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述巡礼
《透视美国：近年来中国的美国研究》胡国成主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4月第一版。全书约32.3万字。
本书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建所20周年时举行的学术讨论会的结晶。全书共收入11篇综述文章，分别就1989年以来我国的美国史研究、中美关系史研究、美国外交史研究、当今中美关系、当代美国外交政策、美国经济、军事、教育、政治、社会、文化研究状况和主要研究成果进行了系统而翔实的介绍和客观而公正的评价。这些文章均出自各研究领域的专业人员之手，其中多数人还占据着该领域学术带头人的地位。读者从该书中不难发现：自1989年以来，我国的美国研究学者在研究领域的拓展、研究课题的深化、研究水平的提高，以及研究成果的质量方面，均取得了重大进展。对于本领域的专业研究人员来说，本书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参考资料；对于有志于美国研究的在校学子来说，本书是一部很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史指南；对于想了解我国近年来美国研究状况的人士来说，它是一部简明的百科全书，因为其中不仅介绍了上述多种研究领域的成果及主要观点，而且介绍了多数领域中的研究机构和人员状况。
（雷克供稿）
《20世纪30年代以来美国史论丛》刘绪贻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本书是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刘绪贻的个人文集，是刘先生自改革开放以来20多年的学术研究的总结。全书共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罗斯福‘新政’研究”，汇集了刘先生在罗斯福新政研究方面的心得，对“新政”的背景、具体措施及效果、新政评价等问题进行探讨。这一部分是本书的重头戏，篇幅占全书内容的一半；第二部分为“美国新右派与三届共和党政府内政外交选论”，研究战后美国史的若干问题；第三部分为“战后至60年代美国黑人运动简史”，分析了这一时期有关黑人民权运动的几个问题；第四部分“品书文选”，评介了刘先生20年来翻译、写作、阅读的12本著作。这四个部分基本反映了刘绪贻教授的史学成就。
（陈晓霞供稿）
《左右未来： 美国国会的制度创新和决策行为》孙哲著。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3月第一版。全书共12章，56.5万字。
作者现任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作者认为，美国国会作为一个政治实体所具备的“流动性”和历史变迁，反映着美国政治的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混杂的客观现实。国会既是美式“民主”政治的万花筒，也是美国政治腐败的温床。本书重点描述了美国政治中“分权与分工”的复杂关系，勾勒了美国国会自身的演变、宪法权限及其主要功能。作者逐一考察了国会、政党、领导体系，以及委员会制度的构成与运作， 详细说明了利益团体、公众舆论以及政府官僚体制对国会运作的种种影响。同时，也从政治精英的角度综合分析了国会议员的集体决策行为。 本书还着重分析了国会在美国对华外交决策中的作用，并提出了我国对美行为预测学科的基本思路。 本书是作者承担的国家社会科学重点课题“美国国会与中美关系”的系列丛书之一。
《相信进步：罗斯福与新政》钱乘旦主编，陈明、李庆余、陈华著。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除总序、前言、新政大事记、主要参考文献外，全书共六章，约19万字。
本书是一个集体作品，南京大学历史系李庆余教授策划了本书的基调。在分析新政对克服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所起作用的同时，本书着重把罗斯福新政改革放在美国现代化进程中进行研究。美国工业社会的诞生与完善是本书的主线。书中第一章分析了新政改革前美国工业社会的弊病，指出其根本原因是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然后叙述了19世纪末以来的改革思潮和实践。作者认为，新政是完善工业社会的必然产物，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第二章叙述在大危机面前，美国人民摈弃自由放任，决心用改革来完善美国社会。在第三、四章中，作者用本书近一半的篇幅较详细地阐述新政改革，通过改革，政府干预代替了自由放任，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的美国社会过渡。第五章叙述新政的外交改革。第六章总结新政的经验和历史地位，强调新政在美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意义。
本书系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世界改革史鉴丛书》之一。
（赵志辉供稿）
《巨大的转变：战后美国对东亚的政策》赵学功著。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3月版。除前言、结语和英文参考文献外，全书共八章，475页，35万字。
作者现为南开大学美国历史与文化研究中心副教授，一直主要从事美国外交史和中美关系史的研究，著有《朝鲜战争中的美国与中国》（1995）和《当代美国外交》（2001）。本书在消化、吸收和综合国内外现有成果的基础上，勾勒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到克林顿政府时期半个多世纪美国对东亚政策发展演变的轨迹，并将这一时期的美国对东亚的政策划分为四个阶段，分析了不同阶段美国对东亚政策的特点及其影响因素。作者认为，美国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先欧后亚”的外交战略到冷战后开始将东亚纳入其外交战略的重点，标志着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巨大的转变”。这本论著资料翔实，参考了国内外学者的有关著述上百种，而且使用了作者在美国国家档案馆和有关的总统图书馆所搜集的近年来解密的档案材料。
（德馨供稿）
《20世纪美国宗教与政治》董小川著。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2月第一版。全书除序言、主要参考书目和后记外，共七章，约21万字。
作者现任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长期从事美国文化史，特别是美国宗教史的研究。 本书以宗教为主体，以历史为基本线索，对宗教在美国选举中的作用及价值，总统和议员的宗教信仰及其政治意义，法院对宗教问题裁决的社会政治特征，宗教在美国文化、外交中的表现等问题进行了探讨。作者认为，宗教是美国民族的精神源泉，世俗化了的宗教是美国国家政治的基本依托。因此，研究和探索美国宗教与政治及其相互关系是了解美国文化和文明的基础和钥匙。
本书系东北师范大学世界文明史研究丛书之一。
Steven Schier,“From Melting Pot To Centrifuge: Immigrants And American Politics,”Brookings Review, Vol. 20, No.1, Winter 2002, pp.16-19.
作者指出，尽管美国在国外出生人口的数量达到了顶峰，但无论是从人口统计上还是政治上都不同于一个世纪以前。今天的移民主要来自拉丁美洲和亚洲。由于包括政党影响力削弱在内的诸多因素，他们没有像其前辈一样被整合进政治体系之中。由于注意到很少有移民参与投票，作者呼吁进行改革，这些改革包括进行全国选民登记和使投票程序更为简单，以鼓励这些移民一旦成为美国公民后参与投票。
Karlyn Bowman, “Knowing The Public Mind,”Wilson Quarterly, Vol. 25, No.4, Autumn 2001, pp.90-98.
从盖洛普关于“民意测验在未来需要重新加以评估”的警告着手，作者讨论了美国民意测验的历史。文章集中讨论在民主程序中的政治民意调查及其启示和作为一种政治导向的公众舆论调查的可靠性。民意测验已经蔓延开来，现在已被政治家们在政治选举中的每一步骤甚至是在选举之后所运用。由媒体和民意测验专家联手私自进行的民意测验注重满足媒体对于即时民意测验的需要，而牺牲了可靠的取样原则。已有人争辩说，2000年总统选举中对于选民投票的民意测验和选举夜过早的电话访问或许干扰了选举程序。民意测验评估期望和倾向，而不是更为复杂的政策动议的风险和代价。作者认为，在一个纷繁复杂的社会中，进行民意测验是必要的，但最佳的民意测验却是建立在大规模取样基础上的纵向研究。
Jason Zengerle,“Police Blotter: What The FBI Is Doing Wrong,” New Republic, No.4537/4538, December 31, 2001/ January 7, 2002, pp.20-23.
直到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联邦调查局的反恐怖策略一直依赖于监听、线人和实施逮捕之前长期的调查。作为恐怖袭击事件的后果，司法部长约翰·阿斯克罗夫特和新任联邦调查局局长罗伯特·马勒已经采取了一种咄咄逼人的拉网式战术，逮捕了大量受到毫不相干指控的“受嫌疑的恐怖分子”。作者认为，虽然这种方法在“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的日子里或许有一些价值，但围捕耗费了大量人力、造成了穆斯林团体的愤恨、使得最初没有被捕获的恐怖分子打草惊蛇而潜伏起来。结果，大多数被逮捕的人是无辜的而被释放。作者称赞联邦调查局扩大同外国执法和情报机构的联系——这对于对付一个如基地组织这样由匿名的分散个体组成的对手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不过，作者指出，联邦调查局需要变得“更像中央情报局”，应当开始战略性的情报工作，即分析资料和在对恐怖主义组织未来行为作出预测的基础上展开调查。
（袁征供稿）
William Perry, “Preparing for the Next Attack,” Foreign Affairs, November/December 2001, Vol.80, No.6, pp.31-46.
佩里认为，美国面临的下一个真正的威胁不是低科技（lowtech）的恐怖主义袭击，而是使用核或者生物武器攻击。“911”事件之前，美国主要依赖威慑作为重要的防御手段。佩里解释道，恐怖主义催生了另一种针对核和生物武器的一线防御——预防。这种新的防御具有各种形式，包括军事战略和政治条约；然而，没有任何一种防御能够保护美国完全不受核打击。同样危险的是秘密的恐怖主义组织，这些组织难以辨认，他们可能拥有核或者生物武器，这不容忽视。他的结论是，防止扩散应该是全球性的战役，现在应该引起重视。
Richard K. Betts, “Fixing Intelligence,”Foreign Affairs, January/February 2002, Vol.81, No.1, pp.43-59.
作者认为，“9·11”恐怖主义袭击之后，可以而且应该采取很多措施支持美国的情报收集和分析工作。但是，即使情报收集和分析大大改善，期望也应当有一定限度。作者认为，面临的挑战不是购买一些以前忽视的设备来加强情报分析和收集能力，而是帮助情报系统在每一件事上多做一些工作，而且做得更好。作者评论了几份有关情报改革的倡议，认为其中一些倡议只能让事情变得更糟。
（樊吉社供稿）
JagdishBhagwati, “Coping with Antiglobalization: A Trilogy of Discontents,”Foreign Affairs, Vol. 81, No. 1, January/ February, 2002, pp.
2-7.
作者认为，由于三重误解的存在，全球化注定要引起争议。反对派的观点更多地源于对过去的怀念和陈腐的理论，而不是经济现实。然而，全球化的某些负面影响也应当受到重视。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富有想象力的机制和政策创新。公司通常有益无害，不应受到无知的、从意识形态出发的或是战略性的攻击。社会公益是多层面的，身处全球经济中的不同公司应当也必须以不同的方式来界定社会责任。
David Dollar & AartKraay, “Spreading the Wealth,” Foreign Affairs, Vol. 81, No. 1, January/ February, 2002, pp. 120-133.
全球化的积极反对者们坚信经济一体化扩大了贫富差距。然而，最令人信服的证据却表明他们的看法是错误的。由于对贸易和投资更大程度的开放带来了更高的增长率，全球不平等程度下降，贫困状况也有好转。
Robert Blendon, John Benson, MollyannBrodie, Drew Altman, Kathleen Weldon, “In Economic Policy: How Much Does It Matter which Party Governs?”Challenge, Vol.44, No.6, November/December, 2001, pp. 59-77.
作者对共和党和民主党主流的经济政策观点进行了考察。他们的研究表明，两党选民对几个领域中联邦政府的政策优先选择及应起何种作用有严重分歧，这些领域包括：教育支出，技能培训和医疗保健支出；对药品、能源和银行业的管制；减税；以及社会保障的私有化。作者认为，由于观念的歧异，如果下一个十年里共和或民主两党中的任何一党在政治上占据主导地位，同时赢得总统职位和国会的大多数席位，经济政策都将严重倾斜——尤其是在美国遇到严重的经济问题或能源危机的情况下。而如果权力结构“继续呈现目前这种近于平衡的状况，经济政策有可能持续混乱，反映出两党在分歧巨大的那些问题上的妥协。”
Greg Mastel, “China, Taiwan and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24, No.3, Summer, 2001, pp.45-46.
马斯特尔指出，尽管双方的政治关系依然紧张，中国大陆与台湾的年贸易总额已超过250亿美元，并继续以每年7%的速度增长。作者注意到，虽然目前海峡两岸的商业往来仍受到诸多限制，但许多台湾企业正积极寻找扩大在中国大陆投资的机会。在评估中国大陆和台湾的世贸成员地位对双方经济关系的影响时，他认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有关规定可能会使双方的贸易和商业往来进一步自由化。
C. Fred Bergsten, “Strong Dollar, Weak Policy,”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Vol.15, No.4, July/August, 2001, pp.8, 10-11, 40-41.
国际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博格斯滕认为，在目前经济增长放缓的情况下，美元坚挺政策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美元坚挺政策使美元对世界其他货币大幅升值，从而使进口品价格下降，这在90年代的繁荣时期是有利的，但现在强势美元对国内制造商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他还警告说，维持坚挺美元的政策还增加了美元“突然剧跌”以及股票市场出现新的暴跌的可能性。他敦促布什政府采取“稳健美元”政策，使美元逐步贬值约20%。他认为，要将美国的对外赤字降至占GDP的2.5%——相当于它现有水平的约一半——这一更具可持续性的水平，美元的大幅度贬值是唯一的办法。
Joseph Quinlan & Marc Chandler,“The U.S. Trade Deficit: A Dangerous Obseesion,”Foreign Affairs, Vol.80, No.3, May/June 2001, pp.87-97.
作者认为， 美国一直在为其不断增长的贸易赤字忧心忡忡，但贸易已不再是评价全球竞争力的有效指标。今天的美国公司通过其国外子公司而不是通过在世界市场上进行竞争，它们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对贸易赤字膨胀过分的担忧，加上美国经济增长的放慢，可能引发美国政府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并导致各国的报复。这种后果才是最大的危险所在。
（王荣军供稿）
Toby Lester, “Oh, Gods!”, Atlantic Monthly, Vol.289, No.2, February 2002, pp.37-45.
作者在文中指出，在整个20世纪，宗教并没有像一些学者预言的那样日渐衰落，相反，在21世纪，人们将看到宗教在深度上和广度上的“爆炸”。作者论述了未来各种宗教的发展，并分析了基督教可能成为21世纪最大的“问题宗教”的原因。
Jonathan Rauch, “Diversity in a New America”, Brookings Review, Vol.20, No.1, Winter 2002, pp.4-5.
在2001年的“9·11”恐怖袭击中，美国和其他国家的许多无辜的穆斯林丧生了。有50多个国家的公民丧生在纽约的世贸大厦里。作者在《布鲁金斯评论》2002年冬季号中撰文指出，美国一向被看作是世界上最多元化的社会，其多元化趋势发展得是如此之快，以致于连美国人自己都再也无法肯定，多元化对他们到底意味着什么。作者强调说，尽管许多国家也有众多各异的族群，但与众不同的是，美国人不把族群的多元化当作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相反，他们认为多元化趋势是某种应该被欣然接受的现实，因为多元化带来了诸多的文化利益和经济利益。这期《布鲁金斯评论》是讨论美国社会多元化问题的专刊，所载文章主要探讨了多元化趋势正在如何改变美国，以及这种改变对于美国的内外政策而言意味着什么。这些文章包括“多元化在美国”“宗教在美国”“西班牙裔的美国”“阿拉伯和穆斯林的美国”等。
（卢宁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