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中华美国学会、美国所举行纪念《上海公报》发表30周年研讨会
倪峰
30年前的2月21日，中美之间封冻了22年之久的坚冰终于打破，尼克松总统对中国进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访问。在这“改变世界的一周”里，中美双方本着超越分歧、寻求共识的精神，签署了著名的《上海公报》。公报的发表打开了双边关系正常化的大门，并为两国关系的健康发展确立了最基本的原则。在此具有历史意义的公报发表30周年之际，中华美国学会、美国研究所于2002年2月4日和5日举行纪念研讨会，国内41家单位的150多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一些两国关系发展重要的参与者和见证人，如柴泽民大使、朱启桢大使、李道豫大使以及美国驻华公使衔参赞李柏思先生也专程出席了研讨会。
在会议开幕式上，几位大使和外交官发表致辞。柴泽民大使指出，尽管公报发表已经有30周年了，但现在回过头来看，公报所确立的几乎所有基本原则，如和平共处原则、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原则、超越社会制度处理国家关系原则、反对和不谋求霸权原则、发展贸易原则以及处理台湾问题的原则等，对目前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仍具有指导意义。朱启桢大使谈了自己对公报的体会。他认为，整个公报贯穿着一种求同存异的精神，从公报中双方的表述来看，两国在许多问题上立场有很大的不同，但是都能以务实的态度坦率表明立场，并彼此交换了原则看法。这对于处理目前的中美关系可能变得更重要了。李道豫大使以在美的亲身经历指出，公报是一份特殊的历史文件，它既列出了两国的分歧，也讲明了共识，而且对双方来说，都是共识比分歧更重要，这就是为什么虽然两国关系几经起伏，仍然获得了空前发展的原因；而对于存在的分歧，两国应当高度重视，事实证明，首脑会晤是管理两国关系的重要办法，过去的几次首脑会晤都使中美关系出现了转机，期待布什的访华能带来同样的结果。李柏思作为一名美国外交官，在中国两岸三地有20多年的工作经历，见证了中美关系发展的许多重要时刻，他认为，中美关系要继续发展，既要尊重历史，也要超越历史；并指出，现任美国政府重视美中关系，布什总统对华访问的日期选定并不是偶然、凑巧，美国政府希望与中国建立“坦率的”、“建设性合作关系”。
在接下来两天的研讨中，与会者围绕涉及中美关系各个方面、各个领域的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讨论。关于《上海公报》发表以来中美关系的回顾。陈宝森教授从经贸关系的角度谈了自己的看法，认为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有三个特点，第一是跃进式发展，第二是必须经过一个磨合期，然后会出现量变到质变的突破，第三是潜力巨大。朱世达教授以文化为背景，分析了中美关系的发展，认为中美关系的发展虽然是以战略利益为切入点，以政治关系和经贸关系为主轴，但是，文化因素在两国关系中的重要性正在日益显现出来，不同文化传统、处世方式和价值观之间的相互理解、尊重和交流，对于发展稳定的中美关系变得越来越重要。顾宁女士回顾了中美教育交流的发展历程。马秀山先生阐述中国专利事业的发展与中美关系发展之间的联系。王建平教授回顾了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的中国研究。陈秀霞女士分析了中美关系中的一个特殊群体——留学生在发展两国关系中影响和作用。
关于《上海公报》的意义。资中筠教授以亲身经历指出，公报不仅对中美关系意义重大，而且对中国国内的发展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中美关系的发展与中国的改革开放有着一种互为因果的关系，上海公报的发表既标志着中美之间大门的打开，也为后来的改革开放政策创造了重要的外部环境。黄安年教授认为，应当从世界历史进程的高度来看《上海公报》，20世纪出现了三大重要的历史进程，这就是经济现代化、政治民主化和思想文化多元化，而公报的发表及其内容体现了这一进程。王玮教授认为，《上海公报》中有许多值得深入挖掘的东西，它既是一个历史发展进程的终点，也是一个新的历史进程的起点，当时中美两国的领导人都对公报的意义进行了升华，毛主席在此之后提出了三个世界的理论，而尼克松则确立起大三角的战略概念，从而对当时的世界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
关于“9·11事件”对国际格局的影响，苏格教授用三个“三句话”来形容，即：大国关系有所趋缓；地区热点此伏彼起；世界经济全面下滑。非传统安全因素上升；经济因素上升；传统安全因素不可忽视。和平、发展的主题没有变；多极化的趋势没有变；中国面临的总体国际环境没有变。时殷弘教授分析了“9·11事件”后世界政治变动的两大动因，首先是美国政策调整导致的国际关系的变化，这一点通常人们关注得比较多；还有一点需要引起人们更多关注和重视的是，全球化在世界政治中产生的负作用，如资本主义化颠覆了前现代化人口的生活方式，原教旨主义在此基础上的广泛传播，以及中亚、北非、中东广大地区孕育的深刻危机。张也白教授认为，“9·11”后，反恐联盟已成为国际格局中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但要看到这种同盟合作及共同基础的有限性。张广秦教授在谈及“9·11事件”后美俄关系变化对国际格局产生的影响时指出，不仅要看到美俄关系热络的一面，同时也应当看到两国间仍存在一些重大问题。
关于“9·11事件”对美国对外战略和对外政策的影响。蔡祖铭先生认为，“9·11事件”是一把“双刃剑”：它对美国人民来说是一场灾难；对布什政府来说，为美国推进在全球的利益提供了机会，美国介入了中亚地区，重新回到了菲律宾，并希望通过扩大反恐目标拔掉原先的一些“眼中钉”。张敏谦教授认为，“9·11”对美国对外战略的影响从总体上讲有四点：国内对对外政策的支持度提高，对非传统威胁的认识加深，国内安全的重要性上升，在反恐中加之以悲情诉求。廖永和先生则认为，“9·11”对美国的全球战略影响不大，例如，最近发表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虽然因“9·11”做了相应的调整，但改动不多，而且“9·11”使得其中的一些基本原则明确化，并为报告的实施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关于“9·11事件”对美国国内政治的影响。资中筠教授对美国政府推出的许多限制自由的措施表示忧虑，对以“批判”和“独立”见长的美国媒体表现出的自我限制表示失望。王缉思教授也有同感，通过与许多美国知识分子和新旧移民的接触，他发现这些人都对自己的地位和处境感到忧虑，但都不敢公开表达自己的意见。梅仁毅教授在对“9·11事件”后美国民意调查进行大量分析研究的基础上发现，整个社会保守化的倾向非常严重，这使得布什政府对内加强政府的控制，对外推行单边主义有非常强大的国内基础。美国使馆的费迈克先生则认为，美国的基本价值观并没有变，原先美国人没有充分认识到恐怖主义的危害性，现在认识到了，需要作出一些调整来对付恐怖主义。
关于“9·11事件”对中美关系的影响。杨洁勉教授认为是机遇大于挑战：因为中美出现了更多的共同利益和伙伴意识，美国需要调整对华政策以便在更多领域开展合作，美国国内维护中美关系的声音上升，布什亲自掌握对华政策，平衡鹰、鸽两派的能力加强；同时也面临一些严峻挑战，如美国与台湾的实质性关系正在不断加强，美国国内保守势力强大。另外两国关系中还存在一些灰色区域，如美国在亚太的军事存在，不扩散问题，处理好了可以成为积极因素，处理不好可能成为消极因素。陶文钊教授认为，“9·11事件”对中美关系的影响有限，例如，虽然反恐是共同目标，但美国把它列在第一位，而中国并不是这样；两国在反恐中有共同利益，但也有分歧，美国并不支持中国在新疆的反恐行动；中国在反恐中可能给予美国的帮助不多；两国间的固有矛盾依然存在。因此“9·11事件”可能会使两国关系的气氛有所改善，但不会改变美国的基本对华政策。
关于中美关系的未来走势。黄仁伟教授认为，两国应基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构筑共同利益的新框架；共同利益的构筑，一方面不要局限在双边关系的领域，要将一些全球利益、两国在各种国际组织中的合作也纳入其中，另一方面要将两国在广泛交往中形成共同利益加以具体化，使中美关系未来的发展有一个更稳固的基础。陶文钊教授认为，中美关系非常独特，共同利益和分歧都很大，这决定了未来的中美关系仍然是“在曲折中发展”。潘锐教授指出，中美关系起伏动荡的深层原因在于两国实力对比的不平衡性，冷战后美国对华战略实际上是一以惯之的，只是在不同的时段执行的思路不同，推动的侧重点不同；对于未来的中美关系应关注一些新因素，不要抱太多希望，要认识到有些问题是无解的，中国在其中掌握的手段有限。徐纬地教授认为，目前中美关系的许多重要基础已经松动了，例如，冷战结束后，两国当初建立关系的主要战略基础消失了；8·17公报已受到彻底破坏；美国在“一个中国”原则上不断向后倒退，最近美国宣布支持台湾加入世界卫生组织，美台军事关系获得了实质性发展；虽然两国的共同利益在一些领域有所扩展，但未能填补起坍塌的部分，因此，中美关系的前景很难预料。刘建飞教授在分析中美关系未来走势时认为，需要把握两国关系中的结构性因素，即在两国关系中长期发挥作用的因素，其中有利因素有：日益发展的经贸联系、在全球和地区问题上有许多共同利益、两国间不希望发生对抗；不利因素是，地缘战略矛盾、意识形态分歧等。张睿壮教授认为，中美关系未来走势有短期、中期和长期之分：短期的发展主要是由一些突发性事件塑造的，长期的很难把握，关于中期的发展，对美国国内政治思潮的观察是一个重要的切入点。符成礼教授认为，中美关系的发展主要取决于美国，因为中国一直抱有改善关系的良好愿望，而美国方面越来越将中国纳入对手的范畴，对华政策中遏制的色彩越来越重，这种趋势发展下去，中美关系很难有一个乐观的预期。
此外，与会者还就其他一些具体的问题进行探讨。顾国良教授重点分析了目前两国关系中的军控问题。夏立平教授就台湾问题专门发表了意见。资中筠教授、李永辉教授、费迈克先生就如何认识霸权主义提出了各自的看法。张注洪教授就中国应该以什么样的心态加入国际社会发表了见解。罗洁教授就“9·11事件”对美国经济和中国经济的影响做了专题发言。
会上，学者们还专门探讨了中美关系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王缉思教授谈了中美关系研究中的几个问题：首先是信息来源问题，《上海公报》发表时中美关系比现在简单得多，比如在美国，对华决策主要由最高行政首脑等几个人控制，而且目标明确，程序简单；而目前参与决策的机构以及在其中有利益的团体呈几何级数增加，它们是从不同的角度、抱有不同的目的来参与决策的，某一个部门发表的有关言论是否代表整个美国政府的立场需要我们做深入的分析。还有，媒体在中美关系中的作用大大增加，它对各种问题的处理有自身的特点。另外，美国一些专家、学者的学术文章受到专业和资讯的限制，他们的观点具有多大的代表性值得推敲。因此我们在对待各种信息时要比以前更加小心。其次，有关中美关系的分析框架，我们既注重各个层次的把握，更要注重一种整体的把握。第三，目前中美关系研究还有一些薄弱环节，如研究一般性问题多，个案研究少，大问题研究多，专门化问题研究少，而且套用美国材料和观点多，做第一手研究少，更缺乏用一种全球的视角来研究中美关系。梅仁毅教授也认为，目前在研究中有几个问题值得注意，一是要实事求是，讲实话；二是要开阔眼界，打开思路；三是要加大对美国国内政治的研究力度。
——“1969-1979年中美关系正常化国际研讨会”综述
王巧荣
在中美《上海公报》发表30周年之际，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与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于2002年1月18-19日在北京联合举办“中美关系正常化国际研讨会”，对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中的有关问题进行了研讨。
这次会议是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与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两个中心合作研究项目“冷战时期中美关系再探讨”的第三阶段成果的总结，该项目开始于1995年，分阶段进行。第一阶段研究“1955-1971年的中美关系”，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姜长斌教授和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罗伯特·罗斯教授主持。研究涉及50年代的台湾海峡危机、越南战争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影响中美关系的国际环境、中美国内局势对中美关系的影响，成果汇编成册以《缓和之前：冷战冲突与克制再探讨——1955-1971年的中美关系》为名，由世界知识出版社于1998年出版。
第二阶段研究于1997年春启动，由姜长斌教授和罗伯特·罗斯教授主持。内容仍是“1955-1971年的中美关系”，题目涉及毛泽东对美政策思想的发展变化、中美大使级会谈、中美关系的国际环境、中美外交决策机制。世界知识出版社将第一、二阶段的研究成果汇集到一起，以《从对峙走向缓和：冷战时期中美关系再探讨》为名于2000年出版。
第三阶段研究于2000年启动，由中央党校宫力教授和哈佛大学亚洲中心主任柯比教授主持。主题为“1969-1979年的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内容涉及1969-1972年的中美关系、1973-1979年的中美关系、中美关系中的苏联因素、海峡两岸内部政治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此次会议的与会者除项目主持人和作者外，美方参会做评论员的有四位前大使：前驻华大使洛德（Winston Lord）, 前驻华大使芮效俭（Stapleton Roy）, 前驻沙特大使付利民（Chas W.Freeman）, 前驻菲律宾大使索罗门（Richard Solomon）。费正清中心前主任傅高仪（Ezra Vogel）教授、史密斯学院戈德斯坦教授也参加了会议。与美方对应，中方也邀请了几位前外交官参会，他们是：柴泽民大使、朱启祯大使、李道豫大使、李风林大使、王立总领事。中方参会做评论员有：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主任姜长斌教授、副主任刘建飞教授、中央党史研究室章百家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所长陶文钊研究员。此外还特邀中国人民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时殷弘教授、身兼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和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所长的王缉思研究员、北京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袁明教授、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牛军教授。
一、深究历史的本来面目
与会者首先就这一时期中美关系中的一些历史问题进行讨论。当代中国研究所李丹慧研究员的文章《中美缓和与援越抗美：中国外交战略调整中的越南因素》和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艾奇奈利的文章《努力在台湾问题上达成暂时妥协：1969年-1972年的尼克松政府、台湾问题与中美和解的过程》分别探讨了越南问题和台湾问题这两个因素对1969—1972年中美关系影响。李丹慧从中国调整对美政策过程中越南因素的作用这一新的视角，考察了中国在实现与美国关系缓和的各阶段中，对越美和谈及对越援助等方针的变化情况及原因。她认为：（1）毛泽东考虑调整中国对外战略的动向最初反映在1968年对越美和谈从反对到赞成这种态度的变化上。（2）由于美国在考虑结束越战问题时，一开始就希望中国能够在谈判中让步，故而中国在思考中美和解与越战之间的关系时，客观上已把对越美和谈的态度当作了一个重要筹码。
艾奇奈利主要观点是：（1）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正常化过程中两国之间“最难解决的唯一一个问题”。台湾问题不仅是双方谈判时关注的焦点，也是影响谈判进程的最大障碍。中美双方在缓和进程中，必须在台湾问题上达成双方都能接受的妥协方案。自美国成为中国收复台湾的最大障碍后，中国人就想改善与华盛顿的关系。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的暂时妥协开启了正常化之路，但是也给未来建立全面的外交关系达成妥协留下了难以解决的难题。（2）在台湾问题上，美国国内政治有很强的制约作用，尼克松和基辛格为排除国内因素对其对华缓和政策的干扰，他们采取秘密外交的方式。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基本考虑是不放弃“老朋友”，否则将损害其在亚太盟国中的可信度。
英国牛津大学富特教授和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中心教授宫力分别就1972-1979年中美关系进行了探讨。富特教授在其《遗产、借口和疏漏：美国同中国关系的正常化，1972-1979》的文章中认为：（1）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受多种因素制约，但美国在决定同中国实现邦交正常化的进程中，一直将注意力集中在美中关系可能带来的巨大的战略意义上，片面追求所谓的全球目标，从而忽略了有关台湾未来的关键问题；（2）在谈判涉及有关台湾未来政治地位、美对台出售武器，以及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时，由于早些时候所发表的声明中的一些遗留问题，加之美国在其与台未来关系上目的不明确，削弱了美国在谈判最后阶段的讨价还价优势。 宫力认为，1972年“中美上海公报”发表后，中国外交呈现出这样的特点：一方面坚持原则；另一方面更加强调“灵活性”。 1973年，中国从战略的高度出发，加速推进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中美分别在对方首都设立联络处。但从1974年起，由于美方在台湾问题上有所倒退，提出倒联络处方案，中方在涉及国家主权、领土完整问题上没有多大回旋余地，因此，从1974年到1978年5月，中美关系正常化陷入僵局，主要责任不在中方。中方坚持按“日本方式”要求美国同台湾断交、废约、撤军是合情合理的。1978年5月之后，由于国际国内因素的促动，中美关系正常化出现转机，中美于1978年7-12月进行建交谈判并最终取得突破。从中方的角度讲，邓小平的最后决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从此，“中美关系史上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
关于中美关系中的苏联因素，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大学科日列夫教授和国防大学王仲春教授作了主题发言。科日列夫从全球格局和地区结构两个层次，分析了1969-1979年中美苏大三角关系的互动过程和特征。他的主要观点是：（1）美苏缓和、中苏分裂和中美接近给苏联的对外政策提出了新的挑战，但由于苏联对美与对华政策中内在的两面性，限制了苏联作出及时而又灵活的反应，最终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陷于政治孤立和自我消耗的军备竞赛。（2）苏联对外政策的两面性表现在，一方面坚持意识形态基础上的世界革命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教条，从而热衷于在全世界推进其扩张、干预路线；另一方面，由于其理论教条同现实的格局变动和地区结构的系统性变化不能一致，所以苏联无法对局势作出有效反应。
王仲春认为：（1）苏联的军事威胁是促使中国作出与美国直接对话与和解的最基本和最直接的动因。这是中国最高领导人为改善中国险恶的外部安全环境，作出的超越意识形态的对美战略重大调整。（2）为推动形成共同抗苏的统一战线，也为防范美苏进一步接近和可能的勾结，中国提出了“一条线”的战略构想。但美国人并未真正接受中国提出的这一战略构想。由于在美、苏、中的三角关系中，中国毕竟是最弱小的一极，在中苏、中美和美苏三对关系中，中苏关系又是最紧张的一对。这就使得美国处于一个比较有利的位置，中、苏都有求于美国，美国就可以较小的代价推进美国的利益。正是美国这种对苏缓和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中美关系的向前发展。
台湾中央研究院欧美研究所裘兆琳研究员和中央文献研究室李捷研究员就海峡两岸内部政治与中美关系作了主题发言。裘女士的主要观点是：（1）由于美国在战略上日益需要同中国接近，台北方面日益受到美国的忽视，地位日益被动，其外交空间日益狭窄，并最终由于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推进和其在联合国代表权的丧失而陷入了空前的外交孤立。（2）在此期间，美国面临两难的困境，即与北京接近的战略考虑同对台湾的义务和承诺之间的矛盾与美国国内在对台与对华政策上的争论。这种困境决定了美国政策的两面性，它一方面希望同北京关系正常化，灵活地应对局势变化，以谋求战略利益；另一方面又要照顾国内政治，企图弥和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分歧。事实上，这种困境因素一直反映在中美艰难的关系正常化的谈判过程中。
李捷认为，从1969年开始，中国领导人谋求中美关系正常化，主要是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但是，外交政策的调整本身，就是国内政策调整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又促进了国内政策调整。一个最大成果，就是以周恩来、邓小平为代表的务实力量的决策地位的增强，这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极左势力。但是，由于毛泽东不可能从根本上纠正晚年失误，直到1976年为止，中国政治一直在左的指导思想支配下。中国国内政局的不稳，给中美关系发展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邓小平再次复出以后，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了改革开放政策，为中美关系的发展提供了最稳定的国内政策支撑。从此，改革开放的迫切需要逐渐取代联美抗苏的考虑，成为推动中美关系迅速向前发展内在动力。这一转变，是具有历史性的。
二、抓住有利时机推动中美关系发展
在有关当前中美关系的讨论中，双方与会者都认为，“9·11事件”后，中美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两国之间存在非常广泛的合作领域，中美在反恐、反对毒品犯罪、大规模武器扩散，以及推动全球经济发展方面存在共同利益；但在当今信息技术越来越发达，国际、国内问题日益交叉的时代，各国对不同的问题有不同的关注点，在某些问题上存在分歧是在所难免的，台湾问题仍将是中美关系中的最敏感的问题，但中美之间只要从大局出发，从合作的愿望出发，中美关系就能顺利发展。
美方与会者还认为：（1）中美两国在许多方面有共同利益，特别是在中国加入WTO后，两国的共同利益更多。目前有两个重要领域值得重视：一是地区安全，如朝鲜半岛、中亚，特别是南亚。南亚的印巴对立很容易导致军事冲突甚至战争，如果发生战争，中美两国都难以置身事外。二是如何促进全球和地区经济发展。东亚日本经济持续低迷和东南亚经济危机对中国没有好处，对美国是一种危险，而且还不利于亚洲地区的稳定。当然在某些问题上两国有分歧，如在大规模武器扩散问题上，两国的看法就不一致。（2）中美两国合作的一个重要方式就是在联合国安理会内协调一致。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从90年代初开始就进行了成功的合作，如柬埔寨问题的解决，现在在反对恐怖主义上也有成功的合作。中美合作应该更多地在现有的国际组织和国际法的框架内进行，而无需专为两国合作建立某种框架。发展中美关系应更注重实质性内容。（3）中美都是亚太国家，应该互相正视对方的地位和利益。美国不希望中国感到自己的强大正遭到其他强国的反对，因为这些国家惧怕中国的强大。亚太地区是美国重要利益所在，所以美国对亚太事务非常敏感。“10+3机制”以及日本倡导的“10+3再加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机制”将美国排除在外，这是危险的。（4）目前亚太地区存在着两大三角关系，即中美日三角和中美俄三角。就中美日三角关系来说，美日在亚洲结盟共同对付中国可能会产生消极的后果，美国和日本应该正视中国在东亚的崛起及其应有的地位，中国在亚洲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就中美俄三角关系来说，应注意防止任何两个大国结盟来对付第三国这种危险趋势。（5）中美两国目前都存在着日益上升的民族主义情绪。从美国方面，它表现为美国国内缺乏对中国的足够了解和认识。如果听任这种民族主义情绪膨胀，就会对中美合作的基础构成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