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研究》2002年第2期
对秩序的忧虑
——评弗兰西斯·福山的《大分裂：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的重建》
张立平
人类发展史上最奇怪的现象之一就是，精神文明并没有随着物质文明的极大提高而相应地提高；在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时候，人的道德水平不是进步了而是退步了，其表现是：传统的伦理道德不再被严格遵守，旧有的社会规范被打破，社会出现了大紊乱。秩序亟待恢复或重建，否则人类将因为失序而付出沉重的代价。
弗兰西斯·福山在其新著《 大分裂：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的重建》【注释】Francis Fukuyama, The Great Disruption: Human Nature and the Reconstitution of Social Order, 1999. 弗兰西斯·福山著，刘榜离等译：《 大分裂：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的重建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注尾】中对上述令人困惑的问题进行了分析，他通过旁征博引，提出了以下观点：第一，在后工业化时代，社会发生大分裂是普遍的，并不是美国的“专利”；被人指责为“美国病”的那些现象，如高离婚率、高非婚生子比率、高单亲家庭的比率、高犯罪率及权威的散落、信任的减少、人口出生率的下降，在发达国家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因此它不是“美国病”，而是“后工业社会病”；第二，大分裂产生的原因既不是由贫困和不平等造成的（左派的观点），也不是由较多的社会财富和较大的社会保障引起的（经济保守派的观点）；也不是政府的错误政策造成的（右派），更不是由广泛的文化变迁引起的；而主要是由于技术的变革（从工业社会/现代社会向信息社会/后现代社会）和自由民主社会的道德相对主义引起的；第三，社会资本指的是“一个群体之成员共有的一套非正式的、允许他们之间进行合作的价值观或准则”（第18页），构成社会资本的规范包括诚实、信任、责任和互惠。家庭、教育机构、宗教机构、政府的政策导向、企业文化等与这些规范的形成有密切的关系。社会资本的重要性不仅在经济领域，而且在社会领域，它使得在家庭和国家之外有广大的领域，这就是市民社会【注释】英文“ civil society”，本书的译者将它译为“文明社会”，目前多译为“市民社会”。【注尾】。在市民社会中，人们有一种合作和热心公益的精神，热忠于建立既符合自己利益，又符合他人利益的各种各样的协会或组织；第四，规范源于人的本性，人是社会动物，无论是人的理性还是非理性都在引导人趋利避害，这就使得建立各种规范成为可能。规范体系由正式法律、正规宗教、习惯法和历史传统构成，而秩序也可由上而下强制形成或由下而上自发构成；第五，与那种对资本主义消耗社会资本以及那种认为理性在使人类误入歧途的看法不同，福山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的重建持乐观态度。他认为资本主义一方面在消耗社会资本，另一方面又在创建社会资本，它有破坏的一面，也有建设的一面。但就社会资本的具体趋势而言，他对于信任和互惠的恢复比较有信心；但对于核心家庭的稳定、宗教信仰的回归比较怀疑。
福山新著的意义在于试图用社会资本的流失来说明技术进步与道德沦丧这一悖论，并提出通过人的本性（包括理性）来重建社会秩序。该书特别强调了一些非正式的社会规范（诚实、信任、责任和互惠）对于社会秩序以及对于一个有效的自由民主社会的重要价值，而这些规范在任何一个社会中都是基本的道德规范，譬如中国的儿童从小就被父母教育要做一个诚实的孩子；至于信任或信用更是自古以来都在倡导的。西方的诚信是由宗教规定的：不撒谎成为“十诫”之一，而在世俗的商业社会中，信任和互惠几乎成为了黄金定律。然而，在最近一段时间，人类社会几乎要失去这些最普通的道德规范了。就美国而言，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无论是在公共领域还是在私人领域，人们都在强调责任意识，父母对孩子的责任、员工对公司的责任、官员对选民的责任；就国际社会而言，政治家、外交家及学者都在谈论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之间要建立互信机制，以避免因猜疑和误判而引发冲突和造成国际社会的混乱。
福山的新著还有一个贡献，就是将家庭与社会规范、社会资本和社会秩序联结在一起。他认为大分裂的现象起始于家庭功能的下降，随着社会的发展，家庭只剩下一个功能，即生育，就是这一功能还不断受到削弱，原因是避孕技术的提高及妇女社会地位的变化、妇女就业率的增长及工资水平的提高使职业妇女不愿意生育或不愿意多生育，因此人口出生率呈下降趋势。另一方面，妇女经济能力的增强使男人对家庭的责任降低。无论如何，美国离婚率的上升、单亲家庭的增多、未婚生子的比率提高要归咎于60年代的性解放和女权运动。福山虽然承认，维多利亚时代的家庭稳定是以牺牲妇女的权利为代价的，但他并不认为，妇女角色的转变是一件好事。相反，由于上述现象，他认为女权运动的结果对谁都没有好处：妇女首当其冲是受害者，孩子更是受害者；而男人的状况不变。他希望回归“传统的”、稳定的核心家庭去，但也认识到，在信息社会这愿望几乎不可能完全实现；妇女不再愿意回到家庭。显然，他还没有想出如何解决因家庭问题而导致社会资本流失的具体办法。值得注意的是，人们越来越认识到问题青少年或青少年的犯罪问题在很大程度上都源于家庭问题，越来越多的青少年的心理治疗也转向于家庭治疗。妇女的解放并非没有代价，家庭的解体对于社会的稳定来说肯定不是福音，而社会秩序的破坏使每一个生活在社会中的人都得承受其中的痛苦。当然，不能将责任全部推到妇女身上；妇女也并非生来就应该当替罪羊或承担稳定家庭之重任。这是一个全社会的问题，因此需要全社会或社会学家想出更好的办法，在不牺牲任何人的权益的基础上妥善解决这一问题。
福山新著的不足之一是没有完全打通从社会规范到社会秩序这一道路。他虽然花费了相当的篇幅来演绎规范体系，并建立了模型，但却没有相应地对社会秩序进行定义、对社会秩序的体系进行建构和建立模型。因为从福山的书中看不出，大分裂现象扰乱了哪一部分社会秩序抑或是全部的社会秩序？
此外，福山将大分裂的产生归因于自由民主政体下的道德相对主义。他认为，迄今为止，美国自由民主政体的成功并不完全有依赖于正规的法律和强有力的政治经济机制，而是依赖某种共同的文化价值观念，即道德的一致；但由于美国是一个政教分离的民主国家，因此它先天有一种多元主义的倾向，最终发展成道德相对主义；宽容是最高的道德，也是唯一的道德，除此以外对道德并没有什么要求，“法律和制度的透明框架将取代道德一致，并将产生政治秩序，并为他们自己的利益而遵纪守法。同样，与政治自由主义相密切，并以市场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也只是要求人们考虑其长远的自我利益，以便在社会上最理想地生产和分配产品。”（第11到第12页）。福山认为，美国的多元文化主义削弱了传统的道德价值，也即美国主流文化的道德价值。在他看来，道德是绝对的，而不是相对的。他之所以对多元文化主义反感，就在于多元文化主义的价值相对论。美国一些少数族群或团体的价值观为他所不齿，他也反对双语教育或多元文化主义的课程设置，他认为道德只有一个，那就是美国主流文化的道德。这种道德主义（或道德绝对主义）仍然脱离不了西方中心主义，因为在他主张道德主义的同时，也将其普遍化了。
值得一提的是，关注秩序的并非福山一家。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学者所撰写的有关秩序的书不少，如布热津斯基的《大失控》、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1996），以及小阿瑟·施莱辛格的《美国的分裂：对多元文化主义社会的反思》（1992）。其中，弗兰西斯·福山的这本书与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有异曲同工之妙，两书的侧重点和论证方法虽然不同，但都表示了相同的思想、相同的忧虑。对于亨廷顿而言，后冷战时代的冲突主要是由于文明的不同（尤其是宗教的不同或西方文明与非西方文明的不同）而引起的，因此世界秩序的重建必须设法避免文明的冲突；对于福山来说，社会紊乱主要是由于技术的变革和自由民主社会的道德相对主义。两人都对现存社会（国内社会/国际社会）的混乱表示不满，都希望能够重建或恢复已失去的秩序。
诚然，任何一个社会的发展和进步都离不开良好的社会秩序，一个和平、安定、有序、繁荣的社会环境是人类长久以来的梦想。原则上，所有人都从秩序中绝对获益，但所有人也要为秩序的建立付出努力和代价。从这一个意义上讲，建立什么样的社会秩序就涉及到谁获益更多、谁付出的代价更大这样一个问题。在福山的理想中，“大熔炉”的美国社会秩序良好，但它是以移民的美国化或被同化为基础的，移民被迫“断乳”，即与自己的母国文化彻底决裂；同时也是以占美国人口约一半的妇女的牺牲为代价的，为了维持家庭的稳定，作为个人的妇女并未能实现其自身最大的潜力。在重建国际秩序的时候，人们也会关注所要建立的这一秩序是否公平、公正、合理。如果只涉及财富或利益的物质层面，那么为建立秩序而让各方做出妥协以创造一个双赢或多赢的局面是可能的，毕竟稳定的国际秩序符合一切国家的利益；然而当构成秩序的规范涉及到权力、地位时，这种妥协就很难了做出了，除非像冷战时期，美苏两大国都认识到发动核战争没有胜利者，只有毁灭者，因而能达成协定，确保国际秩序的两极体制的稳定及和平。
“9·11”事件多少改变、证实或推翻了包括福山在内的秩序关注者的一些论调：第一，它证实了技术与道德的协调仍然有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技术是中性的，可以行大善，亦可以行大恶，两者同样惊人、可怕；第二，文化、宗教的分歧比物质利益的分歧更难解决；第三，多元文化主义并非秩序紊乱的罪魁祸首，但道德的基本规范仍然是秩序重建的基本要素。第四，美国社会秩序的紊乱并非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当恐怖事件发生后，美国社会的凝聚力顿时增加，美国人对组织、政治机构、权威机构和宗教机构的信任大为回升；美国的犯罪率（譬如在纽约）骤降；家庭亲属关系或社会关系得到加强。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对阿拉伯裔美国人的疑虑增加了，对新移民的信任减少了。出于安全的考虑，社会秩序似乎朝着那些上述秩序的关注者所期望的方向发展，然而这并非没有代价，它是以自由和权利为代价的。
在任何一个运转成功的有秩序的社会，诚信、责任和互惠都是不可或缺的。2001年底的安龙事件及以安达信会计事务所为代表的会计业的诚信危机，受损失的不仅是安龙公司或安达信一家，也不仅是美国的会计业和华尔街的声誉，而是整个社会。社会资本的流失必然会增加人们进行合作的成本，从而使各方的利益受损。就此而言，福山的新著远不只是秩序的关注者可以从中得到借鉴，就是一般读者也会获益匪浅。
张立平：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