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述巡礼
《21世纪的美国经济发展战略》胡国成、韦伟、王荣军著。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年1月第一版。除总序和结束语外，正文分为8章。全书共311页，约22万字。
本书三位作者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人员，长期从事美国经济研究。该著作从回顾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的发展、特别是90年代后期的高速增长历程中，探讨了美国经济未来的发展趋势和发展战略。在分析90年代美国经济的原因时，作者强调技术创新及其引起的企业结构、企业间关系和金融市场结构的变化，以及美国联邦政府的相关政策和风险资本的作用；同时对美国新经济中人才的教育和培训状况、美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和国际贸易的关系、美国对外经贸活动的新趋势，以及中美经贸关系的现状与前景进行了探讨。在此基础上，本书分析了新世纪美国经济的发展战略，指出：在全球化浪潮中，美国政府和企业从20世纪80年代末期起，以“竞争危机”意识为激励，开始将技术作为一种经济战略武器，积极而有意识地将以往通过贸易自由化鼓励技术优势的作法转变为通过技术来创造竞争优势的战略；同时，联邦政府以科技政策、竞争政策和贸易政策为手段，力促美国经济全球竞争力的提升。
该书系《经济全球化中的大国战略丛书》之一。 （雷克 供稿）
《美国的奠基时代，1585-1775》李剑鸣著。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第一版。除著者说明、引言、1776年以前北美历史大事年表、参考书目和索引外，全书共7章，约45万字。
作者现任南开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多年潜心研究美国早期史。本书截取1585-1775年这个时段，在尽可能地吸收了美国和国内学者最新的主要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两个世界的相遇，英属北美的形成，土地、劳动和经济发展，政治文化的演进、多样性的发育，社会生活的场景，以及独立的兴起等方面，全面地论述了美国建国以前的历史。作者把习称的“美国殖民地时代”概括为“美国的奠基时代”。他认为，独立战争以前，北美社会出现了多种族、多教派互动的局面，文化多元性初露端倪。美国独立以后的发展，“则确实是以这个时期为基础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将这个时期视为美国的奠基时代。”（引言，第2页）
本书得到美国福特基金会赞助的中华美国学会美国学著作出版补贴基金的资助, 系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南开大学杨生茂教授、武汉大学刘绪贻教授主编的六卷本《美国通史丛书》第一卷。这套自1979年开始由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组织编写、人民出版社邓蜀生先生任责任编辑的六卷本丛书，历经22年的撰写和编辑工作，终于在2001年完整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崛起和扩张的年代，1898-1929》余志森主编、王春来副主编，余志森、王春来、王锦瑭、陆颖、陈晓著。 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第一版。除著者说明、引言、美国历史大事记（1898-1929）、参考书目和索引外，全书共11章，约52万字。
本书主编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余志森教授及其合作者，对19-20世纪之交（1898-1929）年的美国历史进行了全面论述。书中对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完成和垄断资本主义的确立、美西战争以来的美国对外扩张、工业化所带来的社会变动、进步主义运动、西奥多·罗斯福与进步主义改革、威尔逊与进步主义改革高潮、美国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内政外交和文化发展等问题进行了探讨。作者认为，19-20世纪之交是美国历史上全面完成始于南北战争以来的巨大转变时代，是美国自独立以来变化最快、最猛、最烈的时期之一。崛起和扩张是这一时期的主题。
本书得到美国福特基金会赞助的中华美国学会美国学著作出版补贴基金的资助，系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杨生茂教授、刘绪贻教授主编的六卷本《美国通史丛书》之一。
（斯萍 供稿）
《美国精神的象征：杜威社会思想研究》孙有中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1月第一版。全书共335页，25.7万字。
作者现任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副院长、美国研究中心副教授。本书是其博士论文的延伸，作者在充分占有原始资料的基础上，对杜威社会思想进行了系统研究。作者打破哲学与史学的传统界线，把杜威的社会思想放在20世纪上半叶美国资本主义与苏联社会主义相互竞争以及美国社会与文化完成其现代转型的历史情势下进行考察，剖析杜威对西方古典自由主义的改造，对美国资本主义出路的探索，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批判，以及对改良主义的理论构造，并进而揭示旨在超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民主共同体”理想的丰富内涵，澄清了学术界对杜威实用主义哲学的诸多误解。
（余小红 供稿）
《美国与反共主义: 论美国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外交》刘建飞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10月第一版。除“序”、“绪论”、“结束语”、“参考书目”和“后记”外，正文4章，全书共325页，25.7万字。
作者刘建飞为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教授，该书是在他的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作者着重论述了美国对社会主义国家政策最有影响的意识形态——反共主义的起源及实践情况，特别是在冷战后的表现；在此基础上又论述了意识形态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地位与作用，以及美国意识形态外交的发展趋势。作者认为，反共主义在美国的形成与发展，不仅有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对立方面的原因，更有深厚的政治文化方面的根源。从十月革命到冷战结束，反共主义在美国外交政策中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冷战结束后，虽然反共主义已不再是美国外交的主要动因，但仍然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并渗透在美国外交的许多方面。作者认为, 虽然意识形态是美国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影响美国人对基本国家利益的判定，是美国外交政策指导思想的重要基础，但它在美国国家利益中毕竟占次要地位，与国家安全和经济利益比较起来，是较为次要的外交政策目标。因此，从长远来看，美国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外交会趋于弱化。
该书系中华美国学会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华美国学丛书》之一，得到美国福特基金会赞助的中华美国学会美国学著作出版补贴基金的资助。
（思壮 供稿）
Morton Halperin,“Less Secure, Less Free,”American Prospect, Vol.12, No.20, November 19, 2001, pp.10-12.
民权人士担心，作为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的后果，国会立法者将会批准议案，以强化安全的名义，扩大对于公民的监视和对民权的限制。哈尔普林考察了国会立法者们草拟的议案，认为该议案并没有能够调和民权和国家安全两方面的要求。
Ray Takeyh, “FaithBased Initiatives,”Foreign Policy, No.127, November/December 2001, pp.68-70.
作者是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他认为在“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对于西方社会和伊斯兰教之间即将到来的“文明冲突”的警告，忽视了在中东地区日益增长的要求改革的呼声。作者指出，新一代的思想家正在重新考虑伊斯兰传统政治。前苏联的崩溃和东欧地区民主国家的出现已经增强了阿拉伯民众在中东地区进行同样变革的要求。在作者看来，一个立足于本土伊斯兰价值的多元化体制可以是中东民主化的最好期望。
Timothy Boylan, “The Law: Constitutional Understandings of the War Power”, Presidential Studies Quarterly, Vol.31, No.3, Sept.2001, pp.514-
528.
近来关于战争权力的讨论引出了两种分歧的观点——主张严格遵循宪法和国会在战争问题上发挥主导作用的一方和那些强调现代社会要求总统灵活处理政治现实的另一方。作者指出，通过创立政府行政部门和立法部门之间相互制衡的体制，宪法已经预设了这种冲突。20世纪90年代发生的军事行动，如1991年的“沙漠风暴”和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都需要获取公众的支持，并将政府的三个权力部门都卷入其中。1995年，作为众议院共和党候选人在当年秋季选举中作出的“与美国契约”承诺的一部分，第104届国会试图重新修订《战争权力法案》。尽管多项议案都没有成为法律，但展开的辩论却是国会抓住这些法律和政治问题的又一次努力，而这些问题使得有关战争权力的争论自1973年通过《战争权力法案》以来成为一个一直备受争议的问题。
Robert Dudley, “The Contemporary Presidency: The Presidential Election of 2000: A Great Civics Lesson?”Presidenti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31, No.3, September 2001, pp.505-513.
随着距离2000年总统大选越来越远，媒体评论员开始将其作为一次重大的公民学教程来看。作者为乔治·梅森大学的教授，他争辩道：评论过多地集中在佛罗里达发生的戏剧性事件和该州一些社区所使用的投票系统上。更为重要的是，在他看来，2000年大选提供了一次重新学习一些过去的选举教训的机会，并提醒我们：选举不单是优先顺序的演练，而是对于由州和地方权限界定的选举环境的反应。作者总结道，改革是需要的，但改革的努力必须通过更好地理解选民实际上是如何认同投票过程的来作为指导。
MollyannBrodie, “Lisa Parmelee, April Brackett and Drew Altman, Polling And Democracy,”Public Perspective, Vol.12, No.4, July/August 2001,
pp.10-15.
作者报告了有关美国人对于民意调查态度的调查结果。调查显示，美国人认为，他们必须、也有能力参与政策制定。对于公众来说，民意调查是他们参政的一种方式，但不是唯一的方式——显然公众更倾向于通过参加市政厅会议的方式来参政。公众倾向于将民意调查放在参政方式轻重序列的中层，而当选官员则可以从中发现民众心里所想所思的东西。作者指出，公众倾向于多数人意愿决定政策制定的观点——这远远高于依赖公共官员或者媒体来决策的看法。尽管他们怀疑民意调查的某些方面，但总体上来说支持民意调查。
(袁征供稿)
James Kitfield, “Osama’s Learning Curve,”National Journal, November 10, 2001, Vol.33, No. 45, pp.3506-3511.
作者注意到，由于政府压力、组织涣散、无法征募新成员或者无力筹集资金，多数恐怖主义组织在一年或两年内即告失败。阿尔·卡达的兴起在恐怖主义的纪录中史无前例，这主要归因于本·拉登超凡的号召力、他将伊斯兰世界不同的团体团结在一个救世主式的反伊斯兰大旗下的天才能力，以及利用阿尔·卡达旗下各种团体的组织、财政和军事人才的能力。本·拉登缔造了一个“学习”的组织，这个组织细心地研究对手，持续不断地采纳新的战术。正如一位专家所言，本·拉登像“一个技艺高超的象棋大师，走第一步的时候总是想到以后的两步或者三步”。作者认为，阿尔·卡达的主要弱点在于对避难所的依赖，随着美国反恐战争的加强，没有任何国家愿意为阿尔·卡达组织提供一个安全的避难所。
David Smith, “Beyond The Cold War,”Sea Power, November 2000, Vol.43, No.11, pp.40-42.
本文考察了始于20世纪40年代的导弹防御辩论的历史。布什总统面临的最重要的国家安全问题之一是是否作出部署国家导弹防御系统的决定。文章还考察了国家导弹防御系统在地缘政治和军事层面的含义。
Gregory D. Foster, “The Postmodern Military: The Irony Of ‘Strengthen Defense’,”Harvard International Review, Summer 2001, Vol.23, No.2, pp.24-29.
格雷戈里·福斯特写道，布什政府应该意识到美国需要战略上有效的军事力量。这样的认识应该引发就“军事力量的根本目的是什么”的辩论。福斯特的答案是，军事力量应该用来防止战争并保证和平。战争不是通向和平的道路。因此，他认为应该重新界定武力的使用。经过根本变革的军事力量，其主要目的是维持和平，而不是制造战争。布什总统是实施这项革命性变革的最佳人选，但福斯特认为，出现这种变革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Kurt M. Campbell & Derek J. Mitchell, “Crisis In The Taiwan Strait?”Foreign Affairs, July/August 2001, Vol.80, No.4, pp.14-25.
作者认为，台湾海峡不断加剧的紧张局势，加上两岸缺乏军事和外交沟通，使得两岸发生冲突——可能将美国卷入这场冲突——的可能性日益增加。为了避免这样的结果，华盛顿应该积极协调两岸对话。
Barbara Rosenberg Hatch, “Allergic Reaction: Washington’s Response To The BWC Protocol,”Arms Control Today, July/August 2001, Vol.31, No.6, pp.3-8.
自尼克松政府以来，美国在禁止生物武器和减少扩散威胁问题上获得了广泛的两党支持。但现在，《生物武器公约》签约国正式启动议定书谈判六年后，一个新的政府显示出对武器条约的反感，将阻止各国采取禁止生物武器的最终措施。
Special Briefing，The Terrorist Attack On America: Background, http://www.foreignaffairs.org/home/terrorism.asp.
这份来自《外交事务》的简报收集了此前发表的十篇文章和13篇书评，它“有助于理解对纽约和华盛顿的恐怖主义袭击”。这些文章涵盖了从1975年戴维·弗鲁姆金的“恐怖主义的战略”到1998年理查德·K·贝茨有先见之明的“新的大规模杀伤性威胁”的各类文章。前者追溯了恐怖主义的历史以及政府对抗恐怖主义的战略，后者探讨了恐怖主义袭击美国的危险。其他作者还包括阿迈德·拉什德、沃尔特·拉克、艾什顿·卡特等。
（樊吉社 供稿）
Michael M. Weinstein & Steve Charnovitz, “The Greening of the WTO,”Foreign Affairs, Vol. 80, No. 6, November/December, 2001, pp. 147-156.
1999年西雅图会议期间，反全球化示威者们将自己打扮成海龟，以抗议在他们看来是由于世界贸易组织的环境政策而造成的危害。但两位作者认为，这样的指控是站不住脚的。他们指出，世界贸易组织一直致力于在平衡贸易扩展和环境保护方面发挥建设性的作用。但他们也承认，在环境保护方面，世界贸易组织能够也应该做更多的工作。目前的挑战在于找到争论各方都能接受的中间立场。作者建议世界贸易组织采纳他们提出的几项渐进式措施，以改进其环境政策。
John Micklethwait & Adrian Wooldridge, “The Globalization Backlash,”Foreign Policy, Vol.80, No.5, September/October, 2001, pp. 16-18, 20, 22, 24, 26.
失业、丧失文化认同和民主权利、空气污染和水污染，人们常常把这些归咎于全球化。从西雅图到哥本哈根到华盛顿再到热那亚，形形色色的抗议者将全球化当成了世界上诸多病患的代名词。本文就“全球化意味着巨型公司的胜利”“全球化破坏环境”“全球化使地理距离不再重要”“全球化意味着美国化”“全球化意味着竞相降低劳工标准”“全球化将权力集中到了诸如世界贸易组织之类不民主的机构手中”“全球化趋势不可逆转”等一些错误看法进行了讨论。
（王荣军 供稿）
Greg Mastel, “China, Taiwan and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24, No.3, Summer, 2001, pp.45-46.
马斯特尔指出，尽管双方的政治关系依然紧张，中国大陆与台湾的年贸易总额已超过250亿美元，并继续以每年7%的速度增长。作者注意到，虽然目前海峡两岸的商业往来仍受到诸多限制，但许多台湾企业正积极寻找扩大在中国大陆投资的机会。在评估中国大陆和台湾的世贸成员地位对双方经济关系的影响时，他认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有关规定可能会使双方的贸易和商业往来进一步自由化。
C. Fred Bergsten, “Strong Dollar, Weak Policy,”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Vol.15, No.4, July/August, 2001, pp.8, 10-11, 40-41.
国际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博格斯滕认为，在目前经济增长放缓的情况下，美元坚挺政策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美元坚挺政策使美元对世界其他货币大幅升值，从而使进口品价格下降，这在90年代的繁荣时期是有利的，但现在强势美元对国内制造商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他还警告说，维持坚挺美元的政策还增加了美元“突然剧跌”以及股票市场出现新的暴跌的可能性。他敦促布什政府采取“稳健美元”政策，使美元逐步贬值约20%。他认为，要将美国的对外赤字降至占GDP的2.5%——相当于它现有水平的约一半——这一更具可持续性的水平，美元的大幅度贬值是唯一的办法。
Joseph Quinlan & Marc Chandler,“The U.S. Trade Deficit: A Dangerous Obseesion,”Foreign Affairs, Vol.80, No.3, May/June 2001, pp.87-97.
作者认为， 美国一直在为其不断增长的贸易赤字忧心忡忡，但贸易已不再是评价全球竞争力的有效指标。今天的美国公司通过其国外子公司而不是通过在世界市场上进行竞争，它们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对贸易赤字膨胀过分的担忧，加上美国经济增长的放慢，可能引发美国政府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并导致各国的报复。这种后果才是最大的危险所在。
（王荣军 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