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研究》2001年第3期

   

   

实用主义与儒家思想的对话

 

——评《死者的民主》

 

孙有中

   

   

    从表面上看,把实用主义和儒家思想并置,这不仅是一个时间上的错误,而且是一个空间上的错误。实用主义是一个极其现代的哲学思潮,它一般被公认为美国文化的基本价值体系,虽然现实中的美国社会与哲学意义上的实用主义并不能一一对应。而儒家思想几乎与中华文明一样古老,它虽然已不再享有往昔的荣光,却早已化为中华民族的喜怒哀乐。然而,思想史上的事件常常具有戏剧性,最古老的常常能与最现代的共鸣,东方的常常能与西方的沟通。实用主义与儒家思想的对话当属这样一种典型的文化史景观。

    从学术史上看,最早将实用主义与儒家思想并提的其实不是美国人,而是中国现代著名学者蔡元培。五四运动爆发不久,实用主义的集大成者、美国著名哲学家杜威应胡适的邀请来中国讲学。在北京大学为杜威举行的欢迎仪式上,当年力主“兼容并包”的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令人惊讶地称杜威为“第二个孔夫子”。【注释】Barry Keenan, The Dewey Experiment in China (Harvard University: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1977).【注尾】蔡元培把杜威比作孔夫子,这自然是对杜威的莫大赞誉。至于他为何由杜威想到孔夫子,今天我们已无法考证,大概蔡先生认为杜威与孔子都是博大精深、诲人不倦的教育大师。

    此后,中国大陆学术界似乎不再有人并提杜威与孔子或实用主义与儒家思想。建国后直到改革开放,无论是儒家思想还是实用主义都成了批判的对象。对于当时的中国学术界,如果说孔子和杜威、儒家思想和实用主义之间还有什么关系的话,那就是,它们都是十恶不赦的“毒草”。80年代以来,大陆学术界开始比较客观地重新审视杜威与孔子以及实用主义与儒家思想,但对双方的比较研究似乎尚未有人问津。

    实用主义与儒家思想的对话美国研究  首先对实用主义和儒家思想进行系统、深入的比较研究的学者当属美国汉学家霍尔(David L. Hall)和埃姆斯(Roger T. Ames)。1995年以来,两位学者在这方面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并于1999年联袂出版了该领域的代表作《死者的民主:杜威、孔子与中国民主的希望》。【注释】David L. Hall & Roger T. Ames, The Democracy of the Dead: Dewey, Confucious, and the Hope for Democracy in China (Chicago and Lasalle: Open Court, 1999).【注尾】该书有三条主要线索:一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现代转型的探讨,二是对西方自由主义民主传统的批判,三是对实用主义和儒家思想——主要是杜威与孔子——的比较研究。这三条线索相互交织,共同支持一个主题,即实用主义和儒家思想的对话将不仅可以为在中国建设植根于其文化传统之上的民主,而且可以为拯救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陷于危机的自由主义民主,提供重要的思想资源。下面我们就看看霍尔和埃姆斯如何在实用主义和儒家思想之间建构起一座横贯中西的桥梁。

 

 

    霍尔和埃姆斯对实用主义与儒家思想的比较研究基于他们对美国文化现状和中国文化现状的基本判断。根据霍尔和埃姆斯的观察,“影响美国社会的主要问题是认识不到作为民主之基础的道德观念的重要性。美国的问题就其根本是文化的问题。”【注释】The Democracy of the Dead, p. 156.【注尾】由于没有道德上的价值支持,美国民主日益沦为价值中立的程序。它保障的是一套权力框架,使每一个人能够选择自己的价值观念与目标。在原则上,美国政府既不提倡也不反对任何一种具体的生活方式,但对自由的这种理解使社会陷于一种道德真空状态,其结果,各种极端的、病态的思想与行为大行其道,如国民自卫队、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新纳粹分子、白人优越论者,等等。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信任、合作与友好情谊日益稀薄。

    霍尔和埃姆斯同意美国当代著名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对美国社会的诊断。贝尔认为,美国社会的凝聚力过去基于对三种假设的认同,这就是:其一,个人的价值应实现最大化;其二,不断增加的财富将削解所有由于不平等而造成的社会紧张;其三,随着时间的推移,所有未来的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注释】The Democracy of the Dead, p.180.【注尾】遗憾的是,这种共识已不复存在。多元主义已使美国文化进一步分裂;财富的增加并没有提高所有人的生活水平;在很多方面,不平等现象超过了历史上任何时期;最后,技术的进步又带来了许多史无前例的复杂问题,而盲目的乐观并不能提供有效的答案。

    针对美国社会和文化所面临的严峻危机,霍尔和埃姆斯提出了他们的对策,即回到实用主义,回到杜威,同时倾听东方哲人孔夫子的古老教诲。他们坚信,儒家思想与杜威的社群主义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可以“为美国提供对民主最有价值的解释”。【注释】Ibid., p.97.【注尾】

    另一方面,霍尔和埃姆斯也十分关心中国的文化现状。他们注意到,中国文化的近代历史实质上是一个古老文明面对外来文化的强大冲击不断寻求出路、应对危机的曲折历程;贯穿这一过程的主题就是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问题。鸦片战争以前,面对西方文化的挑战,中国文化尚能勉强应对。此后直到五四运动时期,西方文化在坚船利炮的支持下将中国文化置于生死存亡的危险境地。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为了救亡图存,许多中国知识分子选择了“现代化”或者说是某种意义上的“西化”。然而,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问题并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在霍尔和埃姆斯看来,毛泽东等老一辈政治家当年选择马克思主义其实是为了“用西方的一种异端思想来同西方抗争”【注释】Ibid., p.84.【注尾】,旨在避免西化对中国文化的侵蚀。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比较成功地抵御了“西化”的不利影响。但随着全球化加速推进,中国除了“适应”现代化似乎已别无选择。

    面对今日全球化的挑战或者说是“西化”的又一轮挑战,中国文化界自80年代以来众说纷纭。据霍尔和埃姆斯的观察,当代中国思想界对于中西文化的关系大体上有五种主张。第一种主张来自保守派,认为今日中国依然可以自给自足,隔绝于西方文化之外。第二种主张来自于一些年轻的反传统主义者。他们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认为中国文化传统百无一是,儒家文化是窒息个性的枷锁,因此必须彻底抛弃,完全西化。《河殇》与“六四事件”就是这一主张的极端表现。第三派主张综合创新或者说“对中国文化的创造性转化”,要求将一切优秀的、先进的文化成果吸收过来,开创一种新的传统。第四派是“新儒家”,早期的代表人物有梁漱溟、唐君毅、牟宗山、徐复现等人,而今天在西方学界最活跃的代表当属杜维明、汤一介等学者。新儒家们大体主张对传统实行“有选择的继承”,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维继与复兴持有高度的同情。最后一派比第四派略为激进一点,其代表人物是大陆学者李泽厚,其主张可以简单地概括为“西体中用”。

    在这五种主张中,霍尔和埃姆斯认为“新儒学”和“西体中用”说较为可取。他们相信,这两种主张的某种综合不仅是大多数中国学者的向往,而且可以在此基础上促进中西文化的“相互适应”(mutual accommodation)。【注释】The Democracy of the Dead, p.88.【注尾】但是,霍尔和埃姆斯对这两种学派对中国文化传统的态度都并不完全满意,他们对以儒家思想为根基的中国文化传统持有更积极的肯定和信心,相信中国的现代化与民主建设应该而且能够立足于中国的文化传统。正是基于这种肯定与信心,他们明确主张,所谓“全球化”和“现代化”不应等同于“西化”,而应是“西化”(Westernization)与“东化”(Easternization)的双向同时展开。【注释】Ibid., p.89.【注尾】其结果将不仅有利于中国文化自身的繁衍与复兴,而且可以匡救西方文化的自由主义弊端,并最终为在中国、美国乃至全球实现真正的民主做出独特贡献。

 

 

    那么如何实现“西化”与“东化”的有效融合呢?霍尔和埃姆斯认为,这将取决于能否实现儒家思想与实用主义的积极“对话”。【注释】The Democracy of the Dead,p.89.【注尾】他们相信,这种对话不仅必要,而且可能。

    首先,实用主义与儒家思想在各自的故乡有着相同的境遇。

    实用主义虽然诞生于美国,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美国的民族特性,但在今天的美国学术界,实用主义还算不上显学,可以说大多数美国学者都在追逐着欧陆哲学的时髦。从社会层面看,整个社会都在为追逐财富而疯狂的竞争,极端个人主义恶性膨胀,社区濒于瓦解。另一方面,在中国,20世纪的一系列政治、经济变化也使儒家思想处于微不足道的边缘地位。总而言之,用霍尔和埃姆斯的话来说,“权利自由主义(rightsbased liberalism)、自由企业资本主义,再加上物质技术的无限蔓延,不仅威胁着儒家思想在亚洲发展中国家的生存,而且使哲学意义上的实用主义在美国面临危机。”【注释】Ibid., p.145.【注尾】

    令霍尔和埃姆斯感到欣慰的是,70年代末以来,实用主义在美国学术界的地位日益上升。尤其是随着社群主义的兴起,实用主义俨然已成为后者对权力自由主义作战的盟友。与此同时。儒家思想也正经历着类似的复兴。在中国大陆,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不仅已成为学术界研究的一个热点,而且得到提倡。此外,国际范围内新儒学在学术界的日趋活跃已是不争的事实。总之,在霍尔和埃姆斯看来,实用主义和儒家思想在各自的文化领域中都正在从边缘走向中心。

    其次,实用主义与儒家思想具有共同的理想。

    第一,实用主义和儒家思想都拒绝欧洲启蒙运动以来的种族中心主义和普世主义(universalism)传统。他们反对现代西方人将盎格鲁—欧洲人所特有的关于人权、思维与行为方式的地区性观念以人类的名义强加于不同的文化;他们都支持不同“文化叙事”(cultural narrative)的独特性。【注释】Ibid., p.151.【注尾】

    第二,实用主义和儒家思想都主张参与社会。实用主义的集大成者杜威把经验定义为“参与和交流”(participation and communication),强调人是一种社会存在。无独有偶,孔子也强调“正名”,以促进人际沟通;强调“礼”,即人的社会关系与角色。说到底,两者都认为人的意义存在于人的社会关系之中,这与现代自由主义对“原子式个人”(atomic individual)的假设恰成对照。

    第三,实用主义和儒家思想都重视“个人修养”(selfcultivation),特别是重视通过教育培养个人道德和性格。这一点是不言而喻的。

    第四,实用主义和儒家思想都重视人们尤其是知识分子承担“谏”(remonstrance)的责任。儒家强调臣子以天下为己任,对君主进行劝谏,这可以转化为现代意义上公民对政府的建议与监督或专家咨询。与此同时,西方一直有中产阶级对政府施加影响的传统;当然,在实用主义看来,这种关心应该超越本阶级的利益局限。

    第五,实用主义和儒家思想都重视传统。杜威视习惯、习俗与传统为经验储备。同样,孔子更是看重礼俗和传统,强调个人经验与历史、与群体的连续性。但无论杜威还是孔子都并不主张抱残守缺,他们都把传统视为创新的基础和前提,也就是说,双方都重视传统与创新的平衡。

    第六,实用主义和儒家思想对民主有相通的理解。在杜威看来。一个民主的社群就是一个“交流的社群”(communicating community)。在这样的社群里,个人是由独特的社会关系和公认的社会角色构成的;这样的个人通过自己的角色与关系实现最大的满足;而与此同时,一个民主的社群又通过种种形式的交流促进个人对影响他们生活方方面面的了解。【注释】The Democracy of the Dead, p.132.【注尾】 这一意义上的实用主义民主与权力自由主义形成鲜明对照。首先,杜威完全抛弃了自由主义民主对孤立的个人的假设,将个人置于社会关系与社会角色的意义网之中。其次,杜威反对自由主义对人权的先验假设,认为人权是个人所处的特定社会和文化所赋予的。再次,权力自由主义把民主同资本主义经济模式联系起来,而杜威却认为资本主义阻碍了民主的真正实现。此外,权力自由主义视政府为道德上中立的调节机构,杜威则强调政府对民主的积极促进作用。与此相关,为促进社会和谐,权力自由主义视法律制裁优先于道德劝说,而杜威的民主理论与此相反。

    杜威的实用主义是民主的学说,这一点不难理解。但说孔子是民主派,恐怕就很难被学界接受了。美国学者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在《第三次浪潮:20世纪晚期的民主》一书中就认为:“儒家民主显然是一个自相矛盾的术语。”【注释】The Democracy of the Dead, p.158.【注尾】与这种流行的看法相反,霍尔和埃姆斯坚信,儒家思想中富含民主的资源。他们指出,儒家虽然推崇权威,但这是一种道德意义上和美学意义上的权威,而不是僵化的个人权威。孔子要求“正名”正是为了防止统治者对个人权威的滥用。另一方面。针对人们对儒家等级思想的指责,霍尔和埃姆斯指出,儒家思想和实用主义一样,都提倡一种“有等差的平等关系而不是抽象的平等关系”(hierarchical relationships of parity rather than relations of abstract equality)。【注释】Ibid., p.160.【注尾】孔子所设想的理想个人不是相互独立并追求数量化平等的自由主义个人,而是动态的、相互联系的、追求社群共同目标的、家庭成员般的个人。

    基于上述理解,霍尔和埃姆斯相信实用主义和儒家思想完全可以联合起来,加强对话,从而促进世界民主的建设。

 

 

    以上就是霍尔和埃姆斯所演绎的实用主义和儒家思想之间的对话,其中不乏附会之词。如作者把儒家思想提到反“种族中心主义”和反“普世主义”的高度,这一点似乎更多是作者的想象,或者说更多是当代海外新儒家学者们的主张。儒学经典作家并未能达到如此高的境界,他们的“天下”观与今日全球化和多元文化时代人类应持的“天下”观尚有很大一段距离。再如,虽然孔子和杜威等实用主义者都重视传统和群体,但前者无疑有更多的“恋旧情结”和“服从”心理;而后者作为西方文化的一个分支,其对个性的张扬和对探索的追求显然更加明确。虽然如此,霍尔和埃姆斯独具慧眼地抓住了儒家思想与实用主义的一个根本契合点,这就是双方在肯定人的社会属性的基础上都追求一种有意义的、和谐的共同体生活,而且双方都高度重视通过道德、习俗和交流来建构良性互动的人际关系。

    此外,霍尔和埃姆斯从实用主义和儒家思想的角度对权利自由主义民主的批判有助于加深我们对民主的理解。权利自由主义的理论前提是原子式的个人和普遍的自然权利,它将民主化约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加代议制加法律保护下的拥有自然权利的“彼此分离的自我”(discrete individual)。正如霍尔和埃姆斯所抨击的,“关于彼此分离的个性这一假说有一个显而易见的缺陷,这就是它将个人的自由和特权置于对社会和环境的责任之上。如果发展到极端,它将导致‘无耻的个人暴虐’(the tyranny of the shameless individual);这样的个人势必耗尽社会资源,而后者正是促进稳固的家庭、健康的社区和良好的教育的必要前提;这样的个人同时也不断地伤害着那些保护他的人们以及养育他的环境。”【注释】The Democracy of the Dead,p.203.【注尾】

    霍尔和埃姆斯对权利自由主义所持的立场显然可纳入当代美国方兴未艾的社群主义政治哲学的阵营。如桑德尔(M. Sandel)在《自由主义及正义的局限》(Liberalism and the Limits of Justice)一书中对新自由主义的自我观念的批评;如麦金泰尔(Alasdair MacIntyre)和华尔采(Michael Walzer)对新自由主义普世主义原则的批评;再如泰勒(Chales Taylor)对原子个人主义的批评,等等。【注释】俞可平:《社群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另请参阅:R. Philip Brown, Authentic Individualism (Lanham: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Inc., 1995)。【注尾】

    霍尔和埃姆斯以及社群主义者对新自由主义者的此类指责并非只是哲学家所特有的愤世嫉俗。社会学家更精确的调查结果可以提供佐证。90年代初,美国学者帕特森(James Patterson)和金(Peter Kim)曾对美国的道德现状进行过一次据称是“最全面、最深入”的调查。其部分结论如下:

    美国没有领袖,尤其是没有道德领袖。90年代的美国没有任何道德共识。【注释】James Patterson & Peter Kim, The Day America Told the Truth (New York: Prentice Hall Press, 1991), p.25.【注尾】

    美国人制定着自己的规则、自己的法律和自己的道德准则。84%的人敢于违背自己的宗教戒律;81%的人事实上违过法,理由是他们认为法律错了。大多数美国人不尊重法律,他们自己决定是非对错。【注释】Patterson and Kim, p.27.【注尾】

    美国的年轻人是一个“野蛮的、不可信赖的、不可靠的群体”。【注释】Patterson and Kim, p.6.【注尾】

    60%的美国人曾经是一次严重犯罪的受害者,其中58%的人先后两次受害。【注释】Ibid., p.6.【注尾】

    安全、温馨的社区生活已不复存在。一年之中,48%的家庭被盗过;35%的人被盗过汽车;27%的人参与过贩毒;23%的人遭遇过凶杀案;9%的人被强奸。与此同时,44%的人担心被盗;24%的人担心被强奸;34%的人担心汽车被盗;14%的人担心在住所附近被杀。【注释】Ibid., p.170.【注尾】

    近1/3的已婚美国人曾经或正在有婚外恋。1/4的已婚妇女欺骗丈夫,而欺骗妻子的美国丈夫更高达1/3。【注释】Ibid., p.96.【注尾】

    近半数的美国工人承认自己消极怠工。【注释】Ibid., p.157.【注尾】30%的美国工人认为,他们的老板至少涉及一种不道德的行径,如威胁员工、违背安全标准、歧视少数民族、歧视妇女或性骚扰、从事犯罪活动、生产威胁生命的产品,等等。【注释】Ibid., p.150.【注尾】

    马丁·路德·金所梦想的兄弟般的种族关系在今天更加遥远了;而对于大多数美国人来说,这一“美国梦”已演化为一场“噩梦”。【注释】Ibid., p.184.【注尾】

    ……

    美国所面临社会问题似乎正应验了2500多年前孔子的预言:“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注释】《论语》,2:2。【注尾】简单地说,虽然我们必须承认,由启蒙运动开启的西方自由主义传统为西方文明近代以来在政治、经济、科技等领域的长足进步立下了汗马功劳,但其对原子个人主义的推崇、对法治的独尊以及对政府乃至社会道德中立的迷恋,显然已造成其始料未及的道德危机,而后者正动摇着自由主义民主大厦的基石。

    那么,反过来,以道德和礼仪来治国是否真能如孔子所愿的那样造就出一个君子之邦呢?孔子相信:“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其实,儒家的这一“德治”理想早已被中国2000多年的实践证明是行不通的。五四时期的激进学人甚至将中国落后的原因通通算在孔夫子的身上,高呼“打倒孔家店”!这自然是激情多于理性的主张。但儒家所倡导的重义务轻权利、重德治轻法治的传统是不能辞其咎的。

    可见,霍尔和埃姆斯所提出的对中国问题进行文化解决的主张犯了一个近乎“普世主义”的错误。必须肯定,他们将当代美国社会问题诊断为“文化”综合症有其合理性;他们提倡社群主义的“公益”应优先于权力个人主义对个人私利的无所顾忌地追求,提倡美国政府和学校应承担道德维系的责任,这些主张也与美国社会的现实问题迫切相关。但霍尔和埃姆斯因此推断当代中国的问题也可以通过对儒家道德和礼仪传统的弘扬而一劳永逸地解决,这显然是一个典型的“错误类比”。中国的问题可以说是全方位的,文化问题只是其中的一个层面。中国文化的创造性转换不在于用“法治”取代“德治”或者反过来用“德治”取代“法治”,而在于“德”、“法”并用,构建一套法治与德治相得益彰的政治与社会体系。

    不过,实用主义和儒家思想的对话至少可以提醒我们,民主应有比权利自由主义以及西方资本主义现状所能提供的更宽广的含义。正如杜威所指出的:“民主不只是一种特定的政治形式,一种治理政府的方式,一种通过普选及选举的官员来制定法律和管理政府行政的方法,民主的含义比这要宽广的多。当然,这些是题中应有之义。但它是更宽广、更深刻的东西……正如我们常说的,它是一种生活方式,既是社会的又是个人的,不过我们未必理解了其中的含义。”【注释】Dewey, “Democracy and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The Later Works, Vol.11, pp.218-219.【注尾】就美国而言,今天的社群主义者所关心的正是杜威当年早就提醒了的那关于民主的“未必理解了的含义”,这就是,民生必须同时体现在人们的“思想上”和“行为上”【注释】Dewey, “Creative Democracy:The Task before Us,”The Later Works, Vol.14, pp.225-226.【注尾】,体现为一个“意义的联合体”【注释】Dewey, “The Public and Its Problems,” The Later Works, Vol.2, p.331.【注尾】;在这样的联合共同体(community)内,个人自由与社会和谐并行不悖,人们相互理解,彼此关心,自由交流,平等合作,积极创造,共享丰富多彩、和平安宁而且充满意义的生活。此外,对于杜威来说,民主还应成为社会改造的手段。简言之,民主是一个必须由每一代人不断推进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自由的“探究”(inquiry)与“交流”(communication)既是民主必要的内涵,又是使民主进一步深化的手段。杜威指出:“一个显而易见的必要条件就是社会探究的自由以及传播其结论的自由。……当自由的社会探究与充分的、生动的交流艺术紧密结合起来,民主也就大功告成了。”【注释】Dewey, “The Public and Its Problems,” The Later Works, Vol.2, pp.339,350.【注尾】杜威对民主的上述描绘无疑具有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但除非我们接受美国学者福山的“历史已经终结”的断言【注释】弗兰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远方出版社1998年版。【注尾】, 否则我们就有必要倾听杜威以及包括霍尔和埃姆斯在内的西方社群主义者对今日资本主义民主现状的非议。【注释】有关杜威的民主思想参见拙著:《美国精神的象征:杜威社会思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注尾】

    总之,一个民主的社会应该是一个令人向往的共同体,一种实现了“个体自由”与“整体和谐”的美好的生活方式,【注释】江畅:《江畅自选集》,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注尾】而不是一个有效率的“丛林”。在这个意义上,实用主义和儒家思想的对话值得倾听和参与。此外,霍尔与埃姆斯还认为,实用主义和儒家思想之间的对话有利于奠定中西文化平等交流的共同基础,从而促进中西之间“我们意识”(weconsciousness)的形成【注释】The Democracy of the Dead, p.239.【注尾】,并最终推动全球化实现“西化”—“东化”双相互动的良性循环。这自然是我们乐意看到的前景。

   

    孙有中:北京外国语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