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研究》2002年第4期
对大战起源的另一种现实主义解读
——评《大战的起源》
【注释】Dale C. Copeland， The Origins of Major War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0).【注尾】
韦宗友
人类渴求和平，而战争却一再发生。战争的根源到底是什么？这历来是史学家、政治理论家以及国际关系学者所关注的问题，也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美国青年学者、弗吉尼亚大学政府和外交事务系副教授戴尔·科普兰（Dale C. Copeland）独辟蹊径，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对战争的起源进行了诠释。在他的新著《大战的起源》中，他对关于战争起源的三种流行的现实主义观点进行了剖析和批评，指出了每一种观点的利弊得失，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理论：动态差异理论（Dynamic differentials theory）。通过对历史史料的详细解读，他认为，关于国家间权力的动态差异理论对大战的起源提供了最具说服力的解释。
一、现实主义战争观的评析
科普兰在文章的开篇就指出，他要建构的理论不在于解释一时一地的战争，而是要解释跨越时空的、历史上的所有大战。这就要求在考察战争根源时，把那些难以捉摸的或短暂的因素排除在外，只关注那些恒常发生作用的因素。就此而言，科普兰认为现实主义视角提供了关于大战起源的较好解释，因为它将目光聚焦于权力这一跨越时空的因素上。毕竟没有哪个国家不对自己在体系中的权力地位密切关注。然而，科普兰指出，现存的现实主义理论对战争起源的解释往往片面地强调某一方面而忽视其他重要的方面，是不完善的。因而需要对现存的理论进行剖析和扬弃，在此基础上构建一种全新的理论。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对现存的三种现实主义理论进行深入的剖析。科普兰首先对大战的概念进行了界定。他指出，所谓大战，是指体系内所有的大国都卷入其中、强度最高的战争，而且其中一个或几个大国很可能在战争中被消灭掉。即它是极具毁灭性的、改变体系的战争（第3页、第27页）。作者指出，根据这一标准，从古希腊的雅典－斯巴达争霸战到20世纪的美苏冷战，总共有十场战争（包括冷战）可以称得上是大战。而其他一些战争，如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冷战期间的越南战争，虽然也造成了重大的人员伤亡或对战争双方产生了深远影响，但只能算作两国间的战争或地区性战争。接着，作者对三种流行的现实主义战争观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对大战起源的另一种现实主义解读美国研究 以摩根索为代表的经典现实主义，从人性恶这一前提出发，指出人天生就是自私自利的，追求权力是人的本能。人对权力的自私追求这一本能的放大就是国家对权力的不懈追求，国际政治的本质就是权力政治，权力斗争无时不在、无处不在。【注释】汉斯·摩根索：《国际纵横策论：争强权，求和平》，卢明华、时殷弘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出版，第44－45页。本文对个别译法稍作改动。【注尾】在国际政治中，权力的失衡将导致具有优势的国家不断向外扩张，从而危及其他国家的安全和整个体系的稳定。权力的平衡或均势则有助于制止侵略或大战，因为它将使潜在的侵略者认识到，战争不仅代价高昂而且很难取得胜利。由此，经典现实主义指出，权力的失衡容易引发战争，而均势则有助于维持和平。
此外，经典现实主义还认为多极要比两极稳定。在多极中，国家除了通过内部努力（如扩充军备）来制衡他国的权力增长外，还可以通过结盟这一外部努力来维持体系的均势，遏止权力优势国家可能发动的侵略。而在两极中，由于不存在第三方加以制衡，一旦双方的权力地位出现不平衡时，战争就有可能爆发。
以沃尔兹为代表的新现实主义，也认为权力的失衡会引发战争，但他认为国家追求的并不是权力的最大化，而是安全。权力只是手段，安全才是目的。“国家拥有的权力太小或太大都会有风险”。【注释】肯尼斯·沃尔兹：《国际政治理论》，胡少华、王红缨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中文版序言，第2页。【注尾】然而，由于国际政治的无政府状态，即使是寻求安全的国家之间也会产生“安全困境”，甚至引发战争。【注释】肯尼斯·沃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中文版序言，第2－3页。【注尾】沃尔兹将国际政治的无政府状态和极视为国际体系的两个恒常的结构特征，并认为在无政府状态下，两极要比多极稳定。在两极中，由于不确定性减少，因失算而酿成战争的可能性减小。而且，在两极中，大国易于管理自己的小盟友，不易被小国拖入战争之中。此外，两极世界关系的简单及由此产生的巨大压力迫使两个大国变得保守起来，要求克制行为的压力增大了。【注释】肯尼斯·沃尔兹：《国际政治理论》，第205－211页。【注尾】
以罗伯特·吉尔平和奥甘斯基为代表的霸权稳定论者则认为，霸权国的存在有助于体系的稳定，而当体系内第二号强国的实力上升到与霸权国大致相等时，则很可能挑起霸权战争。权力的不平衡（或优势）有助于体系的稳定，而权力的平衡则会诱发战争（第2页、第13页）。
科普兰指出，这三种现实主义理论的优点在于：经典现实主义强调了权力差异的重要性，指出了战争的根源在于权力的失衡；新现实主义强调了无政府状态和极的重要性，指出在无政府状态下，即使是寻求安全的国家也可能滑向战争；而霸权稳定论的优点则在于其“动态特征”，“相对于经典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来说，它提供了关于权力的变化对大国行为影响的更为全面的分析”（第13页）。
科普兰认为，这三种理论的不足之处也是显而易见的。对于经典现实主义来说，它的缺点在于其“静态特征”，对国家间的权力差异的动态发展趋势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它无法对历史上的一些重要的战争现象作出解释，也无法解释在多极体系中，当存在势均力敌的联盟时，为什么战争依然爆发，例如一战。它也无法解释在两极体系中，两大国的权力大致相等时，为什么还会爆发战争，例如斯巴达和雅典、迦太基和罗马，以及法国与哈布斯堡之间的两极战争。
与经典现实主义一样，新现实主义的缺点之一也在于它缺乏动态性。由于将极作为一个主要的结构变量，它无法解释两极或多极内的权力变化是如何使体系由和平走向战争的。而且，它对两极稳定的强调，使得它无法解释两极内爆发的诸多大战。
对于霸权稳定论来说，它不仅面临实证上的难题，而且在逻辑上也难以自圆其说。既然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只要等待就可以廉价地实现目标，为什么还要发动战争呢？而且，即使该国寻求的不是安全，是出于声望、地位等考虑而发动战争，它也不必在上升时发动战争，因为时间对它有利。等到它处于权力的顶峰时发动战争，回报会更为丰厚。从实证的角度来看，不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是20世纪前的七场大战，每一场战争的发动者都是面临衰落威胁或正在衰落的国家，而不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国家。霸权稳定论的第二个局限在于其仅关注体系中的两强——霸权国和正在崛起的挑战国，而对体系中的其他大国，如第三、第四及第五号大国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在两极中，这样做或许是对的，毕竟其他国家实力孱弱不值得关注。但在多极体系中，仅关注两强就远远不够。因为，在多极中，战争并非只是两强间的事，而是敌对联盟间的战争，它往往涉及到体系内的第三、第四乃至第五号大国。
二、动态差异理论
科普兰对以上三种现实主义理论进行剖析和批评的目的并不是要否定现实主义，相反，他认为现实主义提供了对于战争起源的较好的解释。他所要做的是在充分吸收这三种现实主义理论的优点、摈弃其缺点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关于战争起源的理论。他将其提出的理论称为动态差异理论。该理论将权力的动态差异作为自变量，考察大国间相对军事权力的差异和这些差异的预期趋势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权力变化的影响在两极和多极中的区别。该理论将权力差异、极和权力的衰落趋势吸收进来，并将权力一分为三：军事权力、经济权力和潜在权力，研究经济和潜在权力的衰落是如何对一个在军事上具有优势的国家的行为产生影响。该理论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1. 在任何体系中，发动大战的常常不是正在崛起的大国，而是正在衰落的、居于支配地位的军事大国。该理论假设，国家是理性的、寻求安全的行为体，国家会对自己的对外政策行为进行理性的权衡。一个正处于权力的上升通道的大国，是不会贸然发动大战的，因为时间对它有利，等待就意味着权力的进一步增长。可以用和平手段得到的东西，没有必要依靠战争去攫取。鉴于大战的高昂成本，军事上不强大的国家也不会去“挑战体系”，因为这将是得不偿失的。只有一个面临衰落威胁或正在衰落的、处于支配地位的军事强国才有可能发动战争，因为它既有能力，又有意愿，发动战争对它有利。在任何体系中，只要国家是寻求安全的理性行为体，任何一场大战都必然是“预防性战争”（第16页）。
2. 权力对大国行为的影响随着极的不同而不同。在多极中，由于体系中有多个强国，任何一国的霸权企图都必然受到其他国家单独或联合的抵制。因而，对于一个处于衰落中的强国来说，只有在它具备显著的军事优势时，才可能发动一场大战。在两极中，由于体系中只有两强，不存在一个举足轻重的第三方，因而发动大战的门槛大大降低。只要处于衰落中的大国认为自身的权力正在衰退，即使它的军事力量与对方大致相等甚至稍逊一筹，也会铤而走险发动一场大战。
3. 当一国认为自身陷入深重的、无可挽回的衰落之中时，爆发大战的可能性增大。科普兰区分了三种形式的衰落：第一种是指一国相对于他国在经济、技术和社会基础方面的每况愈下而导致的衰退，科普兰称之为“顽固性相对停滞”。第二种是指一国在军事上相对强大，但在经济和潜在权力上处于劣势。所谓经济权力，是指一国的经济活动总量（譬如说GNP）。潜在权力则是指一国所有的可以最终转化为可测量的经济产出的资本和资源，包括诸如人口、原料储备、技术水平、教育状况，以及未开发的国土资源等。第三种是指由于他国在军备竞赛或结盟政策上的短期成功而导致本国在军事和地缘政治上的衰落，科普兰称之为“权力的摆动”。他指出，前两种衰落是深重的、无可挽回的。面临这两种衰落的大国，一般会发动预防性战争，不管在两极还是多极都是如此。第三种衰落，并非是深重而无可挽回的，但如果不采取措施加以遏止则会使本国处于不利地位。因而，面临这类衰落的国家一般会采取强硬行动（如奉行强硬政策或挑起危机），但基本上不会诉诸战争。
科普兰指出，他提出的理论不仅能够解释战争与和平问题，而且还能对可能引发大战的危机（如冷战时期三次大的危机及冷战本身）进行解释和预测。既然国家是寻求安全的理性行为体，当一国面临衰落时，并非必然要发动预防性战争以确保安全。如果冒较小的风险（如奉行强硬政策和挑起危机）就可以扭转或避免本国的衰落，那么这些政策选择就成为首选。然而，由于奉行强硬政策或挑起危机有可能导致局势的恶化、甚至引发大战。因而，理性的决策者必须对各种政策选择进行权衡，特别是对奉行强硬政策与可能引发的大战风险进行权衡。他指出，了解影响决策者进行权衡背后的因素，我们就可预测面临衰落的国家将何时进行妥协，何时奉行强硬政策，甚至何时发动预防性战争。
科普兰的动态差异理论是一个建立在微观经济学理论模式上的演绎式的、现实主义体系理论。它假设国家是具有单一目标——安全的最大化——的理性行为体，通过将单元层次的因素视为常量，在此前提下预测行为是如何随着核心体系变量——权力差异的程度以及差异的发展趋势——的变化而变化（第28－29页）。科普兰认为，以这种方式建立起来的结构理论的一个显著优点是，可以在不涉及单元层次因素的情况下解释国家的对外政策行为。就此而言，它对沃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是一个很大的超越。在沃尔兹看来，体系理论只解释趋势，不解释具体的行为。要解释后者，必须考察单元层次的因素。而动态差异理论却证明，在不考察单元层次因素的情况下，它不仅能解释大战为什么会发生，而且能解释大战何时发生及决策者何时采取强硬政策，何时会作出妥协。因而，动态差异理论是一种更强的关于体系压力对行为体行为产生影响的理论。
在创建了这一理论后，科普兰用整整六章（第3－8章）的篇幅来对其进行实证分析，选取了从古希腊到20世纪60年代总共十个历史时期的13个案例。其中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冷战及冷战期间的三次大的危机是其关注的重点。在对这些案例进行分析时，作者运用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如英国档案文件、法国档案文件、德国档案文件、奥地利档案文件、美国档案文件等）和第二手资料，对自己的理论及其他各种理论和观点进行检测，作者严谨、踏实的治学精神可见一斑。如在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进行考察时，作者通过对这一时期德国档案材料的详细解读，指出德国对俄国权力增长的担忧和对自身权力相对衰落的恐惧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根源。1900年以后，德国越来越认为发动一场预防性战争对于德国安全是至关重要的（第61页）。德国领导人认为，就军事力量而言，1904年后德国已经处于优势地位。但俄国的快速工业化及它在潜在权力上的优势，使德国领导人认识到时间对俄国有利，要摆脱德国相对于俄国在权力上的衰退，就必须尽快发动一场预防性战争。此后，德国采取了一系列步骤，包括扩充军备、制定基于两线作战的“施里芬计划”、利用媒体向德国民众灌输战争思想，以及有步骤地将战争责任推卸到俄国和法国头上等等（第65－116页），为战争做准备。最后，德国利用萨拉热窝事件，挑起了准备多年的战争。通过这一案例分析，作者不仅证实了自己的理论，也驳斥了形形色色的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起源的理论，如新现实主义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是缘自多极中的“失算”的观点（第58页），霸权稳定论关于德国权力的上升促使其发动霸权战争的观点（第59页），以及著名历史学家弗里茨·费舍尔（Fritz Fischer）关于德国之所以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为了挽救国内危机的观点等（第58页、第111－117页）。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作者通过详细阅读美国、德国的档案文件及大量的第二手资料，指出德国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既不是因为德国权力的上升及由此产生的霸权抱负（霸权稳定论的观点），也不是因为国内政治的压力（如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源的“结构主义”观点），甚至不是因为希特勒的病态权力欲和纳粹德国的民族主义狂热（经典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在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源时所倚重的观点），而主要是出于对俄国权力增长的担忧。希特勒和德国军方领导人一直视俄国为主要的地缘政治威胁，而苏联在二三十年代权力的迅速增长使德国领导人愈发感到德国在潜在权力方面所处的劣势。德国领导人认为必须发动一场预防性战争才能扭转不利于德国的权力增长差异，从而一劳永逸地解除德国的地缘政治威胁（第141－144页）。
此外，作者还详细考察了冷战的爆发及冷战时期的三场危机（两次柏林危机以及古巴导弹危机），并简要分析了1900以前的七场大战，（它们分别是三场两极战争：希腊－雅典战争、迦太基－罗马战争、法国－哈布斯堡战争；四场多极战争：三十年战争、路易十四时期的战争、七年战争，以及拿破仑战争，）指出它们发生的共同根源都在于国家间权力增长的动态差异。
三、理论的政策涵义
冷战结束后，世界进入一个转型期。一些新现实主义者曾忧心忡忡地指出，世界将进入一个充满不稳定的多极时期。【注释】John J. Mearsheimer，“Back to the Future，”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15（Summer 1990），pp.5－56.【注尾】科普兰指出，新现实主义者大可不必担忧。相对于两极来说，多极状态下爆发大战的可能性要小得多。而且，对于冷战后的世界来说，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世界是否将进入多极，而在于大国间的权力平衡是否会发生重大变化。在此，作者将笔锋一转，转而探讨中国的崛起对国际政治可能产生的影响。
作者指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经济就一直以高于任何其他大国两倍甚至三倍的年增长率高速增长，“照此下去，几十年内中国将在国民生产总值上赶上美国”（第241页）。中国的权力增长对美国究竟意味着什么呢？美国应采取何种对华政策以应对中国的崛起呢？
科普兰指出，根据动态差异理论，一个正在崛起的国家是不会挑起战争的，因而有理由相信中国将继续奉行和平政策。至于美国是否会对华采取强硬政策或甚至发动预防性战争，将取决于中国权力增长的程度及美国对自身是否陷入深重而无可挽回的衰落的看法。就目前而言，美国在权力的所有层面（经济、军事和潜在权力）都居于无人能比的绝对支配地位（第241页）。中国虽然在经济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依然是个工业基础薄弱、80％的人口都从事农业劳动的发展中国家；在潜在权力方面，虽然中国国土面积广袤，但由于人口基数过大，且科技落后，因而也处于劣势；在军事方面，中国也远远落后于美国（第242－243页）。因而，对于美国决策者而言，明智的对华政策就是继续奉行对华接触政策，因为这样做既无引发新冷战的危险，又不会对美国的利益形成威胁（第243页）。然而，一二十年后，特别是当中国的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美国的对华政策将面临重大抉择。到时候，美国是否会奉行遏制政策，与其说是取决于中国的善意，毋宁说是取决于美国对自身衰落的深度和无可挽回性的判断，以及对采取强硬行动可能产生的风险的权衡（第244页）。简言之，科普兰给美国决策者提供的政策指南是：在中国的实力不够强大时，奉行接触政策；当中国的实力强大到威胁到美国的霸权地位时，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加以遏止。
科普兰的《大战的起源》一书，是学者之作，主要从理论层面探讨了国际政治中极具破坏力的大战的根源，并试图用一种新的现实主义体系理论加以诠释。然而，作者创建理论的目的并不是要让理论埋藏于象牙塔之中，或沾沾自喜于对历史案例的解释，而是要用这一理论为当下的国际政治现实或更具体地说为决策者服务。作者对此也是直言不讳的，甚至宣称自己创建的理论是对外政策的体系理论（第235页），他在本书的最后一部分也用了相当多的笔墨专门论述理论的政策涵义。通读全书，笔者时时感受到作者在创建理论方面的独具匠心和推理之缜密，也折服于作者占有资料之丰富以及治学之严谨、踏实。虽然，书中的一些观点（如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主要源于德国对德俄之间权力增长差异的担忧）人们或许不会接受，但他的理论对战争起源的研究作出了贡献。
韦宗友：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在读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