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研究》2003年第1期
重建学术理想国
——评《历史的真相》
【注释】对19世纪末形成，一直盛行到20世纪中叶的得到美国主流学界和公众认同的美国历史，作者在《历史的真相》中有“单一的国史故事”（绪论，第1页）、“典型的美国国史故事”（第277页）、“传统美国史”（第134页）等称法，笔者将其统称为“正统美国史”。【注尾】
周立红
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美国历史学遭到来自两方面的挑战：一是主张“自下向上看”的新社会史异军突起，挖掘出了与正统美国史【注释】对19世纪末形成，一直盛行到20世纪中叶的得到美国主流学界和公众认同的美国历史，作者在《历史的真相》中有“单一的国史故事”（绪论，第1页）、“典型的美国国史故事”（第277页）、“传统美国史”（第134页）等称法，笔者将其统称为“正统美国史”。【注尾】 众多相冲突的主题，使美国史呈现出支离破碎的状态；二是历史学的两大根基——科学性和现代性——受到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冲击，历史学的求真功能受到质疑。这两方面的挑战几乎同时发生，又具有一定的关联。于是，美国历史学处在了危机之中。由美国三位女历史学家合写的《历史的真相》一书针对史学界的这一危机做出了反思，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重建学术理想国的具体设想。
一、对美国历史学发展的反思
面对20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现，到90年代愈演愈烈的美国历史学危机，作者认为，“历史学者最有能力做的是，使人们建立起与过去的各种联系，借此而解析现在的疑难，启发未来的潜能”（见《历史的真相》，绪论，第9-10页）。作者首先对美国史学建立和发展的历程进行了反思，想由此引导出解决危机的办法。但作者考察的并不单单是美国史学史，“而是把史学史、历史哲学和社会文化思潮、社会变迁结合起来”（刘北成语，中译本前言，第1页。），这正是本书的新颖独特之处。作者关于美国史学发展历程的反思，主要集中在本书的“第一部分：知识的绝对主义”之中，作者既探讨了现代历史学的构建，又追溯了正统美国史的形成过程。
作者从两个方面探讨了现代历史学的构建：
一是科学的英雄主义范型，包括：假定“自然界和人类对自然界的所知之间有紧密的和不太复杂的符合”（第15页）；它假定科学家是一位文化英雄，可以以中立的、客观的眼光研究自然界。（第14页）； 它把科学等同于理性，认为科学是绝对中立的，因此它可以保证世界不断进步。（第4页）作者认为，正是科学的英雄主义范型培养了历史学的自信，使它从讨论世事的变迁转而探究历史发展的规律。
二是现代性观念。作者主要从新的时间概念的角度探讨了历史学的现代化。新的时间概念将时间看成是实在的、有顺序的、统一不变的存在体。（第41页）这对历史学产生了以下影响：
首先，进步史观开始取代基督教史观。在新的时间概念的影响下，历史时间概念也具有了直线的、统一不变的、有方向的和现世的特征。这使欧洲人开始有了现代所谓的历史意识，即相信人类不再是背离上帝而走向堕落，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地朝向现代迈进。进步史观就这样取代了基督教史观。
其次，新的时间概念出现后，历史学才可以形成一门科学学科。因为只有当历史被解释为按统一不变的时间推展的俗世故事时，人们才可以用科学的方法研究历史，并从中发现历史演变的规则。（第43页）
最后，新的时间概念还促成了西方中心论史观的形成。由于时间被设想为独立的，在任何地方都一样的，这就等于假定了人类世界的各个地方都势必要在直线型的时间进程中经历同样的发展历程。作者认为，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年鉴学派和美国现代化理论三家学说都助长了一种西方历史学形态，即把非西方地区的研究同质化而纳入西方式的一般发展模式。（第63-64页）
作者着重论述了初期写史者、班克罗夫特、特纳三代史学家的工作。对初期写史者来说，为新生的美国写一部统一的历史来塑造民众对国家的认同是他们的目的。因为，美国是由十三块特色各异、缺乏共同性的殖民地联合而成，（第81-82页）如果没有一部统一的国家史来创造出有利于团结的民族主义激情，美国很可能会走向分裂。本着此种目的，沃伦等初期写史者将美国塑造成启蒙的欧洲的新生儿，必将成为“全世界所称羡的和平的、自由的、正义的、信实的模范”。（第87-88页）
班克罗夫特有意抬高美国的地位，将美国在北美大陆上的扩张看作是“为侍奉上帝与完成国家目标而进行的民主的民间运动”，（第97页）美国成了肩负着人类历史使命的国家。美国的扩张就这样被神圣化了。
而在19世纪末期，美国正在从农业国转为工业国，如何为工业社会以及资本主义经济在美国社会内部找到源头，这正是正统美国史要面对的问题。作者认为，特纳的边疆历史恰好为“即将主宰全国生活方式的资本主义经济找到了明显美国式的源头。”（第102页）这个源头就是特纳所说的美国人“善发明的禀性”和“精于驾驭有形事物的理解力”，因为这种特质是构成能把美国重塑成一个强大的工业国的企业精神的要素。（第102页）这涉及到了正统美国史和资本主义起源的关系 。作者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在美国发展起来，并不是因为美国人天生具有适合市场经济运作的个人野心和必要知识，而是因为美国历史将资本主义文化渗透在了国民意识中，正是这种资本主义文化促使美国人采纳适合资本主义发展的行为模式。（第103-104页）
到19世纪末，经过几代史家的努力，正统美国史已具有了如下特征：（1）它的主要内容是用综合性和描述性的历史手法讲述自革命年代开始的政治自由、经济繁荣的故事。进步主义是它的主旋律，迈向现代化是它的目的；（2）主张美国例外论。它塑造了具有独特气质的美国国家性格，使美国背负上了关乎人类命运的重大使命，成了全世界的典范；（第98页）（3）具有排他性。这部历史以“男性、白色人种、新教信仰”（第108页）为主，而少数族裔、女性、劳工阶层则处于依附地位，甚至忽略不写。
二、美国历史学的危机
作者主要从两个方面论述了美国历史学所存在的危机。
首先，正统美国史的瓦解引起的认同危机。作者认为，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新社会史家站在不同群体的立场上对美国历史进行了重新解释，具体说是：① 颠覆了美国历史的进步必然论原则。新社会史挖掘出了在历史上处于边缘地位的不同群体的历史，而这些“很难被融入铁板一块的美国奋斗成功史之内。”（第130页）贯穿美国历史的进步必然论原则被许多不确定性取代了；② 对正统美国史的前提进行质疑。正统美国史是以启蒙运动所倡导的共同的人性为前提的。它假设人类天生具有同样的行为动因，因此，才可以把人类争取自由的共同一致奋斗当成促成历史变迁的动力。但新社会史则认为，人的行为动机是由社会中的文化价值塑造的，因此，不同的群体可以有不同的行为动机。（第135页）作者认为，正统美国史的瓦解使民众对国家的认同陷入危机之中。
其次，历史学的科学性和现代性根基受到质疑。历史学的真实性、客观性和历史叙述形态是后现代主义者攻击的主要目标（第187页）。后现代主义者对历史学的真实性和客观性的攻击是和对历史的叙述形态的怀疑联系在一起的。他们指责“叙事形式本身就带有意识形态，所以具有迷惑作用”（第210页），“叙事和元叙事充其量只是对现代工业社会有用的虚构手法”。（第210页）在他们看来，以叙事作为表达手法的历史学的真实性和客观性很值得怀疑。
作者认为，历史学的两大根基受到质疑，怀疑主义弥漫了学术界。在这种思潮下，“历史研究已经受到质疑，其探求真相的能力完全被否定了。”（第227页）
面对20世纪晚期的史学危机，美国知识界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一为传统主义者所持有，他们认为美国当前正遭到一场来自后现代主义、多元文化主义以及新社会史研究的新的意识形态危机，因此反对任何革新，主张回到绝对主义知识统治的时期；一为相对主义者所持有，他们认为历史研究等同于政治宣传，历史是加强群体认同的一连串神话。作者认为，这两种看法都过于极端，毛病出在对危机本质的认识上。“知识现今面临的危机其主要起因，是一切知性思考与政体上的绝对主义崩坍。”（第260页）
《历史的真相》特别提到了高等教育的普及对正统美国史的冲击。20世纪60年代，高等教育大规模地扩招，就历史学方面来说，19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教育普及时期培养的历史学博士几乎是以前的四倍，其中大部分是少数族裔、妇女、劳工阶层等边缘人群。他们的出身及经历使他们很难认同以精英观念为基础的国家历史，因此，便开始借着写博士论文的时机塑造自己所属群体的历史记忆。（第129页）于是，史学博士论文的选题多集中在关于劳工、黑人、妇女等正统美国史所忽视的社会史方面的题目上。可以说，大学的民主化打破了精英阶层对国家历史的统治，而使一度在历史上处于弱势地位的群体的历史得以浮出水面。
而关于政体上的绝对主义的崩坍，《历史的真相》一书虽提到了世界各地极权政府不断在民主冲击下瓦解（第260页），但并没有展开论述。
三、学术理想国的重建
与后现代主义者的“只批判不建设”不同，探寻美国史学危机的根源，重建学术理想国一直是作者写作本书的主旨。作者的立场处在传统主义者和相对主义者之间，既肯定了历史学的求真功能，又没有否定一部国家历史的必要。在此基础上，作者重新构建了历史学的根基，并提出了重建多元文化的美国史的具体设想。
首先是重建历史学的根基，这主要表现在作者对历史学客观性标准的重新解释上。作者特别强调历史学家的直觉智慧对历史研究的重要性，并承认历史叙述和事实可能不符。她们将历史学的客观性重新解释为：发问主体与外在客体之间的互动关系。（第242页）具体说来是，历史学家选择某件事情作为研究对象，是由他的好奇心引起的，而在产生好奇心的那一刻，主客体间的关系已经展开了。而研究的过程，也就是历史学家这个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对话过程，历史学家的个人旨趣、思想甚至个人的脾性都会渗入其中，因此，主体和客体的关系是不能截然分开的。在此基础上，作者回击了后现代主义者对叙述体的质疑，认为他们因为历史学家的活动有创造性，就否认历史学的客观性，其实是仍停留在19世纪的思维方式上。（第246页）
作者重新界定了历史学和科学的关联，认为科学仍然是“西方文化的最核心的东西”（第265页）。科学和人类科学本来是能够共存的，18世纪启蒙运动的改革者已经做到了这一点，只是20世纪的知识冷战将科学包裹在了国立机构中，破坏了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关联（第262页）。因此，作者主张，历史学应跨过这道鸿沟，与科学重续前缘。
其次，重建多元文化的美国历史。作者提出以务实的实在论与实用主义为史学民主实践的哲学根基，重建多元的美国历史。其具体设想为：一是承认多样性和差异。作者既反对从单个群体的角度重写过去，也反对超越族裔政治和性别认同，而是主张将“美国人所有的认同主题和变奏收录进去”；（第282页）二是肯定国家的作用。作者认为国家仍然是美国公众生活中的一个强势的统一力量，族裔认同需要靠国家认同来进行协调和保护。
作者提出了史学民主实践的哲学根基，即实在论与实用主义两者的结合： 一方面相信人所感知的世界与外在世界有相符合之处，人可以知道外在世界的真相；（第266页）另一方面在确定真理的过程中没有基本的原则，各种观点都可以平等竞争，而真理的产生则在于平等竞争中形成的共识。而产生共识这一过程则要诉诸美国的民主制度。当民主制度健全有效时，实用主义才能发挥作用，而民主制度如受制于多数派专政，实用主义很可能会蜕化为相对主义。（第268-269页）
在史学的民主实践中，作者特别强调大众的作用，她们甚至把大众的参与看作是撰写多元文化的美国史的行动得以产生的前提。（第282页）作者是这样定位大众的作用的：一是知识系统的构建并不是由学者独立完成的，就历史学来说，写史与读史是一件分工合作的事，读史的人可以成为制衡历史学家的一种力量；（第244，266页）二是民主社会的大众“有能力在社会与个人、知识与激情、澄明与混乱、希望和疑虑之间进行明智的协调”。（总结，第293页）
《历史的真相》一书的作者超越了她们的专业范围，以民主社会知识分子的责任感，面对20世纪后期的美国史学危机提出了重建学术理想国的设想。作者深知它的艰难，故以“理想国”称之。作者是在冷静中怀抱着希望。
周立红：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在读硕士研究生
1 乔伊斯·阿普尔比、林恩·亨特、玛格丽特·雅格布著：《历史的真相》，刘北成、薛绚 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