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述巡礼
《国际恐怖主义与当代国际关系: “9·11”事件的冲击和影响》杨洁勉、赵念渝等著。贵州人民出版社2002年9月第一版，全书除“序言、后记、中、英文参考文献”外，共11章，29.7万字，398页。
本书系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一项集体研究成果。全书分析和研究了恐怖主义的缘起和定义、国际恐怖主义的演变和发展、近期诱发因素和深层根源。此外，作者还研究了美、欧、日、南亚、中东等国家和地区对“9·11”事件冲击的反应，分析了国际反恐的总体形势，一些国家间的互动，以及国际关系的新变化。在研究理论框架上，作者超越了传统地缘政治学视角，有机地结合传统和非传统因素用以研究和分析当代国际关系。在研究方法上，注意多视角、多层次分析的运用，相对国内同类题材而言，本书是较为出色的一本，值得相关研究人员学习、参考。
《美国政党与选举政治》张立平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8月第一版，除“序言、导论、附录、参考文献、跋”外，全书共五章，40.6万字，495页。
作者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美国政治和美国外交政策。作者在书中分析了美国政党制度的缘起、结构、功能和特点，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异同，昙花一现的第三党，以及美国总统选举程序和国会选举程序的历史沿革及其变迁。作者还考察了1976-2000年这一时期政党与选举政治的实际运作。
该书系中华美国学会主编的中华美国学丛书之一，得到由美国福特基金会资助的中华美国学会美国学著作出版补贴基金的资助。
《美国西裔移民研究: 古巴、墨西哥移民历程及双重认同》钱皓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10月第一版，除“序、前言、结束语、参考文献、后记”外，全书共七章，28.1万字，340页。
作者现为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教授，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美国社会文化、美国民族。该书中以个案研究方式考察了美国西裔移民中最大的两个团体——古巴和墨西哥的移民历程及两国移民在美国社会中的认同，并用“双重认同”的新概念概括并解释了美国社会新架构的动因、促因和内外作用力和反作用力。
本书系中华美国学会主编的中华美国丛书系列之一，其出版得到了由美国福特基金会资助的中华美国学会美国学著作出版补贴基金的资助。
《美国需要外交政策吗？21世纪的外交》 亨利·基辛格著，胡利平、凌建平译。北京·中国友谊出版社，2003年1月第一版，除“中译本序言、结论、注释”外，全书共七章，20.7万字，377页。
基辛格博士在书中认为，新千年伊始美国面临诸多问题和挑战，美国的外交政策必须建立在当前及可预见的未来的美国持久国家利益的基础上。本书通过考察美国与欧洲、俄罗斯、拉丁美洲、亚洲、中东、非洲当前及未来的关系，以及近年来引人关注的诸如全球化、核武器扩散、自由贸易、环境恶化、人道主义干预等问题，构画出一幅紧迫而又全面的21世纪美国外交政策蓝图。本书对理解和把握小布什政府的外交政策走向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美国霸权的困惑：为什么美国不能独断专行》约瑟夫·S·奈著，郑志国、何向东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6月第一版，除前言、注释、索引外，正文五章，258页，约18万字。
作者约瑟夫·S·奈，现任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院长，曾在克林顿政府内任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和助理国防部长。书中，作者批判当前的美国对外政策只注意实力的军事因素，忽视由经济实力、文化声誉和国际威望组成的“软实力”所蕴含的更微妙因素。他认为，一个国家无论多么强大，单凭自己的力量是无法应付世界上的所有问题。他主张加强美国的软实力，在保持美国霸权的前提下加强多边合作，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保持美国的权力及实现美国的国家利益。
本书是“9·11”事件后，美国学术界对美国外交政策和国际战略反思著作之一，对研究“9·11”后美国外交政策走向颇具参考价值。
（尹树强供稿）
《敌对与危机的年代: 1954~1958年的中美关系》戴超武著。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10月第一版。全书共574页，44.2万字。
作者现为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国际关系教授，近年来主要从事国际冷战史、中国对外政策和美国外交的研究。本书主要利用新近解密和出版的中国、美国、俄罗斯，以及英国方面的外交档案和相关文献，以20世纪50年代的两次台湾海峡危机为个案，从国际史的角度并参考危机决策理论，系统研究了这一时期的大国关系特别是中美、中苏、中英及英美关系的演变及其对冷战时期国际体系和亚洲冷战的影响。本书着重分析了中国两次炮击金门的决策过程及其对沿海岛屿和对台湾政策的变化，研究了美国对华政策特别是对台湾政策的发展变化及危机期间影响美国决策的各种因素。本书是目前国内外第一部以多国档案文献为基础、全面研究两次台湾海峡危机的著作。
本书五部分，共十章，并附有序、参考文献和后记。第一部分《导论》包括第一章，主要梳理和分析了国内外研究台湾海峡危机的学术发展史。第二部分《第一次台湾海峡危机》包括第二至第五章，主要研究第一次台湾海峡危机的起源、过程和影响。第三部分《两次危机之间》，研究20世纪50年代后期中国外交的主要思想特征、这一时期中国外交政策的重大变化，以及这一时期中苏的战略分歧和中国炮击金门决策之间的关系。本章还论述了中美日内瓦会谈的僵持及美国对台政策特别是对沿海岛屿政策的发展。第四部分《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包括第七至第九章。第七章论述了中国炮击金门的准备和实施，以及美国在危机前期对炮击的反应。第八章研究了美国对沿海岛屿和台湾政策变化的动因和危机后期美国的相关决策，并论述了英国对美国决策的影响。第九章研究了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中的中苏关系。第五部分《结论》包括第十章，论述了两次台湾海峡危机所体现的美国外交的本质特征特别是对华政策的基本态势，论述了台湾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地位和作用。本章归纳了美国危机决策的主要特征及中国外交方针在两次台湾海峡危机中的不同体现，并分析了台湾海峡危机对中国外交所产生的较长期的影响。本章还特别突出了由于两次台湾海峡危机所展示的亚洲冷战的几个基本特点。
本书是研究中美关系和中国外交的一部重要著作，对亚洲冷战及其特征的看法启人深思，有助于对亚洲冷战与中国政府在冷战期间的外交政策进行客观的、建设性的研究与评价。
本书是《东方历史学术文库》系列丛书之一，本书的出版得到东方历史研究出版基金的资助。
Joe Klein, “The Long War of John Kerry,” New Yorker, Vol. 78, No.37, December 2, 2002, pp.70-83.
鉴于约翰·克里（John Kerry）可能参与2004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竞选，本文作者叙述了该参议员的职业经历和个人生平。克里是作为一个反战的越战退伍老兵出现在政治舞台上的。1972年他竞选国会议员失利。本文探讨了这一经历对于克里政治梦想的影响。自从1984年当选参议员以来，克里同共和党的越战老兵结成联盟，并主要参与退役军人和外交事务的工作。1996年，他赢得了一次艰难的参院竞选连任，并发誓“做我要做的事情，让任何传统的看法见鬼去吧。”
George McGovern, “The Case for Liberalism: A Defense of The Future Against the Past, ” Harper’s, Vol. 305, No.1831, December 2002, pp.37-42.
作者争辩说，美国的伟大之一是自由和保守的政治哲学间的对峙。他写道，自由派已被描述为弱于国防事务、漠视家庭价值、对共产主义软弱、受制于福利游说集团、主张枪支控制和支持堕胎。他争辩道，自由主义的真正涵义是进步的信念、信奉人性本善、强调个人的自治和对于政治、公民权利的保护。作者对布什政府的对外政策持批评态度，并鼓励国会中的自由派议员成为坚定的反对派。
Richard Brookhiser, “The Mind of George W. Bush,” The Atlantic Monthly, Vol.291, No.3, April 2003, pp.55-69.
没有任何事情可以比一个人做出的决定更能揭示出自己的内心世界了，特别是对一个口齿不清的人来说更是如此。乔治·W·布什所做出的决定毫无争议地是重要的。作为一个决策者，布什的天赋和局限性是什么？作为一个记者和历史学家，作者与一群认识总统多年的人们交谈，并得出结论认为布什最大的力量在于其清晰的想法。至于难以预测的方面，则是想象力。
Nancy Baker, “The Impact of Antiterrorism Policies on Separation of Powers: Assessing John Ashcroft’s Role,” Presidenti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32, No.4, December 2002, pp.765-778.
作者写道，国内反恐政策对三权分立——宪法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有着显著影响。这表现在“9·11”事件后，政府行政部门的权力得到了巨大的扩张。作者详细地描述了司法部长约翰·阿什克罗夫特拓展行政权力的方式，指出他似乎表示在特定领域的继续分权会危及国家安全。作为一个反对行政部门权力扩张的人士，作者写道，国会和程度轻一些的法院，已经正在挑战目前的行政部门。
Christian R. Grose, Antoine Yoshinaka, “The Electoral Consequences of Party Switching by Incumbent Members of Congress, 1947-2000,” Legislative Studies Quarterly, Vol. XXVII, No.1, February 2003, pp.55-75.
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许多国会议员转换了政党隶属关系。这篇文章讨论了来自纽约的迈克尔·福布斯（Michael Forbes）从共和党人转变成民主党人的国会生涯。全美的民主党人欢迎这一变换，但回到国会第一选区，当地的民主党人却愤怒，并团结在另外的候选人——所谓“真正的”民主党人周围，结果福布斯初选失利。两位作者考察了记述转换政党的学术文献，得出结论认为，政党转换者在正式选举时候的表现更为糟糕；就短期而言，两党的初选竞争会变得更为激烈。
（袁征供稿）
Ivo H. Daalder & James M. Lindsay, “The Globalization of Politics: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For A New Century,” The Brookings Review, Vol. 21, No.1, Winter 2003, pp.12-17.
作者指出，“9·11”事件标志着地缘政治时代的终结与全球政治时代的来临。美国决策者目前面临的挑战是认清这种根本性的变化，并运用美国无与匹敌的军事、经济、政治力量去塑造一个有利于维护美国利益的国际环境。在海外，美国应该寻求实现哪些目标？勿庸置疑，第一个目标必须是捍卫和促进自由、安全与繁荣。实现这个目标的最好方法是推进建立一个基于民主、人权和自由事业的国际秩序，即把美国在欧洲帮助建立的和平与繁荣的区域扩展到世界其他地方。第二个目标是寻求扩大和适应经证明是有效的国际制度和国际安排。第三个目标是加强对现存国际协议的遵守，强化国际制度的效力，从而监控、强制世界各国遵守国际协议。最后，美国必须在创造能够应对新挑战的有效的国际制度与国际安排方面为各国树立榜样。
Michael T. Klare, “For Oil and Empire? Rethinking War With Iraq,” Current History, Vol. 102, No.662, March 2003, pp.129-135.
作者在文中考察了美国把反恐战争的中心目标定为伊拉克这一政策背后的动机。“如果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恐怖主义及输出民主的关切不能解释布什政府推翻萨达姆政权的决心，那美国政府这样做的动机究竟是什么？答案可以在美国力图控制石油资源及其保持自身至高无上的霸权地位的努力中找到。”
Demare K. Michelau & David Shreve, “Education Reform from the Top Down, ” State Legislature, Vol.28, No. 10, December 2002, pp.21-25.
2001年，民主、共和两党议员压倒性地通过了名为“不落下一个孩子”的法案，这是布什总统提交国会表决的一项重要法案。该项法案的通过表明，美国将实行全面的教育改革。本文作者指出，“不落下一个孩子”这项旨在使校区对每个学生的表现负责，解决大多数富裕的学生与少数贫困学生之间的成绩差距问题的法案，着重解决对学生的责任及测试要求的问题。关于此项法律的讨论源于一些州议员的担忧，包括：法律的模糊性，可能出现的联邦政府援引这项法律剥夺原本由州政府和许多托管组织掌管事务的管理权的情况，以及测试对特殊教育的影响，等等。一位议员尤其担心此项法律可能为在联邦法院开展诉讼活动打开方便之门，他认为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此项法律将挑战学校的财政系统。
Gregory Rodriguez, “Mongrel America,” Atlantic Monthly, Vol. 291, No. 1, January/ February 2003, pp.95-97.
到2100年，将有37％的非洲裔美国人、40％的亚裔美国人有混血的祖先；在拉丁裔美国人（美国最大的少数族裔）中，称自己祖先是混血儿的人数将是称祖先为单一人种的人数的两倍以上。在文章中，作者提出了随着美国通婚率的增长未来种族究竟意味着什么的问题。他探讨了过去一个世纪里的种族观，结论是，强大的文化力量正在培育一种新的种族认同。现在美国人再也不会被迫选择一个种族，他们可以自由地认同自己是混血儿，这样一来就使种族问题有了新的复杂性，而且也更加微妙。
Bathsheba N. Crocker, “Post-war Iraq: Are We Ready?”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March 25, 2003. 21 pages.
作者认为，对于伊拉克的战后重建，布什政府做了大量的规划工作，事先在各个方面进行了全面的准备。但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依然十分明显。通过汇集所有见诸于世的政府已发布的文件，作者为布什政府迄今为止对冲突后的重建所做的各项工作设立了一个记分卡。本文提出的问题源于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2003年1月中旬出版的一份题为《更高明的和平：对冲突后的伊拉克的一项行动战略》的报告中的建议。总之，这个记分卡给布什政府的规划和准备工作打了一个毁誉参半的分数。克罗克认为，布什政府的工作在某些领域取得了明显的进展，而在另外一些领域里则严重滞后。
Daniel L. Byman, “Terrorism and the War with Iraq,” Brookings Institution. March 3, 2003. 7 pages.
作者指出，“日益迫近的伊拉克战争大大地提高了恐怖主义组织对美国本土、美国的海外利益或者美国的盟友进行恐怖主义袭击的危险性。当萨达姆感到战争不可避免的时候，他就会收起他最近一段时间学会的谨慎，不惜使用恐怖主义手段。他使用恐怖主义手段的方式，要么是大举地使用伊拉克的军队发动进攻，要么是与基地组织合作，对西方国家的目标发动袭击。基地组织及其成员也会在公众注意力集中的时候独立地发动袭击。不知名的伊斯兰教激进派的一些人，甚至是受基地组织鼓励的不满的个人，都可能把伊拉克战争的爆发变成发动袭击的理由。基地组织以及类似的恐怖主义组织可能将试图利用伊斯兰世界对美国领导的反恐战争的愤怒，重新招兵买马，筹措资金，使它们在将来更为强大。”
拜曼还指出，“即便是在战争结束以后，伊拉克问题和反恐战争问题也是联系在一起的。重建工作的努力程度及后萨达姆政权的性质，将影响未来数年内中东地区的恐怖主义活动的前景。”（卢宁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