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研究》2003年第2期
市场经济、民主体制和种族仇视
—— 读《燃烧的世界》
秦亚青
西方主流政治学理论认为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是共生共存的。在过去40年里，这一观点一直占据了理论界的主导地位。美国耶鲁大学华裔法学教授蔡美儿 (Amy Chua) 刚刚出版的著作《燃烧的世界：自由市场民主的输出滋养了种族仇视和全球动荡》却从种族研究的视角，对主流政治学的发展理论提出了挑战。【注释】Amy Chu, World on Fire: How Free Market Democracy Breeds Ethnic Hatred and Global Instability (New York: Doubleday, 2003).【注尾】该书一经出版，立即引起了学界的重视，并且引发了不小的争论。
一、利普塞特命题：市场经济和民主政体相辅相成
1959年，美国学者利普塞特在政治学权威杂志《美国政治学评论》上发表了《民主的社会条件：经济发展和政治合法化》的著名论文。【注释】Seymore Martin Lipset, “Some Social Requisites of Democrac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Legitimac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53 (March 1959), pp. 69-105.【注尾】论文提出了这样一个命题：经济发展和政治民主之间存在一种相关关系。也就是说，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到一定的阶段，民主体制的诞生就是十分可能的事情。后来，西方比较政治学界将这一命题加以发展，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比较政治学理论，亦即在西方占据主导地位的发展理论或称现代化理论。现代化理论的两个最重要方面——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现代化——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利普塞特命题的启发，强调了市场经济和民主政体之间存在的正向因果关系。西方比较政治学界主流学者将这一命题应用到发展中国家，认为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的教育水平会大大提高，信息交流和政治参与程度都会提高，与国际社会的接轨也会越来越紧密。这有利于发展中国家产生自由和民主的意识，形成民主体制赖以为基础的中产阶级，并最终导致民主政体的诞生。
冷战结束之后，这一观点在西方更为加强。学术界对于市场经济和民主政体的经验性研究试图从正反两个方面证明这两个因素之间的正向因果关系。从正面分析这一问题的学者主要是对20世纪70、80年代东亚地区经济发展和民主化进程的研究。他们认为，东亚政治民主化进程启动和发展的主要原因是这些国家和地区市场化程度和经济增长速度都有了大幅度的提高。经济发展促成了中产阶级的兴起，并使之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随之而来的必然是政治民主化。从反面分析这一问题的学者主要是前苏东问题研究人员。他们认为，苏东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失败是因为这些国家没有履行它们的承诺，没有满足社会成员的物质需要。西方学者将计划经济和苏东政治体制联系在一起，认为这两者的结合导致了苏东体制的解体。他们主张，一旦民主政治体制诞生，应立即建立相应的自由市场经济，这样才能保证民主政体的持续存在和稳固发展。【注释】参见Valerie Bunce, Subversive Institutions: The Design and Destruction of Socialism and the State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Katherine Verdery, What Was Socialism, and What Comes Next? (Princeton, N. J.: PrincetonUniversity Press), 1996.【注尾】他们相信，市场经济是迄今为止最为有效的经济体制，民主政体是迄今为止最为公正的政治体制，两者的联姻是迄今为止人类最合理的经济政治体制。有些学者将类似的观点应用到国际政治领域，提出民主和市场是保证世界和平与繁荣的两个重要条件。【注释】Bruce Russett and John Oneal, Triangulating Peace: Democracy, Interdependence, and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New York: Norton, 2001).【注尾】
这一观点不仅是西方学术界的主流观点，也是冷战后西方主要国家，尤其是美国，制定对外政策的基石。美国在冷战后全球战略的核心在于推动民主体制和市场经济，并且以大选作为民主的基本标志。对于发展中国家出现的经济问题，西方国家首先想到的就是市场开放、自由经济和民主政府，并要求发展中国家迅速实施这样的政策。冷战后出现的全球化大潮迅猛发展，更使西方比较政治学主流理论发挥了利普塞特命题。面对这一大潮，西方主流观点是：随着跨国货物、货币、人员、观念的大量流动，发展中国家会越来越采纳市场经济和民主政体，并将这两者的结合视为理想的模式。【注释】David Held, Anthony McGrew, David Goldblatt, and Jonathan Perraton, Global Transformations: Politics, Economics, and Culture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注尾】当全球化引起诸如环境恶化、失业等一系列问题，遭到社会运动和不同阶层人士的强烈反对的时候，主流观点则认为只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体才能彻底解决这些问题。【注释】参见Thomas Friedman, The Lexus and the Olive Tree (New York: Anchor Books, 2000).【注尾】80、90年代国际经济组织对发展中国家采取的一系列政策也反映了这种观点。
二、蔡美儿的挑战：市场经济和民主政体的内在矛盾
蔡美儿是年轻一代的美籍华裔学者，其父母先是侨居菲律宾，后移居美国。她自己应该属于成功的一代，在哈佛大学获得法学博士学位，现在耶鲁大学法学院任教授。她的亲戚多在菲律宾，属于富有的华裔商人。蔡美儿认同全球化的观点，也赞成和支持美国的价值观念。但是，当她在世界各地进行学术研究的时候，却发现市场经济和民主政体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实际上不是相辅相成，而是导致了严重的种族仇视，致使市场和民主都遭受到严重打击。她认真考虑了全球化和种族这两种力量之间的关系，先后在《哈佛国际法杂志》、《耶鲁法学杂志》和《哥伦比亚法学评论》等重要学术期刊发表论文，讨论市场、民主和种族问题。【注释】参见Amy Chua在书中提到的三篇论文： “The Paradox of Free Market Democracy: Rethinking Development Theory,” Harvard Law Journal, vol. 41, 2000, pp. 287-397; “Markets, Democracy, and Ethnicity: Toward a New Paradigm for Law and Development,” Yale Law Journal, vol. 108, 1998, pp.1-107; “The PrivatizationNationalization Cycle: The Link between Markets and Ethnicit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Columbia Law Review, vol. 95, 1995, pp. 223-303.【注尾】在一系列研究的基础上，她出版了《燃烧的世界》一书，对自己的观点进行了详细的阐述。
在书的引言部分，她首先讲述了她姑妈的悲剧。蔡美儿的姑妈是一个富有的华裔菲律宾人，但被自己家雇佣的菲律宾司机所杀，她家的两个菲律宾女佣也参与了这一谋杀事件。当地警察敷衍了事，后报凶手失踪而使此案不了了之。这一悲剧引发了蔡美儿的许多思考，尤其从种族角度审视了谋杀事件。随之，她又观察到世界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类似情景：拉美的白人、喀麦隆的伊博族人、雅加达的华人、中东地区的以色列人等等。甚至“9·11”事件中美国人的经历也有相似之处。这一系列的事件说明了什么？蔡美儿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假设：民主、市场和种族这三种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力量在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发生了爆炸性冲撞。具体地说，就是市场和民主的力量在发展中国家产生了巨大的矛盾，激化了这些国家内部的种族对立，导致了种族之间的仇杀和社会的动荡。
这一进程的起始点是美国的全球战略。在过去几十年里，美国在世界各地积极推行自由市场经济和民主体制，坚信这两者之间的孪生关系。但是，这两种力量在发展中国家却发生了事与愿违的结果。
先看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使许多发展中国家迅速产生了一个富有的群体，而这一富有群体恰恰又是这些国家内占人口少数的种族。比如，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大部分东南亚国家在世界银行称之为“全球化第三次浪潮”的潮涌中实行了市场经济，私有化成为最核心的内容。市场化的过程造就了大量有能力的企业家，同时也导致了严重的贫富不均现象。仅以印度尼西亚为例，印尼的华人总数只占全国人口的3％， 但其财富却占到整个国家财富的70％。除了原来苏哈托家族之外，印尼的亿万富翁和大型企业主都是华人。拉丁美洲发展中国家的情景也是一样。玻利维亚在80和90年代间根据世界银行的指令和美国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的建议，开始实行全面的私有化和自由市场经济，结果产生了富有的白人群体。同样的现象在世界各地均有表现，如俄罗斯的犹太人和喀麦隆的伊博人等。由于这一富有群体恰恰又是这些国家中占人口少数的种族，所以，蔡美儿将这一在市场经济中变成富翁的少数民族群体称为“主导市场的少数族群（marketdominant ethnic minority）”，认为他们的产生正是源于自由市场经济在这些国家的发展。进而，自由市场经济不仅创造了这样一个主导市场的少数族群，它同时还创造了一个贫穷的多数种族群体，亦即这些发展中国家中的本土族群。在美国和世界经济金融组织的压力之下，发展中国家采取了迅速和力度极大的经济市场化措施。虽然贫穷群体的绝对生活水平有了提高，但是，与那些主导市场的少数族群相比，他们的相对生活水平却在不断下降。而贫穷群体又是占人口多数的本土人，他们将主导市场的少数族群视为异己。贫富差别在种族认同异化的环境之中使少数族群和多数族群之间的矛盾日趋明显、日趋激烈。
再来看民主政体。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尤其是冷战之后，美国全球战略的另外一个主导方面是推进民主政体。于是，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内，大选成为国家民主化的基本标志。民主的内涵是多数人统治，所以大选民主的基本目的是多数人的意志左右国家的政治权力。在主导市场的少数族群和贫穷落后的多数族群之间已经形成对立的发展中国家，大选给予贫穷落后的多数群体一个极好的机会，使他们将自己的代言人选为国家领导人。正像蔡美儿在书中所说的那样：“市场将财富（往往是惊人的财富）集中在少数族群手中，而民主则增强了贫穷落后的多数族群的政治权力。在这种情况之下，推行自由市场民主就可能成为灾难性民族主义的动力，很容易使众多失望的‘本土人’在追求选票的政治家的鼓动之下，奋起反抗他们仇视的富有少数族群。”【注释】Chua, World on Fire, pp. 6-7.【注尾】其结果就是政治权力和经济财富的对立，而这种对立不仅会导致种族冲突，而且很容易造成整个国家范围内的政治动荡和社会失序。
蔡美儿的论述没有就此停止，而是将这一理论运用到地区和全球范围之内，认为在一个地区乃至在全世界，同样可以产生一个主导市场的少数族群，当然，这样的少数族群往往是以国家的形式存在和显现的。在中东地区，这个族群是以色列；而在全世界，这个族群则是美国。在美国国内，白人既是市场的主导群体，也是政治权力的主导群体，所以种族问题不足以造成社会性动荡。但是，在整个世界范围内，美国却类似印尼、喀麦隆等国的主导市场的少数族群，也类似中东地区主导市场的少数族群以色列。美国人口只占世界人口的4％，但却在世界经济领域占据主导地位，成为名符其实的全球范围内主导市场的少数族群。与此同时，世界呈现出极不均衡的发展态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差距加大，占世界人口1％的人口所拥有的财富相当于世界57％贫穷人口的财富总和。蔡美儿认为，“9·11”事件就是这种仇恨的一个突出和集中表现。
三、种族仇视与认同对立
蔡美儿的第一认同仍然是美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她对市场经济和民主政体是确信无疑的，对全球化也是支持的。我们可以对蔡美儿的许多叙述提出质疑，但同时也必须承认，她的观察力是十分敏锐的。正像她自己所说的那样，提出这样一个假设，挑战西方政治学主流理论和西方已经深刻内化的观念，不啻是一个极其大胆的行动。【注释】Chua, World on Fire, p. 12.【注尾】并且，她的主要论断确实发人深省。也许，正是因为她既是一个在美国生长和接受教育的美国人，又属于美国社会中的少数民族，并且亲戚多在东南亚地区，这些不同的身份使她具有一种那些美国中上层白人（WASP）所没有的种族敏感，使她能够从一个独特的角度审视美国同时输出民主与市场的后果及发展中国家种族问题在这一条件下的激化。所以，她认为“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市场和民主很可能是发展中国家和前共产党国家最佳的经济和政治希望。但在近期，市场和民主的确造成了问题。”【注释】Ibid., p. 13.【注尾】
蔡美儿的创新是她在市场和民主中加进了种族矛盾这一冷战以后日见突出的因素。从她的论述中可以看到，美国坚持推进最原始的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的后果造成了不同社会群体的对立和纷争。在存在主导市场的少数族群的发展中国家里，这种对立最突出地表现在不同种族之间，并最终造成对市场和民主两者的沉重打击。结果，与美国决策者的愿望相反，市场经济和民主政体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的迅速结合不但没有产生和平繁荣的景象，而是产生了各种反作用：首先是贫穷落后的多数族群抢夺主导市场的少数族群的财富，然后是少数族群联合某些政治势力对多数族群的反击，最后是多数族群在民主环境中摧毁市场经济体制本身，比如对私有财产的国有化等反市场经济的行动。1994年卢旺达的屠杀、1998年印尼的惨剧等都是这类种族对立的表现。在全球范围之内，这一打击最终落到了作为全球主导市场的少数族群的美国自己身上，并因之造成了全球的动荡不安。
蔡美儿根据自己的研究对美国的对外政策提出了建议。她认为，美国作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在不具备西方国家某些重要条件（如完善的法律制度、财富分配机制等）的发展中国家应该减缓推进民主化的进程或是进行所谓的有限推进。罗伯特·卡普兰也曾就此问题发表过不同于主流理论的论述。卡普兰认为新加坡模式是成功的模式，所以他建议在自由市场经济造就足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足以支撑民主政体之前，输出民主的做法应该停止。他提倡所谓的“先市场、后民主”的做法，认为美国冷战后积极输出民主的做法是将“民主移植到民主不可能成功的地方”。【注释】Robert Kaplan, Coming Anarchy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0). 转引自Chua, World on Fire, p. 261.【注尾】蔡美儿认为卡普兰的建议虽有道理，但由于卡普兰没有意识到最严重的问题在于种族对立，所以他没有抓住要害。她建议首先要消除由于同时输出民主和市场所造成的种族对立和冲突，而消除这一问题的根本做法在于推行有节制的民主和有节制的市场，并且要使这种政策符合对象国的国情。而发展中国家本身也必须首先防止种族矛盾在经济发展中激化，采取有效措施，建立财富再分配制度，使贫穷少数在全球化过程中获得更大的利益。当然，最主要的还是要使主导市场的少数族群意识到乐善好施的重要意义。
实际上，民主政体和自由放任式市场经济从来就有着内在的矛盾。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都意识到所谓的“多数人暴政”问题。亚当·斯密关于愤怒的穷人的论述、麦迪逊关于普选对财产权构成的威胁的担心、李嘉图对于不完全选举权的赞同等都在不同程度上表述了这一内在矛盾。所以，西方国家在多年的民主与市场实践中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防止这一矛盾造成大幅度的社会性动荡。在美国，全民选举权经过一个半世纪才得以比较充分的实行，其他西方国家也是经历了几代人的时间。长期和渐进的获得普选权的过程使贫穷的多数不致于掌握国家政治权力并使用这样的权力反对富有的少数。其次，西方国家在这一过程中，逐步实行了社会保障体系，建立了比较有效的财富再分配机制，也缓解了贫富之间的矛盾。西方国家是经过长时期的调整和构建之后才完成这一过程的。20世纪60年代，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在研究发展中国家政治的时候，也曾经指出，在制度化程度不高的社会中，高度的民主参与很容易导致国家的动荡和军事政权的出现。【注释】Samuel Huntington, 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 (New Haven, Con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8).【注尾】 但是，随着苏联和东欧的巨大变化，民主市场相辅相成的观点越来越成为西方学界和政界的信仰和规范。蔡美儿认为，美国推行的实际上是一种最原始的民主政体和最原始的放任自由市场经济，并将这两者合而为一，要求发展中国家一夜之间就成为具有充分选举权和自由市场经济的社会。而西方国家本身则从来没有实践过这种将最原始的民主政体和自由放任经济合而为一的现代化道路。【注释】Samuel Huntington, op.cit., pp. 190-198.【注尾】
蔡美儿对于问题的感觉和分析是敏锐的，但是她提出的解决方案是软弱的。她虽然意识到美国同时迅速输出民主和市场所造成的种族对立，但没有意识到在更深的层面上，这一政策导致了主体之间的对立。在发展中国家，它创造了强意识的“自我”与“他者”，因而创造了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认同分异。虽然在存在所谓的主导市场的少数族群的地方，这一问题最强烈、最明显地反映在种族之间的冲突上面，使得矛盾的敏感性和激烈程度大大加强。但是，在没有这样少数族群的地方，这样的认同对峙同样会出现，并且也可能会以激烈或暴力的形式迸发出来。种族是最容易导致对立的断裂带，但是，种族对立问题说到底仍然是身份和认同的对立。所以，问题的根本不在种族对立，而在认同对立。种族只是一个干预变量，只是一个认同的载体。当然，它对于外界刺激更加敏感，所以会使认同对立迅速激化。这种认同对立可以发生在国家、民族、阶级、社会群体等各种社会性组织之间。在全球范围内，美国可能被人们视为“主导全球市场的少数族群”，但它更被人们视为一个在各个领域凌驾于各国和各民族之上的霸权国。美国不仅在经济领域占据主导地位，而且也在政治、文化、技术等各个领域占据主导地位。如果美国采取强硬的单边主义做法，而不充分尊重和顾及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合法利益，就会与世界诸多国家（尤其使发展中国家）之间形成了一种“自我”与“他者”的关系。由于美国在当今世界的实力和影响力，人们可以从其所行，但并不视其为我。其实，《燃烧的世界》第11章的标题“他们〔世界〕为什么仇恨我们〔美国〕”表达的正是这种“他者”与“自我”的认同对立关系。
秦亚青：外交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