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研究》2002年第2期
“9·11”事件与美国保守主义
郝雨凡
〔内容提要〕近年来美国政治风向在缓慢向右移动，保守主义有兴起之势。“9·11”恐怖袭击事件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美国的保守主义运动。布什政府以反恐和国家安全为由，对内采取了一系列举措，强化社会控制，蚕食公民权利，扩大行政当局权力，并削弱立法和司法部门的权限。这已经引起美国公众的警觉和自由派势力的抵制。但预计近期内一个活跃而武断的行政当局将会成为美国的政治现实，美国公民的隐私权将受到一定限制，美国社会的宽容、开放、司法公正和独立也将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削弱。虽然布什希望延长“反恐战争”，重振美国保守主义运动，但美国多元政治中的约束力量也已经开始发挥作用。
关键词：美国政治/保守主义/“9·11”恐怖袭击事件
“9·11”事件对美国的国家安全、经济、政治和外交产生了深远影响。恐怖袭击不仅使美国人在心理上造成本土已不再安全的阴影，迫使美国政府重新界定其国家安全威胁，而且突显出美国政治和社会的许多深层次矛盾，对美国多元的社会体系也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布什政府在维护国家安全和反恐名义下，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扩大行政当局的权限、强化社会控制、加强移民管制、建立军事法庭、大幅度增加国防预算和国内安全经费，甚至限制媒体的某些报导。这些“反恐举措”不仅引起美国国内民权组织的警觉，也向世人提出这样的问题：“9·11”事件是否正在改变美国政治的走向？如何改变？在反恐战争中，美国能否继续维持其一贯坚持的民主、法治、人权和开放社会等价值理念？近年来美国保守主义有抬头之势，“9·11”事件是否会使美国政治更加趋于保守？本文旨在分析探讨“9·11”事件对美国政治，尤其是美国保守主义的影响。
一、美国保守主义的渊源及近年来的发展
保守主义作为政治理念(political ideology)是指一种关于政府和社会应如何运作、好社会能怎样产生的信仰和价值观。笼统地说，保守主义珍视传统的稳定性，珍视社会的自然秩序及人的道德规范。【注释】J.S.McClelland, ed., The French Right from de Maistre to Maurras（New York Harper, 1970).【注尾】保守主义倾向于维持现状，认为以人类有限的知识去设法左右未来的复杂是极其危险的；强调人们应该珍视今天拥有的一切，因为人类已经在许多问题上做出过错误的选择，给社会造成沉重的代价；若改变现状，只会使社会秩序变得更为糟糕。即使变革迫不得己，人们也要选择缓慢进行,因为任何革命或激进式变革都可能摧毁一个完善社会的必备条件：历史形成的社会秩序体系，而维持现有秩序体系需要政治稳定。保守主义者认为维持政治稳定的唯一途径是控制变化的速度，使新生的力量缓慢融入现有体制。【注释】William Safire, Safires Political Dictionary: The New Meaning of Politics (Random House, 1978).【注尾】
美国的保守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势力与政党密切相关。众所周知，在美国的政党政治中，共和党和民主党各自代表着一定的政治理念和势力，两党提名的总统候选人经常是轮流入主白宫。尽管近年来有人不满两党的“候选人政治”，试图组织第三势力，但美国主流政治仍然是两党主宰的天下， 共和、民主两党的争执仍然是美国国内政治的晴雨表。通常，人们喜欢将美国人的政治倾向简单划分为自由主义(liberalism)和保守主义(conservatism)，并将保守主义同共和党联在一起，认为共和党代表中产阶级、富人和大公司的利益，而民主党则较为自由、开明，较多关注劳工和其他弱势群体。的确，共和党的中坚力量是白人男性、清教徒、中上层阶级，而民主党的中坚力量是少数族裔、妇女、犹太人、工人阶级和多数50岁以上的选民，但事实上，两党的区别远非如此简单。为清楚地了解美国保守主义的特征和“9·11”事件对其的影响， 有必要简单回顾一下美国政治分歧的起源和发展，因为今天美国政坛上两党的争执是其历史发展的延续。
早期的美国移民来自英国和欧洲大陆。由于17、18世纪的英国和欧洲政治制度的腐败和专断， 新大陆的移民大都是崇尚自由的个人主义者。经济上，他们推崇无政府干涉的自由经济(laissesfaire)， 政治上，则希望政府的权力越小越好。当然， 极端自由主义者希望没有任何的政府控制，但那又会导致令人无法忍受、弱肉强食般的社会环境，以至于人们会因此失去安全感。为了得到生命和财产的安全，美国早期思想家们接受欧洲启蒙运动时提出的社会契约理论。主张人们放弃一部分个人自由，依靠政府，换取秩序和安全保障。在这种社会契约的安排下，每个人在政治上都是平等的，不论强弱贫富；在法律上也是平等的，大家都必须遵守法律，也都受到法律的保护。这种政治理想基于这样的信念，即理性的个人会做出对自己利益最好的判断，政府只应为人们提供必要的公共安全保障，免受各种伤害，但这种保障功能不应损害人们独立和自我发展的机会，更不能成为对个人自由的威胁。这种政治理念构成了美国古典自由主义的思想基础。
到18世纪末美国建国之初，精英们开始关注在北美大陆应建立怎样的政府。当时的主流意识是共和主义(republicanism)，认为公民有权选举代表管理政府和联邦主义(federalism)，即联邦政府和地方(州)政府的关系应是权力分享。基于对英国国王腐败和滥权的深刻记忆，开国之父们考虑最多的是如何建立制约机制，防止大权独揽和滥权。经过辩论产生的美国宪法，将政府权力、政府组织、运作程序和与公民的关系以及公民的权利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虽然民主共和党的内部派系在 1828年分裂成今天的民主党和共和党， 但在19世纪大多数时间和20世纪初，主导美国政治的主流理念是古典自由主义。精英们希望政府的权力不易过大，经济交由市场，社会进化应是适者生存。但伴随着工业革命和众多移民阶梯式的竞争，随之而来的是社会急剧的两极分化。由于机会并不平等，工人们对就业机会的竞争远比雇主们对劳动力的竞争要激烈，雇主与雇工之间的关系明显有利于雇主。一部分人在剥削他人的基础上暴富，而大多数民众则沦为贫困。富人对政治的影响也远远大于穷人。结果，政府政策越来越偏袒富人，接踵而来的是政治特权化和社会动荡。自由主义阵营开始分化，其右翼仍然是那些或受益或相信可以受益的个人主义者，希望维持现状， 提倡政府的最小化；而其左翼则开始批判现实政治，希望政府能改善社会不公，改进弱势群体的生存状况。在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进行系统批判的时候，自由主义左翼也在开始强调机会平等，强调政府应该在促进社会公正方面发挥的正面功能。
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社会不公导致美国全国性的社会动荡。有组织的工人罢工接连不断，政坛上甚至一度出现代表弱势群体的平民党(Peoples Party)，这最终导致老罗斯福总统向来自底层的抗争做出相应的让步。1929年的经济大萧条使更多的自由派重新认识政府的作用和古典自由主义原则。纯粹的自由经济(Laissezfaire)似乎已经失败，并被视为是经济大萧条的主要原因。一些自由主义精英也指责胡佛政府，认为其袖手旁观的政策对大萧条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罗斯福总统的“新政”就是基于这种认知，其核心是通过政府的积极参与来达到刺激经济、减轻民众苦难，维持社会公正的目的。这时，自由(liberty)似乎有了新的涵义，它不仅指不受政府压制的消极自由，还应包括改善一部分人群生存条件的积极自由。政府应该提供教育、就业机会和福利保障， 使人们享受真正意义上的自由。罗斯福的进步自由主义(progressive liberalism)强调政府在解决经济和社会问题、促进公共利益(public good)方面应该发挥积极作用。他提倡机会平等、改善“被遗忘”人群的状况，并缩小贫富差距，但这要求大幅度增加税赋和政府开支。可以说，罗斯福的“新政”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今天民主党的政治思想基础。60年代约翰逊政府的“伟大社会”计划和90年代克林顿政府对社会医疗保障体系的改革，都是这一精神的延续和扩展。这一理念在美国政治版图上处于左侧。而处于更左边的是一些极端的激进社会进步主义者(communitarian)，认为政府应该管得更多，做得更多。
在政治版图的右侧则是延袭了古典自由主义另一面的保守主义者，强调最小限度的政府干涉和最大限度的自由经济。其思想基础的主体是自由意志(libertarianism) 理念。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古典自由主义的现代翻版，强调最大限度市场自由和个人自由， 而个人自由仅被消极的定义为没有来自政府的压制(restraint and coercion)。自由意志主义者反对强调集体目标， 因为那将使个人不得不放弃个人的目标，而在他们看来，目标应该永远是个人的，而不应是社会的。他们反对来自政府的税赋，认为税赋就是压迫和奴役，虽然他们也承认政府维持秩序的必要功能，但税赋应越少越好。在社会公正问题上，自由意志论者并不在意“自由”的周边环境，认为有没有钱去买一顿饭， 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有去买的自由。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保守主义面临着内部自由意志主义和传统主义在政治和哲学理念上的分歧。传统主义(traditionalism)虽然以保存传统稳定性、维持现状为目的，反对社会变革， 但也反对自由资本主义功利性的扩张。传统主义者强调社区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原则，道德价值高于利润，自我约束高于消费主义。用其代表人物柯克(Russell Kirk)的话说，“保守主义不仅仅渴望大量的金钱，经济上的自利并不能维系一种经济制度，更不能够维系社会秩序。”【注释】Russell Kirk, The Conservative Mind, from Burke to Santayana (Chicago: H. Regnery Co.,1953), p.7.【注尾】在政治上，传统主义者赞成政府用强制手段维持社会秩序，维持传统道德理念，甚至不惜牺牲个人自由；反对政府接济弱势群体、促进社会平等的项目；在文化上，不满文化多元，反对违反传统道德的同性恋等；在经济上，则支持市场资本主义，反对政府干预经济。传统主义同自由意志主义在政治理念上有相当程度的交叉， 他们构成美国共和党的思想基础。
不错，当代美国政党性质在发生改变，许多政客将政党作为谋求政府职务的工具，这使得许多公众担心“政党政治”正在演变成“候选人政治”【注释】Kay Lawson,“Why We Need Real Political Parties,”Cigler and Loomis, ed., American Politics: Classic and Contemporary Readings (Houghton Mifflin, 1999).【注尾】但共和、民主两党在政治理念上的区别依然存在。尽管两党在支持资本主义、尊重私有财产、 崇尚法治、尊重三权分立的制约和反对政府对生产资料的占有等方面有其共识，但在社会财富分配、公共福利,以及政府职能和目的上的确存有明显的分歧。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政府到底应该有多大？政府应该管什么？不该管什么？政府是否可以合法使用强制手段控制人们的行为？是否应介入甚至领导经济活动？能否用强制手段来促进社会变革？ 要增税还是减税？增谁的税，减谁的税？如何在保护私有财产的前提下减少资源和财富占有上的不平等？ 如何既保障自由竞争又照顾到社会福利？归根结底，美国政治的两大困境是早期在“自由和秩序”和今天在“自由和平等”这两对冲突利益之间进行取舍。自由、秩序和平等三者显然无法同时兼顾，因为在谋求秩序和社会平等时，无法不影响到(起码是一部分人的)个人自由。虽然在内部又各有温和与激进的不同， 但总体说来，自由主义反对政府介入私人生活，但赞成政府介入经济事务，启动社会工程；而保守主义则反对政府介入经济，但支持政府为道德和秩序的目的介入私人事务。当然，美国社会里还有既支持政府介入经济又支持其介入私人事务的大众主义者(populists)；也有即反对政府介入经济，又反对政府介入私人事务的保守自由意志论者(liberatarians)。
这就是为什么美国社会中存在大大小小许多民间组织，提倡和维护各自看重的利益。虽然他们大都只关心问题的一个方面， 但有一点较为共通， 即都对政府持有不同的期待，又都对政府和官员具有近乎本能的怀疑和警醒。这使得美国人特别看重政府权力的内部制约和外部监督。许多民间组织的存在，似乎专门为了游说或防范政府。他们这种永不改变怀疑政府的精神，来源于早期古典自由主义的传统，也是美国公民社会生命的基石。一些代表弱势群体(如黑人、印第安人，其他少数族裔和妇女等)的民间团体，由于他们今天的政治地位来之不易，对政府公共政策和运作透明度特别关注。
在外交政策上，自由派和保守派的界线很难划清，他们经常根据历史和政治环境的改变而不同。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自由主义势力赞成美国积极介入欧亚事务，保守势力则坚决反对，认为美国应该远离别人的麻烦。在越南战争期间，自由派反对美国在东南亚的介入，而且这种自由孤立主义一直持续到里根时期；甚至对1991年海湾战争，许多自由派都持反对态度。相反，保守主义则越来越看重对共产主义和第三世界恐怖主义的军事反应，赞成“星球大战”式的太空防御计划，赞成大幅度增加军备开支，支持共和党政府在格林纳达、利比亚和波斯湾的军事行动。冷战结束使得两派观点更加令人困惑。许多保守分子开始接受孤立主义观点，反对海外经济援助，呼吁收紧边境控制，反对美国以促进民主人权为目的的军事卷入，特别反对美国参与联合国发起的军事行动，担心美国会失去控制。而许多自由主义者则支持美国以民主、人权为目的在海外卷入，但也有一些自由主义者反对美国在海外任何形式的军事干涉。美国人对外交事务的看法极不确定，且差异很大，政治倾向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具体情况和谁当总统。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两党争执的问题变得更加微妙：政府是否应该帮助穷人？怎样帮助穷人？社会犯罪率居高不下是否是政府无力提供公民安全保障的证据？公民是否有权选择堕胎？是否有权持有枪支？对恶性犯罪能否处以极刑？如果患有不治之症是否有权结束自己的生命？教育、医疗服务和药品应该由政府管理还是应该交由市场和私人机构？同性恋者是否有权结婚？公立学校是否应该规定学生必须进行宗教祈祷？联邦政府是否应该介入许多地方性事务？是否应该限制金钱对选举政治的影响？在历史上因种族和性别原因遭受歧视的群体是否应该在就业、入学，以及得到政府合同方面享受政府和民间机构的特殊照顾？这些问题直指美国政治争执的核心。
美国人虽然意见不一，但基于选举政治，愿意做出让步，也养成了妥协的习惯，而且美国宪法安排的机制也保证众人间的分歧和纷争能得以调解。所以，美国的政治实践基本在政治理念光谱的中间地带小幅度摆动，自由派和保守派则代表着这个中间区域的左右两边。为了争取选民，共和党与民主党都试图向中间靠拢，并努力容纳对方受欢迎的主张，这使得民主党中有保守派，共和党中也有自由派，两党温和的中间势力在许多观点上重合。由于多数选民不喜欢极端，处于政治两极的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和无政府主义(anarchism)则根本没有进入主流政策辩论的机会。
罗斯福“新政”后的50年间，民主党一直享有选民上的优势。但到60年代中期，情况开始发生变化，保守分子戈德华特(Barry Goldwater)虽然在竞选总统中失败，却帮助共和党瓦解了民主党在南部各州的传统地盘，使两党选民基础发生变化。从80年代初期开始，认同民主党的选民开始减少。1980年认同民主党的人比认同共和党的人多19个百分点，但到1992年，这一比例下降了9个百分点。【注释】Stephen Wayne, The Road to the White House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6), p.73.【注尾】 自50年代以来，保守主义势力一直认为美国从骨子里就是一个保守国家，并试图联合内部自由意志和传统主义两大派系，强调个人自由可以用来保卫传统价值。虽然这种解释在哲学上有些牵强，而且两派在许多问题上仍有分歧，但“联合主义”(fusionism)在政治上较成功地将保守势力联合在共同的事业中：对内打败自由主义，对外打败共产主义。里根上台，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联合主义的胜利。但里根政府的减税、增加军费开支和减少社会福利项目的政策更加重了全社会在政治理念上的分歧，在国会中产生了很高程度的党内团结。较为自由的共和党人和较为保守的民主党人都不得不在关键的投票中同本党保持一致。到老布什上台时，民主党变得更加自由主义，共和党则更加保守。【注释】Alan Abramowitz and Kyle Saunders,“Ideological Realignment in the U.S. Electorate,”The Journal of Politics, Vol. 60, Issue 3 (August 1998) p.637.【注尾】
由于冷战结束和国内经济问题突显，克林顿在1992年赢得大选胜利，结束了共和党连续12年掌控白宫的历史。虽然克林顿在竞选中标榜自己是“新民主党人”以有别于传统自由主义者，但上台后他很快就向传统自由主义靠拢，奖励左翼势力在选举中对他的支持，宣布允许同性恋者在军队中服役，解除了对使用联邦经费从事堕胎的医疗机构的限制，对中产阶级和富人增税，而且大幅度增加联邦政府在医疗保险上的作用。这引起保守势力的不满。由于美国经济很快出现转机，股市又不断攀升，越来越多的人在经济上受到实惠而满足现状，大众观点开始趋于保守，更加注重传统价值，关心高犯罪率、道德风气下降等社会问题，对政府的期待有所转变。1992年5月的一次民意测验问：“政府在社会福利上的花费太多还是太少?”结果是，23%认为太少，27%认为正好，而44%的公众认为太多。虽然62%的公众认为政府有责任救济那些无法自助的人，但80%的公众认为穷人过分依赖政府的救济。【注释】Time Mirror Center for People and Press, 1993. 该中心现更名为PEW Research Center.【注尾】１９９４年的哈利斯民调（Harris Poll）发现，在犯罪、医疗、吸毒、经济、就业、资助贫困人口计划、联邦赤字、教育、控制枪支、电视上有关性的描写、福利和纳税等一系列问题中，比例最高的受访者(52%)认为犯罪是美国当时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共和党议长金里奇在国会发起的“保守主义革命”，进一步壮大了保守势力的声势。结果在1994年国会中期选举时，共和党卷土重来，在众议院一次就增加53个席位，在参议院增加了8个席位，40年来首次控制了国会两院。
克林顿和副总统戈尔都同属民主党多数协商联盟(CDM)，代表着民主党内较温和的中间势力。为了争取选票，他们对国内政治风向的变化很敏感。作为政客，克林顿更是一个不同观点的搅拌者。在1995年国情咨文中克林顿宣布，“大政府的时代已经结束”。在1996年大选期间，他的竞选口号包含了共和党温和势力的政治诉求，竞选承诺也与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多尔没有多大区别。虽然克林顿击败多尔，保住了民主党对白宫的控制，但1996年共和党再次控制了国会两院。1996年，克林顿决定改革社会福利计划，并在方案中充分照顾到共和党人的关注。虽然承诺继续接济穷人，但规定接受政府救济的人必须在一定时间内另谋工作，不能长期依赖政府。这些措施受到共和党中间势力的欢迎，但却受到民主党左翼的批评，当然共和党的极右保守势力仍不满意，认为克林顿做得并不彻底。
90年代中后期，美国政治风向总体上从中间偏左向中间偏右移动。不仅克林顿向民主党中间(温和自由)势力靠拢，共和党的中间势力(温和保守派)也出现缓慢向右翼移动的趋势。共和党保守势力的声音越来越大，小布什的当选在一定程度上是共和党右翼势力全力支持的结果。出身商界的小布什是德州政客，代表着大企业利益，观点保守，作风独断，精力专一，又有使命感。但这时保守主义也面临困难，在国外没有共产主义威胁好利用、国内也没有传统自由主义好妖魔化。小布什希望能将保守主义各派团结起来，在后里根和后冷战时代重振保守主义运动。里根认为，“政府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而是问题本身”，金里奇的保守主义革命也“太好战，太反政府”，而且所提出的小政府很难实现。布什却改变策略，认为政府虽有问题但必不可少(necessary evil)。他说：“本党(共和党)经常混淆了对有限政府的需要和对政府的鄙视，政府应该不是敌人。”但同时他认为，“贫穷的根源是个人的、道德的，不是社会的和经济的，”“同情是全民族的工作而不是政府的工作。”他自称是“有同情心的保守主义者”，因为同许多传统主义者一样，他不相信市场是品德唯一重要的源泉。“无形的手可能创造出许多奇迹，但它不能触摸人的良心”。【注释】Washington Post, January 27, 2002.【注尾】
为此，他的政治理念是传统主义和自由意志主义的结合，认为市场重要，大公司重要，但传统价值也重要，不仅应该加强家庭、教堂和社区等的作用，也应利用政府的作用。这一立场使共和党似乎变得更加温和，他对教育制度的改革建议甚至得到多数民主党人的赞许。但在其他方面，小布什却比里根还要保守。里根并没有成功地废除“遗产税”，也没有试图将社会福利保障体系(Social Security)半私有化，更没有在推动宗教信仰上有太大的举动，但小布什却试图这样做。这被许多人视为布什的新保守主义。上台后，布什最想做的三件事是减税、重整军力和按共和党理念改革社会保障和医疗制度。2002年2月底，白宫宣布进一步缩短接受政府救济的穷人依赖政府的时间，要求他们尽快再就业，希望能以此将接受政府救济的人数减少一半。出身商人的小布什对商界的偏爱体现在他想消除克林顿时代对企业界的“过度”控制和管理(deregulation of economy)，并开放联邦土地发展能源。
2000年国会选举中，两党力量非常接近，在参议院，两党所占席位相等，但由于副总统切尼兼任参议院主席，可以投下决定胜负的一票。在众议院435席中，共和党取得221席，而民主党仅得211席。共和党仍然控制下院多数。这使得40多年来美国政坛上首次出现共和党既控制白宫又控制国会两院的局面。可惜好景不长。由于不满布什上台后的一系列政策变化，佛蒙特州共和党参议员詹姆斯·杰福兹宣布退出共和党，成为参议院中的独立人士。这一变化非同小可，顿时间，共和党从参议院的多数党变成少数党，而共和党因此丧失参议院中20个委员会中的19个主席位置，顽固反华分子赫尔姆斯也因此被赶下参议院外委会主席的位置。这无疑使得共和党极为被动，并希望能在2002年中期选举中重新夺回参议院的控制权。
总体说来，从90年代后期以来，美国的政治风向在缓慢向右倾斜，保守主义有兴起之势，其右翼势力声音越来越大。代表这一势力的媒体福克斯(FOX)电视台的全国收视率在2000年首次超过CNN，大有与三大电视网并驾齐驱的势头。但自由派势力也不甘落后，在“9·11”事件发生前，两党势力基本旗鼓相当，民主党在选民上仍有些微优势，而两党以外的独立势力开始增强。
二、“9·11”事件的冲击
以上对美国保守主义的渊源和布什上台后一些新特征的分析，可能有助于我们对在这一背景下发生的“9·11”事件对美国保守主义的影响有较为清晰的认识。让我们来看一下“9·11”恐怖袭击事件的影响。
（一）反恐战争与公民权利的矛盾
首先，“9·11”恐怖事件对美国式的民主理念和社会特征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其主要而具体地表现为加强社会控制与维护公民权利之间的矛盾。美国是一个较为开放和自由的社会，而这一使美国人引以为荣的制度特征却成为一个军事超级大国的脆弱点，正好为恐怖主义分子所利用。公众的愤怒使全社会在国家安全和反对恐怖主义问题上空前团结，党派之争一度被暂时搁置，大家都同意应该加紧完善国内的各种防范措施。但问题是怎样防范，防范措施会不会破坏美国公众早已习惯的生活方式？许多美国人在担心恐怖主义袭击的同时，也开始担心他们的公民自由会受到政府反恐怖主义行动的限制甚至侵犯。
“9·11”事件后，各界一直在辩论和权衡防范恐怖主义和维持公民权利的利弊得失。为了反对恐怖分子的攻击要不要牺牲部分个人自由、隐私权、新闻自由？能否允许执法部门搜身、监听、搜查住宅、调查私人账目等？共和党中的传统主义势力希望扩大执法部门的权力，但自由派人士则坚决反对，认为如果对恐怖主义的威胁做出过分反应，从而伤害美国民主的核心理念，则后果比恐怖主义的袭击还要可怕；有趣的是，共和党右翼持自由意志观点的保守派也反对政府过分介入个人隐私。而激进大众主义者则与保守势力中的传统主义者们联手，以反恐非常时期为借口，建议在首都华盛顿的一些主要街头、商场等公共场所增设监视镜头，并呼吁大家相信政府，相信执法部门。但民权组织和自由派主体则认为政府和警察不可相信，不能给政府过多的权力，让“老大哥”的眼睛能够监视人们在哪里散步，在哪里买东西，在哪里吃饭。为了防止政府和执法部门滥权，最基本的界线必须要划清。
2001年11月，国会众议院以357比66、参议院以98比1通过了一项相对节制的《反恐怖主义法》，扩大电子侦察、监听和情报分享的权限，并授权执法部门在未经起诉的情况下拘留外籍移民。同时，执法部门还被允许秘密取证，可以在不通知本人的情况下进入私人办公室和住宅进行搜查、照相、下载电脑上的私人文件，甚至使用美国和外国学生的私人档案等。财政部被授权监视公民的财产交易情况，其中一条甚至规定，如果顾客使用1万元以上现金，商家必须通知政府；而且如果外籍居民被国家安全部门视为威胁，可以被“无限期”的收押。互联网上的控制开始加强，过去网上交易只要知道付方账户是否有钱即可，但现在财政部要求核实付方身份。显然，执法部门扩大的权限正在冲抵保障公民权利的“宪法第四修正案”。虽然民权组织强烈反对，但由于受害群体主要是外籍永久居民和非法移民，对自由派担心的公民权利和维持社会公正的司法程序尚未构成太多的侵害，而且鉴于恐怖袭击威胁在际，两党的中间势力尚能接受。
另外，布什政府一夜之间成立了内阁级别的“国土安全局”。在“9·11”事件发生前，美国约有50多个政府机构在分别收集情报，对付各色威胁、犯罪和恐怖活动。“9·11”恐怖袭击的成功是美国情报界的一次出丑，暴露出情报界、军方以及执法部门之间各自为政，相互协调不足的弊端。布什赋予新成立的机构以巨大权限，任命现任宾州州长为第一任长官。该组织的职能要求它凌驾于所有相关部门之上，协调包括国防、司法、能源、中情局、联邦调查局等在内的国内情治工作，专门对付境内恐怖主义活动。令民权组织担心的是，国土安全局将重新打乱已经持续50多年的在联邦执法机构和海外情报机构之间的界线。在1947年的《国家安全法案》(National Security Act)中，国会拒绝授予中央情报局在国内执法和国内安全方面的职能，明确规定它只是国家安全部门，不是国内执法部门。但在越南战争期间，中央情报局模糊了这一职能界线，开始非法监听，秘密撞入私宅、秘密跟踪和监视国内反战分子和抗议人士。“水门事件”中扮演主要角色的“管道工”就是中央情报局训练出来、受中央情报局支持的特工人员，而当时中央情报局这样做的目的之一是调查政府官员泄露秘密轰炸柬埔寨一事。由于新的“国土安全局”的首长是总统任命，不通过国会确认，且授权既广泛又含糊，尚不清楚他将怎样对国会和公众负责。一些自由派人士和民权组织担心这会逐渐导致大权独揽和特权人物的出现。
“9·11”后的一段时间里，一直标榜其独立性的媒体遇到来自白宫的压力。行政当局借口对恐怖主义作战，要求媒体“自律”，注意“应该报道什么，怎样报道”。而媒体也表现出相当程度的配合和节制，一些评论家和以丑化政客娱乐公众的喜剧性主持人被一度限制出现，不让他们在媒体上评论一些“政治上不正确”甚至有损美国“爱国精神”的内容。更有甚者，五角大楼借口反恐非常时期，专门成立了“战略影响办公室”(Office of Strategic Influence)，专门负责向海外传播对美国有利的消息，为此不惜散布假消息甚至谎言。这使得美国政府和媒体的诚信度受到质疑【注释】在舆论压力下，国防部长于2002年2月25日宣布关闭这一机构。【注尾】。2001年12月，在白宫要求下，美国全国各大电视网同意不转播本·拉登的录音讲话，虽然直接的理由是行政当局担心本·拉登的讲话中会有暗号，但白宫官员私下承认，政府不希望媒体为本·拉登的理念作免费宣传。布什这些做法的目的之一是想改变媒体过去对政府毫无限制的打探，虽然这可能抑制媒体过分耸人听闻的、煽情的报道，但却为政府隐藏反恐战争中的一些“不雅”做法提供了方便。政府及其政策显然不是“正确”和“正义”的化身，一些民权民间组织感到担忧，在监督政府时，媒体一直是他们同一战壕的战友，而现在媒体正受到政府某种程度的控制。
有趣的是，美国民众对恐怖主义威胁人身安全的担忧似乎超过了对公民权利受到限制的担忧。国家公共电台和凯瑟基金会连同哈佛大学(NPR/Kaiser/Kennedy School)在2001年10月31日至11月12日期间进行的一次民意测验发现，虽然绝大多数美国人仍然坚持公民自由的原则，但愿意放弃一些个人自由以换取安全。由于大多数美国人并没有受到国内反恐安全措施的影响，有70%的受访者最担心的是国内安全问题，几乎没有人提及公民自由方面的问题。【注释】NPR Website：www.npr.org.【注尾】
(二)反恐战争与总统权力的扩张
美国是一个高度法治的国家， 由于法律是制约和监督政府权力的机制保障，全社会对法律条款、法律程序和制度透明度的重视甚于对事件本身情理的关怀。目前进行的反恐战争是一场看不见敌人、又无法分辨前线与后方的战争，无法预测要花多少时间以及以何种方式结束，在国际法、国际关系和军事规则上也都无章可循。这对美国的法律制度提出挑战。美国应该在怎样的合法框架下作出反应，国际法允许美国做什么，国内法律又不允许做什么？恐怖分子不遵守有关战争的国际法，但美国要不要遵守？美国可不可以派人去暗杀本·拉登，或暗杀其他外国首脑？塔利班的俘虏算不算战争俘虏？应不应该享受日内瓦公约的待遇？战争性质的不确定性是否会导致“规则”的重新确定和总统权力的急剧扩张？
首先，美国宪法规定，宣布战争的权力在国会。可是，布什宣布的“战争”并没有国会授权。在美国历史上国会仅有五次授权总统对外宣战。而且一旦对外宣战，立法部门要接连通过一系列的特殊法令授权总统没收敌国在美不动产，商务和企业设备，限制敌方在美的合法政治活动，并在没有法庭命令时使用监听。所以，尽管布什宣称美国正处在战争状态，但在法律上，事实并非如此。不仅国会没有宣战，而且也没有正式宣布国家紧急状态。国会只是在2001年9月18日通过《使用武力决议》，授权总统，“使用美国军事力量惩罚恐怖分子，将他们视为国际罪犯，进行逮捕、引渡和起诉。”
在1974年福特时期，白宫曾发布行政命令(第12333号)，明令禁止任何人以美国政府的名义从事或密谋暗杀活动。2001年9月国会的授权，使总统摆脱了这一束缚，可以下令暗杀本·拉登。但是，国会较为广泛的授权并不等于总统可以不受任何约束。宪法明确规定，总统仅是总司令，不是国王。国会的《使用武力决议》并不同于1964年那个曾为约翰逊和尼克松提供法律依据，使他们肆意升级越南战争的《东京湾决议》。实际上，《使用武力决议》祈求1973年国会因越南战争而通过的、旨在限制总统权力的《战争权力法》，明确表示随着冲突的升级，美国公众通过国会，有权得知美国军队在海外卷入的情况，总统必须同国会协商，而且只有国会才能授权在敌对情况下在海外长期驻扎美军。
然而，布什正利用“9·11”事件和国会较为含糊的授权在许多领域里扩大总统的权限，使得他对政府的控制程度超过“水门事件”后的任何一届总统。在外交领域，布什宣布大幅度裁减核武器，但最初拒绝将裁减写入条约，这样就排除了参议院的审批权。行政当局成立国土安全局、重组移民局，也排除国会的参与。白宫还乘机扩大行政当局开支的权限，而这从来都需要立法部门的认可。“9·11”事件后不到一个月，一份机密情报在简报国会时被个别议员向媒体披露。这导致布什决定向国会封锁消息，将机密情报简报的范围缩小到535位国会议员中的8位国会领袖；而联邦法律明确规定，国务院必须及时通报参众两院外委会成员，有关国家安全和外交事务的重要情况。布什的这种过分的反应招致多数国会议员和媒体的强烈不满。参议员哈格尔(Chuck Hagel, RNeb.)说布什“向全世界公开表示，他不信任国会。”【注释】Washington Post, November 21, 2001.【注尾】
2001年11月，布什又发布行政命令，以国家安全为由，允许前任总统(包括副总统)拒绝公开他们私下保存的总统文件。根据有关法令，前任总统的白宫文件在离任12年后必须对公众开放，供有兴趣的专家学者和有关人士使用。据说，布什这样做是鉴于里根时期的总统文件按规定2002年应该解密，但出于某种原因，布什显然不希望近6.8万页的里根时期(包括副总统老布什)的白宫文件在此时公布于众。这种使总统行为更加秘密化的企图立刻遭到自由派人士的批评，许多民权组织指责布什向公众保密、降低政府透明度的做法，使公众无法监督政府，这不仅会减少白宫的诚信度，更是滥权的开始。
不久，美国国会总审计局(General Accounting Office)要求副总统提交能源政策小组召集能源界人士座谈的相关记录，结果遭到行政当局的拒绝，理由类似尼克松当年在“水门事件”中拒绝交出白宫录音带的借口：行政特权,认为那样会损害白宫今后征求外界意见的能力。总审计局局长沃尔克指出，行政当局与立法部门的权限界线已经很清楚，但布什当局“正在试图重新划定界线”，调整与国会的关系。【注释】Washington Post, Feb.12, 2002.【注尾】
2001年11月，布什签署行政命令，授权军方对被控从事恐怖活动的外籍居民进行审讯。这些军事法庭可以秘密开庭，并将由军事法官而非陪审团来决定被告的命运。在有些案件中，被告甚至可以被判处死刑。这些军事法庭不仅使布什政府避开国内司法程序，而且扩大了监管和收押恐怖分子嫌犯的权限。美国法院有自成体系的组织机构。由于任期与薪金得到法律特别保障，法官可以独立审判案件，而不受立法和行政部门的干预。20世纪帮助少数族裔、妇女和同性恋者等赢得权利和维持司法公正的“权利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是在联邦法院的促使下完成的，这也是为什么保守势力特别憎恨法院的原因之一。从里根时期，保守主义运动的目标之一就是试图削弱法院的权力，而“9·11”事件帮了他们的忙。自2001年9月以来，布什政府先后秘密拘捕、侦察和审讯了5000多名中东族裔的人士，其理由包括作为证人或被控，但这些在正常情况下都不足以构成关押在狱；政府甚至拒绝透露这些人的名字。这引起自由派人士和民权组织的不满，认为政府不仅在践踏民权，剥夺嫌疑人通过法庭渠道寻求合法程序、自辩、上诉和再审等基本权利，而且也在削弱美国的司法独立和权力制衡。4月30日，美国联邦女法官沙因德林在一项裁决中首次挑战布什政府在“9·11”事件后采取的调查策略和收集证据的做法，认为司法部为抓捕国内恐怖嫌犯而大批拘捕可能的无辜者是非法的和违宪的。司法部不服，决定上诉。司法部长为行政当局的做法辩护，认为目前是非常时期，这些措施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而且《反恐怖主义法》也授权执法部门可以这样做。的确，反恐、情报收集和犯罪控制的界线将越来越模糊，《反恐法》授予执法部门的权限绝不会仅局限于反对恐怖主义，肯定会被用于对付国内各种犯罪和社会控制。近年来警察滥权虐待少数族裔和新移民的案件时有发生，而新法可能加剧这一趋势，也将对美国的司法独立提出严峻考验。
历史上，总统的权力有涨有落。通常在战争时期总统权力会迅速膨胀，因为战时需要政府中有一个能够团结民众的强有力人物。罗斯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权力极大，而60年代的约翰逊总统也曾利用“东京湾决议”获得许多权力。只是在“水门事件”后，国会才开始限制总统的权力。苏联威胁的消失，使得总统权力更加弱化。但“9·11”以后，布什正在乘机扭转这一局面，试图恢复“帝王式总统”。布什甚至在没有国会知晓的情况下，秘密组织“影子政府”。凯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的司法公正项目主任林迟说，布什总统的权力正在急剧扩大，他已经到了“一个人决定战争要不要扩大到伊拉克，一个人决定美国公民可以保留多少隐私”的地步。【注释】Washington Post, November 20, 2001.【注尾】 但白宫却坚持，增加总统权力是对付危机的正确处方。白宫新闻秘书表示，“我们国家建立的方式和宪法的精神都表明，战争时期的权力主要在行政当局手中。毫不奇怪，在进行战争的时候，全国的眼睛都集中在行政当局及其及时果敢地进行战争的能力上。”【注释】Ibid.【注尾】共和党的传统主义势力站在总统一边，认为对待非传统对手要求美国也要采取非传统的做法。
“9·11”之后，布什政府在外交上一度较有节制，出兵阿富汗前也似乎愿意做一些外交政策上的调整和反省，但在阿富汗得手后，布什的外交班子开始变得自负和傲慢，不是调整美国政策以适应变化了的世界，而是要求世界各国进行调整以适应美国的安全需要。对内也更加专断。2002年3月初，民主党参议院领袖达施勒询问白宫反恐战争的进展状况，希望政府能够说明下一步目标。他的询问随即遭到保守主义势力的围攻。参议院共和党领袖洛特表示，在美军反恐怖战争进行得“如火如荼”的关键时候发出这样的声音，是企图“重新分裂刚刚联合在一起的国家”。有保守分子甚至用“叛国”(treason)一类的词句指责他。这使得国内反对声音一度受到压制，即使是白宫有着明显的短处，批评者也较有节制。2001年12月，美国企业界爆发了安龙能源公司破产案，人们很快发现安龙公司与白宫关系非比寻常，不仅是布什竞选得克萨斯州州长和美国总统期间的最大捐款者，而且公司高层经常出入白宫。副总统切尼曾在白宫私下6次会见了安龙的首席执行官，最后一次会晤就在安龙宣布破产前6天。一时间满城风雨。如果此事发生在“9·11”以前，这肯定是类似或超过“白水事件”的重大政治丑闻，但人们显然不愿在大敌当前时削弱白宫的威望。国会虽然开始调查此事，但民主党人担心公众会误解他们在反恐战争进行时又搞党派格斗。
其实，布什的许多扩权行为与反恐斗争和国家安全无关，这是共和党保守主义意识形态所致，旨在扩大行政当局权威，改变90年代以来权力不断被国会削弱的局面，并乘机改变过去十年间民主党在社会福利改革等方面的政策。自由派人士已经开始反击。2002年2月22日，国会总审计局向华盛顿地区法院正式起诉美国副总统切尼，以便确定安龙公司在白宫制定能源政策时究竟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虽然被告只有切尼一人，但他在起诉书中却有两个身份：美国副总统以及布什政府能源政策小组负责人。民主党议员发表报告说，白宫的能源政策偏袒了安龙公司的利益。总审计局也认为，作为不受党派控制、相对独立的国会调查机构，它享有监督政府能源政策的“重要特权”。总审计局为维护监督权而起诉政府，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也是对布什扩权和保密行为的一种反弹。
（三）移民控制与多元社会的矛盾
美国是个多民族的移民国家，虽然主体是欧洲移民，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大量来自拉美、阿拉伯和亚洲的移民已逐渐融入美国社会，连同早期被贩卖到美洲的黑人，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美国社会种族、文化和宗教的多元化。据美国2000年人口普查，近30年来，移入美国永久定居的人数和第一代移民总数达到5600万，占总人口1/5。在这样一个由两百多个不同种族、宗教和文化传统组成的群体中建立共同认可的美利坚民族文化，并在个人、多元群体和社会之间建立公平合理的平衡，并维持和协调多元文化中的利益冲突，一直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9·11”事件发生后的几周之内，美国社会接连发生了600多起歧视和攻击美国阿拉伯人和穆斯林清真寺的事件，阿拉伯人乘坐飞机都经常遭到歧视性对待，一些航空公司班机的机长甚至拒绝一些阿拉伯族裔乘客登机。这已经激起美国穆斯林的强烈反应，也引起国内民权组织的高度关注。美国主流社会同伊斯兰信徒和中东族裔的相互猜疑正在加深，而这对美国多元化社会的凝聚力更是一次严峻的考验。如果美国白人不能很好地处理与穆斯林族裔的关系，美国多民族社会的种族冲突有可能死灰复燃。
“9·11”事件从根本上改变了美国有关移民政策的辩论，前不久在国会辩论的大赦非法移民方案被重新武装边境、限制学生签证和严格管理外国学生的提议所取代。由于美国经济下滑，对外来劳工的需求也开始减少，这更增加了国会中反对外来移民的共和党保守派的气势。虽然共和党保守势力希望政府在经济方面较少干预，但却希望政府在移民和社会管理方面不要手软。他们一直希望加强边境管理，限制外国移民的数量。“9·11”后，连一些民主党议员都认为有必要加强边境管制，一名民主党议员公开表示，“如果你连自家的前后门都不锁，还谈什么保卫家园。”虽然自由派主张善待少数族裔、缓和种族和宗教矛盾，但目前美国社会的排外情绪和反对移民的浪潮都有升级的趋势。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估计发给外国人的入境签证将会减少，对外国留学生的限制也会明显增加。2002年4月1日实施的移民法新规定将持有旅游签证外国人在美停留时限从6个月缩短到30天，禁止持有旅游和其他签证的人在美改签学生签证，而且除非获得学生签证，否则禁止外国学生在美上学。同时，移民局开始加快建立电脑网络系统监控境内留学生。美国各高等院校被要求与政府配合，上报外籍学生的资料，否则将被剥夺发放学生签证申请表的权力。为此，布什总统增加移民局40%的预算，并拟拨出8．5亿美元预算严控边境，建立陆、海、空全面出入境监控系统。同时考虑将移民局和海关总局合并成一个新机构，由司法部管辖。2002年4月3日，司法部又授权州与地方警察执行移民法的权力，而这在过去一直是联邦政府的权辖。民权组织担心，州与地方执法机构介入移民事务，将会导致更多侵害外籍人士和非法移民基本权利的案例。根据司法部的一项调查，目前美国境内有将近900万非法移民，移民局也确认“9·11”后约有300万逾期在美居留的外籍人士。
美国公众的反应比较暧昧，虽然70%的美国人认为在美国的合法非美国公民在因相同缘由被捕时，应当享有与美国公民同等的权利，但64%的美国人支持对在美国境外被捕的非美国公民进行军事审判。71%的公众认为政府保留这些信息是有法律依据的，只有24%的美国人认为政府应当公布更多信息；68%的人支持政府监听恐怖活动嫌犯和其律师的谈话。如果是因被控为恐怖分子的话，有51%的美国人仍然认为非美国公民与美国公民应当享有同等权利，41%的人认为非美国公民只能享有少于美国公民的权利。如果涉嫌恐怖活动的非美国公民在军事法庭上被判有罪，31%的美国人认为他们有权上诉至非军事法庭，但61%的美国人认为他们无权上诉。68%的美国人认为对在军事法庭上被判对美国犯有恐怖活动罪的非美国公民可以处以死刑。【注释】NPR / Kaiser /Kennedy School Survey，November 25, 2001.【注尾】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白人和黑人之间的种族紧张状态，在“9·11”后似乎稍有缓解和转移。许多黑人变得比“9·11”前更加爱国，而且同意执法部门在机场和一些公共场所根据种族外貌特征(racial profiling)抽查一些少数族裔。而过去，黑人民权组织的主要抗争目标是取消执法部门根据种族外貌特征抽查的行为，因为黑人群体一直是这种执法行为的受害者。
显然，布什政府已经意识到国内种族冲突的危险性。由于他在2000年大选中没有赢得少数族裔选民的支持，上台后他一直在塑造自己支持多元文化的形象。在其内阁成员的任命上，少数族裔比例很高，不仅国务卿和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是黑人，还有拉丁裔、阿拉伯裔和亚裔，而且女性阁员也很多。“9·11”也为布什提供了改善形象的机会，他不仅注意在公开演讲中回避使用一些具有种族色彩的语言，公开宣称伊斯兰教是和平的宗教，而且在决定对阿富汗动武时，还亲自参观受到焚毁的穆斯林教堂，并在伊斯兰斋月首次在白宫举行穆斯林斋饭。虽然布什的做法为他赢得了一些妇女和少数族裔的好感，但可以肯定的说，美国社会中相当一些少数族裔的民权已受到不同程度的侵害。在国内反恐的气氛下，受害最重的群体是在美长期居住的外籍合法居民。
三、保守思潮卷土重来
2001年12月，一个报业出版人在加州州立大学毕业典礼上发表讲话时，谴责政府“9·11”以后的一系列侵害民权的行为，结果在学生们的嘘斥声中被哄下台。虽然这可能出于对恐怖袭击的担忧，但多数学者认为这是一个朝向更加民族主义、更加传统、更为保守的政治方向发展的征兆。正如“珍珠港事件”和越南战争使美国进入了一个新的文化和政治时代一样，“911”似乎在重塑美国新一代年轻人的世界观。
的确，年轻一代对政府、军队和情治部门看法正在发生改变。“9·11”前，绝大多数长青藤名校的学生毕业后选择去华尔街银行和大金融公司，但“9·11”后毕业生排起长队报名去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FBI）。而从60年代到90年代，中央情报局在众人心目中一直是令人鄙视的。哈佛大学政治研究所最近的一次民调发现，75%的大学生相信美国军队会做正确的事情(do the right thing)，92%的大学生认为自己是“爱国的”。胡佛研究所的一位研究员感慨地说：“这简直是60年代的逆转。那时，教授们比较保守，而学生们激进自由，而现在是学生更加亲美国、亲政府，而教授们的观点反倒更加自由主义。”【注释】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January 16, 2002.【注尾】这一代际上的变化值得关注。
大众观点也开始趋于保守。2001年11月25日的一次民意测验发现，绝大多数美国人支持布什政府的反恐措施。近2/3的美国民众支持军事审判，支持在恰当时机对被告处以极刑，并且认为在以上军事法庭被判有罪的嫌犯无权将判决上诉至非军事法庭。同时，许多美国公众也认为政府应该检查甚至控制有关军事方面的新闻报道，40%的人认为政府可以删除有关反战示威的报道，甚至有1/3(36%)以上的人支持政府查审有关总统如何指挥军事行动的评论。一半以上的人(52%)认为政府应当有权阻止美国媒体播报对本·拉登及其助手的采访。57%的美国人甚至认为那些表示支持恐怖主义的人不应该在公立学校内教书。当被直接问及政府行动对公民自由权利的威胁时，美国民众并不太担忧。有69%的受访者支持执法部门搞电话窃听，52%的公众支持截取邮件，72%的人支持截取电子邮件，82%支持审查个人网上活动，58%认为在控诉前可拘留嫌疑人一周，76%支持检查学生教育记录，82%赞成检查电话记录，79%赞助执法部门审查个人银行账目，75%支持追踪信用卡交易，75%支持审核纳税记录。【注释】NPR / Kaiser /Kennedy School Survey, November 25, 2001.【注尾】 近60%的美国人说他们信赖联邦政府几乎一直或大多数时候在做正确的工作，而在2000年6月间,只有不到1/3(29%)的人这样认为。2/3的人(66%)相信国会通过的《反恐怖法》将会增强他们的安全保障不受恐怖分子侵袭，超过八成的人(82%)相信政府将会公正执法。
“9·11”事件后另一个较为明显的变化是美国公众中“国际主义”情绪开始上升，要求在国际上积极参与的公众心理压倒了90年代一度抬头的新孤立主义思潮。冷战结束后，美国社会中新孤立主义思潮很有市场，因为共产主义威胁已经消失，美国的实力傲视全球而无对手，这使多数美国人产生了从未有过的安全感。在国际上，克林顿政府开始为推行美国价值和商业利益而到处插手，结果导致共和党保守势力的反对，认为克林顿的外交政策使美国更像一个国际社会的义工。克林顿决定出兵索马里和波斯尼亚时，遭到国内新孤立主义的强烈反对。1993年10月的一次民意测验发现，60%的公众反对美军出兵索马里【注释】Times/CNN Survey, October 7, 1993.【注尾】；1995年的另一次民意测验发现，54%的公众反对出兵波斯尼亚【注释】CNN/USA Today, December 18, 1995.【注尾】。但“9·11”事件改变了这种趋势。突然间，大多数美国人感到他们的安全同外部世界息息相关，连保守派都认为美国国内安全取决于外部安全。人们开始赞同在全球范围内反对恐怖主义，对此几乎是达成了社会共识，布什对阿富汗用兵得到近92%美国人的支持。在外交事务上，保守主义开始采取咄咄逼人的现实主义态度，追求绝对军事优势和绝对国家安全。
可以说，因“9·11”事件受益最多的是美国军界。多年来，军界和共和党保守势力一直希望能够大幅度增加军费，通过新一轮军事革命，在军队设置、作战原则、战术和武器更新方面大幅度地改造美军，使其永保军事战略优势，以达到保证绝对安全的目的。“9·11”为此提供了历史机遇。布什政府2003年度的军费开支激增到３７９０亿美元，比本年度增加约１４．５％，也是近20年来涨幅最大的。用于保卫国土安全的开支也将增加近１倍，达到３７７亿美元。为了应付这些增加的开支，布什政府不得不相应削减国内其他项目的预算，如公路建设、文教卫生等国内项目的支出，而这正是民主党人不愿看到的。２００２年联邦政府将出现１０６２亿美元的财政赤字，这也是自１９９７财政年度以来联邦政府首次出现赤字。白宫已经表示，在2002年6月正式摆脱“反导条约”束缚后，美国将开始发展并部署导弹防御系统(NMD)，五角大楼业已准备好一项测试计划，包括利用阿拉斯加州的地下导弹发射库进行一系列的测试。
公众对军队看法也变得很积极，这种转变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军队和个人安全的联系似乎越来越紧。随着恐怖威胁的减弱，对军队的亲和感也许会随着减弱，但短期内的确在美国社会上营造了一股对共和党更加友善的政治气氛。一份民意测验显示，2001年8月认同民主党的选民比认同共和党的选民多9个百分点，但到2002年1月，认同两党的选民数已经持平。这当然与共和党总统的声望有关，2001年11月的一次民意测验显示，86%的公众正面评价布什的总统表现【注释】Gallup Poll, November 2001.【注尾】；阿富汗得手后，美国人中再没有人对他的总统合法性和能力表示异议，他的声望如日中天。2002年1月25日的一次民意测验再次发现，92%的公众认可小布什的执政表现，这几乎使他与美国历史上最受爱戴的总统并驾齐驱【注释】CNN/USA Today, January 25, 2002.【注尾】。在90年代中期，公众普遍认为白宫与他们的生活关系不大，但“9·11”以后，总统成为大家安全的保障，公众忽然同白宫产生了很强的亲和力，而总统刚好是共和党人。
但保守主义运动内部仍有分歧，自由意志主义者仍在担心布什政府是否会继续以国家安全危机为由不必要的践踏民权，行政当局的权限是否扩展的太大？许多极端保守派希望政府展开大规模的肃清非法移民的行动，并将反恐焦点对准外国人，但一些亲公司的保守主义者则反对这样做，认为移民群体可以给美国商界提供所需的廉价劳工。另一些极端保守分子认为布什在反堕胎和反“肯定性行动计划”(affirmative action)方面应该做得更多。但绝大多数的保守主义者都认为虽然可以批判布什的某些政策，但不能批判布什本人，因为在白宫有一个赞成公民拥有枪支、反对堕胎、赞成减税、反对《京都议定书》又支持强军的总统，保守主义者的日子好过多了。【注释】David Corn,“Why the Right Loves Bush,”The Nation, February 25, 2002.【注尾】
四、结论
综上所述，“9·11”事件对美国政治的影响是深刻的。事件发生前，保守势力虽有抬头之势，但共和民主两党的势力基本上旗鼓相当，小布什“富有同情心的保守主义”和“公司保守主义”并没有给他带来公众的认可。但“911”事件和反恐战争不仅改变了他的总统性，也推动了美国的保守主义运动。“爱国保守主义”和“大政府保守主义”，正在使布什的声望不断提高。“9·11”以后，布什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采取了一些影响国内政治的举措，蚕食美国公民权利，扩大行政当局权力，削弱立法和司法部门的权限。这引起自由派精英们的反感和民权组织的反对。在他们眼中，布什搞的不是大政府，而是大行政当局，其做法实际上是在削弱美国宪法设立的权力制约机制。但由于恐怖主义大敌当前，美国公众正在默许布什的这些扩权行为，而共和党保守势力虽然也反对大政府，但对大行政当局却乐意接受。这说明“9·11”事件的确为布什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而布什正在抓住和利用这一机遇。预料一个活跃的联邦政府(特别是行政当局)将会成为美国政治中的现实，美国公民的隐私权将受到一定限制，移民管制会越来越严，美国社会的宽容、开放、司法公平和独立将受到一定程度地削弱。
但布什的声望能够持续多久还很难说。反恐战争使得当前失业问题没有成为各报头版的关注，但随着战争热情的降温，他的许多做法势必会受到自由派的质疑和抵制，而且国内经济也将很快成为主要焦点。小布什为了能够避免他父亲的错误，正在将注意力转向国内。不仅在刺激经济、保证国内安全上全力以赴，而且开始从内政的需要来考虑外交决策。由于靠反恐而使他声望急升，反恐无疑成为他的王牌，故布什正计划延长反恐战争，使它处于经常性状态，以此使共和党赢得2002年中期选举，也许还能帮他赢得2004年的总统连任。为此，他不顾事实，在首次《国情咨文》中提出“邪恶轴心”的概念，将伊朗、伊拉克和朝鲜拉进美国的反恐战争视线，又将利比亚、叙利亚和古巴纳入“邪恶轴心”第二梯队，准备扩大打击面。布什已开始制造舆论，准备在2002年秋季中期选举前后对伊拉克动武。这是典型的外交服从于内政的例子，人们已经越来越多的开始谈论“战争政治”。如果没有反恐战争，布什很难躲过国内政敌的攻击：他的减税计划势必造成政府长期赤字，但他可以将此归罪于反恐战争的需要；国内经济下滑，他可以归罪于本·拉登。如果共产主义曾经使得美国保守主义团结一致的话，今天的恐怖主义也在发生同样的效应。
然而，美国的自由势力已经开始反击。民主党控制的参院司法委员会正在对布什提名的联邦法官人选进行抵制，理由是布什的保守人选将威胁美国的司法公正。虽然目前美国10%的联邦法官和近1/5的地区上诉法庭法官位置空缺，而且布什已经提名100名法官人选，但参议院对近一半的提名迟迟不采取行动，既不举行听证，也不投票表决。不仅如此，3月参议院还以白宫人选太过保守为由，拒绝通过布什提名的一位南方上诉法官。随着中东局势的恶化，布什的公众支持率也开始回落，从1月的92%降至5月初的77%。沉默了数月的国会最近开始活跃起来，越来越多的民主党人开始站出来批评白宫的内政和外交政策。佐治亚州民主党众议员麦金妮(Cynthia Mckinney)甚至公开呼吁，调查白宫和有关政府官员是否事先知晓“9·11”恐怖攻击而有意隐瞒，“因为白宫和一些接近白宫的商人在美国这场新战争中获利巨大。”【注释】Washington Post, April 12, 2002.【注尾】 根据2002年5月2日《今日美国》、CNN和盖洛普联合进行的一次民意测验，虽然仍有近70%的受访者认为布什应该连任，但对民主党的支持也开始回升。根据这一民意测验，如果国会选举即刻举行，48%的选民将支持民主党，仅有44%的选民支持共和党。【注释】USA Today, May 2, 2002.【注尾】 当然，如果在选举前发生另一次较大规模的恐怖袭击事件，可能会戏剧性地改变形势，公众的恐慌心理可能会再次帮助保守主义势力。
毫无疑问，“9·11”事件不仅为美国民主带来一次考验，也为美国保守主义卷土重来提供了气候和土壤。布什不仅希望延长反恐战争，帮助他连任总统宝座，而且更希望能借此重振美国保守主义运动。但美国多元政治和运作机制决定了内部约束力量不会允许保守主义走得太远。目前自由派势力已开始聚集力量，迎战布什新保守主义的挑战。共和党和保守势力能否借布什的声势赢得今年的中期选举，我们拭目以待。
郝雨凡：美国科盖特大学（Colgate University）政治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