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研究》2002年第3期
香港：中美关系中的"新"因素？
鲍绍霖
〔内容提要〕本文探讨了香港回归前后美国的主要对港政策及对香港事务的干预，特别是在亚洲金融危机和香港终审法院关于港人内地子女居留权的裁决所引起的法律危机期间美国所采取的政策和措施。作者发现，随着香港的回归和英国人的撤离，美国有悖常理地比中国中央政府更多地卷入了香港事务，而美国对香港的批评和压力总是随着中美关系的恶化而增强。作者因此呼吁：美国在处理中美关系的过程中，既不应把香港宠坏，也不应使香港成为一只替罪羊。
关键词：美国外交/ 中美关系/ 香港/ 回归前后
末日预言中被遗忘的因素
在香港回归前五个月的1997年2月，有份香港报纸刊发了一幅漫画：一名战败的英国士兵穿着罗马式盔甲、手握断剑和一副写有"西方民主"字样的盾牌；他神情沮丧，站在一堆被丢弃的破烂武器中间，地上有一面残破的英国米字旗；一名配备罗马式装备的美国将军率领一队美国士兵朝他走来，并喊道："让我们接管这儿吧。"【注释：Express Daily, Feb. 11, 1997, A9.】这幅漫画是在肯定还是在反对美国的卷入，漫画家是否认为美国只对推进香港的民主感兴趣，人们不得而知。但漫画似乎在暗示：有一点是肯定的，即英国将退出、中国将进入香港，而美国也将成为影响香港未来的一个主要因素。
这幅漫画指出了香港回归前大量有关香港命运的文章所忽视的一个重要问题，即也应对除了中国以外的外部势力或影响进行严肃讨论，这样才能更全面地评估香港所需面对的问题。事实上，那些对这个前英国殖民地的命运所作的广为流传且貌似先知先觉的末日预言，无一例外地把关注点错误地放在了中国身上，而预言者对中国的雄心与工作重心却毫不了解。这些预言描绘的图景极其灰暗，有的预测香港经济、政治、法律和社会秩序将全面下滑，还有的预测中国政府将对香港进行"重新殖民化"或者干脆会用光香港所有的资源【注释：Jamie Allen, Seeing Red: Chinas Uncompromising Takeover of Hong Kong (Singapore: ButterworthHeinemann Asia, 1997),作者预言香港会出现"一个殖民化和非殖民化过程"，而且在大约十年后，"至少有65万"名移民会从大陆来到香港(p.xx)，香港经济会走向衰落(p.282)；另见Mark Roberti, The Fall of Hong Kong:Chinas Triumph and Britains Betrayal (New York etc.: John Wiley & Sons, Inc., 1994),作者预言像李柱铭这样的民主党人士会被禁止参选立法会议员，而且立法会将"完全按照北京的意思行事"(p.314)；作者承认在港英统治时期，政府职位的任命不够公开和公平，而且他预计这种情况会更加恶化。(p.318)；另参见Louis Kraar, "The Death of Hong Kong," Fortune, June 26, 1995, pp.40-52; "The Sinking of An Island," Express News, May 6, 1997, A2；另一本书指责英国这个"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议会民主国家将600万人民拱手交给一个产生于革命的国家，而这个国家以动用武力而不是以法治著称，"Bruce Bueno de Mesquita, David Newman and Alvin Rabushka, Red Flag over Hong Kong (Chatham, N.J.: Chatham House Publishers, Inc., 1996), p.ix; CNN香港记者站主任Mike Chinoy当时甚至认为李柱铭在香港回归后有可能被解放军逮捕。他后来也承认这并未发生。《外国媒体的预言失灵了》，《明报》，1998年6月16日, A6.】，实际上，这些预言都没有成为现实，正如它们忽视了其他"外部"影响一样。即便是在今天，关注香港的学者还是不像那名漫画家，依然没有学会把眼光放在中国大陆及其在这个前英国殖民地中的支持者之外，去寻找殖民统治结束后香港现实麻烦的可能和潜在的根源。很可惜，他们的观察大多在中英之间的政治纠纷以及民主和人权问题，多数观察家都忽视了其他一些问题及其根源，而其中的一些问题早已显现。
撇开末日预言不谈，作为一个快速发展并极度繁华的城市，香港的确存在一些自己的麻烦。首先，殖民统治结束后的香港很容易出现一些问题，其根源不在中国内地，而在香港自身，在英国的某些"遗产"以及国际社会。香港自身产生问题的一个主要原因，是香港回归的《中英联合声明》签署后中英两国在1984至1997年间长达13年的冲突与矛盾。这种长期、激烈的政治纠纷耗费了政府的时间与精力，并将香港本地和海外人士的注意力过分狭隘地集中在了政治问题、民主、人权以及中英两国的根本差异上。结果，其他问题(其中有一些非常紧迫、严峻和困难的问题)被忽视，无法得到及时处理。在香港回归后的几个月，诸如房屋、投机、就业等问题就浮出水面，而且达到了不易克服的程度。【注释： 例如，我曾在美国、澳大利亚和本港的几所大学发表演讲，对过度悲观的预计作了批评。有关香港需要正视的"现实"问题，请参见Danny S. L. Paau, "Observations: More Urgent Problems Hong Kong Faces," in Danny S.L. Paau，ed., Reunification with China:Hong Kong Academics Speak (Canada & Hong Kong:Asian Research Service, 1998), pp.133-138.】这些问题是由即将离去的英国统治者在最后一刻通过的有问题的法案导致、甚至"制造"，或是使之恶化的。例如，英国人自诩：尽管是在离港前夕，但最终却给予了香港以民主。然而，外界很少有人知道英国人也严重地侵犯了香港本地居民的政治权利，因为它给予了移居国外的香港人与香港本地居民同样的权利和更优惠的待遇，而这些人对香港或中国既不必宣誓效忠也无须承担义务。另外，那些即将离港的殖民官员还涉嫌试图进一步削弱香港青年本已十分淡漠的民族认同感；至少他们在最后一刻通过的有关教育和法律的法案使这个问题进一步复杂化。相比之下，指责英国人还试图将有权有利的高级职位保留在移居国外的香港人(主要是英国人)【注释：有关英国人那些不那么友善的"遗产"或在香港政权移交前埋下的"地雷"，请参见Danny S. L. Paau,"Curious Maneuver? Certain Moves of the British Government in Hong Kong before Departure," in Danny S. L. Paau , ed., Reunification with China:Hong Kong Academics Speak, pp.63-80.】手中，与在其他领域的一系列"不寻常"举动相比简直不值一提。很少有人对前殖民政府这种可疑的行为提出质疑，尽管最近有些忧心忡忡的教育工作者开始奇怪：为何在回归18个月后，香港青年对祖国的认同感并未提升；面对香港与内地的联系日益加深的形势，这种状况会对香港青年产生何种影响。迄今为止，除中国内地以外的影响香港的其他可能外部因素尚未引起学术界的注意。
然而，最近发生的一些事件却使香港人民必须面对现实：来自外部的问题与压力比来自香港自身或北部地区(即中国内地)的问题与压力更难应付。亚洲金融危机和近几个月来的一系列法律－政治危机让香港人认识到，其他国家(尤其是美国)如果出于任何原因对这片小飞地不满，就可能对香港提出批评、施加压力甚至进行威胁。另外，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回归后香港完全有可能成为美国对付中国的一张牌或一个抵押品。
1997年前的香港和中美关系
美国学者对美国卷入香港事务作过深入研究的人不多，南希*塔克(Nancy Tucker)是其中之一。她指出，自香港被割让给英国起，美国就对这片领地表示出浓厚的兴趣。美国之所以对香港感兴趣，首先是因为长期以来香港被认为是进入中国内地的立足点和通道；其次，冷战时期香港被作为情报收集站；第三，香港被认为是美国在亚洲的战略性商业中心。塔克指出，美国在1843年设立了香港第一个外国领事馆，美国人在1865年担任了汇丰银行筹委会委员【注释：Nancy Tucker, Taiwan, Hong Kong, and the United States, 1945-1992 (New York & Ontario: Macmillan, 1994) p.198.】。当然，她无须提醒我们，香港长期以来还是美国最大的情报收集中心之一，而且对亚洲感兴趣的美国公司大多将其地区总部设在香港。此外，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可能出于与英国竞争的目的，美国通过对香港高等教育的资助计划和介入，大力推进其文化、价值观、影响力和利益【注释：Tucker, p.227. Tucker还注意到了下面两个人的文章，即Anthony E. Sweeting, "The Reconstruction of Education in Postwar Hong Kong, 1945-1954: Variations in the Process of Policy Making," Hong Kong: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hD. Dissertation, 1989及Gerald A. Postiglione, "The United States and Higher Education:Preserving the High Road to China,"这是在1991年5月于北京召开的"20世纪美国与亚太地区国际研讨会"的论文。有关对本港大学未来趋势的忧虑，请参见Terill E. Lautz,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and Hong Kong," in United StatesChina Relations, Notes from the National Committee, Vol.25, No. 1 (summer, 1996) pp.4; 12-13.】。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美国资助了香港高等教育计划，目的在于"使海外华人远离中国"【注释：Tucker, op.cit，p.226.】。因此，在冷战前和冷战上半期，美国在香港的利益、政策和种种举动是由美国对中国的看法、担忧和希望所决定的。
20世纪70年代，中国仍是美国对香港态度的一个重要因素。虽然中美关系在70年代开始解冻，两国间的正式外交关系在1979年得以最终建立，但台湾及其相关问题(如军售)仍然是两国加强友好关系的障碍。到1984年时，香港在美国对华政策中扮演的角色有了新内容。那一年签署的《中英联合声明》明确宣布中国要收回香港。由于这一决定早在回归前13年就公之于众，因此美国有足够的时间评估回归的后果--香港在困难重重的中美关系中正在成为一个新的因素。除了意识形态和口头上所说的原因外，中国将获得大量财力和人力资源以及技术与商业秘诀的前景促使美国要密切观察香港，并寻求保护措施。塔克指出，虽然在通常为白热化的谈判中美国仅扮演了一个"边缘角色"，但这"并不表明美国对香港不关注，而是表明美国在这个进程中没有一个正式的立场。"【注释：Tucker, op.cit., p.218.】实际上，除英国外，美国对香港的关注确实表现得最为明显。在回归前，美国就表示并积极涉足香港事务。例如，早在1984年中英两国就归还1840年鸦片战争的战利品达成协议后，共和党党纲就立即"明确地"呼吁香港自决。这种倡议与他们对台湾、西藏和新疆这些中国大陆控制较弱、易于受到挑战的边疆地区抛出的主张并没有两样。从这个意义上看，共和党的呼吁似乎证明某些美国人把香港看成是中国的控制可能受到挑战的另一个边疆。这也许有助于解释美国对香港回归的一些作法。
冷战在香港回归前已经结束。然而，中美关系没有改善，反倒恶化了。正如上文指出的那样，当英国准备离开香港时，美国对香港的兴趣却越来越强。1989年中美关系降至最低点时，美国对香港的兴趣和行动进一步加强。此后，中美关系的恢复经历了一个漫长而艰辛的过程。两国间的相互宽容至今仍十分困难、令人沮丧。20世纪90年代初期是中美关系最为对立的时期，而美国为香港回归所作的准备行动也在加强。1990年8月3日，美国驻香港总领事宣称，香港已成为美国对华政策中的一个因素。【注释：《香港〔目前〕对美国更加重要》，《世界日报》（北美），1990年8月14日，第5版。】学者们不会不注意到，正如与北京关系正常化并与台湾断交后所做的一样，在香港回归后，美国国会也通过了一系列有关香港的法律。1991年9月，米奇*麦康内尔(Mitch McConnell)参议员提出了国会通过的"最为全面的"保护美国在港利益、保护香港公民自由和民主化的法案。【注释：即《1992年美国香港政策法》。有关该法案的讨论请参见Cindy Y. Y. Chu, "The Business Concerns, Hong Kong and SinoAmerican Relations,"于1998年10月在香港浸会大学香港与中美关系研讨会上的论文。】其后经过修订，它成为极其重要的《1992年美国香港政策法》。
在香港回归前，美国还作了其他的法律准备。在《1990年移民法》中，美国将香港移民的年度限额由1987年的600人增至5000人，后来又增至1万人。香港移民还被允许迟至2002年再赴美定居。这项政策获得了香港居民的广泛欢迎，被认为是防止大规模移民和稳定香港的必要政策。但是其他的一些措施则被有保留地接受。例如，由于担心随着回归的临近香港会失去新闻自由，美国在1997年7月前宣布为记者准备3000个特别签证配额。至少那些提防美国意图的人警觉地注意到，美国驻港总领事频繁造访新闻机构，询问它们在香港回归后是否会停止对民主党人的报道。下文所引便是怀疑者的评论：
这些所谓的问题实际上是在〔对本港记者〕施压，以确保美国在港战略利益可以像在英国统治时那样得到保障。一个名为自由论坛亚洲中心(Freedom Forum Asian Center)的组织一直以来都在邀请报纸编辑参加各类研讨会，"讨论"如何报道立法会选举。其目的......十分明显，那就是确保某些人〔候选人〕能够"安全"地进入立法会。【注释：Wong Kai Yuen，《将香港视为〔美国的〕财产》，《东方日报》,1998.5.10, B7.】
这种担忧可能是有根据的，因为美国至少在口头上与彭定康将香港问题"国际化"的企图一唱一和--后者不顾《基本法》规定，正在为其加速香港民主化的单方计划寻求国际支持。【注释：《明报》1993年5月11日第59版曾对彭定康的美国之行作了报道，报道指出虽然彭定康表面上是去游说要求美国继续无条件授予中国最惠国地位，但有人怀疑他只是想"打香港问题国际化这张牌"，寻求美国的支持。彭定康花了很大功夫劝说美国人支持他的方案，从而使他的改革成果在香港回归后得以巩固。有关彭定康的言论可参见"Hong Kongs Last Governor Delivers Remarks on the Future of Hong Kong," in United StatesChina Relations, Notes from the National Committee, Vol.25, No.1 (summer, 1996), pp.1-2; 14-15.】不管怎么说，美国对香港民主党议事日程的兴趣也表现得很充分。例如，有报道称美国的竞选技巧对民主党在1991年和1995年立法会选举中的大获全胜发挥了极大作用。此外，常被称为香港的"叶利钦"和"达赖喇嘛" 的民主党主席李柱铭(Martin Lee)也经常被邀请去美国发表演讲和在国会作证。【注释：Ibid., p.220.】香港人远赴美国寻求支持的事情不胜枚举，我们无须进一步讨论这一话题。
另一方面，尽管塔克认为在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长期而且常常是白热化的争论中美国缺乏一种"正式立场"，但是美国还是常常情愿支持英国。某些争端最终可以通过相互谅解和调停得到解决，但另一些争端则不然。而在所有中英争端中，美国似乎总是不分青红皂白地支持英国。事实上，中英争端的解决方式多种多样，而有时美国对英国的支持可能"来得太快"。例如，中国能够就终审法院安排问题与英国达成协议。但彭定康单方面增加立法会直选议席的做法，中方认为他背离了《基本法》的具体规定。1995年的立法会按照彭定康的设计选出，而中国拒绝让它"坐直通车"过渡到香港回归之后。相反，中国设立了一个"临时立法会"以暂时填补这一真空，直到一个严格按照《基本法》规定选举的新立法机构出现为止。正如在其他争端中那样，美国在这一问题上支持了英国人。【注释：例如，美国国务院于1995年4月初呈交给国会的《美国香港政策法报告》(USHong Kong Policy Act Report)就批评中国拖延与英国就终审法院安排一事达成共识，另外，该报告还称这种拖延有可能伤害在香港的1000多家美国公司的利益。请参见Jasper Becker, "US Comments Provoke China,"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April 7, 1995.】于是，美国也反对设立临时立法会。【注释：除了表示抗议外，美国国务卿马德林*奥尔布赖特还声称，如果中方邀请她参加宣誓就职仪式，她将拒绝参加。但除了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以外，其他政要都没有参与这一"抵制行为"。参见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April 20, 1997.】需要指出的是，1989至1996年间即香港回归倒计时的后半段，恰巧是1979年中美建交以来最困难的时期。直到1997年4月时，美国还在不停地敦促或警告中国应遵循英国对1984年《联合声明》的解释，尤其是对维护所有公民自由的解释。【注释：Simon Beck, "Clinton Warns Beijing on HK"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April 20, 1997.】另外，直到1997年5月之前，白宫一直没有停止对当选香港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的批评，因为他建议对涉及社会团体和公共安全的法律条款进行修订。【注释：《东方日报》，1997年5月11日, A15; 有关更早一些的批评请参见同一报纸1997年11月9日, A2.】这些条款在香港回归前夕经彭定康授意，为削弱政府权力而被匆忙修改过。幸运的是，由于认识到1996年台海军事对峙期间冲突失控的危险性，中美双方此后重新检讨了各自的政策并作出极大努力改善两国关系。因此，到1997年7月时，中美关系的改善至少在当时已经足以阻止美国的公开批评。香港回归后，中方认真恪守了不干涉香港内部事务的政策，在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全面显现前，各方对香港的未来均表示乐观。而香港也暂时避开了国际社会的严厉批评和压力。
总而言之，中国并不满意回归前美国对香港事务的干预。尽管《中英联合声明》和《基本法》有白纸黑字的规定，但华盛顿对中国将如何对待这个前英国殖民地还是表现出强烈的怀疑。美国站在英国一边，向中国大陆和香港施加了大量压力。实际上，尽管国会通过的《1992年美国香港政策法》声明美国承认香港的回归，但美国似乎时时显出不达到反对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的目的就不罢休的态度。因此，中国似乎有充分的理由怀疑美国有意干涉香港的内部事务，正如美国已经干涉了西藏、新疆和台湾事务一样。对香港回归的喜悦被一个不期而至的矛盾所冲淡：殖民者的离去并不能带来新主权对香港的完全控制。香港将要回到中国的怀抱，但是包括美国在内的外部世界却担心香港无法真正行使已获保证的高度自治权。于是，美国人将填补某些中国自己无法填补的真空。
中美关系近期的恶化：干预的绝好时机？
自1989年起，中美关系就极富对抗性。两国关系的紧张和互不信任持续升温，到1996年台海危机时达到高潮，它使两国走到了战争边缘。1997年，两国开始了修补相互关系的努力。江泽民1997年底对美国的访问获得了比尔*克林顿1998年6月对中国的回访。可惜的是，两位首脑的明显善意不足以解决问题。业已建立"战略性伙伴关系"的声明并未带来持久的友谊。例如，就在江泽民访问华盛顿之后，美国国务院立即任命了一名西藏事务协调员。【注释：《克江会面后的喧嚣》，《东方日报》,1997年11月9日, A2.】虽然中国在亚洲金融危机中表现冷静、尽力支撑、不使人民币贬值，因而防止了世界经济局势的恶化，但是一系列令人不快的事件还是威胁了两国间脆弱的关系，这在1999年尤其如此。正是在中美关系迅速恶化的背景下，香港特区政府1998年对市场史无前例的干预遭到了华盛顿的严厉批评。因此，了解有关争端几乎同时发生、并在短期内急速加剧的背景是必要的。
在中美近期一系列迅速恶化的争端中，最引多数学者注意的固然要数所谓"中国间谍"窃取美国敏感军事技术事件。当然，在互相猜疑的气氛中，这种事情并不新鲜。众所周知，中国一直在寻求引进军用和民用高技术。另一方面，中国的确对可能向美国泄露其军事机密极为敏感，1998年1月发生的华迪事件可以证明这一点。【注释："Missile Scientist ‘to be Put on Trial’ 〔in China〕 ," Hong Kong Standard, March 17, 1999. 华棣是斯坦福大学国际安全与合作研究中心的助理研究员，他曾是中国的一名军事科学家。1998年1月，他在回国探亲时被中国警方逮捕，原因可能是他向美国人泄漏了中国弹道导弹计划的机密。】在近期一系列危机出现之前，美国国会于1997年11月通过了一项议案，要求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每年对中国在美国进行的经济、政治和军事间谍活动作出报告。【注释：Hong Kong Standard, Nov. 9, 1997.】1999年2月，共和党控制的国会决定禁止向亚太移动电信公司出售价值4.5亿美元的卫星，声称其精密的天线可能被用于中国军队，尽管据称供应商为准备此次销售已投入1亿多美元。【注释："Security Risks Cited, US Blocks Sale of Satellite," Hong Kong Standard, Feb. 24, 1999.】需要注意的是，几乎与此同时，一批在美国的中资企业高级经理，包括某些已经身在美国的人士，其签证被拒签或拒绝延期。这给许多中资企业的继续监管带来了严重的问题，而这些企业中的每一个都雇佣了数百名美国工人。【注释：《中资企业经理被拒发美国签证》，《亚洲周刊》，1999年3月22-28, 18-19日。】但是，对间谍活动的恐惧占了上风。
另一个严重争端围绕中国对台湾的所谓作战态势和台湾可能加入战区导弹防御(TMD)计划（这会使台湾成为美国的一个实际上的军事盟国）的报道展开。1999年2月底，美国国防部发表的一份报告称台湾军队面对大陆进攻时准备不足。另外，有报道称台湾因近期揭露的一系列军方丑闻而士气低落，并且无力聘任其国防计划所需的技术人员。相反，据报道中国大陆已集结了制导和巡航导弹。五角大楼的这份报告预测，到2005年时大陆将对台湾形成"压倒性优势"。【注释：《大陆将在五年后"解放"台湾》，《星岛日报》，1999年2月27日, B12。】报告还声称大陆最早可于2000年台湾"总统"选举时发动对台攻击。【注释：《美国预计明年将发生台海危机》， 《东方日报》，1999年3月1日, A6。据报道，台湾还寻求购买四艘拥有最新型雷达系统的最先进的美国战舰。】这一切都与五角大楼5个月前的结论相反，当时五角大楼认为除非台湾宣布自己是一个分离的独立的政治实体、与大陆断绝亲缘关系，否则中国在15年内是不会发动一场大规模战争的，因为中国的近期目标，据这同一份报告称，是发展经济并取得大国地位。【注释：《明报》,1998年11月11日, A14。】此后，包括前国防部长威廉*佩里在内的一批美国高层人士纷纷访问台湾。但这无助于缓和中美两国的紧张关系。【注释："ExDefense Minister 〔William Perry〕 to Visit Taipei," Hong Kong Standard, March 7, 1993.】中国的反应可想而知：它立即驳斥了关于间谍或盗窃的指控，还援引了包括《洛杉矶时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华尔街日报》和《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等主要美国报刊的评论。【注释：《美国报纸反驳所谓的"核〔技术〕盗窃事件"》，《文汇报》,1999年3月20日。这条消息报道说，1999年3月16日，包括《洛杉矶时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和《华尔街日报》在内的多家美国重要报纸都刊发报道或评论，批评《纽约时报》等报纸一些不负责任的报道以及在缺乏调查和证据的情况下胡乱指责。这篇文章还称《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在1999年1月23日要求美国人不要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作出这样的指责。】另一方面，中国最担忧的是据称台湾可能被包括在TMD计划中，这会使台湾成为美国和日本的一个事实上的军事伙伴。中国认为这是"最令人无法忍受的事情"，因此向美国发出了严正警告。【注释："Beijing Tells US to Drop Defense Plan, ‘Last Straw’ Warning on Taiwan Arms," Hong Kong Standard, March 7, 1999；另请参见《中美关系中的底线》，《亚洲周刊》, 1999年3月15-21日。这篇文章还讨论了亨廷顿发表于1999年3-4月号《外交》杂志上的文章，亨廷顿在文章中指出，美国正在对其军事力量进行"全球化"，其做法是与区域性大国建立联盟和限制主要区域性大国的发展，从而防止可能的竞争者出现。美国在欧洲、拉美、阿拉伯中亚地区以及亚洲地区都已采取这种战略。但如果美国的亚洲计划包括台湾，就有可能触动中美关系中的"底线"。有关美国这一计划和在亚洲地区行动更详尽的分析，请参见"美国促使亚洲〔均势〕重新结盟背后的秘密"，《亚洲周刊》，1998年11月23-29日。】然而，当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访华时，却对中国进行了一系列指责，包括指责中国将数百枚导弹指向台湾。她没有对中国要求澄清台湾是否被包括在TMD计划中的询问作出回应。【注释：《奥尔布赖特国务卿在访问时又提出一个挑战》，《东方日报》,1999年3月3日, A4。】正是在这种气氛下，诸如"马尼拉在斯普拉特利群岛(即南沙群岛-译注)〔与中国〕的争端中寻求美国支持"之类的报道似乎进一步加剧了中美的猜忌和敌意。【注释：Gret Torode, "Manila Looks to US in Spratlys Dispute 〔with China〕 ,"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3/10/1999, 10.】
中美间其他更多的"周期性"和"习惯性"争论仍在继续。1999年2月底，美国国务院发表了一份有关中国人权记录的报告，称中国的人权记录近期"极度恶化"，还特别提及对"有组织的持不同政见者"的镇压和对西藏民族主义者的所谓酷刑、随意逮捕及无公审拘禁。【注释：Simon Beck, "Rights Abuses Condemned in US Report,"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Feb. 27, 1999, 7.】中国对此反映强烈，这是不难预料的。【注释：在这些指责出现之后不久，就出现了很多反驳美国代表团的文章，例如，Liu Weiguo等，《西藏历史上的"人权"》，《文汇报》，1993年3月11日, A7；Ni Xiaoyang等：《达赖继续搞分裂活动》，《文汇报》1999年3月8日, A6。另请参见Charles Snyder, "US Accused of Rights ‘Double Standard’ ," Hong Kong Standard, March 7, 1999.】
自中美两国1979年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后的短暂蜜月期以来，两国的冲突从未真正停止过。20世纪80年代，英国准备撤出香港的消息公开后，美国的评论、批评、建议或威胁也开始重新引人注目。虽然多数外国政府总体上对北京对待回归后的香港的作法表示满意，但美国仍继续其密切关注香港事态发展的政策。1997-1998年的首脑外交结束后，美国对中国的批评(以及中国对美国的反批评)立即恢复并愈演愈烈。【注释：Luo Fu： 《江克高峰会后〔对华〕批评再次抬头》，《东方日报》，1997年11月9日, A2。】而1998年夏季以来，美国人对香港的批评也最激烈，当时，香港特区政府采取了一些审慎的措施来约束外部势力在香港股市的投机行为。1999年第一季度是1996年台海军事对峙以来中美关系的最低谷。同样，在这同一时间出现的香港最严重的法律危机中，美国对香港进行了可能是最集中和最直率的批评。无论这种巧合是否意味着美国对华政策和对港政策有某种关联，严厉反应出现在关系最糟时的这个明显的事实，的确需要立即给予关注。【注释：一名专栏作家认为，由于中美关系恶化，美国的声音更大、更想干预香港事务。参见Charles Snyder, "Spy Row May Blow Relations Apart," Hong Kong Standard, March 12, 1999.】
在考察法律危机和美国的反应之前，让我们先来研究一下美国自1998年夏季以来对香港特区政府处理国际对冲基金投机股市问题所作的批评。这一点十分重要，因为这是香港回归后遭受的第一次严厉批评。
亚洲金融危机及美国对香港的不满
一位曾仔细研究过导致《1992年美国香港政策法》制定的一系列美国国会辩论的学者指出，美国对回归后的香港主要有三大考虑。它们按重要性排列分别是经济因素、民主化和人权。仔细研究后就会发现，1992年法律的内容主要概述了"美国的政策，它全部是经济方面的考虑。"【注释：Cindy Chu, "The Business Concerns, Hong Kong and SinoAmerican Relations,"这是在1998年10月由香港浸会大学历史系和林思齐东西学术交流研究所中西关系研究项目共同主办的"香港与中美关系问题"研讨会上提交的一篇未发表的论文。Chu的结论是，保持现状和美国的利益是主要动机。】研究过《1992年美国香港政策法》或各类听证文件的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们早就认识到并考察过回归后美国在香港的金融利益和图景。只要指出这一点就足够了：在多数观察家眼中香港的贸易价值是毋庸置疑的。在香港，每个普通居民不仅"在1991年购买了难以置信的价值1300美元的美国产品"，【注释：Tucker，op.cit.，p.221.】而且，1996年汇丰银行自称在香港的每日净利为1亿港元(约合1280万美元)！【注释：《每天都赚一亿〔港元〕：汇丰银行每天都在创造奇迹》，《港人治港的开端》，《明报》回归日特刊，1997年7月,第31-32页。】因此，毫不奇怪，这部涉及香港回归的法律的一个主要内容，就是确保维持现状(至少是在贸易关系方面的现状)成为第一要务。香港将继续被给予独立于中国的经济实体的地位。尽管人们早就注意到，香港经济已越来越与内地经济结为一体，但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大陆方面都不愿看到香港被卷入中美贸易纠纷。【注释：田北俊：《〔江的〕美国之行对香港同样有利》，《东方日报》，1997年11月9日, A2。作为本港一名重要商业领袖，田先生非常重视香港与内地的紧密经济关系。在这篇短文中，他希望所谓的"战略伙伴关系"能促进香港与美国的贸易。这在另一个方面也反映出一名本地领袖对中美商贸冲突可能对香港造成不利影响而感到担忧。】虽然香港商人对此感到担忧，但迄今为止香港尚未受到中美诸多贸易争端的影响。此外，由于香港将美国视为最重要、最有利的贸易伙伴，因此回归后香港和美国极少出现经贸纠纷。而且，中美经贸矛盾很少影响到香港，因为香港被给予了与中国大陆不同的、通常都是更优惠的贸易地位。美国偶尔也会敦促香港加强遏制盗版产品的力度，甚至可能威胁将香港列入301条款的观察名单。但总的来说，美国与香港没有重大商业纠纷。香港回归后，美国企业迅速去填补英国人离去所造成的真空，后者不再享有前殖民者的特权或特许权。然而，在亚洲金融危机中，美国却对香港特区政府进行了最严厉的批评和威胁，这震动了整个香港。
当然，本文没有必要给出亚洲金融危机"登陆"香港的详细记录。众所周知，虽然香港未能躲过这次危机，但与大多数亚洲邻国相比，香港迄今为止的状况要好得多。然而，有必要指出很重要的但却常被人忽视的两点。首先，丰裕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普遍繁荣掩盖了香港经济中的许多缺点和弱点，其实，香港经济可能并不完全适应与邻国的竞争。在经济自由主义名义下出现的猖獗投机以及所称的土地匮乏，使香港的商用和民用房地产价格几十年来一直保持世界最高水平。这种情况抬高了工资、生活成本和商业运营成本，导致了所谓的"泡沫经济"。【注释：《香港的泡沫经济与泡沫心理》，《亚洲周刊》，1998年6月8-14日，第6页。】更糟的是，由于几乎任何行业都无法获得投机(包括股市投机和房地产投机等)那样的迅速回报，所以制造业逐渐萎缩，许多企业迁往北方(即中国内地)或成本较低的其他邻近地区。许多香港人早就把能够迅速致富的投机作为其"正当"职业。【注释：《经济风暴的避风港》， 《亚洲周刊》，1998年6月8-14,第47-48页。】造成香港这种独特"工作文化"的因素很多也很复杂，值得经济学家深入研究。在这里我无意也无需对此详加讨论。【注释：例如可参见《赶走泡沫经济和政治急躁》，《亚洲周刊》，1998年10月12-18日，第8页。有关对香港经济架构脆弱性的分析，请参见"Hong Kong Estimated to be Able to Feed Only About Four Million People According to Current Economic Structure" (Hong Kong: The Great China Times Research Institute, 1998).】需要指出的是，随着投机日益猖獗，香港成了国际对冲基金(包括来自美国的大玩家)喜爱的胜地。其次，回归前的末日预言在香港人中间除了只阅读英文报刊的人外很少有人相信，但是在回归前的最后几个月中，投机者实际上却绘制了一幅经济过度繁荣的景象。例如，1996年12月，恒生指数在1万点左右。但8个月后，恒指不可思议地猛窜至1.6万点！同期的房地产价格也上升了1／3。当时，贸易或商业方面并没有出现支撑这种市场大幅增长的相应景气。尽管大多数香港居民那时基本是听天由命的，可是由于香港经济表象出奇地繁荣，他们对内地的信心也随之增加。现在看来，这种没有根据的乐观情绪似乎说明当时的实际情况是一种狂热的市场投机制造并烘托出来的经济繁荣假象。此外，在一种虚幻的信心和不现实的乐观情绪的驱动下，业余投机者们就可能更加大胆地去尝试"迅速致富"。所有这一切使得香港在亚洲金融危机突然来临时成了强大的国际对冲基金的一个特别脆弱的牺牲品。需要指出的是，由于资金雄厚、经验老到、金融技巧高超，美国公司可以在香港市场上游刃有余，并大有斩获。
到1998年1月时，恒生指数猛跌至7900点，使得人人惊慌失措。由美国的奇才领导下的一些公司充当先锋，庞大的国际对冲基金【注释：本港的报道指责乔治*索罗斯的量子基金和朱利安*罗伯逊的老虎基金的投机行为最积极。请参见《激烈的反击战 拒绝成为投机者的自动取款机》，《亚洲周刊》,1998年9月7-13日，第38-43页。】在击垮了多数亚洲国家货币及其国民经济后，于1997年10月对港元发动猛烈攻击。香港特区为保卫与美元的联系汇率制度遭受了巨额损失；随着多数亚洲国家市场的崩溃，旅游业等某些通常利润很高的行业严重萎缩。1998年年初，大量小玩家在其中投机的"投资"公司或"金融"公司面临倒闭。这些公司"挪用"客户资金作投机，因此，在亚洲经济整体下滑的背景下损失惨重。由于这类公司一般为成百上千名小客户服务，因此它们的清算破坏力极大、影响范围极广。【注释：有关这类案件的介绍可参见《回归第一年的经济恐怖剧》，《星岛日报》，1998年7月1日, A22。】香港股市和房市面临全面崩溃，而在1998年漫长而炎热的夏季，港元的崩溃似乎也近在咫尺。香港特区政府成了很容易找到的替罪羊，遭到了从不称职、对倒闭公司监管不力到无作为等广泛指责。政客们也对特区政府展开攻击，尽管负责公共监督机构的高级官员实际上是前彭定康政府的原班人马。【注释：需要注意的是，自由党(以工商业人士为主)主席田北俊批评上任政府过多强调与中国的政治纠纷，因而忽视了经济发展。他在一次电台节目中所作的评论被Hong Kong Standard, July 12, 1998报道。】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香港特区政府出人意料地于1998年8月14日对港元的攻击者进行"反击"。在中国央行的公开支持下，特区政府将数额惊人的1200亿港元(约合153.9亿美元)投入香港股市，这一举措曾被广泛报道，这里无需赘述。【注释：请参见《激烈的反击战》。另请参见Zhang Li：《香港的反击令人诧异》，《亚洲周刊》，1998年9月7-13日,第 46页。】政府的干预行动一经公布，立即遭到经济学家、律师、民主党人、自由派人士和国际社会尤其是美国的严厉批评。【注释：上引文，作者报道称美国出于利己主义因素干涉这一事件。】美国的反应与本港的批评家同样刻薄。【注释：本港批评政府这一干预行动的人包括香港大学著名经济学教授张五常。实际上，当这条消息公布后，多数经济学家都严厉批评了政府的做法。】学者和经济学家批评政府闯入了一个"禁区"。其他人对大量资金的涉入提出了警告，而那些标榜为"民主党人"的立法会议员们则对政府采取单独行动的作法大为恼火。【注释：例如立法会议员中最坦率最激进的"民主党人"刘慧卿就曾愤怒地朝政府官员大喊大嚷，说他们"竟敢在没有事先征求立法会意见和许可的前提下动用这么多公共资金"。】1998年8月，特区政府面临着自1997年7月就职以来的最严重的危机。
本文的目的并非要讨论经济自由主义或自由放任与政府干预主义孰是孰非。【注释：有关现在对此问题的评论，请参见那些认为不干预主义无法继续对付当前对冲基金的文章，例如《理论的缺乏与觉醒》，《亚洲周刊》，1998年9月7-13日；《香港金融保卫战的重要性》，《亚洲周刊》，1998年9月7-13日；《打破〔经济〕自由化和全球化的咒语》，《亚洲周刊》，1998年9月14-20日；《把整个世界从经济危机中拯救出来的第三条道路》，《亚洲周刊》，1999年10月12-18日,第7页。这些文章援引了诸如Milton Friedman和Paul Krugman等美国教授的观点，他们认为政府的干预也许是有道理的。】这里也没有必要详述美国政府和有关机构对香港特区政府所谓的违反经济自由主义的神圣教义而发出的严重警告。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次美国的批评和压力似乎与一些大投资者的实际威胁相一致，并获得了后者的支持。据报道，1998年9月中旬，为了表示对特区政府的干预及更严格地监视"大玩家"的后续建议的不满，包括摩根－斯坦利和美林在内的四大美国投资公司威胁要撤离香港。【注释：《四大美国公司威胁撤出香港》，《香港日报》，1998年9月16日, B1。】由于香港经济正在痛苦挣扎，这些来自外国的批评和威胁加剧了特区政府承受的巨大压力。幸运的是，香港大众对特区政府这种果敢但却可能很危险的行动表示欢迎。而这些措施似乎也成效卓著。【注释：大多数报纸社论和评论在表示了最初的担忧后，都反过来赞扬政府采取的大胆举动。例如，《香港政府对投机者的反攻赢得民心》，《亚洲周刊》，1998年9月14-20日，第10页。】至少对港元的袭击立即停止了，而香港也获得了短暂的喘息之机。由世界上两个最大的外汇储备(即香港和中国内地的外汇储备)支持的这个大胆举动如果不是打败了投机者的话，似乎至少也是暂时吓退了投机者。在最初的担忧消除后，许多报刊开始反过来批评那些反对干预的学者和政客，指责学者的反对意见缺乏"理性和严肃"态度，政客们则连金融和经济学的"基本知识都不懂"。【注释：同上。】在公众支持的激励下，香港政府继续对证券交易监管机制进行改革。【注释：《社论：彻底改革证券交易机构、重建金融城》，《明报》，1998年9月8日, A12。这篇社论报道说政府已提出30个变革方案以改善证券和期货交易机制；《香港政府在赢得〔初步〕胜利后开始对投机者收费》，《亚洲周刊》，1998年9月14-20日, 第48-49页。据称有些单位在大规模干预中反应不够迅速。请参见《东方日报》1998年9月8日, A19的报道。】1998年8月14日行动之后，特区政府未再采取任何新的干预措施，这让包括美国人在内的所有人都舒了口气。另外，香港政府立即展开了一系列公关活动，解释其做法并打消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疑虑。例如，1998年10月，香港财政司司长在华盛顿举行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席会议中的22国集团(包括工业化国家和新兴国家)财长特别会议上发表讲话，有报道称他赢得了某些理解。【注释：Charles Snyder, "HK Wins Plaudits in Washington," Hong Kong Standard, Oct. 10, 1998, 10. 此外，特区行政长官在同年11月与一些来访美国参议员会谈的时候对香港特区政府采取的干预行为作出了解释。他进一步敦促七国集团国家在讨论如何监督国际对冲基金时应征询在投机活动中受害者的意见。参见《明报》1998年11月10日, A9。】
虽然至今经济学家们还在对这类干涉的必要性、恰当性甚至成效争执不下，但香港基本上已经闯过了这次危机。首先，随着国际投机者至少是暂时的撤退，许多人担心的这次大赌博中的巨大损失并未出现。实际上，最新报道指出：到1998年底时，这次大胆行动在6个月内带来了350亿港元(约44.8亿美元)的净收益；而且，随着经济的进一步改善，预计收益还会增加。【注释：《社论：外汇储备的盈利能力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文汇报》,1999年3月27日, A3；也请参见《外汇储备盈利942亿美元》，《明报》，1999年3月27日, A2。】其次，更重要的是，这次果敢而引人注目的行动及其显著成效的迅速出现，意味着相关的辩论迅速降温。尴尬万分并困惑异常的自由放任派经济学家们从镁光灯下撤回到自己的书房，而那些过早地说三道四的政客们则对货币游戏这个他们不熟悉的领域失去了兴趣。香港内部的沉寂也许抑制了国外的进一步批评。上文提到的特区政府官员及时采取的公关努力如果尚未获得谅解的话，似乎已博得了许多人的同情。然而，无论特区政府保护港元的干预措施是对是错，显然都无法使美国感到满意。直至1999年1月，美国驻港总领事包润石(Richard A. Boucher)先生仍将特区政府"对股市的干预"作为一件质疑香港是否在自由的"基本原则"上"有点儿退步"的大事。【注释：Richard A. Boucher, "The United States Role in Asias and Hong Kongs Recovery," Remarks to the Hong Kong General Chamber of Commerce, January 25, 1999 (USIS, 1999).】不过，他很快补充说，他知道香港有时不得不"在复杂的情况下"做出"艰难的决定"。
但是，除了为抵御国际对冲基金的攻击而采取铤而走险的行动外，小小的香港在金融方面不可能做出什么令美国不满的事情。毕竟美国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商业伙伴，而港元也与美元挂钩；香港特区政府一直坚持维护这种联系汇率制度，甚至在亚洲金融危机时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也许更多的是，香港存在着比不得不回应美国批评的这类问题更多的问题。例如，尽管新机场在正式开放前就被指责对飞机征收极高的降落费，但香港并未立即作出反应。然而，最近为了回应联航和敦豪快递公司的抱怨，新机场的管理当局却马上宣布正在进行调查，而且暗示可能下调降落费。【注释："Landing Charges Likely to be Cut", Hong Kong Standard, March 27, 1999 Business, 1; "Laissezfaire a Myth," Hong Kong Standard, March 23, 1999, Business, 1.】此外，香港还在寻求使美国进一步参与其经济重振。上文已指出，香港的竞争力下降在这场金融风暴中暴露无遗，特区政府已提出一项雄心勃勃的经济改革方案，首先要推动增值产品和高技术产品的生产，其次要加强香港的旅游业。这个方案包括很多计划，比如，兴建一座价值130亿美元的"数码港"、一座专供豪华游轮使用的新码头，还有望在香港修建一个迪斯尼主题公园。难怪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前校长、现任特区政府创新技术委员会主席的田长霖教授称，这些拟议中的计划将"使美国金融专家为之一振"。【注释：M. K. Shankar, "Sentiment ‘Strongly Positive’, Cyberport Puts HK on the Map," Hong Kong Standard, March 23, 1999, Business, 1.】香港很快就派出商务代表团去推销这些经济计划并吸引金融和技术投资。【注释："Team Jet out with Message for US," Hong Kong Standard, March 20, 1999; 《文汇报》, 1999年3月27日, A11。】当特区政府和迪斯尼乐园之间漫长而艰苦的谈判仍在进行时，微软公司董事长比尔*盖茨突然现身香港，公布了"微软－香港电信"合作项目。该公司刚刚取得了一份未加详细说明的"公众服务"计算机化的诱人的政府合同，而盖茨宣称微软公司将积极投标更多的项目。【注释：《微软获得香港政府合约》，《明报》，1999年3月10日, A2。】微软还宣布它将参与拟议中的数码港计划。【注释：Karen Chan, "Gates Vows Microsoft Role in Cyberport," Hong Kong Standard, March 10, 1999, 1.】美国与香港商业利益互补的事实是很明显的。
如上所述，虽然香港对股市的干预令美国不满，并导致香港与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对立，但中美两国的众多贸易纠纷迄今尚未影响到香港。首先，这与美国对香港的经济政策有关；其次，是由于中国政府的低姿态和对香港事务的不干涉政策，而且中国不希望使香港卷入中美之间的大量纠纷；第三，这与香港不同于中美两国的本身商业价值观和香港周旋于中美两国之间的灵活性有关。然而在中美其他的冲突中，香港就不那么容易躲避旋涡了。
美国在法律上卷入香港事务
前面提到，《1992年美国香港政策法》大多涉及经济问题，但是正如一名学者所说，其表达的特色是"政治辞令"。【注释：Cindy Chu，前引文, p.2.】此外，鉴于美国完全支持前港督彭定康最后一刻在香港进行的民主改革以及美国希望推进中国民主化的一贯政策，美国对中国的香港政策继续表示关注并施加压力是很自然的，有时还就民主和人权问题直接向特区政府施压。前面的讨论中提到，就拟议修订在英国治理的最后时刻由立法会匆忙通过的有关社团和公共安全的法律一事，美国多次批评过香港特区行政长官办公室。【注释：《东方日报》，1997年4月12日, A15；1997年5月18日, A15。】美国坚决反对设立"临时"立法会来处理紧迫的立法事宜，而中国则拒绝让按照彭定康方案选出的立法会过渡到1997年7月1日以后，并发誓要根据《基本法》的规定重新选举立法机构，在新的立法机构选出之前，临时立法会将履行相关职责。【注释：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June 11, 1997.】有关的批评颇为严厉，但持续的时间并不长。香港回归几天后，新成立的特区政府宣布，新的立法会选举将于1998年5月举行，距临时立法会就职还不到10个月。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1998年1月在洛杉矶奥兰治县(Orange County)世界事务协会(World Affairs Council)上发言强调：5月的选举将是公平和公开的，所有政党均可参选，那些曾严厉批判过这一选举安排的人士也不例外。这一解释消除了早些时候人们对反北京的民主党人可能被踢出立法会的担心。【注释：《明报》，1998年1月14日, A7。】事态后来的发展证明，除了《基本法》规定的直选议席有所减少外，民主并未随新政府的到来而削弱。超过60%的登记选民不顾暴雨，走出家门，参加了1998年5月24日的选举，民主党人再次赢得单一党派的最多议席，其中部分功劳要归于美国选举和竞选艺术专家们的悉心指导。实际上，在新的特区政府领导下，香港的民主可能有了适度发展的机会。例如，在英国统治时期，新界的村民代表选举仅对"土生土长的"居民(即那些祖祖辈辈都居住在这个村子里的居民)开放，其他居民无权参加，即使他们可能在这里住了一辈子。1999年3月，一个法院判定这种限制是对人权的侵犯，是非法的，应予废除。【注释：Lily Dizon, "Resident Rights Upheld in Vote Case," Hong Kong Standard, March 3, 1999, 1.】因此，至少在村庄一级，民主有了适度的进步，香港媒体对此大加赞扬。【注释：《社论：本地居民享有特权是不公正的》，《明报》，1999年3月13日, A2。】
此外，虽然临时立法会已经"废除"了英国人临走前匆忙制定的有关社团和公共安全法中的条款，但并无迹象表明香港公民的政治权利受到限制。例如，虽然理论上游行示威须获得警察局长或特区行政长官的批准，但就我所知，从未有人试图阻止过示威游行，即便是未经许可的游行。另外，我也从未听说过对特区政府试图限制新闻自由的任何指控。相反，公众近来对所谓滥用这种自由、黄色新闻，以及本港记者随意侵犯他人隐私倒提出了批评。【注释：最近出现了对一些记者滥用新闻自由的抱怨，如Huang Wenfang：《恰当的行为与不当的行为》，《明报》，1999年4月4日, E7；Qiu Zhenhai：《香港：无冕之王的堕落》，《文汇报》,1999年4月5日, C2。本港的一名歌手也对记者滥用新闻自由提出了批评，参见梁汉文：《梁汉文：媒体很恐怖》，《文汇报》，1999年4月10日, C12，以及Michael Wang, "Media Neglecting Social Duty," Hong Kong Standard, April 10, 1999, 2.】
显然，对香港的人权和民主挑不出什么毛病。令人宽慰的是，1999年2月公布的一份美国政府报告评价说，香港特区享有"高度自治"，迄今仍是一个"依法保护人权的自由社会"。该报告称，特区政府总体来说尊重其公民的人权，尽管报告也声称存在"某种程度的媒体自我审查、对公民改变其政府能力的限制，以及对立法机构影响政府政策的权力的限制。"【注释：Charles Snyder, "SAR Praised in US Rights Report," Hong Kong Standard, Feb.27, 1999, 10.】虽然中美两国在民主和人权方面存在公开分歧，但回归后的香港迄今未卷入中美争端。相反，是美国卷入了香港最近的法律危机，从而使香港遭受了巨大压力，下面我们来讨论这个问题。
在考察美国卷入1999年1月底爆发的香港特区首次法律危机之前，有必要指出，自香港回归以来，特区政府就发现本地律师是敌视中国的香港政客们最放肆、最有力、最坚定的盟友。香港回归后，没完没了的诉讼立即提交到了法院。第一批诉讼中的某些案件挑战临时立法会的合法性及其通过或修改的法律的合法性。其他的诉讼则试图将新华通讯社这类"国家机构"送上法庭。例如，激进派立法会议员刘慧卿(Emily Lau)控告新华社对她要求提供该社保存的一份有关她本人的"秘密档案"的请求不予理睬。法律界人士和政客们对诸如香港本地法院与中国内地法院的司法管辖权这类问题最为敏感。例如，他们曾尝试引渡绰号"大阔佬"的张子强，但未成功。张子强是香港居民，绑架了本地一些大亨们的亲戚并勒索了上亿港元的赎金，后逃到内地，直到在广州被捕并受审。这些法律界人士和政客指责律政司司长梁爱诗未能将"大阔佬"引渡回港。内地法院判定该嫌犯因在内地走私炸药而被捕，声称内地法院拥有完全的司法管辖权。被告人被认定有罪并被判死刑，但是一些香港法律界人士却指责特区政府屈服于中国的压力。【注释：《社论：公正在人民心中》，《文汇报》，1999年3月13日, A5。】在另一起案件中，律师们和政客们又联手行动，企图将律政司司长赶下台。香港一份英文报纸的老板及一个相关的商业帝国被指控出于审计目的(为吸引广告商)虚报报纸发行量。梁爱诗在审查了相关证据后却决定起诉该报的高级编辑人员，而不起诉报纸老板萨莉(Sally Aw)。人们议论纷纷，有人称这名老板因与内地和特首关系密切，才免予起诉。在接受立法会质询时，梁爱诗解释说，她的决定是基于起诉的证据不足。实际上这对解释她的决定已经足够了。但也许是出于无意，她补充说，她担心在香港回归后立刻起诉本地仅有的两份英文报纸之一的老板，可能会让国际社会误认为特区政府试图压制新闻自由。她谈到的另一个顾虑是，这名老板当时正在重组其商业帝国的财务，起诉可能对其努力带来负面影响，如果其商业帝国破产，她的许多雇员将失业。【注释：请参见《文汇报》1999年3月12日, C2刊登的梁爱诗于1999年3月11日在立法会所作解释的全文。】梁爱诗在1997年3月11日立法会的不信任投票中幸免于难，这项动议以悬殊的票数遭到否决。然而，她与法律界人士支持的那些政客之间的紧张关系却在继续。上面这些争论没有逃过美国驻港总领事包润石那双警惕的眼睛。1999年1月25日在对香港总商会的演讲中，他列举了所有这些法律纠纷并高声感叹，难道"这一系列事件"没有"提出疑问"：香港是否在"诸如自由、法治、地方自治等基本原则"上"有点儿退步"？【注释：Richard A. Boucher，前引文。此事在《东方日报》1999年1月26日, A20上有报道。】这一背景有助于我们下面对法律危机(有人称之为宪法危机)的讨论。
我在其他地方已经指出，港人的内地子女问题是撤离香港的港英政府有意忽略并遗留下来的一大难题。【注释：Danny S. L. Paau, "Observations: More Urgent Problems Hong Kong Faces," in Danny Paau, ed., Reunification with China: Hong Kong Academics Speak (Hong Kong: Aian Research Service, 1998), p.136.】大量香港居民已在内地结婚，或生有子女。但因香港地域狭小、生活昂贵，他们的家人来港与亲人同住并不容易，许多人住在深圳等邻近城市。使事情变得更为复杂的是，在内地育有私生子的已婚香港男子有时只想让其子女来港，而不希望他们的母亲来。无论如何，这些人常常需要等待多年才能获得离开内地的许可和移居香港的配额。很多人会作为非法移民偷渡入港。但是，非法移民没有机会取得正式的工作证件和身份证件。他们不能享受公立医院和学校这类公共设施，而且一旦被抓，就会立即被强制遣返。
英国人统治期间，这个问题就已经造成了许多悲剧，这些妻子和孩子没有居留权，因为他们不是英国公民。香港回归后，这个问题立即浮上水面。这些人是中国公民，而香港现在是中国的一部分。因此，许多持旅行证(它要求持证人在到期前返回)来港的人和没有任何合法证件偷渡来港的人都拒绝离开香港。在政权交接后的1997年7月3日，成千上万名无证子女涌到入境处，要求取得居留权。临时立法会召开了几次紧急会议，并通过了对移民法的一些修正案，要求这些逾期逗留或无证逗留的子女返回内地，等待赴港许可证。在律师和人权活动家的帮助下，这些人利用特区政府1997年10月起提供的法律援助资金将他们的案子提交到法院。他们每败诉一次就会立即上诉至高一级的法院。最后，案子到达最高级的终审法院。1999年1月29日，终审法院作出了"里程碑式的裁决"【注释："Editorial: Landmark Ruling,"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Jan 30, 1999. 14.】，认定这些子女有居留权。1997年7月这个事件最初出现时，民意调查显示绝大多数香港居民反对内地儿童突然涌入，他们担心这会使社会服务和资源配置过度紧张。【注释：Danny S. L. Paau，前引文，p.136.】
来自内地的批评迅速使这件事成为美国信用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公司所称的香港法院与内地司法当局的"首次争执"。许多人开始担忧这一事件的最终结果。【注释："Rating Agency Expects More Tests, Court Ruling ‘First of Controversies’ ," Hong Kong Standard, Feb. 24, 1999, 2.】许多政客、学者和法律界人士极力反对来自内地的任何"干涉"，特区政府则处境尴尬，紧张而焦急地想要平息这一事态。
因香港律师和政客先是得到英国驻港领事馆的支持，后又得到美国人的支持，事态迅速恶化。英国人称终审法院的裁决"重申了香港在司法事务上的自主权"，并警告说，"限制"终审法院"独立司法权"的任何举动都会成为"我们严重关注的事件"。【注释：Lucia Tangi and Charles Synder, "Powers Told to Back Off Controversy," Hong Kong Standard, Dec. 12, 1999, 1.】美国驻港总领事也作出了相同的表示。美国人再次协调一致地对特区政府施压。在港美国商人表示支持美国政府的立场。在香港美国商会主席马畋(Frank Martin)发表的一个声明中，他附和说需要保卫司法自主权，并警告说任何推翻终审法院裁决的企图都会打击国际社会的信心。虽然他并不认为这一争论的拖延会导致大批美国公司撤离，但他声称任何"对法治的明显侵蚀"都会削弱国际投资者对香港的信心。他承认这一裁决将给香港带来严重问题，但他又敦促香港不要作出"让步"以保卫其司法自主权。【注释："Confidence in Autonomy May be Undermined Says Chamber," Hong Kong Standard, Feb. 12, 1999, 2.】中国外交部和香港特区政府都要求外国不要干涉中国的内政。【注释：《明报》，1999年2月12日, A9。】一名香港记者从华盛顿报道说：克林顿政府"本周强烈表示支持〔终审〕法院"，并警告北京和香港不要损害它。这名记者指出，《华盛顿邮报》也"发表社论反对北京"。【注释：Charles Snyder, "US Takes Note as Abode Storm Rages," Hong Kong Standard, Feb. 12, 1999, 10.】美国国务卿马德林*奥尔布赖特再次加入了这场合唱。1999年3月初访华时她提出了这件事并质问："香港的司法独立是否得到了尊重"？【注释：Fong Takho, "US to Closely Watch Developments," Hong Kong Standard, March 3, 1999, 1.】
香港特区政府立即派出律政司司长与内地的法律专家和司法当局"联络"。随后，特区政府出人意料地"要求" 终审法院就其判决的部分内容(特别是它与全国人大的运转关系问题)作出澄清。终审法院并未改变其关于港人内地子女拥有居留权的裁决，但却阐明它接受全国人大及其常务委员会在解释包括《基本法》(即香港的小宪法)在内的法律方面的最高权力。【注释：Cliff Buddle and Chris Yeung, "Justices Clarify Ruling: We Were Not Challenging NPC," Hong Kong Standard, Feb. 29, 1999, 1.】香港报刊赞赏这一不寻常的举动，称之为"最佳解决方案"【注释："Editorial: Best Way Out,"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Feb. 27, 1999, 14; 《社论：律政司司长为终审法院的退让铺平道路》，《东方日报》1999年2月25日, A19。】，并表示宽慰，还希望这场争论能尽快结束。【注释：例如可参见《社论：解释裁决、平息争端》，《星岛日报》，1999年2月27日, A2; 以及《社论：宪法麻烦该结束了》，《明报》1999年2月27日;其英语版于1999年3月1日E8版刊登。】中央政府再也没有提出进一步的批评或要求，除了律师和更激进的民主党人外，大多数香港人对危机的结束感到满意。当奥尔布赖特国务卿1999年3月初在北京询问此事时，负责香港事务的副总理钱其琛回答说此事已经"解决"。【注释：Fong Takho，前引文。】但是，以为美国的压力随之结束却错了。例如，香港民主党主席李柱铭在香港美国商会演讲时宣称法治受到削弱，政府对香港的最高法院施加了压力，香港目前有"两个终审法院"。他威胁外国商人说，如果他们现在不捍卫法治，将来在与中国有关机构的官司中就会吃苦头。【注释：Jimmy Cheung, "Warning of Two Final Courts, Political Heat ‘Hurts Morale of Judiciary’",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March 6, 1999, 2.】据报道，迟至1999年4月，在美国国务院提交国会的香港问题年度报告中，还称香港终审法院在"澄清"一事上受到过压力。报告还抱怨，在裁决作出几周后，香港特区政府仍未采取措施为内地居民申请居港证作出安排，并警告中央政府不要再对这一事件作任何评论。【注释：Charles Snyder, "Abode Row Raises US Fears on Free Judiciary,"Hong Kong Standard, April 4, 1999, 1.】这种继续的关注与批评要求我们深入探讨这场争论的核心。
所谓"居留权"事件给有关的人们提出了很多问题。对内地出生子女的家长而言，这是家庭重聚的感情问题。对律师和人权活动家而言，这是司法独立和人权问题。对政府而言，这是技术和后勤忧虑问题。对在内地没有子女的人士而言，这是资源紧张和有序移民问题。对大陆当局而言，问题可能是对非婚生子女的担心。对目前正在排队等待许可证和配额的人而言，这是一个涉及公平的问题，即是否允许他人插队。对大多数表示担心的人而言，这是人数过多(估计在100万至300万人之间)【注释：《社论：中国和香港密切协作解决移民危机》，《东方日报》1999年2月23日, A19。这篇社论对估计的大量人数表示了担忧，要求香港像欧美那样实行配额制度，并敦促政府遣返那些没有正当许可证的人士。 】和可能进一步挤占香港日趋减少的资源的问题。【注释：有关对各种担忧的总结可参见《香港日报》1999年1月30日, A1-2。】这些都是十分现实而严峻的问题。然而这个所谓"宪法危机"的核心问题却与移民没有多少关系。记住这一点是必要的，内地当局协助控制赴港移民的数量是因为香港无力接纳如此多的外来人口。事实上，让更多的内地移民来港对他们有百益而无一害，这可以缓解家乡的就业压力，还可能从寄自香港的汇款中开辟一种新的收入来源。
因此，在这种全景下来看，美国的批评就大错特错了。值得注意的是，曾协助内地子女争取居港权的贝嘉莲 (Pam Baker) 律师对美国的这份报告提出了批评，并且否认特区政府"强迫"终审法院澄清其裁决，只是"要求"它澄清。她补充说，对此不应该大惊小怪，因为"一国两制"是新概念，需要时间来发现并弥合歧异。【注释：May Tam, "Political Parties Divided over US Comments," Hong Kong Standard, April 4, 1999, 16.】
裁决中真正引起内地法律专家和中央政府关注的，简言之，是"附带意见"(即对判决并非必要因此也无约束力的对某个问题的补充意见)部分，它被某些人解释为宣称香港地方法院有权审查全国人大及其常务委员会通过的法律，而这将导致真正的宪法危机。一名观察家认为，北京担心的是香港法院似乎已宣布从中国最高立法机构全国人大通过的法律中"独立"。此外，他认为北京还担心这可能成为其他方面"独立"的前奏：
对北京而言，这种局面还包括外国和香港的一些势力一直在努力将香港变成一堵"柏林墙"，它的倒塌将对内地产生一种多米诺效应。【注释：Jackie Sam, "Ruling Raises Independence Fears," Hong Kong Standard, Feb. 12, 1999, 11; Chen Yuen Han：《终审法院说了什么》，《东方日报》,1999年2月20日, B19。】
终审法院在澄清中，维持了它对居留权的裁决，但却尽力解释说原裁决并未质疑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基本法》的权力，香港法院将遵守《基本法》，"本院〔终审法院〕承认不能质疑这一权力。"【注释：Cliff Buddle and Chris Yeung，前引文。】于是，中央政府让事态平息下来。
但是，香港自回归后似乎无法避免法律争端。上文提到，香港的激进派政客和美国尚未放弃终审法院问题。在这一事件尘埃落定之前，另一场潜在的宪法危机又出现了。1999年3月30日，在两名人士被控损毁国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的案件中，上诉法院判定《国旗及国徽条例》和《区旗及区徽条例》违反《基本法》第39条保护表达自由的规定。该判决无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基本法》附件三包括了对香港特区有约束力的国旗法，该法规定焚毁中国国旗是一种刑事犯罪行为。【注释："Ruling Seen as Challenge to NPC Authority, Jurisdiction Controversy Looms," Hong Kong Standard, April 3, 1999, 4.】与居留权问题不同的是，上诉法院的这一裁决可能具有重大的政治含义。中央政府将作出何种反应、另一次可能给外国干涉提供借口的危机是否正在来临，还不得而知。感受到国际压力并担心中国政府反应的香港有识之士有理由担心香港被拖入中美敌对中。例如，一名记者担心由于在终审法院裁决上的争论，香港在中美关系中可能无法"洁身自好"。他声称，在与中国的交往中，美国"既不应使香港被溺爱宠坏，也不应使它成为一只替罪羊"。【注释：Charles Snyder, "US Takes Note as Abode Storm Rages," 1.】
自回归的第一天起，法律争论就一直困扰着香港。只是到最近，它们才发展成香港与中央政府之间的一场宪法危机，并为外国干涉创造了条件。
连那些末日预言家们都没有料到会出现这类问题。香港人民需要自己来找出解决方案。
结论
到目前为止，这一点应该很清楚：美国在香港回归后一直密切关注香港，而且在香港"出现问题"时常常立即提出批评并施加压力。无论"回归"与"高度自治"对香港人意味着什么，迄今为止有悖常理的是，美国人比中国人更多地填补了英国人离去所造成的真空。这在香港面临的两大危机（即亚洲金融危机和终审法院居留权裁决所引起的"宪法危机"）中表现得特别明显。这会给香港带来更多帮助还是更大困难仍需进一步探讨。但有一件事是肯定的：迄今为止，中国不是香港回归后诸多麻烦的根源。
上面对若干事例的讨论并非一部1997年后香港发展的完整历史，也不是美国卷入香港事务的完整记录。但从中却可管窥美国对香港的态度：或是把香港作为一个小独立实体，或是把她视作中国的一个新边疆地区。对于相信美国的关注和干预有利于香港的人而言，上述讨论也许有助于他们看清宣称的目标与实际结果之间的距离。在进行此类讨论前，我们必须先讨论"国际化"这一概念，这个词最先是英国人用来证明要求国际社会干预香港的正当性的。1998年7月2日，在为欢迎比尔*克林顿而于前总督官邸举办的一次招待会上，克林顿暗示，香港的国际化而不是民族化(或重新民族化)才是正确的道路。许多人对这一基本概念十分模糊，那些倡导国际化、甚至邀请外部势力干预的人也不例外--其实，"国际化"与"国际控制"是两回事。【注释：有关"国际化"和"受外国势力控制"的区别，请参见Yu Wing Yin：《香港是否是一个国际化的都市？》，《明报》，1998年7月9日, D10。】包括纽约、伦敦、东京等在内的多数大城市都是高度国际化的都市，它们对外国人开放，并能包容来自各种背景的人民、文化、活动和习俗。它们不同程度地受到外部的影响。但如果认为任何一个这类城市的市长或居民无视国家主权并接受外国势力的控制就大错特错了。香港应该继续向所有人开放，但其主权却不容侵犯或挑战。下面，我们再来看美国卷入香港事务的某些例子。
由于美国的一些大公司参与了对冲基金在香港的投机活动，它们批评和威胁特区政府1998年8月短期干预股市的做法是可以理解的。另外，由于经济学家对经济自由主义和政府干预主义孰是孰非意见不一，美国政府可能出于自己的信念而对香港政府提出抗议。但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抛出的救助计划却一再要求亚洲经济进一步开放，这件事情值得认真讨论。如果香港特区政府试验性的干预在尘埃最终落定后被证实是正确的和必要的，这就确实需要人们重新思考：公认的理论是否普遍适用，特别是对美国希望将其"拉回正确轨道"的那些国家来说。
关于美国卷入香港特区终审法院一事，有几点值得注意。首先，虽然居留权是裁决的核心问题，但中央政府和特区政府都没有对此挑战。正如上文所解释过的，这次争论的核心在于香港法院是否高于中国的国家议会--全国人大。香港和中央政府都不希望出现宪法危机，因此这一事件很快被宣布"处理完毕"。当然，"一国两制"的概念是一种试验。香港和内地需要的是相互理解、相互包容，以及让两种不同的法律哲学协作的积极态度。长期怀疑内地法律体系的香港律师迄今显得防范过度和缺乏宽容，这从上述两个法律案例中可以看到。从长远看，他们需要与包含了"两种制度"的那个公式中的"一个国家"部分努力和解。外部压力只会增加更多的难题，而无助于问题的解决。
其次，在宪法危机平息后不到一个月，美国就迫不急待地批评特区政府在加速制定接纳港人内地子女赴港的制度和程序上缺乏进展。实际情况是，由于终审法院授予了非婚生子女与婚生子女相同的居住权，大大出乎香港政府和中央政府的意料，在法院作出这个一揽子裁决后，政府至今无法确定有居留权子女的可靠数量。为了获得比较可靠的数据，香港特区进行了一次调查。但由于这些问题十分敏感，尤其是在问及在内地育有私生子的香港人时更是如此，因此，这项调查未能取得多大进展。此外，涉及到非婚生子女的这项裁决与中国内地现行法律有矛盾。希望这件事得到很快解决是不现实的。法院的裁决允许不考虑先后次序、签证配额和日程表而给自称是香港人子女的一切人授予居留权，据报道，有超过100万的人会进入小小的香港，这至少是件令人踌躇的事情。包括美国在内的最重视人权的民主国家对移民都极其谨慎地进行分类、制定先后顺序、配额、优先条件和年龄限制等。目前，美国甚至对移民资助人有财务资格的要求。如果香港制定同样要求，仅这一条就可能让多数在内地有家庭的单身香港人丧失资格。总之，需要解决的技术性问题极为繁杂，美国这样的外部观察者理应更加宽容。
第三，港人内地子女的赴港资格问题可能是最难解决的矛盾之一。美国和香港的人权倡导者们也许并不体谅大陆当局的困难，因为这有可能被解释为对香港人的特别待遇，甚至是被延伸至其非婚生子女身上的特别待遇。作为香港最高司法机构的终审法院的确作出了裁决。但那些批评政府的律师们也应该记得，早在1993年，一次中英联合联络小组正式会议就作出决定，只有当孩子父母双方有一人满足了香港永久居民的条件时，这名孩子才可以取得香港的居留权。这一正式决定在当时的保安分部(Security Branch) 于1994年1月3日给立法会国籍小组委员会(Nationality Subcommittee)的一份报告中记录下来。这份报告的副本也被作为证据提交给了在1999年1月29日作出这个颇具争议的裁决的终审法院。【注释：Ian Wingfield, "Letter to the Editor： Clearing Up Confusion,"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March 14, 19/1999, 11. Wingfield是香港政府的一名检察官。】
第四，英国人最先对要求终审法院作出澄清一事提出批评，美国人紧随其后。需要指出的是，仅仅在一个多月前的1999年3月，英国方面曾警告不要干预此案。在中英联合联络小组讨论香港问题的一次会议上，英方宣称它"不〔希望〕使终审法院事件成为一个问题"。英方组长包雅伦(Alan Paul)解释说，英国"将不干涉涉及中国主权的事务。"他甚至称有"非常明显的迹象"表明中英关系走在"正常的轨道上，而且进展顺利"。【注释：Alan Castro, "Welcome Words from the JLG in Such Clamorous Times," Hong Kong Standard, March 23, 13.】问题是，为什么美国不能不干涉这一事务，让中美关系和美港关系变得正常？中央政府为了让香港人感到宽慰，在终审法院作出澄清后已经平息了此案。
第五，香港大众，包括受过良好教育的非法律专家，在这一系列挑战特区政府的诉讼中被不由自主地引入歧途。许多人认为香港的法律界人士做了其职业和信念要求他们做的事，捍卫了香港的法治和司法独立。事实上，法律界本身的分裂使香港的未来更加不确定。更糟糕的是，他们不知如何作出判断。而越来越多的人已在质疑那些受到尊敬的律师和政客，为什么"有些人"不去寻求两种不同的法律哲学和体系之间的相互理解和相互包容，反而利用这些案例"考验北京的容忍度"？这说明，在这些挑战的背后也许隐藏着一个政治目的。一名评论家这样问道：
如果司法系统被当成一个政治工具，〔司法〕独立的意义何在？一旦法治成为政治游戏的牺牲品，〔法治的〕尊严又在何方?【注释：Cho King Hang：《谁在制造香港的法律危机？》，《亚洲周刊》，1999年2月15-28日。】
在终审法院事件中，宪法危机引来了美国的干预和压力，香港的法律界人士、政客和普通民众应该仔细想一想，他们是否希望这种事情再次发生。这种思考十分重要，因为，涉及尊重国旗和香港区旗问题的另一次可能的宪法危机已经引来了新的流言蜚语。
最后，美国对上述事件的卷入使更加警觉的香港人担心陷入中美两大国间的冲突；而这两大国又碰巧在很多方面都有差异。甚至在香港回归中国前，观察家们就注意到克林顿总统公开呼吁中国执行不干预香港事务的政策。尽管他的告诫和中国的反应都很温和，但一些香港媒体已经在恳求，回归后的香港不应成为中美任何可能冲突的受害者。【注释：《社论：香港不应成为中美政治冲突中的牺牲品》，《东方日报》,1999年1月31日， A15。】正如本文前面所说，在与中国的交往中，美国"既不应使香港被溺爱宠坏，也不应使它成为一只替罪羊"。
（翟峥译胡国成校）
鲍绍霖(Danny S. L. Paau)：香港浸会大学历史系（History Department,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tiy）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