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动态
代保平、白建才
2002年10月19日至22日，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第十届年会暨学术讨论会在西安举行，来自全国31个学术及出版单位的50多名代表参加了会议。承办单位陕西师范大学赵世超校长出席了开幕式并致词。学会顾问刘绪贻先生、方生先生参加了这次年会，黄绍湘、刘祚昌、邓蜀生、张友伦和余志森等学者发来了贺信。会议选举产生了新一届理事会及主要负责人。会议共收到论文43篇，内容涉及美国外交、政治、军事、经济和社会文化。与会代表分成三个小组，分别就九个专题进行了讨论，提出了不少新的问题，反映了中国美国史研究的新动向。
（一）美国外交史
美国外交史历来是我国学者关注研究的重点，本届年会也不例外，会议共收到20篇涉及外交及相关问题的论文。一些学者对外交问题的分析走出了传统的权势与利益范式，这是本届年会的一个显著特点。北京大学王立新副教授就从这样一个新的视角入手考察了国家认同与美国对外政策的关系，他认为美国独特的国家认同模式对美国外交的影响是导致美国把捍卫和实现普世自由作为重要的国家目标，这为美国外交注入了强烈的道义色彩。
洛阳外语学院陈效卫副教授考察了意识形态与联盟战略的互动关系，认为意识形态在美国的联盟战略中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它既是打击对手的武器，也是加强和控制盟国的有效手段。
南开大学王晓德教授分析了美国早期历史上的经济民族主义及其影响，指出早期的领导人并没有拘泥于经济自由主义所设定的框架。他们根据美国实际利益的需要，逐渐形成了具有保护性的经济民族主义。这种经济关系的变动，虽然导致了早期几任政府在内政、外交原则与实践上的矛盾与困境，但是它在美国社会的早期转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山东师范大学王玮教授考察了罗斯福外交思想的发展变化轨迹——从孤立主义到开放原则的确立，认为罗斯福开放原则的外交思想及理论在第二次世界战中得到了实践与检验，同时罗斯福对战后世界的安排也充分体现了他的世界主义世界观和开放型的思维模式。
湖南师范大学熊伟民教授对美国30年代和平运动做了尝试性研究，论证了30年代美国和平运动产生的背景、构成、发展状况及影响等问题，指出和平运动的失败正是其理论和现实脱节而造成的，它在一定程度上麻痹了人们的思想，妨碍了政府正当的战争准备。
继上届年会后，冷战史成为越来越多学者关注的一个研究领域。陕西师范大学白建才教授就冷战期间美国的“隐蔽行动”战略进行了宏观考察，认为冷战期间美国对苏东社会主义国家一直在实行一种隐蔽行动战略，它与遏制战略及和平演变战略一起构成了美国对苏东国家的三大战略，是东欧巨变、苏联解体的一个强有力的外力因素。
南京国际关系学院戴超武教授重新界定了后冷战时期美国的国家利益，他认为冷战后国内外环境造成了美国国家利益中安全、经济和价值观的内涵和外延的变化。他们在国家外交目标的优先顺序也会时常变动。戴超武认为虽然三者有矛盾与冲突存在，但是安全、经济和价值观作为国家利益的核心要素地位却不会动摇。他还指出了一些失于规律的偶发事件对美国的国家利益的界定和实现所产生的巨大冲击，如“9·11”恐怖袭击事件就是一个典型。
有关冷战期间核武器的研究也引起一些学者的兴趣。南开大学赵学功副教授分析了美国在60年代对中国发展核武器的反应，其中包括是否应该从地缘政治的角度让日本、印度或澳大利亚也发展核武器以保证远东的核战略平衡，以及直接对中国进行军事打击。他论证了美国最终没有对中国进行军事打击的原因：首先是对中苏关系评估不足；其次国内军方和国务院的意见也不一致；最后正在陷入的越战也产生了一种心理阴影。
南开大学杨令侠副教授分析了冷战后的加美关系，认为加拿大对美国的战略地位在下降，处在美国保护下的加拿大开始以独立的积极姿态迈入世界舞台。她通过对美加伙伴关系的分析，重新检讨了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理论。
跨学科理论导入历史分析常会产生一种新的判断。苏州大学金卫星教授考察了经济关系变迁与国际关系的互动。他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经济结构的变化入手，分析了30年代大萧条期间各国金融和贸易政策的结构性调整，阐述了伦敦世界经济会议酝酿、召开直至失败的历史过程，对伦敦世界经济会议的性质和历史作用也做了客观评价。他认为会议没有找到挽救欧洲经济的复兴良药，却给了美国介入欧洲金融市场的机会。河北师范大学赵克仁教授引入经济学的博奕论概念分析美国与阿拉伯国家、以色列的关系，认为美国主导中东和平进程的本质就是最大化地追求自己的霸权利益。随着美国霸权的衰落，国际社会制度建设的加强，阿以之间有最终实现和平的可能性。
一些热点地区问题也再次激发了学者的兴趣。郑州大学王琛副教授认为，从1947年到1953年，美国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的态度经历了由消极到积极、再到彻底失望的转变，但始终避免直接介入，在印巴之间采取中立政策。这种状况是美国防止苏联趁机介入南亚事务和南亚非自身利益核心区域的思考而形成的。
（二）西部开发与经济发展
美国西部开发与经济发展是本届学术讨论会的又一个重点。
厦门大学王旭教授对美国西部开发时期联邦政府的土地政策实施情况及其作用进行了梳理。他认为国有土地私有化是西部开发的基础和前提，也是政府引导和规范西部开发的主要手段。政府的土地私有化加快了西部农业开发和经营方式的变革，促成了横贯大陆铁路的铺设，也促进了西部城市化。对私有化过程中出现的土地投机和宅地法等争议，应该将这些现象结合起来进行系统考察。厦门大学博士生苏宁对美国西部开发失误现象进行了初步探析。指出失误主要体现在资源开发缺乏妥善保护以及重复建设和铺张浪费上。这种失误是美国的社会经济条件、人们思想水平、社会心理状况等诸多主客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陕西师范大学马瑞映副教授从美国西部开发的战略着手，探讨了西部开发的成功之处——均衡化发展、开发中的点面结合以及充分利用市场经济原则。
华中师范大学李其荣教授通过对劳动力、早期土地资源的开发、引进优良品种和农业技术知识、种植业和畜牧业两大农业部门等四个层面的分析，阐述了外来移民对美国农业开发所起的影响。厦门大学韩宇博士对洛厄尔这个典型工业城市做了个案研究，从洛厄尔在两个世纪发展历程中的两度沉浮，探讨了美国城市工业化道路上的一些启示。认为主导产业多元化是城市经济保持稳定的重要特征，同时还应该正确认识高新技术产业的作用和地位。
烟台师范学院高春常教授考察了切萨皮克地区人口因素与奴隶制演变的互动关系。认为烟草经济的成长导致了该地区奴隶人口出现不断增长和扩散的势头，并最终导致了人口的自然增长；反过来，人口因素的变动提高了切萨皮克地区的奴隶制的运行效率，并对法律体制和黑人文化等方面产生了重大的社会影响。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孔庆山副教授整理了国内外学者对美国土地制度研究概况，并梳理了美国联邦早期（1785—1862）土地制度演变的轨迹，辨析了我国学者研究时常常容易引起误解和混淆的几组概念，并对印第安人土地权利的变迁作了历史考察。
天津外语学院郝克路副教授考察了19世纪初以前传媒对城市的作用。她认为美国城市传媒与城市经济同步发展，城市之间传媒的相互影响，地域之间的信息循环，又导致了更大范围的区域城市之间的信息流动和经济活动，对美国城市的近代化起到了重要作用。
武汉大学刘绪贻教授则侧重分析了20世纪末期的美国新经济，指出新经济就是宏观经济学的四大目标——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和预算平衡的同时实现。造成新经济的原因是克林顿对传统经济理论的突破，他在制定经济政策时把凯恩斯主义、现代货币主义、供应学派和理性预期学派的观点综合在一起，形成了一套富有效率的经济运行体制。他赞同新经济造成经济周期的重大变化，“频率减少了”，经济衰退到来的时间推迟了，程度减轻了。他同时还指出新经济存在着一些隐性问题，如贫富悬殊、股市过热、公私债务过高、信息技术受经济法则制约以及海外金融市场波动对美国影响较大。
（三）美国政治、军事及社会文化
美国政治是我国学术界传统的研究重点，本次会议上也有不少学者就此提交了论文并展开热烈讨论。中国社科院世界史所孟庆龙副研究员探讨了美国两次“红色恐慌”与反共传统的确立，指出美国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麦卡锡主义时期的两次“红色恐慌”，政府制定形形色色的反共政策，使国民接受了国家安全与反共密不可分的思想观念。反共意识深深根植入美国社会并成为外交的“遗产”和“传统”。
山东大学白雪峰博士通过对“恩格尔诉瓦伊塔尔案”的个案研究，论述了美国宪法中“政教分离”与对基督教信仰有根深蒂固传统的美国社会之间的矛盾。并指出最高法院在面对涉及根本性宪政原则的案件时，他们更多的是考虑如何判决才能更确切地符合联邦宪法的精神，而不是盲从社会舆论的压力。
西南师范大学黄贤全副教授分析了克林顿政府的重塑政府运动，认为其核心是重新界定政府职能，引入竞争机制和企业管理模式，改革政府管理体制，既要求精兵简政，放松规制，又要求行政官员树立“顾客至上”的服务意识，讲求实效的行政理念，重塑廉洁、高效、快捷的政府形象，以此来改变体制僵化、程序繁琐、反应迟钝和难以适应信息化时代科层制官僚体制。
东北师范大学梁茂信教授对美国政府在解决社会问题中的效用作了深入分析，指出美国在解决各种社会问题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局限性，其根源有政府操作性的失误，也滋长于美国政府体制中的矛盾性。作者分别从宪法中的矛盾性、制衡机制中的低效性、联邦制中的分散性、利益分配中的腐败性和官僚机构中的自主性论证了美国政治制度内部存在的问题怎样制约了政府在解决社会问题中的效用。
山东师范大学陈海宏教授则探讨了内战后美国的军事建设，认为内战和南方重建后的美国社会经济发展和边疆的消失深深影响了这个时期的军事建设，首要表现在军事改革实现了军队的职业化，这是美国军事建设上的一次转折；其次美国的战略思想从“大陆主义”转变为扩张性的“海洋主义”，它为后来美国向外扩张作好了准备。但是美西战争还是反映了美军存在机构缺陷、后勤混乱和远洋作战能力的不足。
北京大学何顺果教授在为大会所作题为《美利坚文明的历史起源问题》的学术报告中，采用社会历史学的方法，探讨新移民社会在北美大陆形成的过程，指出商业移民公司土地的私有化和“共耕制”的废除引起印白关系的急剧恶化。对劳动力的巨大需求和管理问题的日益突出，一方面在经济上引入自由劳动、白人契约奴和黑人奴隶制，另一方面在管理上引入贵族的或平民的代议制，进而从内容到形式上为一个正在诞生的新社会构建起一种独特的结构。
陕西师范大学王成军副教授运用宗教文化学和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对印第安人和白人的文化特质加以剖析，揭示了导致双方冲突的内在文化机制，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文化冲突对美国历史和现实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华东师范大学王春来副教授探析了美国文化战争概念的内涵及产生的原因，揭示了其与多元文化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密切关系。
厦门大学胡锦山副教授考察了20世纪后半期美国白人种族态度的变化，指出赤裸裸的吉姆·克劳种族主义已经被消极放任无为的种族主义取代，白人抵制政府在取消种族隔离上的努力，听任黑人处境的恶化，将其归咎黑人自身，从而使种族歧视仍然是黑人融入主流社会的一个障碍。
（四）中国的美国史学
此次年会是在新世纪召开的第一届年会，回顾和展望中国的美国史学也就成了会议的一项重要任务。北京师范大学黄安年教授对2000年中国的美国问题研究做了定量分析，认为经济、政治和文化已成为近年来我国美国问题研究中的三大热点，军事问题研究也开始凸现。但对教育和社会研究较薄弱，文章的重发率也在上升。
南开大学李剑鸣教授在开幕式上所作的学术报告中回顾总结了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的美国史研究状况。在小组讨论中他从杨生茂教授的《探径集》谈起，宏观评估了建国以来中国美国史学的发展与未来走向。他对杨生茂教授等老一辈美国史学工作者做了客观而准确的评价，称他们为中国美国史学的“架桥和铺路者”。指出他们为原始资料的积累、研究结构框架建立和新一代美国史研究者的培养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改革开放以来新一代史学工作者也做出了不少成绩，如研究领域逐渐扩大，专题研究和资料积累也有了明显的进展，在观念和方法上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他尤其强调学术规范意识的形成是“前所未有的一个巨大进步”。但是目前的研究水平还亟待提高，我们必须着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美国史学。
倪峰
2002年10月26日-28日，由中美关系史学会、厦门大学美国史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共同举办的“东亚国际关系中的中美关系”研讨会在厦门大学举行。国内33个学术机构的60多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提交论文44篇。与会者就中美关系的演变、影响中美关系的国际因素、当前的中美关系等方面问题进行了讨论。
（一）中美关系的演变过程及其重要的历史事件、现象和人物
在这方面的讨论中，首先，中美关系史学专业研究委员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 院美国研究所副所长陶文钊教授在大会主旨发言中将中美关系的演变划分为前近代、近代、后近代、冷战和后冷战五个时期，宏观地分析了各个时期东亚国际关系与中美关系之间的相互作用，并对各个时期一些重大历史和现实问题进行了分析。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牛军以朝鲜战争期间美国“战争局部化”政策的形成过程为例，对中美之间在经历这场历史上最严重的冲突时美国政府方面的危机处理机制、决策过程，以及影响决策诸多关键因素进行了探讨。他认为，对此类历史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有助于为未来中美关系的稳定提供借鉴。北京大学历史系牛大勇教授利用丰富的历史资料，对中国进行核试验前夕，美国政府对此问题的政策形成过程进行了分析。在分析的过程中，牛教授充分考虑了中苏论战、苏美英禁核条约谈判等重要的国际因素，使有关的立论更加完整。南京大学中美文化中心任东来教授对1941-1949年期间美国在华的军事机构，如美国驻华军事代表团、盟国中国战区等的演革进行了全面梳理，认为对1946-1949年期间美国驻华军事顾问团在中国内战中的作用应当进行更加全面的评估。
同济大学文法学院仇华飞教授通过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时期美国的高关税政策、《互惠贸易协定法》，以及“九·一八”事变等因素，考察了这一时期中美贸易关系的一些突出特点，认为自1932年以来，中美贸易经历了一个迅速发展的时期，美国对华贸易迅速超过对日贸易，这对30年代中后期美国的对华政策产生了深远影响。华南师范大学历史系何慧副教授回顾了中美建交前中美两国民间交往的情况，认为在经历了将近15年的相互隔绝之后，自20世纪60年代中开始，中美两国的民间交往开始有所恢复，并得到了两国政府的支持，尽管这时交往的数量有限、渠道不多、形式单一，但是增加了处于敌对状况的两国人民和政府之间的彼此了解，这些交往构成了中美关系实现历史性突破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厦门大学外文学院陈奔从美国人权政策的发展演变的角度探讨它对中美关系的影响，认为美国对华政策的人权因素与中国的国内政治稳定之间有着一定的关系，当中国出现不稳定时，人权因素的份量就会加大，反之，就会减少。
广州大学人文学院陈永祥副教授探讨了宋子文在美国租借援华物资营运方面的作用，认为宋子文在相关事务的对美接洽和沟通方面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为中国的抗日战争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同时，在租借物资的营运中，宋子文也有玩弄权术、中饱私囊的问题，这些都降低了美国租借援华的实际效果。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仇朝兵以1945-1949年期间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推动国民政府改革为例，分析了这一时期美国对华政策，认为美国对华政策的内在矛盾性以及它与中国社会现实的脱节是美国“失去中国”的主要原因，司徒雷登的失败可以说是美国理想主义外交政策的失败。
（二）影响中美关系发展进程的各种国际因素
中美关系不是孤立的双边关系，也是东亚乃至整个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各种国际因素的探讨，无疑为中美关系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北京大学历史系王立新副教授从1900-1945年期间东亚国际关系体系所出现的一些重要变化，探讨了国际体系对其中一些重要行为主体所产生的影响。他认为，在这一时期，东亚的国际体系发生了一系列重要的变化，其中最核心的事件就是带有威尔逊理想主义色彩的威尔逊体系的确立以及最终瓦解，尽管华盛顿体系是建立在承认现状基础上的，但同时它也确立了列强在中国和平竞争，以及不得在中国谋求新的特权等原则，对日本试图独占中国的企图起到了某种体制约束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为东亚带来了秩序和稳定，有助于中国的经济复兴。中山大学历史系梁碧莹教授以上个世纪初美国的哈理曼全球铁路计划和诺克斯的东北铁路中立化倡议为线索，描述了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与日本“特殊利益”之间的矛盾，认为这种矛盾使得美日两国在获取对华利益方面开始由合作转向竞争。南京大学中美文化中心蔡佳禾教授则以60年代中国-巴基斯坦战略关系的确立为线索，分析了冷战和地缘政治因素对南亚国际格局的影响，认为与美苏相比，中国在这一地区较早摆脱了冷战思维，以现实政治为基础，构筑了一种代价不大，效果持久的政策。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刘建飞教授探讨20世纪70年代推动中美关系实现突破的世界因素，认为联合国、民族解放运动、多极化、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直接或间接对中美关系解冻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它们不仅构成了中美关系发展的国际大背景，而且推动了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中山大学历史系王德春副教授运用较为翔实的史料对抗战胜利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与解放区的交往进行了探讨。
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系李志东副教授和梅仁毅教授分析了冷战后中美关系中的俄罗斯因素，认为冷战后中俄关系的发展使俄罗斯因素在中美关系中发挥了有利于中国的影响，这种影响有可能持续存在，但目前作用有限；同时，中俄关系仍存在不确定因素，如两国在战略文化上的差异、俄国内存在“西化派”与“欧亚派”的争论等，要使俄罗斯因素继续在中美关系中发挥积极作用，应谨慎对待和处理这些问题。梅仁毅教授还和李期铿、刘学政副教授探讨了冷战期间和冷战后中美关系中的日本因素，认为日本因素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在上升，在人权和经贸领域，日本的作用在总体上是积极的，而在安全和台湾问题上，日本有可能对中美关系的发展起到越来越大的牵制作用。西安外语学院张广秦分析了中美日三角关系对中美关系的影响，认为中国应当更灵活地处理这组三角关系从而为自己谋取更广阔的发展空间。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孙逊副教授探讨了美国的新国家安全战略对东亚安全的影响，认为“先发制人”的战略加剧了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突出联盟加强了日本在地区的领导作用，同时，美国寻求与中国建立建设性关系的做法将对东亚安全格局产生积极的影响。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张扬通过美日两国在归还冲绳问题上的交涉，从一个侧面观察了美国约翰逊政府的中国观，认为约翰逊之所以对归还问题犹豫再三，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政府当时将中国视为最危险的敌人，因此企图利用冲绳的战略地位继续对中国实行遏制。
（三）当前的中美关系
尽管本次会议以历史问题为主题，但研究历史一个基本的立脚点就是为了更好地关注现实，会议期间又正值江泽民主席访美，这样，当前的中美关系自然地成为与会者讨论的一个热点。中国社科院美国所副所长顾国良教授介绍了近年来军控领域两国关系的发展，认为军控领域是推动两国关系发展的新亮点，有很大的潜力可挖，并呼吁更多的年轻学者投入到这个领域的研究工作中来。上海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黄仁伟教授通过美国最近发表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谈了目前中美关系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中国社科院美国所前所长资中筠教授、国际问题研究所郭宪纲副研究员分析了反恐与近期中美关系改善之间的关系，认为“9·11”可能标志着后冷战时代的结束和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因此，应当从这样的高度来看待反恐对中美关系的影响。中国社科院美国所副研究员倪峰则对“9·11”以来中美关系进行了较全面的回顾，认为中美关系有可能步入一个稳定发展的时期，其近期主要表现是两国高层互访频繁、在反恐领域合作机制已经建立起来、防扩散领域的合作增加，以及以中国入世为契机经贸关系继续发展。与此同时，两国关系中的结构性问题，如台湾问题、相互之间的战略疑虑、人权问题依然存在，需要两国共同探讨更为有效的方式加以管理。
深圳大学项锷副教授从重建中美关系的基础、建立远东大国合作机制的可能性、改变观念融入世界发展主流三个方面论证了与美国共处需要有一些新的思路。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李育良教授介绍了入世前后中美贸易的基本情况，认为两国之间的贸易潜力依然巨大，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美国单方面扣减中国纺织品配额、向中国对美钢铁出口加征高额关税、滥用反倾销措施、对高技术产品的出口进行限制等。国家知识产权局马秀山讨论了美国共和、民主两党的专利政策对中美经贸关系的影响。中国人民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李庆四副教授分析了美国的东亚安全战略对中美关系的影响，认为布什上台以来在对华政策方面的强硬做法，对日、韩、澳等传统盟友的重视，以及对台湾更为支持的态度，随时有可能对中美关系带来消极影响。
（四）台湾问题
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问题，此次会议又是在与台湾仅有一水之隔的厦门举行，台湾问题自然成为了讨论的一个热点。黄仁伟教授认为，近期以来，布什政府在台海问题上的立场不断向台湾方面倾斜，为此我们应当以“共同利益”和“新安全观”来化解潜在的冲突，这包括，明白无误地表明统一是中国的最高国家利益；为台独开“空白支票”不符合美国的利益；中美两国建立危机预警和管理机制；“一个中国”是中美之间的共同原则；推动三地经贸关系的发展，化解安全困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李钢研究员探讨了冷战以来台湾问题在美国地缘战略中地位的演变，认为，就目前而言台湾问题在美地缘战略中的地位还没有完全明晰化，主要有三派主张，即维持现状派、划分势力范围派、支持台独派。厦门大学历史系美国史研究所胡锦山副教授分析了1996年台海危机对美国海军战略的影响，为此美国海军提出有关四种应对方法，即加强美国的前沿部署、鼓励美国的地区盟友发展威慑力量、增加对台售武和与台军的软硬件整合、危机时对中国大陆进行战舰和空中打击。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张文生从亚太政治格局演变的角度分析了目前两岸互动的特点，即对话与对抗并存、和平与冲突并存、经济整合推动政治整合。厦门大学孙云博士讨论了冷战后亚太安全与台湾问题之间的关系，认为该地区众多的热点问题、安全机制的缺乏、“安全困境”的普遍存在及大国关系的复杂性，使台湾问题变得更加扑朔迷离。福建省委党校李才义描述了美国的台海政策由战略模糊走向战略清晰的过程，并分析了其中的原因，认为美国过分支持“台独”将纵容台湾的挑衅行为，使美失去控制台湾局势的主动权。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汪小平运用丰富的史料剖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的对台政策，认为当时美国出于打败共同敌人的需要，积极支持中国收复台湾，这在开罗会议上得到充分体现。战后，美国积极支持中国接受台湾，并且事实上承认了中国对台湾的主权。
（五）影响中美关系的政治文化因素
随着中美关系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开始探讨美国对华政策形成的深层原因，于是将研究的触角延伸到美国国内的政治文化领域。此次会议中有不少与会者提交了有关这方面的论文。解放军外国语学院美国研究中心潘志高副教授探讨了美国媒体“妖魔化”中国的问题，他以《纽约时报》为案例，对1993-1998年期间该报有关中国的报道做了详细统计和归纳，认为，美国媒体之所以对中国的报道以负面为主，主要是“媒体特性论”和“媒体霸权论”共同作用的结果。中国社科院美国所张立平副研究员全面介绍了美国新近流行的新保守主义思潮，认为这一思潮有关国际格局、安全威胁来源、美国国家利益、美国的世界地位以及有关国家主权的看法，对布什政府的对外政策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余万里从美国的实力和国际地位、后冷战时代美国的国家利益，以及美国的战略选择三个角度对冷战后10年来美国外交思想的大辩论做了分析和概括，指出，世纪之交的美国面对的是一个前所未有的特殊国际环境，美国的一超独霸地位给美国带来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问题，这使有关外交思想的辩论变得更加激烈和复杂。洛阳外国语大学江心学副教授分析了冷战后新自由主义对美国国家利益观的影响，认为，相互依存理论正在对国家中心观产生冲击，全球主义使国家不再担当保障安全的唯一角色，而新自由主义本身也对现实主义理论提出了挑战，同时他也认为，与现实主义理论相比，新自由主义的影响还相对较小，处于从属地位。北京外国语大学美国研究中心阎循华则对“布什主义”的理论构成做了分析，认为它是自由主义与现实主义新一代的“混血儿”。四川外国语学院语文研究中心张涛副教授以《美国历史评论》杂志为例，对近十年来美国历史学家的中国观进行了剖析，认为，近些年来美国历史学关于中国的研究出现了一些新动向，主要表现是意识形态色彩逐渐淡化，有关文化研究的趋势有所加强，其中典型的案例就是对中国历史中性别与男性的研究。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李育良教授则对兰德公司中国问题研究的一些特点进行介绍和分析。
任晓、沈丁立
2002年8月24-25日，由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美国室和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军备控制与地区安全”研究项目共同主办的“保守主义理念与美国外交政策”讨论会在上海举行，来自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香港大学、浙江大学和苏州大学的30余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整个会议在求实而又热烈的气氛中进行，取得了预期的效果。
（一）保守主义在美国的源起与发展
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张立平副研究员梳理了保守主义作为一种运动在美国从思想运动到社会运动再到政治运动的发展历程，认为它对美国社会政治的影响从边缘走向中心，并发展到与自由主义思潮相并立。南开大学张睿壮教授则阐述了美国的保守主义传统和当代美国保守主义的发展。
在讨论中，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沈丁立教授从词源上探讨了保守主义的含义，conservatism的词根conserve是保留、保存的意思，故conservatism也许可以用中文表达为“守成主义”。北京大学贾庆国教授指出，美国有没有保守主义，这在美国知识界曾有不同看法。路易·哈茨在其代表作《美国的自由主义传统》中认为美国没有保守主义，但曾任美国政治学会会长的康奈尔大学教授西奥多·洛伊认为有，两人可能都对，关键问题在于对“保守主义”的理解。在哈茨看来，保守主义指的是要守住等级秩序和欧洲为中心的世界秩序，因此欧洲意义上的保守主义在美国不存在，也没有市场。但洛伊的参照系是美国。在美国，保守主义所要保守的与欧洲完全不一样。19世纪美国一度容忍了南方的奴隶制。美国内战后，自由主义兴起，奴隶制被废除，原先要保守的东西不复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建立了社会福利制度。自由派和保守派在这一方面的争论不在于是否应废除社会福利制度，而在于如何改进这一制度。由于这种“与时俱进”，现在的美国保守主义，绝非欧洲的保守主义，也不是美国以前的保守主义，它具有了新的内涵。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任晓研究员强调，讨论保守主义问题应十分注意“语境”，同样的“保守主义”一语，在欧洲与在美国其涵义和指谓相差很大。这次会议要讨论的是美国的保守主义。在对自由市场的信念方面，美国保守主义是与欧洲的古典自由主义，而不是欧洲的保守主义相通的。上海社会科学院黄仁伟研究员认为，激进主义（radicalism）和保守主义（conservatism）在美国一直有，但后者占主流，是主要的传统。其总的特征是维护现状，维护美国的价值观。他还把美国保守派的共性概括为四点，即反共、维护美国社会中最有势力的集团、想尽办法把他们所反对的人妖魔化、在精神背后有物质力量的支持。 香港大学胡伟星博士提出，美国的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都有一个西方自由主义的基础，自文艺复兴以来的思想主流是它们的共同基础。此外，必须把保守主义放到一个相对的环境里，才能使之得到较好的解答。也就是说，一定要在跟自由主义的对比中、在特定的范畴中去定义保守主义。保守主义和保守派应适当区分，保守主义是一种思潮、思想，保守派是一部分人，两者有重合，但未必完全一样。美国保守主义有精神上的内涵，但它是行动导向的（action-oriented），非常实用和可操作的。
保守主义的对立面是什么?保守主义是否是跟激进主义相对？张立平副研究员对此持保留态度。她认为, 事实上现在的美国保守主义非常激进。美国的保守主义在每个时期的内涵和影响都不一样，因此应当明确我们谈的是哪个时期的保守主义和保守派。南京大学蔡佳禾教授认为，在罗斯福新政之前，美国保守主义的诉求不那么强烈。新政以来，保守主义视自由主义为敌手，但它要挑战的并不是民主、自由的价值，而是新政以来的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在美国，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划分不是学理的，而是政治的，是美国国内政治斗争的反映。有的与会学者认为，两者之间争论的余地并不大，不涉及很大的意识形态上的问题。也有学者补充道，但激烈的程度并未降低，如在堕胎与反堕胎、校内祈祷等问题上。与会者大多赞同的是，目前自由主义处于相对下降状态，而保守主义处于上升状态。新保守派在道德文化领域的咄咄逼人之势，较之老保守派有过之而无不及。
（二）保守主义与国内政治
在这一专题中，复旦大学洪涛副教授对“历史终结”论与新保守主义之间的思想联系进行了探讨，任晓研究员则以传统基金会为个案分析了美国保守主义运动的发展，复旦大学徐以骅教授研究了宗教新右翼及其对美国政治、外交的影响。三位学者发言的共同点是试图从精神和文化层面理解保守主义，认为只有把它与美国政治和政治学说相联系，才能更好地理解保守主义。
保守主义运动上升势头强劲，其背后的动力是什么？胡伟星博士提出，政治思潮的起伏与美国多元主义的政治体制有关。美国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有无数的观念、理念在相互碰撞。这些理念是如何传播，又是如何让人接受的？保守主义运动“制度化”的过程是怎么发生的？需要很好研究。美国保守主义有“活的”灵魂，它渗透到政党的党纲中。它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递进，但其基本的理念并没有变。执政者可以运用这种理念来吸引人们的价值认同，但理念与政策之间不能完全划等号。至于政策取向与宗教观念之间有无联系？如有，是什么样的联系？对此，徐以骅教授指出，美国文化有基督教的内涵，美国价值观主要来自于宗教，这还是主流的看法。宗教右翼在美国过去是防御性的，现在复兴以后，成为进攻性的了，其影响不可小视。
会议集中讨论了保守主义理念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胡伟星博士提出应考虑内政上的保守主义是怎么转化为外交政策方面的保守主义的。他认为，美国的保守主义是在同自由主义的辩论中发展起来的，其关键字眼是“国家利益”，而且其对国家利益的解释非常狭窄，布什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赖斯就是如此，且善于用“爱国主义”来包装。这与克林顿的谋士十分不同。蔡佳禾教授认为应注意保守主义在国际政治之中的基本价值观念是什么，恐怕就是西方文化，它不是主张多元的，而是倾向于一元论。美国外交中的保守主义还突出强调国家主权，美国的国家主权，决不允许别的力量对它产生约束。
有与会者提出，保守主义的理念经常是与共和党联系在一起的，但民主、共和两党都既有自由派又有保守派，应如何区分？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在美国国内政治中有很明显的分界，如大政府与小政府、堕胎与反堕胎、校内祈祷与反校内祈祷等。但在外交政策方面则不容易区别。蔡佳禾教授认为，两党之间大致上还是可以用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来区分的。从保守主义看美国外交，确实要比看美国国内政治难。有一个办法是先看内政，再看外交。贾庆国教授表示同意美国的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特定的内涵，同别的国家或地区不一样。这方面的例子很多。美国保守主义思潮在外交上比较强调主权，主张搞单边，对联合国能用则用之，不能用就将其晾在一边。以武力为后盾不一定是保守主义的专利，但是对保守派来说，对外使用武力目的是为了安全；而对自由派来说，对外使用武力目的可能是为了人权。保守主义在实际操作中更倾向于单边主义，或有选择的国际主义；自由主义则更倾向于多边的途径。保守主义更加重视问题，尤其是高位政治问题；自由主义则更重视低位政治问题，包括非核心的国家利益。有的与会者更是认为，保守主义和单边主义之间是直通车的关系。
（三）保守主义与美国外交政策
保守主义和美国对外政策中的现实主义思想之间有否关系？是什么关系？与会者就此进行了热烈讨论。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陈东晓助理研究员提出，保守主义对人性的认识是悲观的，故以现实主义为外交指导原则。保守派内部有极端的和温和的之分，在外交政策主张上也反映出来，但其差异更多地是方式上和程度上的。要建立起保守主义和美国外交政策之间的联系，主要应通过案例研究的方法进行。南京大学任东来教授认为，美国外交政策根本的价值观始终没有变化，保守主义只是“影响”了美国外交,并没有改变美国外交政策的框架，它改变的是美国外交政策的取向（approach）。这一点得到了与会学者的认同。贾庆国教授则指出进攻性现实主义与保守主义有联系。以基辛格等为代表的经典现实主义对大国力量的限度看得比较清楚，新的大国崛起是挡不住的，应对之道便是承认之并制造新的势力均衡。而新的进攻性现实主义则不同，在它看来，历史上各大国在经济增长时期都奉行扩张主义，因此美国应主动出击，新的大国冒起来要将它摁下去，以保持美国的主导地位。同时，进攻性现实主义自视甚高，于是历史的经验好象不那么有用了，在海湾战争、科索沃和阿富汗得手的新的“历史经验”一次次使他们觉得自己是正确的，甚至连苏联共产主义也给打败了。因此，新的进攻性现实主义更具有主动性和进攻性，在外交上表现为霸气。这对小布什政府的外交和防务政策有相当的影响。
胡伟星博士的通过里根政府和小布什政府的比较，讨论了保守主义理念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在他看来，这些理念表现为：（1）个人自由，从中引申出反苏、反共和意识形态化。（2）强调国家的实力。（3）经济上维护自由贸易，维护资本主义经济制度。（4）坚定追求美国一己的国家利益，并常常以他国的利益为代价。（5）在国际事务中保持美国最大的行动自由，不受约束，推到极致便是单边主义。从政策层面看，它对国际机制具有强烈的不信任感，极其注重国家荣誉和美国的信誉，并用“爱国主义”旗号打击政敌。这与国际关系中的现实主义十分接近，但不能划等号。从美国对台政策及其国内环境看，美国亲台派与保守右翼十分相近，保守亲台势力的香火在共和党中一直延续至今。民主党左翼的自由派则从80年代初开始转向亲台，批评行政当局疏远台湾。故反华联盟的成分甚为复杂。他认为，里根政府的对台政策对小布什政府影响极为深刻。小布什政府在很大程度上沿袭了里根时期舒尔茨就任国务卿后的对台政策。他的结论是，保守主义理念对美国对台政策的影响是确实的。
与会者还讨论了保守主义外交政策理念与美国反恐战争的关系。有与会者谈到，美国保守派的重要思想阵地《评论》月刊前些时候出现了“沙特：我们的敌人”这样的封面标题。也就是说，美国在追踪恐怖主义时追到了它的重要盟友沙特阿拉伯，但这在保守主义力量内部可能会引起争议。未来中东地区对美国的保守主义外交政策将会是重大问题。美国的反恐战争得不到中东伊斯兰世界大多数人民的支持，而且有可能带来几代人的仇恨，因此，现今颇为得势、处于政策主导地位的美国保守派和保守主义可能会遇到它没有想到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