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研究》2002年第3期
美国新闻业纵论
【注释：2001年夏末，我在中国访问了五个城市并就媒体问题作了一系列讲座。我在这篇文章中节选了五次讲座的内容，并补写了一个结论，讨论"9·11"恐怖袭击及其后续事件对国际新闻报道所产生的影响。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中提及美国媒体或新闻界时，我主要指美国的报纸，具体来讲，就是指美国大约1500份面向大众的区域性报纸和几份全国性报纸。】
吴惠连
〔内容提要〕本文以华裔美国记者的观察角度和从业经历为背景，讨论了美国新闻业的几个核心问题。这些问题包括：美国的新闻自由、新闻界与政府的关系、调查性新闻的使命、公共危机中新闻界应有的表现，以及美国新闻业在新世纪面临的种种挑战。作者通过对"9·11"事件的反思，提出了美国新闻界对国际新闻报道的改进建议。文章强调，不论面临何种挑战与变革，准确性、公正性、客观性等原则仍然必须成为新闻业未来的基石。
关键词：美国社会文化/ 新闻媒体/"9·11"后
虽然美国的各种媒体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但是报纸享有的自由最为确定。美国政府对广播和电视进行监管，为它们指定广播频率、颁发执照。虽然因特网很可能提供了最为独立的新闻报道，但它享有的根据宪法第一修正案所规定的自由尚未明确界定。
相比之下，美国报纸则几乎享有绝对的出版自由。尽管如此，新闻界还是必须遵守其他组织和个人须遵守的各种刑事法律和大多数民事法律。如果记者在新闻采访过程中触犯刑律，他们也可能受到起诉。如果记者刊发文字诽谤他人，则有可能被告上法庭，支付巨额赔款。曾有一些报纸因为这类事件被迫停业。
但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处罚的存在并不妨碍新闻界刊发有可能冒犯政府当局的文章。在美国，新闻审查制度(即可以合法地禁止刊发某篇文章)极为罕见。
美国的报纸都是私人所有的，以营利为本。政府不为报纸颁发执照，也不向报纸提供补贴。
目前，多数大报由股东拥有，其股票在华尔街上市交易。近年来出现了一种报业连锁集团的趋势。规模最大的一个集团是甘尼特报业集团(Gannett)，它拥有《今日美国报》和近100种其他报纸。
新的所有制结构给新闻业带来的影响正日益凸显出来。这种变化对传统的新闻价值观产生了重大影响。所有制结构从私人(常常是家族)所有制转变为公众所有制，使报纸更加强调娱乐性、市场营销策略和所谓的软新闻。来自公众持股的压力和某些记者捍卫新闻业老传统和老原则的决心正在导致一场为美国新闻界良心而战的斗争。
一 美国新闻业的若干趋势
此时此刻，美国的记者们正在就新闻业的确切目标进行一场深刻的辩论。人们曾经对这一问题有过非常明确的看法。
有人认为我们不再属于新闻业，而属于资讯业、娱乐业、讲故事的行业，或是越来越属于一个与读者互动的行业。我认为，记者属于以上所有行业，但主要还是属于新闻业。不过，即便是这一说法也会引起争论。我们是属于硬新闻业、软新闻业、还是实用新闻业？是属于本地新闻业、全国新闻业，还是国际新闻业？
美国新闻界正面临一场严峻的考验。广告、读者群、传统和公众信任这些曾支撑过报纸发展的力量正经受压力。这些曾发挥过作用的力量不再起作用，或作用大不如前。旧日的辉煌已经不再，而我们对自己的目标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认识。
1970年时，美国报纸的总发行量超过6200万份，而今天则大约是5500万份。也就是说，在美国人口增长大约9000万人的同时，美国报纸失去了600多万名读者。在这段时期内，美国日报的数量从近1800份跌至不足1500 份。
随着报纸发行量持续下滑，对广告收入的竞争就变得愈发激烈。在一个典型的大都市区，一家主要报纸会得到20%-40%的可用广告收入，换言之，该报的竞争者能得到其余60%-80%的收入。
谈及报纸对股票市场的依赖时，我们并不仅仅局限于报纸之间的竞争，报纸还要与其他行业展开竞争。如果加州教师养老基金投资于一个啤酒公司或日用品公司能获得更高的收益，那么它为什么要投资于甘尼特集团或是奈特－里德集团(Knight Ridder)呢？
来自市场的压力越来越导致报纸管理出现短期现象。实际上，在市场受到关注时，新闻似乎没有成为关注点，甚至新闻机构自身也如此行事。2000年12月，当甘尼特集团的主管们在波士顿媒体大会上面对股市分析师的时候，新闻这个字眼根本没有出现在他们的讲稿中，这着实令人不可思议。
美国报业编辑协会(American Society of Newspaper Editors)前不久委托进行了一项关于公众对报纸看法的研究。结果发现，超过半数的美国人认为新闻界已经与美国主流社会脱节。
如果要用一个词来概括美国新闻界今天所采用的策略，这个词就是"重新贴近读者"。各家报纸正在想方设法重新贴近其读者。
其中的一项策略就是大量报道本地消息。市场调查显示，读者最关心他们所在的社区，这并不令人感到意外。
报纸刊登大量高质量的本地消息极有意义。但是，这一策略的缺点是报纸不再强调本州的政治新闻和国内外大事。许多编辑认为，对政府的报道涉及复杂的政策问题和政府机构的运作，肯定十分乏味。
相信在座各位对此不会感到惊奇：美国报纸上外国新闻报道已经减少--当然是在冷战结束后，而在冷战期间，各家新闻机构曾积极关注过两个超级大国间暗中进行的殊死竞争。报纸编辑们宣称，各种调查均显示读者对外国新闻不感兴趣。
另一项策略是加强软新闻而不是硬新闻的报道力度。市场调查同样表明人们喜欢与自己的生活相关的报道。
我相信刊登贴近读者日常生活的文章是有益之举。但是在许多情况下，有关人际关系、个人理财、健身、保健和隐私技术的文章已经挤占了传统新闻的版面。
实用新闻已经成为今天的时尚，这就意味着有一类新闻--如法国大选或亚洲货币稳定--读者无法使用，因此也就没有必要报导。
报纸采用的第三种策略是尝试与读者互动。过去，报纸与读者的互动几乎完全是单向的：报社印制报纸，读者要么读它，要么不理它。报纸最多也就是刊发一些读者来信。
在因特网和传真机流行的今天，报纸要做的事就多得多了。报纸可以刊发读者通过网络发来的信件，还可以设立网上聊天室。实际上，所有的报纸都有网络版，邀请读者参与讨论、分享体会、提供新闻和意见。其目的是使大众更方便地接触报纸。
在重新贴近读者的尝试中，从新闻角度看，最为重要的是公民新闻运动(civic journalism movement)，有时也称为公众新闻运动(public journalism movement)。这一运动发端于20世纪90年代初，那时记者们开始注意到他们所看到的公众与新闻界脱节的现象，他们也看到人民与政治进程日益脱节的情况。合法选民实际投票的比例在不断缩小。
《华盛顿邮报》的戴维*布罗德(David Broder)这样的大牌记者发现，记者们已经不仅仅是政治体系的一部分，而且主要是在为这个体系写作--为政客、顾问、职业党棍、分析家和记者自己写作--为除了选民以外的所有人写作。
一些记者将"还政治进程于民"视作自己的使命。他们通过调查和直接询问的方式，试图测定公众的想法，并以此作为报道内容。
公民新闻运动的主导思想是，新闻界有责任推动人民重新参与政治进程。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新闻机构与市民组织开展合作，制定社区日程。新闻机构还参与改善所在城镇生活的各类计划。它们的记者走出办公室协助选民登记，编辑们则担任改善本地经济委员会的委员。
通过这些举措，公民新闻运动成了一种积极新闻运动。过去，报纸可能就质量低劣的公共住房问题刊发许多文章，或者发表大量社论呼吁提高学校质量。从本质上看，报纸以前是从侧面发挥其影响力的。
现在，公民新闻运动的记者不仅做这些事情，而且还积极参与整个过程。报纸和记者已经从局外人变成了局内人。公民新闻运动为它的参与者提供了一个奋斗目标。当然，这也引发了一系列关于新闻的客观性、报纸与特殊利益集团结盟，以及允许公众领袖、公共官员和社会活动家影响新闻决策等问题。
下面，我想简单谈一谈我称之为"新传统主义"的理念。
新传统主义认为新闻业如今已经偏离了其基本原则--准确性、公正性、客观性和全面性。它认为如果新闻业不坚持上述基本原则，人们就不会重视它。
论坛公司(Tribune Co.)总裁杰克*富勒(Jack Fuller)是一名新传统主义者。这家公司拥有《芝加哥论坛报》，杰克曾经担任该报主编。他说："整个新闻文化必须变革，使不折不扣的准确性重新成为新闻业的一个标志性特征。"
请注意"不折不扣的准确性"这种说法。新传统主义者不是在谈论市场调查或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他们是在谈论恢复新闻报道的准确性，就是这样。他们说，如果不能恢复报道的准确性，在其他方面的成功都是虚的。
新传统主义运动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就是"热心记者委员会"(Committee of Concerned Journalists)的成立，它源于几年前一些资深记者为讨论公众信心下降而召开的一系列会议。该委员会主席比尔*科瓦奇(Bill Kovach)曾任哈佛大学尼曼基金会(Nieman Foundation)主管，正如他在一篇文章中所写道的："我们如果不能领会并恢复新闻自由理论，记者就有可能断送新闻业的前途。"
科瓦奇和杰出新闻项目(Project for Excellence in Journalism)主任汤姆*罗森斯蒂尔(Tom Rosenstiel)合著了一本《新闻要义》(The Elements of Journalism)，我认为这是近年来最重要的一本有关媒体的书。两位作者阐明了他们对新闻业如何重新赢得信任的一些观点。我认为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观点均涉及新闻的基本原则。
书中总共归纳了九个要点：
1. 新闻的首要义务是真实。(当然，没有准确性就没有真实。)
2. 新闻首先要忠实于百姓。(也就是说要忠实于公众。新闻首先并非忠实于记者，而是忠实于新闻的消费者。)
3. 新闻的精髓是核实的准则。 (准则与核实，都曾是每个新闻记者必备的素质。)
4. 新闻从业人员必须独立于他的报导对象。(这一点可视为对新兴的公民新闻运动及其理论的直接批判，这种理论认为新闻界必须成为公民事业的参与者。)
5. 新闻必须成为权力的独立监督者。(新闻界必须监督政府行为。)
6. 必须为公众提供一个批评与和解的讲坛。(换言之，新闻界必须承担责任，而不能仅用"我们忠实于我们的报道"来搪塞批评。)
7. 必须努力使重要报导变得有趣而贴切。(这是对有关严肃问题的新闻报道的高质量要求。)
8. 必须使新闻内容全面而比例得当。(这是对追求轰动效应的否定，这种新闻哲学不顾比例地报道犯罪、性和名人轶事。)
9. 最后，必须允许新闻从业人员凭良心行事。(这一条朴实无华，却又含义深远，我不想补充什么了。)
你们一定已经发现我属于新传统主义一派。但实际上，我倒自认为是一个从未失去信念的旧传统主义者。
如今，前些年奉行的新闻理念有许多已经销声匿迹了。并不是所有的历史都值得保留，如果新闻业不能植入新的理念，我们必将灭亡。
但我要说，多年来支撑新闻业的原则和传统，即对准确性、公正性、客观性等原则的关切，仍然必须成为新闻业未来的基石。这些原则和传统是有责任感的新闻业赖以生存的基础。
二 新闻界与政府的关系
在某些人眼里，美国的报纸似乎是美国政府的仆从--它们报道并刊登反映政府观点的消息。而在某些美国记者看来，新闻界的独立性似乎是绝对的--它与政府毫无瓜葛，揭露水门事件、刊发《五角大楼文件》等就是例证。
两派针锋相对、争论不休。自伯纳德*科恩(Bernard C. Cohen)于1963年出版《传媒与外交政策》(The Press and Foreign Policy)一书以来，一些分析人士就断言新闻界不过是政府外交政策部门的一个小跟班。比如，我在香港的一些朋友和同事就对美国报纸2001年初报道间谍飞机事件的做法颇为反感。他们说这些报纸毫无批判地接受了华盛顿的观点，并把它们报道出来。
当然，所有的机构都想利用新闻界。私人企业有自己的公共关系专家。当一家工厂的工业废料导致环境污染灾难时，这些公关专家就会一显身手，这叫做损害控制。
政府也是一样，不论是地方政府还是中央政府。它们都希望向公众传递某些信息而隐藏另外一些信息。政府与私人企业使用的手段是相同的：举行记者招待会、新闻发布会、透露消息、刊登专栏文章、有意安排的参观、背景会议、与编辑委员会见面、发布文字和音像新闻稿，当然还会利用骗人的学者。有一点是政府和私人企业都做不到的，那就是命令新闻界以某种方式报道新闻。实际上，新闻界发挥其独立性的最稳妥的方式，是让政府来威吓媒体。
上述列举的方法实际上常常颇为成功。之所以常常成功，是因为信息本身真实可靠。并非所有透露出来的消息都是谎言，也不是所有发布的新闻都是虚构，或所有的编辑委员会会议都是密谋。
政府能否左右新闻报道的方向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他信息来源的多寡。如果政府或企业是惟一的信息源，就很可能使报道从积极的角度进行。如果存在其他信息源，结果就可能大不相同。
刚才我提到了间谍飞机事件。但我还想请你们关注一下有关波恩会议的新闻报道和社论，当时美国一意孤行、成为拒绝接受就温室气体排放问题达成的《京都议定书》的惟一国家。这次的情况与间谍飞机事件的报道大不相同。
在这次报导中，美国记者对全球变暖和温室效应问题非常精通。负责环境问题的记者对这两个问题已经报道了很多年，社论作者也对这些问题形成了自己的观点。这个问题与提议的解决方案大家都很熟悉。此外，在波恩也不乏来自其他国家和非政府组织的专家和官员，他们能摆事实、讲道理，并反驳美国政府的诉求。其结果是，新闻报道将美国描绘成一个局外人，而整个世界则弃它而去。大部分社论都对美国政府持批评态度。如果这算不上是一次公共关系灾难的话，至少这件事表明美国政府没有能力让新闻界按照它的想法报道新闻。
媒体对间谍飞机与京都议定书这两条重要国际新闻的报道侧重点迥然不同。
持反对意见的人认为，新闻界完全独立于政府，在这方面当然有重要的历史实例。我刚刚提到了水门事件，在这次事件中，新闻界(主要是《华盛顿邮报》)的调查在把总统拉下台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当然，在这次事件中，政府动用了一切权力也没能阻止记者的调查。
我也提到了《五角大楼文件》。那次，政府无力阻止媒体刊发这份详细描述美国深陷越战过程的机密官方文件。在美国的许多城镇，报纸也成功地挑战过当地政府的权威。
当尼克松政府面临来自各方越来越多的攻击时，总统本人和他的助手们草拟了一份白宫政敌名单，列出了白宫准备攻击的约500个机构和个人。我所在的《圣路易斯邮讯》报也是黑名单上三份报纸之一，另外两份报纸是《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我的四位同事被列为总统的政敌。
这样看来，那些认为新闻界完全独立于政府的人是有一定道理的。新闻界可以是独立的，它有合法的权力这样做。新闻界发表不同于政府的意见有深厚的传统。除了新闻界自身以外，没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止它的独立。但事情并非总是如此，在许多情况下，新闻界似乎是与政府同路。对此，我想谈几点原因。
我认为出现这种情况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主流媒体大多走中间道路。美国最著名的新闻学家沃尔特*李普曼很久以前就说过，报纸可以是中间偏右一点，也可以是中间偏左一点，但是如果朝左或右的方向走得太远，它就会失去读者。从根本上说，美国政府也是一个中间派政府。共和党偏右而民主党偏左，但两党间的差异并不很大。
当出现外交政策危机时，这种情况就更加明显。美国有句老话：政治斗争止于水边，意思是说当出现重大国际事件的风浪时，两党大多会朝同一个方向划桨。媒体既然走中间道路，自然要反映这个特点。当然，媒体未必总会这样做。随着时间的推移，当报道的数量及质量提高后，或是可以明确表述政策选择时，媒体可能采取与政府截然相反的立场。
在越南战争初期，仅有少数几家报纸反对美国的军事干涉，我效力的《圣路易斯邮讯》报(St. Louis PostDispatch)是这少数中的一员。后来，越来越多的媒体开始反对这场战争。不过，我们的确可以说美国报纸多年来一直支持政府的政策。
第二个原因是美国媒体倾向于反映正统观点。很多人都提出过这个看法，比如约翰*洛夫顿(John Lofton)就发现，在历史上，媒体并不积极支持宪法第一修正案，除非它自身的利益受到威胁。杰克*卢尔(Jack Lule)在其新著《新闻与神话》(Journalism and Myth)中也指出，新闻报道倾向于肯定现状和维护当前的社会共识。
这种状况不难理解。这些报纸的记者和编辑们通常出身于中产阶级家庭，接受过传统教育，认同大多数人持有的社会理念。美国记者中很少有激进分子。报纸可能批评布什总统的经济或国防政策，但不会谴责资本主义的自由企业制度或是要求解散军队。
也就是说，我们的活动空间比较狭窄，而政府也是如此。如果说媒体与政府似乎经常步调一致，其原因是显而易见的。
第三点，新闻界存在某些人所谓的从众心理，而我认为是存在着支配报道的势力。也就是说媒体有一批舆论领袖--如《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这样的全国性报纸和几大电视网--其他新闻机构有时则学它们的样子。所谓支配报道，我是指新闻报道以某种特定的方式定下基调并固定下来，而不管事件如何。
当比尔*克林顿和莫尼卡*莱温斯基的报道成为头条新闻时，你会发现，媒体断言克林顿的总统任期受到了致命伤害，克林顿将被迫离职。这就是支配报道。没有人报道在民意调查中克林顿的声望很快就达到了历史高峰。因为这不是支配报道的内容。
报纸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是个极其重要而又极为复杂的话题。新闻界的独立性对其可信度而言绝对是最重要的，没有了可信度，我们就注定灭亡。
然而，认为新闻界与政府的利益永远对立、从不重合的看法是错误的；而认为美国媒体是政府的仆从或小跟班--或认为媒体运作的根据是统治者永远正确、媒体必须给予支持的看法同样不正确。
三 调查性新闻
伦敦《泰晤士报》很久以前就宣称：新闻靠揭露真相为生，而我们已将这一理念应用于调查性新闻。美国著名新闻学家沃尔特*李普曼曾说：新闻是"四处搜索、永不停息的探照灯，它将一幕幕的黑幕曝光。"
当然，黑幕中的事情常常是故意隐藏的，以使公众无法在白天看到它。从事调查工作的记者职责永远是将某些人的秘密行动曝光。
调查性报道具有光荣而悠久的历史，这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早期。当然，近代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华盛顿邮报》对水门事件的调查，它导致了历史上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美国总统的辞职。
顺便提一句，水门事件一方面推进了调查性报道事业的发展，但另一方面又给这项事业造成了损害，其影响力可能比其他任何事件都大。尼克松辞职后，美国所有的年轻记者似乎都希望成为像《华盛顿邮报》的鲍勃*伍德沃德(Bob Woodward)和卡尔*伯恩斯坦(Carl Bernstein)那样的调查性新闻记者。
水门事件第一次证明了调查性报道在揭露政府最高层的不法行为方面的可能性。这是好的一面。但坏的一面却是某些记者抱着追踪大猎物的心态从事调查性报道，希望获得战利品--权势人物的头和皮，却对报道的可靠性满不在乎。
不过，由于"调查性新闻记者和编辑协会"等机构的存在，以及相关经验和公认的从业准则日益健全，现在的调查性报道比水门事件后的那段鲁莽时期要负责得多。调查性报道的潜力很大，但它损害无辜对象及其名誉的风险也很大。因此，从事调查性报道时必须十分谨慎。
那么，什么是调查性报道？它的特征是什么？下面就此做一些解释。
调查性报道是一项原创性工作。它不是简单地刊登执法机构等部门泄漏出来的调查结果。当然，调查性报道通常会涉及泄漏出来的信息，但是这类资料仅仅是调查的起点而不是终点。
通常，调查性报道要揭示问题的原型，而不是针对某个单一事件。比如一次空难发生后，高质量的传统报道可能会揭示事故本身的原因，但高质量的调查性报道则可能揭示导致航空安全问题的设计失误或长期缺乏维修，这样就比单纯的事故报道走得更远。
调查性报道通常侧重于合法性。它试图纠正失误，让公众关注犯罪、腐败和权力的滥用。
调查性报道可能解释一些复杂的社会或政治问题，这些问题虽不涉及违法行为，但却可能对公众造成伤害。它可能深入到盘根错节的立法机构内部，揭露那些有利于一小部分人的法律是如何通过的。当本应保护公众利益的机构或其他部门未能正常发挥作用时，它还可能揭露某些重大的体制失误。
一个好的调查性新闻记者应具备哪些素质呢？首先，这类记者应能够在他人看来是毫不相关的事件中发现其中的关联，这就需要耐心。为了找到对报道进展有用的每一条线索，他都需要去审查上百条报道或计算机磁带。他们必须细致、刻苦，因为调查性新闻需要详尽的文件证据。
我所见过的优秀调查性新闻记者都有一种强烈的正义感和使命感。最好的调查性新闻记者都非常公正，具有高尚的职业道德。他们是在寻求真理而不仅仅是在发掘一份报道。
至于工作特性，由于经常需要长时期地与其他记者同伴分离，因此他们需要有自立更生的精神和独立工作的能力。他们需要具备主动精神和进取心。他们要去寻找消息而不是等待消息送上门来。他们的采访技巧应该十分老道。虽然必须要问一些令人不快的问题，但如果像检察官那样提问的话，就有可能碰钉子。他们还需要有自我批评精神，也就是说，他们在新闻的追求上必须诚实。当然，他们还需坚韧，不易气馁。
四 21世纪美国新闻界面临的挑战
如今，美国的报纸面临一系列挑战。它们面临周期性的经济挑战，最明显的证据就是前所未有的大量记者遭到解雇。
美国报纸也面临结构性挑战，这包括新技术的挑战以及如何驾驭新技术或如何在它的冲击下得以生存的挑战，也包括影响传统报业市场的人口统计变化和社会变革的挑战，还包括美国人看待新闻界的态度方面的挑战。
美国报纸还面临心理上的挑战。我认为在这些挑战中，心理上的挑战最深刻，因为它影响并卷入了上述两种挑战--周期性经济挑战和结构性挑战。
美国已经变了，在许多方面，今天的美国与我最初成为记者时的那个国度相比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就报纸而言，最深刻的变化在于美国人获取消息和见解的途径，这些信息曾经属于印刷媒体的领地。竞争在从未想象到、也很少认识到的形式中进行。
从表面上看，多数美国报纸享有一种垄断地位，但这并不正确。一个只有一家报纸的城镇并非只有一个印刷新闻和广告载体。几乎每个城市都有社区报纸和专门出版物。
许多报纸的盈利压力是很大的。产生这种压力的原因不仅仅是报纸老板们希望保持他们的生活方式。自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甘尼特报业集团股票上市交易以来，多数报纸和报业连锁集团也走上了公众所有的道路。一家报业公司在华尔街的命运不仅取决于能否持续获利，还要看它能否很好地控制成本、能否积极地运用现金储备--即取决于许多与能否出版一份优秀报纸（记者们用这个标准来衡量报纸的成败）毫不相干的因素。
于是，报纸越来越关心管理方式和市场营销问题。焦点问题小组讨论会、调查、读者态度研究、读者心理和人口统计图表--所有这些都需要主编过问。市场营销人员和顾问们推动创立的新理论开始出现，它们涉及读者的需求以及如何在不明朗的情况下发现读者的需求。
这一切都使事情变得更加复杂。今天报纸的目标究竟是什么？我们怎样才能重新恢复昨日的辉煌？
前面讲过，报纸面临周期性经济压力和结构性压力。其中，周期性经济压力表现得最为明显，它反映在发行量下滑、广告收入减少、利润率降低等方面。报纸的人力成本状况在当前美国报业解雇人员的浪潮中反映出来。报业成本状况则可以用报道范围和内容的缩减来衡量。我后面还会讲到，报纸面临的结构性压力更为凶险和复杂。
顾名思义，周期性经济问题一直是报纸发展环境的组成部分。当经济全速发展时，报纸像其他行业一样也发展较好。一旦经济放缓，或是进入衰退，报纸的收入就会减少。
当前，成千上万名记者正在因为所谓的公司成本削减而失业。仅在《纽约时报》、奈特－里德集团、道-琼斯公司(它出版《华尔街日报》)、论坛公司(出版《芝加哥论坛报》及《洛杉矶时报》)和《今日美国报》这五家公司中，就有大约5000名记者被解雇。可以想象，对士气的打击是沉重的。
的确，新闻机构正在经历前些年未曾面临过的问题。2001年前3个月，报纸的广告收入比去年下跌了4.3个百分点。发行量也在持续下滑，尽管这已经不是什么新闻了。一个时期以来，发行量以每年约1%的速度下滑。利润率也在降低。
这便是周期性压力，但这些压力须用一种全局观点来看待。虽然人们听到的麻烦不少，但报业自身依然是强壮的。报业今年第一季度的盈利虽然低于去年，但仍比工业平均水平高出许多。
现在，我们来看看美国报纸面临的结构性挑战或压力。报纸目前面临三类竞争。一是对读者时间的竞争，包括休闲、双职工做家务的时间等；二是报纸需求下降方面的竞争，包括读者人数和文盲率的变化、对新闻的漠不关心、阅报习惯的缺乏等；当然最明显的一种竞争来自那些希望成为新闻和广告主要载体的其他媒体。
大家知道，人们越来越多地采用邮购、电话或因特网购物方式，这都减少了他们对报纸的依赖。
在对网上用户的竞争方面，报纸做得也不好。虽然美国250份大报基本上都有网络版，但几乎没有一家盈利。即便如此，还是没有一家报纸敢放弃这块阵地，因为网络版具有潜力，报纸也要保护其分类广告市场不受网络竞争者的冲击。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那就是让习惯了在因特网上获得免费服务的人们为信息支付费用。
另一个结构性挑战是美国报纸读者群的年龄老化，而新的年轻的读者群又形不成气候。最近由权威业界杂志《编辑与发行人》(Editor & Publisher)委托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阅报人群中很大一部分人在45岁以上，其中最忠实的读者则超过65岁。
报纸读者群年龄的老化反映了美国的变化。自1980年以来，出生于外国的美国居民数量翻了一番。美国的家庭也发生了变化。1980年以来，未婚同居者家庭的数目增加了两倍。家庭中子女的数量则有所下降。美国的工作场所和工作者也有变化。自1970年以来，女性职工的数目增加了一倍多。公众受教育的程度有所提高。
美国人购物和休闲的方式发生了变化。以前人们习惯于去市中心的百货商店购物，来自百货商店的广告收入支撑了现代报纸的发展。今天，人们去沃尔-玛特超市购物，而沃尔-玛特不在大型日报上登广告。
这些发展都会对报纸产生影响。采用何种营销手段来适应这个不断变化的消费者群体？应该为读报时间越来越少的读者提供什么样的内容？读者是否比几年前受教育程度更高也更老练？他们的民族背景是否越来越多样化？利用何种技术来吸引不读报的人并保住现有的读者群体？
此外，报纸还面临另外一个问题，即公众的信任问题。没有公众信任，新闻界就无法生存，更别说蓬勃发展了。25年前，盖洛普的调查者发现70%的美国人对媒体表示信任。
但最近一次卢*哈里斯的调查却发现：只有不到半数的美国人认为媒体的报道是真实的，2／3的人认为媒体不公正，3／4的人认为媒体有偏见。顺便提一句，这些数字表明，无论记者的报道和写作质量多么高，还是可能会有很多读者不相信你。
这些就是美国报纸所面临的结构性挑战。这些挑战很隐蔽、相互关联而又极为复杂。人们不难理解为什么编辑们在应对这些挑战时容易感到变化、混乱与迷茫。
这些挑战十分严峻。正如我刚才所讲，这是美国报纸经受的一次考验。但我还是对报纸的未来保持乐观，尽管我并没有解决它们面临的所有问题的良方。
虽然多年来报纸的发行量一直在下滑，但5500万读者(即每三名成年人中有一名读者)对报业而言仍是一个强大的基础。报纸并非在接近消亡。其次，尽管有这样或那样的困难，但报纸是由一个悠久而光荣的传统支撑的。这是我们力量的丰富源泉，即使最奸诈的投机商也承认它的重要性。
实际上，今天的报纸比过去办得更好、管理更专业。它们正在使自己的产品多元化，它们并未固步自封。美国经济是否会出现衰退？也许会，也许不会。但是报业已经经受过风雨，它仍将经受住考验。经济衰退会周期性出现，但是报业等稳定行业能够安然度过。
报业没有停滞不前，这有助于报纸迎接上述种种结构性挑战，即来自一个不断变化的社会的挑战。当然，在线或网络新闻尚无一个成功且广泛采用的商业模式，实际上所有的报纸都在投资搞网络新闻。令人欣慰的是，报业公司已经认识到，不能继续免费提供服务。整个业界都在进行使网络版报纸盈利的实验，有些实验将会取得成功。
人口、工作和就业模式、休闲活动以及家庭结构等社会变化的确给报纸带来了难题，但同时也带来了机遇。在我居住的地区有大量越南裔居民，《圣何塞信使报》(San Jose Mercury News)最近出版了一份越南语报纸《越语信使报》(Viet Mercury)。
我想说的是，如果报纸通过改进内容、投递方式和版面设计来应对这些变化，那么它们就将抓住新读者，同时留住老读者。如果报纸通过创造向公众传递信息的新形式和新途径、创造与读者互动的新方法来应对技术发展，那么它们就会吸引新读者，同时巩固与老读者的关系。
所有的一切都需要有干事业的意志和决心，这使我最后再次回到心理挑战这一问题。我认为它是三种挑战中最深刻的一种。我讲到过变化、混乱与迷茫。人们无法抗拒变革，但却可以适应它并利用它。如果我们坦然面对并清楚地理解所面临的问题，就能够在混乱中找到秩序。如果我们重建我们的目标与使命感，就能够驱散心灵的迷茫。
我们从事的是采集新闻并以清晰、公正、全面和睿智的方式报道新闻的职业，像《纽约时报》自己宣称的那样，无所畏惧、不加偏袒。我们的职业要求对哪些新闻重要、哪些不过是肤浅、哪些是哗众取宠、哪些是低级趣味做出职业的判断。我们的职业要求保持品位，并在碰到糟粕时能够加以区分。我们的职业要求恪守职业道德，不去利用或欺骗他人。我们的职业要求独立、与权力保持距离--不论是政府权力还是公司权力。
五 公共危机下的媒体
在公共危机中，新闻界的职业水准和能力所经受的考验比任何时候都要严峻。
职业水准包括报道、写作、摄影及画面展示。
职业水准包括新闻判断--能够把握什么是公众需要知道的，什么是公众想要知道或感兴趣的。
职业水准还包括新闻责任--保持报道的适当比例、避免谣言、避免追求宣传和轰动效应，而且在事实真相弄清之前，避免暗示、揣测原因或指责。
职业水准也包括公共服务--尽一切努力披露信息以使人们了解时局。
我在网上阅读了大大小小的许多报纸，而且几乎每天都看CNN。我认为至少在初期阶段新闻界在对恐怖主义袭击美国事件的报道上经受住了考验。
公共危机有两种形式。第一种是激烈的突发性危机，如恐怖主义对纽约和华盛顿的袭击、在科罗拉多州利特尔顿市哥伦拜因高级中学发生的枪击事件，以及俄克拉荷马城联邦机构大楼的爆炸事件等。立即报道这些事件是极端困难的。因为可靠的信息也许很缺乏，而谣言却无处不在。在这种情况下，训练有素以及我们的新闻自由和新闻公开的传统就至关重要。
第二种公共危机是可能持续数月甚至数年的长期危机。越南战争和美国民权斗争均属此列。这时的难题在于如何持续报道，使公众保持对局势的关注，以及提供分析、解释和负责的社论引导。
今天我主要想谈美国及世界其他国家正面临的这场突发性的激烈的公共危机。如果说美国人吸取了什么教训，那就是恐怖主义最终并毫无疑义地是不尊重国界的。
一旦发生像这次这样的突发性激烈危机，我们新闻界的首要原则就是将消息尽快发出去。美国的电视网现场直播了事件的最新发展。报纸也发行了号外。
如果对报道内容进行了讨论，这种讨论也只是在新闻编辑室内。没有因为政府或公司权威部门开会讨论公众应该看到或读到什么而耽误报道。公众期望得到及时、全面的报道，而新闻界的传统和冲动也要求做到这一点。
在新闻界的精力和注意力放在主要事件(即到底发生了什么)的同时，主编和新闻主管们正在尽力发掘报道的各种可能的角度。虽然有些报道可能没有占用太多的播出时间或报纸篇幅，但各种可能的角度都被涉及，例如：本地机场正在发生什么事情？驾机冲撞世贸中心需要什么样的特殊技能？
即便是在最初阶段，记者们对美国的国家体制及机构的失误和脆弱也有所察觉。一天之内有四架飞机遭到劫持。很显然，每年数百万人依赖的美国机场安检系统可以很容易地被那些决意破坏、技巧高超的恐怖分子突破。在美国的情报收集机构和我们根据这些情报采取有效行动的能力方面，这次袭击事件说明了什么？假如一群持刀歹徒能杀死的人与几枚战术核武器杀死的人一样多，这在我们的国防政策方面又说明了什么？
在即时报道中，新闻机构不能回避提出类似问题，不论政府当局会多么讨厌这种问题。不过在初期阶段，这些问题只可能是蜻蜓点水式地提到，不可能全面地展开。此时，这些问题不是报道的重点。
优秀记者和优秀新闻机构不会匆忙作出判断。如果收看CNN的报道，你看到的内容是这场悲剧的大量细节，它们发生在那四架飞机坠毁的纽约、华盛顿和宾夕法尼亚州。
此外你也会发现，记者们在小心地避免报道超出他们的所见所闻、所能证实的事情，以及目击者或负责官员所说的话。他们仅仅报道了发生的事实，这是多么克制啊。
最初的舆论和社论的调子可能只是表示同情、悲痛，甚至愤怒。因为掌握的事实不多，所以我们很少能发现详尽的分析。在初期的社论中，我们也很少发现指责或有关责任的言论，因为（1）社论作者此时了解的情况很少；（2）社论作者知道，在无以名状的痛苦和悲哀面前，人民不需要说教和指责，他们需要得到保证和可能的各种安慰。还没有到进行冷静分析的时候。
新闻界与政府的关系在初期阶段也不可能是敌对或对立的。双方都有意向公众提供充分的信息，这是美国社会中双方的传统，也是双方的责任。
当然，出于安全或其他考虑，政府不能把一些问题或信息公之于众。乔治*布什从佛罗里达州（他在那里得知恐怖袭击一事）绕道返回华盛顿，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总统绕道路易斯安那和内布拉斯加州返回。他的路线是保密的，以使恐怖分子无法了解总统行踪。即便事先知道总统的行程，在他安全抵达首都之前，新闻界也不会发布这条消息。 但是，一旦初期阶段结束，一旦眼前的安全问题成为历史，新闻界与政府间通常的那种紧张关系就可能重浮水面。新闻界可能会调查机场安检体系的漏洞，而那些可能感到难堪或可能遭受追究的官员也许就不愿合作。或者由于外界对此知之甚少，这些官员可能拒绝向记者提供帮助。而他们对此可能比记者了解得更多。但是，一旦初期阶段结束，将曝光作为使命的新闻界与有意操纵信息流动的政府之间的老矛盾就会重新显现。
六 "9·11"事件对美国新闻界国际新闻报道的影响
美国记者大多认为近年来美国新闻机构对国际新闻的关注越来越少。如果说美国公众对与"9·11"事件相关的问题一无所知或感到困惑，那么责任大多应归罪于媒体。
电视网播出国际新闻的时间只占其全部新闻报道的20%。美国报业编辑协会报告说，报纸上国外新闻的栏寸只剩微不足道的2%。无论是印刷媒体还是广播媒体都裁减了驻外记者。
虽然发生了"9·11"事件及在阿富汗等地进行的反恐战争，但公众对国外新闻的兴趣依然很低。1996年，民意调查显示仅有16%的美国人说他们密切关注国外新闻。"9·11"事件过去九个月后，这个百分比缓缓增至21%。
美国新闻界如何才能改进国际新闻报道，并使美国人民认识国际新闻的重要性呢？在《尼曼报告》(The Nieman Reports)2001年冬季号中，我发表了一篇文章讨论这个问题。在征得哈佛大学尼曼新闻学基金会(The Nieman Foundation for Journalism)的许可后，我将该文重新刊登于此。文章的题目是《严肃地报道国际新闻》：
当记者们反思"9·11"事件的教训时，他们可能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必须改进对国外新闻的报道。CNN董事长沃尔特*艾萨克森(Walter Isaacson)曾对《洛杉矶时报》的戴维*肖(David Shaw)说，恐怖袭击帮助CNN重新认识到"严肃地报道国际新闻......至关重要"。
但是，严肃报道国际新闻到底意味着什么？报道国外新闻的开销大，但这只是国外新闻报道确实在不断缩减的部分原因。新闻主管们也认定人们对新闻不感兴趣，除非它涉及到他们的切身利益。按照这种思路，如果人们不感兴趣，那么投入金钱、时间和版面来报道国外新闻的机构就会发现它们的受众越来越少。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新闻机构认为让受众更好地了解世界是有价值的，那么它们能报道什么样的国外新闻呢？
如果新的国际新闻报道模式仅仅更加关注无所不在的恐怖主义，那将是错误的。如果仅增加对战争、社会动乱、渡船沉没等消息的报道，新闻机构还是省点儿钱为妙。
在美国国内，当记者向读者和观察家介绍美国基督教的情况时，他们并不局限于对大卫教派和其他极端教派的报道。有关教育的消息也不只报道孩子们枪击同学，而对令人深切关注的堕胎报道也不局限于报道上帝军(Army of God)的活动。
记者要有广为开阔的眼界。这是我为国外新闻报道提出的建议。我们的国际报道应让美国人了解世界其他国家的人民怎样生活、为什么那样生活、这些生活方式是如何形成的，经过较长时期后，它就会体现出与国内报道同样的价值。
首先我们要摒弃这样一种观念，即凡是报道战争以外的消息都必须与本地读者有一定关系。由于这种观念，我们错过了很多重要事件的报道。以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为例，在危机广泛蔓延之前，我们基本上没做什么报道。将泰铢初期的波动与美国的老百姓联系起来报道，的确超出了新闻界的能力。
我告诉我的学生要谨记约翰*多恩(John Donne)的训诫，他说每个人都不是一座孤岛。也就是说，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无论这个人近在咫尺，还是远在千里之外一个我们连名字都念不准的国家--迟早会影响到我们。我告诉学生们说，优秀的记者要与人类的命运休戚与共。不这样做，他们就永远写不出打动读者的国际报道，也不可能了解他们自己。 讲到这里，你们也许会问，美国新闻界如何才能承担这一扩大了的使命？下面就是我的
一些建议。
* 大多数新闻机构无力保留驻外记者。但是一些机构却可以做我所效力过的《圣路易斯邮讯》报数年前所做的事情，它把记者派往国外撰写一些不作为每日头版新闻的稿件。1967年我在苏联呆了60天，撰文报道苏联的农业、工业、教育、文化、娱乐和宗教状况，没有写过一篇有关政治的报道。但是从我写的文章中，读者却可以轻而易举地看到这个共产主义国家对其人民生活的广泛影响。
* 新闻机构亦可试验走合作的道路。五六家独立的地方报纸可以联合派几名记者去国外，这样全年都会有好新闻。报业连锁集团做这件事更容易。连这种合作都负担不起的新闻机构，可以借鉴从前"铁路专栏"(rail column)的作法。这是《华盛顿邮报》在设立专栏版之前，在其社论版右侧边缘设立的一个栏目。这个主意其实就是每天在该栏目处刊登主编所能找到的800字趣闻。我认为，几乎所有报纸都出得起这点版面，每周一二次刊登其主编发现的世界其他国家最有趣的人或事的800字短文。
* 使国外新闻变得饶有趣味是关键。《华尔街日报》前任主编巴尼*基尔戈(Barney Kilgore)说："读者最容易做的事情就是放弃阅读。"假如新的国际新闻报道平淡无奇，我们就别谈什么吸引读者了。
我们的国外新闻报道已经令人惭愧地退化了。正像肖报道的那样："在过去的15至20年间，报纸主编和电视新闻主管们把国外新闻报道的版面和时间削减了70%至80%。""9·11"及随后发生的事件告诫我们，这种做法不可取。
就国际新闻而言，今日的媒体发现自己像个酒醒后吓出一身冷汗的醉鬼，他记起自己刚才烂醉如泥地飞车穿过拥挤的校区。他发誓再也不这么干了，并决心开始一个"严肃"的新生活。可是现在已经是明天，他会再次光顾酒馆？还是真的会开始一个崭新的、更负责的生活？
像醉汉一样，记者们也面临选择。
(翟峥译胡国成校)
吴惠连（William F. Woo）：美国斯坦福大学洛里·I·洛基新闻专业客座教授、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新闻学院新闻伦理学教授、中国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客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