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述巡礼
《全球公共问题与国际合作：一种制度的分析》 苏长和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7月第1版。除序言、序章、尾章和索引外，正文7章，全书共370页，约26.3万字。
作者现任上海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讲师，本书是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补充而成。书中，作者从个体主义研究取向出发，对国际合作和国际制度两个概念进行理论上的梳理和辨析，并且从规范角度提出一个中心命题：即全球公共事务中所存在的交易费用问题和国际政治时常失灵现象，使国际制度的设计和创新变得更重要。作者利用简单的两人博弈模型，区分出几种典型的国际合作形式，并结合全球公共事务合作中面临的问题，分析在不同的博弈战略图式下，国际制度设计与安排对全球公共事务管理的意义。在书的结尾部分，作者以海洋问题为例，对国际关系中的制度选择、全球公共事务管理的制度解决方式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并对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的假设进行了批判和反思。作者认为，全球公共问题的兴起，是当今国际社会发展过程中涌现的最为引人注目的问题之一，其最大的特征在于共同性和不可分割性。而个体对公共利益的冷漠是全球公共问题治理过程中各国之间合作面临的最大障碍。本书系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当代国际政治丛书”之一。（斯萍供稿）
《90年代美国经济》郭吴新等主编。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00年1月第1版。全书共463页，36.3万字。
本书由武汉大学世界经济系和美加经济研究所的十几位学者集体编撰，郭吴新、陈继勇等学者担任主编。本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所涉内容非常广泛和全面。全书包括前言在内共有12章，不仅纵向介绍和分析了从80年代里根时期的经济调整到90年代的经济增长，以及对21世纪初美国经济的展望，而且横向对90年代美国经济增长的特点和“新经济”问题、高新技术发展的作用、政府的财政金融政策影响、企业重组及经济结构调整、对外贸易、收入分配等相关因素和领域都进行了专题分析。全书以实证分析为主，并注意使用了较新的数据。
（王荣军供稿）
《美国！美国？美国……：世纪之交中国大学生的美国观》邓丽兰著。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第1版。除前言、后记、附录外，正文共4章，全书约34.9万字。
作者现任天津南开大学历史系教师。该书是对该校课题组在1999年10月至2000年6月间，以“世纪之交中国大学生的美国”为题，对天津、北京、上海等地的千名大学生所进行两次问卷调查和访谈的情况分析和总结，从一个侧面形象地勾勒出当代大学生对美国的印象、有关美国的信息来源，以及他们对中美关系的一些看法。（斯萍供稿）
Sue T. Rinehart & Jul J. Josephson, ed. Gender and American Politics: Women, Men, and the Political Process. M.E. Sharpe Press, 2000.
这本由10位美国政治学家撰写的论文集着重研究性别对美国政治制度的影响。全书共分3个部分。第一部分考察了在政治行为方面男性与女性的差异。第二部分考察了在具体的公共政策方面（如在福利立法、税收法案、医疗改革和堕胎等问题上）不同性别所持的不同态度。第三部分考察了妇女在美国政府机构（如内阁、最高法院和国会）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由于本书的目标读者是政界人士或从事相关研究的专业人士，因此，书中较多地运用了政治学和社会学的技术统计和定量分析方法，对所涉及的问题进行了深层次的分析。以著名性别问题专家卡罗尔 吉利根（Carol Gilligan）为代表的一派学者认为，女性的性别特点决定了在大多数情况下她们的政治行为模式与男性不同。但本书其他一些作者则认为，这种说法大大地夸大了女性的性别心理对他们所持政见的影响。以最近20年来在一系列重大立法问题上女性议员的投票记录为例，她们的决策中看不到任何性别的烙印。
Charles T. Cross, Born a Foreigner: A Memoir of the American Presence in Asia. Lanham: Rowman and Littlefield, 1999.
本书作者是前美国在台协会（the American Institute of Taiwan）主席查尔斯·克罗斯的回忆录。书中记录了作者在亚洲特别是在中国的几十年的非凡的经历，对中美关系以及台湾、香港问题发表了他作为一个“知情人”的见解。克罗斯的父母是早年的美国在华传教士，克罗斯本人生于北京。当绝大多数美国人对亚洲的了解还仅仅停留在书本上的简单介绍或报章杂志上偶尔出现的简短消息的时候，克罗斯已经通晓亚洲历史。不仅如此，他还是日本军国主义野蛮占领中国的亲历者之一。之后，他作为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士兵参加了硫磺岛之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进入美国国务院驻外机关事务局（FS），先后担任美国驻新加坡大使和驻香港总领事。1979年他从FS退休，这为他被任命为非官方的美国驻台办事处主任一职铺平了道路。书中以较大篇幅回顾了他在台期间处理美、中、台三边关系中众多棘手问题的鲜为人知的经历。（高英东供稿）
Harold H. Saunders, A Public Peace Process: Sustained Dialogue to Transform Racial and Ethnic Conflicts. New York: San Martin's Press, 1999.
作者哈罗德·桑德斯现为美国凯特林基金会国际事务部主任，曾任美国负责近东和南亚事务助理国务卿。他曾随同基辛格秘密访华，是促成五次阿以协议（1974-1979）的美国主要成员之一。同时，他还于1979-1981年间参与谈判解决伊朗人质事件。1991年，有着30年在白宫工作经历的桑德斯离开国务院，在凯特林基金会从事美国与塔基克斯坦、俄罗斯的非政府间的长期对话，以寻求解决地区冲突、促进民族和解。
本书是桑德斯博士对他所亲身参与这些“长期对话”的框架、进程和历史作用，以及危机处理和人类冲突解决等问题所进行的回顾和总结。他认为，今天许多引人注目的人类冲突，并没有准备就认同、恐惧、历史冤屈和非正义等问题进行正式谈判。但是，“长期对话”在政府外为市民提供了一个改变紧张关系的空间。政府通过谈判，签定协议并使之强制执行，但只有市民才能真正改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政府长时间地拥有他们的外交工具， 如谈判、斡旋、武力，以及资源分配，而市民所依赖的是不稳定的个人谈话进程以解决民族、种族，以及根植于他们国家、社区内的一些冲突，从而铲除和平的障碍。书中，作者进而提出了“市民世纪”的概念。（斯萍供稿）
Jimmy Carter, “Free Elections Are Only the Beginning,”Foreign Service Journal, Vol.78, No.2, February 2001, pp.17-20.
文章中，美国前总统卡特讨论了卡特中心在全球推进民主方面所展开的工作。他指出，自由选举仅仅是民主体制的一个要素，并且重要的是选举必须要受到监督，而这是卡特中心和其他组织的最突出的活动。鉴于选举骗局已经变得更为复杂，卡特说，更多的重点现在是放在诸如核实选民的名册和候选人的资格标准这些选前活动，以及选票统计列表和宣布选举结果等选后活动上。
Anne Laurent, “Memo to the President,”Government Executive, Vol.33, No.1, January 2001, pp.28-34.
该刊副总编辑劳伦特认为，作为美国政府的首席行政官，布什总统将在其确立战略和获取富有政治意义的结果的努力方面受到牵制，因为联邦政府工作队伍非常缺乏高技能和高要求的职业素质。但她进一步指出，如果总统和他的班子迅速设定目标，将良好的管理放在首要的位置上，那么这些问题是可以获得修正和解决的。劳伦特说，新政府面临的首要管理问题包括：确立明确的重点，使同政府订立合同的人员担负起责任，吸引年轻而精通技术的工作人员进入政府，重新将预算过程的重点转离对财政赤字的控制，监管浪费、欺诈和滥用权力，关注提供电子服务的机构，确立财政管理工作目标，重新评估信息技术与安全，使用政府购买和旅行卡制度等。
Robert B. Reich, “The New Economy as a Decent Society，”The American Prospect, Vol. 12, No.3, February 12, 2001, pp.20-23.
曾经担任克林顿政府劳工部长的赖克认为，人们的生活正变得越来越不可预知，因为新经济的快速增长带来了新的变革和机遇。他指出，我们作为单个的消费者或工作人员所做出的一系列抉择是由我们作为一个公民做出或者没能做出的选择所形成的。他进一步指出，达到一个更好的社会均衡的途径可以是通过重新认识而抛弃过度的占有型个人主义。赖克建议，含括在一种“新进步主义”中的工作，将包括：通过充分就业而缓冲人们受到的突然经济震荡；通过提高教育机会来拓展经济繁荣的受益圈；通过允许劳工人员有机动的时间和偿付照顾年幼和年长成员所需要的休假来关注最需要关心的人们。
Stephen Hess,“Media to Government: Drop Dead,”Brookings Review, Vol.18, No.1, Winter 2000, pp.24-27.
赫斯指出，尽管新闻媒介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涉足更为广泛或是无所不在，但它却较少地关注无论是州政府还是联邦政府。赫斯引用数据显示，有关“华盛顿”的报道在呈下降的趋势。对于州政府的报道则更为糟糕。那么取而代之的是什么？是更多的有关名人、生活方式问题和商业的报道。赫斯最终得出结论，认为媒体对于政府的报道是“不够充分的”。
（袁征供稿）
Bruce R. Scott,“The Great Divide in the Global Village,”Foreign Affairs, January/February 2001, pp.160-177.
作者是哈佛大学商业管理保罗·彻林顿教授。他说，认为市场全球化具有的能力必然在富国和穷国之间缔造共同性的这种西方经济理论已经被证明是错误的。贫富差距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大，这种差距还将继续加大；要想扭转这种模式，经济学家和政治家们必须认识到政治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关键作用。穷国面临一系列问题，包括恶化的环境、市场距离遥远、适于航行的水域有限、人口增长不加控制。但是，更麻烦的是这些国家缺少一个有效的政府。没有一个强大、有效的立法和执法系统，巨量的人口不可能为经济的发展做出贡献；数以百万计的人口所遭受的挫折还将继续通过移民和暴力表现出来。作者认为，西方理论家和经济发展的参与者应该在单个国家的现实基础上协助他们培育经济发展；商业政策也许是合适的发展模式，但自由市场战略不一定适合所有的情况。
Warren P. Strobel & Kevin Whitelaw,“Preparing to Face the World,”U.S. News & World Report, Vol.129, No.25, December 25, 2000, pp.28-29.
布什总统选择了科林·鲍威尔任国务卿和赖斯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他和他的对外政策专家们共同启动了新政府。虽然鲍威尔在1993年离开五角大楼后专注于社会问题，但毫无疑问，他现在将在外交政策和军事政策上打上他的印记。竞选期间布什总统许诺要控制维和行动，赖斯是这种主张的重要推动者之一。鲍威尔和赖斯可能在一些外交问题上发生冲突，但他们都会发现，选择军事部署在现今世界是不可能的。
Kent E. Calder,“The New Face of Northeast Asia,”Foreign Affairs, Vol.80, No.1, January/February 2001, pp.106-122.
作者是两任美国驻日大使的前特别顾问。他将平壤首脑会晤后出现的形势称为新的东北亚地缘政治。作者分析了南北朝鲜缓和的潜在含义，认为中国和俄罗斯是最大受益者，美国和日本在很大程度上却被晾在一边。他认为，民主化和技术变革将带来不可预料的危险，并危及到东北亚的稳定，这就要求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经济大国更多地介入这个地区。尤其重要的是，作者认为美国必须加强其与日本的军事、政治同盟，加强与韩国的关系。他还断言，要想成为地区和全球发展的更为积极的参与者，日本必须经历重大的经济和政治变革。他呼吁南北朝鲜、美国、中国、俄罗斯和日本创造更广泛的跨地区支持和全面合作机制，以防止民粹主义压力和导弹扩散而导致的“为地区均势而进行的、破坏稳定的斗争”。
David Shambaugh,“Facing Reality in China Policy，”Foreign Affairs，Vol.80, No.1, January/Feburary 2001, pp.50-64.
作者沈大伟是乔治·华盛顿大学中国政策项目的负责人。文章中，他评估了美国的对华政策，特别是NMD、解决台湾和朝鲜半岛局势建议所内含的政治敏感性。他强调，布什的新政府必须记住“塑造政策环境的五个根本现实”：（1）对华接触政策是一个现实，而不是“政策优惠”；（2）美中关系是战略合作和战略竞争的混合体；（3）中国是一个所谓的“威权主义”国家；（4）美国的对华政策应该包括同亚洲和欧洲伙伴国家的更大合作，而不是停留在双边层次上；（5）一项成功的中国政策“起源于政策形成时国内的政治合作、实施时的公众支持”。他还建议设立新的职位和程序，改变行政部门在中国政策问题上分担责任的做法。
James Traub,“W.S World，”New York Times Magazine, January 14,2001, pp.28-34.
乔治·布什总统的外交政策顾问中有很多是来自老布什政府的熟悉面孔。然而，作者（在布什宣誓就职前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指出，新政府的外交政策前景、调子将迥异于老布什。作者认为，特别明显的是，新政府的政策主张中没有了以前各总统“威尔逊理想主义”特色的诉求，即人道主义干预、维和并缔造国家；取而代之的是，布什政府鼓吹“现实主义”，赞美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不愿意将美国的军事力量用于海外的地面行动。作者指出，布什政府对NMD的热衷强化了许多美国的盟友，尤其是欧洲各国的怀疑：美国准备在此以及其他问题上单独行动。对布什总统明显缺乏外交知识的任何担忧都因为外交顾问赖斯和科林·鲍威尔的存在而得到弥补，作者相信鲍威尔“可能会成为亨利·基辛格以来最强势的国务卿”。布什总统的班底制定的外交议程似乎大大收缩了，而且并不激动人心，但“政府很少固守竞选期间制定的抽象原则”。
Deborah Avant, James Lebovic,“US Military Attitudes toward Post-Cold War Missions，”Armed Forces & Society, Vol.27, No.1, Fall
2000, pp.37-56.
在一项评估军界对后冷战时期各种使命的态度的调查中，作者发现，尽管军官们对传统的冷战使命表现出强烈的支持，但是，一般而言军队仍能够接受新使命。对于各种非传统的使命——从禁毒到维和和人道主义援助，他们的态度“在每个部门内部（海军、陆军、空军和海军陆战队）的差异大于部门之间的差异”。作者注意到，造成这种状况的一个原因是“空中使命不同与地面使命”。调查的其他发现表明，对于新使命的支持并非与国家威胁的考虑密切相关，军官们认为最大的危险在于他们不愿意应对这些威胁。作者在考察了不同派别的支持如何影响军队对新使命的接受程度后发现，“当各派别确信拥有总统、国会和公众对他们的支持时”，他们才同意接受要求他们去执行的任务。（樊吉社供稿）
David E. Sanger,“A Grand Trade Bargain,”Foreign Affairs, Vol. 80, No. 1, January/February 2001, pp.65-75.
作者为《纽约时报》驻白宫记者。他认为，小布什政府面临着两个重大挑战：一是保持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领导地位，二是让富国和穷国都相信，美国正以对大家都有益的方式重塑世界经济体系。小布什必须说服美国国会和公众，强有力的世界贸易组织更有利于美国的工人和产业。同时，他也必须让世界其他国家相信，世界贸易组织和国际金融机构并不是美国的工具。作者断言，为应对这些挑战，富国和穷国得达成一个重大的贸易协议。其中，美国要承担的部分，是必须对世界最贫困国家所生产的产品完全开放市场，并允许对制订共同的反倾销标准进行国际性讨论。而发展中国家则必须同意保护知识产权，并开始就劳工和环境最低限度的保护进行讨论。
Ricardo Hausman,“Prisoners of Geography,”Foreign Policy, No. 122, January/February 2001, pp.44-53.
作者认为，目前流行的经济发展政策未能有效缩小全球穷、富国之间收入的差距，应针对穷国的不利地理条件采取新的对策。他认为，地理条件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尚未得到充分认识，但最近的理论和实证研究都表明，地理条件和经济发展关系密切。世界上最贫困的国家一般位于赤道地区，当地农业生产率低下，传染性疾病难以控制。此外，穷国一般都深处内陆，没有出海口，运输成本高，产品难以进入世界市场。作者建议，要缓解这些因地理条件造成的贫困问题，就要投入时间和资源来兴建交通基础设施，开发适用于农业和公共保健的新技术，并实施促进地区经济整合的项目。他不同意经济全球化带来发展中国家的贫困和不公正的看法。在他看来，“发展中国家摆脱地理条件所带来的贫困陷阱的出路，就在于变得更加全球化”。（王荣军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