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研究》2002年第1期
解读经济“铁幕”
——评《美国的冷战战略与巴黎统筹委员会、中国委员会（1949-1994）》
刘方敏、张民军
国际学术界对冷战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一些“高度政治”(high politics)问题如政治对抗、军事对峙、意识形态对立等，而对冷战史中关于东西方经济遏制等“低度政治”(low politics)问题反响不畅。对后者的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依靠政府解密档案进行，并且至今对冷战史上最重要的经济遏制组织——巴统的研究尚不充分，即便是90年代初问世的两部巴统史专著【注释】Michael Mastanduno, Economic Containment: COCOM and the Politics of EastWest Trade,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2；加藤洋子，フメリカの世界战略とココム，有信堂1992年版。【注尾】，也未完整地阐述巴统历史的全貌。我国学界对冷战中东西方经济关系的研究更是和者寥寥。崔丕教授以十年之功投身于巴统史的研究，其专著《美国的冷战战略与巴黎统筹委员会、中国委员会（1949-1994）》【注释】崔丕：《美国的冷战战略与巴黎统筹委员会、中国委员会（1949-1994）》，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5月第1版，528页，37万字。【注尾】（以下简称《巴统史》）一书的出版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学术界在巴统史研究中的上述缺憾。
一、政治与经济互动关系中的巴统
不管学术界对冷战作何解释，一个不争的事实即美国的战略意图、冷战意志和综合国力始终处于冷战的主导地位。所以要想从根本上把握冷战，首先须从研究美国入手，须从研究战后美国的冷战战略入手。国家的对外经贸政策与国家的安全战略休戚相关，尤其是在冷战年代，美国的出口管制、进口限制和对外融资等政策均是以“国家安全保障上的需要”为名目进行的，所以要想把握冷战中的东西方经济遏制全局，也须从美国的冷战战略入手。崔丕教授以美国的冷战战略作为巴统史研究的切入点，可谓切中要害。该书以美国冷战战略的演变为经，将巴统、中国委员会的兴衰存废置于美国的冷战战略之下加以考察。作者依美国冷战战略的调整而划分东西方贸易管制史的阶段：美国的冷战战略被分为尖锐冷战期（1947-1962）、有限缓和、缓和期（1963-1979）和新冷战期（1979-1989）三阶段，呈现紧——松——紧的走势，所以东西方贸易管制相应地表现为“马鞍型”的发展态势。下表显示了该书的主要脉络：
时代战略思想管制目标管制内容管制手段重点管制对象决策文件国家公法
尖锐冷战(1945-1962)
杜鲁门时期：杜鲁门主义、遏制战略防止“共产党国家的帝国主义侵略能力”战略物资出口限制苏联NSC7、NSC20、NSC48、NSC681949年《出口管制法》、《巴特尔法》
艾森豪威尔时期：“新面貌战略”、“解放战略”阻碍中苏战争潜力的增长、延缓中国的工业化对非战略物资加以缓和：对战略物资严加控制出口限制、进口贸易限制、财政金融限制中国NSC152NSC5704
缓和、有限缓和(1962-1979)“灵活反应战略”、“联系战略”以经济让步换取苏联的政治让步，企图改变苏联的对外政策限制对苏联的能源、大型成套设备的出口出口管制，设置最惠国待遇与财政信贷上的障碍苏联W.罗斯托的“美国对欧洲苏联集团的贸易政策”报告：《布西报告》1969年《出口管制法》及1972、1974年的修正案：《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
新冷战(1979-1989)“推回政策”、“超越遏制”以经济压力影响苏联的国内政治高新技术转让的限制对苏联经济制裁苏联
1979年《出口管制法》及1985年的修正案
作者“期待通过这项研究，阐明经济遏制政策在美国冷战战略中的地位及其与政治、军事遏制政策之间的互动作用；阐明美国冷战战略怎样左右巴统、中国委员会的东西方贸易管制政策的走向”（《巴统史》，第2页）。
冷战是东西方之间在政治对抗、经济遏制、军事对峙和意识形态对立的一场全方位斗争，所以冷战时代的东西方经济遏制不仅是单纯的经济现象，而是冷战在经济领域的展开。美国冷战战略是在西欧和远东为重要展开的。为在欧洲发动冷战，美国与西欧盟国筹组政治和军事战略同盟——北约（1949年4月成立）的行动与在经济领域筹组国际贸易管制组织——巴统（1950年1月正式成立）几乎同步进行，而巴统的17个正式成员国中除了日本和澳大利亚外全部是北约成员国，形成巴统与北约分别在经济和军事上对社会主义国家推行遏制政策的合力。新中国的成立和朝鲜战争的爆发使美国在亚洲开展冷战，1951年9月美国通过旧金山片面媾和建立了日美安保体制，次年7月就将日本拉入巴统，设立巴统在亚洲的分支机构——中国委员会，完善了对远东地区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封锁和禁运。从政治、军事和经济三位一体的角度去认识和理解冷战，将巴统、中国委员会分别置于冷战下的欧洲、冷战下的亚洲来研究，才能更清晰地理解冷战中的东西方经济关系。
虽然巴统在战略上将社会主义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加以遏制，但在政策的具体实施过程中，则在不同时期对各个社会主义国家采取相异的政策，或打压或拉拢，这充分反映了巴统贸易管制政策的复杂性。1948年苏南冲突发生后，美国立即实行“南斯拉夫差别”，以拉拢南斯拉夫；朝鲜战争爆发后，则对远东的社会主义国家施以“中国差别”政策，以严厉制裁为主，妄图以压促变；1956年波匈事件发生后，美国对波兰采用“波兰差别”政策；1964年给罗马尼亚以例外的优遇；1974年美国贸易改革法将东欧的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列入只给予发展中国家的“普遍优惠制”名单之中，以利用这两国与当时苏联的矛盾而达到分化苏东集团的目的。中国在巴统贸易管制清单中的地位变化更是美国灵活运用巴统组织以追求国家战略的一个典型。
二美国与盟国外交折冲中的巴统
在美国的冷战战略中，对社会主义国家的遏制政策与对盟国的扶植政策是统一的，犹如一个核桃的两半边。对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遏制需要西方盟国的一致行动，为了协调西方国家的行动，美国将西方盟国间的经济关系与东西方间的经济关系紧密地联系起来，其策略和方式也随冷战局势和美国、盟国自身实力的消长而经历了如下的变迁：战后初期，美国拥有世界半数的财富和生产能力，在遏制社会主义国家的同时，不遗余力地援助西欧和日本，实行援助与管制相挂钩的政策。任何违反了美国《相互防卫援助统制法》（又称《巴特尔法》）而向社会主义国家出口禁运物资的国家，美国将停止对其援助。在西欧，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提供了大约376亿美元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并促其自助和互助，极大地削弱了传统的东西欧经贸联系。在远东，从战后初期到60年代中期，美国对日本实行单方面贸易优惠政策，即单向开放美国市场而容忍日本的贸易保护主义行为；但以严格限制传统的日中贸易为条件，用“美、日关于对中国出口管制的秘密谅解备忘录”加以约束。进入60年代后期，随着西欧、日本经济力量的壮大，美国也调整了对盟国的政策，提出“与其援助，不如贸易”的方针：即美国对盟国的贸易政策转向公平贸易，不再推行美国单方面的优惠政策。在东西方贸易关系上，美国也积极行动并与盟国在对苏联东欧国家的贸易上展开竞争，“在整个50-60年代，美国几乎从不利用上述各种‘例外程序’向苏联集团各国出口禁运的战略物资。但在70年代，美国变成利用‘例外程序’最多的国家，在有些年份，甚至超出巴统其他成员国的总和。”（第398页）进入80年代，国际局势日渐缓和，美、日、欧间的经济竞争则更趋激烈，美国不再将东西方贸易与西方国家内部贸易截然分开，而维系东西方贸易管制的手法也变成了对违反巴统管制清单的盟国实行“进口制裁”或“进口抵制”，其典型是关于“东芝事件”的处理。美国借东芝事件不仅提高了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出口管制水平，且将日本纳入了美国的高级军事技术研究计划当中，可谓一举两得。
诚然，巴统的建立使美国对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管制的单边行为变为西方国家的集体行动。尽管在整个东西方贸易管制过程中是由美国一手策划、操纵的，但美国的盟国在东西方贸易管制中的地位和作用，盟国对美国冷战战略及贸易管制政策的影响也不可低估。所以巴统就成为美国与盟国展开外交折冲的场所，即巴统是美国与盟国互动下的巴统。本书对英国在冷战初期的作用给予了高度重视，指出东西方贸易管制的始作俑者当属英国，“在美国尚未提出对苏联、东欧国家贸易禁运政策以前，英国政府就已经对国内紧缺物资和军需物资实行出口管制”（第113页）。朝鲜战争爆发后首先对中国大陆实行贸易禁运的也是英国。盟国采取既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经济遏制又要与其开展贸易的所谓“鱼与熊掌兼得”的政策，所以美国与盟国在东西方贸易管制上的最大分歧莫过于贸易管制的广度和深度。美国趋于扩大管制范围，而盟国出于对传统东西方贸易关系的考虑而趋于精简管制清单。1950年英法联合提出的“共同管制清单”成功地抵制了美国强化贸易管制的政策，在有限缓和时代英国又率先要求缩减巴统管制清单。英国、日本在废除“中国差别”问题上的作用、德国等西欧盟国在缓和对苏东国家的贸易管制方面的作用均有目共睹。美国的应对则是以某种让步如“例外程序”、“非阻止性管制”、“替代性管制”等手段有限地满足盟国的要求，以防整个贸易管制体系的崩溃。
东西方冷战虽是两大阵营的对峙，但夹在其间的中立国也不能置身事外，《巴统史》一书多处论及了东西方贸易管制中的中立国。美国对中立国的政策是威胁利诱，促使其脱离中立立场，转向西方。冷战初期美国对奉行在东西方之间“搭桥”战略的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拉拢成功，50年代又与亚洲、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签署《共同防卫援助协定》，规定了受援国的出口管制责任，80年代美国与中立国建立了“类巴统管制”、“第三国合作”体系等，这些措施不断完善美国对社会主义国家实施经济遏制的全球体系。另一方面，中立国也绝非完全中立，而是以国家利益作为国策取向，时而偏向一方以寻求安全，时而偏向另一方以追逐利益。比如瑞典：50年代在东西方贸易管制问题上与西方国家保持合作，60年代则顶住美国的压力向苏联出口输油管道，80年代又加入了类巴统体制。虽然该书关于中立国的论述并不很深入，但对于冷战中的中立国地位之探讨，扩展了冷战史的研究领域。
三遏制与反遏制下的巴统
巴统是西方世界控制东西方经贸联系的一道铁幕，组建巴统的目的就是以经济封锁为手段来阻碍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国防现代化，而实际上它也的确给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及社会生活各方面造成严重影响。经济遏制对苏联的直接影响是妨碍了其军事潜力的增长，“1986年，在20种重要军事技术中（计算机和软件技术作为一类），美国在13个领域中领先，在2个领域中与苏联平分秋色，不相上下，苏联仍然在5个领域中独占鳌头。然而，到苏联解体之前，美国已经在15个领域独领风骚，在3个领域与苏联处在同一水平，苏联只在2个领域中仍然保持着领先地位”（第441页）。其他诸如对苏实施大口径管道禁运、粮食及大型企业设备禁运，也极大地影响了苏联的国民经济建设；而拒绝给予苏联最惠国待遇和限制对苏融资，无异于将苏联隔离于世界经济体系之外。
对于国际学术界所忽视的关于东西方经济遏制对中国的影响，该书重点谈了巴统和中国委员会对中国经贸格局的形成及走向所起的作用。1952年7月巴统中国委员会的建立使西方对中国大陆的贸易管制制度化，中国的对外经贸关系也随之一边倒。“……中国与西方国家的贸易急剧减少，而与苏联、东欧国家的贸易迅速扩大，换言之，中国对外经济关系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换……这种局面强化了中国政府在政治、外交上与苏联、东欧国家的战略协调关系，同时又不可避免地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模式奉为圭臬”（第293-294页）。而1957年巴统“中国差别”的废除，使中国与西方市场的联系重新开启，“中国对外贸易关系开始从主要倚赖苏联、东欧向二者并重的趋势转化”（第359页）。1972年巴统将对华贸易管制与对苏贸易管理置于同一水平即Y组；1980年将中国从Y组提升为P组，取消了向中国出口具有双重用途物资和非军事装备的限制，并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1984年将中国从P组提升到V组。这些变化使得西方对中国经济遏制渐趋松弛，日本、美国和欧盟遂成为中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中国对外经济联系的天平重新倾向西方，这也是中国在70年代末实施对外开放政策的重要外因。
当然，贸易管制是一把双刃剑，它在损害别国的同时也伤及本国。美国的NSC152号文件承认，贸易管制在短期和特定区域可以阻碍苏联战争潜力的增长，但从长远来看，并不能严重损害苏联集团经济的发展，反而给美国的盟国造成经济、财政和政治方面的困难。“多年‘国家安全管制’使美国每年经济损失47亿美元，‘出口管制’的经济损失每年则高达76亿美元。”【注释】黄素庵：《美国经济实力的衰落》，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版，第136页。【注尾】而美国遏制中国的代价是“美国政府不仅每年要付出4000-7500万美元的经济代价，美中对抗持续下去的结果更使美国为此付出了难以估量的政治代价”（第371页）。
遏制与反遏制是相辅相成的。西方对社会主义国家实施的经济管制无疑遭到了后者的报复。在巴统成立之初，苏东国家针对西方的贸易管制，采取与西欧国家的贸易每年谈判和双边协议的方式，西欧从东欧的原料进口取决于其对后者的机械设备等的出口水平，以此打破其封锁。进入缓和时代，苏联积极扩大东西方经贸关系，其撒手锏是用能源换取西方的资金、技术和设备。1970年苏联开始向西德以低于美国的价格提供核燃料，而西德也投桃报李，于1973年帮助苏联建设核电站；苏联也利用美国与盟国间的矛盾，以诱入的利益吸引西方国家在对苏出口先进机械设备和商业贷款上展开竞争，不但坐收渔利，且以此迫使美国放松对苏经济管制。当西德屈从于美国的压力而对出口苏联的大口径输油管道实行禁运时，苏联则转向日本、瑞典，并借机开展日苏之间的大型成套设备贸易。当美国对苏实施粮食禁运后，苏联转向加拿大、阿根廷、澳大利亚和欧盟，使美国的粮食禁运以失败告终。
至于中国打破西方国家贸易管制的策略及做法，在该书中未予涉猎，未免美中不足。
四关于《巴统史》的研究特色
一部优秀的史学著述除了具备新颖之论点外，还要有详实的史料、独到的研究视角和合乎逻辑的表述，《巴统史》一书在研究方法和史料方面极为成功。该书在研究视角上采用外交决策理论，通过对美国、英国、日本等国的外交文件的细致梳理以阐明美国冷战战略和巴统史的来龙去脉。全书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决策过程为中心，详细论述了美国的冷战战略和经济遏制政策形成的全过程：战略思想的酝酿—决策的制定—政策的实施与调整。该书涉及的美国外交文件可分三类：美国国家安全基本战略的文件如SWNCC236系列文件、NSC68、NSC135、NSC141、NSC162、NSC5501、NSC5602、NSC5708；美国对亚洲政策的文件如NSC13、NSC48；美国的东西方经济遏制战略的文件如NSC104、NSC152等，作者对其形成过程均作了深入的考辨。就各项政策的形成而论，作者分别从白宫、国务院、国防部、国会、社会舆论与压力集团、盟国的掣肘及决策者如杜鲁门、乔治·凯南、罗斯托等个人因素诸方面加以考察。有时对文件的探微达到了词汇和语义分析的程度，如对NSC152系列文件中关于经济防卫咨询委员会的提议与国防部提议的细微差别——Clearly与Reasonably之分析，可见作者史料功底之扎实与分析见解之独到。
该书的另一个研究方法是定性与定量研究之结合。作者充分运用各种统计数据和图表，以精确的数据代替了以往史著中关于巴统史的一些模糊论断并澄清了一些错误看法。比如关于巴统的建立时间问题、《巴特尔法》的形成、“中国绿线”问题、巴统贸易管制清单的历次调整等都提出了新的见解。全书选用的各类图表共55幅（张），这些珍贵的原始数据极具史料价值。另外，作者精心选取了11幅原档文件作为该书的插图（插页），它不但增强了读者对原档的可信度，读者完全可以对那一页影印文件加以释读，而且也有意让读者熟悉美国外交政策文件的类型和格式（如NSC决策文件、NSC文件的进程报告、分类图、清单等），以期全面认识原档。细心的读者会发现该书的封面即是《1972年2月14日国家安全决策备忘录150，关于国际经济政策决策备忘录》的影印件，其良苦用心可见一斑。
作为实证研究的著作，该书占有与选用的史料十分丰富，几乎全部采用第一手文献资料，这些原档包括美国的NSC文件、美国对外关系文件（简写为FRUS）、英国外交部档案、日本外交档案及中国的相关史料。大量运用原档不仅反映了作者严谨的治学态度，而且避免了那种多次引用二手、三手史料所造成的研究成果低水平重复乃至雷同现象，也杜绝了由于多次转引而造成的断章取义及以讹传讹。当然，过分倚重原档也影响了全书的结构，使该书显得“头重脚轻”：关于50-60年代的档案大部解密，使作者能对巴统的起源和初期情况（1-4章）详细阐述；而80-90年代的档案十分稀缺，使该书对巴统解体的论述显得十分简略（第7章）。另外，原档的大量采用也使全书有一种从文件到文件的沉重感，严谨有余而可读性不足。
总之，该书立论深远，建构宏伟。在史、论两方面阐述了经济遏制政策在美国冷战中的地位；美国冷战战略对东西方贸易政策的支配；盟国对美国的冷战战略及巴统的影响；巴统的兴衰与美国霸权的内在联系。该书还在冷战起源、冷战发展的阶段性及特点、冷战后果等方面深化了现有认识，为我国学术界深入理解时代主题的变换、科学认识国际政治格局提供了新视角。
刘方敏：空军第二航空学院基础部教师
张民军：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