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研究》2002年第4期
建构新自由制度主义的研究纲领
——关于《权力与相互依赖》的一种解读
【注释】Robert Keohane & Joseph Nye, Jr.,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New York: Addison Wesley, Longman, 2001）,3rd Edition；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门洪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注尾】
门洪华
《权力与相互依赖》由美国著名学者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合著。 1977年，该书第一版出版，标志着美国自由主义国际关系学派挑战（新）现实主义理论主导地位的开始，构成新自由制度主义兴起的理论基石；1989年，该书重版并增加了对批评的回应；2001年该书第三版出版，两位学者将全球化、国际机制与相互依赖概念相整合，指点国际局势，激扬文字，对21世纪初的世界政治（World Politics）进行严肃的理论分析，成为代表新自由制度主义发展的颠峰之作。《权力与相互依赖》既有理论上的深度建构，也有实践上的指导价值，自1977年以来，该书一直是国际关系研究引用频率最高的著作之一，其真知灼见力透纸背，堪称洛阳纸贵之作。
一、核心命题
20世纪60、70年代，国际关系出现大分化、大组合，一度有美国霸权衰落之说。对此，美国学术界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解释和政策建议，而《权力与相互依赖》的复合相互依赖模式公认是最有解释力的理论之一。此后，以复合相互依赖理想模式为基石，基欧汉建立了新自由制度主义（Neoliberal Institutionalism）理论模式，使之成为与新现实主义比肩而立、甚至取代其主导地位的体系理论（Systemic Theory）。【注释】Robert Keohane, 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Robert Keohane,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tate Power: Essay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89）；Joseph Nye, Bound to Lead: The Changing Nature of American Power（New York: Basic Books, 1990）；秦亚青：《权力·制度·文化：国际政治学的三种体系理论》，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年第6期，第5-10页；门洪华：《和平的纬度：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章等。【注尾】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全球化成为国际关系理论发展与实践变革的驱动力，基欧汉与奈殊途同归，共同致力于国际治理的探究，并提出全球主义治理的理论框架。【注释】Robert Keohane & Joseph Nye, “Introduction,” in Joseph Nye and John Donahue, eds., Governance in a Globalizing World (Washington: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0), pp.1-41; Robert Keohane & Joseph Nye, Jr., “Globalization: Whats New? Whats Not (And So What?),” Foreign Policy, Spring 2000, pp.104-119; Robert Keohane, “Governance in a Partially Globalized World,”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March 2001, pp.1-13; Robert Keohane, “The Globalization of Informal Violence, Interdependence and Legitimacy in World Politics After September 11,” (manuscript); Joseph Nye, The Paradox of American Powe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etc.【注尾】可以说，《权力与相互依赖》的理论主题——特别是复合相互依赖模式——构成了新自由制度主义研究纲领的基石。
从逻辑线索上讲，《权力与相互依赖》（第三版）由理论框架、现实验证、批评回应与理论发展等四个相互联系的部分组成。在理论框架部分，作者剖析相互依赖的概念，提出敏感性相互依赖和脆弱性相互依赖的区分，在权力与相互依赖之间建立联系框架；在批评政治现实主义的基础之上，提出“复合相互依赖”的理想模式；提出国际机制概念及国际机制变迁的解释模式，从而为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崛起奠定了理论基础。在现实验证部分，作者分别从海洋领域、国际货币领域、美加关系、美澳关系等方面就国际机制变迁予以解释，验证自己的理论主张；剖析美国与复合相互依赖的关系，就美国外交提出了自己的政策建议。在批评回应部分，作者对《权力与相互依赖》的理论批评做出回应，并将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自由制度主义的理论发展贯穿其中，强调自身理论的价值及其限制条件，指明未来理论的发展方向。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局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全球化驶上快车道，美国“单极霸权”的战略图谋越来越突出。世纪之交，国际社会将走向何方？在理论发展部分，两位学者敏锐地抓住信息时代、全球主义两个概念，提出如何以国际机制（国际制度）为核心、对全球主义进行治理的新思路。
综上所述，《权力与相互依赖》的核心命题有如下三个：建构复合相互依赖的理想模式，解释国际机制的变迁，探究全球主义的治理。从基欧汉近40年的学术生涯及其研究成果来看，其学术抱负就在于回答在相互依赖的世界上国际制度如何运作。【注释】Robert O. Keohane, “From Interdependence and Institutions to Globalization and Governance: Introduction to Institutions, Law and Governance in a Partially Globalized World,” December 14, 2001 (manuscript).【注尾】《权力与相互依赖》可谓其学术成就的第一块理论基石。在《权力与相互依赖》中，基欧汉和奈以对相互依赖的探讨为逻辑起点，探讨国际机制变迁，从而为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建构提供了理论基础；通过对全球化（全球主义）及其治理的探讨，进一步发展了新自由制度主义。
二、研究纲领
新自由制度主义是在挑战新现实主义的过程中成长和发展起来的，它接受了新现实主义的合理内核，在此基础上发展成为独立的国际制度理论体系，其后又借鉴和吸纳其他国际关系理论流派特别是建构主义学派的最新成果，及时保持着学术前沿地位，新自由制度主义关于多边主义（Multilateralism）和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的研究成为带动学术创新的核心动力。【注释】Joseph Nye et al., eds., Governance in a Globalizing World.【注尾】
新自由制度主义的探究，当以复合相互依赖为起点。相互依赖是国际关系理论诸范式所涉及的，但只有新自由制度主义将之作为体系理论的基石。【注释】关于现实主义的分析，参见肯尼思·沃尔兹：《国际政治理论》，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七章；罗伯特·吉尔平：《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六章等；关于社会建构主义理论对相互依赖的分析，参见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等。【注尾】复合相互依赖有三个来源，即对现实主义的质疑、一体化理论发展、跨国关系研究。关于现实主义的批评自不待说，实际上，《权力与相互依赖》就是批判现实主义的产物。关于一体化理论，基欧汉和奈指出，他们在20世纪50、60年代学习过地区一体化理论，卡尔·多伊奇（Karl Deutch）对多元安全共同体的研究和厄恩斯特·哈斯（Ernst Haas）对欧洲联合的研究为他们提供了诸多真知灼见。【注释】Karl Deutch et al, Political Community and the North Atlantic Are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7); Ernst Haas, The Uniting of Europ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8); Joseph S. Nye, Jr., Peace in Parts ( Boston: Little, Brown, 1971).【注尾】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迅速增加、跨国公司的作用日益增强，他们开始关注跨国关系的研究，并于1971年合作编辑出版了《国际组织》“跨国关系与世界政治”专辑（后结集成书）。他们非常关注跨国行为体的作用，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了“世界政治”的松散范式（Loose Paradigm），从国际政治经济领域对新现实主义进行批评。【注释】Michael Suhr, “Robert O. Keohane: A Contemporary Classic,” in Iver Neumann and Ole Waver, eds., The Futur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Masters in the Making (London: Rouledge, 1997), pp.90-120.【注尾】此后，两人共同探索取代现实主义的理论构架，其成果就是《权力与相互依赖》（第一版）。
《权力与相互依赖》是一个巨大的转向，标志着建构国际制度理论的开始，是连接跨国主义（Transnationalism）、相互依赖与新自由制度主义的桥梁。在《权力与相互依赖》中，基欧汉与奈从建立一个新范式的尝试后退（Retreat），转向建立一个新的研究纲领，即为了补遗（Supplementarity），而放弃了互补（Complementarity）的理念。【注释】Ibid.【注尾】他们放弃了将国内政治和外交政策纳入其相互依赖和跨国模式的任务，而这些曾是他们孜孜以求的。他们意在发展一种处于国际体系层次的世界政治理论，这意味着他们开始自动地向现实主义理论体系看齐。作者明确地指出，自己的动机并非完全是为了寻求一条通往世界永久和平的有效途径，而是想用这个概念批评在国际政治学研究中的传统权力理论，进行科学的修补，以在更大程度上靠近客观现实。
应该说，《权力与相互依赖》第一次全面否定了现实主义的基本假说。基欧汉和奈明确地挑战了现实主义把国家作为行为者的许多前提假设：军事安全在外交事务中的相对重要性、军事力量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事务性领域中权力资源的替换性。【注释】大卫·鲍德温主编：《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3页；秦亚青：《国际制度与国际合作：反思新自由制度主义》，载《外交学院学报》1998年第1期，第40-47页。【注尾】他们认识到，随着相互依赖的加深，国家间关系的调控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和重视，而各种非国家行为体在国际舞台上越来越活跃，现实主义以国家和权力为中心的理论范式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他们第一次系统性地提出了国际机制的概念，并分析了国际机制变迁的四种模式，特别是详尽批驳了作为纯粹现实主义模式的总体结构主义，并全面论述了自己建构的国际组织模式；他们的研究表明，当国家处于复合相互依赖的世界中，在解释国际机制的变迁时，问题领域模式和国际组织模式更为有效。这一结论为国际制度理论的建构埋下了伏笔。
进入20世纪80年代，基欧汉开始接受结构现实主义最根本的假定，并在此基础上探究复合相互依赖的世界上国际机制如何形成与变迁，以图认识和理解这个复合相互依赖的世界。在这个时候，其主要的理论关注点是国际机制或国际制度，其分析层次仍是研究纲领，但研究目标却已经定位为体系理论范式了。这个时候，国际关系理论发展仍然处于群雄逐鹿的阶段，但楚汉之争——即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已现端倪。
新现实主义并不完全排除其他国际行为体，也承认非国家行为体在国际事务中可以起到很大的作用，但它更强调从理论建设和发展的角度来看，研究单位越是单一、越是集中，就越容易发现规律性、实质性的理论模式。虽然其他国际行为体也起到了作用，但是基本研究单位应该是最具意义的一个，即民族国家。新现实主义的第二个假说是单一国家说。单一国家说认为国家是一个一元社会整体，能够独立地确立国家的利益，制定并执行国家的对外政策。新现实主义的第三个假说是理性国家说。理性国家说认为国家行为体在某一给定环境中，能够确立国家目标，考虑多种政策方案的可行性和可能导致的结果，然后选择能够最大限度地实现国家目标的政策方案。【注释】秦亚青：《西方国际关系学的现实主义与新现实主义理论》，载《外交学院学报》1996年第2期，第40-46页。【注尾】
从以上三个方面着眼，基欧汉确实接受了新现实主义最根本的假定。首先，基欧汉承认，自己曾强调非国家行为体的重要意义，但后来认识到非国家行为体仍然是从属于国家的，所以将注意力回转到国家上来。【注释】Robert Keohane,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tate Power, p.8.【注尾】其次，一般自由主义学派都认为把国家作为单一、理性和国际社会中主要行为体是不妥当的，但新自由制度主义恰恰吸收了现实主义的这个命题。正是因为国家的单一性和理性，它才需要国际秩序，才需要合理的解决冲突，才能够考虑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利益。【注释】Robert Keohane, “Institutional Theory and the Realist Challenge After the Cold War,” in David Baldwin, Neorealism and Neoliberalism: The Contemporary Debat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301-338.【注尾】有人据此认为，基欧汉一度是新现实主义研究纲领的参与者（Participant），尽管他批判沃尔兹的理论学说。【注释】Robert Keohane, ed., New Realism and Its Cr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6).【注尾】
实际上，基欧汉在建构自己的体系理论时，首先收进了复合相互依赖的基本假定，但为了理论体系的建构，他也摒弃了某些观点，这可谓一种立场的倒退，但是这种倒退并未造成灾难，而是造就了理论的高峰。基欧汉的出发点很清楚，即致力于发展高度简约、呈现高度科学的体系理论，因此他采取的是退两步、进一步的战略——即从建构理论范式和全面否定现实主义基本假说的立场后退，着重建构新自由制度主义的研究纲领。其次，他从肯定多元国际行为体的立场后退，放弃对军事力量重要与否的探讨，其研究方法也统一到个体主义上来。【注释】秦亚青：《国际政治的社会建构：温特及其建构主义国际政治理论》，载《美欧季刊》（台湾）第15卷第2期，第231－264页。【注尾】基欧汉将现实主义纳入其理论框架，但用新的假定加以补充，亦即对新现实主义进行扬弃。【注释】Michael Suhr, “Robert O. Keohane: A Contemporary Classic,” pp.90-120.【注尾】基欧汉指出，从认识论和本体论上讲，现实主义的复杂形式，包括经典现实主义和结构现实主义，与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共同点甚多。【注释】Robert O. Keohane, “From Interdependence and Institutions to Globalization and Governance:Introduction to Institutions, Law and Governance in a Partially Globalized World.”【注尾】但是，现实主义抛弃了太多的因素，不仅仅是制度，而且还有跨国关系、国内政治和观念的作用等。现实主义长于结构研究，却短于进程分析。【注释】Ibid.【注尾】鉴于此，他借鉴理性选择理论（Rational Choice Theory）和制度经济学（Institutional Economics）的相关理论框架，强调国际进程（Process）的重要性，将国际机制作为独立的解释变量，建构起新自由制度主义的理论框架。基欧汉接受了现实主义的假设，但在国际制度对世界政治进程的影响上，他却得出了与现实主义截然不同的结论：国际制度赋予国家进行合作的能力，以降低交易成本，获得共同收益；国际制度很少参与协议的集中实施，但确实增加了互惠机会，使一国政府信守诺言，并督促他国也这样做；既然遵从国际制度已有的规范使他国的行为可以预见，强国也从遵守规则中获益。【注释】Robert Keohane,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Can Interdependence Work?” pp.82-96.【注尾】其后，他转向研究西方旧制度如何影响国家的战略、进而塑造冷战后的欧洲，创立了在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双肩之上的新自由制度主义的研究纲领，促成新自由制度主义与新现实主义分庭抗礼的局面。
我们据此断定，新自由制度主义是在对新现实主义的批判中发展起来的。从80年代中期的国际机制研究到90年代比较完整的理论框架的建立，新自由制度主义已经成为西方国际关系学中颇具影响力的理论流派，成为能够与新现实主义在理论方面抗衡、在学理方面展开辩论的政治哲学思潮。新自由制度主义提出了国际制度的供应派理论，强调了国际制度对于国家行为的影响和制约作用，讨论了无政府状态下国际合作的可能和条件。在方法论方面，新自由制度主义从对新现实主义的证伪着手，提出了以国际系统的进程为重要原因解释国家的国际行为的理论。从政治思潮的角度来看，虽然新自由制度主义接受了一些现实主义理论假定，但它强调具有理性的人所创造和建立的制度对于人们在相互依赖的社会中决策和行动的重大影响力，强调政治进程及其可变性，强调无政府状态下的秩序与合作，淡化冲突、淡化权力结构，这些观点在西方自由主义传统中是根深蒂固的。【注释】秦亚青：《国际制度与国际合作：反思新自由制度主义》，第40-47页。【注尾】
基欧汉与立志在现代主义和现实主义之间创立独立研究纲领的学者共同起步；而后，他退回到传统主义的核心假定，并藉此提出了功能主义的国际机制理论；此后，他在新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共同基础之上，提出了独立的研究纲领，即新自由制度主义。【注释】Michael Suhr, “Robert O. Keohane: A Contemporary Classic.”【注尾】他接受了现实主义的基本假定，但并没有完全放弃自由主义对多元行为体的强调。特别是，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基欧汉再次强调了非国家行为体——包括政府间组织（Inter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非政府组织（NGOs）和多国公司（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等——的重要性。以此为现实基点，基欧汉和奈提出了全球主义的概念，探究全球主义治理的可行途径，从而促进了全球治理理论（Theory of Global Governance）的发展。【注释】Joseph Nye et al.,eds., Governance in A Globalizing World, “Introduction.”【注尾】
从以上分析，我们大约可以把握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发展脉络。基欧汉和奈以创建体系理论范式的雄心作为出发点，但其途径却是从研究纲领的层次着手，走的是“中间道路”（Middle Ground）。我们有必要在此重温基欧汉和奈撰写的《权力与相互依赖》中译本序言：“《权力与相互依赖》并不认为世界政治‘一切都是崭新的’，我们并不寻求否认现实主义所有论点的正确性，或提出全新的‘自由主义理论’来替代现实主义。我们的目标是，寻求建立一种看待世界政治的方法，帮助我们理解政治与经济的关系、制度化国际合作的模式，同时保留现实主义关于世界政治中权力和利益作用的核心洞见。”
三、研究纲领的启示：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中间道路”
以上关于《权力与相互依赖》研究纲领的分析，特别是关于“中间道路”的探讨，对我们客观看待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甚有启示意义。
国际关系理论有三大理论范式，即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注释】门洪华：《国际机制理论主要流派评析》，载《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2000年夏季号，第155-164页。【注尾】玛格丽特·赫尔曼（Margaret Herman）指出，国际关系研究就像巴比伦塔（Tower of the Babel），充满着各种各样的不和谐声音，使国际关系研究领域成为控股管理公司，而不是一致的知识研究界。她呼吁加强各种理论范式的沟通和相互认识，为国际关系理论流派之间的对话提供基础。【注释】Margaret G. Herman, “One Field, Many Perspective: Building the Foundations for Dialogue,”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42, No.4, 1998, pp.605-624.【注尾】诚如赫尔曼所言，国际关系诸理论范式之间的矛盾是难以调和的，在同一个问题上的认识各不相同，得出的结论和解决途径也迥异。但是，在看到国际关系理论范式之间差别（Divergence）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它们之间的趋同（Convergence），【注释】例如，“多数新现实主义者认为，民族主义、尚武精神、种族主义及其他国内因素非常重要；而新自由主义承认权力是国际行为的核心；有的建构主义者则承认，如果有强大国家的支持或物质力量的持续保证，则观念的影响会更大。” 转引自Stephen M. Wal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ne World, Many Theories,” Foreign Policy, Spring 1998, pp.29-46.【注尾】认识到各理论范式新的发展都是借鉴其他理论范式和观点或受到其他理论范式的影响或启示。国际关系理论范式论争的历程显示，任何一种理论流派的发展都是建立在对已有理论流派的批判、借鉴和超越的基础上，原本论战激烈的理论流派之间有所趋同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
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的论战历史久远。进入20世纪70年代，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都对当时国际关系理论对现实解释的乏力不满，先后走上理论体系科学化的道路。肯尼斯·沃尔兹提出了高度简约的现实主义理论，摈弃了经典现实主义（Classic Realism）中人性等难以科学标定的概念和无法证伪的假设，把无政府状态和自助体系、权力分配、国家利益特征和生存需求等设定为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概念，并把国际关系研究集中在体系结构这个因素上面，从而把现实主义推进到新现实主义（NeoRealism）或结构现实主义（Structural Realism）阶段。【注释】秦亚青：《国际政治的社会建构：温特及其建构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第231-264页。【注尾】其间，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则提出复合相互依赖的概念，用相互依赖理论将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结合起来，为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出现奠定了理论整合的基础。【注释】Robert Keohane & Joseph Nye,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Revisite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1987, Vol.41, p.733.【注尾】新现实主义的理论科学化努力确定了80年代的核心研究议程。随后，基欧汉接受现实主义对国际行为体性质及其社会环境的假定；接受了现实主义对国家行为动机的假定，承认国家是理性的自我主义者，国家行为目的是自我利益（基欧汉称之为“系统分析的普遍模式”）；【注释】Robert Keohane, 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 p.27.【注尾】承认国家是国际政治的“关键行为体”，而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影响了国际合作；他选择了个体主义的方法论，承认国际体系中权力和财富的分配对国家行为有重要的影响。在此基础上，他建立了自己的体系层次的理论，即国际制度理论。可以说，基欧汉的理论融合了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两家之长，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注释】Andreas Hasenclever, Peter Mayer, and Volker Rittberger,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gimes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14.【注尾】基欧汉自己也承认，新自由主义与新现实主义之间存在着某种“相互依赖”的关系，他的新自由制度主义就是同样多地从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借鉴过来的。总结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发展轨迹，我们可以看到，新自由制度主义是在挑战新现实主义的过程中成长和发展起来的，它接受了新现实主义的合理内核，在此基础上发展成为独立的国际机制理论体系，其后又借鉴和吸纳其他国际关系理论流派特别是建构主义学派的最新成果，及时保持着学术前沿地位。需要指出的是，基欧汉不仅对某一派理论做出贡献，国际制度理论与新自由主义理论密切相关，对权力和知识为基础的机制理论也贡献良多。【注释】Andreas Hasenclever, Peter Mayer, and Volker Rittberger,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gimes, p.6; Robert Keohane, “The Theory of Hegemonic Stability and Changes i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gimes 1967-1977,” in Ole Holsti et al.,eds., Changes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80); Judith Goldstein & Robert Keohane, eds., Ideas and Foreign Policy: Beliefs, Institutions, and Political Change (Ithaca: Ca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3).【注尾】面对新自由制度主义的挑战，新现实主义积极迎战，并适时提出了新的理论观点，最为突出的就是罗伯特·吉尔平和斯蒂芬·克拉斯纳。吉尔平提出了霸权与大国政策协调（Policy Coordination）并存的理论，并强调多边管理与政策协调的价值，其中对国际机制的认识突破受到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影响；斯蒂芬·克拉斯纳是坚定的新现实主义者，但在《结构冲突：第三世界对抗全球自由主义》这本经典著作中，他对现实主义的修正及其理论剖析吸收了许多新自由制度主义的认识。【注释】斯蒂芬﹒克拉斯纳：《结构冲突：第三世界对抗全球自由主义》，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5、74-75、291-292页。【注尾】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之间从激烈论战到理论通约，被学术界称为“新新合成”（NeoNeo Synthesis）。【注释】Steve Smith et al., e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Positivism and Beyo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149-185.【注尾】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非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影响越来越大。这些理论流派被基欧汉统称为“反思主义”（Reflective Theories），包括规范理论（Normative Theory）、批判理论（Critical Theory）、女性理论（Feminist Theory）、后现代理论（PostModernism）、历史社会学派（Historical Sociology）等。【注释】秦亚青：《国际政治的社会建构：温特及其建构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第231-264页；郑端耀：《国际关系“社会建构主义理论”评析》，载《美欧季刊》（台湾）第15卷第2期，第199-228页等。【注尾】这些理论流派着重于对理性主义的批判，但对理论体系的建构着墨不足。这种状况因亚历山大·温特的著作《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发表而改变。温特对理性主义进行的是建设性批判，他接受了理性主义的认识论，自觉不自觉地向结构主义的分析体系靠拢，甚至自称是“结构现实主义者”。他明确宣告自己建立的是介于理性主义和反思主义之间的中间道路，力图使国际关系理论成为一种既考虑国际政治的社会建构、又坚持科学实在论的理论体系。【注释】秦亚青：《国际政治的社会建构：温特及其建构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第231-264页。【注尾】尽管温特的努力引起极大的争议，但其研究成果将建构主义推进到体系理论层次，使之成为大家都认可的理论范式。费丽莫指出，建构主义与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之间是互补的，而不是竞争性的关系。【注释】MathaFinnemore, National Interests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6, p.27.【注尾】基欧汉也指出，亚历山大·温特等建构主义学者提出的许多观点为自由制度主义者所接受。【注释】Robert Keohane & Lisa Martin, “The Promise of Institutionalist Theory,” pp.39-51, Footnote 2.【注尾】
检视国际关系理论范式之间的论争历程，使人更加感到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者要以一种开放的、建设性的心态看待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在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中注意吸取其他理论流派的精华，从而为建构更有解释力的国际关系理论作出贡献。基欧汉曾指出，“我们应该打破人为的‘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为营垒的学术边界，每一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主张，都应该与这种无意义的朦胧进行斗争。”【注释】Robert Keohane, “Institutional Theory and the Realist Challenge After the Cold War,” pp.301-338.【注尾】即使新现实主义最坚定的捍卫者约瑟夫·格里埃科也承认，现实主义没有提供通过制度化安排进行合作的解释，需要发展一种国际机制理论，现实主义和自由制度主义两种方法都有助于我们探求对国际合作政治学的解释。【注释】Joseph Grieco, “Understanding the Problem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The Limits Neoliberal Institutionalism and the Future of Realist Theory,” in David Baldwin, Neorealism and Neoliberalism: The Contemporary Debate, pp.301-338.【注尾】实际上，任何理论的发展都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有其发展脉络可寻。其发展脉络就存在于国际关系理论的历史长河之中。在看到国际关系理论范式之间差别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它们之间的趋同，认识到各理论范式新的发展都是借鉴其他理论范式和观点或受到其他理论范式的影响或启示，理论范式的相互启示和融合将成为未来理论的发展之道。
门洪华：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清华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在站博士后、法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