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研究》2002年第2期
富兰克林·罗斯福的中国观
【注释】本文为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成果。【注尾】
赵志辉
〔内容提要〕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罗斯福总统从他的外交理念和美国的国家利益出发，又基于他对中国的深刻认识，提出了中国大国地位的思想；但罗斯福并没有真正理解中国革命的性质，他的蒋介石观给中美关系带来了严重的损害；他对共产党的认识虽然比较客观，但意识形态的隔阂使他放弃了对共产党的承认和支持。罗斯福的中国观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也存在极大的局限性。
关键词：美国历史/罗斯福/中国情结/大国地位/蒋介石/共产党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是中美两国关系史上唯一的战略结盟时期，而作为当时美国外交最高决策人的罗斯福总统，不仅其家族与中国有一定的渊源关系，而且连任四届总统、长达13年之久的执政也使他形成了一套完整、系统的对华思想。本文对罗斯福的中国观的探讨，希望能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战时美国的对华政策。
一、罗斯福的中国情结
罗斯福在执政时期，屡次提到他的家族与中国的关系。许多美国史家在分析罗斯福的对华政策时，也都强调这一点。那么，罗斯福与中国到底有怎样的特殊关系？它对美国的对华政策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罗斯福的外祖父沃伦·德拉诺是一位商人，在1857年美国经济危机中损失惨重。为了发财，他来到中国做鸦片和茶叶生意，达五年之久，获利甚丰。其间，沃伦·德拉诺又将全家带到香港，罗斯福的母亲萨拉·德拉诺因此在中国居住两年，后因回国读书离开中国。【注释】关于德拉诺家族与中国的关系，参见邓蜀生：《罗斯福》，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6页；Nathan Miller, The Roosevelt Chronicles: The Story of a Great American Family (New York, 1979), pp.182-183.【注尾】德拉诺家族在中国的经商史在罗斯福的脑海中打下了深刻的烙印，在他孩提时代的家中，摆满了从中国带回的纪念品，他对外公的在华贸易经历和母亲在香港度过的一段少女生活颇感兴趣，也因而对中国产生良好的印象。担任总统后，无论是公开场合还是私下，他总情不自禁地谈起他的外公、母亲与中国的关系，也谈及他对中国的情感。正如埃利奥特·罗斯福在其回忆录中写道：“父亲一向对中国人民怀有崇高的敬意，并且对他们的问题和开发他们潜在资源的可能性有浓厚的兴趣。”【注释】Elliot Roosevelt, As He Saw It (New York: Duell,Sloan and Pearce, 1946), p.158.【注尾】
罗斯福的中国情结的确时常反映在他的对华政策上，有两个典型的例子可以说明这一点。一次是在1933年1月9日，罗斯福还未上任，就约见了当时的国务卿史汀生，表示他支持“不承认主义”的对日政策。罗斯福的顾问如莫利、特格韦尔对他的做法大惑不解，问他为什么接受史汀生的远东政策，罗斯福则津津有味地谈论他的外祖父同中国做生意的故事，然后说：“我总是深深地同情中国人，你们怎么能期望我不同意史汀生的对日政策呢？”【注释】Charles Bear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in the Making, 1932-1940 (New Heaven, 1947), p.142.【注尾】只是由于当时美国国内外各种因素的掣肘，罗斯福在援华制日政策上不可能走得很远。另一次是在开罗会议期间，当史迪威问起他的对华政策时，罗斯福又大谈其外祖父从前在中国经商的老话：“不错，我们早已和中国交了多年的朋友，你们知道，我也有一段与中国有关的历史。我祖父到过那里……他赚了100万美元……”。满腔怒火的史迪威在他的日记中写道：“老天爷，他真是糟糕透顶，我们走出门的时候快要呕吐了。”【注释】Theodore H.White, ed., The Stilwell Papers (New York: William Sloane, 1948), p.251.【注尾】
对罗斯福中国情结颇有微词的并非史迪威一人。许多人认为，罗斯福“在中国事务上感情用事、肤浅、不现实”。【注释】罗伯特·达莱克：《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下册)，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761页。【注尾】英国外相艾登抱怨道：“我们有强烈的印象，认为只是由于他们对中国的感情，总统才力图引导他的人民承担国际责任”（指罗斯福主张建立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组织——笔者注）。【注释】安东尼·艾登：《艾登回忆录》（清算，中册），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657页。【注尾】其实，罗斯福的中国情结并不是一种浅薄，而是一种深思熟虑的策略。他之所以“把那些早年的对中国所有事物的持久感情作为他对华政策的基础”，【注释】罗伯特·梅斯尔：《罗斯福、杜鲁门和中国》，袁明、哈里·哈丁主编：《中美关系史上沉重的一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99页。【注尾】除了由于他的家族和中国的贸易关系，还有两个更重要的原因。
首先，罗斯福通过宣称他对这个追溯到先辈们的话题有着长期亲身的了解，以确定自己对中国政策的垄断。【注释】罗伯特·梅斯尔：前引文，第99页。【注尾】罗斯福总是派特使访华，在中美之间建立特殊的联系，而不是依靠国务院的官员。通过这种“特使外交”，罗斯福直接控制美国对华政策的制定。“从1938年到1945年他去世时为止，罗斯福先后派出大约十多个特使，充当他在中国的耳目，”【注释】迈克尔·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3页。【注尾】其中有些人对罗斯福的外交政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其次，更重要的是，罗斯福的中国情结源于他对中国的深刻认识。
（1）他认识到中国不仅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而且是一个热爱和平的伟大民族，它“既不会侵略，也不会成为帝国主义”。【注释】安东尼·艾登：前引书，第657页。【注尾】1941年3月14日，罗斯福与驻美大使野村吉三郎会谈时指出：“有数千年悠久文化的中国，日本是不可能加以统治的。”【注释】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第12册），台北·中央日报社，1978年版，第148-149页。【注尾】他希望中国逐步走向民族独立，建立一个“新中国”【注释】参见Edgar B.Nixon, ed., Franklin D. Franklin Roosevelt and Foreign Affairs, 1882-1945, (Cambrige, Mass.: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Vol.II, p.306.【注尾】
（2）罗斯福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中国历史已发展到一个转折的关头。尽管中国当时还很贫穷和落后，但伟大的中华民族的复兴即将到来。许多人对他这种“浪漫的中国幻想”不可思议，但他对此仍矢志不渝。在公开的外交场合，他多次强调：就人口而言，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就领土而言，中国是亚洲最大的国家。虽然它因长期的治理不当而蒙受了挫折，目前的地位软弱，但这个拥有五亿勤劳人民的古老大国注定要成为远东的强国，为人类的文明与发展作出贡献。 【注释】罗斯福在德黑兰会议上与斯大林的谈话、敦巴顿橡树园会议期间与中国代表顾维钧的谈话，以及与他的儿子埃利奥特·罗斯福的谈话中都表达了类似的看法。参见Unite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ed., Foreign Relatl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hereafter cited as FRUS), 1943, The Conference at Cairo and Tehran (Washington D.C.,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61), p.532；巴巴拉·W·塔齐曼：《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1911-1945），重庆出版社1997年版，第310页；《顾维钧回忆录》(第五分册)，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413-414页。【注尾】
（3）在对华政策上，罗斯福认为，时代的发展要求美国应该重新定位它的对华关系。就像他对副国务卿韦尔斯所说的：殖民帝国的时代早已过去了，“为了自身的安全，西方世界必须抛弃亚洲人是劣等民族的看法。平等地对待中国是防止未来东西方之间产生根本对立的最好办法。”【注释】Sumner Welles, Seven Major Decisions (London: Hamish Hamilton,1951), p.153.【注尾】1943年，罗斯福不仅签署了《中美新约》，而且敦促国会废除歧视中国的“排华法案”。此外，他还在开罗会议、德黑兰会议和雅尔塔会议上多次要求丘吉尔将香港归还给中国，因为“那里的居民90％以上是中国人，加之又十分靠近广州。”【注释】FRUS, 1943, The Conferences at Cairo and Tehran, p.554. 《顾维钧回忆录》(第五分册)，第14页。【注尾】
当然，探讨罗斯福的中国情结的同时，并不影响对其中国政策作全面的评价。尽管罗斯福总统对中国表示同情，但他的对华政策无疑要服从于美国的国家利益。1934年，罗斯福为了缓和美国的金融危机，采取提高银价、收购白银的政策，这使实行银本位的中国深受其害。尽管中国政府一再抗议，并提出交涉，罗斯福却丝毫不为所动，他宣布这个问题是“中国自己的事，并非我们的事。他们如果愿意，尽可制止白银外流，而我们不能只因为中国人不能保护自己就改变我们的政策。”【注释】孔华润：《美国对中国的反应》，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22页。【注尾】在整个30年代，尽管他不时侈谈对中国的感情，但他同大多数美国人一样对中国的命运并不关心，认定美国在华利益微不足道，他不愿承认日本霸占中国会危及美国的利益。【注释】孔华润：前引书，第138-139页。【注尾】
二、罗斯福的中国大国地位思想
罗斯福的对华政策有两个方面：一是他的军事战略，即联合中国对日作战；二是他的政治战略，就是承认和支持中国的大国地位。因此，扶植中国的大国地位是罗斯福对华思想的重要方面。具体地说，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注释】美国国务卿赫尔谈到战时美国对华政策时说：“对于中国，我们有两个目标：第一，有效地共同对日作战；第二，在战时和战后，为了筹建国际组织和在东方实现稳定和繁荣，承认和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与俄、英、美三个强大的西方盟国具有同等地位的大国。”笔者认为，赫尔的言论较客观地概括了抗战时期罗斯福的对华政策。参见Cordell Hull, Memoirs of Cordell Hull, Vol.I (New York: Macmillan, 1948), p.1583.【注尾】
首先，罗斯福相信，通过抗战，中国在战时和战后将成为一个军事大国。他认为，虽然中国经济发展水平落后，但是人口众多,地域辽阔,资源丰富,加上美国现代化的武器和装备,便可造就一支所向无敌的战斗力量,在击败日本法西斯的战斗中发挥重要作用。在回答英国首相丘吉尔对中国抗战力量质疑时，罗斯福说：中国有五亿人民，如果这样众多的人口能像日本在前一世纪里那样蓬勃发展起来，并且取得现代化武器，那时候会怎样呢？【注释】邹谠：《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8页；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四卷），时代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126页。【注尾】
依照罗斯福的对华军事思想，中国军事力量的强大不仅是战时的需要，也是维持战后亚洲和平与安全的需要。由于中国在对日作战中的重要性，在美国的援助下，中国将不仅为反日本法西斯战争作出重大贡献，而且也将因此崛起为一个军事强国，成为美国在远东的军事屏障。美国曾设想在中国的领土上建立强大的反苏军事基地。开罗会议前夕，罗斯福和美国军方就曾建议蒋介石讨论借助租借法案为中国训练和装备90个师的问题。据美国史书披露，此举是希望“在远东建立一支能够在西伯利亚与红军对抗的强大军队。”【注释】Charles F.Romarus and Riley Sunderland, 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s (Washington D.C., 1956), p.58.【注尾】可见，中国的军事崛起是罗斯福中国大国地位思想的重要基础。
其次，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罗斯福在政治上一直积极支持中国成为一个世界大国。【注释】关于罗斯福政治上支持中国大国地位，请参见拙作《也谈开罗会议与美国对华政策的转折》，《世界历史》2000年第2期。【注尾】具体表现为：
第一，由于地缘政治的原因，罗斯福认为，中国将取代日本，作为战后东亚的主要大国。因为通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必将崩溃，“日本将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内失去作为一个东方大国的资格，唯一真正的东方大国就是中国了……因而，如果要确保远东稳定的话，任何安排都应以中国为中心来进行。”【注释】Cordell Hull, op.cit., Vol.II p.1587.【注尾】他说：“在将来，一个仍然不可战胜的中国将不仅在东亚，而且在全世界，起到维护和平与繁荣的适当作用。”【注释】FRUS, 1942, China, pp.44-45.【注尾】他认为，中国应同美、英、苏三大国一道，共同承担维持国际社会和平的职责，尤其在亚洲，发挥其特殊的领导作用。
第二，罗斯福认为，中国将是战后的主要托管国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严重冲击了亚洲的殖民体系。在讨论殖民地的未来时，罗斯福评论道：“白人国家不能再指望长期占领这些殖民地”，但是既然他们还没有准备自治，那么最好建立国际托管制，由中美英苏四大国共同管理。【注释】Akira Iriye, Power and Culture：The JapaneseAmerican War, 1941-1945 (Cambri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pp.53-54.【注尾】在战后亚洲，面对摆脱宗主国统治的殖民地托管问题，美国需要一个强大、友好的中国帮助它，中国将是联合国在亚洲的重要托管国。
罗斯福的中国大国地位观集中体现了他的国际关系理念——集体安全的思想，这是威尔逊自由国际主义政治哲学的继承与发展，其核心是成立普遍性的国际组织，以集体安全而非结盟、以和谐而非均势为基础建立国际合作秩序。与威尔逊国际联盟不同的是，罗斯福倡导的联合国是以“警察委员会”作为支柱，他设想把世界划分为几个地区，每个地区都有一个或几个大国维持秩序，这些大国在本地区具有特殊的权利和责任。然而，罗斯福主张各个地区都是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这样从全球来看又是一个门户开放的世界。罗斯福认为，美、苏、英、中四个国家可以担当大国的角色，美国主宰西半球，英国管理西欧，并托管其前殖民地，苏联维护东欧及东北亚地区的安全，中国在亚洲，尤其在远东地区发挥作用，而有关全球性的和平和安全问题，四大国将共同协商解决，这就是罗斯福的“四警”制思想。
罗斯福的中国大国地位思想表明：中国是实现罗斯福的战后世界集体安全的主要国家之一，美国扶植中国的大国地位，并成为战后“四警”中的一员，正是这个集体安全计划的一部分。
罗斯福关于中国大国地位的构想并非是为了中国的崛起，它不仅体现了罗斯福的外交理念，更重要的是反映了美国的国家利益。
首先，罗斯福的中国大国地位思想符合美国的政治利益。尽管罗斯福不断地强调大国合作，但他现实地意识到美国和其他国家冲突的不可避免性。因此，他极力拉拢与美国矛盾较少的中国合作，以保证在与英、苏的对抗中占上风。中国不仅可以在意识形态领域内成为遏制“苏联共产主义扩张”的力量，而且将阻止苏联势力在远东的渗透。在坚持中国成为大国理事会的成员时，罗斯福总统对艾登说：“当我们与俄国发生严重的政策冲突时，中国将毫无疑问地站在我们一边。”【注释】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下册)，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50页。【注尾】在对英关系上，中美两国有共同的利益基础，就是瓦解大英帝国的殖民体系。因此，中国是大国政治中的重要砝码。
其次，罗斯福的中国大国地位思想符合美国的经济利益。中国是美国心目中巨大而潜在的市场，开拓这个市场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如果说，美国对华政策的基本目标之一是致力于建立一个现代化的中国，那么这种政策绝非像有的学者所说的是利他主义的，而是因为，只有建立一个统一、稳定、民主和适度强大的中国，诱人的中国市场才有可能从“神话”变成现实。理解了这一点，才能真正把握美国对华政策的基本动因。历史学家孔华润指出：“如果要实现在中国扩展贸易与投资的愿望，必须除去帝国主义的枷锁，中国必须实现现代化，对于一个落后的、被列强统治着的中国，美国是没有什么可指望的。”【注释】孔华润：前引书，第193页。【注尾】它只能是美国的“负担”和“潜在的麻烦”。
第三，罗斯福还认为，要使他亲手建立的联合国被世界各国承认，必须使这个组织具有真正的国际性。他说：“中国作为世界组织的最高理事会的一个成员，就会使这个组织具有世界性，而不是纯属欧洲地区，这就有利于把亚洲号召起来，使其效忠于这个组织。”【注释】邹谠：前引书，第34页。【注尾】同时，中国成为世界大国还可以使中国站在西方列强一边，抵消日本关于“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的种族宣传，【注释】约瑟夫·W·埃谢里克编著：《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美国前驻华外交官约翰·S·谢伟思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报告》，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154-155页。【注尾】避免未来东西方之间的冲突。
三、罗斯福的蒋介石观
蒋介石是抗战时期中国政府的领导人，因此，罗斯福对蒋介石的态度和他的对华政策息息相关。罗斯福的对华政策是以支持蒋介石政府的统治为政治基础的，尽管罗斯福有过怀疑和动摇，但直到他去世为止，他始终没有改变“蒋介石就是中国”的片面看法，给美国对华政策带来了悲剧性的影响。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象征着中国国内的团结和统一，伟大的中国抗战又博得了西方国家的高度重视。伴随着对中国抗战的一片赞扬，蒋介石作为总统无疑成为美国心目中最重要的公众人物，“舆论使他成为民族统一意志的象征”，【注释】《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138页。【注尾】蒋介石的形象开始被过分美化。他的基督教徒身份，与受过美国教育的宋氏家族联姻，及其反共亲美主张都深得美国的好感。蒋介石被视为美国文化熏陶的结果，是未来中国的希望。新闻媒体大王亨利·卢斯通过他的《生活》、《时代》杂志，以极其高超的手法塑造了一个圣徒的形象，这种形象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和中美两国的战略结盟达到了顶点，从1938—1945年蒋介石曾先后六次登上《时代》杂志的封面。
罗斯福对蒋介石的看法不仅深受上述美国公众舆论的影响，而且主要与中国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有关，因此，中美的战略结盟使蒋介石成为罗斯福心目中的一个重要盟国的领导人。从美国的对华战略利益和维护盟国团结的角度出发，罗斯福极力维护蒋介石作为中国领导人的形象。在“珍珠港事件”之后不久，面对美国政府内部对蒋介石独裁统治的批评，罗斯福在与《西行漫记》的作者埃德加·斯诺谈话时说，不能一提到蒋介石就说他是个“野蛮的头子”。【注释】巴巴拉·W·塔齐曼：前引书，第311页。【注尾】当史迪威和蒋介石发生冲突时，罗斯福站在蒋介石一边，为他辩护。1943年3月8日，他给马歇尔信中的一段评论概括了他在抗战时期对蒋介石的基本态度：
“史迪威对待蒋委员长的态度是完全错误的。因为蒋委员长毕竟是中国人，所以我们自然不可能期望他也采取和我们完全相同的处事方法。史迪威说蒋委员长容易发怒，不易对付，以及经常提高（对美国的）要求等确属事实，但其所谓必须以强硬办法对付蒋委员长的主张则显然谬误。我们大家必须牢记，这位委员长历尽艰辛才成为四亿人民无可争议的领袖，从各行各界领导人物中取得此种统一领导地位确非易事，……此种情形我们非一、二百年不能成功，而蒋委员长竟于一极短暂的时间内在中国完成。何况蒋委员长自然必须维持其最高地位，你我两人设身处地亦必如此。他是一国的行政首脑兼最高统帅，对于这样一个人是不能对他痛加训斥，也不可能像我们对摩洛哥苏丹作的那样逼迫他作出某种承诺。”【注释】Charles F.Romanus and Riley Sunderland, 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 (Washington D.C.,1953), pp.279-280.【注尾】
为了表示对蒋介石的支持，罗斯福力排众议，在无条件对华贷款、在史迪威和陈纳德的对华战略之争等问题上坚定地支持蒋介石。当中美两国在援华问题上出现分歧时，罗斯福对蒋介石总是采取安抚、迁就的策略，依靠他的“通信外交”、“特使外交”平息蒋介石的怨气，化解双方矛盾。
实际上，罗斯福并不是没有意识到蒋介石的弱点，随着在华外交官、新闻记者与援华军事人员陆续递交大量关于中国的报道，蒋介石的圣徒形象受到了质疑。以史迪威为代表的驻华美国军事官员和以高思为代表的一批驻华外交官和新闻记者提出：蒋介石政府不能完全代表中国，美国对蒋介石的支持应当是有条件的，当它不符合美国在华利益时，美国可随时推翻蒋介石的统治，并扶持他的异己。这一派的观点在1944年逐步得到了验证，蒋介石政权的政治腐败、经济危机和军事溃败开始充分暴露出来。这导致了1944年罗斯福对蒋介石的压力政策。罗斯福拒绝五亿美元的对华新贷款、逼迫蒋介石无条件出兵缅甸、派美国军事观察团到延安、要求由史迪威统一中国军队的指挥权等等就是这种压力政策的具体体现。【注释】关于罗斯福对蒋介石的压力政策，中外史著已有大量论述，在此不再赘述。【注尾】
罗斯福的压力政策虽然取得一定的成效，但随着美国对华军事战略的转折，中国在美国远东战场的地位大大下降，罗斯福更多地是从政治而不是从军事角度考虑制定新的对华政策。他更关心的是战后中国的统一和稳定，而不是逼迫蒋介石就范。史迪威事件发生后，罗斯福又重新回到无条件支持蒋介石政策道路上来，这种政策一直延续到他去世。与1944年以前支持蒋介石政策所不同的是，罗斯福这时更多的是从战后的政治考虑，而军事上的考虑大大减少了。
综观罗斯福对蒋介石的政策，除了在1944年的一段时期里采取了压力政策外，在中美结盟的大部分时间里，罗斯福实行的是无条件支持蒋介石的政策。“蒋介石就是中国”的看法，始终支配着他的对华政策理念，而美国对华政策的执行者赫尔利等人在抗战后期又把这种政策推向了极端。魏德迈要求他的下属服从总统的命令，必须支持现有的中国政府，凡是没有得到蒋介石的明确同意，一律不得向中国的任何“分子”提供援助，不管其决定看起来是否明智。赫尔利声称，美国人呆在中国是为了确保一切军事和政治派别都团结在蒋介石的领导之下，【注释】迈克尔·沙勒：前引书，第206、207页。【注尾】这样美国一步步走到扶蒋反共的对华政策上来。
一方面，罗斯福清楚地知道蒋介石政权的弱点，另一方面，他又坚持“蒋介石就是中国”的看法，这种矛盾的心理是如何形成的？
第一，抗战的需要。罗斯福对蒋介石的支持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中国人民英勇抗战的基础上。由于中国战区的重要意义，罗斯福非常关心中国战场的稳定，因此他十分担心蒋介石与日本实行单独媾和，破坏美国的远东战略。【注释】B.B.沃龙佐夫：《中国的拿破仑：蒋介石之命运》，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196、201页。【注尾】而由于日本不断发动对华“和平攻势”，试图分裂国民党，他们一方面拉拢亲日反美派的何应钦，另一方面还以汪精卫傀儡政府为中间人诱使蒋介石媾和。美国医药援华局局长斯莱克博士对总统说：中国的士气正在恶化，蒋介石失去权力和中日妥协的危险正在增长【注释】巴巴拉·W·塔齐曼：前引书，第421页。【注尾】。因此为了抗战的需要，罗斯福承认：“目前在中国有谁能替代蒋介石的地位呢？根本就没有其他的领袖。虽然蒋氏夫妇有很多缺点，可是我们还不得不依靠他们。”【注释】Elliot Roosevelt, op.cit., p.154.【注尾】
第二，东亚政治合作的需要。在维护战后东亚的和平和安全、反对欧洲殖民主义、托管殖民地和遏制苏联在亚洲的势力扩张等方面，罗斯福和蒋介石的看法有许多共同之处，罗斯福希望得到蒋介石的合作。罗斯福担心，一旦蒋介石下台，则会严重破坏他的战后和平体制计划，况且为了限制苏联的影响与扩张，他不能欢迎出现一个中共政府的前景，罗斯福必须支持成立一个在蒋介石控制下联合政府。【注释】参见罗伯特·达莱克：前引书，第762-763页。【注尾】因此，罗斯福明知蒋介石政权腐败无能，但在大国会议上，罗斯福不断提高蒋介石的身份，吹嘘他是一个大国的领袖，以赢得他在国际政治上的合作。
第三，罗斯福乐观地相信，一个经过改革的国民党中国可以同美国合作，保证战后亚洲的稳定。而要改造中国，非蒋介石莫属。罗斯福说：“尽管蒋介石的军事眼光有局限，他的军队仗打得不好，但他是中国唯一能使中国军队在战场上与日本作战并在战后把中国人民团结在一起的人。”【注释】Sumner Welles, op.cit., pp.150-151.【注尾】因此，从长远眼光看，“美国必须支持和迁就蒋介石。”【注释】迈克尔·沙勒：前引书，第99页。【注尾】
罗斯福的扶蒋政策表明：他对蒋介石的认识是肤浅的。【注释】1945年3月3日，罗斯福在同埃德加·斯诺的谈话中承认：“蒋这个人——我根本没有接触到他的思想。”引自裘克安编：《斯诺在中国》，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172页。【注尾】他用美国的政治传统和文化观念来解读蒋介石和他领导的国民党，便不可避免地要产生误读，给两国关系的发展带来损害。比如，妥协是美国政治中司空见惯的现象，因此，罗斯福“无法理解国共斗争的尖锐性，他们为什么不能像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那样合作呢？”【注释】Gaddis Smith, American Diplomacy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1941-1945 (New York: Alfred A.Knopf,1985), p.11.【注尾】“共产党人和国民党的党员都是中国人，他们基本上是朋友，朋友之间总有商量的余地。”他还认为，如果双方不能够一致，他们可以“找一个朋友”斡旋，并且表示他可能充当那个朋友。【注释】《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第573页。【注尾】罗斯福固执地认为：国共两党妥协，组建联合政府是顺理成章的事。他还错误地认为，蒋介石独裁政府可以改造成为其心目中的自由民主政体，他没有认识到专制的国民党在政权问题上是坚决不与共产党分享的，联合政府是不可能的事。美国无条件地一味支持蒋介石政权，只会导致其对华政策的失败。
四、罗斯福对中国共产党的看法
抗战时期，罗斯福对共产党的看法和当时美国对共产党的政策是不完全一致的。二者之间既有相同的方面，也有不同的方面。这大抵有两个原因：一是美国对共产党政策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而作为罗斯福总统个人对共产党的看法是相对独立的；二是因为罗斯福去世时，抗战仍未结束，罗斯福虽然采取扶蒋的政策，但对中共采取了基本上联共容共的态度。从1945年4月罗斯福去世到抗战胜利，虽然只有短短的几个月，但对华政策有较明显的变化，美国反共的倾向逐渐明显。但总体看来，罗斯福本人对共产党的认识是比较客观的。
第一，罗斯福对共产党的认识。
首先，罗斯福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和主张含有民主的、进步的成分。尽管他始终难以确定中国共产党是否仅仅是“土地改革者”或是“人造黄油式”的共产党，直到1945年3月，他还询问记者埃德加·斯诺：中国共产党是“真正的共产党吗？”“俄国人在指挥他们吗？”【注释】罗伯特·达莱克：前引书，第763页。【注尾】但他从派往中国的特使递交的报告中了解到，共产党在解放区实行的土地改革政策卓有成效；共产党提倡政治民主、实行男女平等深受群众欢迎；他们要求维护统一战线、共同抗日的主张是符合反法西斯战争形势的，也符合美国的对华战略。因此，罗斯福“赞同他们（指共产党）对农民、对妇女与对日本的态度”。【注释】董显光：《蒋总统传》（第三册），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52年版，第455页。【注尾】1943年8月，他告诉宋子文：“我真诚希望……不要对八路军使用武力，在他们身上，存在着合理社会主义和民主的萌芽，你不要毁灭这些有价值的思想。”【注释】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between Soong and Roosevelt, 30 August 1943, T. V. Soong Papers box 32.引自Liu Xiaoyuan, A Partnership For Disorder: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ir Policies for the Postwar Disposition of the Japanese Empire, 1941-1945 (Cambri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117.【注尾】
抗战后期，中国共产党在国共谈判中提出了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和联合军事委员会等合理要求，都被蒋介石以各种理由拒绝。在评价国共谈判时，罗斯福说：蒋介石对延安要求的基本权利保证“提出了一些十分荒谬的反对意见”。在他看来，延安的要求是“完全合理的”。【注释】裘克安编：前引书，第172页。【注尾】罗斯福的这个认识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其次，他认为，中国共产党是一支抗日的部队。在开罗会议上，罗斯福告诉他的儿子：“蒋介石想使我们相信中国的共产党并无抗击日本军队的行动，但是我们所了解的却与他所说的完全不同。”【注释】Elliot Roosevelt, op.cit., p.163.【注尾】1944年当国民党战场大溃败时，为了挽救中国军事危机，罗斯福大胆要求蒋介石允许派遣美国军事团到延安。尽管罗斯福的目的有各种各样，但这个事件本身已经说明，不管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是什么，他相信，既然共产党是坚持抗日的，美国应该给予支持。
第二，罗斯福任内坚决主张国共合作，建立联合政府。
中国共产党“团结内外、一致抗日”的一贯政治主张符合美国的对华政策，因此，罗斯福坚决反对蒋介石发动内战。早在1941年2月8日，罗斯福在致蒋介石的信中说：“在万里之外的我们看来……这所谓共产党与国民政府间，相同之点殆多于相异者。我们希望双方能够消泯歧见，更密切合作，以有利于对日本作战的共同目标。”【注释】董显光：前引书，第455页。【注尾】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罗斯福更加关注中国的政治局势，他害怕国共关系的日益恶化将导致内战。副国务卿萨姆纳·韦尔斯在回顾他于1943年9月与罗斯福总统的一次谈话时讲到，罗斯福对中国的政局表示担忧，但是他（罗斯福总统）最担心的是在击败日本后爆发内战；那时的危险是苏联将站在共产党人的一边进行干涉，西方列强将出于自身的利益被吸引或者被迫而支持反共的一方。他说，那时我们就可以看到与我们曾经目睹的、内战中的西班牙十分相似的情景，所不同的是战争的规模更大。【注释】Sumner Welles, op.cit., pp.151-152.【注尾】
为了防止国共分裂，在开罗会议上，罗斯福的重要议题之一就是劝说蒋介石维持国内统一。与蒋介石会谈后，罗斯福告诉他的儿子：蒋介石“不能解释他为什么把大批最精锐的军队屯在西北部——红色中国的边境上。”【注释】Elliot Roosevelt, op.cit., p.142.【注尾】为了迫使蒋介石就范，罗斯福以支持中国收回英国在上海、广州等地的治外法权为条件，要求蒋介石“还在战争继续进行的时期，与延安的共产党人组织一个联合政府”。【注释】Elliot Roosevelt, op.cit.,p.164.【注尾】从目前已揭秘的档案来看，这是罗斯福第一次提出建立国共联合政府的主张，也是抗战时期提出建立国共联合政府的第一个人。【注释】1944年9月，中国共产党根据形势的发展，开始明确提出建立国共联合政府的主张。【注尾】
1944年，罗斯福采取一系列行动促成国共联合政府的建立，其主要表现在：派遣华莱士访华，直接调处国共矛盾；派遣军事观察团到延安；建议蒋介石交由史迪威统一指挥包括共产党军队在内的所有中国军队；委任赫尔利主持国共谈判。面对难以弥合的国共两党纷争，罗斯福在雅尔塔会议上对斯大林说：在他看来，责任主要在国民党和重庆政府，而不在所谓的共产党。【注释】赫伯特·菲斯：《中国的纠葛》，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71页。【注尾】罗斯福在当时作出这样实事求是的评价的确难能可贵。直到1945年3月3日，罗斯福仍没有放弃他的努力，他告诉埃德加·斯诺：“我一直同那里的两个政府打交道，我打算继续这样做，直到把他们两方拉到一起为止。”【注释】裘克安编：前引书，第173页。【注尾】蒋介石对罗斯福在共产党问题上的看法极为不满，罗斯福去世后的第二天，他在日记中虽然给予罗斯福很高的评价，但仍坚持认为，罗斯福对共产党采取了“绥靖”政策。【注释】Cornelis A. vanMinnen and John F. Sears, eds., FDR and His Contemporaries: Foreign Conceptions of an American President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2), p.142.【注尾】
罗斯福坚持国共合作，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蒋介石反共的野心，延缓了蒋介石发动内战的时间，有利于中国的政治稳定和团结抗战。当然，他不可能完全支持和承认一个与自己意识形态相反的政党，这不仅与美国的政治传统和文化观念有关，也是由当时美国的国家利益所决定的。他所提倡的联合政府也是蒋介石主导下的联合政府。所以，到抗日战争后期，随着中共力量壮大，罗斯福从美国的全球战略考虑，为了保证在中国建立一个非共产党国家，他一方面维护蒋介石政权的主导地位，另一方面，又从国际上寻求苏联和英国对蒋介石的支持，孤立中国共产党。他错误地以为，一纸雅尔塔协定便可使中国共产党就范【注释】罗伯特·达莱克：前引书，第741页。【注尾】，但中国共产党决不会因为苏美都放弃对他的支持而松懈自己的斗志。罗斯福的悲剧在于，“在他努力要在中国建立一套新秩序时，就把美国与一个腐朽的政府结了盟，这个政府类似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发现把自己拴在奥地利那具‘僵尸’上一样。”【注释】迈克尔·沙勒：《20世纪美国与中国》，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76页。【注尾】事实证明，罗斯福的扶蒋政策遭到了失败。
五、对罗斯福中国观的评价
在评价罗斯福的对华思想时，首先应当看到，罗斯福是一位具有远见的政治家，他能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采取现实主义态度，适时调整美国对华政策，公正客观地对待中国和评价中国的抗战，采取树立中国大国地位的政策。美国史学家詹姆斯·伯恩斯认为：“罗斯福把中国看作是一个新的、独立的和自治的亚洲国家体制中的主要支柱，因而是他的自由战略的最高范例和试验。”【注释】James MacGregor Burns, Roosevelt: The soldier of Freedom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70), p.378.【注尾】罗斯福逝世后，顾维钧在日记中写道：“罗斯福为中国坚定之良友。屡次不顾政府各部部长，尤其军事当局之反对，断然采取有利于中国之决策。……不愧为战时之伟大领袖与理想主义之政治家。”【注释】《顾维钧回忆录》(第五分册)，第500页。【注尾】罗斯福的中国大国地位思想曾遭到过当时许多政治家（如丘吉尔）和后来的史学家们的嘲讽，面对人们的质疑，罗斯福在德黑兰会议上说：他之所以把中国列为四大国之一，“并不是他没有意识中国现在的软弱，而是着眼于将来，……毕竟中国是一个有四亿人口的国家，我们最好把它当作朋友看待，而不能使它成为麻烦的潜在来源。”【注释】FRUS, 1943 , The Conference at Cairo and Tehran, p.532.【注尾】在雅尔塔会议上，他说：“中国要成为一个大国，至少需要三代人的教育和训练。”【注释】FRUS, 1945 , The Conference at Malta and Yalta, p.544.【注尾】当年丘吉尔把罗斯福的中国大国地位设想斥之为“浪漫的美国幻想”。历史发展到21世纪，中国目前正处于罗斯福所说的第“三代人”时期，13亿人口的中国已成为国际社会的一个重要力量，与丘吉尔对中国的蔑视相比，所谓罗斯福的“美国幻想”是不是更为明智、更有远见呢？
其次，罗斯福虽然洞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中国历史变革和中美关系重新定位的必然性，但他并没有从根本上抓住这场变革的实质，以至给战时和战后的中美关系带来了悲剧性的后果。罗斯福毕竟是西方政治家，由于他所处的时代和他的视野的局限，他的中国观仍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程度的偏见。蒋介石的美国顾问欧文·拉铁摩尔认为：“虽然罗斯福对中国持有某种进步观点，但这一观点也带有某些比较陈腐的保守和传统的色彩，他认为中国人是劣等人。”【注释】矶野富士子整理：《蒋介石的美国顾问：欧文·拉铁摩尔回忆录》，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65页。【注尾】与此同时，他对华政策的前提是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不管历史学家们如何为他辩护，【注释】其代表作是John L.Snell, ed., The Meaning of Yalta: Big Three Diplomacy and the New Balance of Power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56), chapter 4.【注尾】他在雅尔塔会议上的秘密交易损害了中国利益的事实是无法改变的。在此，我们只需引用当时的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的一段话就可说明问题。赫尔利于1945年2月底看到雅尔塔条约副本之后，为太过离谱的内容而大吃一惊，乃抄录了原文，在空白之处写出下面一些话送呈罗斯福总统过目：“美国是否有权割让另一个主权国家的一部分领土？是否破坏了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所宣告的一切原则和目标（联合国宣言等）？”【注释】古屋奎二：前引书，第179页。【注尾】
赵志辉：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在站博士后、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