略思想的精髓，肯定可以纳入现代战略理论的一流宝藏。这位优秀学者眼下的第一宏愿，或许就是“复兴关于大战略的研究和实践”，争取尽可能广泛和深入地教导后学“以富有想象力的、卓有成效的方式来思考和贯彻大战略”。【注释】Kennedy, Gaddis, et al., Studies in Grand Strategy (Syllabus).【注尾】仍需明智地确定未来世纪性大战略和优化若干重大问题上具体战略选择的当今中国人，应当从他那里得到可贵的教益和启示。
时殷弘：南京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主任
魏长春：南京国际关系学院国际关系专业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