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研究》2002年第1期
观念与实力：美国“修正主义”对日观的兴衰
于铁军
〔内容提要〕本文从考察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美国“修正主义”对日观的兴衰的背景及其对美国对日政策特别是美国对日贸易政策的影响入手，对观念因素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以及观念因素与实力因素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初步探讨。本文肯定观念因素在国际政治中的重要作用，但认为这种作用只有结合实力因素才能得到更好的理解，力量对比的变化通常构成观念因素发生作用的条件。实力因素和观念因素相结合，可以使我们对这一时期美日关系的变化有一个更深入、更全面的理解。
关键词：观念/实力/“修正主义”/美日关系
冷战在没有任何理论预期的情况下突然结束给国际政治研究带来了巨大冲击，其后果之一便是国际政治领域内对规范、认同、文化、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等各种观念因素的研究在冷战后重新走向复兴，以及建构主义作为一种主要的理论流派在90年代的崛起。【注释】关于近年来建构主义的发展状况，参见Jeffrey T. Checkel, “The Constructive Tur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World Politics, Vol. 50 (January 1998), pp. 324-348,以及TedHopf, “The Promise of Constructiv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3, No.1 (Summer 1998), pp. 171-200. 关于建构主义的理论体系，参见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注尾】随之而来的则是在强调观念因素的建构主义和强调物质性因素的现实主义等理论流派之间所展开的学术争论。
关于观念因素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现在争论的问题已不是观念起不起作用，而是观念在不同条件下如何起作用、起多大作用，以及观念因素与物质性因素，如权力或实力结构因素的关系究竟如何。【注释】Stephen G. Brooks and William C. Wohlforth, “Power, Globalization,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Reevaluaing a Landmark Case for Ideas,”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5, No. 3 (Winter 2000/01), p. 6.【注尾】而对于这些问题，抽象地谈论恐怕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建设性的做法可能是进行一些深入的经验性研究，在一些具体个案中对观念和权力或实力等不同因素的作用进行分析、比较和鉴别，就象迄今为止学者们在剖析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的原因时所做的那样。【注释】Ibid. See also William C. Wohlforth, “Reality Check: Revising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 Response to the End of the Cold War,”World Politics, Vol. 50 (July 1998), pp. 650-680.【注尾】
要研究观念和权力或实力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及其相互关系，美日关系是一个很有价值的个案，因为无论从宗教、文化、价值观念还是行为方式等哪个方面来说，美国和日本都是两个非常不同的国家，【注释】一些学者在一个单一的远东文明的称呼下把日本文明和中国文明合并在一起，但大多数学者认为日本文明是一个独特的文明。参见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29页。如果将世界文明笼统地划分为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那么，日本和美国显然分属于不同的营垒。关于日本和美国在文化、价值观念和社会关系方面的显著差异，参见Seymour Martin Lipset,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A Double-Edged Sword (New York: W. W. Norton, 1996), chapter 7, “American ExceptionalismJapanese Uniqueness,” pp. 211-263.【注尾】而自1853年佩里使日以来，美国和日本140多年的冲突与协调过程既凸现出对霸权的争夺，又体现着文化、认同等各种观念因素在两国关系中所起的重要作用。美日关系的这一特点早在20世纪80年代便引起不少学者的关注。例如，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入江昭在研究1941-1945年的太平洋战争时便把这场战争既看作是一场大国之间的权力之争，又看作是一场不同文化之间的角逐。【注释】入江昭在书中指出，世界事务中的行为体既是权力的载体，也是文化的载体，国际关系既是权力之间的关系，也是文化间的关系。因此，国际关系研究必须包括三种类型：权力层次的相互作用、文化间的相互影响和这两组关系间的相互关系。参见Akira Iriye, Power and Culture: The Japanese-American War, 1941-1945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1), “Preface,” p. vii.【注尾】另一位历史学家约翰·道尔（John Dower）也从人种、观念与权力的互动关系的角度对太平洋战争进行了富有启发性的研究。【注释】John W. Dower, War Without Mercy: Race and Power in the Pacific War (New York: Pantheon, 1986).【注尾】
从8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初，美日关系中出现的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修正主义”对日观在美国的兴起、蔓延，及其对美国对日政策特别是对日贸易政策所产生的重要影响。美国学者罗伯特·尤里尤（Robert M. Uriu）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分析，其结论是，无论是新现实主义理论还是自由主义的国内政治理论均不能充分解释克林顿政府在其执政头两年中对日贸易政策的转变；从美国政策转变的内容及采取政策的时机来看，“修正主义”对日观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因此应该对观念因素所起的独立作用予以足够的重视。【注释】Robert M. Uriu, “The Impact of Policy Ideas: Revisionism and the Clinton Administrations Trade Policy toward Japan,” in Gerald L. Curtis, ed., New Perspectives on U.S.Japan Relations (Tokyo: Japan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Change, 2000), pp. 213-240.【注尾】笔者同意尤里尤应该重视观念因素的观点，但同时也认为，在研究观念因素的作用时，搞清楚观念因素发生作用的条件是十分必要的。本文将从考察“修正主义”对日观兴衰的背景、主要代表人物的观点及其对美日关系的影响入手，对观念因素在国际政治中发生作用的条件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
一、“修正主义”对日观与“日本异质论”
所谓“修正主义”，一般来说指的是对正统理论和教义的修正。通常情况下提到“修正主义”，人们首先联想到的是19世纪末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伯恩施坦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但在美日关系中，“修正主义”一词却有特定的含义，它指的是80年代中后期在美国出现的一种新的对日观。
自5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美国对日观的基础是以爱德温·赖肖尔（Edwin Reischauer）和约翰·霍尔（John Hall）为代表的“现代化理论”。根据这一理论，随着日本现代化的发展，日本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政治体制方面的同质性将会越来越高，日本是和欧美各国一样的自由民主国家，日美两国拥有共同的价值观和共同的利益。从这种观点出发，冷战时期美日结盟共同对抗苏联完全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而长期以来美日之间所存在的巨额贸易逆差也就算不上一个大问题了。毕竟，随着日本和美国的逐渐趋同，两国间的贸易逆差可以通过调整汇率和增长率等标准的经济手段来加以解决，而不会长久存在下去。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赞成这种理论。1982年，美国加州大学政治学教授查默斯·约翰逊（Chalmers Johnson）出版了《通产省与日本奇迹》一书，【注释】查默斯·约翰逊：《通产省与日本奇迹》（戴汉笠等译），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注尾】对上述理论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约翰逊在对1925-1975年间日本通产省的产业政策的产生和发展过程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之后认为，日本是一个官僚主导的“资本主义发展型”国家，其性质既不同于以美国为代表的“市场调节型”资本主义国家，也不同于以苏联为代表的实行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是介于两者之间，与“经济国家主义”或“新重商主义”的德国一脉相承。【注释】同上，第18页。【注尾】约翰逊强调指出，日本奇迹之所以出现应归功于日本政府所执行的产业政策，而在日本产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发挥作用最大的则是通产省。通产省自1925年建立之后（最初称商工省），其产业政策的制定和官僚构成均具有相当的连续性。通产省的策略或者是那些被约翰逊称之为带来“高速发展的制度”——如确定产业目标、对目标产业的优先贷款以及企业系列等——是日本从1927年金融危机以来到50年代这三十年间的探索和实践的结果。换言之，促使日本在战后取得经济奇迹的产业政策实际上奠基于战前,而并非出自战后美国的指导和改造（当然影响还是有的）。
《通产省与日本奇迹》是一部严谨的学术著作，而且约翰逊也很注意不使自己的议论陷入到文化决定论当中，例如在评论以日本的国民性来解释“日本奇迹”的理论时，约翰逊指出，“日本人的基本价值观可能不同于西方人，但用基本价值观来解释社会行为应该保留到有些社会行为无法用经济动机加以解释时才能考虑。”【注释】同上，第9页。【注尾】但从结果来看，约翰逊在书中所表述的基本观点，即与欧美各国不同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是战后日本经济不断创造奇迹的主要原因，使该书在学理上为其后的“日本异质论”奠定了基础，约翰逊因而也被称作是修正主义学派的精神“教父”。
经过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初期的铺垫，到80年代中后期，长期居高不下的贸易赤字以及由此而加剧的对美国经济状况的担忧使得“日本问题”在美国各阶层中引起了强烈的关注。政治家、工会、企业领导人以及各种受日本冲击的产业的联合会纷纷要求采取措施来改变美日关系特别是经济关系的现状。在这种背景下，一种新的对日观开始在美国一部分所谓“知日派”知识分子中出现。相对于传统的对日观，这种新的对日观被称做“修正主义”的日本观。
在美国，广泛使用“修正主义”一词来表示美国对日观的变化是在美国《商业周刊》杂志于1989年8月7日推出有关“重新思考日本”的特集之后。该特集中所刊载的文章将当时在对日问题讨论中十分活跃的四位学者、官员和记者称之为“日本问题的修正主义者”。这四位人士除了上面提到的约翰逊之外，还有《日美逆转》的作者、曾任里根政府贸易官员的克莱德·普雷斯托维茨（Clyde Prestowitz），著有《日本权力之谜》，长期旅居日本的荷兰记者卡雷尔·范沃尔夫伦（Karel van Wolferen）以及曾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著名的“遏止日本”一文、并著有《更像我们》一书的美国记者詹姆斯·法洛斯（James Fallows），这四人后来通常被称为“修正主义四人帮”。
普雷斯托维茨在1981-1986年间曾任职于美国商务部，并亲身参加了要求日本开放市场的各种贸易谈判。在《日美逆转》一书中，他以半导体产业为例，分析了日本的企业系列是怎样在政府产业政策的支持下具体运作并夺取美国在该领域内的领导地位的。普雷斯托维茨认为，日本所取得的惊人的经济增长应归功于政府的产业政策，特别是通产省的指导和官僚的作用。他建议美国仿照日本采取积极的产业政策和管理贸易政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美国在与日本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注释】Clyde Prestowitz, Jr., Trading Places: How We Allowed Japan to Take the Lead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8).【注尾】
法洛斯，原来曾当过卡特总统的演讲撰稿人，后担任在美国知识界有很大影响的《大西洋月刊》的编辑。与普雷斯托维茨不同，法洛斯认为，日本民族同质性程度很高，而且有奋斗的传统。这些独特的文化特征使日本成为一个高度秩序化的阶级社会，它可以全民动员，全心全意致力于经济的增长。【注释】James Fallows, More Like Us: Making America Great Again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89), p. 28.【注尾】相比之下，美国则具有完全不同的文化传统，它开放、重视个人的创造力、不追求秩序，因此美国刻意模仿日本是错误的。法洛斯建议美国在积极推进外交和产业政策的同时，应该致力于减少赤字财政、提高教育水平、放宽移民限制，并给社会最底层那些贫困和绝望的人以希望。用法洛斯的话来说，美国只有变得更加美国化，才能实现其伟大的复兴。法洛斯还明确指出，日本和美国的利益与价值观念不同，虽然美日在许多方面是朋友，但美日两国间存在着根本利益的冲突。这种冲突的产生源于“日本无力或者不愿意限制其单方面的具有破坏性的经济力量的扩张。”【注释】James Fallows, “Containing Japan,”The Atlantic Monthly, May 1989, p. 41.【注尾】除非美国对日本采取遏制政策，否则日本的作法将破坏战后形成的世界自由贸易体制、危及美国人的福利、理念和美国推行本国外交政策的权威，并最终使日美伙伴关系难以为继。“遏制”一词本来是作为冷战时期美国的对苏战略而被频繁使用的，此时却被法洛斯拿来表述美国对日政策，并一时成为“修正主义”对日观的一面旗帜。
在出版《日本权力之谜》一书之前，范沃尔夫伦曾在《外交》1986/87冬季号上发表“日本问题”一文，称日本这个国家的运转靠的是官僚、政治家派阀和财界之间维持微妙的平衡，他们之间相互合作，推行重商主义的贸易政策。【注释】Karel van Wolferen, “The Japan Problem,”Foreign Affairs, Vol. 65, No. 3 (Winter 1986/87), pp. 288-303.【注尾】在《日本权力之谜》中，范沃尔夫伦对日本政治、经济和文化进行了全面阐述，但重点仍放在日本的政治结构上面。他认为日本并不是一个真正的议会民主国家，甚至不是一个欧美意义上的主权国家；日本人没有发挥自身个性的自由，也没有选择的自由；日本的权力结构是一种“无责任体制”，在日本既不存在一个权力中枢，国家也不必对国民负责；日本的经济也不是欧美型的自由市场经济，而是一种官僚和民间的合作体制，自由竞争原理在日本不发生作用。【注释】Karel van Wolferen, The Enigma of Japanese Power: People and Politics in a Stateless Nation (Macmillan, 1989).【注尾】
从上述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修正主义者的观点虽因人而异，但在他们中间存在着一些共同点。这些共同点大致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1）日本与其他西方式的自由民主和市场经济国家有着本质的不同；（2）日本经济从本质上来说是封闭型的，这对提高日本企业的竞争力十分有利；（3）日本的贸易战略是攻击型和敌对型的，日本国际贸易的不均衡是对世界多边贸易体制和美日关系的最大威胁；（4）日本自身不想或者无力解决贸易不均衡的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其他国家特别是美国采取相应的行动。上述内容中最核心的一点是，日本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不同，日本是一个“异质”的“他者”。这一观点对传统的认为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国家无论何时何地均具有同样性质的立论无疑是一个重大挑战，与前述战后传统的美国的日本观迥然不同。
“修正主义”对日观的出现在美日两国均被视为一个重要的现象，因为如果按照这一理论，美国现行的对日政策（特别是经济政策）将不得不发生重大变化。既然日本的体制和规范与欧美各国根本不同，日本是一个“异质”的“他者”，那么在“修正主义者”看来，美国按照欧美各国间通行的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规范要求日本开放市场并按照“机会均等”原则来改造其法律、制度便无异于缘木求鱼。“修正主义者”认为，80年代后期布什政府与日本进行的旨在改革日本经济结构和美日贸易结构的“结构协商”（SII）不会取得什么成果。他们建议美国政府切实采取对策，振兴自身的竞争力，在对日贸易谈判中应寻求明确的市场份额和可以测量的数值标准，并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美日双边贸易不平衡的状况有所改变。
二、“修正主义”对日观对美日关系的影响
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苏联的解体，日本对美贸易顺差的不断增加，美国在汽车、半导体等关键产业中的阵地失守，以及日本公司对美国洛克菲勒中心和哥伦比亚影片公司等作为美国象征的不动产的大规模收购，“日本异质论”和“日本威胁论”在美国逐渐合流，社会影响不断扩大。日本不是一个自由民主国家；日本是美国在经济上的最大威胁；日本在安全上仰仗美国的保护，但却不承担相应的义务，其行为属于“无票乘车”；日本采取各种不公平的手段保护国内市场，而对美国则实行敌对性的贸易政策；日本使大批美国人失业；日本对美国企业和不动产的大规模收买正在使美国变为日本的“经济殖民地”，等等，凡此种种认识，使日本在许多美国人心目中的形象大为恶化。
在刊登讨论“修正主义学派”文章的同一期《商业周刊》上，还刊载了一份关于“日本威胁论”的舆论调查结果。在回答来自苏联的军事威胁和来自日本的经济威胁哪一种威胁更为深刻的问题时，选择苏联的人占22%，而选择日本的人则占到了68%。【注释】Business Week, August 7, 1989, p. 51.【注尾】这表明，与1985年名记者白修德发表“来自日本的危险”一文时相比，【注释】Theodore White, “The Danger from Japan,”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July 28, 1985, pp. 19-22, 31, 37.【注尾】到80年代末，“日本威胁论”已经具有了相当广泛的社会基础。虽然此时的日本威胁仍然主要是经济方面的，从性质上来说与冷战时期苏联的威胁以及战前日本侵略扩张的威胁有所不同，但它同样被认为是对美国的整体国家利益构成了现实的威胁。在这里，并非“修正主义学派”代表人物的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的看法具有相当的代表性。他认为，日本对美国经济霸权的挑战通过以下方式影响到美国：（1）如果日本继续扩大其在众多具有重要军事意义的技术领域内的领先地位，美国的国家安全即便是从狭义的定义来看也将受到影响；（2）日本经济力量的增长威胁到美国的经济利益；（3）美国在第三国的影响力将随着日本影响力的增长而下降；（4）日本对美国的影响力将会上升。亨廷顿还引用丹尼尔·贝尔的话说，“经济是战争以另一种形式的继续。”经济霸权之所以至关重要是因为经济力是权力中一种最基本、最容易转换的形式。【注释】See Samuel P. Huntington, “Why International Primacy Matters,” in Sean LynnJones and Steven Miller, eds., The Cold War and After: Prospect for Peace, exp. edition (Cambridge, Mass.: The MIT Press, 1993), pp. 315-320.【注尾】1991年，在美国出版了一部题为《下一次美日战争》的书，书名及内容虽有耸人听闻、哗众取宠之嫌，但书本身的热销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一时期美日矛盾的加剧。【注释】乔治·弗里德曼、梅雷迪斯·勒巴德：《下一次美日战争》（何力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在书中，两位作者设想美日之间将会重蹈30年代的覆辙，因经济关系的不断恶化而最终升级为战争。从书中所出现的一些常识性的错误来看，该书并不是一部严肃的学术著作。但就是这样一部书，后来讨论这段时期美日关系的著作大部分却也都对之加以引用，在日本还成了风靡一时的畅销书，这种现象本身便说明，这部书是“生逢其时”。【注尾】
1992年1月，布什总统访问日本。在访问期间，美日联合发表了《东京宣言》、《行动计划》和《关于世界经济增长战略的联合声明》等三个文件。宣言宣称美日两国将“灵活地使用美日安保条约和有关规定”，使美日关系成为“具有全球性的伙伴关系”。尽管双方煞费苦心地试图给冷战后的美日关系以新的定位，但事实证明，由经济摩擦而给双方关系所带来的裂痕并不那么容易被那些新颖的辞藻所掩盖。布什总统的这次访问前前后后都笼罩在美日贸易摩擦的阴影之下。随同布什总统访日的人员中有美国通用、福特和克莱斯勒三大汽车公司的总经理，他们此行的使命就是要撬开日本的汽车市场。访问前后两国媒体的相互攻讦使布什总统访日之后的美日关系非但没有好转而且有进一步恶化的趋势。根据1992年的盖洛普民意调查，在美国有42%的人不认为日本是美国“可以信赖的盟国和友好国家”（可能有海湾战争的影响因素在内），【注释】转引自〔日〕栗山尚一：《日美同盟：摆脱漂流》，日本经济新闻社，1997年版，第62页。【注尾】这一数字为战后以来最高。在美国被称为舆论分析第一人的丹尼尔·扬科洛维奇（Daniel Yankelovich）在1992年秋季号的《外交》杂志上撰文称，在普通的美国人看来，美日的“全球伙伴关系”只不过是一种“无意义的幻想”而已。只要美日关系看上去只对日本单方面有利，这种情况便不会发生变化。扬氏还特别指出，“对于美国公众来说，他们可以接受的未来美日关系发展的唯一图景是创立一种美国也能从中受益——而且被认为确实如此——的新的竞争与合作方式。”【注释】Daniel Yankelovich, “Policy After the Election,”Foreign Affairs, Vol. 71, No. 4 (Autumn 1992), pp. 8-9.【注尾】
从民意测验的结果和美国对日政策的走向来看，在布什政府时期，“修正主义”对日观还没有取代传统的对日观，也没有在华盛顿的总体对日政策设计中占据主导地位。但这一理论的出现的确对美国传统的对日观和对日政策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它动摇了冷战以来在美国对日观中所存在的共识，使之陷入模糊和混乱，从此之后不同集团甚至同一集团的美国人在对日认识上出现了明显的不同。【注释】Daniel Okimoto and James Raphael, “Ambivalence, Continuity, and Change: American Attitudes Toward Japan and U.S.Japan Relations,” in An Aspen Strategy Group Report, Harness the Rising Sun: An American Strategy for Managing Japans Rise As a Global Power (Lanham, Maryland: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Inc., 1993), p. 128.【注尾】新的对日观的出现也改变了当时华盛顿的政治气氛，特别是在国会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正如一位资深外交官所观察到的，此时大多数美国国会领导人都支持在对日贸易问题上采取一种更加强硬的立场，而一些温和派人士在为美日亲善辩护时也变得越来越谨慎了。【注释】参见迈克尔·阿马科斯特：《朋友还是对手》（于铁军、孙博红译，袁明校），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7页。【注尾】
“修正主义”学派的主张对美国对日政策所产生的实际的、具体的影响，集中体现在克林顿政府第一任期内头两年的美日框架谈判中。克林顿在竞选时就发誓要“像激光束一样对准经济”。1993年1月，克林顿上台伊始便把削减美国财政赤字、振兴国内经济置于新政府最优先考虑的地位。与布什政府相比，克林顿本人及其经济班底的多数成员，如国家经济委员会的罗伯特·鲁宾、美国贸易代表米基·坎特、商务部长罗纳德·布朗、财长劳埃德·本特森和经济顾问委员会的劳拉·泰森等人，在对日问题上基本上都接受“修正主义”的观点。这样，作为一种观念因素的“修正主义”思潮便拥有了转变为国家政策的制度基础。【注释】Uriu, “The Impact of Policy Ideas,” p. 229.【注尾】
在开始于1993年的日美框架谈判中，美国方面强烈要求设定能够对日本市场开放努力的结果加以测评的“客观标准”和“数值指标”，这种政策便被认为是以“修正主义”理论为基础的。日本对此予以坚决反对，双方僵持不下，整个谈判过程一波三折。1994年2月克林顿与细川护熙进行的美日首脑会谈因此而公开破裂，这在战后美日关系史上尚属首次。1995年6月，美日的汽车贸易谈判只是到了最后时刻才避免最终摊牌，达成了内容模糊的协议，当时的美国驻日大使蒙代尔称这次谈判使美日关系“看到了地狱”。【注释】转引自〔日〕栗山尚一：《日美同盟：摆脱漂流》，第189页。【注尾】贸易摩擦使美日关系受到了严重损害。
实际上，从1992年起，美国经济已开始走出低谷，出现战后历史上历时最长、同时也是比较平稳的经济复苏。但由于经济发展的实际状况和政府及普通公众的认识之间存在着一个“时间差”，此时的“日本威胁论”反而处于鼎盛时期。从经济增长率来看，1992年至1997年间除1996年之外其他年份美国的增长率均高于日本（参照下表）。在国际竞争力方面，美国同日本及其他发达国家相比地位也有所上升。在汽车、半导体、超级计算机等领域美国重又夺回了竞争优势，在信息网络技术方面则将其他国家远远地抛在后面。从1994年起，美国连续三年位居国际竞争力排行榜的榜首。另外，在里根和布什年代曾令美国政府大为头疼的联邦预算赤字在此期间也逐年下降，其他经济指标，如失业率、通货膨胀率和劳动生产率等也都处于良好状况。【注释】详尽分析，参见王缉思：“冷战后美国的世界地位与外交战略”，载牛军主编：《克林顿治下的美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5页。也有人认为，美国当前的经济景气含有“泡沫”成分，参见〔日〕唐·奥伯多弗、小岛明：《21世纪的日美关系》，日本经济新闻社1998年版，第120-124页。【注尾】
1991-1997年美日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单位：%）
年份 |
1991 |
1992 |
1993 |
1994 |
1995 |
1996 |
1997 |
美国 |
0.7 |
2.6 |
3.1 |
3.5 |
2.0 |
3.4 |
3.9 |
日本 |
4.0 |
1.3 |
-0.2 |
0.5 |
1.4 |
3.9 |
0.8 |
资料来源：〔日〕《外交青书》各年版（其中1991、1992年数字为GNP增长率）
而与美国的“新经济”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从1992年起，日本“泡沫经济”破灭，陷入战后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经济连续4年出现低增长甚至负增长，大批企业倒闭，失业率上升，投资不振、股市暴落、呆账堆积如山，金融系统陷入巨大危机。在此情况下，80年代末90年代初日本全球出击、咄咄逼人的势头有所缓解，“日本第一”的口号也渐趋沉寂，许多人开始重新审视日本经济的发展模式。
在日本经济陷于长期衰退而美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大环境下，到90年代中期，美国人所感受到的日本经济对美国经济、以至整个美国国家利益的威胁已大大减弱。在这种情况下，“修正主义”对日观在美国的影响力渐渐丧失，有关“日本异质论”和“日本威胁论”的讨论也趋于平息。【注释】关于90年代中期以后“修正主义”思潮的发展情况，参见R. Taggart Murphy, “Making Sense of Japan: A Reassessment of Revisionism,”The National Interest, No. 43 (Spring 1996), pp. 50-63.【注尾】
三、几点启示
分析观念因素在国际政治中所起的作用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因为在现实中，客观因素与抽象的观念因素通常是相互交织在一起，很难分开的。不过，通过考察80年代末90年代初“修正主义”对日观的兴衰及其对美国对日政策的影响，我们还是大致可以得出这样几点结论：
首先，观念因素在国际政治中的确能发挥重要的作用。“修正主义”对日观从其出现、传播，到被克林顿政府所采纳、具体化为美国的对日贸易政策，对美国公众以至美国政府在“日本问题”上的思维方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要深入透彻地理解过去十几年美日关系的变化，我们便不能不对美国的“修正主义”对日观加以研究。
第二，也是本文欲着重强调的一点，权力因素的变化往往构成观念因素发挥作用的先决条件。观念因素发挥作用，常常是在客观力量对比和国际格局发生变动的时候。【注释】关于这一点，即便是那些强调观念因素的学者也是同意的。如Goldstein 和Keohane认为，“当权力关系变化不定、利益和战略模糊不清或缺乏共识时，新观念的必要性便出现了。”参见Judith Goldstein and Robert O. Keohane, “Ideas and Foreign Policy: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in Judith Goldstein and Robert O. Keohane, eds., Ideas and Foreign Policy: Beliefs, Institutions, and Political Chang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26.【注尾】
世界之大，不同国家与民族之间存在不同或者说是“异质”本来是一件十分自然的事情，也可以说是国际政治的常态，其本身并不足以构成国际冲突的理由。但在国际政治中，由于某一国家“异质”而导致国家之间的关系出现紧张的现象却时有发生。在这里，更重要的问题也许是，在什么情况下，“异质”才会成为一个问题，在什么情况下，“异质论”才会有市场，才会对一国的对外政策产生显著影响。
根据日本已故著名国际政治学家高坂正尧的研究，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德国、美国和日本都曾有过被视为“异质”的经历，“异质论”的内容甚至所使用的语言都颇多相似之处，而这些国家被视为“异质”的时代背景通常是在这些国家作为新生力量崛起，对既有的国际体系和先进国的生活方式产生冲击的时候。【注释】参见〔日〕高坂正尧：《高坂正尧外交评论集》，中央公论社，1996年版，第281-308页。【注尾】回到本文所讨论的对象，我们看到，此次以“日本异质论”为核心内容的“修正主义”对日观的出现和蔓延也基本上遵循这一规律。在冷战正酣时，在有苏联这样的“他者”存在的情况下，美国人倾向于将日本看作是一个自由民主国家；但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当苏联处于衰落乃至崩溃的过程中，当美日经济状况和发展趋势变得有利于“新贵”日本而不是老“霸主”美国，当日本看上去似乎要取代美国的世界经济霸权地位时，美国突然“发现”日本既不那么民主，也不那么自由了。此时，美国的日本观开始发生变化，在冷战时期形成的对日共识也开始难以为继，“异质”成为一个影响美日关系的重要因素。而当90年代中后期美日力量对比发生再逆转，日本经济步入长期萧条，而美国经济一路高歌猛进之时，“修正主义”对日观的影响力便基本上销声匿迹了。上述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使我们得以从正反两方面来观察观念因素和权力因素在美国对日政策变化中所起到的作用及其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简言之便是美日力量对比的变化引起观念的变化，进而导致美国对日政策的变化，观念的变化是“内生”于实力的变化的。
第三，当应用于具体个案的解释时，我们发现，不同理论之间并不完全是一种非此即彼的“零和博弈”关系，它们之间完全可以形成一种互补的关系。在研究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美国对日贸易政策的变化时，如果不考察美日力量对比的变化，我们便搞不清“修正主义”对日观兴衰的缘由，也就无法把握美国政策变化的根本原因；而如果我们不研究观念因素的作用，我们又搞不清权力或实力结构方面的变化是通过哪些途径、以什么样的方式最终影响到一国的对外政策的。只有将两者纳入同一个分析框架中，我们才能得到一种对研究对象的更全面、更深入的理解和认识。【注释】这方面的论述，参见Michael C. Desch, “Culture Clash: Assessing the Importance of Ideas in Security Studies,”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3, No. 1 (Summer 1998), pp. 141-170.【注尾】
第四，从政策含义方面来说，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美国出现的“修正主义”对日观和“日本威胁论”对我国也具有相当的借鉴意义，因为此后不久，随着中国国力的持续高速增长，在美国的“日本威胁论”便渐渐由“中国威胁论”所取代。格局转换和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给国民的心理和感情层面所带来的冲击很容易使人们对既有的观念产生怀疑，并继而催生新的观念。而新的观念接下去又常常会成为双方冲突的新的起点，使国家间的紧张关系进一步加剧。如何把这种观念变化的幅度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如何在剧烈变动的国际环境中保持清醒的头脑，并对形势作出符合客观现实的判断，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深长思之。【注释】日本方面对于“修正主义”对日观和“日本威胁论”的应对需要另文分析。日本方面对“日本异质论”的理性而中肯的批评参见〔日〕本间长世：《日本“他者论”的危险》，载〔日〕《外交论坛》，1989年10月号，第12-20页。【注尾】
于铁军：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