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研究》2002年第2期
环境问题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
薄燕
〔内容提要〕本文认为环境安全是美国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因为环境问题对美国国家安全客观上造成了现实和潜在的威胁性，主观上美国在国家安全战略中已经把环境问题确认为安全问题。美国在防务环境安全的政策和实践方面领先于其他国家，但在国际机制的某些方面过于关注自身的相对收益，阻碍了国际环境合作。
关键词：美国军事战略/国家安全战略/环境安全/防务环境安全
从内容上看，美国国内对国家安全战略的争论主要集中在防务、政治和经济等方面，而环境问题至多被视为“值得谋求的国家利益”。【注释】Robert J. Art, “Geopolitics Updated: The Strategy of Selective Engagement,” in Michaele Brown et al., American Strategic Choices (The MIT Press, 2000), pp.202-205.【注尾】尽管随着冷战的结束和环境问题本身的发展，很多学者主张美国国家安全应该包括环境安全。【注释】例如：Richard H. Ullman, “Redefining Securit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8, No.1, 1983, pp.129-159；Jessica Tuchman Mathews, “Redefining Security,” Foreign Affairs, 68(1989), pp.162-177; Norman Myers, “Environment and Security,” Foreign Policy, No.74, Spring 1989, pp.23-41; Robert D. Kaplan, “The Coming Anarchy,” The Atlantic Anarchy, 1994, pp.44-76.【注尾】但与此同时，另一些学者也反对把环境问题与国家安全联系起来。【注释】参阅“Environmental and Security: Muddled Thinking,” The 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 Vol.47, 1991.【注尾】他们认为：（1）环境恶化所产生的威胁与有组织暴力的威胁在范围、程度及特征上都有着本质的不同，将环境与安全问题联系起来必然导致混乱的思想。（2）有的学者认为环境恶化不可能导致国家间的冲突。【注释】Daniel Deudney,“The Case Against Linking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and National Security,”Millennium, Vol.19, No.3, 1990.【注尾】政治和经济的变量才是导致冲突的充分和必要的条件。（3）环境安全的支持者尚未建立或接受统一的“环境安全”的概念，因此环境安全这个术语本身是没有什么用处的。【注释】Hans Bruyninckx, “Environmental Security: An Analysis of the Conceptual Problems Defin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vironment and Security,”转引自Geoffrey D. Dabelko and David D. Dabelko, “Environmental Security: Issues of Conflict and Redefinition,”The Environmental Change and Security Project(ECSP) Report 1 Washington D.C.: WoodrowWilsonInternationalCenter for Scholars, 1995,p.7.【注尾】（4）既然对国家安全的威胁与环境威胁差异存在差异，那么对传统国家安全问题的暴力解决方式，同环境问题的解决机制并无共通之处。【注释】Daniel Deudney, op.cit., p.461.【注尾】（5）虽然冷战结束后国际安全环境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但仍然潜伏着众多的危险需要作出军事反应。因此，扩展安全的范畴将削弱国家应付更为明确的军事威胁的能力。因此，一些学者反对增加军队在人道主义救援、环境保护上的作用，因为这将分散军队的资源和精力。【注释】Matthias Finger, “The Military, the Nation State and the Environment,” The Ecologist, Vol.21, No.5, 1991, pp.220-225.【注尾】
本文试图对构成美国国家安全威胁的环境问题进行分析，试图重新界定“环境安全”，进而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分析美国环境安全的实现机制。
一、环境问题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
环境恶化带来的威胁不同于传统的军事威胁，但是由于全球性环境问题并不区分国界，所以美国并不能在跨越国界的环境问题造成的威胁中脱离厄运。
对美国国家安全造成威胁的环境问题，根据问题的规模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首先是全球性环境问题。包括：全球性气候变暖、臭氧层耗损、土地资源和水资源状况的恶化、森林面积的减少、生物物种多样性的减少等。这些问题又因为人口的持续增长而更加严重。这些全球性环境问题通过产生不良的政治、经济和健康问题对国际安全造成威胁，而美国并不能因其强大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实力而免疫于这些威胁。以温室效应造成的海平面上升而引起的安全威胁为例。据美国马里兰大学环境科学中心估计，海平面每上升1米，海岸线就将退缩1500米。根据这一计算，美国就可能在未来50年里，逐渐丧失3.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包括濒临大西洋和密西西比河、墨西哥湾沿岸的各州都将被吞没，而曼哈顿的低洼地区和华盛顿特区的国会山也难于幸免。那些大量投资的海滨地区房产可能是首当其冲的临危者。因此在美国，海平面每上升0.5米，就可能意味着200亿美元到1500亿美元的损失。【注释】《解放日报》2001年11月20日，第4版。【注尾】如果潜在的威胁变成现实，美国维护经济繁荣的安全目标不仅受到威胁，而且会因为温室效应导致的海平面上升而失去部分国土，这与被外国入侵者占领并无二致，而且不用一枪一弹就使这个问题突然来临。
此外，臭氧层变薄不仅已经影响到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的南部、阿根廷和智利，它的继续耗损也会增加美国人皮肤癌和白内障的患病率，并且影响其免疫系统，生物物种的减少会造成农作物减产。美国前国务卿克里斯托夫指出：“世界范围的环境衰退威胁到美国的繁荣。……主要生态系统的变化对我们的国家产生了真实的后果。变化的天气模式会导致威胁疾病的重复出现和流传，潜在地影响着所有的美国人。国际海域的过度捕捞损害了美国的渔业。”【注释】Secretary Christophers Memorandum to All Under and Assistant Secretaries on Complete Text, “Integrating Environment Issues into the Departments Core Foreign Policy Goals,”at http://www.pnl.gov/ces/policy/ww_2war2.htm.【注尾】
其次，对美国利益重要的地区性和跨界的环境问题。这些问题会影响到美国的外交政策利益。例如，美国和墨西哥之间的边界污染问题事关美国的重要利益，其解决程度关系到《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执行。另外一个例子是，1977年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之间的冲突，部分原因是森林减少和可耕地减少引起的环境退化。这造成了大规模的难民潮，对日益减少的资源的争夺和不断增加的社会压力，而美国的资源和军事力量最终卷入进去。【注释】Richard Smith, “The Intelligence Community and the Environment: Capabilities and Future Missions,” at http://www.pnl.gov/ces/dialogue/ww_3smit.htm.【注尾】而对美国具有战略意义的中东各国为解决水资源危机而进行的激烈争夺，在过去和目前乃至将来都是诱发地区间矛盾乃至冲突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三，其他国家内部的环境问题。据报道，至少有100万海地人因为国内的严重环境恶化而离开海地，其中大多数非法进入其他加勒比国家。在1981年，有12.2万移民去了美国。而仅在1992年4月，美国海岸警卫队就抓获了1万名海地人。萨尔瓦多国内存在着土壤侵蚀、森林砍伐和水资源耗尽等严重的环境问题。再加上人口的增长和不公平的经济、政治权利分配，萨尔瓦多人不断向邻国移民。到1982年，至少有50万萨尔瓦多人进入美国（许多人属非法移民）。大量的环境难民涌入，不仅加剧原来国家的动荡，而会传播迫使他们离开家园的环境问题，给涌入国带来压力和不安定因素。
第四，与军事威胁交叉的环境问题。战时或和平时期的军事活动也可能对环境产生有害的影响。首先，环境破坏可能被用作一种作战的方法。伊拉克在海湾战争期间，点燃并破坏了732处科威特的油井，并蓄意倾倒了几百万桶科威特的石油，使其泄入海湾，不但对环境造成严重损害，而且给美国军队造成新的战略威胁。这种极端恶意的对环境的破坏，也被称为“环境恐怖主义”。【注释】联合国裁军年鉴，中文版，VO.16,1991,联合国出版物，C.92,IX.1,第58-59页。【注尾】其次，核试验和与裁军进程相关的武器处置的行动也会给环境造成严重损害。例如，销毁现存化学武器就会引起复杂的环境安全问题。而和平时期的军事活动，例如军事训练和演习，设立或撤出军事基地等也会给当地环境造成破坏。
环境问题不如军事入侵或恐怖袭击那样容易被确定为安全问题，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环境问题具有安全的“潜在性”，它对国家造成的威胁，需要经历一个相对长的演化和被识别的过程。环境专家诺曼·迈尔斯曾经指出：“如果世界环境问题像心脏病突发那样危害我们，我们就会高度重视生态系统并努力使之恢复。相反，环境问题像癌症那样静静地在暗地里侵害我们的肌体，不易察觉，也没有抵制，直到它们深层的损害非常明显时才最终爆发出来。”【注释】诺曼·迈尔斯：《最终的安全：政治稳定的环境基础》，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年版，第27页。【注尾】全球气候变化和臭氧层耗损等全球性环境问题在短期内不会成为各国首要的安全问题，但在长期内具有重大的安全意义，而等到那时，它作为安全问题将比传统的军事威胁更加难以解决。
多项研究表明环境问题有可能导致国家间冲突。环境变化可能在地区和全球范围内改变国家之间的力量平衡，这种变化导致的不稳定可能会引发各种冲突和战争。气候变暖可能会导致北冰洋不冻航线的紧张并引发对南极资源的争夺；水供应的减少和上游的污染可能导致冲突；环境的恶化最终会导致南方和北方国家的资源枯竭和贫困，加剧阶级和种族分裂，并可能引发骚乱；最终，环境退化会激化国家和国际社会的紧张因素，从而增加各种冲突的可能并且阻止合作性解决方案的发展。【注释】Thomas F. HomerDixon, “On the Threshold: Environmental Changes and Causes of Acute Conflic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16,No.2，1999, pp.77-78.【注尾】环境问题本身并不必然引起冲突，但是它与政治、经济和社会因素互动，就有可能引起不稳定和冲突。由于对美国具有战略意义的地区范围广泛，所以其他地区由环境问题引起的冲突，也会影响美国的安全利益。
环境问题与传统的安全问题相比，虽然问题范围、程度和特征有着不同，但是同样具有安全问题的本质，即具有现实和潜在的威胁性，并且正是由于环境问题与传统安全问题的差异性，使得环境问题对国际安全和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性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过了传统安全问题。与一些发展中国家不同，美国国家安全不太可能面临以下的威胁：即由于环境基础恶化，国家的经济基础将会衰退，并且由此而出现的本国政治的不稳定，使国家安全面临全面的威胁。对美国国家安全造成威胁的环境问题有：与其他国家共同面临全球性环境问题，对美国具有战略意义的地区的环境问题，与美国防务有关的环境问题，突发性的自然灾害，等等。
二、重新定义环境安全
国家安全作为一种状态或者需求，应该说在国家出现之后就已存在，只不过当时“国家安全”并未作为一个明确的概念提出。彼特·曼戈尔德认为， “国家安全”从词源上讲是一个美国概念，它的出现只是近几十年的事。据他考证，“国家安全”的现代用法最早出现在美国报纸专栏作家李普曼1943年的著作《美国外交政策》中。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个提法才成为国际政治中的一个常用的概念。【注释】Raymond Aron, Peace and War: A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Garden City, New York,Doubleday,1966),p.6.转引自资中筠主编：《国际政治理论探索在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51-152页。【注尾】在冷战的背景下，安全主要指国家的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等不受到军事上的威胁，经济和环境等问题被视为“低级政治议程”上的问题。然而，从20世纪70年代起，随着国际形势的相对缓和、全球性问题的发展以及各国经济相互依存的加深，人们日益认识到安全和稳定并不单单取决于军事层面，它还涉及到经济、资源和环境等问题，因此需要在传统的军事安全之外扩展和重新界定国家安全。以美国为例。它在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中意识到经济和能源问题对国家安全的重大意义，因此其国家安全的概念扩展到包括经济安全。尤其是在两极格局瓦解和冷战结束后，更多的学者及一些国家的决策者提出，国家安全的概念应该扩展到包括环境问题。由此可见，“安全”的本质并不一定就是军事性的，或者是经济或环境性的，国家安全的概念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当然，也并不是所有的具有威胁性的问题都是国家安全问题。国家安全是基于客观威胁的一种主观判断和观念。
虽然有关环境安全学术界尚没形成一个清晰而统一的概念，但大体说来其界定角度可分为以下几类：第一类是主张通过重新界定国家安全，使环境安全像军事安全一样成为国家安全的一个组成部分。美国环境专家莱斯特·R·布朗是最早将环境引入安全概念的学者。早在1977年，他发表了“重新定义国家安全”的报告，力图将环境问题纳入国家安全概念。但当时并未引起国际关系学界的注意。【注释】Lester R. Brown, “Redefining National Security,”Worldwatch Paper, No.14,1997.【注尾】后来，他在1981年的一本著作中指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国家安全’几乎完全是属于军事性质的。国家安全的定义就是假定对安全的主要威胁来自其他国家。可是，目前对安全的威胁，来自国与国间关系的较少，而来自人与自然间关系的可能较多。……土壤侵蚀、地球基本生物系统的退化和石油储量的枯竭，目前正在威胁着每个国家的安全。” 【注释】莱斯特·R·布朗：《建设一个持续发展的社会》，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4年版，第289页。【注尾】1983年，理查德·乌尔曼在《国际安全》上发表了《重新定义安全》的文章。他批评对国家安全的狭隘定义，试图扩展国家安全的概念。乌尔曼承认，使国家安全的概念包括非军事性的威胁是对安全思想的重大挑战。但是他认为，人口的增长以及随之而来的对资源的竞争和跨界移民问题会产生严重的冲突问题。他把对国家安全的威胁界定为这样一种行为或事件的结果：即在一段相对短暂的时间内可能会极大地威胁到国民生活的质量，或者严重威胁到某国政府或国家内部私有的、非政府组织（个人、团体、公司）的实体可资利用的政策选择范围。【注释】Richard H. Ullman, “Redefining Securit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8, No.1, 1983, pp.129-159.【注尾】但在当时，冷战思维持续占据着安全领域的理论和实践，这些观点的影响是非常有限的。
如果说传统的安全观念以国家为分析单位或者重心，那么环境安全的研究者在主张重新界定国家安全使其包括环境因素的同时，把分析的重心向上转移到国际或人类层面，或者向下转移，把分析的层次落在个人层面上。1989年，杰西卡·马修斯发表了她的后来被广泛引用的论文——《重新定义安全》。在文中，她明确地主张：“扩展国家安全的定义，使其包括资源、环境和人口问题。”她在后来发表的论文中强调，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统治国际关系的各种假定和制度已不能适应新的现实。跨越国境的环境压力早已经开始瓦解神圣的国家主权的边界；而国家对内政策和对外政策的一度清晰的边界业已模糊。因此她主张采取地区性合作方案，加强国际环境法等，而不是仅仅依靠国家政府。【注释】Jessica Tuchman Mathews, “The Environment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in Michael T. Klare & Daniel C. Thomas, ed., World Security: Trends & Challenges at Centurys End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1), pp.362-378.【注尾】诺曼·迈尔斯在主张环境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因素的基础上，强调环境安全是所有人的安全，是集体性的安全，“只有‘他们’安全，‘我们’才安全。”【注释】诺曼·迈尔斯：《最终的安全：政治稳定的环境基础》，中译本，第29-30页。【注尾】
根据上述有关环境安全的论述，可以得出结论认为环境安全的基本含义是：国家和国际社会的生存和发展免受由于各种自然因素总体的恶化而造成的重大威胁。这种对环境安全的界定具有以下的特点：
第一，合作性。这种界定方式强调环境安全是一种合作性的安全。由于某些环境问题的规模并不等同于国家的规模，所以仅靠单个国家并不能解决这些环境问题。这需要国与国之间的环境合作而不是相互敌对。在传统的军事安全领域存在着一种“安全困境”。在环境安全领域，这种安全困境仍然存在，但是与军事安全领域相比，单个国家的环境安全利益与国际环境安全利益有着更大的重叠区域，因此单个国家采取增进自身环境安全的措施通常也会促进国际环境安全利益；相应的，损害国际环境安全利益最终将减损自身的环境安全。
第二，交叉性。这种交叉性表现在，环境安全既是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又与国家和国家安全的其他组成部分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如果说军事安全是传统的安全议题，那么环境安全作为非传统的安全议题，并不是完全与军事问题相脱离的。从环境安全面临的威胁来看，战时与和平时期的军事活动都会对环境造成有害的后果；从另一个角度看，与军事有关的资源和机构能够在环境安全的实现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因此就其内容和解决方法而言，环境安全既有传统的安全议题所不能包容的地方，也有与传统的安全议题交叉之处。
第三，选择性。为了保证环境安全作为安全问题的首要性，这种界定方式有选择性地把对国家和国际社会造成重大威胁的环境问题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这意味着，在我们的分析框架下，并不是所有的环境问题都是国家和国际安全问题。我们需要对环境问题作出针对其威胁程度的评估。
针对国家安全的不同威胁，美国学者加雷思·波特提出，可以利用综合性的“国家安全影响指数”来衡量不同威胁的严重性。这种安全风险指数需要反映国家所面临威胁的四个主要方面的情况，即某种威胁能够产生的潜在影响的严重性，威胁实现的可能性，威胁的持续时间和威胁开始的时间。把某种威胁在这四个方面的得分进行加权平均就得出这种威胁对国家安全的影响指数。【注释】按照这种衡量标准，则可以发现：重大的全球环境威胁要比大部分的军事威胁对国民的健康和生活产生更多具体的潜在影响；不同种类的军事威胁的可能性差别很大，而环境威胁的可能性是可以量化的，如预测海平面因全球变暖而在一定时间内可能上升的幅度；环境威胁的持续时间要比军事威胁的持续时间长很多倍；军事计划的制定者把精力主要集中在未来几年可能发生的冲突上（尽管他们也会制定更长时间的特定武器系统的部署计划），而环境威胁的开始时间可能要在相对遥远的未来。见Gareth Porter, “Integrated Security Resource Planning: The Next Step for Environmental Security,”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 ECSP Report 2, ECSP Report 2, 1996, pp.32-37.【注尾】
受到这种分析思路的启发，我们在评估哪些环境问题构成对国家或国际社会的安全问题时，也可以在环境问题内部按照稍加修改后的标准进行，即环境问题的规模，环境问题产生威胁的可能性，环境问题的持续时间和环境问题开始造成威胁的时间。由此，国家的环境安全主要是指减轻或免除下列环境问题造成的威胁：全球性环境问题；需要国家协调动员资源加以解决的环境问题；可能直接或间接引起暴力冲突的环境问题；对环境质量造成重大影响的事故或自然灾害。
三、实现环境安全的途径
既然环境安全是一种合作性安全，那么环境安全的基本实现途径就是一种合作的模式。在国际层面上主要是通过国际环境安全机制，在国家层面则是在国家有关环境安全政策指导下的机构间合作。
美国在国际层面上参加了一系列的国际环境机制。例如，冷战时期，美国签署了《禁止细菌（生物）及毒素武器的发展、生产及储存以及销毁这类武器的公约》，《禁止为军事或任何其他敌对目的使用环境改变技术公约》等。【注释】Remarks as Prepared for Delivery by Sherri Wasserman Goodman,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August 8,1996,at http://www.pnl.gov/ces/policy/swg.htm.【注尾】冷战结束后，美国参加了更多的国际环境安全机制，在分阶段削减耗损臭氧层物质和禁止向海洋倾倒低辐射废物方面起到了示范作用。1997年底，美国国务院还召开专门会议讨论如何进一步遵守国际环境协定。【注释】Secretary Christophers Address at Stanford University Complete Text， “American Diplomacy and the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llenges of the 21st Century,” April 9,1996,at http://www.pnl.gov/ces/policy/ww_2ward4.htm.【注尾】美国还与加拿大、墨西哥等邻国，日本、欧盟等北约盟国，以及俄国、中国等进行了合作。【注释】Christophers Address at Stanford University, April 9, 1996.【注尾】美国前国务卿克里斯托夫提出，“美国正在为推动全球和平与繁荣提供领导权，我们也必须在保护繁荣与和平最终依赖的全球环境方面发挥领导作用”。【注释】Letter from Secretary of State, Madeleine K. Albright, at http://www.pnl.gov/ces/earth/claussen.htm.【注尾】
在国家层面上，美国在环境安全的实践方面比较突出，尤其是冷战结束后，已经把环境问题纳入国家安全战略。1991年，美国公布的《国家安全战略》首次将环境视为国家安全利益。该战略称：“我们必须运用保护增长的潜力和当代及后代人的机会的方法来管理地球的自然资源……对全球环境的关注是没有国界的。这些环境挑战带来的压力正成为政治冲突的一个原因”。克林顿政府把环境安全作为美国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1994年美国公布的《参与和扩展的国家安全战略》中，明确指出：“并不是所有的安全威胁是军事性质的。跨越国界的问题，例如恐怖主义，毒品贩卖，环境退化，人口的迅速增长以及难民流对当前和长期的美国政策来说都具有安全的含义。此外，正在出现的一系列跨越国界的环境问题正在日益影响到国际稳定并且作为结果将会给美国的战略带来新的挑战……”。1996年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重申：“一度被认为是非常遥远的许多跨越国界的问题，例如环境恶化，自然资源的耗竭，迅速的人口增长以及难民流，现在对我们的繁荣构成了威胁并且对目前和长期的美国政策都具有安全含义。”【注释】“1996 U. S.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ECSP Report 2,” at http://www.fas.org/spp/military/docops/national/1996stra.htm.【注尾】可以看出，美国政府在主观判断上已经把环境问题视为对国家安全的威胁。
在克林顿政府时期，美国国内在环境安全问题上实现了相关政府部门的合作，环境安全被列入有关政府部门的议事日程之中，其地位较以前的历届政府有所上升。1995年6月，克林顿政府组织了首届关于“环境安全和国家安全”会议，以确定与环境安全有关的政府机构的作用，并加强情报部门、国防部和其他机构的合作与协调。【注释】此次会议号召“制定一项国家战略，涉及适当的美国政府机构……优先考虑国家环境安全问题以提高美国的国家安全。”转引自Gareth Port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Resources Planning: The Next Step for Environmental Security,” ECSP Report 2, 1996, pp.32-37.【注尾】在环境安全的实践中，国务院在全球、地区和双边层次上确定处理环境问题的优先事项，并且与商业部门和非政府组织建立伙伴关系。国务院加强了负责全球事务的副国务卿的作用。1996年2月，国务卿克里斯托夫指示国务院把环境问题完全整合进美国的外交政策，提高国务院利用外交推动可持续发展和其他环境目标实现的能力。【注释】Excerpts from Secretary Warren Christophers Remarks at the Amazon Research Institute Manaus, Brazil, March 3,1996.at http://www.pnl.gov/ces/policy/ww_2war3.htm.【注尾】从1997年的地球日开始，国务院每年发布关于全球环境挑战的报告，作为环境外交的基本工具，对全球环境趋势、国际政策发展和美国在来年的优先事项作出评估。【注释】Secretary Christophers Address at Stanford University, April 9,1996, at http://www.usgcrp.gov/usgcrp/documents/CWarren.html.【注尾】
美国的防务环境安全在国防部的议事日程上具有较高的地位。环境安全已成为美国国防部和防务的基本组成部分。1996年国防部长佩里提出“预防性防务”（Preventive Defense）的概念。在“预防性防务”的概念下，环境安全挑战具有两个层面的含义：第一个挑战是国防部要理解在哪里和在什么情况下环境退化和稀缺会促成不稳定和冲突，并且要尽早得到处理。第二个挑战是决定军事环境合作在哪里能够极大地促进民主建设、信任和理解。这两个因素共同组成了“预防性防务的环境安全支柱”。【注释】Deputy Under Secretary of Defense for Environmental Security Sherri Wasserman Goodmans Remarks at the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Washington, D.C., Excerpts from “The Environment and National Security” 8 August 1996,ECSP Report 3,p.119.【注尾】国防部环境安全规划执行四个首要的和相互联系的目标：首先是遵守相关法律；其次是通过确保持续的使用训练和实验所需要的空气、土地和水来支持美国武装力量的军事准备状态。第三是提高军事人员及其家庭成员的生活质量，这通过保护他们免于环境、安全和健康伤害以及保持军事设施质量来实现。第四是促使武器系统具有改善的性能，更低的成本和更好的环境特征。【注释】见http://w3.pnl.gov:2080/ces/academic/runci.htm.【注尾】1993年五角大楼设立了负责环境安全的副国防部长助理办公室，其职能是把对环境问题的关切整合进国家防务政策，以确保在国内进行负责任的军事行动，慑止由于缺乏资源或不能获得资源而引发的地区性冲突，减轻可能导致国际不稳定或全球环境退化的环境威胁，如臭氧耗损或生物物种的减少。【注释】Deputy Under Secretary of Defense for Environmental Security Sherri Wasserman Goodmans Remarks to the Society of American Military Engineers National Meeting in Nashville, Tennessee, June 1, 1994, ECSP Report 1, p.55.【注尾】从1986年到1992年，国防部减少了一半的有害废物。此外，1996年10月，美国与俄国及挪威签署协议，规定各方军队将共同确保其军事活动不会损害北极地区的环境。【注释】Excerpts from Secretary William Perrys Remarks to The Society of American Engineers, Washington,D.C., November 20, 1996, ECSP Report 3, p.55.【注尾】国防部每年公布它在国内的污染设施的详细名单，以及清除每处污染所预期需要的费用。对于国内正在关闭的基地和许多污染最严重的设施，国防部引入社区代表，通过恢复顾问委员会（restoration advisory boards）来监督环境恢复情况。【注释】Lenny Siegel, “Overseas Contamination: An Open Sore in the Pentagons Improving Environmental Record,” ECSP Report 2, pp.15-17.【注尾】
对于中央情报局来说，一些事件表明环境问题已经被列入情报部门的议程。1993年情报部门设立了环境特别工作组（Environmental Task Force）。环境特别工作组发现，情报机构通过卫星系统和其他手段收集的数据为环境科学机构填补了关键的信息差距。而且与环境安全的批评者对于成本的预测相反，情报部门用于环境信息的成本很小而潜在的收益很大，不需要新的投资。【注释】Director of Central Intelligence John Deutchs Remarks to the World Affairs Council, Los Angels, California, Excepts from “The Environmental on the Intelligence Agenda,” July 25, 1996, ECSP Report 3, pp.113-114.【注尾】
1996年7月3日，国防部、能源部和环保署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其目的是在三个部门间建立合作框架以协调加强美国环境安全的努力，并且承认环境问题和国家安全事务的联系。《谅解备忘录》规定，各部门应该开发和进行与环境安全的国际层面相关的合作活动，并且使之与美国的外交政策和各部门的职责一致。合作活动在有助于提高环境安全的领域进行，包括信息交换、研究和开发、监测、风险评估、紧急反应、污染预防与补救，以及其他与放射性和非放射性污染相关的活动等。【注释】U.S. Special Representative to the Commission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Special Negotiator on Climate Mark Hambleys Remarks to the Workshop on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and Security Issues at the NationalDefenseUniversity, Excepts from “The Environmental and Diplomacy: New Challenges for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ugust 8, 1996, ECSP Report 3, pp.119-121.【注尾】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美国环境安全政策，尤其是防务环境安全政策在克林顿政府执政时期获得了很大的发展。这不仅有助于美国自身环境安全的维护，也推动了国际环境安全的发展。但有两点不容忽视：首先，美国在执行环境安全政策时适用双重标准。例如在清除美国军事基地污染的问题上，每年国防部都公布它在国内被污染的设施的详细名单，以及清除每处污染所需要的费用；对于正在关闭的基地和许多污染最严重的设施，国防部引入社区代表通过恢复顾问委员会来监督环境恢复情况。但是对于美国在国外被污染的军事基地，既没有顾问委员会也没有相应的规章。美国政府的官方立场是美国一般没有义务清除外国军事基地的危险品，除非基地存在的废物对人类健康和安全造成了迫在眉睫的威胁。【注释】Lenny Siegel, “Overseas Contamination: An Open Sore in the Pentagons Improving Environmental Record,” ECSP Report 2, pp.15-17.【注尾】其次，美国对国际环境安全的立场受到自身利益政府更迭的牵掣。例如，与克林顿政府执政时期对环境问题的高度重视不同，布什总统执政后宣布退出《京都议定书》，并收回布什在竞选时作出的控制二氧化碳排放的承诺。按照通常的理解，如果履行《京都议定书》，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生产和消费能源的工业部门是要为此付出代价的。这很可能会使美国国内能源使用成本提高，从而引起国内产出水平的下降和加大通货膨胀压力。但是，这些是所有其他限制二氧化碳国家所面临的共同问题。根据国际能源署的统计，美国以5%的人口比例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24%，人均排放量是世界平均水平的52倍，是中国的8.7倍。【注释】《环球时报》，2001年4月13日，第16版。【注尾】不管从哪个方面看，美国都对全球气候变化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四、结论
从客观和主观的角度，或者从理论和实践的层面说，环境安全已经成为美国国家安全的组成部分，这是本文试图证明的一个问题。冷战结束后，尤其是在克林顿政府执政时期，美国已经形成完整的环境安全战略。它的目标是在总体的国家安全战略中给予环境问题的解决以更多的优先性，基本途径是在国际层面和国内各机构间进行合作，基本的手段是政治和经济的，但是注重发挥与军事有关的机构及其资源在实现环境安全中能够发挥的重要作用，从而使其防务环境安全的实践比较突出。美国在其环境安全战略的一些方面甚至走在了某些保守的学者的前面。
但是，美国的环境安全战略受到国内政治的因素影响很大。军事威胁历来在美国视为对美国国家安全的首要威胁，因此美国国内围绕军事安全的争论和战略变化只是具体的途径和手段的问题。环境问题在克林顿政府时期被首次列入国家安全战略，但它不仅在学者的视野中仍居于边缘的地位，而且在未来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议程上的位置仍不确定。这除了与环境问题的自身的特征有关，也与决策层的主观判断和执政理念密不可分。因此，它将更多的受到政府更迭等美国国内政治因素的影响。同时，虽然各国在应对全球性环境问题时有许多共同利益并且需要各国的合作才能实现共同的环境安全，但在现今的国际社会中，国家仍然更多的关心自身的相对收益。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尤其是自小布什执政以来，在国际环境安全领域表现得似乎比其他国家对相对获益更加敏感。
然而，环境问题的现实和潜在的威胁性都是不可否认的。环境安全战略，尤其是通过参与国际环境机制以维护国际环境安全，在越来越多的国家成为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暂时的经济利益而阻碍国际环境安全的实现，不但会因此付出政治和外交方面的代价，而且从长远来看会付出更大的成本，并最终会危及到自身的安全。
薄燕：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在读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