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余万里
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院士，著名国际关系理论家。他的代表作《大国政治的悲剧》已经被翻译成中文出版，在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界激起了广泛的关注和争鸣。在这部著作中，米尔斯海默教授直言不讳地指出：21世纪早期，中国的崛起将“像美国支配西半球一样支配亚洲”，而“美国将竭力阻止中国获得地区霸权，因为美国不能容忍世界舞台上存在与之匹敌的竞争对手。其结果便是中美之间激烈而危险的安全竞争，这种竞争类似于美苏冷战期间的那种对抗”。米尔斯海默教授也因此被认为是“中国威胁论”的理论代言人。
2003年11月10日，米尔斯海默教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进行演讲，用他的“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剖析了当今国际政治及国际上的一些热点问题，并同美国所研究人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对话与交流。
（一）进攻性现实主义与大国政治的悲剧
米尔斯海默教授认为“我们还生活在一个现实主义的世界上”，这是因为世界体系的结构仍然建立在现实主义的五个假设之上。首先，国家是国际政治中的主要行为者。没有一个凌驾于国家之上的权威可以支配国家的行为。这就是所谓的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其次，所有国家都有一定的进攻性军事能力；第三，每个国家都无法确定他国的意图，这是因为意图深藏在人们的头脑中，看不见摸不着，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意图是会发生变化的；第四，生存是国家的首要目标；第五，国家是理性的行为者，是理性的战略规划者。在这五个假设中，第一点和第三点最为重要，同时也最为引起争议。
米尔斯海默指出，如果把这五个假设混合起来，就会导致三种国家行为：一是恐惧，国家之间彼此恐惧对方。这是因为任何一个国家都会担心他国既具有进攻性军事能力，又具有进攻性意图。二是自助，各国认识到它们只能靠自己解决问题。由于没有一个凌驾于国家之上的权威，国家就会面临“9·11”困境：当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中遇到威胁的时候，它不可能像国内社会中的一个公民那样拨打“911”电话求助社会权威力量；三是各国都追求其相对力量的最大化。这三种国家行为决定了我们所生存的“现实主义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上各国之间存在着持续不断的安全竞争，这种竞争有时可能导致战争；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总是追求实现霸权，国家间进行安全竞争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争夺霸权。
他认为，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是个危险、糟糕的世界。霸权的存在不可避免，所有国家都有追求霸权的欲望。这并不是由人性所决定，而是由国际体系的结构，尤其是无政府的性质所决定。在“现实主义的世界”中，所有国家都知道上述逻辑。在这种无政府状态的国际体系中任何国家都没有更多的选择，只能选择安全竞争和追求霸权。所以，这个世界是一个现实主义的世界，一个大国政治悲剧的世界。
（二）新保守主义与美国在伊拉克的困境
米尔斯海默认为，布什上台之初的外交基本上是按照温和的现实主义日程展开的，但在“9·11”之后，他的外交政策发生了重大的改变。首先，美国在国际舞台上变得非常的单边主义，放弃了重视传统盟友的多边主义路线。其次，美国政府相信他们可以通过使用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的方式彻底改造世界，伊拉克成为第一个试验场。第三，布什政府展开了一场历史罕见的野心勃勃的“国家重建”（Nation Building）计划，美国不仅要民主化伊拉克，而且要成为改造整个阿拉伯世界的“社会工程师”（Social Engineer），当然这个使命要由美国军队来完成。第四，布什改变了竞选中对华强硬的态度，对中国更加地友好。
现在，美国已经陷入了“伊拉克泥潭”。美国在伊拉克不仅受到当地抵抗力量的袭击，而且也成为来自阿拉伯世界的众多恐怖分子的打击目标。美国在伊拉克遭遇到了典型的游击战，就像当年的越南战争一样。他认为，美国在短期内很难从这个泥潭中脱身。导致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是民族主义。在伊拉克人民眼里，美国人是“他们”、外国人、入侵者和占领者。
米尔斯海默教授从一开始就坚决反对伊拉克战争，认为这是一场愚蠢的战争。布什政府幻想通过军队在伊拉克，甚至在整个中东实现民主，这个想法更加愚不可及。布什政府过于迷信美国的军事力量，以为军事优势能够让美国在国际政治中保持行动的自由，副总统切尼说，美国在世界各地“像蝴蝶一样自由飞翔，像蜜蜂一样随意蛰人”。现在，蝴蝶的翅膀已经被牢牢地沾在伊拉克，美国只能在泥潭里挣扎了。
米尔斯海默认为，在布什政府内据主流地位的“新保守主义”是导致美国陷入伊拉克泥潭的根本原因。新保守主义相信美国只要使用武力，或者威胁使用武力，其他国家就会害怕、恐惧、举手投降。这就是所谓的“跟随强者”（Band-Wagoning）行为，当美国显示武力之后，其他国家就会屈服，然后跳上美国的战车。他们以为，美国打击伊拉克之后，伊朗、叙利亚、朝鲜就会害怕，就会放弃支持恐怖主义、放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计划。布什政府还认为，把萨达姆赶下台之后，阿拉法特也不得不屈服，巴以冲突的问题也一并得以解决。他们称之为“通往耶路撒冷的道路要绕经巴格达” 。
而现实主义观点认为，美国动用武力只会激发其他国家的反对和自我保护意识。事实证明，美国在伊拉克遭到了越来越激烈的抵抗，巴以冲突愈演愈烈。俄罗斯、中国都反对美国在伊拉克动武，甚至美国的传统盟国法国和德国也强烈反对。伊朗和朝鲜可能会加快发展核武器的进程，更多的国家会希望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样才能保护自己免受美国的威胁。
米尔斯海默认为伊拉克战争会对美国的反恐战略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作为国际政治中的非国家行为体，恐怖主义在本质上是对主权国家权威的挑战，世界大多数主权国家在打击恐怖主义的问题上都有共识，因此美国在打击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和基地组织时能够得到国际社会广泛支持。但在伊拉克问题上美国却得不到支持，因为伊拉克战争的目标是一个主权国家的政府。布什政府把萨达姆同国际恐怖主义相勾结作为发动战争的一个理由，这在事实上不成立。美国把萨达姆政权推翻之后，在伊拉克国内造成了无政府的混乱，反而成为国际恐怖分子可以利用的机会。伊拉克原来不是恐怖主义的国家，现在真的变成了恐怖主义盛行的国家。布什政府实现了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
米尔斯海默指出，目前伊拉克的局势几乎占据了布什政府高层的全部精力和注意力，消耗了美国巨大的经济和军事资源，如驻扎夏威夷的第21步兵师是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战略预备部队，即将被调往伊拉克。这种状况使美国没有精力再把触角伸到其他国家。这对很多国家来说，是个好消息。伊拉克周边的国家似乎宁愿看到美国被钉在伊拉克，这样美国就不会在它们头上挥舞大棒。
（三）中美关系的现状与未来
米尔斯海默认为，中美关系在短期内是友好的。这是因为，“9·11事件”之后，中美两国在恐怖主义威胁面前实现了合作。伊拉克战争之后，中美关系由于两个原因可以变得更加密切：一是朝鲜核问题，美国不能像在伊拉克那样进攻北朝鲜，无法独自解决朝鲜的核问题，不得不寻求中国的帮助；二是美国已经深陷“伊拉克泥潭”，无暇他顾，绝对不希望在亚洲出现新的冲突和危机。伊拉克的局势在未来5－10年内将始终是美国外交的头等难题，伊拉克的局势越糟糕，美国就越有求于中国。
在朝核问题上，他认为如果朝鲜真正拥有若干核武器，美国不仅不敢武力威胁朝鲜，而且必然要被迫地与其谋求妥协和交易。目前，美国对朝鲜核问题已无计可施，只能希望中国的帮助。这应该说是布什政府唯一明智的选择。中国政府在朝鲜问题上的表现也确实令布什政府感到欣慰。美国被困在伊拉克泥潭里，布什政府现在最不愿意看到的是在东亚出现新的危机和冲突。
米尔斯海默坚持认为未来20－50年后的中国将可能与美国发生冲突。他的这一看法不带任何感情或意识形态的色彩，只是从理论的角度做出的预测。他指出任何中国领导人都不希望日本、俄罗斯或印度成为中国的威胁，而消除这些威胁的最好办法是让中国变得十分强大，以至于周围的国家更不敢与之挑战。美国在西半球获得了这样的霸权，人们不能设想加拿大、墨西哥或巴西、哥斯达黎加能向美国发动攻击。由于没有来自本地区的威胁，美国可以把触角伸到世界各地，干涉欧洲、亚洲、非洲的事务。
关于台湾问题，米尔斯海默教授认为中国和平统一的唯一途径是在经济和军事上强大起来。在当前美国深陷“伊拉克泥潭”的情况下，台湾海峡的冲突是美国十分不希望出现的，因为美国已经没有足够的力量和精力再应付一场危机。
任晓、沈丁立
2003年9月10-11日，由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美国研究室和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军备控制与地区安全研究项目共同主办的“现实主义与美国外交政策”研讨会在上海举行。这也是自2002年起每年一度由这家单位合作举办的“国际关系理论与美国外交政策思想”系列研讨会的第二届，来自北京、洛阳、南京、上海和广州的近30位中青年学者出席了会议。
会议主要讨论了两方面的问题：一是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贡献和缺失；二是现实主义思想与美国外交政策的关系，以及如何认识当前和未来的美国外交政策。
（一）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新发展、贡献和缺失
与会学者都注意到，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有了新的发展。由结构现实主义中分化出了防御性现实主义和进攻性现实主义。而进攻性现实主义随着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的发表而颇有登峰造极之势（同时有与会者提醒，进攻性现实主义并不只是米尔斯海默一人，还有其他人，他们之间并不完全一致）。米氏的著作批判、继承了经典现实主义，承认结构现实主义的一些主张，但是与华尔兹有一个重要的不同，即米氏主张国家对权力追求的无限性。由于国家以生存和安全为目标，一个大国扩张自己的权力是永无休止的。在这一问题上，如果说新自由主义是一种现状满足论，防御性现实主义是一种现状维持论的话，那么进攻性现实主义则是一种现状改变论。
关于经典的“安全困境”问题。有学者指出，“安全困境”问题由约翰﹒赫兹提出后，很快成为现实主义的理论基础。这一点，新自由主义和防御性现实主义都是接受的，二者的差异在于如何解决。新自由主义认为可以通过“囚徒困境”下的多次博弈和国际性制度安排来解决，防御性现实主义认为无法完全解决，进攻性现实主义则认为完全不能解决，只能是对立。因此它否定合作的可能性和意义，强调扩展权力，“进攻性”就是在这一意义上而言的。“安全困境”也是米氏的进攻性现实主义的重要基础。
有学者提出，从本体论上看，现实主义有其哲学基础，这是它无法超越的。这一基础是物质主义的。现实主义的学术范式属于物质决定论，物质决定论常忽视其他因素的重要性，不仅忽视理念，还忽略制度等非物质、非实体的因素。从认识论上看，现实主义的哲学基础是悲观主义的，丛林法则、安全困境都是由此而来的，认为人们的愿望总要在现实面前屈服。所谓“防御性”，它的度是很难把握的，而米氏则是把现实主义推向了极端。他的进攻性现实主义具有强烈的决定论色彩，把历史看成是循环的，也完全否定了国际政治的变迁性。
作为一种国际关系理论的现实主义和作为一种社会政治思潮的保守主义之间有否关联？会上，有学者认为存在联系，保守主义重视加强自身实力尤其是军事实力，说明它已经不自觉地接受了现实主义关于世界处于无政府状态的基本假设。另有学者则不赞成此，认为新保守主义是反共的，现实主义则不然。保守主义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而现实主义则是要排除意识形态的。他们不赞成现实主义有“保守主义的倾向”的说法，认为现实主义的各种理论流派都自认为是由现实出发的，是现实的反映，但都不一定跟保守主义有关联。不过两者也有共性，即都强调实力及其作用。
对于进攻性现实主义，尤其是米尔斯海默的理论，会上出现了非常不同的评价。与会者大多对此提出质疑和批评，一种观点认为米氏的研究纲领是一个退化的纲领，这表现为，在米氏那里：（1）国家退化到大国；（2）权力追求退化为权力最大化诉求；（3）安全困境退化到生存困境；（4）对权力的理解，从综合国力退化到军事实力；（5）对国际关系前景的极端悲观情结。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大凡现实主义流派，有四点是共同的：一是无政府状态假定；二是国家为基本行为体；三是权力诉求；四是国家行为理性假定。现实主义学派对于理解国际关系有贡献，但亦有局限，关键在于理论的假定。米氏理论有五个假定，其中他认为最重要的是第三个假定，即你永远无法知道别国的意图，但实际上意图是可以判断的。不赞同国家意图绝对无法判断的观点。其次，米氏认为国家的首要目标是生存，最重要的目标则是安全。这一基本命题的重大缺陷在于忽视国家目标具有多重性。事实上，生存不是国家的首要目标，而是基本目标，故一个国家不会时时考虑自己是否会被消灭。
总体上看，现实主义局限性的根源在于：一是对非国家行为体不予考虑，更不可能重视，这样就无法解释当前美国的政策；二是把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截然分开。因此，在非国家行为体兴起后，进攻性现实主义对国家政策的理解效用就显得很低。此外，由于把国家当作固化的东西，没有考虑其内部因素，也就无法解释像苏联崩溃这样的事件和发展。一个国家如果按照进攻性现实主义的逻辑制订政策，很可能会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
在评价方面，一些与会者认为，《大国政治的悲剧》之出现，意味着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已经穷途末路了，有些甚至认为已经走火入魔了。另一些与会者认为，现实主义理论并未走向末路。米氏是大师级学者，不能说他忽视了A，或忽视了B。他的理论是粗线条、长时段的。他所提出的大国起决定作用的理论，是在片面中追求深刻，揭示本质的、规律的东西。米氏较早就提出了进攻性现实主义，并不是在“9·11”之后才出现的。之所以影响较大，是因为迎合了“9·11”后的悲观情绪。有与会者认为，米氏的著作避免了一个时期以来盛行于美国国际关系学界的理性选择研究途径，而是走向历史，这一点应予肯定。
会上，有学者提出，恐怖主义的兴起是对国家行为体的挑战，也是对进攻性现实主义所依据的理论基础和概念的冲击。首先，恐怖主义对国家行为体的严重挑战，冲击了国家行为体是国际社会唯一合法暴力使用者的政治地位。国家行为体的唯一性受到了恐怖主义的挑战。这之间的关系在于，恐怖主义是对国家权力的挑战，它与国家行为体是相互排斥的关系。其次，恐怖主义通过恐怖活动所展示出来的力量，对传统的力量分析结构提出了挑战，使权力分析从宏观向微观迈进。第三，与进攻性现实主义相反的是，恐怖主义所展现出来的力量结构，不是等级的、组织严密的现代性明确的力量体，而是松散的、无中心的、非等级的网络状力量结构，这是后现代社会的力量图式向传统国家力量图式的挑战。第四，恐怖主义通过各种暴力和宣传活动不断地展示自己的存在，表明进攻性现实主义将其他行为体排除于分类图式之外努力的失败。
（二）现实主义思想与美国外交政策的关系和走向
与会者大多认为，主义可能影响政策，但决定政策的思想因素是多元的、综合的，不能说某个政策是某一种主义的应用。有学者提出，国际关系理论与现实的密切联系可谓是“原罪”，但两者之间有不同的情形。理论家讲求理论的彻底性，必须走向极致。政治家讲求均衡，否则就无法把游戏进行下去。会议取得的一个共识是，理论和政策之间不是简单的过渡，美国的政策是个选择的过程。主义对政策的影响要经由环境的作用和政策制定者两个滤网的过滤。
有学者提出，在讨论外交政策的影响因素问题时，更宜用“思想”这个词。何谓“现实主义思想”？均势思想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以均势思想看待世界，并由此而确定政策，基辛格可谓炉火纯青。美国根据均势思想制定外交政策，在尼克松和福特时期表现得淋漓尽致。老布什执政时期，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詹姆斯﹒贝克等人执掌外交政策，传统现实主义思想表现得比较明显，美国外交不那么为意识形态所左右。小布什上台后，尤其是“9·11”事件发生后，传统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思想明显后退，新保守主义上升并在内外政策中占居了主导地位。传统现实主义的对立面是什么？答曰是理想主义，它在小布什政府中体现得非常强烈。在对外政策上，新保守主义正是体现了这种理想主义。主导美国发动对伊拉克战争的思想理念不是现实主义而是理想主义的，这就是改造伊拉克、改造中东，并力图改造世界。但现实主义在美国外交政策制订中的作用始终存在，问题在于比重大小。各自所占比重的上升或下降，与世界政治中的力量对比有很大关系。美国的相对力量越是强大，就越有可能奉行理想主义。反之，现实主义的成分就会更多一些。
关于布什政府的外交理念，与会学者分歧不大。有学者将“自由主义”与现实主义相比照，认为在自由主义者看来，世界是可以改变的。伊拉克战争在相当程度上，来自于美国政策制订者对萨达姆政权的反感和憎恶，因此欲改变之，并进而改变中东。现实主义则认为这根本是无法改变的。多数与会者认为，布什政府的政策理念与“进攻性现实主义”并无直接关系，实际上，米尔斯海默坚决反对发动伊拉克战争，并且还曾与其他31位知名学者联名在《纽约时报》刊登一个付费广告，声明反对布什政府的先发制人思想。有学者认为，布什政府的外交理念与米尔斯海默的理论有三方面的区别：（1）在使用武力问题上，米氏比较慎重。米氏的“进攻”是一种姿态，与军事进攻是两码事；（2）在权力观上，米氏取相对权力观，布什政府则追求绝对权力，绝对优势和绝对行动自由；（3）在安全观上，米氏认为绝对霸权是不可能获得的。不过两者也有相似之处，如2001年布什政府发表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是一个反映，又如悲剧意识是共同的，米氏的书正好迎合了“9·11”后的氛围。
与会者还就美国的孤立主义和英国的“光荣孤立”之间的异同进行了讨论。有学者认为，两者的区别主要应从渊源上看。美国的孤立主义是有阶段性的，在不同时期有区别。孤立主义较早地反映在乔治﹒华盛顿的告别演说当中。当时美国尚处于弱势，也不愿意与他人结盟。美国逐渐强大后，孤立主义也随之改变。目前所谈的孤立主义，只是一些余波而已。相比之下，当英国最强大时，它不需要与任何强权结盟，也不容别人干预，于是采取了置身欧洲大陆事务之外，必要时则一锤定音的“光荣孤立”政策。当英国衰落后，“光荣孤立”也就失效了。还有学者认为，美国的孤立主义和英国的“光荣孤立”都与英美的岛国特性有关，而美国的孤立主义更是一种文化，它来自于美国自身的制度优越感。英国的“光荣孤立”则更是一种战略。
有的学者认为，美国的霸权欲望与安全的相互依赖之间的矛盾决定了今后国际社会的走向。“9·11”后，美国不把大国视为对手，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前些时候的讲话说中美都不再以“零和”看待相互间的关系。布什政府目前所面对的现实是：（1）以“9·11”大规模恐怖袭击为表征的非政府跨国行为体的兴起；（2）核生化导弹武器的扩散成为突出问题；（3）来自新崛起的非民主强权的挑战。
在此背景下，布什政府的外交新思维是：（1）最大程度的本土安全。这种安全思维既非防御性现实主义，又非进攻性现实主义；（2）最大程度的行动自由，采取包括以“先发制人”为内容的国家安全战略；（３）增强大国合作与干预。它所采取的行动，包括：部署导弹防御并进军太空，因为防扩散已经不能指望成功；发动伊拉克战争并遏制朝鲜；以新军事变革备战未来。
布什政府的安全思维和政策有如下新特点：首先，技术支持的绝对安全。只要技术和条件允许，美国就会充分追求其安全；采用进攻性防御政策。导弹防御的理念是防御，也是为了便于进攻；确立美国自己的新安全观，即基于能力，但不绝对排斥多边合作。
樊吉社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军备控制与不扩散研究中心于2003年12月2日在北京举办了“军备控制与中美关系：回顾与展望”研讨会。会议由美国研究所副所长、军控中心主任顾国良主持，来自外交部、商务部、中国军控协会、中国国防科技信息中心、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宇航学会、外交学院等单位的30多位专家学者与会。外交部军控司副司长傅聪应邀出席研讨会并就当前军控形势发表了演讲。会议主要讨论的议题及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一、军备控制与中美关系的演变
顾国良回顾了军控与中美关系的发展演变。他认为，军控问题逐渐从影响中美关系的一个消极因素转变成促进双边关系发展的积极因素。
可以根据国际军控形势的状态将军控与中美关系大致划分为三个时期。1949年到1991年为第一个时期，国际军控谈判主要在美苏之间展开，中美在军控领域的互动则主要表现为美国对中国的核威慑和核讹诈。其间，美国试图阻碍中国的战略力量发展，并对中国实施了严厉的出口控制。中美建交后，这种状况呈现出一些积极变化，但军控问题并没有成为影响中美关系发展的重要因素。1991年到2001年是中美在军控问题上的摩擦和磨合期。随着冷战结束后国际格局的结构性变化和美国的军控战略调整，中国逐渐成为美国的主要关切，并日益感受到来自美国的压力。两国在军控领域出现了不少摩擦，但在后期也有一些重要合作。中国在这个时期经历了学习和磨合的过程，逐步接纳并融入国际军控与不扩散机制，成为维护多边军控和不扩散机制的重要力量之一。2001年“9·11”事件后，中美在军控领域的关系进入第三个时期，军控和不扩散问题成为促进中美关系发展的积极因素，两国的合作日益增多。
尽管如此，中美之间仍然在诸如导弹防御、禁止外空军备竞赛等领域存在着重要分歧，有待通过对话来减少这些分歧。
二、中美军控形势的展望
傅聪论述了中美两国在战略和防扩散问题上的合作。他认为，中国军控政策的根本目标是服务于中国的安全和战略利益。为了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中国在军控问题上大有可为。中美战略关系的稳定非常重要，它不仅能够起到增信释疑的作用，且有助于危机的妥善处理。无论中美在军控和不扩散问题上存在多少合作或分歧，两国均需要考虑彼此的安全关切。虽然美法等国在调整其核战略，但中国仍将坚持不首先使用的政策。就不扩散而言，中美两国在诸多地区军控问题上合作的空间仍然较多。中国积极推行不扩散政策有助于改善中国的国际形象并提升国际地位。尽管中美在军控问题上的互动受到双边关系的影响，但不应随之而变化，稳定的战略关系有益于中国的安全和地区稳定。
三、美国的出口管制政策
商务部科技司周若军司长和孙健处长介绍了中美两国的出口管制政策。孙健认为，美国的出口管制政策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变化：冷战期间主要针对社会主义国家，属于安全利益至上；冷战结束到“9·11”之前，开始兼顾国家安全和经济利益；“9·11”之后美国出口管制的目标更加强调反恐。美国的出口管制政策主要通过两种方式来体现：一是国会通过并经总统签署的法律，二是行政部门颁布的行政法令。前者主要是形成于冷战时期的《出口管理法》，目前已经不能适应冷战结束后的安全环境，国会正进行有关立法的讨论；后者包括涵盖约2400项的控制清单、国别限制和出口指南，2003年又增加了未经证明的清单。美国主管出口管制政策的部门不仅有商务部、能源部、财政部，还包括国务院和国防部，而且海关和中央情报局及联邦调查局也介入政策的执行。总的来看，美国的出口管制法律健全、管理完备，具有明确的针对性，尽管部门之间也有利益纷争，但存在基本共识。
周若军分析了中国出口管制政策的发展演变，强调中国已初步建立起涵盖核、生、化和导弹的出口管制机制。她希望国内学者加强对外国出口管制制度的研究，以利于中国的借鉴。
四、美国对台军售问题
外交学院的张清敏副教授全面分析了美国的对台军售问题。他认为，冷战结束后美国的对台军售政策出现了一些显著变化，主要表现为售台武器数量和质量的提高。80年代美国基本遵守了《八·一七公报》的承诺，但90年代美国对台军售在个别年份从数量和质量上突破了该限制，并且强化了软性军售。美国的对台军售政策不仅受到中美关系现状的影响，也受到美国总的常规武器出口趋势及国内政治的影响。就发展趋势而言，美国售台武器的决策过程发生了一些重要变化；台湾岛内形势的变化也给对台军售注入了新的变量。从历史上看，虽然有时美国也可能暂时中止部分军售个案，但迟早要促成军售的达成。美国进一步提高售台武器数量和质量的倾向应该引起重视。
五、中美在禁止核试问题上的互动
中国国防科技信息中心的邹云华女士讨论了中美在禁核试问题上的互动。她认为，1949年到1969年，中美基本上相互隔绝，在禁核试问题上不存在互动，但美苏在60年代谈判的《部分禁核试条约》的确有针对中国的企图，意在阻止中国发展核武器。80年代初，中国参加了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并就核裁军问题提出了“三停一减”的主张，对国际核裁军做出了重要贡献。冷战结束后，中美在《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谈判中进行了有益的合作，推动了条约的早日达成。虽然目前美国调整了其核政策，但在国际舆论的压力下恢复核试验也并非易事。
六、中美与两次朝核危机
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樊吉社比较了两次朝核危机中美两国的政策变化。他认为，对比两次朝核危机的国际背景可以看到：第一次朝核危机前后，美国比较重视多边机制、倾向于以接触和对话的方式解决扩散关切；第二次朝核危机前后，美国已经从国际军控和不扩散机制的推动者转变为挑战者，从倡导多边机制转变为推行单边政策，侧重通过实力解决扩散问题。中国在第一次朝核危机期间主张朝鲜半岛无核化、和平与稳定，反对任何可能恶化局势的制裁措施，同时委婉表达了不当调停国的意向。中国也通过自己独特的方式敦促有关各方谨慎行事，考虑彼此关切，通过磋商与谈判化解危机。
在第二次朝核危机中，中国不仅强调半岛的无核化、和平与稳定，同时也主张解决朝鲜的安全关切。中国在此次危机中没有回避居间调停的重要作用，积极进行全面、多方位的外交斡旋，控制局势继续恶化，寻找并促成相关各方的共识。中国不但重视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也强调中国在不扩散问题上的承诺。经过不懈的外交努力，中国促成了2003年4月的三方北京会谈和8月的六方会谈，推动各方达成六点共识。中国的积极斡旋将有助于朝核危机的未来解决。比较中国在两次朝核危机中的外交政策可以发现，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更加自信、外交也愈益成熟老练。
在六个主旨发言结束后，与会的专家学者就相关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多数与会者认为，军控问题作为中美关系中一个消极因素的篇章基本结束，未来中美在军控与不扩散领域合作的机会逐渐增多，但同时也难避免出现一些分歧，关键的是要建立一种稳定的战略关系，使之可以经受中美之间的风浪。中美在军控和不扩散问题的良性互动有助于两国理解对方的关切，消除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