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研究》2001年第3期
论东亚地区的政治、安全结构
倪峰
〔内容提要〕本文试图对冷战后东亚地区的政治、安全结构作一个更具包容性的解释，并将这一地区政治、安全领域尤其是安全领域出现的各种现象抽象地概括为三种基本模式，即多极模式、霸权稳定模式和多边安全合作模式。本文认为，以上三种要素构成了世纪之交东亚地区政治、安全环境的单元性基本结构要素，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个对该地区的政治、安全形势进行宏观性解释和分析的框架。
关键词：美国/外交/东亚地区/政治安全结构
自70年代中期以来，东亚地区经历了一段安全形势稳定、经济高速发展的黄金时期，以致在冷战后期以及冷战结束初期的大多数时间里，东亚一直被视为和平、稳定、发展和繁荣的样板。然而，自90年代中期以来，尤其是近些年来，这一地区发展的不确定因素似乎在增长，一些热点问题持续升温、各国之间的相互猜忌在增加、一些国家在努力加强军事同盟并强化在这一地区的军事优势、民族主义情绪蔓延、各国更加重视在军备领域的发展、1997年的金融危机给这一地区的经济以重创并造成了一些国家的政局动荡。总之，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东亚地区在政治、安全领域的发展呈现出某种模糊性，缺乏方向感。对于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目前已有很多种解释。在这里，本文试图找出造成目前这种局面的一些结构性因素。
一、三种政治、安全模式
通过对冷战后东亚国际关系十年演变的观察，我们看到这里基本上出现了三种略见成型的政治、安全模式：多极模式、霸权稳定模式和多边安全合作模式。它们可以说构成了塑造东亚地区政治、安全格局最重要的单元性结构要素。在东亚地区，这三种模式都有其生存和发展的土壤，同时也都面临着一些问题和挑战，构成了地区政治、安全格局多元、复合的特征。在此，首先就这三种模式的具体情况分别加以阐述：
（一）多极模式
这种模式在有关世界秩序的取向上，寻求一种多个力量中心均衡分布及相互制衡的局面。而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东亚地区是多极化趋势形成较早，也较为深入的地区。形成这种局面具有一系列主客观原因。
首先，从客观因素上看：
（1）东亚地区是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国异常密集的地区。目前，世界公认的五大力量中心有四个位于该地区或在该地区拥有重大利益和不同寻常的联系。它们分别是俄、日、中、美。
（2）该地区有一些在政治、安全领域拥有重要影响力的中小国家联盟和中等强国。例如，东盟、韩国、朝鲜、越南也都是地区政治、安全事务的重要角色。它们不仅有时能够摆脱一些大国的钳制，根据自己的意志采取行动，而且还能对某些大国的行为进行制衡，并获取某种主动。
（3）其周边存在一些对该地区事务有重要影响的国家。除了上面提到的美国之外，还有印度、澳大利亚、加拿大。印度近年来一直在积极介入东南亚事务，澳大利亚和加拿大曾在建立地区多边机制方面发挥积极倡导者的作用。其中，澳大利亚与东盟有着密切的关系，1999年还在东帝汶的联合国维和行动中发挥了主导作用。
（4）多极化与这一地区国际关系发展的特殊阶段性存在着某种吻合。从世界范围来看，无疑已进入了全球化的发展阶段，但是，即使在这样的背景下，不同的地区其发展也存在着特殊性。在东亚地区，目前多数国家正处在现代意义上民族国家巩固并成长的发展阶段，其基本特征是，民族主义成为各国的主流意识、工业化、国际法意义上的领土界限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以及各国之间的边界正在逐步确认并变得日益清晰，而这种情形正好与18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欧洲形成了某种对应，在当时的欧洲，崇尚实力、权力政治、均势的形成，以及打破是其国际政治演变的常态。当然，今日的东亚与当时的欧洲已有了很大的不同，但发展阶段上的某种对应性还是显然存在的，这在客观上造成了与力量均衡、均势有着某种类似效果的多极化趋势的发展。
东亚地区多极化趋势形成和发展较为深入，除了具有以上客观因素之外，还有一系列主观因素：
（1）在这一地区有一些重要的国家如中国、俄罗斯积极倡导多极化趋势的发展。在俄罗斯方面，叶利钦总统在1998年5月俄外交部发表的《俄罗斯在多极世界形成时期的地位和作用》中，最直接地勾画出俄罗斯对外战略的总体性框架，即多极化、全方位和大国外交。中国在冷战结束、两极体制崩溃之后，积极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发展。江泽民主席指出：“多极化趋势有利于世界的和平、稳定和繁荣。”【注释】见江泽民十五大报告。【注尾】另外，中俄两国还协调在推动多极化方面的立场。1997年4月，中俄两国首脑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俄罗斯联邦关于世界多极化和建立国际新秩序的联合声明》，指出：“双方本着伙伴关系的精神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发展和国际新秩序的建立。”【注释】《人民日报》1997年4月23日。【注尾】
（2）该地区其他一些重要角色也对多极化从不同的角度加以某种程度的认可。在日本，尽管官方对多极化的提法反应谨慎，但多极化中所包含的“均势”概念对冷战后日本希望在地区政治和安全事务领域发挥更大作用的思路具有某种吸引力。例如，一位日本国际问题评论家认为：“在超级大国的主导下，各大国一致行动的权力结构是前提条件。超级大国在解决纠纷中起关键性作用，但是求得各大国同超级大国采取统一步调是不可缺少的。可以说，这是一种向‘多极秩序型’过渡的形态，设想最终有一天超级大国不存在了，……使‘多极型’政治结构在该地区扎根，应该说这不是不可能的。在建立这种结构的过程中，恐怕可以期待日本发挥主导作用。”【注释】岛田数之：《地区大国应协调建立“多极型秩序”》，《朝日新闻》1999年7月13日。【注尾】
而对于本地区中小国家的联合体东盟来说，多极化格局无疑为其在地区事务发挥更大作用提供了更大的空间。“东盟既希望美国在亚太地区保持存在，借以平衡日益强大的中国和日本，另一方面，却又恐惧美国在本地区确立霸权地位，并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从而引起新的不平衡，因而在地区经济政治事务中许多问题上又借重中国和日本抗衡美国。东盟显然认为，只要本地区大国之间形成战略平衡，它就能够在地区事务中左右逢源，立于不败之地。”【注释】唐永胜、郭新宁：《角逐亚太》，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3月版，第170页。【注尾】总之，多极局面有利于东盟在这一地区推行的“均势战略”。
（3）多极化是这一地区各国外交以及有关的学术领域和媒体广泛讨论的议题。多极化不仅在中、俄、日、东南亚引起广泛深入的讨论，而且在官方一直对这一提法保持着高度警觉的美国，提出多极化的主张，并对此进行研究也不乏其人。例如，1968年，当时的尼克松总统所提出的五大力量中心说，可以说是目前多极化主张的一个重要渊源。布热津斯基认为：“从长远看，全球政治注定会变得与一国独掌霸权力量的状况越来越不协调。”【注释】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著、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大棋局》，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2月版，第236页。【注尾】亨廷顿指出：“全球政治眼下正在经历10年或20年的单极加多极体系，直到21世纪进入一个真正的多极体系。”【注释】Samuel P. Huntington,“The Lonely Superpower,”Foreign Affairs, March/April, 1999, Vol.78, No.2.【注尾】而亨氏所提出的“单极多极体系”的概念，与中国学者提出的“目前多极化的主要表现形式是一超多强”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通过对上述该地区存在的各种主客观原因的分析，基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东亚地区是全球范围内多极化格局发展条件最为成熟，也是发展得最为成型的地区。不过也应当看到，这种模式在该地区也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
（1）多极化作为一种客观的发展过程，在冷战后全新的国际背景下，不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都有了一些新的内容，然而，追求力量均衡仍然是这一过程的内在逻辑，而这与过去欧洲国际关系演化出来的“权力均衡”多少有些相似之处。然而，是否能够通过“权力均衡”实现持久的和平与稳定，无论从理论还是历史经验的角度来看都存在着问题。
（2）多极在东亚地区呈现的并非是一个完全形成的事实，而是这一地区存在有向这一方向发展较为强烈的倾向，或者说正处在朝着这一方向发展的过程中。因此人们经常用“多极化”这个词来形容全球或地区力量中心布局均衡化的趋势。正如一位中国学者所指出，“所谓的‘化’是指多极世界之前一个相当长期的过程。”【注释】俞邃：《当今国际形势中若干跨世纪问题》，《国际论坛》1999年第1期，第4页。【注尾】与此相对应，美国作为全球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尽管不可能永久保持下去，但这种情形在相当一段时间内难以改变，美国在东亚地区事务中的某种主导地位一时也难以改变，因此，力量分布不均衡的现实难以迅速打破。
（3）多极化作为世界和地区格局演变的一个客观过程，得到了越来越多国家和人士的认同。然而，作为人的意志难以把握的客观存在，它的发展过程必然充满了各种各样的不确定性，就其最终结果而言，存在着多种可能性。有可能是“一个平衡、稳定、民主、不对抗的具有建设性”【注释】叶自成：《多极化研究中的几个误点》，《国际论坛》1999年第1期，第37页。【注尾】的多极；也有可能是像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欧洲那样，是一个多强争霸的局面；甚至是一个各极争斗不休的无序世界。而多极化作为一种主观的政策目标或意愿，各国政府、各方人士所描绘的多极蓝图显然是不一样的。
（二）霸权稳定模式
这种模式的核心思想是：一个强国在世界居于核心地位，并在其主导下整合出的一系列国际制度和国际规范是世界和平、稳定最有力的保障。当然，美国是这一模式最积极的倡导者。在美国官方文件、媒体和学术研究中，通常将这种模式称为“美国在世界的领导作用”。美国《新世纪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对此作出了清晰的、美国版本的解释：“在许多情况下，美国是唯一能够在对共同的挑战做出国际反应时担当必不可少的领导和具有这种能力的国家。美国在世界发挥领导和参与作用对我们的安全来说至关重要。”【注释】The White House, A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for A New Century, December 1999.【注尾】
就东亚地区而言，美国是否获取了这种霸权，或者说这种霸权稳定模式是否已经完全成型，可能仍然是一个有争论的议题。但是，它在这一地区的事务，尤其是安全事务中占据了某种主导地位，可以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1）美国作为目前世界上唯一超级大国的总体实力。前安全事务助理伯杰对美国这种整体实力上的优势作了简短而又明晰的概括：“我们的整体实力是无可争议的。我们的军费开支目前大于其余所有国家的总和（原文如此）；我们的武器装备比最接近我们的潜在竞争对手先进整整一代，……，我们还是世界上唯一能将我们的力量投放到全球每一个地区的国家，……。我们的经济不仅给美国人带来了空前的繁荣，而且它还是全球增长和技术的引擎，……。在文化领域，我们的电影、音乐、资讯无所不在，……。更重要的是，一直伴随着我们的关于这个世界的理想，自苏联崩溃后成为世界的主流，……。”【注释】Samuel R. Berger, “American Power: Hegemony, Isolationism or Engagement,” speaking at th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on October 21,1999.【注尾】总之，在东亚地区的大国中，就整体实力而言，没有一个国家可以与之抗衡。
（2）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军事存在。从地理上讲，美国并不是一个东亚国家，因此，在这一地区保有强大的军事力量是其在该地区，尤其安全领域发挥作用的支柱性因素之一。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美国一直在东亚地区维持着数量可观的军队，在越战期间，军队的数量一度达到60万人。冷战结束之后，尽管美国面临的主要威胁已经消逝，然而，美国仍决定将它的军事力量“继续在这一地区向前扩展”，这在1995年、1998年的美国东亚战略报告以及其他官方文件中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即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在东亚保持10万规模的驻军。这样一支驻军在数量规模上并不大，但是，作为前沿部署的部队，它是以美国庞大的军事力量和在这一地区众多的盟友为依托的。其次，其部队的装备精良在该地区首屈一指。第三，这些军事存在主要是沿西太平洋边缘一线部署的，因此，它将美国的战略边界从位于太平洋中部的夏威夷、关岛几乎推到了东亚大陆的海岸线上，这使得整个太平洋几乎成为美国的内湖。第四，美国在韩国和日本拥有众多的基地，并与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文莱签有使用其海军设施的协议, 这些与美国在太平洋地区和本土基地联系在一起，构成了一张完整、严密的军事网络，控制了这一地区几乎所有的海上战略要点、交通要道，大大增加了军队的调动、补给能力，从而享有无可比拟的机动和战略布局优势。
（3）美国在这一地区拥有无可匹敌的盟友资源。同盟是一国寻求其他国家的合作以扩大其力量，保证和推进其利益的主要手段之一。作为一个非东亚国家，美国与这一地区的国家结成军事同盟，与美国在这里的军事存在结合在一起，共同构成了美国在这一地区发挥作用最主要的依托。冷战期间，为了抵御“共产主义的扩张”，美国在这里建立了以其为核心的双边同盟体系。冷战结束初期，这一同盟体系曾一度有所松懈。经过一段时间的评估，美国认识到了这些盟友对于冷战后它在该地区保持和扩大影响的价值，以1995年2月发表东亚战略报告为标志，开始了一系列强化同盟的努力。1996年4月，美日发表了《美日安全保障联合宣言》，并在这之后制订了新的防卫合作指针，美澳之间也于同年7月发表了《面向21世纪联合宣言》，而美菲也达成了《美军地位协定》，恢复了联合军事演习、联合训练和舰队访问。通过这些行动，美在这一地区的双边军事同盟体系得到了加强。
（4）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介入了几乎所有重要的东亚事务，并在其中扮演着某种关键角色。对外事务全面，持久和大规模地介入是国际政治中霸权形式一种重要的体现。目前美国政府将这种介入称之为“参与”或“接触”（engagment）。
就该地区的大国关系而言，中日两国无疑是东亚地区内部最重要的国家，也是美国在本地区主要的竞争对手，美国深刻地认识到如何巧妙地游仞于这两个国家之间，影响和操作这组双边关系，对美国在该地区发挥主导作用的重要性。首先，美国利用美日同盟将日本发展军事力量的能力约束在可控制的范围内，以此来缓解这一地区的其他国家对日本可能重新军国主义化的恐惧；另一方面，又利用美日同盟形成的合力对中国的崛起进行某种钳制，以迎合这一地区一度盛行的所谓“中国威胁论”，同时，又推行对华接触政策，试图将中国纳入以其为主导的国际秩序。总之，美国运用政治、经济、外交等手段，使得中日两国都将他们与美国的关系定位在比这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更重要的位置，从而在该地区一组最重要的三边关系中占得先机。
就地区热点问题而言，在台海问题上，美国以《与台湾关系法》等形式与台湾当局建立了各种实质性的关系，从而介入这一中国内部事务。在朝鲜半岛问题上，一方面，美国以美韩同盟为其在该半岛立足的支撑点；另一方面，利用1994年“核框架协议”、朝鲜半岛能源开发组织、粮食援助等与朝鲜建立沟通管道，积极推动中美韩朝四方会谈，以此试图在半岛事务中获得主动权和主导权。
就地区多边事务而言，一方面，美国多次挫败了该地区国家提出将美国排除在外的多边倡议；另一方面，积极组织和参与，并试图主导这一地区的多边活动。例如，虽然美国并不是APEC的最初倡导者，却主导了这一机制的主要议程。另外，美国还在东盟地区论坛、东北亚安全合作对话等多边对话机制中扮演积极角色，并就该地区各国间建立信任措施提出种种建议，采取一些行动。
同时，美国推行的“霸权稳定”模式在东亚同样遭遇到各种阻力和限制：
（1）东亚地区的力量分布结构，使霸权稳定模式在这里打了很大的折扣。正如亨廷顿指出的那样：“现在世界上只有一个超级大国，但这绝不意味着世界是单极的。如果是一个单极世界，那就只有一个超级大国和许多实力较小的大国，不存在着实力强大的国家。结果还应该是，这个超级大国可以单独有效地解决一些重大的国际问题，而其他国家就是联合起来也不能阻止它这样做。”【注释】Samuel P. Huntington, op.cit.【注尾】如果按照亨氏定义的单极世界，那么这种霸权稳定模式在东亚地区，就遇到了比世界其他地区更强有力的挑战。正像前面提到的那样，东亚是世界上“实力强大的国家”分布最密集的地区；不仅如此，而且其中的一些大国提出了有关地区秩序方面与美国相比具有竞争力的主张；此外，美国在这一地区采取单边行动所遭受的阻力比世界其他地方都要大得多。
（2）作为非东亚区域的国家，美国在这里推行霸权稳定模式具有一些先天的困难。威廉·福克斯曾经指出：“一个超级大国在其所在区域以外的地区只是一个传统的大国，而与此同时，地区力量在其所在的地域内享有大国地位，因为他们在所在地域内力量冲突方面利益和影响力是巨大的。”【注释】转引自Robert S. Ross, “The Geography of the PeaceEast Asia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3, No.4 (Spring 1999), p.83.【注尾】肯尼斯·鲍德丁也指出：“力量（随距离）逐渐递减的规律，侵蚀了强国在遥远地区的能力，而这有利于均衡。” 【注释】Robert Ross, op.cit.【注尾】历史的经验也证明了两位学者的判断。19世纪是英国霸权全盛的时期，但是，英国并未控制欧洲大陆和远东，而只是使欧洲大陆和远东的力量达到均势。尽管冷战结束后，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与其他大国相比较所呈现的国力比当时的英国更为强大，但是，在东亚地区，也遭遇到英国过去在欧洲和东亚相类似的问题。为此，罗伯特·罗斯指出：“冷战后的全球结构是以美国为主导的单极为特征。随着苏联的崩溃以及俄罗斯国内政治、经济的混乱和军事力量的衰弱，美国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但是，在全球范围内的优势并不意味着美国在地区政治中拥有霸权。地区的结构可能与全球的结构并不一样。”【注释】Robert Ross, op.cit.【注尾】
（3）从地缘政治的角度，虽然美国对东亚地区广大的海域几乎实现了完全的掌控，而在幅员广大的东亚大陆，美国的掌控能力则十分有限，美国只在这一大陆朝鲜半岛的南部有一个小小的桥头堡。作为传统的海上强权，美国曾数次试图将其势力渗入东亚大陆，这些努力不仅没有成功，而且遭遇到其军事史上最重大的挫折，典型的事例就是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
（三）多边安全模式
多边模式的基本涵义是：“三个或三个以上的国家基于一些特定的原则协调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在安全领域这种模式是指“为维护秩序、管理冲突和维系和平创造一种制度安排。”多边模式的基本目标是，“阻止参与角色的相互歧视、提高透明度、促进相互信任、和平和建设性地解决引起争议的问题。”【注释】AmitavAcharya, “Ideas, Identity and InstitutionBuilding: from the ‘ASEAN Way’ to the ‘AsiaPacific Way’?” The Pacific Review, Vol.10, No.3, 1997, p.325.【注尾】与欧洲相比，东亚地区多边机制的发展显得相对滞后，但是，多边主义的兴起以及各种多边组织和机制纷纷出现并获得迅速发展，已成为冷战后东亚国际关系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从某种程度上说，东亚地区已具备了多边模式发展的一些基本条件：
（1）我们目前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而多边模式则是最符合全球化内在逻辑要求的国际秩序模式。全球化时代最重要的一个现象就是，各国在各个方面的相互依存都在不断增加。如东亚的金融危机表明，在化解危机的过程中，国际协调比一国单独采取行动具有更重要的意义。而在安全领域，由于核武器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出现，使得建立国际间的防扩散机制比单独建立吓阻能力更能有效地保护自己的国家和国民。面对诸多的低度政治问题，如环境污染、毒品走私、非法移民、国际恐怖活动等，即使是超级大国也无力单独解决这些问题。总之，全球性问题正在呼唤更有权威的世界性和地区性机制来加以解决。
（2）冷战的结束，使东亚地区从根本上消除了营垒阵线分明的局面，虽然各国间在利益上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矛盾和冲突，但在它们之间并没有明确的敌友之分。正如马来西亚外长巴达维所指出，“亚太地区安全问题的特点使这些问题不能通过对抗性力量以旧式威慑的方式来加以解决。”【注释】Straits Times, July 23, 1994.【注尾】这为用多边方式消除疑虑、建立互信、预防和遏制历史积怨和新的不和创造了可能。
（3）冷战后期以来，该地区持续的经济繁荣，使各国间的投资、贸易和人员往来有了迅速的增加，相互依存日益加深，各国需要相互协调的事务越来越多。这种情景反应到国际关系上，为各国寻求以规则管理的地区体系的努力提供了舞台。
（4）该地区有一批积极倡导多边机制的国家，其努力已取得了现实的成果。其中最具典型意义的就是东盟。由于该组织的努力，多边机制已成为东亚安全事务中一个积极、重要的因素。它成功解决了柬埔寨问题，并通过东盟地区论坛，促成了这一地区最广泛的安全对话，无论是在加强相互理解和信任，还是在增加国防政策透明度方面，都为安全问题向良性的方向发展给予了积极的推动。更重要的是，它的成功实践为该地区提供了一种非常具有吸引力、全新的安全模式。
（5）在地区多边机制建立的过程中，大国的态度往往具有关键的作用，而该地区的主要大国都对地区多边机制的发展持积极态度。
总之，冷战结束后，在安全领域，多边机制在东亚地区获得了有史以来最迅速和成功的发展，出现了一大批多边地区组织，并在许多地区事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作为东亚地区国际关系中一种新事物和新现象，它也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问题：
（1）与欧洲和北美洲相比，东亚地区发展多边主义的客观基础依然是脆弱的。首先，东亚地区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远远超过世界其他地区。宗教、文化、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国家体制等方面的差异性，加大了整合各国利益和目标、确认共同归属感的难度。一位西方观察家认为：“只要东盟国家实行种种不同政治制度，而且许多政治制度是相互对立的，组成的这个多边机制将始终面对一些艰巨的困难。”【注释】彼得·恩格：《转变中的东盟》，《华盛顿季刊》1999年冬季号。【注尾】其次，尽管经过20多年经济的快速发展，这一地区各国相互依存关系有了很大进展，但是在发展程度上与欧洲和北美相比，仍有很大差距。另外，东盟一些国家内部的脆弱性限制了它们在国际、地区舞台上的能力。例如，印尼在东盟发展的过程中，曾一度为其提供了主要动力，但在东南亚金融风暴之后，印尼国内政局陷入动荡，政府多次更迭，分裂势力抬头，使印尼无暇继续在东盟多边事务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这也是东盟的发展在近两年来出现停滞迹象的关键原因。
（2）从本身发展的程度看，多边模式在东亚无论是组织上还是形式上都是初步的。新加坡外长贾亚库马尔指出：“同欧盟不一样，东盟从未打算成为一个将要求成员国交出某些国家主权的超国家组织。东盟没有欧盟委员会和欧洲议会那样的超国家机制来制定集体的政治政策。在过去一年里，一系列空前的挑战动摇了传统的臆断和做法，也表明了东盟依然缺乏处理重大共同问题的意志和机构。这场经济危机是东盟遇到的最为严重的危机，但它采取的对策却是软弱无力。”【注释】彼得·恩格：前引文。【注尾】一位西方研究东亚地区多边机制的专家用“软性的地区主义”和“富有弹性的一致”【注释】Pual M. Evens, “Reinventing East AsiaMultilateral Cooperation and Regional Order,” Harvard International Review, Spring 1996, p.19. 【注尾】来形容东盟组织机制的特点。所谓的“软性”、“弹性”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东盟多边机制不成熟一种委婉的说法。而东盟地区论坛目前所面对的议题与欧盟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相比差距就更大了。
（3）从功能角度看，由于缺乏主要大国的主导作用，多边安全模式在地区事务上的影响力受到了很大限制。我们知道，不论是东盟还是东盟地区论坛，都是该地区中小国家发起成立的。尤其是东盟地区论坛，在东盟国家的主导下，将该地区几乎所有重要的大国都纳入其中，成为该地区由各国政府参与的最为广泛的安全多边论坛，从而在国际舞台上创造了由小国左右大国的奇观。但是，在当今国际政治依然是实力作为主要基础的客观环境下，这毕竟不是国际政治现实的常态。欧盟这一多边机制之所以在欧洲能够成功，并在欧洲政治中发挥中心作用，欧洲主要大国，如德、法的参与并发挥主导作用具有关键的意义。在东亚地区，中小国家在安全事务中显然不占有核心位置，这使得东盟在事关战争与和平等关键问题上的作用显然是边缘性的。一位专门研究东盟问题的专家指出：“东盟的亚太政策只有与美、日、中等大国的利益的重合，才有实施的可能。”【注释】陈峰君主编：《冷战后亚太国际关系》，新华出版社1999年7月版，第114页。【注尾】
（4）从多边安全模式所处的地区环境看，尽管这一地区的大国都对东盟推动地区多边机制的努力给予支持和肯定，但是，这些支持与肯定并不是这些大国在这一地区的核心政策。一位美国专家指出：“尽管美国在促进地区多边对话方面，拥有独一无二的地位，但双边关系依然是美国与这一地区国家的关系中最重要的方面。美国决策者所要牢记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东盟地区论坛和其他地区组织不能被视为是美国与该地区国家健康的双边关系的替代。”【注释】Patrick M. Cronin & Emily T. Metzgar, “ASEAN and Regional Security,” Strategic Forum, No.85, October, 1996, p.4.【注尾】
二、相互竞争、相互补充、并行不悖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出，由于东亚地区独特而又复杂的环境，三种模式在该地区都具备一些存在和发展的主客观条件，也都面临着一些重要的问题和挑战，这就使得其中的任何一种都不可能占据完全支配性地位，从而三者之间形成一种相对均衡的分布，这使得东亚地区的政治、安全结构与其他地区相比更突出地呈现出复合型的特征。而通过对这三种模式之间的关系分析，可以更清晰地把握东亚地区政治、安全关系的一些基本脉络。
（一）三种模式之间具有竞争性和矛盾性
所谓矛盾性，就是三种模式在地区政治和安全秩序的取向上，显然是不一致的。霸权稳定模式把是否有一个处于统治地位的国家与这个世界是否稳定联系在一起，强调大国尤其是超级大国在政治、安全以及经济一体化过程中的管理使命，而且认为在这方面“只有美国才有优先权”。而多极模式认为，世界有几个势力相近的力量中心，以及它们之间稳定的状态是和平最有力的保障，并把防止一个力量中心单独坐大当作所奉行的第一要则。基本信条包括，系统内某一成员暂时的衰弱不应招致其他成员的欺压，任何成员国不得寻求霸权，为维护均势与和谐，任何国家都应该容忍系统内其他成员的价值观、意识形态和利益。即只有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才能维护世界和平。多边模式强调对国际政治中传统的权力政治加以超越，以适应不断发展的相互依存的现实，建立超越国家的国际社会合作机制，以此来处理国际社会中的各种问题，维护和平，推动共同发展。它强调：“那些在实施规定或法律时区别对待，根据国家的实力地位和利益原则将一些国家排除在外的制度不适合与可持续的合作安全。大国、小国应当同样服从于国际公认的制度。”【注释】奥布赖恩：《新安全模式》， 1997年11月在澳大利亚国防研究中心的演讲。【注尾】
而所谓竞争性，最集中地体现在这一地区倡导不同模式国家的对外政策取向上。主张多极模式与霸权稳定模式国家之间，其对外政策上的分歧、矛盾和针对性最为明显。江泽民在十五大报告指出：“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是威胁世界和平与稳定的主要根源。”在俄罗斯领导人看来，惟有坚定不移地推进世界多极化的趋势，打破美国一强独霸的局面，俄罗斯才能有效地实现自己的国家利益。美国在这一地区的主要政策，正如一位美国安全问题专家分析的那样：“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一直寻求保护和促进它在东亚的利益。但是，它采取的方式不是保证这一地区存在有稳定的均势，而是不正当地取得该地区的霸权地位。如今，美国几乎无时无刻不在想着保住这种地位。”【注释】特德·卡彭特：《华盛顿的抑制战略-美国在东亚的利益》，《世界政治杂志》1997/98冬季号。【注尾】
而在主张多边安全模式与霸权稳定模式之间，也存在着政策差异和矛盾，东盟希望该组织在地区政治和安全领域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美国只将多边机制作为其亚太战略的一项“补充”。前国防部长科恩对此相当直截了当：“多边框架已成为亚太地区安全结构的显著特点，但是，我们认为，只有建立在巩固的双边关系和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存在得以继续和加强的基础上，这些多边机制才能获得成功。因此，美国不会支持有意或无意力图约束我们军事部署和行动灵活性的行为，这种行为只会有损于地区安全。”【注释】威廉·科恩：《美国的亚太安全战略》， 1998年在新加坡国防战略研究所的发言。【注尾】试想，一些成员的行为在多边框架中不受到任何约束，那么，这还能称其为是一种有效的多边框架吗？为此一位倡导多边机制的新西兰外交官指出：“美国这个超级大国，对各家出力合作寻求安全的方式还很陌生，仍然对不受阻碍的行动持久偏爱。可它并不符合当今世界的需求。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更开阔的，要求更高的，机智灵活的合作安全理论。”【注释】奥布赖恩：前引文。【注尾】
在主张多极模式和多边安全模式的国家之间同样也存在着分歧。以中国为例，尽管中国对多边安全模式持欢迎态度，同时，它也积极发起并组织了一些多边对话及多边机制的建设，但是中国政府外交政策的重点显然不在这方面，目前中国国际战略可基本概括为“伙伴战略”，基本内容是，在全球化和相互依存的背景下，以大国关系为重点，与各国建立既非结盟又非敌对的合作关系，寻求和发掘本国与其他国家间现实和潜在的共同利益，弥合与其他国家的利益矛盾。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在维护亚太安全的主张上，中国与这一地区多边安全机制最主要的倡导者——东盟的设想并不完全一致。同时，中国政府对东盟通过多边安全机制防范中国，并在某些问题上侵犯中国利益的动机抱有警惕。例如，一位东盟安全问题专家就曾经指出，东盟对华政策的接触政策，其核心就是将日益强大的中国纳入东盟等众多国家设计的制度网络。【注释】JusufWanandi, “ASEAN’s China Strategy: Towards Deeper Engagement,” Survival, Vol.38, No.3, Autumn 1996, pp.117-118.【注尾】还有，在1992年东盟首次涉及地区安全问题的马尼拉外长会议上，其核心内容之一就是发表了《关于南中国海宣言》，并将南海问题列入了会议的最后文件。由此可以看到，防范中国，并在一些利益问题上采取协调一致的对华立场，是一些东盟国家倡导多边安全机制的动机之一。
通过观察，可以发现东亚许多主要的政治、安全问题和难题都是沿着这三种模式之间的矛盾性和竞争性展开的。这一点在多极模式和霸权稳定模式之间的矛盾竞争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可以看到，在内容上多极模式与霸权稳定模式发生冲突和矛盾的地方比较多，同时这两种模式又分别为这一地区一些最重要的国家所倡导，因此，这两种模式的矛盾性和竞争性就构成了这一地区带有主导性、全局性矛盾的基本脉络。由于在地区秩序上持有不同的看法，这就从根本上影响了这些主要国家对彼此之间的基本看法。例如，由于中国主张多极化，加上其迅速发展的经济，而美国主张霸权稳定，美国很自然将中国视为其在该地区领导地位的主要挑战者。而中国方面，将美国不断加强军事同盟，大力发展战区导弹防御系统和国家导弹防御系统与其不断在人权等问题上干涉中国内政，同时不断介入台湾问题联系在一起，也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美国所主张的霸权稳定秩序从实质上讲，就是要阻碍中国的发展和统一，颠覆现政权，不让中国在这一地区获得应有的国际地位。而这导致了自冷战结束以来中美关系长期处于一种动荡状态，而亚太地区这两个最主要的国家间关系持续处于不稳定状态，就使整个地区的政治、安全前景变得捉摸不定，并引出一系列相关问题。例如，在台湾岛内，分离主义分子就从动荡的中美关系中看到，打破目前的现状是有机可乘的，于是采取一系列行动挑战海峡两岸存在多年的平衡。还比如，从中美不同的地区秩序主张以及动荡不定的中美关系中，日本也看到从根本上改善日美关系以及在地区政治、安全领域发挥更大作用的机会，于是主动配合美国加强安全同盟，并试图从中获得更大的活动空间。同时，还可以看到，由于该地区的一些主要大国在地区秩序上的见解不一致，正在造成该地区大国之间越来越明显的分野。不难发现，近几年来，中俄似乎越走越近（例如，中俄发表共同声明，主张多极世界，在TMD、NMD，以及北约东扩等方面协调立场，相互支持各自在台湾和车臣问题上的立场），而中美、俄美似乎越走越远。大国关系这种亲疏远近的变化，将对地区政治、安全形势产生具有全局意义的影响。
（二）三种模式的相容性
在看到三种模式之间的矛盾性和竞争性的同时，同样也应当注意到，作为构成地区政治、安全格局单元性结构要素的三种模式之间，也存在着某种相容性，甚至有某种相互补充的作用。
首先，从三种模式的内容上看。以矛盾性和竞争性都非常明显和突出的多极模式和霸权稳定模式来说，从这两种模式本身的内在逻辑来看，它们之间也非全面对立的关系。例如，多极模式并不反对大国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突出作用，它所强调的是，发挥突出作用的几个大国之间能够形成相互制约的关系，从某种程度上说，多极模式并没有对霸权稳定模式提出具有迎头相撞意义的“挑战”。从逻辑意义上说，只有两个大国分别提出以各自为主导的霸权主张时，才能构成具有全面意义的对抗与挑战。而霸权稳定模式从理论层面来讲，它也必须考虑现实世界的复杂性，基欧汉和奈就曾经指出：“在总的国际体系中，比较强大的国家将建立游戏规则和支配国际制度，包括提议、修改和废除国际制度。典型事例如联合国体系、世界货币体系、北约体系和华约体系。在具体的国际问题领域，情况相当复杂，不同的领域往往具有不同的政治结构和力量结构。例如，在地区性和多边性机构里，主导权往往因条件而异；可能是大国，也可能是中等国家、国家集团或者有创新的小国，而在全球性组织中，决策权多半由大国把持；但对于不同的领域，情况有所区别，在军事、政治和安全领域，俄罗斯经常能够参与和分享霸权，而在纯粹经济、贸易，特别是金融、货币、汇率等领域，俄国人的声音就很微弱。”【注释】转引自王逸舟：《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4月版，第410-411页。【注尾】从美国有关霸权稳定理论的经典作家对这种秩序的描述中可以看到，这种秩序其中也包含有对其他大国在某些领域特殊作用的承认，并对多边性、地区性组织以及一些中小国家在这些机构中可能的影响力给予某种程度的认可。
而在多极模式中，也有对多边安全模式加以包容的解释。例如，俄罗斯就认为，多机化趋势加强的突出表现是，许多国家和联盟的经济、政治地位得到巩固，国际政治、经济和安全的多边管理体系日趋完善，经济、科技、生态和信息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日益上升。【注释】俞正梁等著：《大国战略研究-未来世界的美、俄、日、欧（盟）和中国》，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10月版，第145页。【注尾】而中国则将地区多边组织——东盟的崛起看成是多极化趋势发展的重要现象之一，并将东盟与中、俄、美、日一道视为是维护亚太地区稳定平衡的五大力量中心之一。
其次，东亚地区存在三种不同模式共存共生的现实，而且，从主张不同模式的国家对地区格局的分析来看，它们基本上都能正视这一地区存在着与它们的主张并非一致的其他模式的现实。例如，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奈就认为：“美国在军事、经济、政治等各方面都具备了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的条件。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一极世界’已取代了冷战时期的‘两极平衡’。美国仅靠自身力量还无法实现的安全保障、经济和政治目标还很多。同时，目前的世界也称不上是‘多极世界’。其他所有国家都在一定程度上缺乏在国际社会中发挥‘力量’的基础源泉。而今，‘力量’是以一种复杂的三维形态分布。总的来说，军事力量只有一极，经济力量有三极。而在东亚，稳定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在市场经济和多样化方面取得的进展，取决于日美中三国关系。”【注释】约瑟夫·奈：《竞争、牵制、平衡的力学-日美中不等边三角关系》，《读卖月刊》1999年1月号。【注尾】而李光耀则分析指出：“东亚在下一个世纪是否享有和平？这主要取决于美国、日本和中国的关系。如果它们之间的关系稳定，那将会有某种程度的安宁。如果以美国和日本为一方，以中国为另一方在各种问题上竞争争取支持的话，那就有可能出现更大程度的摩擦。而对于这一地区民族国家尤其是小国而言，其前途在于一体化。”【注释】《着眼未来：对李光耀的专访》，《亚洲周刊》1999年5月21日。【注尾】
第三，从对各种模式持不同观点国家的对外政策内容上看，三种不同的模式在其政策中都有所反映。以美国为例，其东亚战略，按照1999年战略评估报告的概括：“美国的亚洲政策着重于三大目标，加强安全、促进经济和鼓励民主，而实现这些目标的手段则是，加强双边同盟、与中国保持交往和寻求其他形式的地区合作。”【注释】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Strategic Assessment 1999Priorities for a Turbulent World, p.134.【注尾】 “加强同盟”表明，美国致力于维护和加强霸权：“与中国保持交往”表明，美国意识到该地区的事务并非完全由其主导，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具有重要影响；而“寻求其他形式的地区合作”表明，美国对地区多边安全模式持一种正面和肯定的看法。而以中国方面为例，一位中国学者在描述中国的对外战略时，作出了这样的概括：“中国的国际战略目标选择是，国家安全、政治自主和国家主权、经济发展、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国际地位和世界贡献。核心是伙伴战略。战略手段选择为，单边实力外交、均势外交、伙伴外交和多边制度外交。”【注释】俞正梁：前引书，第317-318页。【注尾】在反对霸权主义的提法上，一位中国战略问题专家指出：“战略方针是反对霸权主义，但决不当头。”【注释】顾德欣：《关于中国战略的几点思考》，《国际论坛》1999年第3期，第4页。【注尾】
为此，两位美军分析人员在对中国的国防白皮书和1998年美国东亚战略报告进行对比后指出：“或许使许多人感到奇怪的是，在他们的战略中有许多共同的看法，特别是，他们都认为成立跨国机构十分重要。但是，在如何实现和平与安全这一目标方面，各自的想法又有所不同，这也没有什么奇怪的。观点不同的最根本的原因是地理位置的不同。太平洋把美国同它的亚洲利益和盟友分隔开了，美国必须依靠双边军事同盟以及在亚洲派驻军事力量来实现它的战略。然而，中国方面认为美国的双边军事同盟是不稳定因素和时代错误，它认为，这些联盟都是潜在威胁。”接着，他们这样评论道：“假如旨在破坏美国为建立亚洲安全基础而做出的认真努力还没有成为中国努力的焦点的话，那么美国和中国对于亚洲安全问题所持有的不同甚至对立的观点就不具有破坏稳定的作用。”【注释】迈克尔·迈克德维特、戴卫·芬克尔斯坦：“中国的安全新概念”《南华早报》1999年1月14日。【注尾】
而对于积极推动多边安全模式的东盟来说，他们认为，就安全领域来说，美国在这一地区继续发挥领导作用是十分必要的。同时，他们又在中、美、日之间推行均势战略，许多东盟的政治家、战略家相信，均势原则没有过时，是维持地区安全的关键。针对中国经济发展和军队现代化以及日本不断扩充军备，东盟国家感到担忧，希望美军留在东亚，借以制约中、日。在经济方面，东盟国家在发展与日本经贸关系的同时，发展与美国和中国的关系，以减轻对日本经济的过分依赖，防止日本借此控制东盟经济事务。在政治方面，东盟主要站在与中国基本相同的立场上，反对美国等西方国家借“民主”和“人权”问题干涉其内部事务。
而这三种模式的相容性以及某种程度上的相互补充，对该地区冷战结束后基本保持了和平、稳定的局面作出了一种解释。从更积极的角度来看，这种相容性和互补性，还在90年代中期以来该地区各主要角色之间“伙伴关系”网络的建立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结论
通过对东亚地区现存的三种模式的分析，得以从结构的角度对东亚地区近期的国际政治、安全形势有一个较为宏观的把握和理解。比如，由于在这一地区存在三种模式并列的特点，那么，这一地区不甚明朗的政治、安全前景可能就不是一种让人感到非常难以理解的现象。同时，正像在前面提到的那样，通过三种模式矛盾性和竞争性的分析，可以把握冷战结束以来东亚国际关系一些主要矛盾的基本脉络。而通过对三种模式相容性的了解，可以解释这一地区和平、稳定的基本局面为什么得以保持。
同时，还有一个相关的问题值得探讨。东亚地区在冷战结束后出现了三种不同地区秩序模式的局面，是冷战结束后向一种新秩序过渡的暂时现象，还是这三种模式鼎立存在的局面本身就是东亚地区国际政治新秩序和结构的一个重大特点，这种复合结构可能将存在相当长的时间？笔者比较倾向于后一种观点。因为，从世界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这三种模式反映了现代世界历史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三种重要现象。多极模式反映了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在世界体系中的权力中心地位达到高峰以后开始向世界其他地区分散的历史趋势。而霸权稳定模式反映了自17世纪以来，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之后，西方在世界体系中的权力中心地位，在一个超级大国——美国的主导下，第一次完成了西方内部的整合。而多边模式则反映的是，经历了几个世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全球的扩散，在其促成了现代意义的民族国家形成之后，人类组织形式又一次面临重大变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扩散及其变革，反映到现代国际关系上，目前人类正尝试着对现代国际关系的核心单元——民族国家进行超越。
而这三种重要现象在东亚地区展现出来，具有一些深层次的原因。首先，东亚地区是非西方世界中，现代化最成功的地区。日本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完全达到了西方现代化标准的非西方国家，韩国、新加坡、中国的香港和台湾地区也距离这一标准日益接近，同时整个东亚地区，尤其是中国也经历了2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中心之一。因此，西方世界在世界体系中权力中心地位向外分散，主要是投向了东亚地区。正如罗荣渠先生所指出：“真正对世界产生带有全球性影响和根本性历史变革的是东亚或亚太地区经济的崛起。”【注释】罗荣渠：《东亚崛起的现代历史意义和21世纪的前景》，《天津社会科学》1992年第2期。【注尾】
其次，冷战结束后，在美国的主导下，西方世界完成了其内部的整合，这对于西方世界重新回归世界体系的权力中心地位具有重大意义，但同时，这种整合留下了巨大的缺憾，那就是曾经是西方世界权力中心的重要一员——俄罗斯——并没有在完全意义上回归西方阵营。在地理上，俄罗斯也是东亚的重要一员，而且，它在与东亚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合作中展现出其与美国主导的西方世界的差异。总之，西方内部整合所暴露出来的缺陷，在东亚地区获得了最充分的展现。
第三，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以及东亚经济的迅速发展，打破了依附理论中外围国家不可能独立发展成为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即永远要屈服于发达国家，永远处于落后状态的假定。在国际分工体系中，东亚国家与西方国家也不完全是垂直关系，横向关系的一面正在不断发展，东亚已与西欧、北美一起成为世界上三个最大的经济区。【注释】陈峰君：前引书，第3、5、6页。【注尾】这使得东亚国家有可能探索出这一地区独特的相互依存模式，建立相互协调的多边框架。例如，2000年初，东盟十国和中日韩三国在泰国清迈召开的由各国财长出席的亚洲开发银行会议上，这些国家宣布同意建立共同外汇储备金以维护其通货免遭狙击。【注释】Julius Caesar Parrenas, “Step by StepAsians Are Finally Getting Together，” CSIS, PacNet Newsletter, No.27, July 7, 2000.【注尾】他们还提出了一个更大胆的设想，包括建立共同市场和单一货币。2000年11月，在东盟加中日韩非正式峰会上，中日韩三国决定将三国领导人的三边会晤机制化。同时，朱总理提出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倡议。一份亚洲刊物评论道：“这显示以中日韩为中心的东亚新结构已见胎动。可望透过‘东盟加中日韩’非正式峰会这个新机制运作，开辟具有较大东亚自主特性的对话管道，成为亚太经合非正式峰会并驾齐驱的新机制。”【注释】“中国经济急升与亚洲意识”，《亚洲周刊》2000年12月4-10日。【注尾】
而世界历史进程中的这三种现象以及它们在东亚的反映都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轻易消失。因此，本文的目的就在于就东亚地区的这一现象提出一些粗浅的分析，并引发同行对此问题的关注，以便对该现象进行进一步的探讨。
倪峰：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