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动态

   

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第十届年会暨学术讨论会综述

 

代保平、白建才

   

    2002年10月19日至22日,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第十届年会暨学术讨论会在西安举行,来自全国31个学术及出版单位的50多名代表参加了会议。承办单位陕西师范大学赵世超校长出席了开幕式并致词。学会顾问刘绪贻先生、方生先生参加了这次年会,黄绍湘、刘祚昌、邓蜀生、张友伦和余志森等学者发来了贺信。会议选举产生了新一届理事会及主要负责人。会议共收到论文43篇,内容涉及美国外交、政治、军事、经济和社会文化。与会代表分成三个小组,分别就九个专题进行了讨论,提出了不少新的问题,反映了中国美国史研究的新动向。

   

    (一)美国外交史

    美国外交史历来是我国学者关注研究的重点,本届年会也不例外,会议共收到20篇涉及外交及相关问题的论文。一些学者对外交问题的分析走出了传统的权势与利益范式,这是本届年会的一个显著特点。北京大学王立新副教授就从这样一个新的视角入手考察了国家认同与美国对外政策的关系,他认为美国独特的国家认同模式对美国外交的影响是导致美国把捍卫和实现普世自由作为重要的国家目标,这为美国外交注入了强烈的道义色彩。

    洛阳外语学院陈效卫副教授考察了意识形态与联盟战略的互动关系,认为意识形态在美国的联盟战略中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它既是打击对手的武器,也是加强和控制盟国的有效手段。

    南开大学王晓德教授分析了美国早期历史上的经济民族主义及其影响,指出早期的领导人并没有拘泥于经济自由主义所设定的框架。他们根据美国实际利益的需要,逐渐形成了具有保护性的经济民族主义。这种经济关系的变动,虽然导致了早期几任政府在内政、外交原则与实践上的矛盾与困境,但是它在美国社会的早期转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山东师范大学王玮教授考察了罗斯福外交思想的发展变化轨迹——从孤立主义到开放原则的确立,认为罗斯福开放原则的外交思想及理论在第二次世界战中得到了实践与检验,同时罗斯福对战后世界的安排也充分体现了他的世界主义世界观和开放型的思维模式。

    湖南师范大学熊伟民教授对美国30年代和平运动做了尝试性研究,论证了30年代美国和平运动产生的背景、构成、发展状况及影响等问题,指出和平运动的失败正是其理论和现实脱节而造成的,它在一定程度上麻痹了人们的思想,妨碍了政府正当的战争准备。

    继上届年会后,冷战史成为越来越多学者关注的一个研究领域。陕西师范大学白建才教授就冷战期间美国的“隐蔽行动”战略进行了宏观考察,认为冷战期间美国对苏东社会主义国家一直在实行一种隐蔽行动战略,它与遏制战略及和平演变战略一起构成了美国对苏东国家的三大战略,是东欧巨变、苏联解体的一个强有力的外力因素。

    南京国际关系学院戴超武教授重新界定了后冷战时期美国的国家利益,他认为冷战后国内外环境造成了美国国家利益中安全、经济和价值观的内涵和外延的变化。他们在国家外交目标的优先顺序也会时常变动。戴超武认为虽然三者有矛盾与冲突存在,但是安全、经济和价值观作为国家利益的核心要素地位却不会动摇。他还指出了一些失于规律的偶发事件对美国的国家利益的界定和实现所产生的巨大冲击,如“9·11”恐怖袭击事件就是一个典型。

    有关冷战期间核武器的研究也引起一些学者的兴趣。南开大学赵学功副教授分析了美国在60年代对中国发展核武器的反应,其中包括是否应该从地缘政治的角度让日本、印度或澳大利亚也发展核武器以保证远东的核战略平衡,以及直接对中国进行军事打击。他论证了美国最终没有对中国进行军事打击的原因:首先是对中苏关系评估不足;其次国内军方和国务院的意见也不一致;最后正在陷入的越战也产生了一种心理阴影。

    南开大学杨令侠副教授分析了冷战后的加美关系,认为加拿大对美国的战略地位在下降,处在美国保护下的加拿大开始以独立的积极姿态迈入世界舞台。她通过对美加伙伴关系的分析,重新检讨了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理论。

    跨学科理论导入历史分析常会产生一种新的判断。苏州大学金卫星教授考察了经济关系变迁与国际关系的互动。他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经济结构的变化入手,分析了30年代大萧条期间各国金融和贸易政策的结构性调整,阐述了伦敦世界经济会议酝酿、召开直至失败的历史过程,对伦敦世界经济会议的性质和历史作用也做了客观评价。他认为会议没有找到挽救欧洲经济的复兴良药,却给了美国介入欧洲金融市场的机会。河北师范大学赵克仁教授引入经济学的博奕论概念分析美国与阿拉伯国家、以色列的关系,认为美国主导中东和平进程的本质就是最大化地追求自己的霸权利益。随着美国霸权的衰落,国际社会制度建设的加强,阿以之间有最终实现和平的可能性。

    一些热点地区问题也再次激发了学者的兴趣。郑州大学王琛副教授认为,从1947年到1953年,美国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的态度经历了由消极到积极、再到彻底失望的转变,但始终避免直接介入,在印巴之间采取中立政策。这种状况是美国防止苏联趁机介入南亚事务和南亚非自身利益核心区域的思考而形成的。

   

    (二)西部开发与经济发展

    美国西部开发与经济发展是本届学术讨论会的又一个重点。

    厦门大学王旭教授对美国西部开发时期联邦政府的土地政策实施情况及其作用进行了梳理。他认为国有土地私有化是西部开发的基础和前提,也是政府引导和规范西部开发的主要手段。政府的土地私有化加快了西部农业开发和经营方式的变革,促成了横贯大陆铁路的铺设,也促进了西部城市化。对私有化过程中出现的土地投机和宅地法等争议,应该将这些现象结合起来进行系统考察。厦门大学博士生苏宁对美国西部开发失误现象进行了初步探析。指出失误主要体现在资源开发缺乏妥善保护以及重复建设和铺张浪费上。这种失误是美国的社会经济条件、人们思想水平、社会心理状况等诸多主客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陕西师范大学马瑞映副教授从美国西部开发的战略着手,探讨了西部开发的成功之处——均衡化发展、开发中的点面结合以及充分利用市场经济原则。

    华中师范大学李其荣教授通过对劳动力、早期土地资源的开发、引进优良品种和农业技术知识、种植业和畜牧业两大农业部门等四个层面的分析,阐述了外来移民对美国农业开发所起的影响。厦门大学韩宇博士对洛厄尔这个典型工业城市做了个案研究,从洛厄尔在两个世纪发展历程中的两度沉浮,探讨了美国城市工业化道路上的一些启示。认为主导产业多元化是城市经济保持稳定的重要特征,同时还应该正确认识高新技术产业的作用和地位。

    烟台师范学院高春常教授考察了切萨皮克地区人口因素与奴隶制演变的互动关系。认为烟草经济的成长导致了该地区奴隶人口出现不断增长和扩散的势头,并最终导致了人口的自然增长;反过来,人口因素的变动提高了切萨皮克地区的奴隶制的运行效率,并对法律体制和黑人文化等方面产生了重大的社会影响。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孔庆山副教授整理了国内外学者对美国土地制度研究概况,并梳理了美国联邦早期(1785—1862)土地制度演变的轨迹,辨析了我国学者研究时常常容易引起误解和混淆的几组概念,并对印第安人土地权利的变迁作了历史考察。

    天津外语学院郝克路副教授考察了19世纪初以前传媒对城市的作用。她认为美国城市传媒与城市经济同步发展,城市之间传媒的相互影响,地域之间的信息循环,又导致了更大范围的区域城市之间的信息流动和经济活动,对美国城市的近代化起到了重要作用。

    武汉大学刘绪贻教授则侧重分析了20世纪末期的美国新经济,指出新经济就是宏观经济学的四大目标——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和预算平衡的同时实现。造成新经济的原因是克林顿对传统经济理论的突破,他在制定经济政策时把凯恩斯主义、现代货币主义、供应学派和理性预期学派的观点综合在一起,形成了一套富有效率的经济运行体制。他赞同新经济造成经济周期的重大变化,“频率减少了”,经济衰退到来的时间推迟了,程度减轻了。他同时还指出新经济存在着一些隐性问题,如贫富悬殊、股市过热、公私债务过高、信息技术受经济法则制约以及海外金融市场波动对美国影响较大。

   

    (三)美国政治、军事及社会文化

    美国政治是我国学术界传统的研究重点,本次会议上也有不少学者就此提交了论文并展开热烈讨论。中国社科院世界史所孟庆龙副研究员探讨了美国两次“红色恐慌”与反共传统的确立,指出美国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麦卡锡主义时期的两次“红色恐慌”,政府制定形形色色的反共政策,使国民接受了国家安全与反共密不可分的思想观念。反共意识深深根植入美国社会并成为外交的“遗产”和“传统”。

    山东大学白雪峰博士通过对“恩格尔诉瓦伊塔尔案”的个案研究,论述了美国宪法中“政教分离”与对基督教信仰有根深蒂固传统的美国社会之间的矛盾。并指出最高法院在面对涉及根本性宪政原则的案件时,他们更多的是考虑如何判决才能更确切地符合联邦宪法的精神,而不是盲从社会舆论的压力。

    西南师范大学黄贤全副教授分析了克林顿政府的重塑政府运动,认为其核心是重新界定政府职能,引入竞争机制和企业管理模式,改革政府管理体制,既要求精兵简政,放松规制,又要求行政官员树立“顾客至上”的服务意识,讲求实效的行政理念,重塑廉洁、高效、快捷的政府形象,以此来改变体制僵化、程序繁琐、反应迟钝和难以适应信息化时代科层制官僚体制。

    东北师范大学梁茂信教授对美国政府在解决社会问题中的效用作了深入分析,指出美国在解决各种社会问题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局限性,其根源有政府操作性的失误,也滋长于美国政府体制中的矛盾性。作者分别从宪法中的矛盾性、制衡机制中的低效性、联邦制中的分散性、利益分配中的腐败性和官僚机构中的自主性论证了美国政治制度内部存在的问题怎样制约了政府在解决社会问题中的效用。

    山东师范大学陈海宏教授则探讨了内战后美国的军事建设,认为内战和南方重建后的美国社会经济发展和边疆的消失深深影响了这个时期的军事建设,首要表现在军事改革实现了军队的职业化,这是美国军事建设上的一次转折;其次美国的战略思想从“大陆主义”转变为扩张性的“海洋主义”,它为后来美国向外扩张作好了准备。但是美西战争还是反映了美军存在机构缺陷、后勤混乱和远洋作战能力的不足。

    北京大学何顺果教授在为大会所作题为《美利坚文明的历史起源问题》的学术报告中,采用社会历史学的方法,探讨新移民社会在北美大陆形成的过程,指出商业移民公司土地的私有化和“共耕制”的废除引起印白关系的急剧恶化。对劳动力的巨大需求和管理问题的日益突出,一方面在经济上引入自由劳动、白人契约奴和黑人奴隶制,另一方面在管理上引入贵族的或平民的代议制,进而从内容到形式上为一个正在诞生的新社会构建起一种独特的结构。

    陕西师范大学王成军副教授运用宗教文化学和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对印第安人和白人的文化特质加以剖析,揭示了导致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