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述巡礼
《美国自由的故事》 埃里克·方纳著，王希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10月第一版。全书共534页，约50多万字。
本书作者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德威特·克林顿历史学讲座教授，当代美国最有影响的历史学家之一。译者为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印地安那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本书共13章，讲述了“自由”的概念从殖民地时期到当代美国的发展历史，分析了作为思想和作为经验的“自由”相互间的关系，仔细描述了美国“自由”的四个主要维度——政治自由、公民自由、经济自由和个人自由——是如何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演变的。作者认为，“自由的内涵总是在不断地受到挑战，自由的历史始终是一个充满了辩论、分歧和斗争的故事。”“在我们的大部分时间内，许多人曾被排除在享有自由的行列之外。”“推动自由在美国历史上扩展的动力，正是来自这些被排斥的群体按自己对自由的理解、不断开展的争取享有完整的自由的斗争。”
本书原著1998年在纽约出版后，在美国历史学界引起很大反响，并很快被译成多种文字。方纳教授专门为中文版作了序。
《瞬间的力量：“9·11”后的美国与世界》 郝雨凡、王建伟、于滨、林至敏著。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年9月第一版。全书共403页，约28.4万字。
本书四位作者分别为美国科盖特大学终身教授郝雨凡、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王建伟教授、美国文博大学政治学系于滨副教授，以及美国印地安那州立瓦尔坡莱硕大学政治系教授林至敏。该书通过格局篇、美国篇、大国篇、地区篇和结论篇五部分的论述，从三个层次探讨了“9·11”事件对美国的影响，即：“9·11”事件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美国，改变了世界？这一事件是怎样改变美国和世界的？这一事件将对美国和世界的未来发展产生什么影响？对中国又会有何种影响？作者认为，“9·11”的撞击使美国变得更加专横霸气，大国之间的关系也因美国的变化而出现调整，美国的全球军事同盟空前加强，这使原本难于驾驭的中美关系出现新的情况，也向正在崛起的中国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本书语言通俗易懂、生动活泼。作者试图藉此，向公众揭示“9·11”事件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Eliot A. Cohen, “A Tale of Two Secretaries,” Foreign Affairs, May/June 2002, Vol.81, No.3, pp.33-46.
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在“9·11”之后成了一位“作战部长”，这似乎比他当国防部长的日子要好过得多。但作者认为国防部长是一项更棘手的工作。科恩列举了官僚政治准则和几乎难以对抗的压力，以及实施必然要打击那些强大利益集团的军事改革所需要的“异常的政治意志”。作者同时指出，也存在“重要的起抵消作用的力量”，诸如那些精力充沛的年轻官员骨干，他们熟悉并愿意试验信息科技。作者还讨论了“军事采购系统的病理”，认为需要进行“更加广泛和更加深入的改革”。此外，作者认为军方需要开发大多被忽视的两项功能：动员和职业教育。文章最后的结论是，当前美国防务政策的困境源于“美国在承认其独一无二和世界历史性的作用时极其矛盾并且不完全清醒。”科恩认为，美国迟早要适应这一事实，越快越好。
Phillip Coyle, “Rhetoric or Reality? Missile Defense under Bush,” Arms Control Today, May 2002, Vol.32, No.4, pp.3-9.
从1994年到2001年，作者一直是助理国防部长和作战试验及评估主管，他认为即使布什政府试图把它的分层导弹防御计划同前任政府区别开来，但这种导弹防御计划“实际上仍然是克林顿的系统”。根据他对战区导弹防御系统和国家导弹防御系统各组件的分析，作者认为成功试验的速度“将是美国能多快部署一套国家导弹防御系统的主要决定因素之一”。科伊尔补充说，应该对导弹防御技术能提供多少东西有一个现实的预期，“决策者应该谨慎，美国外交和安全的目标及政策不能依赖现在不管用、在可见的将来也可能不怎么管用的东西”。仅仅一套武器系统不能替代作者所谓的“合理执行外交政策”。
Donald H. Rumsfeld, “Transforming the Military,” Foreign Affairs, May/June 2002, vol. 81, no.3, pp.20-32.
为了迎接21世纪威胁的挑战，美国国防部长列举了美国进行军事改革的必要。他的六个改革目标分别是：（1）保护美国本土以及海外基地；（2）维持或者向遥远的战区投射力量；（3）不让敌人找到避难所；（4）保护美国的信息网络；（5）通过相互关联的信息技术联合作战；（6）不受阻碍地进入太空并保护美国的太空财产。
Antony J. Blinken, “Winning the War of Ideas,”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Spring 2002, Vol. 25, No.2, pp.85-100.
如果美国在一场全球思想战争中落败，那么美国在阿富汗的成功算不了什么。很多反美主义潮流之所以得到发展，不是因为美国误入歧途，而是因为美国被误解了。本文作者提出了一个12点计划，意在补救这种认知差距。
Edward Kaufman, “A Broadcasting Strategy to Win Media Wars,”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Spring 2002, Vol. 25, No. 2, pp.115-127.
考夫曼是州长广播董事会自初创以来的一名成员，他提出一项有七个支柱的战略以促使国际广播更为有效。他认为，以前在国外冲突解决方案中国际广播是被忽略的一个层面，国际广播应该恢复到在美国外交政策议程中的头版地位。
Hussein Agha & Robert Malley, “The Last Negotiation,” Foreign Affairs, May/June 2002, Vol.81, No.3, pp.10-18.
作者反对那种认为只有渐进步骤才能解决中东危机的观点，他说：“现在恰恰是美国领导的国际联盟提出结束冲突协议的时候”。两位作者回顾了以前的和平谈判存在的问题，并断言历史证明渐进方式已经失败了。他们说，可以达成一项全面协议，它既能保护双方的核心利益，又不会破坏任何一方的“红线”或者不可谈判的那些要求。而且，美国领导的国际力量能够确保这项全面协议的实施。
David Hoffman, “Beyond Public Diplomacy,” Foreign Affairs, March/April 2002, Vol.81, No.2, pp.83-95.
霍夫曼提出，美国政府的公共外交战术不应该只为了促进美国利益。他指出，美国还没有赢得这场宣传战，因为穆斯林世界仍然对美国持有一种让人不快的看法。以卡塔尔为基地的半岛电视台是阿拉伯世界的主要新闻来源，它对西方存有偏见。为了促进西方民主和自由的理想，同时不损害穆斯林文化，霍夫曼认为美国应该鼓励中东国家特别是阿富汗的那些不受约束的媒体。尽管这种办法会造成一些反美情绪，但是思想的自由交流必将促成一个思想更为开放的社会。霍夫曼提出了建立类似欧洲的“阿富汗自由电台”的想法。
Theodore A. Postol, “Why Missile Defense Won’t Work,” Technology Review, April 2002, Vol.105, No.3, pp.42-51.
本文是一流专家对美国导弹防御试验的分析，它揭示了导弹防御试验没有被报道的基本缺陷，解释了一个落后的敌人如何能用简单的技术击败导弹防御系统。作者认为，五角大楼导弹防御处的高层领导和承包商错误地陈述或者扭曲了从试验中得出的结果，并且临时拼凑了随后的试验项目，到现在为止，这种情况仍在继续。这种蓄意的行为向导弹防御系统应该保护的白宫、国会和美国人民掩盖了该系统的关键弱点。
（樊吉社 供稿）
George Lodge, “The Corporate Key: Using Big Business to Fight Global Poverty,” Foreign Affairs, Vol. 81, No.4, July/August 2002, pp.13-18.
作者认为，官方援助并未带来使贫困持续减少的结果，而贸易本身也不能消灭贫困。他建议采取新的办法来对付贫困：建立一个由联合国特许成立的全球性法人团体合资企业——世界发展公司（World Development Corporation，WDC）。在富国和各发展银行的帮助下，它可以从事各种在金融、劳工、教育、环境和社会回报方面具有潜力的商业项目。这些项目在起动时可以得到补贴，但长期而言必须赢利。WDC可以在可口可乐、英特尔和戴姆勒-克莱斯勒等大公司的经验和技能基础上进行建设，多年来这些公司都在发展中国家经营着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作者认为，这些公司拥有WDC的成功所需要的技能、技术、进入全球市场的能力、信用及政府的支持。
(王荣军 供稿)
Francis Fukuyama, “Social Capital and Development: the Coming Agenda,” SAIS Review, Vol. XXII, No.1, Winter-Spring 2002, pp.23-37.
按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弗朗西斯·福山的观点，社会资本指的是文化中与经济绩效有关的部分，如信任。比方说，某些南美州和亚洲文化中信任只及于家庭成员，从而削弱了对经济发展所必需的法制的支持。在哥伦比亚和前苏联集团的那些国家，其经济上的失败在于文化根源，社会资本的建设需要加强法制和基本的政治体制。他认为，在一些国家，亲缘关系或传统社会集团关系可能会阻碍更为现代的政治和经济体制下信任的建立，这时就必须找到创造性的方式来实现某种过渡。
John Maggs, “Will the Recovery Last?” National Journal, Vol. 34, No. 15, April 13, 2002, pp. 1050-1056.
人们很容易就忘记了，当1981年美国经济出现双谷型衰退时，大家是多么吃惊。当时，在1980年2季度第一个谷底，美国经济按年率计算下降了7.9%，但此后的三个月里只下降了0.6%。随后经济迅速回升，10月到12月的增长率高达7.3%，接着，1981年的头三个月，经通货膨胀调整的增长率又剧减为8%。
David G Victor & C. Ford Runge, “Farming the Genetic Frontier,” Foreign Affairs, Vol. 81, No.3, May/June 2002, pp.107-121.
维克多是斯坦福大学能源和可持续发展项目主任，郎格是明尼苏达大学应用经济学和法学教授。他们认为，生物技术的支持和反对者过于极端的立场，使生物技术难以发挥让全世界的食品生产者和消费者都过得更好的作用。他们相信，要发挥出生物技术的潜力，需要政府的干预而不是自由放任。首先，管制机构对与生物技术有关的问题要采取零容忍政策。其次，美国和欧盟应避免诉诸世界贸易组织来解决生物技术方面的争端，以防其裁决使双方更加敌对。第三，富裕国家的政府应引导生物技术方面的研究，使其以一种有利于穷国人民的方式来进行。第四，生物技术专利所有者要从其专利中获得足够的利润以确保进一步的研究能进行下去，而贫穷的农场主要用受专利保护的种子来获得食物，政府应平衡双方的利益。
Dodd, (interview) “Untangling Enron: the Reforms We Need,” Challenge, Vol. 45, No. 2, March/April, 2002, pp. 67-76.
一位衍生金融工具专家很久以前就针对安然的问题提出过警告。他坚信，除非对店头衍生工具市场强制实施新的信息披露规则和资本要求，否则其他的安然还将出现。在一次接受访问时，他分析了安然的问题以及如何有效避免这类事件重演。
(王荣军 供稿)
Francis Fukuyama, “Gene Regime,” Foreign Policy, No.129, March/April, 2002, pp.57-63.
近来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强化了对生物技术进行监管的必要性。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院政治经济学教授弗朗西斯·福山呼吁国际社会采取一致行动，以控制“危及人类尊严与福祉”的生物技术的发展。他提出，各国必须建立起有权威的机构，确立有科学依据的标准，协调无限的研究欲望与对人类伦理道德和环境的关怀之间的矛盾。福山宣称，如果各国政府负起责任来，有效地控制用人体做试验和被改变了基因的器官的生产，就可以在国际层面上防止滥用生物技术的同时，保护科学研究的进展。福山认为，通过协调各国的政策，各国政府在这方面的工作模式可以为实现创造性的全球治理打下坚实的基础。他指出，现在只有世界贸易组织是惟一有权监管生物技术的国际组织。而从长远来看，以贸易为基础的监管将不足以解决将来出现的具有挑战性的问题。
Frank Rose, “Big Media or Bust,” Wired, March, 2002, pp.90-97.
在过去十年间，美国的传媒业和电信业发生了剧变。通过对现状的考察，罗斯发现，这种变化还远未完结。他认为，这两个行业的前景是，大公司不断地合并重组，小公司频繁地破产倒闭，竞争的减少与垄断的加剧还在发展，消费者选择的余地仍旧在缩小。联邦通讯委员会主席迈克尔·鲍威尔却不这么看。他是自由市场理论的坚定捍卫者。他对这两个行业的发展前景表示乐观，因为他认为这两个行业技术革新的潜力很大，随之而来的将是不断涌现出来的新产品。他目前正在对联邦通讯委员会进行重组，以使该委员会制订的法律法规能够适应行业变化的需要。尽管一些观察家对这两个行业未来的发展前景堪忧，但鲍威尔说，“某个行业或某个政府是否失败无关紧要，重要的是，技术是在不断地进步的，其步伐不可逆转。”
Jack Miles, “Technology And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Cross Currents, Vol. 51, No.4, Winter, 2002, pp.451-458.
迈尔斯是J.保罗·格蒂托拉斯总裁的高级顾问，研究国际问题的太平洋学会的成员之一。他认为，如果想弥合西方与穆斯林世界之间的鸿沟，宗教神学必须在国际外交活动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他注意到，美国和欧洲的国家在与中东的国家打交道的时候，往往高估了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影响，而低估了伊斯兰教作为一种信仰的作用。迈尔斯指出，西方的世俗化进程确实帮助西方人超越了基督教自身历史上的宗教战争，但是，当世俗化的西方与伊斯兰世界交往的时候，如果忽视了伊斯兰教的作用，就是“忽视了在伊斯兰好战分子眼中西方最应该接受的东西。因为实际上，伊斯兰宗教领袖对公众的支配力比平民领袖的支配力要大得多。”在迈尔斯看来，如果只是用“外科手术式”的办法“切除”恐怖主义的话，西方并不能赢得和平，而只有当“伊斯兰教内部真正地出现了与现在不同的另一种观点”时，和平才会来临。他认为，在这一进程中，西方的穆斯林，特别是美国的穆斯林能够发挥关键的作用。
Kenneth A. Bruffee, “Taking the Common Ground: Beyond Cultural Identity”, Change, Vol. 34, No.1, January/February, 2002, pp. 10-17.
布拉菲在此文章中说：“我们现在的机构都被‘别人’渗透了，甚至连小镇上的大学也被越南人、朝鲜人、非洲裔美国人或者西班牙裔美国人的社团包围了，而且这些社团都保持着——至少是默默地保持着自己的文化特征。同样地，大学的大部分学生、教授、管理者和工作人员都是移民，或者移民的后代。”布拉菲发现，在过去的30年里，通过支持独特的族群生活方式和俱乐部活动，以多元文化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教育实践已经承认了各族群对自身的文化认同。针对这种情况，他认为，现在，我们的生存与其说是依赖于把“我们”与“他们”区别开来，不如说是取决于能否发掘和培养我们对于“共同基础”的更明确的意识。这个“共同基础”就是，人类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所具有的共同利益。
Richard Pells, “American Culture Goes Global, or Does It?” 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April 12, 2002.
在作者看来，自“9·11”事件发生以来，对于美国大众文化是怎样引起中东乃至世界各地的人们的厌恶，甚至是强烈反应的问题，人们已经说得很多了。但是，佩尔斯个人认为，美国不仅是全球文化的输出者，也是全球文化的接受者。他断言，美国文化之所以能广布世界各地，主要是因为美国文化汲取了外来文化的风格和思想。他的结论是，美国的大众文化并没有把世界文化变成美国文化的复制品，正相反，美国对外来文化的依赖使美国成了世界文化的复制品。
Kathleen A. Mahoney; John Schmalzbauer; James Youniss, “Religion: A Comeback On Campus,” Liberal Education, Vol. 87, No.4, Fall, 2001, pp.36-41.
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宗教在高等教育中的地位似乎下降了。但一项对于教会所属大学的研究与一项对宗教与高等教育现状的考察发现，在20世纪的最后10年里，宗教重返校园。本文的三位作者考察了宗教在校园复兴的原因，指出了教会大学和一般的大学在宗教问题上面临的挑战。他们注意到，除了福音会教派的影响，一种新的宗教的多元主义思想正在改变学生的宗教生活。
Shibley Telhami, “Arab And Muslim America: A Snapshot,” Brookings Review, Vol. 20, No.1, Winter, 2002, pp. 14-15.
作者在文章中指出，“在美国，人们对阿拉伯人和穆斯林存在很多误解。”“尽管这两个群体有许多共同点，但两者的人员构成却有明显的不同。在美国的大多数阿拉伯人不是穆斯林，而在美国的大多数穆斯林也并不是阿拉伯人。”“9·11”事件发生以后，布什政府及其他美国政治领导人都强调，恐怖袭击不代表伊斯兰教义的思想，美籍阿拉伯人和穆斯林是忠于美国的，其权利应该得到保护。作者观察了美籍阿拉伯人和美籍穆斯林对这些讲话的反应。他注意到，2001年10月末进行的佐格比（Zogby）民意调查显示，大多数美国人对穆斯林的宗教信仰持正面的看法，而且绝大多数美籍阿拉伯人和穆斯林支持布什总统对“9·11”事件的处理。
（卢宁 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