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研究》2001年第2期
意识形态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地位
刘建飞
〔内容提要〕意识形态在美国外交政策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一方面是美国的外交“理念”，是目标之一，是判定根本国家利益的依据；另一方面是推行外交政策的重要工具。在美国外交政策中，意识形态是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不是最基本的部分，与国家安全、经济利益相比处于次要地位。在美国外交政策指导思想中，无论是理想主义还是现实主义，乃至孤立主义、国际主义、民族主义、实用主义，都有意识形态的一席之地。
关键词：美国外交/意识形态/国家利益
当今世界，没有哪一个国家像美国那样在对外政策中强调意识形态因素，从冷战结束前的“反共主义”到现在的“民主外交”、“人权外交”乃至“新干涉主义”，意识形态都占有非常突出的位置。那么，到底应该怎样估价美国外交政策中意识形态的地位？美国又为何如此重视意识形态因素？
一、意识形态在美国外交政策中具有双重功能
关于什么是意识形态，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下过很多定义。笔者倾向于王缉思教授所下的定义：“意识形态，一般是指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上形成的系统的思想观念，代表了某一阶级或社会集团（包括国家和国家集团）的利益，又反过来指导这一阶级或集团的行动。”【注释】王缉思：《美国意识形态的新趋势》，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编：《美国年鉴 200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06页。【注尾】依据这个定义，可以说意识形态就是一种思想观念，但不是一般的思想观念，它有三个特征：第一是群体性，即不是个别人的思想观念，而是已经被某个群体（阶级或社会集团）所接受的思想观念，代表这个群体的利益并指导其行动；第二是系统性，即不是支离破碎的想法和观念，而是形成了体系；第三是历史性，即是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上形成的。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是价值观。
学术界普遍认为，意识形态在美国外交政策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美国学者艾尔登认为：“就像在国内政治中一样，在外交政策中，意识形态通过提供被广泛接受的价值观，不仅对决策起着约束作用，而且还发挥着创造性的作用。”他进一步指出了意识形态对美国的外交决策所发挥的三个方面的作用：一是提供符合选民意愿和公众舆论的价值观，即表达出外交政策目标；二是提供外交指导思想，用以制定符合价值观的政策；三是行政部门在贯彻政策过程可借之形成领导能力，尤其是可用以统一国会议员的思想。【注释】Edward H. Alden & Franz Schurmann, Why we Need Ideologies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Democratic Politics and World Order（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1990）, Policy Papers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 Number 37, pp.2, 23.【注尾】简言之，意识形态具有两个方面的功能：一是政策目标或理念；二是推行政策的手段。
（一）意识形态是美国的外交理念
意识形态对外交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在国际竞争和冲突中，有时意识形态在使一个国家作出敌友选择时起着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最典型的是英国在冷战问题上的选择。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美、英在联合抗击法西斯的同时，内部也充满矛盾，苏美、苏英、美英之间都存在着尖锐的利益冲突。尤其是美英之间，美国利用英国在战争中被削弱之机，到处抢夺大英帝国的遗产，急于取代英国的霸主地位。但是，主要由于意识形态上的原因，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却与美国联手对抗苏联，并拱手将世界霸主地位让与美国。有些学者认为，英国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应该被授予遏制学说、马歇尔计划、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始作甬者的荣誉。【注释】Michael J. Hogan & Thomas G. Paterson, Explaining the History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16.【注尾】如果不存在意识形态上的因素，很难说美、苏、英相互之间的矛盾会如何转化，因为英国的外交传统历来是搞均势，即站在对立双方较弱者一边，防止强者称霸。正如英国学者布瑞恩·彼得汉姆所指出的：“冷战以及由之引起的局部热战是两种不同制度之间的冲突。”【注释】Brian Beedham, “The New Geopolitcs,” The Economist, July 31stAugust 6th 1999, p.7.【注尾】
意识形态对美国外交的影响更不可低估。亨利·基辛格曾指出，美国的对外政策中历来存在着一种显而易见的矛盾：一方面，没有一个国家“在日常外交活动中比美国更务实”；而另一方面，又没有一个国家像美国那样“一厢情愿地认定美国的价值观是放诸四海皆准的”。【注释】亨利·基辛格：《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第3页。【注尾】罗伯特·达尔认为：“美利坚是一个高度注重意识形态的民族，只是作为个人，他们通常不注意他们的意识形态，因为他们都赞同同样的意识形态，其一致程度令人吃惊。”【注释】转引自杰里尔·A·罗赛蒂：《美国对外政策的政治学》，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版，第354页。【注尾】这两个人的话表明了价值观或意识形态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地位。
意识形态首先是美国外交政策的重要目标之一。杰里尔·罗赛蒂这样阐述意识形态的这项功能：“政治意识形态涉及到有关一个社会所偏好的目标和手段的信念（如自由、平等、代议制政府等）”；意识形态影响着“渗透美国社会的对外政策观点”，“即美国人怎样看待这个世界，美国在国际关系中怎样扮演自己所偏爱的角色”。【注释】杰里尔·A·罗赛蒂：前引书，第353页。【注尾】可以说，制定什么样的政策目标，使用什么样的手段来实现这个目标，在国际关系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些在相当大程度上都是由意识形态决定的。
将意识形态作为外交政策的目标，美国在这一点上是非常明确的。就在科索沃战争进行期间，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声称：“我们正在重新确立北约作为欧洲土地上民主、稳定和人的尊严的捍卫者这样一个核心目标。” 【注释】新华社联合国1999年5月10日英文电。【注尾】其实，声称将价值观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目标的不只是克林顿政府，几乎历届美国政府都是如此。沙拉·斯坦米茨认为：“支持并扩展海外的人权，自从美国立国就是美国外交政策中的一个因素。”【注释】Sara Steinmetz,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Human Rights: Perspectives on U.S. Foreign Policy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4）, p.3.【注尾】翻开美国外交史，可以看出，无论哪一届政府，即使是最奉行现实主义的政府，都非常强调通过外交政策实现美国的价值原则。
美国如此重视意识形态与价值观，是与美国的特殊国情密切相关的。美国价值观根植于美国独特的社会历史，在美国社会是根深蒂固的，并成为美国政治文化的核心内容，对美国人的思想和情感有着深刻影响，甚至是美国的立国之本，是维系美国民族团结的一个重要力量源泉。美国在发展上的成功又使美国人将他们的价值观绝对化，认为那是世界上最完美的价值观，应该在世界推广，让全人类共享，美国不仅拥有推广的“权利”，而且还负有义不容辞的推广“义务”，就如基辛格所说：“美国的价值观使美国人自认为有义务向全世界推广这些价值观”【注释】亨利·基辛格：前引书，第2页。【注尾】。于是，向外国输出美国的价值观不仅成了美国外交的一个传统，而且还成为美国外交的重要目标之一。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美国都站在了“民主国家”一边，这不是偶然的，这些行为只用“权力平衡”的理论是难以解释清楚的。理查德·鲍厄斯认为：“美国在20世纪为击败对民主的威胁——德意志帝国、日本帝国、第三帝国和欧洲与亚洲的共产主义——而牺牲了成千上万的生命和数不清的财富。如果没有能为这些牺牲提供根据的理想和价值观，美国人就不会为他们的国家为人类建设一个更好的世界所做的事情而引以自豪。”【注释】Richard Gid Powers, Not Without Honor: The History of American Anticommunism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Inc., 1995), p.428.【注尾】
作为目标之一，意识形态还影响着美国人对根本国家利益的判定，进而指导美国外交决策。约翰·艾肯伯瑞认为：“美国在国外促进民主，特别是像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它所实行的那样，反映了它对如何建立稳定及相对和平的世界秩序的现实的、逐渐发展的和深刻的理解。这即是所谓美国‘自由化’大战略。它基于非常现实的观点，即其他国家的政治特性对美国能否确保其安全和经济利益有重大影响。”【注释】约翰·艾肯伯瑞：《美国缘何要输出民主？》，载美国驻华大使馆新闻文化处编《交流》1999年第3期，第61页。【注尾】可见，推进民主，搞“自由化”，本身就是非常现实的美国外交的大战略，是与维护美国国家利益相一致的。
当然，美国意识形态外交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和重点。在俄国十月革命以前，美国强调输出美国的价值观；社会主义国家出现后，特别是冷战期间，与共产主义对抗这一更重要的意识形态内容占据了压倒性的地位，输出美国价值观则退居其次。【注释】陶文钊：《美国的亚太政策》，载周荣耀主编：《冷战后的东方与西方：学者的对话》，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16-117页。【注尾】冷战后，共产主义这个敌人不再对民主等美国价值观构成威胁，美国又重新强调输出美国的价值观，而且攻势更盛。
（二）意识形态是美国推行外交政策的重要手段
在现实生活中，美国经常公开宣扬意识形态作为外交政策目标的功能，而掩饰其另一方面的功能，即做为推行外交政策的手段。陈乐民先生认为：“用意识形态作为对外关系准则，其实不可能是纯而又纯的，它经常会用来掩盖其实并非意识形态的意图。”【注释】陈乐民主编：《西方外交思想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1页。【注尾】这在美国也不例外。实际上，更经常地，意识形态是被美国用来做为“手段”。毛泽东对此曾有过精辟论述，他说：“据我看，美国反共是把它当作个题目来做文章，以达到他们另外的目的，首先是占据从日本到英国的这个中间地段……欺负它们，控制它们的经济，在它们的领土上建立军事基地，最好使这些国家都弱下去。”【注释】《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159页。【注尾】毛泽东的话有点极而言之的味道，但揭示出了美国意识形态外交中的非意识形态意图。在60年代担任负责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尤金·罗斯托说过这样的话：“从许多方面看来，全部战后历史就是美国逐步接管先前由英国、法国、荷兰及比利时所据守的阵地的过程。”【注释】转引自哈里·马格多夫：《帝国主义时代：美国对外政策的经济学》，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40页。【注尾】他的话表明，冷战时期，在反共的旗帜下，遏制共产主义并不是美国外交的唯一内容。
将意识形态做为外交的手段并非美国首创，也非美国独享。早在11世纪末至13世纪末，罗马教皇就同西欧封建主和富商一道，打着维护基督教的旗号，向地中海以东地区发动了8次侵略战争，即“十字军东侵”。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法国大革命时期，拿破仑高举把法国革命的成果推广到法国以外的旗帜，向外进行扩张；而以英国为首的反法联盟则打着恢复被法国革命摧毁的“旧秩序”旗号，组织起来同法国较量。双方的外交都披上了一件意识形态的外衣。将意识形态做为外交工具，更为突出的是苏联，几乎苏联的一切外交活动都是在把共产主义推向全世界的旗号下开展的。冷战期间，苏联对其盟国的许多大国主义、干涉主义行为，都是打着“国际主义”的旗号做出来的。然而曾在莫斯科供职五年的美国前驻苏大使阿瑟·哈特曼在1986年即将离任时说，给他印象最深的一点是：“苏联的俄罗斯色彩比共产党色彩浓得多。”“他们受俄罗斯民族的影响以及他们通过历史而形成的根深蒂固的习惯胜过我真正看到的他们在1917年革命后苏维埃的影响。”【注释】见陈忠经：《国际战略问题》，时事出版社，1987年版，第286页。【注尾】
美国利用意识形态做外交工具也是相当突出的。冷战后，美国极力推行“民主外交”、“人权外交”，毫无疑问有将民主、人权作为推行外交政策工具的成份。这从美国在民主、人权问题上实行双重标准就可以得到证实。就是在能够体现美国推进民主意图的具体政策中，推进民主也往往不是单一的目标，甚至还不是最主要的目标。比如对俄政策，还在克林顿政府上台前夕，前总统尼克松就建议美国支持叶利钦的改革，他直言不晦地指出这样做的主要目的：“叶利钦的亲西方的、民主的俄罗斯政府一旦垮台，就会对美国经济产生远比新政府在国内能做的任何事件都要大的影响。”【注释】转引自刘靖华：《霸权的兴衰》，中国经济出版社，1997年版，第73页。【注尾】
作为推行外交政策的手段，意识形态通常有如下几个作用：（1）打击对手的武器，使对手陷于非道德的被动境地；（2）动员、争取国内公众支持的工具；（3）将盟友与自己拴在一起的纽带；（4）使国内各种政治力量取得一致意见的粘合剂；（5）掩盖真实意图的烟幕。
意识形态在美国外交中具有这种特殊的作用是与美国国情分不开的。与其他西方大国不同，美国几乎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安全问题，即外敌入侵威胁国家领土和主权完整，所以，美国对外很少像其他西方国家那样打着维护国家安全、防止或反对外敌侵略的旗号。因为那样很难奏效，公众会说：谁威胁我们的安全了？而用意识形态或价值观作为对外政策的旗帜，则比较容易引起公众的共鸣，得到他们的支持。
二、美国外交政策中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的关系
要想充分理解意识形态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地位与作用，就必须弄清美国外交政策中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的关系，因为美国的所有外交政策都是以维护国家利益为前提的。
这里所讲的国家利益是国际政治范畴的概念（即英文中的National Interests）。《美国政府与政治辞典》将国家利益定义为：那些与一定民族国家的至关重要事情紧密相关的政策目标，如果在国内政策或国际谈判中违反了这些目标，将会被认为无论是在国内发展还是在国际竞争中损害了这个国家的未来。对国家利益最经典的表述是英国外交大臣帕麦斯顿勋爵1848年3月1日在英国下议院说的话：“我们没有永恒的盟友，我们也没有永久的敌人。我们的利益是永恒的，追求那些利益是我们的职责。”【注释】Jay M. Shafritz, The Harper Collins Dictionary of American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1993), p.313.【注尾】
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因而在许多学者的著述中，常常把两者完全割裂开来。比如经常有这样的议论：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的出发点应当是国家利益，而不应是意识形态。在美国，客观主义学派认为“有一个‘真正的’、客观化的国家利益，独立于学者们和政策制定者对它的理解而存在”。他们时常批评美国对外政策只是抓住了道德和意识形态的目标而忽视了国家利益。【注释】M·贝科威茨等著：《美国对外政策的政治背景》, 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309-310页。【注尾】这种将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完全分离的做法，很难解释当今国际关系特别是美国对外政策中的许多现象。
实际上，国家利益是不可能与意识形态和价值观这些主观的东西截然分开的。正如杰里尔·罗赛蒂所说的：“国家利益显然是一个主观的概念，不同的人对国家利益有不同的界定。因此，国家利益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所变化的，其特性在任何一点上都取决于社会和政府中普遍持有的意识形态和对外政策观点。换言之，国家利益和美国对外政策的制定受到思想力量——即精英群体和大众群体的意识形态和对外政策观点的力量——的极大影响。”【注释】杰里尔·A·罗赛蒂：《美国对外政策的政治学》，第355页。【注尾】现实情况确实如此。美国不同思想倾向的战略家对美国国家利益的认识是存在很大差异的，造成这种差异的重要因素就是他们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美国是一个多元社会，代表不同阶级和利益集团的人，思想观念不同，所使用的判定标准不同，因此对国家利益的解释也是不同的。
从实践情况来看，美国不同时期的国家利益是有很大差别的，现在认为理所当然是“国家利益”的东西，在美国立国之初却受到各州的抵制。【注释】陈乐民主编：《西方外交思想史》，第92页。【注尾】从美国建国到19世纪末，使美国置身于欧洲之外被认为是符合国家利益的，而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时，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则被看成是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冷战时期，反对共产主义则被看成是美国最重要的国家利益。
其实，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虽然存在异质性，但也有一致性。这种一致性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对国家利益的认识受意识形态的影响，信奉不同意识形态的人对国家利益有不同的判定。在这里，意识形态渗透在国家利益中，甚至成为决策者判定国家利益的指导思想和依据。美国的价值观和宪政民主体制是美国的立国之本，没有它们，美国就不成其为美国，它们已经与国家安全和经济利益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因此谁威胁到了它们的生存，谁就等于是威胁到了美国的国家利益。另一方面，意识形态构成了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利益可以分成几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国家领土和主权的安全，通常称国家安全；第二层次是经济利益，即经济安全和发展；第三层次是国家的价值观或意识形态等。第一、第二层次可称作基本国家利益；第三层次为一般国家利益。也有的学者将国家利益分为若干方面，如经济利益、安全利益、政治利益和文化利益。【注释】阎学通：《中国国家利益分析》，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02页。【注尾】意识形态和价值观被容纳在政治利益和文化利益中。战略利益实际上是对各种利益加以综合而形成的。如冷战后，维护其“一超”地位就是美国最大的战略利益，而这个“一超”地位对扩展美国的安全、经济和意识形态利益都有极大的益处，而实现这一战略利益的手段也正是从安全、经济、意识形态几个方面入手。
由于美国的特殊地位，它对国家利益的界定与一般国家有所区别，而且不同的人也有不同的界定。1998年《美国新世纪国家安全战略》中将美国国家利益分为三类：“第一类包括生命攸关的重大利益——对我国生存、安全和活力的重要性非常广泛的和压倒一切的利益。其中有我国领土的实际安全和我们的盟国的实际安全、我国公民的安全、我们的经济利益和保护我们的重要基础设施等等。”“第二类包括重要的国家利益处于危险之中的局势。这些利益并不影响我国的生存，但是确实影响我国的安康和我们所生活的世界的性质。”“第三类是人道主义利益和其他利益。”【注释】新华社华盛顿1998年12月1日英文电。【注尾】这里所讲的第三类实际上就是价值观或意识形态利益。
当然，与基本国家利益相比，一般国家利益处于次要的、从属的地位。当一般国家利益与基本国家利益抵触、矛盾时，美国会暂时牺牲一般国家利益。但是，不管人们怎样界定，“国家利益的核心点都是，保护或扩大美国机体安全、经济繁荣和战略利益（防卫和资源意义上的）；其目标就是维护和扩大国家的权力和地位。”【注释】Sara Steinmetz, op.cit., p.4.【注尾】斯坦米茨的论述比较恰当地揭示了意识形态在国家利益中的地位以及与基本国家利益的关系。
在外交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中，很难将不同方面的国家利益分得十分清楚，通常，美国将各个方面的国家利益加以综合考虑，提出一个总的政策目标，而且当这种目标确定后，便居于外交政策中主导地位，其他一切目标都从属于这个总目标。冷战时期，反对共产主义是这个总目标。冷战后，美国提出了要“领导世界”的战略目标，这既是美国价值观念的必然要求，也是美国领导人心目中谋求战略利益的最佳途径。维持美国业已形成的“世界霸主”地位正是美国对外战略中价值观念与战略利益的契合点。【注释】田德文：《价值观念和战略利益——对美国亚洲政策的一项分析》，载周荣耀主编：《冷战后的东方与西方》，第119-120页。【注尾】
在现实外交政策中，很难截然划出一条线，将基本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所起的作用区分开来。比如对冷战初期杜鲁门政府推行遏制苏联的政策，不同的人就有不同的解释。杜鲁门政府的重要的政策制定人、苏联问题专家乔治·凯南断言，苏联在欧洲的扩张是主要的威胁，美国必须遏制苏联在欧洲的扩张；而杜鲁门政府的另一位重要的政策制定人保罗·尼采则强调，苏联是一个计划将共产主义的侵略扩展到全世界的革命国家，美国除了在世界范围对苏联进行军事遏制外，别无他途。【注释】参见杰里尔·罗赛蒂：《美国对外政策的政治学》，357页。【注尾】凯南是从地缘政治的角度出发，而尼采则是从意识形态角度出发，但二人却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即要对苏联实行遏制。
前德国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曾对苏联外交政策的动力作过十分精辟的分析，他的分析模式也完全适用于美国。施密特认为：“长达500多年之久，所有的沙皇都奉行一种以‘积累俄国的土地’著称的政策……俄国的苏联领导集团继续推行，甚至加强了这种谨慎的、但却不断扩张的总战略……莫斯科的总战略3/4由传统的俄国战略、1/4由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组成。对于安德烈·葛罗米柯这样的人来说……传播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一直是推行俄国总战略的一个手段。意识形态的圣杯守护者米哈伊尔·苏斯洛夫当然又是另外一种想法。在每一个国家中，关于自己的战略是有意见分歧的。在苏联，传统的和历史的动力总是在支配着意识形态的动力。”【注释】赫尔穆特·施密特：《西方战略》，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16-17页。【注尾】可以说，在美国也是这样，只不过与苏联相比，意识形态动力在美国外交中的作用更大一些。不过，总的来讲：第一，意识形态动力在美国外交总战略中所起的作用只占一小部分；第二，国内不同的人对意识形态的作用有不同的看法，有人把它看得非常重要，有人只把它作为一种手段；第三，意识形态动力最终受基本国家利益动力的支配。
三、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指导思想
要想透彻地理解意识形态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地位及其与国家利益的关系，我们还有必要探讨一下意识形态对美国外交政策指导思想的影响。美国外交在不同时期受到不同外交思想的影响，而在各种思想中，意识形态的地位是不尽相同的。
（一）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
理想主义作为一种有影响的国际政治理论和学派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萌生和壮大的，而且它还产生于美国外交中。威尔逊主义就是其代表。理想主义的要义就是从道德观念出发，认为理想或精神的东西是至高无上的、决定一切的。显而易见，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在理想主义这里占有十分突出的位置，甚至是决定性的位置。不过，重视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并不意味着理想主义不重视基本国家利益。
作为理想主义对立面的现实主义，把人性及其需要作为政治哲学的出发点，将权力与利益作为国家之间政治的核心内容。可以说，现实主义理论更符合国际政治的现实状况，所以，它产生后，一直主导着西方的国际政治理论。
然而，现实主义并没有完全放弃道德观念。基辛格认为，“责任心显然是美国历史的遗产。”不过，理想主义将这种“责任心”过分夸大，进而掩盖了美国的利益，走到了“利他主义”的歧路上去。他还认为，理想主义并不是不能要，而是应该使“我们的理想主义更有现实性”。【注释】亨利·基辛格：《美国对外政策》，上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1-73页。【注尾】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都承认：在抽象概念和具体利益发生矛盾的时候，现实主义总是摒弃抽象概念而坚持具体的利益。从这里也可以看出，现实主义是承认“抽象概念”的，只不过与“具体利益”相比居于次要地位罢了。
其实，在美国的现实外交政策中，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政治与道德是不能截然分开的。道德原则和价值观本身就寓于国家利益之中，政治本身就包括着道德的内容。美国前国务卿舒尔茨非常恰当地阐述了美国外交中道德与现实的关系。他说：“规定了美国‘道德’外交内容的民主和人权原则可以不与现实政治的利益相矛盾”，“在人权和现实政治之间做出有效选择的两难处境可以达到一个双赢的结局”。【注释】Sara Steinmetz, op.cit., p.210.【注尾】
历届美国政府都很好地处理了“政治人”与“道德人”的关系，他们既是现实主义者，也是理想主义者；既维护美国眼前和长远的基本国家利益，也尽可能地传播、维护美国的价值观；只不过是在不同历史条件和个人背景下有所侧重罢了。正因为这样，美国外交中经常出现似乎是理想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角色错位的现象：被认为是理想主义者的人有时变得非常现实；而被看成是典型现实主义者的人在某些问题上又非常执著地坚持美国的价值观。特别值得玩味的是，美国参加第一世界大战、正式放弃孤立主义外交方针，却是在威尔逊的利他主义的旗帜下实现的。“号召美国参战时他不提自私的国家利益，而是表明美国别无所求，只是为维护原则而战。”而此前，西奥多·罗斯福以维护美国国家利益为旗帜，号召美国放弃孤立主义，却没能奏效。【注释】亨利·基辛格：《大外交》，第27页。【注尾】
当然，许多学者认为，美国高举道德大旗，完全是一种手段，是为维护基本国家利益寻找借口。这种看法不够全面、客观。基辛格对“道德借口说”做出了这样的批驳：“美国若不是真心信服它所代表的最深刻的价值和理念，也无从坚持这个政策（指遏制苏联政策，笔者注）历40年，并且付出严酷的代价。美国政府许多最高等级的机密文件，自始就无意发表给公众知晓，它们却往往弥漫着道德色彩，可以说为这个说法作见证。”【注释】亨利·基辛格：《大外交》，第414页。【注尾】
冷战后，面对新的国际形势，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就世界格局的变化和美国所应当采取的外交政策进行了激烈争论，尽管它们的理论基础不同，所提出的政策主张有很大差异，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强调美国民主、人权等价值观的优越性，强调美国对于这个世界的责任。就是博采了众家之长，被认为是已成为冷战后美国对外政策的指导思想的新现实主义，也坚信美国政治、经济价值观的普遍适用性。【注释】王勇：《试析后冷战时期美国对外政策的思想争论》，载牛军主编：《克林顿治下的美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03-204页。【注尾】
（二）孤立主义和国际主义
孤立主义与国际主义是一对相互对立的外交政策思想。孤立主义曾使美国深受其益，得以在立国初期避免卷入欧洲的战乱，集中精力发展自己。孤立主义是国父乔治·华盛顿确立的政策原则。有的学者认为，孤立主义曾指导了美国整个19世纪甚至20世纪前半期的外交政策。美国自1945年后才正式放弃孤立主义，其标志是“杜鲁门主义”的产生和北约成立，即美国正式与西欧结成军事同盟。特别是1950年6月10日杜鲁门在密苏里圣路易斯的演说中，明确提出了否定孤立主义的观点：“孤立主义是通向战争之路。更糟糕的是，孤立主义是在战争中走向失败之路。”【注释】Jay M. Shafritz, op.cit., p.248.【注尾】不过也有人认为，从本世纪初开始，即“门户开放”政策的提出，美国就开始向奉行国际主义转变，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并力图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主导作用。基辛格认为，西奥多·罗斯福和伍德罗·威尔逊是使美国摆脱孤立主义的关键人物。
其实，不管美国何时放弃孤立主义而奉行国际主义，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孤立主义和国际主义并不是截然分开的。美国的孤立从来就不是与外界绝对隔绝的，孤立是相对的。罗伯特·帕科特认为，“就历史来看，我们的国家利益——就防卫安排这个意义上——是不断扩展的。它们从美国大陆延伸到加勒比海，又到整个西半球，到西欧，到我们的太平洋属地和盟国，并且，至少从理论上说，到世界实际上的任何非共产主义国家。”【注释】Robert H. Puckett, America Faces the World: Isolationist Ideology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N.Y., MSS Information Corporation, 1972), pp.82-83.【注尾】在这个“扩展”过程中，孤立主义者与国际主义者的立场是完全一致的。
概括起来讲，美国的孤立主义有这样两个特征。一方面，政治与外交上的孤立并不限制美国在经济上同外界发生联系。另一方面，在进入本世纪之前，美国虽然不积极参与欧洲和亚洲的事务，但却积极参与美洲的事务。1823年“门罗主义”的出笼，实际就是美国走向国际社会的一个重要步骤。
实际上，正如帕科特所分析的，美国从立国时起，就是孤立主义（对欧洲）和扩张主义（对美洲）并用的。以后随着美国国力的逐渐强盛，它又是孤立主义与国际主义并用。美国是采用孤立主义政策还是国际主义政策，完全依其国家利益而定，而国家利益又是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的有机统一。美国立国初期，无力与欧洲列强争雄，自己又需要一个安定的外部环境来发展自己，因此奉行孤立主义，尽可能与欧洲的体系隔绝。但同时美国也采用了一些有限度的国际主义政策，如门罗主义，在东亚则参与打开中国和日本的国门，就是对欧洲国家也是巧于周旋。在这个过程中，国际主义思想在美国逐渐形成。19世纪20年代“天定命运”论形成，表明美国随时准备成为国际大家庭中起主导作用的成员。1880年美国开始扩增海军，1889年艾尔弗雷德·马汉提出“海权论”，表明美国已经做好了参与全球事务的准备。应该说，1898年的美西战争是美国放弃孤立主义的标志。以后，尽管孤立主义在美国还有一定影响，而且在某些时候，如冷战后，影响还有所增强，但国际主义一直是美国外交的指导思想。美国两大党都站在国际主义立场上制定外交政策，只不过民主党的国际主义具有更多的理想主义色彩，而共和党的国际主义中现实主义成份更多一些，而且有时看起来有点像孤立主义。
美国学者查尔斯·凯卓利曾这样论述理想主义与孤立主义、干涉主义（干涉主义实际上是国际主义的表现形式）之间的关系：“理想主义从自相矛盾的驱动力中吸收灵感：或者从不合意的世界撤出来，或者改变这个世界。它趋向于极端孤立主义或极端干涉主义，因为理想主义的思维导致这样的结果：不是寻求使国家从世界的不道德状态中孤立出来，就是寻求改革这个不道德的世界。”因此，“美国的理想主义有两张面孔：一张是非干涉主义，另一张是改革者和狂热传道者。”【注释】Allan J. Cigler & Burdett A. Loomis ed., American Politics: Classic & Contemporary Readings (Boston：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92), p.620.【注尾】
无论是孤立主义还是国际主义，由于都与理想主义分不开，因此都含有意识形态外交的因素。相比之下，国际主义中的意识形态因素更为突出、明显一些。威尔逊主义的国际主义就是在与列宁主义的国际主义对抗中形成的；冷战时期国际主义更是以反共主义为基础；现在美国所奉行的国际主义也是将推进民主、人权作为主要内容之一。
（三）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虽然不常被美国战略家们提及，但却对美国外交政策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实际上，民族主义是美国外交的最高指导思想，是孤立主义和国际主义、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的有机统一体。
关于什么是民族主义，笔者赞成下面的定义：民族主义是“可将人们拉在一起，使之有共同归属感和价值观的文化、历史、语言、心理和社会力量的整体。其发展趋势是导致产生这样的政治信念：某个民族共同体应该有他们自己的政治秩序，应该独立并平等于世界上其他政治共同体。”根据这种定义，任何民族和国家都存在着民族主义。这符合实际情况。不过，民族主义不同于爱国主义。小说家理查德·爱尔丁顿在《上校的女儿》（1931）中写道：“爱国主义是一种积极的责任感。民族主义是一只为自己的粪堆而啼叫的浅薄的公鸡。”法国前总统戴高乐说过：“爱国主义就是当爱你自己的人民上升到第一位的时候；民族主义，就是当恨人民而不是恨你自己上升到第一位的时候。”爱尔伯特·爱因斯坦有过这样的评价：“ 民族主义是一种发育未全的疾病。它是人类的囊虫。”【注释】Jay M. Shafritz, op.cit., p.318.【注尾】
也许正是由于美国的战略家知道民族主义不是个褒义词，所以他们几乎不提及美利坚民族主义，而是经常把民族主义的帽子戴到别人头上。其实，民族主义在美国是很有影响的。独立战争实际上是民族主义的产物，美利坚民族要摆脱大不列颠民族的统治与压迫。这时的民族主义应该说是有积极意义的。然而，后来，随着美国的发展和强大，美国的民族主义则成了其向外扩张的动力和依据。“美国伟大”、“天定命运”、“种族优越”等观念都是这种民族主义的表现。尤其是“反共主义”，更是被看成具有维护美利坚民族统一的功能，具有深厚的美国特色。这种民族主义已经具有上述几位思想家所批评的那种民族主义的味道了。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米勒教授分析了里根政府所奉行的保守主义意识形态的思想渊源，认为“里根意识形态”有三个来源：“传统的美国至上主义(Americanism)”、“右翼民粹主义(Populism)”和“新保守主义(NeoConservatism)”。【注释】J.D.B. Miller, Ideology and Foreign Policy: Some Problems of the Reagan Administration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1982), pp.5-8.【注尾】在这三个来源中，“美国至上主义”和“ 民粹主义”都具有浓厚的民族主义色彩。
任何民族主义都与本民族的价值观紧密联系在一起。但是，与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主义不同的是，美国的民族主义不仅要维护自己的价值观，而且还要向外推广，甚至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可以干涉别国内政，甚至动用武力。如果说，美国民族主义在冷战期间的集中体现是反共主义，那么，冷战后则是霸权主义。
民族主义对美国外交决策的影响是不容低估的。爱尔顿·弗莱分析了美国大选前的“十月惊异”（October surprise）现象，即一些国际事件在大选投票前的一个月，即十月，被抄得火热，然后使在任总统在选举中受益。1948年的柏林危机，曾使杜鲁门的支持率由36%猛增到69%。后来的黎巴嫩危机、猪湾事件、伊朗危机都对艾森豪威尔、肯尼迪、卡特起过类似的作用。弗莱进而指出：“在总统身上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对待危机的明显倾向，表明了美国民族主义的持续力量。不管美国人在特殊外交政策上如何怀疑或自我批评，毫无疑问，作为一个民族，他们享有共同的命运。当面临来自外部世界的考验时，他们必定要站在一起。没有哪个国际组织，没有任何全球价值观，没有什么来自我们共同人类的感召力能展示出如此大的力量来将美国人动员起来。美国人今天确实比以往任何一代人更世界主义了，但他们仍奉行民族主义，仍然用‘我们—他们’这样的词语来观察世界。”【注释】Michael P. Hamilton ed., American Character and Foreign Policy (Michigan: Willia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 , Grand Rapids, 1986), p.150.【注尾】可见，美国政府在进行外交决策时，不可不考虑民族主义这个因素。
总的来看，从某种意义上说，民族主义才是美国外交政策更深层的指导思想，而孤立主义和国际主义则是较表层的东西。
（四）实用主义
美国是实用主义的发源地，而且实用主义是唯一在美国土生土长的哲学流派，必定对美国人的思想观念和方法产生巨大的影响，进而影响美国的内政特别是外交。正如基辛格所说,实用主义是“美国精神”，美国人的求实精神和进取心就是实用主义培养起来的。【注释】见王元明：《行动与效果：美国实用主义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页。【注尾】可以说，实用主义作为一种哲学思想，影响着美国人尤其是外交决策者的思维方式，它是更基本、作用更持久、影响更深远的美国外交指导思想。
实用主义的要义是着重可能产生的结果，而不是事先定好的原则。英国史学家法兰克尔对实用主义在外交上的运用效果做过这样的解释：“实用主义帮助政策的制定者有可能保持最大的灵活性，避免由于意识形态的承诺而超过限度，把外交努力集中在特定的利益上，承认严酷的现实。”【注释】Joseph Frankel, British Foreign Policy 1945-1973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p.113.【注尾】这话虽然是针对英国外交说的，但也完全适用于美国。美国人正是运用了这种实用主义的方法和思想，才使美国在短短的200年间由一个新建的国家成长为世界超级大国。特别是在对外扩张上，自1900年美国兼并部分萨摩亚群岛，版图基本固定下来后，美国就将扩张重点转向了境外势力范围的扩张，即“软扩张”。这种扩张方式具有更强的灵活性，更适合于实用主义方法的运用。当美国国内发展受挫，或出现危机时，它能够迅速地收缩国外阵线，集中力量解决国内问题。这同本世纪另一个超级大国俄国（苏联）始终坚持扩大版图的“硬扩张”方式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美苏争霸的最终结局，同它们扩张方式的选择和对实用主义方法与思想的运用有着密切关系。【注释】参见姜长斌：《21世纪的中俄美三角关系和中国的和平外交路线》；载《中共中央党校学报》1997年第3期，第5－6页。【注尾】
实际上，实用主义乃美国外交的传统。美国对实用主义方法和思想的运用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
1.外交政策口号带有极大的随机性。对同一个外交政策口号，决策者往往依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和需要，在某一地区和某一时间给以特定的解释。比如“门罗主义”，随着美国国力的加强，美国不同执政者对1823年门罗咨文加以种种解释，如“泛美主义”、“大棒政策”、立宪主义、睦邻政策、区域安全，等等，终于门罗主义被引申为美国“有权”可以任意干预和控制拉美的原则，美国成为拉丁美洲的国际宪兵。【注释】参见杨生茂主编：《美国外交政策史1775－1989》，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10页。【注尾】
2.对国家利益的界定随时间和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在美国的不同发展时期，随着美国的国力和国际环境的变化，美国外交决策者对美国的国家利益有不同界定。在美国成为世界超级大国之前，国家安全和商业利益是美国国家利益的主要方面；而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则将其霸权地位也视为其国家利益，而且是最重要的方面。
3.在民主、人权等价值观问题上采用双重标准。当然，说美国实行双重标准，只是就表层的现象而言，或者说策略意义上的，在政策目标及指导思想上，美国奉行的标准是一致的。
4.灵活地处理敌友关系。比如，在越南战争结束之前，美国自恃国力强盛，将遏制矛头指向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到了60年代，美国的国力不断下降，同时苏联的军事力量上升，美国开始对社会主义国家采取以分化为目的的区别对待政策，与中国缓和关系，联华抗苏。
5.言行不一。比如在台湾问题上，在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中，美国都作出了不推行“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政策的承诺，然而在实践中，它却时常违背自己的诺言，实用主义地处理与台湾问题有关的事宜，从而引发了多次中美关系危机。
从上述美国实用主义外交政策可以看出，实用主义更加淡化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作用，更加不注重外交政策中的“道德”因素。但是，实用主义也不是绝对排斥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只不过是在这里，意识形态作为外交工具的成份更多一些罢了。
刘建飞：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教授、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