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研究》2003年第1期
中国文化的国际使者
——记旅美华裔游记作家、画家、诗人蒋彝
郑达
〔编者按〕谈到20世纪70年代前以英文写作并在西方世界传播中国文化的华裔作家，人们常常会想到林语堂。其实，就贡献而言，与他齐名的还有旅美华裔游记作家蒋彝。蒋彝以“哑行者”为笔名，出版了12本游记。这些作品在欧洲、美洲、亚洲等地深受欢迎。此外，蒋彝在书法、美术、诗歌，以及儿童文学等方面也多有建树。本文通过分析“家”的各种层面，强调“家”对于像蒋彝这样散居海外的华人在生活、精神上的重要意义，着重探讨了“家”对于蒋彝在文学创作上的影响。在蒋彝诞辰百年之际，我们刊发此文，以为纪念。
三次离家
家，平凡而又神圣。它是哺婴的摇篮，是灵魂的支柱，是避风的港湾，是沙漠中的绿洲。
“家”的涵义，大概而言，可大略分为三个层面﹕（1）家庭(home)，即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或者配偶加上子女；（2）家乡(hometown)，这可以指自小生长的乡村地区，或者县镇，通常有几十、几百，甚至成千上万的家庭组成。中国古代游子身在异乡、望月思亲的例子，属于这第二层；（3）祖国或祖籍国(homeland)，motherland,甚至fatherland的意义都与此略同。中国古代像蔡邕、苏武或王昭君等人被发配边疆或远嫁他乡的事例，略近与此。这一层面的意义是现代的。19世纪后，移居异国、散居海外的人口大量增加，这一层面的意义日渐明显。如果说第一层面的家给人以生命和生理特征，第二层面和第三层面的“家”则赋予地理和文化上的特征。在实际应用上，对于海外散居的人们来说，“家”的三层意义常常会混合交叉。家乡和祖国往往成为同义；家庭这一层面上的意义时常会借托家乡或祖国一起表达。
蒋彝一生三次离家。这三次离开的家，恰好与上述“家”的三层涵义吻合。每一次离家的经验，成为他人生道路上的一个重要阶段，标志他的渐趋成熟。
蒋彝于1935年5月19日出生于江西九江，名仲雅。他在家中排行第三，上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他的父亲蒋和庵擅长丹青，尤工花鸟人物，以画磁盘为业。蒋彝五岁时，母亲去世。其曾祖父共有四个儿子，四世同堂，合住在传统样式的深院里，共有42间房屋，四周高墙围绕，院里有池塘垂柳，蒋家学堂，在1912年前，蒋彝足不出户，在家庭大院深墙内生活，有几十个堂侄兄弟相伴。大院与世隔绝，政治的变革和社会的动荡，似乎全被深墙屏障在外。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武昌起义后，九江的革命军奋起响应，10月23日控制了九江市，11月初宣布江西独立。其后政局动荡，蒋家长辈决定暂时迁居附近乡下避难，于是，全家分成两组，蒋彝跟随祖父、三叔公以及姑婶等，在20余里外庐山脚下、莲花洞附近的一幢大农屋里住了一年。幼年的蒋彝，对辛亥革命的意义几无所知，但对于这场革命的重大冲击力，他深有感受，因为家里十岁前不出大院的旧规矩被打破了，他因此得到了自由，不用每天被关在私塾内恭恭敬敬地听老师授课了。每天清晨，他和堂兄弟一起，跟随姐姐和嫂嫂，沿着林间小道，去深山清涧旁。姐姐和嫂嫂在那儿洗衣，其他的孩子们嬉戏相逐。高耸入云的庐山，原来只能从大院的围墙内远眺，现在，蒋彝来到了它的山脚下。蒋彝自称这一年的经历使他“初次尝到了农村的生活。”自此以后，他成了“自然的朋友”。
将近十年之后，蒋彝第二次离家。当时，他父亲已经去世，兄长蒋大川在当地的教育界任职，对蒋彝的前程极为关心。在兄长的帮助支持下，蒋彝从当地江西九江二中毕业，1921年，去上海读预科，后来考取南京国立东南大学，学习化学专业。“五四运动”后不久，许多有志青年相信“科学救国”。蒋彝在校勤奋刻苦，学习现代科学知识，以期报效祖国。1926年，他以年级内排名第四的优异成绩毕业。他先后在江苏海州和九江的中学教了一年左右的化学。当时，国内军阀割据，时局不稳。那年末，北伐开始，革命军经过江西时，蒋彝决定投笔从戎，加入北伐，铲除军阀，统一中国。北伐大军从江西到浙江、上海、江苏，一路上民众箪食浆壶，热烈拥戴。但是，不久“四 · 一二”事变，蒋介石血腥屠杀共产党人，一时白色恐怖的阴影笼罩。与蒋彝在革命军内一起共事的政治处主任王尔琢遭到暗杀。蒋彝考虑到生命安全，决定离开革命军。其后，他到上海，得到校友严济慈的推荐，在真如暨南大学教了半年化学。接下来，在安徽省芜湖、当涂两县担任县长。30年代初，离开了家乡近十年之久的蒋彝重返九江，担任九江县长。多年的颠沛流离，蒋彝的政治思想成熟了，他从一个不闇世事的中学毕业生成长为干练而踌躇满志的青年。
1933年，适逢而立之年的蒋彝再次离家，这一次他远离的是自己的祖国。美国德士古石油公司企图通过贿赂、在九江非法购置地产。担任九江县长的蒋彝，为了维护国家的权益，坚决予以阻止。由此，与国民党当政者发生冲突，最后被迫辞职。蒋彝决定去英国伦敦大学经济学院学习。翌年，他开始在东方学院兼教中文。1935年，他被聘为讲师，一直教到1938年，到威尔克姆医学博物馆负责处理中国医学方面的收藏。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空袭伦敦，蒋彝的寓所被炸，他迁到牛津居住。1955年，他接受哥伦比亚大学聘任，在东亚系教授中国文化课程，于是，迁居纽约，一直到他1977年去世。
1933年出国后不久，蒋彝为自己起了个笔名“哑行者”，一来暗喻对官场政治的痛恨失望，同时也表示身处异国、言语不通的苦境。旅居海外40多年中，他到过世界上许多国家，对异国的乡土人情细心观察，撰写并出版了20多部英文作品，其中有介绍中国绘画和书法艺术的《中国眼光》(The Chinese Eye)和《中国书法》（也称《八针指南》，Chinese Calligraphy)，还有小说和儿童文学作品，但最为出名的是哑行者游记系列共12本，在英美及其他欧洲国家影响甚广。1975年，蒋彝首次回国访问，两年后，他再度返华，为撰写中国艺术史搜集资料。在北京期间，不幸旧病复发，不久就在医院里去世。
蒋彝第三次离家，不论时间长度还是空间距离，都远远超过前两次。但更重要的是，这第三次离家，带有自我放逐的意向，尤其是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他在祖国疆土范围之外，生活了44年，尝尽了思乡之恋的酸楚。
思乡和文学艺术的成就
蒋彝在文学艺术上的成就，使他在西方获得很大的声誉。70年代之前，以英语写作并且在西方出版大量作品的著名中国作家，恐怕仅林语堂和蒋彝两人。但两人之间有不少差别﹕林语堂先在国内文坛出名，而蒋彝成名完全是出国之后；林语堂的成就主要在文艺作品上，而蒋彝多才多艺，除了游记小说诗歌散文等文学作品，还创作了大量的书法绘画作品；林语堂在半个世纪以来一直拥有大量读者群，批评家对他褒贬有加，而蒋彝在国内除了中国书法的专著和两本儿童读物被译成了中文，加上一些零碎的介绍文章，几乎默默无闻，即使在国外，对他作品的研究也屈指可数。最重要的一点，蒋彝的成就与他远离故土不无关系。与故国家园的距离，为蒋彝提供了一个超越自己，利于思索、观察、判断的条件，使他的文学艺术创作，获得了面目清新、独具一格的风格和内容。
大略而言，蒋彝的成就可分为游记文学、书法绘画和中文诗词三个方面。
蒋彝的12本哑行者游记作品中，第一本《湖区画记》出版于1937年。前一年夏天，他去英伦北部的湖区游览，那里山水绮丽，更因浪漫诗人华滋渥斯的不朽诗篇，闻名于世。蒋彝根据笔记和画稿写成了游记，曾先后投寄给几家出版社，均被退回。不料，原先曾表示拒绝的乡村生活出版社改变想法，同意一试，但说定不付任何版税给作者，蒋彝所能得到的唯一报酬是六册作品。蒋彝接受了这苛刻无比、几近侮辱的条件。没想到，《湖区画记》销路极佳，出版之后，一个月内即售罄。出版商赶快再版。当然，蒋彝因此而得到了版税。此书几个月内数次再版。此后十年内，蒋彝又以英国的伦敦、北英约克郡、牛津、爱丁堡等城市为题材写了游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蒋彝写作并出版纽约、都柏林、巴黎、波士顿、旧金山、和日本等六本游记。还写过澳大利亚游记，已经基本定稿，可惜因为他突然去世，未能出版。加上他去世后才问世的《重访中国》，蒋彝一生共写了14本英语游记。
蒋彝的游记作品与众不同，其外观形式可谓独一无二。他作品的封面全是他自己设计制作的﹕中间总是一幅他手绘的精美的彩画，顶端是横式题写的英语书名，右侧是竖式的中文书名，加上作者本人的签署。中英文书名都是用毛笔写成，流畅秀丽，生动有趣。书脊上的英文书名，也是作者用毛笔写成。像蒋彝这样由作者本人设计制作封面装饰的，恐怕在世界上也为数不多。他的书非常别致，在旧书摊成百上千的书中，一眼就能辨认出来。此外，书中的插图，既有彩色图页，又有单色水墨或白描，在英文的诗文旁，插入作者用毛笔抄录的中国古体诗原文，字体正行隶篆不定。随便打开一翻，任何人都会被吸引住，即使不看文字内容，光细细地领略一番那丰富多彩的插图和书法作品中的韵味，就已经是一种享受了。
蒋彝游记作品的内容也饶有特点，既幽默轻松，又流畅隽永。细致的观察，充满诗情的描述，配上作者自绘的线描或者彩绘插图，令人爱不释手。但是，我在此想要强调的是另一个重要的特点，那就是他善于把周围那熟悉的世界转变成一个陌生的景观，或者通过剖析一个人们习以为常的观念来暴露出其中荒谬的成分，令读者在惊诧之余拍案叫绝。譬如，在《纽约画记》中，有一段文字描写宠物商店的一对小狗，它们的毛被修剪完了，只是在尾尖留了一绺，加上身子、腿部某些部位留了一些，精心地梳理过，颈部和腿上还扎着彩色的缎带，看上去真是“既荒谬又滑稽”。橱窗内的灯光，映照出小狗剃尽了卷毛的粉色肉体，看了教人禁不住潸然泪下。想到室外寒风凛冽，这些幸运小狗当然受到了再好不过的照顾了。但是，蒋彝写道﹕“我在想，是谁首先想到给小狗剪毛的？”“大自然将厚厚的毛衣赐予了小狗，防御寒冷和突然袭击，但是，人类却把它剥夺去了。人类在想方设法生产类如有生命的机械对象，与此同时，却又把有生命的小狗变成人造的对象。真是不可思议。”这种变寻常为陌生的手法，需要有敏锐的观察、独到的见地，以及适宜的策略。重要的是，这样的手法出奇制胜，打破原有的固定的思维模式，使既存的秩序观念受到一个大冲击，使读者对现存的井然有序的文化模式重新做一次检讨。对于作者来说，这种震动效应不是最终的目的。他希望通过这样的效果，激起读者的思考，重新认识自己和周围世界，让他们看到，东西方的文化，除了表面上的巨大差别之外，存在许多基本的共通之处。
蒋彝多次提到，他到英国之后，发现在西方存在不少对东方民族和文化的误解和歧视。一部分西方作者，对中国所知甚浅，在描写、介绍中国时，歪曲、诬蔑，与事实不符，或者神秘化。为此，蒋彝决定执笔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文化，以正讹误。但是，他不想去针锋相对地抨击反驳，而是以游记的形式，通过描写西方的风土人情，进行与中国文化的比较。他的重点，不在于强调相异之处，而是着力于相异的表面下的共同点。英国著名的艺术评论家赫伯特·里德曾经高度赞扬蒋彝，称他的作品帮助西方人了解了东方，并认识了自己。我认为，蒋彝的作品使西方的读者认识到中西文化之间的许多共同之处，这一点，尤其重要，至为可贵。西方对爱情的观念与中国古代的观念的相通。在《爱丁堡画记》中，蒋彝写道，西方曾有学者考据引证，提出中国古代的圣贤孔子是个波斯人，哲学家墨子原是个德国人。也有提出莎士比亚是苏格兰人的说法的。至此，蒋彝笔锋一转，“为什么我不能提出罗伯特·彭斯是个中国人？我可以从中国2500年前的爱情诗集中选一首诗佐证。”蒋彝引用了《诗经》中的一首诗，指出彭斯的民谣体与中国的古诗仅仅存在语言上的不同，其他毫无区别。“也许是因为彭斯幼年时离开中国移居苏格兰，所以他熟练掌握了苏格兰的方言，用以表述他由生以来的内心感情。也许是某个姓彭斯的苏格兰传教士把他从中国带来，而他的身世不幸被遗忘了，因为中国过于异教，似乎与苏格兰不可能有什么联系。”蒋彝画了一幅白描插图，其中彭斯身穿中国古装，左手执扇，儒生风度，温文尔雅。与此相对映，书首另有一幅大小略等的作者自画像，一身方格粗呢的苏格兰民族服饰，披着兜风，手里拿着一顶无边帽。如果不是他那张中国脸，别人准以为是一幅苏格兰人的肖像。在《旧金山画记》中的《永远微笑》一章中，蒋彝用相当的篇幅介绍美国大众对花卉的钟情。由于西岸气候宜人，人们精心培育各种各类的花卉，五彩缤纷，《永远微笑》为人们的生活和世界带来了色彩、希望和愉悦。蒋彝引用哈佛大学植物学家厄内斯特·威尔逊的著作《中国﹕园林之母》一书中的评述，来说明在美国或欧洲的任何一个国家中的园林里，都有源于中国的花草树木。玫瑰、牡丹、杜鹃、桃子、桔子、柠檬、柚子等等，都来自中国，它们往往都是属于最佳品类的行列。类似的例子在蒋彝的游记作品中比比皆是。这些具体形象的生动例子从各个角度介绍中西文化之间的交流和异同，有助于改变社会上现存的狭隘偏见，有助于使西方逐渐对东方文化形成一个较为客观的认识。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蒋彝游记中这个中西文化比较的特点，与他挥之不去的思乡之情紧紧相关。每一本游记中，读者都能体会到作者拳拳游子怀念故乡的一片痴情。春天的垂柳，夜空的明月，山林深处的奔涧，树梢枝头的飞鸟，即便是悠游于蓝天的白云，都能撩拨作者的心弦。正是这种无尽的思绪，加上艺术家的敏感，蒋彝能够从西方的草木鸟虫中看出家乡的影子。《巴黎画记》一书中有一章写他和朋友游览公园。在一个山洞中，奇石嶙峋，蒋彝觉得自己犹如置身中国苏州名园狮子林。他对朋友说，“这是中国，不是巴黎。”后来，他们弃大道，走小路，从树林中取道去西比尔神庙。蒋彝对朋友说，“我们走这条小路，游览了中国的一个部分，多棒？”在蒋彝的眼里，四周的松树林，神庙的檐角，公园的怪石水禽，都似曾相识。他作了这么一首诗﹕“怪石似东土，倒影情更幽。他乡亦佳丽，何必忆江州。”他似乎在安慰自己，从相似于家乡的异国景物中寻求平静，但正是这“何必忆江州”句，反映出作者难以平息的无限乡愁。几十年来，写作成了他聊以自慰的解脱方法。心头这撩不去、理更乱的思乡之情，成为他写作中的内容，成为他作品所以动情的原因。
书法绘画艺术
蒋彝在书法绘画艺术上的成就，尚不足以使他成为一位艺术名家。可是，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他的艺术创新、贡献，以及影响应该会使他占有一席地位，受到尊敬、肯定和推崇。
幼年，在父亲的影响下，蒋彝对书画很有兴趣。家中的厅堂里都挂着书画，父亲定期更换，总是选蒋彝做帮手。为此，蒋彝心里深感自豪。当然，他的兴趣也日见浓厚。蒋彝12岁那年，父亲开始教他习画。父亲去世之后，其叔叔延请当地名画家孙墨千来教自己的孩子学画。蒋彝在旁边心慕手追，画艺大进。上中学时，蒋彝的画已经相当出色，很有诗意了。他画的达摩等佛像颇具根底，附近的能仁寺等寺庙都请他画佛像作为收藏。20年代，他还与孙墨千和谭旦冏一起合组画社。
到了英国之后，蒋彝与中国作家熊式一住一起。1935年，熊式一的英文剧本《王宝川》在英国出版，轰动一时。不久被搬上舞台，连演三年，计900余场，因此家喻户晓。徐悲鸿为剧本的封面和扉页作了两幅插图，蒋彝也画了12幅线描插图。蒋彝的画，运用中国传统技法，线条简练，结构严谨，人物的表情神态都十分生动。
1935年底，英国伦敦皇家艺术学院举办大型的国外中国艺术展览会，中国政府将故宫的珍藏800件运往英国，加上欧、美、亚其他诸国的藏品，共展出3000余件，蔚为大观，盛况空前，使西方人对东方的艺术文化一饱眼福。为了配合这画展，麦勋书局想请专家写一本介绍中国文化的书。经过熊式一的推荐，艾伦·怀特经理找到蒋彝。蒋彝慨然应允，但因为英文水平有限，决定先用中文写稿，再译成英文，然后由怀特修改润色。经过几个月的奋斗，蒋彝的第一本英语著作《中国眼光》(Chinese Eye)于1935年11月20日赶在展览会开幕式前出版了。此书销路很好，不到一年即再版，蒋彝因此小有名气。中国画从前被看得神秘兮兮的，高深莫测。但是经过蒋彝的介绍，中国绘画变得生动活泼，富有生活情趣。作者笔调轻松幽默，间以逸事趣闻，婉婉叙述，引人入胜。他在书中探讨中国画与哲学和文学的关系，讨论题画，主题，工具等等。他不爱装腔作势、故弄玄虚，他善于将复杂深奥的道理讲得明晰易懂，雅俗共赏。蒋彝的文艺风格在此可以初见端倪。
蒋彝的绘画，与他的游记一样，独辟蹊径，自成一家。最难能可贵的是，他是一个完全致力于用中国画的形式来描绘西方景物的艺术家。在蒋彝之前，借鉴西方的绘画技巧、丰富发展中国画手法形式的先例也有，像岭南画派的高剑父兄弟或者徐悲鸿等，但是，像蒋彝这样长期并广泛地致力于此的，恐怕寥寥无几。
蒋彝爱画自然景物。在他的笔下，西方的山水、花鸟，常常带有东方的色彩，往往很难辨清画中的对象究竟是东方还是西方。世界上，人类因为地域的差异，文化习惯的区别，产生了肤色、宗教信仰、语言等方面的不同，在大自然中，这些区别几乎都消失殆尽。描写大自然的景物，允许蒋彝跨越国界、地域、时间的限制，表现出一种东西方共有、共享的内容。他的早期作品，特别是《湖区画记》中，除了一张雨景的插图中有模模糊糊的行人背影外，其他画的全是自然景物。与其说蒋彝在描写湖区，倒不如说他在用画笔抹去东西方之间人为的、非自然的界域。
蒋彝的艺术作品的题材很广。因为他的游记描写的是西方题材，其中的画页内容就必须得超越中国传统绘画的常见题材。换言之，他不仅要画中国的楼台亭榭，还得表现西方的教堂神舍，城市中的摩天大楼，甚至街头的顽童老妪、摊贩游客。对于那些认为中国画只能限于表现某类题材的人来说，这无异是越轨之举，大逆不道了。但是，正因为蒋彝不囿传统、敢于创新的精神，加上不懈的探索和实践，他终于成功地开辟出一条崭新的路径。他在画法上吸收了西方透视、投影、深浅等手法，融合水彩的画法，现代与传统兼而有之，用东方的艺术手段表现西方的艺术题材，其风格方式中西结合，其效果中西融合。
蒋彝平生有几件引以为豪的事，其中画熊猫就是其中之一。1938年圣诞节前夕，史密斯少校在中国捕获的五头大熊猫抵达伦敦的港湾，伦敦动物园购获其中3头。在这三头熊猫里，一头名叫“明”的熊猫才出生几个月，却相当有表演天分，吸引了大批游客，一时络绎不绝，“明”成了大明星。蒋彝去动物园参观，看到大熊猫，兴奋不已，他觉得这黑眼、黑耳、黑腿、白胸的大熊猫稚拙可爱，非常适合于中国的笔墨表现。他得到动物园的特别许可，连续一周，晚上在动物园观察熊猫的生活习性，画了一百多张速写。此后几十年中，他画了不下几百张熊猫图。有一张图上，他这样题道：
“大熊猫见于记载而不识其形。去冬，伦敦动物园自四川西部运来三头，黑耳，黑腿，白头，白身，两眼外并环以大黑圈，蹶状至为滑稽。自其最幼者公开示众后，三岛人士争往观览。其性情至为和善，食竹为生，而动作较迟缓，惟时时足以引人发噱。余因想象其山中生活而为是图，或可为吾国画史添一页材料也。”
蒋彝颇为得意，自称是“中国画家中用中国画描绘熊猫的第一人。”同时，他写了三本儿童故事，均以熊猫为主角。因为他对熊猫如此钟爱，有人给他起了个外号：“熊猫汉” （PANDA MAN）。
另一件值得不胜自豪的事，就是1956年6月21日，蒋彝应邀在哈佛大学桑德斯剧院为PВК(Phi Beta Kappa)联谊会发表讲演。这每年一度的讲演都是由世界著名的文学艺术大师担任。蒋彝是第一个享此盛誉的中国人，在他之前，还有另一位亚洲人，那就是印度诗人泰戈尔。1838年，美国哲学家爱默生也曾在哈佛作过题为“美国学者”的PВК讲演，轰动一时，被誉为美国“文化上的独立宣言”。蒋彝的讲演，题为“中国画家”。他介绍了中国画的哲学思想和美学原理，并指出，艺术上虽然有流派和技巧之分，其最终目的一致，都是为了表现人与自然这一诗的真理。蒋彝认为，在20世纪，由于现代人是文化交叉的产物，我们不应当过于强调各文化之间的差异，而应当重视世界文明，重视我们之间的共同之处。
蒋彝爱创新的精神在画面设计和表现方法上可见一斑。《纽约画记》中水墨插页“黄昏云雾上的摩天大楼”，天空灰蒙蒙的，茫茫一片云海，唯见六七栋曼哈顿最高的摩天大楼的顶端。粗粗看来，很像飘泊海上的船帆，再仔细看，天际隐隐约约还有十来栋大楼的尖端绽露。这幅作品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打破了传统的视角，出奇制胜，把表现的角度升到高空云际上，以全新的、近乎超现实的方法来表现司空见惯的城市建筑。蒋彝后期作品中的插图，笔墨酣畅，晕染有致，相当精彩。像《旧金山画记》内的白描插图“圣诞老人送礼图”中，头戴红帽子的圣诞老人背负一只鼓囊囊的大口袋，在鳞次栉比的房屋上空匆匆而行。在插图“喔，哈啰”中，作者站在屋内，打开门发现门口那位不速之客是一只大棕熊。它的右腿跨在台阶上，似乎在微笑。而作者的脸上也显得平和友善，丝毫没有惊恐之态。
中国艺术形式中，书法与绘画堪称姐妹艺术，其间关系密切。一般说来，优秀的中国画家一定有相当的书法造诣，因为一幅中国画本身就是线条的组合。没有书法的根底，没有熟闇的运笔技巧，作出的画不可能有神采。
蒋彝从小练习书法。他的哥哥蒋大川写得一手好字。逢年过节，邻居都来请蒋大川写春联，张挂在家门上。蒋彝耳濡目染，应受其影响。蒋彝推崇清代书法名家邓石如。邓氏以隶书闻名，拙朴浑厚，端庄丰腴。蒋彝的书法流畅清秀。真、行、隶、篆、金文、甲骨等诸体，他均有涉猎，但平时使用最多的是行书字体。《旧金山画记》中的书法最佳。
蒋彝1938年出版的《中国书法》，与《中国眼光》可谓珠联璧合。《中国书法》分章节讨论风格、书法抽象美、技巧、笔划、结构、训练，以及书法与其他艺术关系等具体问题。中国书法是一门独特的艺术，其中蕴含中国千年文化的精华，精深无比。古代有关书法的理论典籍不少，但大都流于抽象、枯燥、玄不可测，对不懂中国文化、不识中国文字的西方读者来说，更似一团迷雾，不知所云。可是，蒋彝再次证明他是一个讲故事的能手，他运用形象、譬喻、趣闻等手法，把本来一个个深奥、陌生、抽象的题目变得生动具体，原先很深奥的理论变得浅显易懂。西方文化中也有所谓的书法，但因为文字形式的不同，与中国书法大相径庭。在蒋彝之前，几乎无人向西方系统地介绍过中国书法，因为普及中国书法应当是在中国文字得到了普及的基础上才可能进行。蒋彝的《中国书法》出版后，开始销路不是很理想。1942年底，转机意外发生。圣诞前夕，美国在欧洲的军人想要买圣诞礼物寄给国内的家人，《中国书法》成为他们的青睐，畅销一时，很快售馨。从此之后，此书一印再印，直到60年后的今天，哈佛大学出版社仍在出版发行，许多大学仍旧将它作为书法课程的教科书。这部作品持久的魅力远非那些哗众取宠、盲从时尚但昙花一现的作品所能相比。在西方普及、介绍中国书法，此书的功劳不可抹煞。
中国诗
在西方，蒋彝的声名大都与游记绘画有关，他在诗歌方面的成就较少得到称道。有个别评论家赞美他的游记、画作时，提到其中有诗意，但很少真正称他为诗人的，他的诗几乎没有得到过仔细的研究。大概是因为他的画和游记的成功，掩盖了他诗歌艺术上的才华和成就。其实，他用英语写的游记中有不少诗，都是中英相并列，在英文诗的旁边，附有用毛笔抄录的中文原作。这些英译的诗，与游记一样，趣味盎然，轻松幽默。虽不拘韵律、音节规范的约束，读起来却也十分上口。
蒋彝一辈子写了几百首诗。事实上，他的诗毫无例外都用中文创作，都是旧体诗。那些英文诗，都是从中文的原作翻译过去的。由于家庭的影响，蒋彝很小就开始读诗和作诗了。1931年12月30日，任九江县县长的蒋彝，在当地《浔阳日报》上发表五言诗《江洲牧自责》。他在诗中描述某贫困农户家庭，祖孙三代，由于天灾战乱，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政府腐败，民不聊生。蒋彝身为“江州牧”，感慨无限，只能藉诗句来宣泄心中的愤岔。“忍哉州牧心，出此弦外音！怨牧牧何恨，所恨上下侵。”1933年，他到英国之后，与兄长蒋大川保持书信往来，互相赠送诗词。蒋大川比蒋彝年长十岁，家里排行老大，自小受到家庭较多的重视。加上天资聪颖，从小就能写诗，常与诗友往来，一直受到家人乡邻的夸奖，是一个才子，据称是江西派重要诗人。蒋大川当时军政要务缠身，但总不忘拨冗为兄弟的诗作指点，给予鼓励。蒋彝因此深受鼓舞，获益匪浅。
1935年初，《蒋仲雅诗集》出版。这本线装的小册子，是蒋彝一生中第一本出版物，收录了他出国之后一年来写的七绝88首。书首有短序﹕“此余旅英两年来所为绝句，不敢言诗，聊以志海外爪痕耳。康昆仑琵琶世或有闻而政之者乎？”1955年，蒋彝在此基础上，又添加了旧作12首，合计百首，集为《重哑绝句百首》。
蒋彝这些出国后初期的作品，不离传统法度，典雅端庄，规矩谨严。诗中大多描写英国的人土风情，但也不乏思乡、思友之作，感情真挚感人。
却亿九江
每惭父老说微功，
偶抚创痕涕泪中。
合眼乡关推不去，
西风到处有哀鸿！
神州
尘沙吹做九边秋，
隐隐笳声入画楼。
落日西风最萧瑟，
有人收泪看神州。
登北韦尔斯山归来柬匡摄诸子
别后匡庐梦里探，
往时雅集在城南。
年来一事堪夸慰，
国外看山不讳贪。
在上面第三首诗中，蒋彝回忆当年任九江县长时，与文友彭晓山、查三胆、孙墨千、黄雪桥等人合组匡社，每月一聚，论诗作画，唱和相吟的快乐往事。其中末句“国外看山不讳贪”写得绝妙。表面上似不经意，好像在写他身处异国他乡后形成的新习惯而已，实际上却委婉地道出思念故友的伤感无限。在国外，“春来无梦不江南”的游子，对大自然的山山水水寄寓了一种独特的痴情，其中包蕴了他思乡的真情。换言之，欧洲的自然景物处处引起蒋彝的兴趣，不仅是因为它们陌生或新鲜、相似或迥异于祖国，而是因为见到它们，可以舒缓一点心中无尽的郁愁，或者可以借以寄托一些哀思。
蒋彝一生写诗起码几百首。他后期多写打油诗，与好友杨联升、吴世昌、陈世骧等人互相唱和。打油诗受到青睐，可能是因为比较轻松，不受拘束，能随意插科打诨，嬉笑怒骂，直抒胸臆。为此，杨联升教授甚至在《重哑绝句百首》序文中写道，“论形式，绝句虽然已经有了一千几百年的历史，好像要‘穷则变’了。依我看，一时还不至于寿终正寝。至少作打油诗的人，还可能层出不穷。”
蒋彝1972年1月至6月应香港中文大学的邀请，在新亚学院艺术系任访问教授。在此之前，蒋彝曾多次去过香港，熟悉香港，在那里也有不少朋友。当罗慷烈教授问他是否想写一本香港画记时，他回答说，香港地方太小，材料不够作游记，但可写打油诗。结果，他出了一本小册子《哑行者香港竹枝词50首》，以竹枝词的形式，纪录了他对香港文化的评论，有庄有谐，看似漫不经心，但从他点评香港中西文化交融的现象中可以看出他对祖国文化的关注。其中开篇第一首便是他思乡之作：
年年海外说还乡，
未到乡前港已香。
遥望白云依旧是，
白云下有蒋家庄。
香港，当时尚属英国统辖之下，虽然是中国的一部分，蒋彝却不能踏上大陆祖国的领土。虽然离家仅咫尺之遥，却只能隔岸相望。他随着朋友到了罗湖，在文锦渡直呼：“不见神州四十载，神州记得哑夫无？” 在香港，他品茗、访友、看画论诗，每一处，每一景，都牵动他的无限感慨。
见景触情、以诗叙怀的例子并不鲜见。蒋彝的特殊之处在于，他在国外多年，已经融入了西方社会，习惯于以英语创作，并已经以英语创作闻名，但他的诗歌作品毫无例外地都是中文旧体。中国“五四”之后出生的作家，很少用旧体诗写作了。在大陆，六七十年代，虽有现代诗与旧体诗的讨论，总体而言，在实际创作中，现代诗占了绝对多数，旧体诗趋于式微。当时香港的情况也相似。但蒋彝始终钟情于旧体诗。他在辛亥革命前出生，虽然曾经历了“五四运动”，旧式封建教育毕竟铸就了他思想意识的根基。尽管他在国外度过了大半辈子，交了许多中西方的朋友，似乎已经完全西方化、现代化了。可是，从心灵深处看，他仍旧是一个传统的中国文人。旧诗的形式固然拘谨束缚，但这传统的文化形式，却为蒋彝提供了一个连系祖国的思想方式。他运用旧诗的形式，表现20世纪中散居在异国的华人的个人情感，旧诗的格律、音韵、意境、暗喻，赋予了他一种表现的手段。旧诗，作为祖国文化的一个精髓部分，象征着蒋彝熟闇的文化、时代，象征着蒋彝追怀的家乡和旧情。旧体诗的创作，帮助蒋彝紧紧地联系其家乡故土，成了一种思乡、梦乡、归乡的手段。
归家
蒋彝非常重视人生的意义和价值。
他曾经对好友徐悲鸿说：“我蒋彝拼命工作的动力是‘人死留名，虎死留皮’ 。”
1938年元旦，他立下誓言﹕“我对如何事都不愿意平凡：我不愿平凡而生，更不愿平凡而死，总之，平凡二字是我的仇敌。我好胜，我爱名，我要出奇，我要立异，使世界人对我惊奇，使世界人对我诧异。至少要对世界上有点贡献，而使世界永远的留恋着。”
他希望有建树，希望为同代和后代留下一些有份量、有价值的文学艺术作品。他向着自己的目标奋斗努力，40余年如一日，始终不懈。
蒋彝的创作实践和成果，跨越时空地域、意识形态、语言文化的限制，在世界上许多国家受到欢迎和肯定，并促进了东西方民族之间的交流和了解。
1977年，在海外飘泊了大半生的哑行者，长途跋涉，风尘仆仆，第二次返华。国庆后不久，他在首都医院里去世了。
他很安然，很舒坦。
他回到了日思夜想的家乡。
在庐山脚下，在鄱阳湖侧，在家乡青山绿水的环抱之中，他面带微笑，安祥地长眠。
值蒋彝先生百年冥诞之际，敬写此文，以志纪念。
郑达：美国萨福克大学（Suffolk University）英语系副教授。主要研究美国文学和亚裔文学。曾出版《道德经济：美国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及其他论文，目前在进行蒋彝的研究，并撰写蒋彝传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