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研究》2003年第4期
从自由贸易走向战略博弈
——读《战略性贸易政策和新国际经济学》
张建新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主编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和新国际经济学》【注释】保罗·克鲁格曼：《战略性贸易政策和新国际经济学》(海闻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1页。【注尾】在全球经济学理论界享有盛誉。该书是美国商务部在20世纪80年代初召开的一次研讨会的理论成果，初版于1986年，由麻省理工学院出版发行，至1995年已重印七次。该书共收录了15位经济学家撰写的12篇有关国际贸易新理论的力作，从不同角度探讨了国际贸易理论的“新思路”。
一、新贸易理论的基本思想
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其代表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及原因的研究》（1776年）中提出的“绝对优势说”堪为自由贸易理论之滥觞。鉴于亚当·斯密“地域分工论”存在着明显缺陷，大卫·李嘉图对其进行了修正，创立了“相对优势说”，标志着国际贸易理论的重大突破。但该理论仍然不能完全解释国际贸易的发生机制。1933年，瑞典经济学家赫克歇尔及其学生俄林以“资源禀赋说”科学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战后国际贸易理论成了赫俄理论的一统天下。
（一）战略性贸易理论。20世纪80年代初，国际贸易形态发生了很大变化，实际上已经不再是古典理论所设想的那种交换了，如资本要素丰裕的国家倾向于出口资本密集性产品，有熟练劳动力的国家倾向于出口技术密集型产品，而不发达国家则出口原材料，等等。第二次世界大战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虽然国家的技术差异和资源禀赋仍然主要决定了国际贸易的基本模式，但相当部分国际贸易不可简单地归因于出口国的自然优势，相反，越来越多的贸易来源于规模经济和因技术创新而形成的人造优势。
这说明国际贸易形态的历史性变迁对经济学家提出了挑战。只有在现有贸易思想基础上发展一套新理论，才能重新解释国际贸易领域里正在发生的巨大变迁。70年代发展起来的产业组织学提出了分析寡头竞争产业的新方法，从而催生了国际贸易新理论。
古典贸易理论建立在市场不会偏离“完全竞争”太远的假设之上，市场上有许多生产者，每个生产者力量都很小，不会试图去影响价格或其竞争对手未来的行为。然而，战后以来产业内贸易和发达国家之间贸易的迅速增长说明完全竞争的假设是不合适的，现在相当一部分贸易是由大规模生产的优势、积累的经验和通信技术的创新所决定的，由众多小企业之间展开的原子状的竞争已经难以看到，而少数几家大型企业之间的不完全竞争却随处可见。例如，大型客机市场基本上由“波音”和“空中客车”两家寡头航空公司所垄断，每一方都有影响价格的能力，它们做出战略性的行动，以期影响竞争对手的行为。
古典贸易理论在于证明自由贸易是最好的。古典理论假定市场竞争是完全的。一国在某一产业的比较优势是贸易发生的根本原因，每个国家都因其各自的要素禀赋而参与国际分工。因此，在一个竞争激烈的经济中，“租”非常少，因而经济中不存在“战略性”部门，自由贸易政策是各国最好的选择，在各国都支持自由贸易的情况下，每个国家都能从贸易中获益，且一国的收益并不以他国的损失为代价，自由贸易不是零和博弈。古典理论甚至认为，即使世界上只有一个国家奉行自由贸易原则，其他国家都一律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该国仍能从自由贸易中获益。因此，自由贸易是古典理论的铁律。
在产业组织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贸易理论对古典贸易理论提出挑战。新理论既是对古典贸易理论的继承，又有所超越。它认为，国际分工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历史的偶发性，是一国特定的历史、某个偶发事件和经济政策的产物，并不是完全由各国资源禀赋差异所决定的。新理论最有意义的创新在于引入了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理论，从而使国际贸易理论从完全竞争这一假定条件的束缚下摆脱出来，市场中不完全竞争是普遍现象，完全竞争才是特例。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下，产业领域存在着规模经济报酬递增的现象，这个理论有力地挑战了古典贸易理论所认为的规模经济报酬不变的传统观点。由于市场竞争是不完全的，“租”不可能因竞争而完全消失，在一些产业，资本和劳动有时会获得比其他产业高得多的回报率，因而经济中存在着“战略性”部门。如果政府能够识别出这些战略性部门，就有可能采取战略性贸易政策。所谓战略性贸易政策，是指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中，政府积极运用补贴或出口鼓励等措施对那些被认为存在着规模经济、外部经济或大量“租”的产业予以扶持，扩大本国厂商在国际市场上所占的市场份额，把超额利润从外国厂商转移给本国厂商，以增加本国经济福利和加强在有外国竞争对手的国际市场上的战略地位。政府参与国际经济竞争显然会从根本上改变国际贸易的通行规则，因而被视为提升其国际竞争力的战略性活动。
（二）选择战略性产业的基本标准。如果说经济中存在着战略性部门，那么企业家或经济学家该怎样识别它们？克鲁格曼提出了识别战略性部门的两项标准，一是看该部门是否有大量的“租”存在，即该部门的资本或劳动回报率是否特别高；二是看该部门是否存在着外部经济，即某一企业的研究开发活动或经验对其他企业会产生技术外溢。然而，由于外溢是没有市场价格的，根据这项标准去衡量战略性部门有一定难度。
（三）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几种形式。一旦选定某些产业为战略性产业，政府应该采取什么措施保护这些优选产业的发展呢？克鲁格曼和詹姆斯·布兰德(James Brander)提出了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几种可能的应用形式。
1.以转移利润为目的的补贴。这项战略性政策涉及到运用补贴来加强在有外国竞争对手的国际市场上的战略地位，其基本思想是要把利润从国外厂商转移给国内厂商。政府补贴可能使本国厂商降低产品成本，从而在有利可图的国际市场上占有更大份额。由于成本补贴迫使外国竞争对手削减产量，使本国厂商得到额外利润，这些利润超过政府的补贴数额，即厂商的受益超过纳税人的损失。这说明出口补贴（或生产补贴）增加了国内经济福利。
2.保护本国市场。比较典型和普遍运用的是国内市场保护政策。在国际贸易实践中，对国内进口竞争产业的保护政策历来基于出口鼓励政策。保护政策的古典版本是有名的“幼稚产业”理论，最早由汉弥尔顿提出，李斯特加以发展和完善。克鲁格曼在1984年提出了一些与幼稚产业论相似的论点。一种观点认为，在规模经济情况下，随着总产量上升，边际成本递减，阻止外国厂商进入国内市场，不仅可以帮助本国厂商占领被保护的国内市场，也会使本国厂商在出口市场上获利;另一种观点基于“干中学”思想，“干中学”在结构上与边际成本递减的情形是类似的。在一个受保护的国内市场上，本国厂商生产得更多，比外国竞争者学习得更快，它的“学习曲线”向下移动。
二、新贸易理论在美国兴起的深层背景
20世纪80年代初，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在美国兴起，不是偶然的。
首先，它与同时代美国经济形势发生的深刻变化有着密切联系。随着欧洲的复兴、日本的崛起，美国逐渐丧失了在世界经济中的绝对优势地位。特别是日本作为经济、科技和金融大国的崛起，成为在国际竞争中对美国具有较大威胁的经济大国。80年代，日本国民生产总值已相当于美国的60%，在高科技方面，日本已在不少领域明显超过西欧而对美国构成巨大挑战，日本的对外贸易发展速度惊人，1979年日本的进出口总额较1955年增长了46.5倍，占世界贸易总量的比重随之从2.3%提高到6.5%，而美国在同期则从14%下降到12%。【注释】方连庆、刘金质和王炳元主编：《战后国际关系史（1945-1995）》，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上册，第524页。【注尾】当时，美国各界正在为国际竞争力开始下降而担忧，日本和欧共体国家却通过政府补贴或保护等手段对高科技产业实行扶持政策，由此，在美国引发了一场关于美国是否也应该对自己的目标产业进行扶持的争论。欧共体对农产品的长期补贴政策，使得美国有时也考虑运用补贴或其他优惠政策促使其他国家购买美国而非其竞争对手欧共体的农产品。而日本、韩国的汽车和家电业的发展主要得益于政府的产业政策。为了重建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绝对优势，美国经济学家开始考虑要么采取对抗性的贸易政策，在政府保护下发展一些支柱产业同日本和欧共体竞争，要么，对日本和韩国等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施加政治压力或展开贸易谈判，迫使他们降低在经济领域的国家介入程度。在这种背景下，里根和布什两届政府在贸易理论、贸易思想上逐步背离了自由贸易原则，开始转向所谓公平贸易和管理贸易。
其次，贸易政策在美国经济政策中的地位日益上升。直到1960年，美国制造业仍然主要是向国内消费者提供产品，企业的竞争对手基本上局限于来自国内的厂商。此后，贸易的重要性开始上升，据统计，1960至1980年期间，进出口占美国制造业增加值的比重增长了一倍多，这表明国际因素对美国经济的重要性日益上升，伴随着企业竞争由纯国内性质的问题转变为国际性质的问题，贸易政策也不再被视为仅仅是美国的国内政策，而成为对外经济政策的一部分。美国对国际贸易的依赖性越来越强，提高了国家贸易政策对国内经济变量的影响力，贸易政策作为达到国内目标和反击外国企业的不公平贸易的手段也越来越具有吸引力。
第三，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产业内贸易和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发展迅速，以比较优势和要素禀赋为基础的传统国际贸易理论已难以对此做出合理解释。主要表现在发达国家间贸易和产业内贸易发展迅速，这对新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提出了挑战，古典理论的比较优势说和新古典理论所秉持的要素禀赋论的解释力降低，国际政治经济学需要发展新的分析框架。罗伯特·吉尔平认为“80年代的种种事态发展，已经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性质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注释】罗伯特·吉尔平：《国际关系的政治经济学》（杨宇光等译），经济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95页。【注尾】克鲁格曼说得更明白：“一直可以用来说明1880年甚至1950年的经济状况的古典的自由贸易理论，已不适用于解释1984年的世界经济”。这在客观上要求理论界重新思考国际贸易理论，创立新学说，对战后以来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国际贸易新模式做出科学解释。
在这种背景下，经济学家们试图解释战后发达国家间贸易和产业内贸易迅速增长这一国际贸易领域的新现象，于是出现了国际贸易理论的“新思想”，新思想的“内核”是关于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理论。该理论的核心是卖方寡头公司在国际贸易和对外投资中的日益重要性，这种公司可能利用越来越多的利润、实践经验和阻碍竞争对手的壁垒加强自己的地位。【注释】罗伯特·吉尔平：《国际关系的政治经济学》，第201页。【注尾】 在国际竞争日益加剧的时代，各国政府有可能代表本国公司执行战略性贸易政策，即通过财政补贴或国内市场保护等手段增强本国公司的国际竞争优势，使超额利润从外国厂商转移给本国厂商。
三、理论特色
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安排了一系列由美国贸易代表的官员和贸易、产业政策专家参加的会议，散发事先准备好的有关当前贸易政策问题的案例材料，希望学者们能提供与这些问题有关的合适的分析框架。不少美国经济学家开始投身于新贸易政策的理论研究，试图藉此为美国实施战略性贸易提供理论依据和政策辩护。新贸易理论成为炙手可热的研究领域，战略性贸易政策也成为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讨论的热门话题。
保罗·克鲁格曼主编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和新国际经济学》，汇集了80年代美国学者关于战略性贸易政策及新贸易理论的主要研究成果。该书有三大特点：
首先，无论是经济学家们对新理论的探讨还是研究成果的结集发表，都反映了美国学术研究的实用传统。可以说，所有这些研究成果都有着极强的现实针对性，它们试图解释战后国际贸易的三个基本事实：一是战后60%的贸易是在发达国家之间进行的，“北北”贸易压倒了“南北”贸易；二是它解释了产业内贸易迅速扩大的原因；三是它说明，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下，在由卖方寡头公司相互竞争的经济中，政府干预有可能改变战略博弈的基本结构，从而为本国厂商赢得国际竞争优势，把超额利润从外国厂商转移给本国厂商。不少学者将战后日本在一些重要的经济部门所取得的成就归之于日本政府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
其次，保罗·克鲁格曼为本论文集撰写的“导论”提出了国际贸易理论的“新思路”。他重在提出问题，比如，国际贸易新理论的经济依据是什么？企业家和经济学家怎样识别战略性产业？政府能否成功地实施战略性政策？日本的经济成就与战略性政策有何联系？日本的产业政策值得美国仿效吗？假定美国根据新贸易理论采取更积极的、掠夺性的贸易政策，外国政府将做何反应？等等。论文集的其他14位学者则见仁见智，分别从不同角度给予了不同程度的回答。
第三，该论文集并没有就新贸易理论和战略性贸易政策达成共识。从政策建议角度来看，多数学者不赞成美国政府采取战略性贸易政策，也不赞成政府对任何特定产业进行扶持。美国有着相当发达的资本市场和劳务市场，各种生产要素都是高度流动性的，市场导向仍是资源配置的主要手段，市场在引导资本和劳务向高技术部门转移过程中仍将发挥重要作用。因此，学者们建议，美国政府应对实行干预主义的产业政策抱慎重态度。部分学者指出，战略性政策只有在缺乏其他更好的政策时才能应用，而且只能是临时性的。
尽管战略性贸易政策难以付诸政策实践，单从理论上来说，它注重把有关公司和工业组织的理论应用于贸易关系，强调学习曲线、规模经济和外部性，是对古典和新古典经济理论的重大突破。古典经济理论把重点放在解释“南北”贸易上，而新理论着重解释“北北”贸易；古典理论认为贸易只是在公司之间进行，新理论认为存在着政府与公司合谋以攫取“租”（超额利润）的可能性；古典理论假定市场是完全竞争的，“租”是不存在的，新理论假定市场竞争是不完全或垄断的，在某些产业中存在着大量的“租”；古典理论假定资本和劳动是不流动的，比较优势是静态的，新理论假定资本和劳务都是流动的，比较优势是动态的和人为的。
克鲁格曼主编的这部《战略性贸易政策和新国际经济学》是目前国外关于新贸易理论的权威文献之一。它正式确立了战略性贸易政策所倡导的政府干预可使经济福利最大化的论断的学术地位，不仅反映了经济学知识的新进展，而且从实际出发，比较合理地解释了战后国际贸易的新模式。
张建新：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在读博士生、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