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研究》2001年第3期
90年代美国城市发展的四大趋势
——《城市状况年度报告：2000》述评
【注释】本文为作者主持的教育部跨世纪人才基金暨九五社科重点规划项目的阶段性成果。美国城市状况年度报告的网址为：www.huduser.org/publications/polleg/tsoc.html。【注尾】
王旭
《城市状况年度报告》（The State of the Cities）是美国住房与城市发展部于每年中期呈交美国总统的官方文件，是由一批专家学者在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经过反复推敲才形成的，具有很高的权威性。藉此不仅可把握美国城市发展的现状和趋势，了解美国政府对城市问题的思路与对策，而且对我国拟定城市发展战略也不乏借鉴意义。作为20世纪最后一次的年度报告，不仅论及年度的城市状况，而且用较大篇幅对整个90年代城市发展的四大趋势及其影响进行了总结（年度报告的副标题就是《塑造我们城市未来的几大趋势》），洋洋洒洒百页有余，附有大量翔实的统计数据和图表，就使这份年度报告意义更不同寻常。
趋势之一：郊区和市区在新经济时代各有斩获
到报告截稿的2000年6月，美国经济已保持111个月的连续增长；全国失业率也降至30年来最低点；联邦政府的财政赤字不仅消失，而且还出现了1000多亿美元的财政盈余。在信息革命和经济全球化的带动下，美国进入“高增长、低失业、低通胀”并存的新经济时代。报告在显要的位置提出，这种经济变革产生的深远影响将不亚于工业革命。
报告发现，这个新经济时代对城市和郊区均产生了明显的积极影响，但侧重点不同，可谓各有所得。
（1）在高科技就业增长速度方面郊区快于城市。从全国范围来看，大多数中心城市高科技就业都有增长，但增长速度远远不敌郊区，平均差距达30%。其中，在东北部，郊区比城市快20%，在南部，快25%，在中西部，快60%。在某些大都市区差距更大。尽管高科技就业总量城市仍占优势，但郊区高科技就业的高速增长，预示着它们在不久的将来，可在高科技方面与城市分庭抗礼。
（2）在就业方面，中心城市失业率下降速度快于郊区。1992年以来，中心城市失业的比例下降了3.7个百分点，降到1999年的4.8%；郊区下降3.2个百分点，降到1999年的3.4%。相应地，城市的工资增长速度超过郊区。1992年以来，中心城市工资增长4.8%，郊区为4.3%。在这段时期，中心城市贫困率也从20.9%降到18.5%（全国从14.8%降到12.7%）。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少数民族人口贫困率的下降：西裔美国人贫困率已降到25.6%，下降最快；非西裔白人降到8.2%，速度稍慢；非洲裔美国人的贫困率降到26.1%。随着就业率上升、失业率下降，城市财政状况有所改善。这使城市得以实施大量项目的同时还有能力清欠债务。受“双重负担”【注释】所谓“双重负担”，是指城市面临着高失业和人口减少或高贫困率的两面夹攻，主要发生在中小城市。【注尾】困扰的城市数量也略有减少。1997年每7个城市之中有1个属此类城市，到1998年降为8：1。
尽管城市经济已有所改善，但失业和贫困问题对城市影响依然大于郊区。这段时期内中心城市居民贫困率依然是郊区的两倍，失业率比郊区高1/3，城市与郊区的贫富差距在加大。城市居民中等家庭收入1998年仅相当于郊区的71%。
（3）在产业空间布局方面，制造业仍保持着自1970年以来开始的从城市向郊区转移的趋势。1992年制造业在城市就业总数中所占的比例已降为13.9%，1997年再降至12.1%。而同时期郊区制造业就业人数增长7个百分点，1997年占郊区就业总人数的18%。制造业重心的迁移已成不可逆转之势。另外，从1992到1997年，郊区的批发业比城市快6倍。批发业是城市集散功能的主要体现，与其相关的零售业重心随70年代购物城的兴起就已转向郊区，现在批发业也开始向郊区转移的趋势，其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报告所列举的上述现象，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带有转折意义的。因为自二三十年代开始，随着郊区化的发展，美国大都市区出现了明显的多中心局面，很多城市、包括中心城市的主导地位受到挑战；同时，由于制造业和白人居民大量外迁，中心城市日益衰退，成为社会问题的中心，“城市病”的主要症结所在。现在，尽管尚未看到中心城市的全面复兴，但起码已走出低谷。相应地，由于城市经济的改善，非洲裔美国人的贫困率已达到1959年有记载以来的最低点，这也是一个好的迹象，对缓解种族矛盾，治理城市问题有帮助。另一方面，我们也应看到，郊区的优势地位仍在强化。除制造业重心由城市转向郊区、批发业也开始向郊区转移外，城市和郊区在高科技方面的差距也在拉大，这一点对未来的力量对比更有决定性影响。
趋势之二：人口构成出现新的变化
表现之一：在总人口增长的同时，中心城市人口也有增长。1990-1998年间全国大都市区中心城市的人口增长了4.7%。曾在70年代人口减少的十大城市人口增长了3.4%。尽管增长比例并不突出，但因大城市人口基数大，所以增长的绝对值还是很大的。大城市人口减少的现象有所改观，显示了大城市的活力。当然，比较起来，人口增长速度仍是郊区快于中心城市。同时，人口仍向“阳光带”流动。目前的十大城市中有6个是在“阳光带”。这说明美国人口的地区性调整仍未完成。
表现之二：城市在变“老”。1998年，65岁以上美国人有3440万，占美国总人口的12.6%。2030年，老龄人口将达到7000万人，比现在的老龄人口增加一倍，将占美国总人口的20%。1999年，大都市区中65岁以上老人居住在郊区的比例为47%，而1970年时仅为36.1%。当然，某些条件较好的城市如西雅图、华盛顿特区、亚特兰大、明尼亚波利斯等，仍然是老龄人口的优先选择。中心城市处于贫困线以下的老龄人的比例依然很高，远高于郊区，特别是少数民族老龄人口。
老龄人口流动性很差，很多人将终老于故居地，因此给所居住社区带来一定的问题。他们一般都拥有自己的住房。这些住房多半年久失修。据统计，到2030年，约有300万老龄人的住房需要大修。大多数居住在郊区的老龄人口居住在并不适合老龄人的住房里。这些住房多半很大，超过实际需要。住房与城市发展部确认的此类情况占1/5。保持这些住房将耗费老龄住户很大财力和精力。
表现之三：郊区人口开始出现多样化特征。城市当然是全国移民首选之地和少数民族聚居地，历来具有多样化色彩。90年代，其人口增长总数的3/4源自少数民族人口。但值得注意的是，郊区也开始具有多样化特征。90年代迁居美国的移民中，居住在郊区和中心城市大致各占一半。从1980到1998年，郊区少数民族人口占其总人口的比例从13%到23%，几乎翻了一番。其中，非洲裔美国人郊区化程度也有加强，从6.1%到7.6%。总的来说，新的人口构成淡化了城市与郊区间种族和民族的界限——其人口都多样化了。
郊区人口的多样化，是一个全新的现象。因为移民聚居中心城市是很自然的、并往往是第一选择，现在却越来越多地奔向郊区。新的人口结构改变了美国人对自身民族属性的认定。这在理论上是一个新的挑战，是学术界应注意的新课题。
非洲裔美国人郊区化程度的加强，也同样值得注意。50年代以来，美国逐渐形成了以郊区和中心城市分野，以居住区隔离、教育隔离、就业隔离为主要内容的“两个世界”局面，黑人和低收入的少数民族人口不得不蜗居在中心城市的“孤岛”上。现在郊区黑人出现增长，是个良好开端，因为改造中心城市和郊区之间差距主要办法是打破居住区隔离的藩篱。这是很多人所期盼的现象，可惜比例还不大。
趋势之三：新的住房危机
1992到1999年间，870多万家庭拥有了自己的住房，全国住房拥有率到2000年第一季度达到史无前例的67.1%，其中城市居民拥有个人住房的比例也于1999年首次突破50%大关。但在这一现象的背后存在着危机，与经济繁荣形成悖论。
危机体现在：大多数城市就业率和住房拥有率增加的同时，住房租金和房价也一路飚升，达到空前的高度。这主要是由于经济增长既带动很多城市的就业和购买住房，同时也带动住房价格和租金上扬。1997到1999年间，住房价格上涨相当于通货膨胀的两倍，住房租金的增长也一直快于通膨。结果，经济发展势头越强劲，租金上涨压力越大。近3年来，消费品价格指数上升6.1%，但房租上升了9.9%，房价上升16%。高科技就业增加最快的城市同时也是住房市场最热、房价最高的城市。从1995年到1999年，在美国住房与城市发展部所确定的10个高科技市场最火爆的大都市区中，有7个住房价格增幅在18%以上，有3个在27%以上。
此外，住房拥有方面仍然存在巨大的鸿沟：其一，城市中住房拥有率远远落在郊区后面。其二，白人居民的住房拥有率是73.4%，远远高于少数民族居民。美国住房与城市发展部把其总收入的一半以上用来支付住房开销的家庭划定为“最糟糕住房需求案例”（worst case housing needs）。1997年所划定的此类家庭人口有540万，比1991年上升了12%。
总的看来，住房购买能力在中心城市和郊区都成为现实的问题。80年代末，中心城市住房价格仅是郊区的72%，房租是郊区的80%。然而，到90年代末，中心城市住房价格已接近于郊区，租金的增长则快于郊区。迫切需要住房的增加速度相当于人口增长速度的两倍。住房危机对高科技市场影响最烈。美国住房与城市发展部部长在报告的这部分加了他对报告的唯一批注：“甚至美国有些发展潜力最大的地区也被其经济成功导致的飞涨的住房价格断送了……这真是个残酷的讽刺”。
趋势之四：人口分散化现象在持续
分散化是持续多年的现象，90年代，这一现象仍在继续，只是其中又增加了一些新的因素：新经济在信息技术方面的进展，连同收入增长、人口增长、基础设施开支，持续推动人口和经济活动向边缘地带扩散。
分散化的突出表现是城市在大都市区内人口所占比重继续下降。90年代与80年代相比，郊区人口增长的速度仍超过中心城市。1990到1998年间，郊区人口增长了11.9%，中心城市仅增长4.7%。现在，全国大都市区人口仅有38%居住在中心城市，而70年代时是45%。郊区这种边缘地带人口与就业的增长继续驱动美国城市的分散化。
分散化对城市和郊区生活分别造成了重大的影响。大都市区之所以不断向外扩展，主要原因就是人们试图寻求更好的生活质量。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人口的分散化，又使实现这种愿望的难度加大，人们就不得不再向远郊迁移。对土地资源的这种不断增长的消费威胁城市和郊区的生活质量。城市化占用土地的速度相当于人口增长的两倍，每年消费的土地平均为230万英亩，相当大比重是用于住房。这对城市和郊区的环境、交通和基础设施诸方面都产生了消极影响。环境质量问题主要体现在水和空气质量的下降；交通问题则是随着大都市区向外扩散，郊区居民通勤距离更长，结果，很多家庭在交通方面的开销都不断上升，成为美国家庭自70年代以来除住房外的第二大开销；基础设施问题突出体现在重复建设：边缘地带需要投资建造新的基础设施，而中心城市的现有基础设施却被废弃，结果，市民们等于付了双份税款应付这种双重负担。
分散化现象的存在，表明郊区化势头仍很强劲。郊区化是城市发展到一定程度所出现的必然现象，但与其他国家相比，美国郊区化过程的负面影响较为突出，从而使本已棘手的种族问题和贫富悬殊问题更难以解决。历届政府都在设法控制这一过度蔓延的趋势，看来不成功。
总的看来，城市问题有所缓解，是可喜的开端。但这仅仅是开始，中心城市问题还非常严重。前三次年度报告非常关注中心城市的这些问题，曾放在突出的位置加以强调。如1999年度报告的结论是：“尽管经济繁荣使城市问题有所缓解，但还是有‘太多的’中心城市仍处于人们熟知的困扰之中，即市区人口减少、中产阶级住户外迁、就业增长缓慢、收入差距加大、贫困现象加剧。”这个结论所总结的几个主要问题与1997、1998年度报告别无二致，就是说，几年来毫无改观。这是美国城市发展的带有根本性的老大难问题，已积重难返。此次报告虽然也谈及了这个多年存在的问题，但几乎是一带而过，倒是用了很大篇幅大谈特谈当届政府的政绩，与前几次报告基调明显不同。对学术界大声疾呼多年的关于制定全国性城市政策问题，也闪烁其辞。这种现象，似乎可以和大选年政治需要联系起来分析。
王旭：厦门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