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研究》2003年第2期
人口因素与切萨皮克地区奴隶制的演变
高春常
〔内容提要〕在北美殖民地时期，烟草经济的成长导致切萨皮克地区的奴隶人口出现了不断增长和地区扩散的势头，并最终实现了奴隶人口的自然增长；反过来，人口因素的变动又推动切萨皮克地区的奴隶制在运行效率、法律体制和黑人文化等方面产生了重大的社会变革。
关键词：美国历史/ 殖民地时期/ 奴隶制/切萨皮克地区
切萨皮克地区指的是包括弗吉尼亚和马里兰大部分及北卡罗来纳东北部在内的环切萨皮克湾农业区，也就是阿巴拉契亚山脉东南的罗阿诺克河、詹姆斯河、约克河、拉帕汉诺克河、波托马克河和帕图艾克森特河诸流域，它主要分为滨海平原及其外围的皮德蒙特高原两大区域，以落差线为分界线。相对于新英格兰地区、中部殖民地和南卡罗来纳殖民地来说，这里是英属北美殖民地中引入奴隶制最早、奴隶人数最多和商业性农业规模最大的地区。本文拟对这一地区的奴隶人口因素与殖民地奴隶制演变之间的关系作一初步探讨。
一、切萨皮克地区奴隶人口变动的特点
总体来看，殖民地时期，切萨皮克地区奴隶人口变动呈以下几方面特点：
（一）奴隶人口规模的持续增长及其对白人劳工的优势
人口因素与切萨皮克地区奴隶制的演变美国研究 据历史学家戴维·艾尔提斯估算，在1519-1867年间，跨大西洋奴隶贸易总量为1106.2万人，其中以美洲为目的的数量为946.82万人；在1601-1775年间，各国共运输了542.84万奴隶，其中运到美洲462.72万人；在1519-1867年间，南美大陆主要地区接受了473.6万人，占美洲输入总人数的50%，英属北美大陆只接受了36.11万的奴隶，占美洲输入总人数的3.8%，其余的被西印度群岛所接受；若以1601-1775年间计算，南美大陆主要地区输入奴隶206.02万人，占该时期美洲输入总数的44.5%；英属北美大陆输入26.32万人，占该时期美洲输入总数的5.7%。【注释】主要数据出自David Eltis，“The Volume and Structure of the Transatlantic Slave Trade: A Reassessment,”The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Vol.58, No.1, January 2001, table Ⅰ& table Ⅲ, <http://www.historycooperative.org/journals/wm/58.1/eltis.html>，其中比率是作者在此基础数据上的计算，引用时请核对原文。【注尾】若按此计算，整体来说，北美大陆每输入一名奴隶，就会有12名奴隶输往南美大陆，10名奴隶输往西印度群岛；若时间限定于殖民地时期，北美大陆所占比率稍稍提高，但南美大陆和西印度群岛仍有八九倍于北美大陆的进口数量优势。不过，艾尔提斯对于北美的输入数量估计相对保守。罗伯特·弗格尔估计，从1630年到美国终止参与国际奴隶贸易的1807年间，大约61.8万人输入到北美大陆，这与皮特·科尔钦估计的输入总数60-65万近似。【注释】Robert W. Fogel, “Revised Estimates of the U.S. Slave Trade and of the NativeBorn Share of the Black Population”,in Robert W. Fogel, Ralph A. Galantine, & Richard L. Manning( eds.), Without Consent or Contract:The Rise and Fall of American Slavery,Evidence and Methods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1992), p.53; Peter Kolchin, American Slavery:1619~1877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93), p.22.【注尾】若在美洲输入总数上使用艾尔提斯的资料，而在北美的输入数量上使用弗格尔的资料，则在1650-1800年间，美洲输入总数为596.62万人，【注释】David Eltis，“The Volume and Structure of the Transatlantic Slave Trade: A Reassessment,”The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Vol.58, No.1, January 2001, table Ⅲ, <http://www.historycooperative.org/journals/wm/58.1/eltis.html>【注尾】北美的输入数量为50.8万人，【注释】Robert W. Fogel, “Revised Estimates of the U.S. Slave Trade and of the NativeBorn Share of the Black Population,” p.55.【注尾】北美大陆输入量也不过占美洲输入总量的8.5%。
然而正是在这个比例不大的基础上，奴隶人口不断扩展，并最终在北美大陆上兴起了全球最多的奴隶人口。1790年，美国的奴隶人口为69.7624万人，只稍多于其所输入的65万奴隶总数（取其最大值）；而到南北战争前的1860年，奴隶人口数上升到395.376万人，六倍于它所输入的65万奴隶总数。【注释】Jessie Carney Smith & Carrell Peterson Horton( eds.), 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Black America (Detrioit: Gale Research Inc., 1995), p.1818.【注尾】尽管无法与棉花生产时代的人口膨胀相提并论，北美殖民地时期的奴隶人口增长仍是可观的，特别是考虑到同期南美大陆和西印度群岛庞大的奴隶输入比率及其停滞的奴隶人口总数。
切萨皮克殖民地的奴隶人口变动正是这种整体趋势的反映。作为第一个英属北美殖民地，弗吉尼亚也是第一个引入黑人劳工的殖民地。自1619年首次引入21名黑奴后，奴隶人口缓慢增长，到独立战争时期，弗吉尼亚几乎占据了美国一半的黑人人口。【注释】Robert Mccolley, “Slavery in Virginia,” in Randall M. Miller & John David Smith(eds.), Dictionary of AfroAmerican Slavery: Updated, with a New Introduction and Bibliography (Westport, Connecticut: Praeger Publishers, 1997), p.780.【注尾】
马里兰殖民地于1634年建立，关于它的早期黑人人口状况十分缺乏且不可靠。较大规模的黑奴进口始于17世纪末。尼可尔森总督称，1698年约有470名黑人进入该殖民地；【注释】Archives of Maryland Online, Vol. 202, <http://www.mdarchives.state.md.us/megafile/msa/speccol/sc2900/sc2908/000001/000202/html/am202p~~12.html>【注尾】1697~1703年间则有1500多名输入，到1715年总数达到9000名，1718年黑人人口超出白人佣仆1000多人。【注释】Elbert B. Smith, “Slavery in Maryland”, in Randall M. Miller & John David Smith( eds.), Dictionary of AfroAmerican Slavery: Updated, with a New Introduction and Bibliography, p.441.【注尾】另据统计，1704年马里兰有黑奴4475名，1710年有黑人7945名，1712年有黑人8408名，1755年奴隶数量增至43495名，1782年黑人人口总数为83362名。【注释】Jessie Carney Smith & Carrell Peterson Horton( eds.), 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Black America, p.1827.【注尾】
与白人的人口总量相比，17世纪切萨皮克地区的奴隶人口数量悬殊很大。1680年弗吉尼亚黑人只占总人口的7%，1700年为28%，1720年为30%，1750年的46%达到殖民地时期的峰值，此后稳定在40%左右；马里兰的差别更大，虽然1680年的9%比率高于弗吉尼亚，但随后一直落后于弗吉尼亚，殖民地时期百分比数据从没超过32%。不过，尽管切萨皮克地区的奴隶人口总量在整个殖民地时期始终屈于下风，它的上升势头要比白人强，特别是在18世纪更为明显，乃至在殖民地时期结束之前大大缩小了与白人人口总数的差距。
黑人劳工不仅数量稳定上升，而且同白人劳工相比，殖民地时期的黑人劳工在数量上逐渐占据上风，并在经济地位上大有取而代之之势。以劳工的数量而论，这一过程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阶段，即白人劳工优势阶段（17世纪60年代以前）、黑人劳工取代阶段（70年代-80年代）和黑人劳工优势阶段（90年代以后-独立战争前夕）。
自17世纪30年代中期以后，马里兰的白人佣仆数量逐渐上升，并在1664年达到高峰；此后数量稳定化，到1681年后开始下跌。与此同时，包括黑人在内的总人口在17世纪下半期增长较快，这意味着黑白劳工比的逐渐易位。据统计，在马里兰的遗嘱清单中，1674-1679年间的佣仆与奴隶数量比是3.88，1680-1684年间是1.36，1685-1689年间是1.58，1690-1694年间降为0.28，1695-1699年间是0.34。这样，劳工比从70年代的几乎4倍白人佣仆优势转变为90年代的几乎4倍黑奴优势。【注释】Rusell R. Menard, “From Servants to Slaves: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Chesapeake Labour System,” in Colin A. Palmer( ed.), The World of Unfree Labor: From Indentured Servitude to Slavery (Brookfield U.S.A.: Ashagate, 1998), pp.210, 213.【注尾】
弗吉尼亚的情况类似。在17世纪60 和7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约克县的白人佣仆还两倍于黑奴，但到了80年代，二者比率就发生逆转；到了90年代以后，佣仆所占的比率更是变得微乎其微。由于约克县位于詹姆斯河与拉帕汉诺克河之间的种植园中心地带，它的例子无疑具有典型性。【注释】Rusell R. Menard, “From Servants to Slaves: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Chesapeake Labour System,” pp.211.【注尾】
(二)从非洲奴隶到非裔美洲人的人口构成转变
在整个17世纪及18世纪初期，切萨皮克地区的黑人人口增长属于移民主导型的增长模式。也就是说，外国出生的黑人移民在黑人总人口中占有支配性地位。但18世纪开始不久，该地区就首先在西半球范围内发生了黑人人口自然增长的历史性转变，并由此改写了移民增长类型。
人口自然增长是每年出生人数超过死亡人数的必然结果。拉塞尔·梅纳德认为，在18世纪20年代，马里兰的西部海岸历史性地实现了黑人人口的自然增长。阿兰·库里克夫则认为，黑人人口已在18世纪的头10年实现了自然增长。【注释】Daniel C. Littlefield, “Plantations, Paternalism, and Profitability:Factors Affecting African Demography in the Old British Empire,” in Judy Bieber( ed.), Plantation Societies in the European Expansion, Variorum,1997, p. 212.【注尾】据库里克夫的估计，在切萨皮克殖民地，1728年约有一半的成年黑奴是在头10年到来的，而在1750年的弗吉尼亚，只有17%的成年黑奴是这类人；18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间，切萨皮克地区的非洲人与黑人总人口的比率从1/3下降为1/10。【注释】Peter Kolchin, American Slavery:1619~1877, p. 38.【注尾】科尔钦进一步认为，在18世纪10-20年代弗吉尼亚实现的是轻微的自然增长，30年代开始了快速的自然增长，而从40年代以后，在促进黑人人口数量增长的因素中，自然增长因素已远远超过了奴隶进口因素。【注释】Ibid., p.39.【注尾】
自然增长的出现，首先归功于死亡率的下降。总体上，切萨皮克地区的黑人死亡率高于白人；但在殖民地早期，由于黑人多是所谓的“大西洋克里奥人”，【注释】Ira Berlin, “From Creole to African:Atlantic Creoles and the Origins of AfricanAmerican Society in Mainland North America,” in Colin A. Palmer(ed.), The World of Unfree Labor: From Indentured Servitude to Slavery, p.322.【注尾】经历过西印度群岛等陌生土地上艰苦生活的考验，二者并没有多大差别，其生存力甚至超过白人。【注释】Ibid., p.41; Oscar Reiss, Blacks in Colonial America (McFarland & Company, 1997), p.98.【注尾】随着黑人进口数量的增加和来源地的变化，死亡率上升，因新近从非洲迁移来的奴隶往往水土不服，对地方传染病缺乏抵抗力。研究表明，尽管黑人较少死于疟疾和黄热病，但他们更容易染上霍乱、破伤风以及婴儿猝死症。【注释】Stanley L. Engerman, “Demography,” in Randall M. Miller & John David Smith(eds.), Dictionary of AfroAmerican Slavery: Updated, with a New Introduction and Bibliography, p.185.【注尾】然而与南卡罗来纳稻米产区相比，切萨皮克地区的黑人死亡率要低一些；若与西印度群岛的甘蔗产区相比，死亡率更低。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黑人移民比率的降低，到18世纪初，死亡率逐渐回落。
其次，性别比的均衡化为自然增长率的取得创造了条件。17世纪60、70年代以前的“克里奥人”尚能维持较平衡的性别比，【注释】Ira Berlin, Many Thousands Gone: The First Two Centuries of Slavery in North America, p.40.【注尾】但在大规模引进非洲移民后，性别比发生倾斜，每进口两个男性奴隶还没有一个女奴。【注释】Ibid., p.111.【注尾】到了90年代，切萨皮克地区已拥有了大大超过女奴的男性奴隶。【注释】Philip D. Morgan, Slave Counterpoint: Black Culture in the EighteenthCentury Chesapeake and Lowcountry, <http://www.nytimes.com/books/first/m/morgan~slave.html>【注尾】
黑人的性别比不平衡使之难以进行人口的自我再生产，奴隶人口增长也主要依赖进口。直到18世纪上半期这种状况才改观。在马里兰的奥·哈娄教区，奴隶男女比从17世纪90年代的1.8下降到18世纪40年代的1.5，再降到1776年的1.1。在切萨皮克地区的潮水带，黑人成人中的性别比从18世纪20、30年代的1.5降到50年代的1.1。【注释】Peter Kolchin, American Slavery:1619-1877, p.39.【注尾】
与此同时，进口奴隶性别状况也愈趋平衡。一般来说，人口再生产能增加种植园主的财富，但17世纪的种植园主还没有发现人口自我增长的好处，故喜购买成年男性奴隶。只是在18世纪20、30年代，弗吉尼亚的种植园主才发生偏好的改变，开始提高女奴的价格，引进性别较均衡的黑奴。如1721年9月，皇家非洲公司表扬它的一个贩奴代理说：“我们……对你在增加妇女、男孩和女孩数量方面的细心和明智甚为满意，因为弗吉尼亚的价格差别如此之小……”。【注释】Judy Bieber, Plantation Societies in the European Expansion (Variorum, 1997), p. 213.【注尾】进口奴隶性别的平衡化，同样会促进生育率。【注释】在向美国历史协会年会（1999年华盛顿特区举行）提交的论文中，尚伯斯对弗吉尼亚输奴性别比进行了分析，但作者尚无机会看到该材料。Daglas B. Chambers, “The Translantic Slave Trade and the Creation of Diasporic African ‘nations’: Toward a Theory of Historical Creolization,” pp.13~19.【注尾】
第三，自然增长的出现直接得益于生育率的上升。在“大西洋克里奥人”时代，奴隶的成人儿童比还比较正常，【注释】Ira Berlin, Many Thousands Gone: The First Two Centuries of Slavery in North America, p.40.【注尾】但非洲人的蜂拥而至使其在第一代内寻偶困难，【注释】Ira Berlin, Many Thousands Gone: The First Two Centuries of Slavery in North America, p.107.【注尾】而且他们带来了延长哺乳期的习惯，【注释】Peter Kolchin, American Slavery:1619-1877, p.44.【注尾】这些因素都不利于人口的增长。随着性别平衡的变化及黑人移民比率的降低，生育率上升是必然趋势。在马里兰的奥·哈娄教区，成人儿童比从17世纪90年代的2.9下降到18世纪40年代的1.3，再降到1776年的0.99。切萨皮克地区的非洲妇女总和生育率一般是3，而非裔北美妇女则提高到6。【注释】Ibid., p.39.【注尾】
自然增长势头的出现，使种植园主不必依赖进口奴隶，非洲人数量的主导地位因而逐渐让位于土生的非裔美洲人；反过来，土生化又促进了生育率和自然增长率的提高。这种良性互动，使切萨皮克地区以18世纪20年代为分水岭，成功地实现了黑人人口的自然增长，从而开始了从移民主体类型向土生奴隶人口主体类型的过渡；过渡完成的标志是移民人口与土生人口比的逆转：到1730年，切萨皮克地区大约40%的黑人已是土生，在该世纪中叶，80%是土生，而在独立前夕，土生人大多为非洲人的7倍。【注释】Ira Berlin, Many Thousands Gone: The First Two Centuries of Slavery in North America, p.127.【注尾】
（三）奴隶人口从潮水带到皮德蒙特高原的空间扩散
虽然从整个地区的角度来说黑人人口发生了上述转变，但切萨皮克地区内部人口分布不均衡，在时间上也有变化，而在中下游的平原地区（又称潮水带）与皮德蒙特间，这种差异最大。
在潮水带内部，弗吉尼亚的黑人人口密度高于马里兰。马里兰1710年的人口数据表明，位于西海岸的卡尔沃特、乔治王子、安妮·阿鲁代尔等三个毗邻的中部县奴隶人口密度最高，黑人占总人口的30%；紧靠着它们周围的查尔斯、圣玛丽和巴尔的摩三县居其次，黑人占总人口的15~20%；东海岸诸县次之，除肯特县外，黑人占总人口的10~15%。【注释】Rusell R. Menard, “From Servants to Slaves: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Chesapeake Labour System,” p.232.【注尾】在弗吉尼亚，詹姆斯河与拉帕汉诺克河之间的烟草种植区黑人密度最高，并随着离海岸距离扩大而逐渐减少；截止到18世纪中期，80%以上的非洲进口奴隶都在约克河和拉帕汉诺克河河岸下船，其中约克河岸接受了5万奴隶中的大多数，拉帕汉诺克河岸次之，詹姆斯河下游最少。【注释】Lorena S. Walsh, “The Chesapeake Slave Trade: Regional Patterns, African Origins, and Some Implications,” William & Mary Quarterly, Vol. 58, No.1, January 2001, paragraphy 24-25, <http://www.historycoopertive.org/journals/wm/58.1/walsh.html>【注尾】拉帕汉诺克河与波托马克河之间是弗吉尼亚黑人人口的第二梯队，在拉帕汉诺克河和海岸附近密度最高，并随着西移和北移而逐渐减弱；从输奴人数上看，波托马克河河岸不及拉帕汉诺克河岸，记录上只有2058名奴隶在那里下船，在上述诸河流沿岸中，位于最末。【注释】Lorena S. Walsh, “The Chesapeake Slave Trade: Regional Patterns, African Origins, and Some Implications,”paragraphy 18.【注尾】第三梯队包括东部代尔马尔瓦半岛上的阿寇马克和北汉普顿两县，以及詹姆斯河南岸诸县；1698-1730年间该地区只接纳了1000名奴隶，虽然在1731-1774年进口了5000名，但其中有不少人转移到位于皮德蒙特的詹姆斯河上游地区。【注释】Lorena S. Walsh, op. cit., paragraphy 16.【注尾】如果将马里兰和弗吉尼亚综合起来进行考虑，那么弗吉尼亚的密度优势就显示出来了，它的第二梯队就相当于马里兰的第一梯队，而它的第三梯队与马里兰的第二梯队并驾齐驱。
至于皮德蒙特，17世纪时西部主要散布着操苏语（Siouan）的马纳坎部落联盟（Manacan）和马纳毫克部落联盟（Manahoac），中部居住着也说苏语的图太娄部落（Tutelo），西北部有一些说阿尔贡金语的寇尼部落（Cony），不像潮水带，持阿尔贡金语言的波哈坦部落联盟（Powhatan）已在1684年陷入解体。【注释】参看早期印第安人分布图http://www.lib.utexas.edu/maps/united_states/early_indian_east.jpg,以及弗吉尼亚印第安人历史http://geog.gmu.edu/classes/geog380/6indians.html.【注尾】除印第安人外，皮德蒙特的白人居住地甚少，更不用说黑人人口了。【注释】参看1675年的白人居住地示意图，http://www.lib.utexas.edu/maps/united_states/exploration_before_1675.jpg.【注尾】
随着18世纪种植园的西进，黑人人口向皮德蒙特高原的扩散运动也开始了。从20年代开始，他们越过了落差线，向皮德蒙特高原推进。十年内，约有4万奴隶居住于此，占黑人总人口的1/3；再过十年，这个数字几乎成了三倍；到革命前夕，皮德蒙特的奴隶已超过了潮水带，50年内改变了奴隶制的重心。【注释】Philip D. Morgan & Michael L. Nicholls, “Slaves in Piedmont Virginia, 1720-1790,” in Judy Bieber( ed.), Plantation Societies in the European Expansion, p.164.【注尾】
黑人人口扩散的来源主要有两个：一是潮水带奴隶的再迁徙，他们随身于新立门户的年轻种植园主，开拓新的廉价土地。由于18世纪20年代开始了黑人人口的自然增长，潮水带的种植园主也开始向西部出售多余的奴隶。据估计，在1755-1782年间，大约1.7万的潮水带奴隶转移到皮德蒙特，稍高于此间运送到该地区的非洲人。【注释】Ibid., p.168.【注尾】二是已经定居的种植园主从非洲直接进口奴隶劳工。在18世纪中期，奴隶贸易的中心从约克河转移到詹姆斯河上游；到1760年代为止，詹姆斯河上游接受了近1/3的非洲人。【注释】Lorena S. Walsh, “The Chesapeake Slave Trade: Regional Patterns, African Origins, and Some Implications,” paragraphy 22.【注尾】20年代至革命间，奴隶贩子和种植园主向皮德蒙特运送了15000名奴隶。【注释】Ira Berlin, Many Thousands Gone: The First Two Centuries of Slavery in North America, p.122.【注尾】
与潮水带相比，皮德蒙特的黑人人口有以下特征：一是空间分布同样不均，从中部到南部和北部依次减少，以詹姆斯河上游为中心。如1782-1785年间，以奴隶人数而论，排在前七位的阿麦利、柴斯特菲尔德、路易萨、阿尔白马尔、坎伯兰、阿默斯特和古迟兰等皮德蒙特县都在詹姆斯河上游附近。【注释】Philip D. Morgan & Michael L. Nicholls, “Slaves in Piedmont Virginia, 1720-1790,” p.187.【注尾】二是皮德蒙特没有经过潮水带的“大西洋克里奥人”阶段，而是直接进入非洲人与潮水带黑人双流并进的局面，二者最后汇流于本地黑人人口的自我再生产。大体来说，早期非洲人进口多于潮水带奴隶的迁徙，后期潮水带奴隶的迁徙稍多于非洲人直接进口，但只要奴隶贸易还在进行，“咸水”非洲人就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成份。在垦殖早期，许多地方都是非洲人构成黑人人口的多数，在某些地方甚至构成整个人口的多数。到40、50年代，即使是在一些非洲人仍占优势的地方，其人数也在迅速缩小，美洲土生人已逐渐成为皮德蒙特的多数。三是在“咸水”非洲人和被转移的潮水带本土人中间，性别比状况要比潮水带早期的情况好一些，但并不乐观，不过改善的速度快于潮水带，而且垦殖区越年轻越是如此。在潮水带黑人人口开始达到大体性别均衡的1730年，皮德蒙特的成年男女奴隶性别比仍为1.20，40年代后甚至升到1.41，50年代回落到1.30，到60年代末和70年代，二者达到平衡。【注释】Ibid. p.174.【注尾】四是基于较有利的年龄结构和性别比，皮德蒙特的黑人人口较快地取得了自然增长。进口的非洲女孩在到达皮德蒙特时多为11~12岁，过上五、六年即可进入生育期，【注释】Ibid., p.169.【注尾】而潮水带的种植园主也愿意将年轻的奴隶转移到皮德蒙特，这导致皮德蒙特的奴隶中少年儿童比在1730~1755年间持续上升。【注释】Ibid., p.172.【注尾】由于年龄结构和性别比对生育率有利，皮德蒙特大约在50年代后开始了黑人人口的自然增长，稍晚于整个北美的相关开始时间。
二、烟草生产构成切萨皮克地区奴隶人口变动的基础
在北美殖民地开拓和发展时期，商业性种植园农业在其经济形态和大西洋贸易中占有中心地位，而手工业和家庭服务业等行业皆处于经济的边缘；在商业性种植园农业中，烟草种植在切萨皮克又处于关键位置。切萨皮克地区的奴隶人口变动将置身于这一基本的框架之中。
（一）烟草生产与奴隶人口增长和劳工转型
从殖民地建立到60年代，白人契约佣仆构成了切萨皮克地区的移民主流，其数量不断上升，并在60年代达到高峰，但此后契约佣仆的移民数量便开始下滑，黑人劳工开始了其取代过程。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劳工转型和黑人移民数量的增长？
一种流行的解释是，北美土地与劳工的高比率在种植园主之间制造了一种对非自由劳工的需求，因为丰富的土地存在使工资上升，并给予劳工成为小农场主的机会，非永久性劳工的使用限制了大规模经营的可能性。【注释】G. Melvin Herndon, “Tabacco,” in Randall M. Miller & John David Smith(eds.), Dictionary of AfroAmerican Slavery: Updated, with a New Introduction and Bibliography, p.735.【注尾】然而，正如多马尔所说，“自由土地的事实本身既非〔奴隶制〕存在的必要条件，也非充分条件”。【注释】Evsey D. Domar, “The Causes of Slavery or Serfdom: A Hypothesis,” in Colin A. Palmer(ed.), The World of Unfree Labor: From Indentured Servitude to Slavery, p.72.【注尾】笔者认为，应当从种植园主这个投资主体出发，分析他们的成本核算，而其中关键的因素是奴隶和契约佣仆的价格比。
佣仆的价格从17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初比较稳定，此后略有上升，到80年代涨幅扩大，1690年前后达到峰值，然后又趋于稳定。【注释】Rusell R. Menard, “From Servants to Slaves: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Chesapeake Labour System,” p.222.【注尾】也就是说，就在佣仆输入数量下降的时候，其价格不降反升。据此可断定，不是切萨皮克地区的劳工需求量减弱造成佣仆价格下跌，而是英格兰等地的劳工供给量满足不了切萨皮克地区的劳工需求量，从而造成佣仆价格上升。
这种判断符合当时的实际，原因如下：（1）肇始于40年代生育率下降，1650年后英格兰开始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人口停滞。【注释】Ibid., p.228.【注尾】（2）60年代以后，罗杰·寇克和约翰·加瑞等人的反移民观点对英官方施加了影响，早期的人口过剩论被不足论所取代。（3）王朝复辟以后，英格兰政治经济形势好转，外移意愿减弱。（4）1660和1661年的航海条例规定，载有苏格兰佣仆的船只需首先停靠英格兰港口，方能驶往殖民地，这限制了苏格兰的移民数量。【注释】Hilary McD. Beckles & Andrew Downes, “The Economics on Transition to the Black Labour System in Barbados, 1630~1680,” in Verene A. Shepherd & Hilary McD. Beckles(eds.), Caribbean Slavery in the Atlantic World (Kingston: Ian Randle Publishers, 2000), pp. 247~248.【注尾】（5）牙买加吸引力的增大、南北卡罗来纳的发展和1680年宾夕法尼亚殖民地的成立，分流了英格兰移民。(6)大西洋旅费的降低和支付能力的提高，使接受契约佣仆的意愿降低。【注释】David W. Galenson, “Labour Market Behavior in Colonial America: Sevitude, Slavery, and Free Labour,” in David W. Galenson(ed.), Market in History: Economic Studies of the Pas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67-68.【注尾】
在白人佣仆供应下降和价格提高的同时，黑奴的相对价格却在下降。70年代中期以前，奴隶几乎是佣仆价格的3倍；此后奴隶的相对价格下降，1890年时已不到佣仆的两倍；90年代初回升到2.45，随即稳定在2.3倍左右；只是在奴隶劳工优势地位已经确立的1708年以后，其价位才出现超越70年代的势头。【注释】Rusell R. Menard, “From Servants to Slaves: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Chesapeake Labour System,” p.222.【注尾】
至少有两种因素影响了奴隶的价格趋势：（1）非洲奴隶供应充沛。17世纪大西洋奴隶贸易活跃，总量达到134.8万人，18世纪更是达到创记录的609万人。【注释】Paul E. Lovejoy, Transformation in Slavery: A History of Slavery in Afric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47.【注尾】其中，英格兰的贩奴贸易在1660年后占支配地位达一个半世纪之久。皇家非洲公司的成立及其1.5倍于法国的运输效率，【注释】David Eltis, The Rise of African Slavery in the America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121.【注尾】以及1698年后其垄断地位的结束，都导致了奴隶供应的扩大。（2）在17世纪下半期，切萨皮克地区在大西洋经济中的地位有所改善，烟草出口额到1699年达到北美和西印度群岛对英蔗糖出口额的一半，【注释】Jacob M. Price, “The Transatlantic Economy,” in Susan Socolow(ed.), Atlantic Staple Trde: Commerce and Politics (Variorum, 1996), p.768.【注尾】稳坐大宗作物贸易的第二把交椅，而切萨皮克也逐渐超过牙买加，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成为英属北美最有利可图的奴隶市场。【注释】Rusell R. Menard, “From Servants to Slaves: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Chesapeake Labour System,”pp.220-221.【注尾】
佣仆价格的提高和奴隶价格的降低，加上奴隶劳工具有终身稳定性的好处，使奴隶最终取代了契约佣仆。这一过程首先发生于富裕的种植园主中间，因他们更有能力作长线投资，而80、90年代经济的放缓也加快了其劳工筛选过程。另一方面，一旦奴隶占据了优势，白人移民前往切萨皮克地区的前景就变得更加渺茫，他们只有知难而退，另谋他就了。黑人人口的增长成为大势所趋。
（二）烟草生产与奴隶人口的自然增长
当其他种植园经济体迟迟不能摆脱黑人人口的负增长、只能依赖奴隶进口维持生产时，切萨皮克地区却成功地实现了奴隶人口的自然增长，并持续了一个半世纪。那么，烟草生产与这种人口的自然增长有什么联系？
首先，通过对死亡率和生育率发生作用，烟草生产影响奴隶人口的自然增长。在影响死亡率的因素方面，虽然气候和地理因素起一定作用，但作物类型及其相应的劳工组织形式更为重要。如在西印度群岛的甘蔗种植园，生产季节长达6个月之久，奴隶们白天成群结队地在田间进行整墒、掘沟和除草等劳动，晚上又出现在工场进行搬运、榨汁等；这些工作本身很劳累、甚至危险，特别是在收获的时候；【注释】Philip D. Curtin,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Plantation Complex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 p.4.【注尾】在正常的甘蔗生产之外，他们还得花费时间种植口粮。由于身心疲惫，进口到甘蔗种植园的奴隶平均剩余寿命只有5到7年。
在南卡罗来纳的水稻种植园，工作强度仅次于甘蔗种植园，水稻生长和收获的循环周期一年有余。奴隶除进行插秧、除草、排洪、灌溉等工作外，还要在农闲季节种植玉米、豆类植物和土豆。由于环境差，工作劳累，死亡率高， 种植园主往往只能指望比甘蔗种植园的奴隶多干上4、5年。【注释】Daniel C. Littlefield, “Plantations, Paternalism, and Profitability: Factors Affecting African Demography in the Old British Empire,” in Judy Bieber(ed.), Plantation Societies in the European Expansion, p.204.【注尾】
虽然切萨皮克地区的奴隶死亡率要高于白人，特别是在黑人刚刚下船之时（在到来的十年内大概有一半死掉），但烟草生产在大宗作物生产中需要的劳动强度最小，更多地是精心照料，如育苗、移植、除草、掐蘖、晾晒和烘烤等，处理过程简单，不必有大规模的生产组织，所以奴隶在适应新环境之后，死亡率就慢慢降低。据统计，在一般情况下，种植园规模越大，奴隶的死亡率越高，其中部分原因可归于强度很大的团队劳动。【注释】Richard L. Manning, “The Gang System and the Structure of Slave Employment,” in Robert W. Fogel, Ralph A. Galantine, & Richard L. Manning( eds.), Without Consent or Contract:The Rise and Fall of American Slavery, Evidence and Methods, p.109.【注尾】而迟至18世纪中期，弗吉尼亚的大多数奴隶仍住在不到十人的种植园上，【注释】Carole, “Black Womens Work and the Evolution of Plantation Society in Virginia,” in Colin A. Palmer( ed.), The World of Unfree Labor: From Indentured Servitude to Slavery, p.303.【注尾】根本没必要实行甘蔗和稻米产区那样严格的等级制和团队劳动，死亡率不像甘蔗和稻米产区的奴隶那样严重。
出于类似的原因，烟草生产对生育率的负面影响不如甘蔗和稻米产区那样严重。从事甘蔗生产的妇女，任务繁重，并遭受团队体制下的非人虐待；高死亡率和性别比失调对婚配稳定性十分不利，如在巴巴多斯和牙买加，输入的奴隶中男性分别占60.5%和60.2%。【注释】David Eltis, The Rise of African Slavery in the Americas, p.287.【注尾】
相比之下，切萨皮克地区的奴隶在健康、饮食和婚配方面幸运一些。烟草种植园在食物方面是自给自足的，奴隶吃得较好，身体较健康。1712-1774年间，男女奴隶在家务方面劳动的比例皆有增大趋势，这些工作强度较小。【注释】Carole, “Black Womens Work and the Evolution of Plantation Society in Virginia,” pp.304,309.【注尾】由于妇女、儿童在生产烟草方面的作用几乎与成人一样，女奴的使用越来越多，性别比日趋合理，组织家庭的条件越来越有利。当然，种植园的小规模限制了在当地寻找配偶的机会。在烟草生产这种对组织家庭比较有利的环境下，尽管非洲妇女生育率较低，但其后代却达到了相当高的生育率。非裔美国人的出生率约为50-55‰，这意味着每个妇女一生生育7-8个婴儿。【注释】Stanley L. Engerman, “Demography,” in Randall M. Miller & John David Smith(eds.), Dictionary of AfroAmerican Slavery: Updated, with a New Introduction and Bibliography, p.183.【注尾】
其次，烟草种植园主对奴隶人口自然增长的认识发生了转变。
与烟草生产相比，甘蔗生产利润巨大，稻米生产次之。巨额利润使甘蔗和稻米种植园主认为，与其鼓励生育和付出相应花费，不如让现有奴隶工作到死，再购买新的非洲奴隶划算。所以他们只管将奴隶赶去田间劳动，而不考虑是否对健康有碍。奴隶的营养因而得不到重视，如在加勒比，奴隶往往缺钙、维生素A和B1，婴幼儿死亡率很高。【注释】Kenneth F. Kiple & Virgina H. Kiple, “Deficiency Diseases in the Caribbean,” in Verene A. Shepherd & Hilary McD. Beckles( eds.), Caribbean Slavery in the Atlantic World, pp.787-789, 791.【注尾】
在切萨皮克地区，利润空间从未那么大。因此，长线投资显得更重要，种植园主较为关心奴隶的健康和吃住状况，因为奴隶是主人的财产。妇女不仅作为劳动力本身对主人具有价值，而且因能增殖更多的财产而得到重视。【注释】Richard C. Sutch, “Slave Breeding,” in Randall M. Miller & John David Smith(eds.), Dictionary of AfroAmerican Slavery: Updated, with a New Introduction and Bibliography, p.84.【注尾】此外，种植园主还通过提供包括饮食、医疗在内的一些手段刺激生育，或惩罚那些生育数目不达标的女奴。从时间上来看，种植园主对奴隶生育的重视在18世纪20年代增强，与人口的自然增长取得同步，这时期进口性别的趋于平衡实际上反映了态度的变化。
第三，烟草生产在大西洋供求关系中的地位变化，导致切萨皮克地区奴隶的数量、来源和性别比发生了变化，影响了黑人人口的自然增长。
17世纪70年代以前，切萨皮克地区的烟草生产刚刚起步，它在大西洋经济中尚处于边缘地位，奴隶的主导性价格也是由甘蔗产区的市场所决定。因此，切萨皮克地区种植园主只得接受他们所能得到的人手，输入的“大西洋克里奥人”往往是甘蔗产区视为“二流货色”的奴隶，如桀骜不驯者、妇女、儿童等。
80年代以后，切萨皮克地区的烟草生产地位有了改善，开始依赖较大规模的非洲奴隶输入。不过，从1681-1713年间的输入数量上来看，该地区的20629人只是牙买加129194人的一个零头，比巴巴多斯也差很多（104297人）。【注释】David Eltis, The Rise of African Slavery in the Americas, p.208.【注尾】比夫拉湾奴隶口碑不佳，在加勒比地区奴隶贩子往往将其打折出售，【注释】Ibid., p.108.【注尾】但切萨皮克地区却在英属殖民地中输入了最高比例的比夫拉湾奴隶。【注释】Lorena S. Walsh, “The Chesapeake Slave Trade: Regional Patterns, African Origins, and Some Implications,” table Ⅰ.【注尾】而且，比夫拉湾的男女奴隶也不是平衡输往各个殖民地的。结果是，切萨皮克地区接受了较高比例的男性奴隶。据抽样统计，在1658~1713年间输往切萨皮克地区的奴隶中，男性比例高达66%，竟然比输往巴巴多斯和牙买加的要高出6个多百分点。【注释】David Eltis, The Rise of African Slavery in the Americas, p.251.【注尾】这显然对人口的自然增长不利。
不过，从18世纪30年代开始，南卡罗来纳的低地产稻区地位增强，到了革命时期，低地地区已是“在英属北美最为富裕繁荣的地方，”乃至成为“地球上最繁荣的地方”。【注释】Russell R. Menard,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of the South,” in Stanley L.Engerman and Robert E. Gallman( eds.) 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vol.1, p.273.【注尾】切萨皮克地区的奴隶进口状况再次出现边缘化迹象，数量开始减少，其曲线在30年代已开始作水平运动，40年代下滑，到1768年和1772年间，弗吉尼亚的进口已从大陆地区的老大地位沦为第二。【注释】Kenneth Morgan, “Slave Sales in Colonial Charleston,”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113 (1998), pp.905–907.【注尾】又由于男性奴隶被更多地输往利润高的其他地方，进口性别比也像早期那样趋于平衡化。对于切萨皮克地区内部人口的自给自足来说，这是个促进因素。
（三）烟草生产与奴隶人口的地区扩散
烟草生产与奴隶人口的地区性扩散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具体表现为：
首先，内河航道是奴隶人口地区分布的起始点。17和18世纪的大西洋经济中，以季风、大洋洋流和内河航道为基础的运输体系在各个种植园经济体与奴隶输出地、西欧市场之间起着桥梁作用。【注释】John Thorton, Africa and Africans in the making of the Atlantic World, 1400~180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13-42.【注尾】如加勒比海的湾流很自然地将西印度群岛和英属北美大陆殖民地联系起来，而切萨皮克地区密如蛛网的河流则是大西洋商业网络的一个有机部分。该地区气候湿润，降雨充沛，腹地是富饶开阔的平原，海湾四周有大大小小的半岛穿插其间，而半岛上船来船往的港口，犹如渔网之纲。
在航道发达的地方，往往是产品贩运和烟草生产最繁忙的地方，也是奴隶交易最活跃的地方。在马里兰，奴隶出售于切萨皮克地区西海岸的安纳波利斯和巴尔的摩，以及东海岸的诺丁汉和莫尔伯勒。在弗吉尼亚，奴隶出售市场分散于波托马克河、拉帕汉诺克河、约克河和詹姆斯河两岸。18世纪20年代，奴隶贩子一般行程是，先进入约克河，停靠约克敦，再前行至西点，再沿半岛回到科罗特曼和拉帕汉诺克河，甚至越过芒特艾里兜售奴隶；40年代以后，则开始上溯至詹姆斯河上游一带。
奴隶从这些地方的贸易点走向各个种植园。切萨皮克地区实行的是典型的农业经济，很少有集中的城市居住区，这导致人口居住相对分散，不如南卡罗来纳有较多的奴隶居住在城市。【注释】Ira Berlin, Many Thousands Gone: The First Two Centuries of Slavery in North America, pp.154~156.【注尾】一般来说，离海岸和河流航道越远，人口密度越低；海拔越高，黑人定居的时间越晚。当然，这种总体趋势会因烟草的种植不同而有所调整，如在40年代以后，詹姆斯河上游地区的黑人密度就因烟草兴旺逐渐越过了其中游地区。
其次，烟草生产与奴隶的地区分布大体重合，烟草生产的兴旺程度与奴隶人口密度成正比。
甜味烟只能生长于土地肥沃的冲积地带，约克河和拉帕汉诺克河两岸的土壤甚为适合。这里能为英格兰市场提供顶尖级甜味烟，也是与英格兰商业联系最密的地方；18世纪中期之前，这里吸收了80%的进口奴隶，其四周也是奴隶人烟最稠密、种植园最富庶的地区。只是作物品种相当单一，严重依赖大宗作物。到30、40年代时，这里的黑人人口已实现自然增长，进口量降低。
詹姆斯河下游和代尔马尔瓦半岛底部地区，土壤不大适合于烟草。1700前后，多数种植园主已放弃大宗作物的种植，转向海上给养、木材、苹果汁、谷物等产品的生产。【注释】Lorena S. Walsh, “The Chesapeake Slave Trade: Regional Patterns, African Origins, and Some Implications,”paragraphy 18.【注尾】但因经济发达，奴隶仍有一定的数目。
波托马克河地区处于烟草生产的边缘地位。其盆地只能种植劣质的奥柔诺克烟草，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英格兰对西欧的再出口，奴隶人数不多。不过，从波托马克河位于马里兰的一侧岸边，50年代有相当数量的奴隶被偷运到弗吉尼亚的北部狭窄部分，因那里进口税低于马里兰。
萨里、乔治王子、恩里克各县位于詹姆斯河地区航海船只出发的前哨，因种植一般的奥柔诺克烟草，所以在30年代前在那里下船的奴隶数目不多，周围的人口密度不大。由此向西，毗邻詹姆斯河及其南部的皮德蒙特各县，处处能生产优质奥柔诺克烟草，其价格同潮水带的甜味烟相差无几；40年代时那里人烟稠密，是詹姆斯河上游地区卸载奴隶最多的地方。烟草种植在皮德蒙特南部和中部的推广，使得人口迅速向这些地方集中。
由此可见，产业布局（即烟草生产）构成了奴隶人口分布的决定性因素。
第三，烟草生产的效率和西欧需求的波动对奴隶西迁产生了影响。
整个17世纪，烟草的价格总势走低，主要是因为随着烟草生产的扩张，以英格兰为主的西欧市场渐趋饱和，而从英格兰港口对荷兰、德国的再出口量也不大。【注释】Ralf Davis, “English Foreign Trade, 1700~1774,” in Verene A. Shepherd & Hilary McD. Beckles(eds.), Caribbean Slavery in the Atlantic World, p.162.【注尾】直到世纪之交时，欧洲对烟草的需求仍停滞不前。持续的低价，以及土地开发的成熟化，使得切萨皮克生产效率在18世纪20年代出现下降, 人口进口开始减少。这种情况在最初的定居区最为明显。为了应付压力，种植园主或是增加谷物的生产，或是将黑人转移到土地人口比和效率较高的西部。
1715-1725年间，烟草价格相对提高。1726-1774年间切萨皮克的烟草价格较低，但不再下降。【注释】Jacob M. Price, “The Economic Growth of the Chesapeake and the Eropean Market, 1697-1775,” in Susan Socolow( ed.), Atlantic Staple Trde:Commerce and Politics, p.437.【注尾】原因是20年代中期，法国的烟草消费市场崛起，并在英国的烟草再出口市场上占有相当大的份额。此后切萨皮克地区便很快走出25年之久的停滞，进入了快速成长期。到1740年前后，法国在苏格兰的购买开始启动，而切萨皮克与苏格兰的烟草贸易不久也呈强劲势头。【注释】Ibid., pp.447-448.【注尾】法国市场偏爱价格低廉的奥柔诺克烟草，而詹姆斯河和波托马克河流域的土壤很适合种植。特别是种植园主培育出优质的奥柔诺克烟草后，詹姆斯河上游地区取得了很大的收益，人口的集中也是势必其然。
三、人口因素对切萨皮克地区奴隶制的影响
(一)人口因素对切萨皮克地区经济的影响
黑奴的大规模引进和取代白人劳工，发生于烟草生产的减速和停滞时期；而黑奴的引进并没有很快带来经济的好转，若非法国需求的强劲，独立之前50年的增长也须大打折扣。那么，黑奴人口的增长到底对烟草经济产生了哪些影响？
黑奴的引进无疑是为了解决劳工短缺问题。整个17世纪，由于切萨皮克的土地开发仍有很大的空间，因此劳工问题的缓解意味着生产要素的配置障碍已被排除，只要需求市场稳定，种植园的正常运行和效率应该没有疑问。所以尽管17世纪价格走低，仍能看到烟草的持续成长，当然速度越来越慢。另一方面，种植园主有一种让每个奴隶种植更多面积烟草的本能，土地扩张与奴隶制的历史密不可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人口的增多，土地与人口比不可避免地下降，效益随之降低。在这种情况下，效率的提高要么来自于管理成本的降低和技术的提高，要么是输出奴隶以减少土地与人口比。由于奴隶制只能将体力的运用发挥到极致，技术提高因素可忽略不计；只是18世纪中叶种植园主增加作物品种的努力，仍可被看作是扩大劳动效率的权益之计。至于管理成本的降低，虽然烟草生产效益与规模大小的关联性较弱，威廉·帕克和罗伯特·加勒曼关于1860年棉花种植园的结论仍可作为参考：在50人以内的种植园，效率随着奴隶数目的提高而提高；超过此数后，效率略有下降。【注释】Richard H. Steckel, “Economics,” in SemourDrescher & Stanley L. Engerman( eds.), A Historical Guide to World Slavery ( New York &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180.【注尾】17世纪，烟草种植园的规模不大，10人上下的种植园比较普遍；到18世纪，20-30人规模的种植园变得较为平常。这种现象既反映了种植园主财富的增加，也体现了种植园主对效率的追求。与此同时，作为对土地人口比压力的反应，从18世纪20年代起，潮水带开始重视蓄养奴隶和对西部的出口，而皮德蒙特的处女地则见长于奴隶劳工的使用。因此，殖民地后期种植园的效率趋于下降，但种植园主并非没有解决办法。
即使效率下降，种植园主依然赢利。首先，黑人人口增长不仅意味着主人在男性奴隶身上体现的财富增加，也意味着原来不被看重的附属性劳动力价值增加，即生育行为加重了女奴的分量。资料显示，从17世纪70年代到18世纪初，奴隶价格一直是上扬的；【注释】Rusell R. Menard, “From Servants to Slaves: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Chesapeake Labour System,” p.222.【注尾】这意味着，即使奴隶只能生产出自己的消耗成本，种植园主也有可能赢利。与自由农场相比，种植园体系拥有奴隶对于土地的较高投资比；即使在极低的效率下，这种特点也能保证种植园从对奴隶的投资上获益。其次，黑人人口的增长还能增加土地本身的价值。黑奴向边疆的推进，使本来没有价值的土地变成财富的新源泉；即使在老居住区，土地的价值也会随着奴隶的生育率提高、地力的改善和充分利用，及其更加接近市场而上升。不过，奴隶制下地力衰竭的趋势似乎是不变的规律，哈里森归结为“因对地产没有兴趣，奴隶玩忽职守，而监工只想从土地勒索最多的产品，急功近利，贪心无度”。【注释】Robert W. Fogel, “The Origin and History of Economic Issues in the American Slavery Debate”, in Robert W. Fogel, Ralph A. Galantine, & Richard L. Manning, eds., Without Consent or Contract:The Rise and Fall of American Slavery,Evidence and Methods, p.154.【注尾】这将有效地压缩利润的空间。第三，有学者强调西部的竞争对种植园利润的影响，【注释】Ibid.【注尾】但这种观点没看到皮德蒙特的存在对潮水带转移奴隶的好处，而一个孤立的、没有对手的潮水带，并不能必然地扩大自己的市场；事实上，法国市场的开拓，得益于低价烟草的攻势。当然，包括劳工抵制、地力下降和竞争在内的众多不利因素是存在的。【注释】可参见Russell R. Menard, Lois G. Carr, and Lorena S. Walsh, “A Small Planters Profit: The Cole Estate and the Growth of the Early Chesapeake Economy”, The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Vol. 40, No.2, April 1983, pp.171-196.【注尾】
从长远的眼光来看，无论赢利与否，以奴隶人口为基础的切萨皮克烟草生产都对整体经济结构的合理性产生不良影响。首先，由于经济结构过分单一，以烟草生产为中心、补充以谷物生产和家内服侍业的切萨皮克经济严重依赖国际市场，并随相关行情波动，难以分散外部价格变化带来的风险，这正是17、18世纪之交遇到的现实。第二，烟草生产的较高利润，反而造成了对未来工商业成长的扼杀。烟草生产的种植园体制是一种以利润为目标，在种植园主或监工管理下，以奴隶的团队劳动为特点的特殊性农业生产形式，有人称之为“田野上的工厂”。【注释】Russell R. Menard, “Plantation System,” in Randall M. Miller & John David Smith(eds.), Dictionary of AfroAmerican Slavery: Updated, with a New Introduction and Bibliography, p.579.【注尾】恰恰因为它在农业上取得了较高的利润，种植园主无兴趣投资工商业，而是将雄心大志局限于对奴隶本身的投资。由于奴隶是活动的财产，种植园本身也自给自足，种植园主没有动力改善地方交通、兴建城镇和发展商业设施。这样就在切萨皮克地区出现了一个怪圈：经济越发达的地方，产品越是单一；经济越是处于边缘的地方，产品越是多样化。从整个大陆的角度来看，大宗作物中心决定的世界价格体系使位于边缘带的北部奴隶制最终消亡，而只有在南部才生存到1865年。第三，奴隶制依赖的是低端的劳动力结构，劳工本身既不能创造多少需求，也不能提供技术创新的源泉。19世纪英国经济学家约翰·凯尔尼斯准确地指出了黑奴劳工的弱点：“奴隶劳动的经济缺陷可概括为三点：非自愿性、非技能性和缺乏多才多艺”。【注释】Robert W. Fogel, “The Origin and History of Economic Issues in the American Slavery Debate,” p.161.【注尾】第四，由于奴隶的价格可能被新来移民所削弱，种植园地区总是极力排斥白人移民，乃至呼吁禁止国际奴隶贸易，这种自我孤立不利于外部的技术引进和实现经济结构的多元化。
（二）人口因素与切萨皮克地区奴隶制的法律化
虽然切萨皮克地区的奴隶制法律化进程由种族、经济、政治和宗教等各种因素所决定，人口因素仍在其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17世纪60年代以前，切萨皮克地区奴隶人数很少，其中很多有在大西洋周围地区生存的经历。一方面，由于契约佣仆与奴隶都可以买卖，二者的差别被模糊化，奴隶容纳于原有的契约佣仆法律框架，享有某些事实上的法律权利；另一方面，由于没有相关奴隶地位的现成法律条文可以援引，奴隶地位主要由当时的“国际惯例”和地方习俗所决定。所以在该阶段，主奴关系相对温和，乃至一些历史学家断言：“在17世纪的弗吉尼亚北汉普顿县，英国人和非洲人能够以相对平等的身份互相对待达两代之久”【注释】T. H. Breen & Stephen Innes, MyneOwne Ground: Race & Freedom on Virginias Eastern Shore, 1640~1676 (New York, 1980), p.5. 转引自Peter Kolchin, American Slavery: 1619~1877, p.16.【注尾】；而在法律介入方面，白人还没有制订系统性法律的紧迫性，对奴隶地位的认定主要体现在零星的判例之中。
60年代以后，奴隶的人数及其男性比例都在逐渐上升，主奴之间的个人接触减少，而且他们越来越多地直接来自非洲，肤色更深，不懂英语和白人的行动规则。1699年6月弗吉尼亚一议员称：“本地出生的尼格罗人一般受过浸礼，成长于基督教之中，而进口到这里的尼格罗人，其行为的粗俗狂暴和不端，其语言的多样和诡异，其头脑的缺陷和浅薄，使其转化变得不可能”。【注释】Minutes of the Council, 2 June 1699, Board of Trade of Virginia, vol. liii, 〈http://jefferson.village.virginia.edu/vcdh/jamestown/practise.html#33〉【注尾】在此情况下，白人的不安全感增强，并越来越倾向于以法律条例的形式规范黑人的行为，而黑人的奴隶身份和“位置”日益明晰化。
到18世纪初，随着黑人劳工数量优势的确立，有关黑人地位的法律也变得全面和具体化，其标志是1705年10月弗吉尼亚议会颁布的法律。在此之后，剩下的多是修修补补的工作了。其主要内容有：【注释】归纳自William Waller Hening, The Statutes at Large; Being a Collection of all the Laws of Virginia, from the First Session of the Legislature in the Year 1619 (New York: R & W & G. Bartow, 1823). Vol. I.〈http://www.law.du.edu/russell/lh/alh/docs/virginiaslaverystatutes.html〉【注尾】
（1） 关于奴隶的财产地位：“从本法通过之日起，所有的尼格罗人、混血人及印第安奴隶……应以不动产的形式被持有、得到和裁决；并将根据土地继承的方式和习惯，以无条件继承的不动产形式传给亡人之后代和寡妇”；例外的情况是，在待售期间，从殖民地外面运来的奴隶“应以动产形式持有、得到和裁决”，或“像其他有体财产或动产一样”用于抵债。
（2） 关于进口劳工身份的甄别：“从陆路或海上进口和带进这个地区的所有不是基督徒的佣仆……应作为奴隶看待，此后不论是否皈依基督教，应照此买卖”；而被当作奴隶出卖的“在基督教国家、岛屿或种植园曾经自由的任何人应重获自由”。
（3） 关于奴隶的经济权利：“没有该佣仆、奴隶主人或所有者的允许、批准或同意，任何人不得与任何佣仆或奴隶进行买卖、转让货币或商品”。
（4） 关于白人和奴隶主的特权：“任何尼格罗人、混血人或印第安人……不得在任何时候购买任何基督徒佣仆，除非是他们自己的肤色，或被本条例宣布为奴隶的那些人”；对于在追捕过程中“被杀的……或被依法处死的每个奴隶，该奴隶的主人或所有者应得到公众的支付”。
（5） 关于奴隶的反抗和逃跑：“任何奴隶不得持有……武器，没有书面离开许可，也不得离开种植园”；若教训不驯服奴隶，因“碰巧致死，不应视作重罪”。每抓获一个逃奴，公众应根据远近支付抓获者二百或一百磅烟草，并由警察移交给主人；若警察失职，应向教会支付“二百磅烟草”。
（6） 关于种族混血：若“自由的基督徒白人妇女”与黑人私通，“她应向教区委员支付15镑弗吉尼亚通货”，“或被出售5年供其使用”，而私生子应“成为一佣仆直至30岁”；若是契约女仆生下这类私生子，她应给主人“另外服务一整年”，或支付“一千磅烟草”；“任何自由的英吉利人或其他白人男女，若与尼格罗人、混血人男女结婚，不论自由与否，应在县法庭判决下送交监狱……并须支付10镑弗吉尼亚通货”；如果牧师擅自主持此类婚礼，每次须罚款“一万磅烟草”。
整体来说，奴隶的人口增长过程与奴隶制法律化过程基本同步，人口数量和来源变化放大了奴隶制所制造的社会冲突，并促使法律越来越严密，管辖的范围越来越宽，原先充满个人色彩的处理方式日趋淡化。
(三) 人口因素与切萨皮克地区的黑人文化转型
历史学家们公认，来自欧洲的白人移民在北美创造了兼具传统色彩的新型文化。那么，作为奴隶的黑人是否也移植其非洲传统文化并予以改造呢？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话，人口因素对切萨皮克地区的黑人文化转型产生了什么影响？
一派学者强调，奴隶制对非洲文化的摧残阻碍了它的移植，乃至在北美的土壤上它已无多少残余。阿兰·洛克的观点具有代表性：“奴隶制不仅在身体上移植了黑人，它也把他从其文化之根上斩断……并将其削减为文化空白”。【注释】Okon E. Uya, “The Middle Passage and Personality Change among Diaspora Africans,” in Joseph E. Harris(ed.), Global Dimensions of the African Diaspora (Washington, D. C.: How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83.【注尾】至于文化失根的原因，部分学者归诸奴隶制下的政治经济压迫，或从文明对立观念出发，归诸弗雷德里科·鲁特所宣称的白人“最高级文明”统治；【注释】Lawrence W. Levine, “African Culture and Slavery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Joseph E. Harris, ed., Global Dimensions of the African Diaspora, p.99.【注尾】还有学者（如闵茨和普莱斯）认为，非洲文化本身的多元性和奴隶贸易中的随机出售特点妨碍了非洲文化的移植。【注释】Sidney W. Mintz & Richard Price, The Birth of AfricanAmerican Culture: An Anthropolgical Perspective (Boston: Beacon Press, 1992), pp.8, 12, 18, 20, 39.【注尾】
另一派学者则认为，非洲文化完全有可能在逆境中生存下来，尽管程度有异。如乌亚认为，大西洋奴隶贸易中的悲伤之旅—“中程”并没有摧毁非洲文化：“中程不是作为文化的摧毁者，而显然是一座桥梁，被奴役的非洲人藉此发现了通往新世界之路”。【注释】Okon E. Uya, “The Middle Passage and Personality Change among Diaspora Africans,”p. 94.【注尾】当然，生存下来并非简单的全盘移植，而更多是一种再创造，一种莱温所说的非欧文化的“融合”；【注释】Lawrence W. Levine, “African Culture and Slavery in the United States,” p.105.【注尾】卡茂·布莱斯维特则将其概括为“跨文化”过程，艾尔提斯和里查德森借用“融炉”一词：“在美洲，多种性质的非洲人集团被抛在一块……以奴隶为基础的社区基本上是新的；与其将这种结果归因于非洲人在非洲得到的培育，不如归因于他们在美洲所遭遇的环境”。【注释】Paul E. Lovejoy, “Identifying Enslaved Africans in the African Diaspora”, in Paul E. Lovejoy ed., Identity in the Shadow of Slavery, London & New York: Continuum, 2000, pp.17~18.【注尾】
无论侧重如何，首先需搞懂的是文化的内涵及其韧性。泰勒在1871年的定义可作为参考：“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伦理、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学得的任何其他能力和习惯。” 【注释】Edward B. Taylor, Primitive Culture, 1871,〈http://www.umanitoba.ca/faculties/arts/anthropology/courses/122/module1/history.html〉【注尾】依我的理解，文化涉及到人们的所思、所行及体现它们的有形产品，如制度、艺术等；也就是说，文化有表层和深层之分。由于非洲人不能在北美自由地创建表达其文化内涵的社会体制，诸如政治和家庭之类的表层结构较易变动，而语言、宗教、音乐、审美之类的深层非洲文化形态则相对稳定。所以在理解非洲文化转型的问题上，须重视这种区别。戴维·戴勒比已指出了这一点：“明显的是，黑种美国人不能在北美保留大量的文化体制和传统习俗……但不大明显的是，在更深、更基本的人与人关系和表达行为上，黑种美国人相当成功地保存了他们的非洲‘性格’”。【注释】Sidney W. Mintz & Richard Price, The Birth of AfricanAmerican Culture: An Anthropolgical Perspective, p.12.【注尾】
其次，要重点厘清非洲输奴地区那些“深层的”文化形态。如关于区域语言分布，约翰·扫吞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线索。他认为，从语言上来看，非洲输奴地区可分为三个独立的文化区域，即上几内亚地区、下几内亚地区和安哥拉沿海地区。上几内亚地区分布着完全不同的曼德语系和西大西洋语系；下几内亚地区古老的可瓦语系可细分为西部的阿坎语和东部的伊葛布语；安哥拉沿海地区的班图语系则可分为十分近似的克孔勾语和克姆班都语。【注释】John Thornton, Africa and Africans in the Making of the Atlantic World: 1400-180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xiv, 186-191.【注尾】切萨皮克地区输入奴隶多来自存在较大差异的可瓦语系地区，【注释】关于比夫拉湾奴隶来源，可参见Paul E. Lovejoy, Transformation in Slavery：A History of Slavery in Africa, 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59~60.【注尾】从宗教形态上来看，17和18世纪的西非传统信仰复杂多样，包括祖先灵魂、自然灵魂和至高神信仰等形态，但笔者认为，或可以泛灵论概括其总体特征。11世纪以后，伊斯兰教渗入上几内亚海岸和塞内冈比亚的局部内陆地区；1500-1800年间，向美洲输送的奴隶中有10%来自该地区。【注释】Paul E. Lovejoy, Transformation in Slavery：A History of Slavery in Africa, p.70.【注尾】从16世纪开始，葡萄牙率先在刚果、安哥拉一带传播基督教，并皈依少量信徒。无论其传播效果如何，当地宗教在大部分地区仍占优势；而在外来宗教中，一神论与泛灵论的混合特点也很突出。扫吞认为，非洲宗教与基督教在承认启示的存在方面具有共同性，只是在启示特性的认识上存在差异；前者强调启示的连续性，后者推崇启示的历史性。【注释】John Thornton, Africa and Africans in the Making of the Atlantic World: 1400~1800, pp.235-253.【注尾】在北美，这些特点将构成非洲宗教文化转型的基础。
第三，要在黑人历史主动性的前提下，理解文化转型的三种内在动力：（1）除了非洲自身的文化形态变动因素外，与非洲生存状况迥异的北美严酷环境和特有生产方式本身也会重塑非洲文化要素。（2）在中程和北美，各种不同种族、语言和习惯的黑人被抛在一起，原有的非洲文化要素之间必然发生碰撞和融合，有助于产生某种混合性的文化；出现在南卡罗来纳奴隶中的“古拉”语，就是非洲文化混合的一个典例。【注释】Peter Kolchin, American Slavery: 1619-1877, pp.48, 75, 150; 罗纳德·特里著，葛绳武等译：《巴巴多斯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3页。【注尾】(3) 在中程和北美，作为奴隶的黑人与占有力量优势的白人之间也发生冲突和交流，从而形成某种新文化。历史学家C. V. 伍德沃德断言：“就文化而言，所有的美国人在部分程度上是黑人”【注释】Sidney W. Mintz & Richard Price, The Birth of AfricanAmerican Culture: An Anthropolgical Perspective, p.82.【注尾】。我们也可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所有的黑人在部分程度上是白人。
对于切萨皮克地区的黑人文化转型，我们应在上述基础上，加入奴隶人口来源、数量和土生化状况在内的人口变量，围绕时间横轴展开分析。
殖民初期，切萨皮克地区的黑人人数不多。由于多从西印度群岛间接引进，很多黑人拥有西班牙名字，如“安东尼”、“弗朗西斯”、“费尔南多”、“马德里娜”、“巴斯蒂亚”等等，并随身带着天主教浸礼记录。【注释】Joseph Boskin, Into Slavery: Racial Decisions in the Virginia Colony, p.30.【注尾】这种事实说明，白人已在命名和宗教等领域显示出了强大的剥夺和同化力量。另一方面，由于他们往往与白人在分散的农场上并肩干活，并熟悉白人的社会规则，作为开拓者的生活又赋予他们一种较有利的讨价还价地位，黑人能够在现有的秩序里找到他们的位置，甚至赢得白人妇女的垂青。当然，生存的某种成功并不意味着他们对非洲的忘却，如当建立了自己的农场时，著名的前奴隶安东尼·约翰逊将其命名为“安哥拉”；【注释】John Thornton, Africa and Africans in the Making of the Atlantic World: 1400-1800, p.175.【注尾】不过，由于人数有限，种植园规模小，黑人间交往有困难，若说他们创建了自己的独特文化，尚有些勉强。
在17世纪下半期，随着数量的增多和来源变化，奴隶们带来了源源不断的非洲文化。新来的非洲人居住在孤立的棚屋，不熟悉英语，远离主流生活，生存状况恶化。据研究，梦回故乡构成了新来非洲人一个鲜明特点；【注释】Elliott P. Skonner, “The Dialectic between Diasporas and Homelands,” in Joseph E. Harris, Global Dimensions of the African Diaspora, p.16.【注尾】即使在逃跑的时候，他们也往往成群结伙，力图在偏僻地区复制记忆中的非洲村庄。【注释】Ira Berlin, “Time, Space, and the Evolution of AfroAmerican Society on British Mainland North America,” in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85 (February 1980), p.72.【注尾】但因奴隶的居住比以往集中了，他们能较容易地在同伴间建立友情；幸运的话，还能在当地种植园找到自己的配偶。与此同时，白人与黑人之间的社会距离扩大了，乃至法律对包括土生黑人在内的所有黑人关紧了机会之门。尽管弗吉尼亚于1667年通过了鼓励传教的条例，整个17世纪，种植园主都对施洗黑人无动于衷，甚至加以阻挠，【注释】Alden T. Vaughan, Roots of American Racism: Essays on the Colonial Experienc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79.【注尾】原因是黑人在文化上保持“野蛮性”可作为他们施加奴役的一种借口。【注释】Lawrence W. Levine, “African Culture and Slavery in the United States,” p.101.【注尾】这样，非洲人的拥入放缓了同化的步伐，导致了更深的文化冲突和磨合；这是新文化酝酿和发酵的重要时期。
随着18世纪自然增长的实现和土生黑人比例的提高，随着黑人职业的多元化，【注释】伯林认为，食物需求的增长导致种植园将部分劳动力转向小麦种植，而小麦生产造成的农闲鼓励了职业的多元化，原先保留给土生人的技术活计，现在非洲人也可有份，从而缩小了土生人和非洲人之间的距离。参见Ira Berlin, “Time, Space, and the Evolution of AfroAmerican Society on British Mainland North America,” in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85 (February 1980), pp.75~76.科尔钦则将职业的多元化归诸种植园规模的扩大。参见Peter Kolchin, American Slavery: 1619-1877, p.51.【注尾】一种混合性的非裔美国人文化在一个发生于土生黑人、非洲人和白人之间的、复杂的交互运动中诞生了。在命名问题上，土生黑人在极力躲避主人的第一个名字的同时，更多地采用了英语名字；即使是一些他们仍乐于采用的非洲名字，也逐渐失去其原有的含义。在宗教方面，席卷30年代至60年代的大觉醒运动穿越了切萨皮克地区，皈依了大量黑人，被认为是“一个涵化非洲奴隶的主要工具”；【注释】Roy E. Finkenbine, Souces of the AfricanAmericn Past: Primary Sources in American History, Longman Publishers U. S. A., 1997, p.17.【注尾】不过，大觉醒运动的成功之处在于它以圣灵降临和个人灵性体验的形式对接了强调启示连续性和“魂灵附体”的非洲传统，也就是塑造了一种符合黑白双方都能理解的新福音宗教。【注释】John Thornton, Africa and Africans in the Making of the Atlantic World: 1400-1800, p.270.【注尾】在语言方面，白人处于主导地位和多种语言交错的现实使得一种基于英语的混合性交流语出现了。尽管学者们对这种混合语的结构争执不下，如有学者认为它在语法而非词汇上继承了非洲特点，【注释】Sidney W. Mintz & Richard Price, The Birth of AfricanAmerican Culture: An Anthropolgical Perspective, pp.52~53.【注尾】也有人强调它基于的是“普遍的人类语法”而不是非洲语法本身，【注释】John Thornton, Africa and Africans in the Making of the Atlantic World: 1400~1800, p.213.【注尾】 但这种语言具有某种独特性是不言而喻的。在艺术和审美方面，非洲传统可能保存得最完整：黑人很喜欢打击乐这种节奏强烈的艺术表现形式，其风行之盛，使得弗吉尼亚白人于1680年试图阻止击鼓；【注释】Ibid., p.228.【注尾】以圆圈舞、竞技舞和动物舞为特点的传统舞蹈，【注释】Lynne F. Emery, “Dance”, in Randall M. Miller & John David Smith, eds., Dictionary of AfroAmerican Slavery: Updated, with a New Introduction and Bibliography, pp.173~174.【注尾】民间音乐的切分旋律，陶制烟斗上的非洲图案，都寄托了黑人对自身起源的殷切怀念之情。【注释】John Thornton, Africa and Africans in the Making of the Atlantic World:1400~1800, pp.226~229.【注尾】当然，即使在这些方面也不能高估非洲文化成份的留存和否定混合成份的存在，因新来奴隶多为无经验的年轻人，而奴隶居住情况又不是特别集中（18世纪皮德蒙特的局部地区例外），文化本身的传播也依赖于白人的鉴赏或宽容。
综上所述，在殖民地时期，切萨皮克地区烟草经济的成长导致了奴隶人口的不断增长和地区扩散，并在该地区最终实现了人口的自然增长；反过来，人口因素的变动又推动切萨皮克地区的奴隶制在运行效率、法律体制和黑人文化等方面产生了重大的社会变革。
高春常：山东烟台师范学院历史与社会学系历史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