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述巡礼

   

    Francis Fukuyama, “Social Capital and Development: the Coming Agenda,” SAIS Review, Vol. XXII, No.1, Winter-Spring 2002, pp.23-37.

    按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弗朗西斯·福山的观点,社会资本指的是文化中与经济绩效有关的部分,如信任。比方说,某些南美州和亚洲文化中信任只及于家庭成员,从而削弱了对经济发展所必需的法制的支持。在哥伦比亚和前苏联集团的那些国家,其经济上的失败在于文化根源,社会资本的建设需要加强法制和基本的政治体制。他认为,在一些国家,亲缘关系或传统社会集团关系可能会阻碍更为现代的政治和经济体制下信任的建立,这时就必须找到创造性的方式来实现某种过渡。

   

    John Maggs, “Will the Recovery Last?” National Journal, Vol. 34, No. 15, April 13, 2002,  pp. 1050-1056.

    人们很容易就忘记了,当1981年美国经济出现双谷型衰退时,大家是多么吃惊。当时,在1980年2季度第一个谷底,美国经济按年率计算下降了7.9%,但此后的三个月里只下降了0.6%。随后经济迅速回升,10月到12月的增长率高达7.3%,接着,1981年的头三个月,经通货膨胀调整的增长率又剧减为8%。

   

    David G Victor & C. Ford Runge, “Farming the Genetic Frontier,” Foreign Affairs, Vol. 81, No.3, May/June 2002, pp.107-121.

    维克多是斯坦福大学能源和可持续发展项目主任,郎格是明尼苏达大学应用经济学和法学教授。他们认为,生物技术的支持和反对者过于极端的立场,使生物技术难以发挥让全世界的食品生产者和消费者都过得更好的作用。他们相信,要发挥出生物技术的潜力,需要政府的干预而不是自由放任。首先,管制机构对与生物技术有关的问题要采取零容忍政策。其次,美国和欧盟应避免诉诸世界贸易组织来解决生物技术方面的争端,以防其裁决使双方更加敌对。第三,富裕国家的政府应引导生物技术方面的研究,使其以一种有利于穷国人民的方式来进行。第四,生物技术专利所有者要从其专利中获得足够的利润以确保进一步的研究能进行下去,而贫穷的农场主要用受专利保护的种子来获得食物,政府应平衡双方的利益。

   

    Dodd, (interview) “Untangling Enron: the Reforms We Need,” Challenge, Vol. 45, No. 2, March/April, 2002, pp. 67-76.

    一位衍生金融工具专家很久以前就针对安然的问题提出过警告。他坚信,除非对店头衍生工具市场强制实施新的信息披露规则和资本要求,否则其他的安然还将出现。在一次接受访问时,他分析了安然的问题以及如何有效避免这类事件重演。

    (王荣军 供稿)

   

    Francis Fukuyama, “Gene Regime,” Foreign Policy, No.129, March/April, 2002, pp.57-63.

    近来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强化了对生物技术进行监管的必要性。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院政治经济学教授弗朗西斯·福山呼吁国际社会采取一致行动,以控制“危及人类尊严与福祉”的生物技术的发展。他提出,各国必须建立起有权威的机构,确立有科学依据的标准,协调无限的研究欲望与对人类伦理道德和环境的关怀之间的矛盾。福山宣称,如果各国政府负起责任来,有效地控制用人体做试验和被改变了基因的器官的生产,就可以在国际层面上防止滥用生物技术的同时,保护科学研究的进展。福山认为,通过协调各国的政策,各国政府在这方面的工作模式可以为实现创造性的全球治理打下坚实的基础。他指出,现在只有世界贸易组织是惟一有权监管生物技术的国际组织。而从长远来看,以贸易为基础的监管将不足以解决将来出现的具有挑战性的问题。

   

    Frank Rose, “Big Media or Bust,” Wired, March, 2002, pp.90-97.

    在过去十年间,美国的传媒业和电信业发生了剧变。通过对现状的考察,罗斯发现,这种变化还远未完结。他认为,这两个行业的前景是,大公司不断地合并重组,小公司频繁地破产倒闭,竞争的减少与垄断的加剧还在发展,消费者选择的余地仍旧在缩小。联邦通讯委员会主席迈克尔·鲍威尔却不这么看。他是自由市场理论的坚定捍卫者。他对这两个行业的发展前景表示乐观,因为他认为这两个行业技术革新的潜力很大,随之而来的将是不断涌现出来的新产品。他目前正在对联邦通讯委员会进行重组,以使该委员会制订的法律法规能够适应行业变化的需要。尽管一些观察家对这两个行业未来的发展前景堪忧,但鲍威尔说,“某个行业或某个政府是否失败无关紧要,重要的是,技术是在不断地进步的,其步伐不可逆转。”

   

    Jack Miles, “Technology And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Cross Currents, Vol. 51, No.4, Winter, 2002, pp.451-458.

    迈尔斯是J.保罗·格蒂托拉斯总裁的高级顾问,研究国际问题的太平洋学会的成员之一。他认为,如果想弥合西方与穆斯林世界之间的鸿沟,宗教神学必须在国际外交活动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他注意到,美国和欧洲的国家在与中东的国家打交道的时候,往往高估了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影响,而低估了伊斯兰教作为一种信仰的作用。迈尔斯指出,西方的世俗化进程确实帮助西方人超越了基督教自身历史上的宗教战争,但是,当世俗化的西方与伊斯兰世界交往的时候,如果忽视了伊斯兰教的作用,就是“忽视了在伊斯兰好战分子眼中西方最应该接受的东西。因为实际上,伊斯兰宗教领袖对公众的支配力比平民领袖的支配力要大得多。”在迈尔斯看来,如果只是用“外科手术式”的办法“切除”恐怖主义的话,西方并不能赢得和平,而只有当“伊斯兰教内部真正地出现了与现在不同的另一种观点”时,和平才会来临。他认为,在这一进程中,西方的穆斯林,特别是美国的穆斯林能够发挥关键的作用。

   

    Kenneth A. Bruffee, “Taking the Common Ground: Beyond Cultural Identity”, Change, Vol. 34, No.1, January/February, 2002, pp. 10-17.

    布拉菲在此文章中说:“我们现在的机构都被‘别人’渗透了,甚至连小镇上的大学也被越南人、朝鲜人、非洲裔美国人或者西班牙裔美国人的社团包围了,而且这些社团都保持着——至少是默默地保持着自己的文化特征。同样地,大学的大部分学生、教授、管理者和工作人员都是移民,或者移民的后代。”布拉菲发现,在过去的30年里,通过支持独特的族群生活方式和俱乐部活动,以多元文化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教育实践已经承认了各族群对自身的文化认同。针对这种情况,他认为,现在,我们的生存与其说是依赖于把“我们”与“他们”区别开来,不如说是取决于能否发掘和培养我们对于“共同基础”的更明确的意识。这个“共同基础”就是,人类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所具有的共同利益。

   

    Richard Pells, “American Culture Goes Global, or Does It?” 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April 12, 2002.

    在作者看来,自“9·11”事件发生以来,对于美国大众文化是怎样引起中东乃至世界各地的人们的厌恶,甚至是强烈反应的问题,人们已经说得很多了。但是,佩尔斯个人认为,美国不仅是全球文化的输出者,也是全球文化的接受者。他断言,美国文化之所以能广布世界各地,主要是因为美国文化汲取了外来文化的风格和思想。他的结论是,美国的大众文化并没有把世界文化变成美国文化的复制品,正相反,美国对外来文化的依赖使美国成了世界文化的复制品。

   

    Kathleen A. Mahoney; John Schmalzbauer; James Youniss, “Religion: A Comeback On Campus,” Liberal Education, Vol. 87, No.4, Fall, 2001, pp.36-41.

    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宗教在高等教育中的地位似乎下降了。但一项对于教会所属大学的研究与一项对宗教与高等教育现状的考察发现,在20世纪的最后10年里,宗教重返校园。本文的三位作者考察了宗教在校园复兴的原因,指出了教会大学和一般的大学在宗教问题上面临的挑战。他们注意到,除了福音会教派的影响,一种新的宗教的多元主义思想正在改变学生的宗教生活。

   

    ShibleyTelhami, “Arab And Muslim America: A Snapshot,” Brookings Review, Vol. 20, No.1, Winter, 2002, pp. 14-15.

    作者在文章中指出,“在美国,人们对阿拉伯人和穆斯林存在很多误解。”“尽管这两个群体有许多共同点,但两者的人员构成却有明显的不同。在美国的大多数阿拉伯人不是穆斯林,而在美国的大多数穆斯林也并不是阿拉伯人。”“9·11”事件发生以后,布什政府及其他美国政治领导人都强调,恐怖袭击不代表伊斯兰教义的思想,美籍阿拉伯人和穆斯林是忠于美国的,其权利应该得到保护。作者观察了美籍阿拉伯人和美籍穆斯林对这些讲话的反应。他注意到,2001年10月末进行的佐格比(Zogby)民意调查显示,大多数美国人对穆斯林的宗教信仰持正面的看法,而且绝大多数美籍阿拉伯人和穆斯林支持布什总统对“9·11”事件的处理。

    (卢宁  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