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研究》2003年第2期
基金会与美国精神
——读资中筠教授的《散财之道：美国现代公益基金会述评》
任晓
在很多方面，美国的确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国家，有不少现象都跟美利坚合众国建国历程的特性有关。若要很好地理解和把握之，常常需要回溯到那个建国历程中去寻找源头。
研究美国精神最经典的作品，当属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托克维尔用比较的眼光发现了许多美国不同于欧洲之处。可以说，这些不同与今天美国社会中的许多现象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基金会现象就是其中之一。基金会在很多国家都有，并不稀奇，但要论资产之雄厚、工作之活跃、影响之广泛，美国当为最。20世纪70年代末国门打开之后，基金会已是中国人司空见惯的事物，但国内似乎很少有人想到去深究一番。然而，资中筠教授想到了。资教授是改革开放后中美关系史和美国学在中国的开创者之一。在研究中美关系史的过程中，她注意到，近现代中美关系当中除了有教会、庚款办学的因素发生作用之外，还有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作用。后来通过到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档案馆查阅档案，访谈有关人士等，她写出了题为《洛克菲勒基金会与中国》的长文，发表在《美国研究》上。其后，她又研究了福特基金会与中国。这样，由研究洛克菲勒基金会与中国始，顺藤摸瓜，逐步拓展，写出了《散财之道：美国现代公益基金会述评》一书。【注释】资中筠：《散财之道：美国现代公益基金会述评》，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版。【注尾】
一
与资教授的其他作品一样，这本书也保持了较高的水准，详略得当，文笔洗炼，而尤以“基金会与政府的关系”、“国际工作”、“与中国的关系”、“捐赠的动机与哲学理念”等章最见功力。
关于美国各种基金会的私人捐赠与美国精神的关系，资教授要言不繁地指出，在捐赠的背后，存在着美国的志愿精神和基督教传统。志愿精神在美国有悠久的传统，它是市民社会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与作为美国核心价值观的个人主义同时并存的，有一种超越个人私利的利他同情心和对群体、对社会的责任感，这是美国公益事业赖以发达的社会思想基础。（第318页）反映到美国人的生活实践上，是为社区服务、为公益服务的志愿精神。事实上，目前有一半美国人每星期至少有4小时在某个志愿团体中服务（第319页），等等。这一点，对于理解美国精神的确是非常重要的，也正是9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关于市民社会辩论的焦点：美国的市民社会有没有发生变化、发生了何种变化、对美国社会和政治有何影响，等等。
1995年1月，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罗伯特·普特南在《民主杂志》（Journal of Democracy）上发表了《独自打保龄球》一文，引起了未曾想到的强烈反响，继之而在美国兴起了一场辩论。普特南根据其所掌握的材料，发现美国人对保龄球联合会、诸如基瓦尼斯俱乐部【注释】1915年成立于底特律，是企业家、律师、医生等自由职业者的社团，其宗旨是振兴商业道德。它也是个社会慈善团体。【注尾】和国际扶轮社那样的公民组织，以及家长教师联合会的兴趣在衰退。这种衰退不可避免地削弱了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社会资本由形成社区康乐基础的各种关系组成，而它来自志愿服务和公民参与。普特南认为，这种衰退起源于“婴儿潮”一代人对事业的迷恋和电视使人精神麻木的本质。【注释】该文的摘要中译见李惠斌等主编：《社会资本与社会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普特南后又将该文扩展为一本同名著作出版，成为畅销书。【注尾】1996年他又断言，已有的事实证明，如今美国人同其所在社区的关系远不及二三十年前密切，而社会联系减少确实伤及了美国社会与经济。
对于这一观察，美国有不少人深有同感，而不赞成这一观察者也为数颇多。但是这一问题，显然触动和抓住了美国很多社会人士的神经，引起了各类专家学者和政治社会学家的广泛关注，试图回答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公民意识有没有衰退以及衰退的原因为何。此后围绕这一问题开展的讨论，可谓如火如荼。辩论围绕着美国的社会信任是否在丧失，公民参与（civic participation）是否在衰落，社会核心机制是否在削弱，以及公共道德是否在受到侵蚀等问题展开。
90年代后期，由美国有关基金会资助建立的两个全国性委员会开展了对美国市民社会的研究，颇具代表性。一个是由皮尤慈善信托基金资助的“公民复兴全国委员会”，担任两主席的分别为美国前教育部长威廉﹒贝尼特（William Bennett）和前民主党参议员萨姆﹒纳恩（Sam Nunn）。另一个是“公民社会委员会”，由芝加哥大学神学院和美国价值观研究所联合发起成立，由琼﹒埃尔施坦（Jean Elshtain）和戴维﹒布兰肯洪（David Blankenhorn）任两主席，前者是一位多产作者和评论家，后者“正迅速成为美国最有创造力和使人敬畏的文化改革家之一”。两委员会的成员都由具有不同思想倾向的学者和提倡公民复兴的人士组成，它们的工作有不少共同点。两个委员会的出发点都是所谓“美国进步的悖论”，即这样一个使人不安的事实：一方面，美国是世界上无可争议的经济、军事和技术超强，另一方面其社会病理之多在世界上也是位居前列，这构成了一个悖论。两个委员会都认为，经济进步会确保普遍的社会进步的看法是一个神话；强调复兴家庭的重要性，尤其是要遏制离婚和非婚生育；指责美国的媒体和娱乐文化所起的负面作用；痛惜公民精神、公民信任与合作及与之相伴随的美德可能已经出现了衰退；触及共同道德准则的锈蚀及个人主义的一种腐坏形式在成长的问题；系统地提出了关于梳整美国文化、稳定美国的各种机制，以及重新给美国公共生活注入活力的各项建议。
然而，两个委员会的报告又各自代表了90年代美国市民社会辩论中的两大派观点和对问题十分不同的先后排序。其中的一派关注的是美国公民生活的状况，另一派则着眼于美国的文化和道德基础。
前一派观点与普特南大致相同。普特南根据一些材料，认为美国人正在从许多主流公民组织中退出，实际上正变得相互孤立。公民复兴全国委员会发表的报告题为《旁观者的国家：公民不参与是如何削弱美国的及我们能够做什么》，本身就表明其主要取向与普特南一致。这一派可以称作公民复兴论者（civic revivalists），他们感兴趣的主要是促进个人的公共活动。换言之，这一派主张通过强调公民在本地的公共性工作，让公民性的复苏缓和公众对政府行动主义的拒绝。其压倒性的目标是提升公民行为，而不是激发一种道德或文化复兴。这一派的公民社会知识分子常全身心地投入辩论，并试图把辩论的边界缩小到公民问题。例如该派著名学者本杰明·巴伯称，“我们所需要的不是道德性格，而是公民性格。我们的目标是民主的公民，而不是道德的人”。对他们来说，公民性格，或欣然参与，是一个民主国家的充分条件。
另一派对此提出质疑：当年轻人正在进行越来越多的暴力行为，而我们又拒绝发掘他们的良心时，如何重获公民精神？公民社会委员会正是以此为出发点，于1998年发表了其题为《呼吁市民社会：为什么民主需要道德真理》的报告。报告称，美国面临的主要挑战是重新发现可传送的道德真理的存在。报告婉转地批评了美国人所需要的只是更多地参加志愿活动的观点，努力使人们注意“更深层的问题”，即是美国的公民组织在衰落，因为形成它们的道德观念正在失去塑造美国人行为和把他们联结在一起的力量。这种削弱与各种社会问题密切相关，从投票模式到家庭破裂，从大众文化的粗俗化到经济不平等的扩大，等等。同时，公民社会委员会也发出了公民复兴的呼吁，但它的结论还是：美国的公民性危机首先是哲学的和道德的。报告称，自我治理所不可缺少的品质是关于有人情味的人和良好生活本质的某些道德观念所产生的结果，当人们生存的道德基础遭到忽视时，留下来的就只有力量（power）一个字了。【注释】“Civic Renewal vs. Moral Renewal,” Policy Review, September/October 1998.【注尾】
看来，要达成共识并不容易，两大派观点在美国还会继续辩论下去。
二
“9·11”恐怖袭击事件后，情况有否变化？有专家认为，“9·11”后在美国兴起了一种奉献主义精神，志愿服务随之增长。据2003年2月19日《纽约时报》报道，律师志愿服务正在增加。由于经济低迷，律师从事无偿法律工作的数量开始增加，从而扭转了近十年来美国公共服务数量下降的趋势，纽约是发生这一转变的重要地区。这自然是一种有意思的现象，但似乎又与经济状况不佳有关。
然而不应否认，美国社会具有一种深厚的自治和志愿的传统，没有事事指望政府的习惯。这是一种美国精神，美国的基金会现象植根于这种精神。志愿服务是美国市民社会和公民参与的组成部分。即使是在被认为是社区服务低潮的20世纪90年代末，也有约一半美国公民参加了某种形式的志愿活动，每人每周平均4个小时。【注释】美国驻华大使馆新闻文化处：《交流》2002年第2期“编者的话”。【注尾】2001年，个人捐款的数额高达1610亿美元，来自遗赠、基金会和企业的捐款达到了2120亿美元。这个数字表明，捐款数额在过去十年里增长了50%。
《散财之道》一书提出了一些非常重要的问题，但由于篇幅所限，没有展开进一步讨论。首先是关于志愿精神，书中指出了它与基金会现象的关系，但是这种志愿精神的来源为何，在美国为何表现得十分突出，书中未加讨论。志愿通常与自助相连，美国人向来对政府有一种天然的警惕感，视其为“必要的恶”，惟恐政府权力侵害公民自由。这种精神是根深蒂固的，它与社会的“自组织”程度高密切相关。英谚中有所谓“自助者天助之”的说法，自己动手（DIY）的现象也十分普遍，这在美国社会中是一种得到弘扬的东西。追根溯源，它体现在1620年的《五月花号公约》中。“我们在上帝面前共同立誓签约，自愿结为一民众自治团体。”从一开始，北美殖民地精神就是一个社会中的公民可以自由结合并同意通过制定对大家都有益的法律来管理自己。这一精神传承延续下来，渗透和弥漫于美国社会之中，潜移默化而又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行为。
其次，作者指出了宗教精神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富人总免不了有一种‘负罪感’，这是一切慈善事业的动力之一。赛奇夫人、卡耐基、洛克菲勒等都是虔诚的基督徒。”（第328页）这一点，应该说是非常重要的。实际上，把基督福音传播到世界各个角落的传教士精神在美国各大基金会的指导思想和各项活动中有充分的、活生生的反映。如悲天悯人的情怀是有关基金会致力于推进医学和发明新药物的重要动力；而更为重要的是，包括美国各大基金会管理层人士在内的美国各界精英普遍怀有一种理想主义精神，其渗透在基金会的很多具体工作，尤其是国际事务中。它与来自于基督教的天命观是相通的。宗教的精神是“转化”和“拯救”，基金会在国外的工作常常是在“转化”和“拯救”的精神主导下进行的。这对于理解美国各大基金会的国际工作，其从事项目的目的、行为方式和意义，是非常重要的。
第三，该书还指出基金会体现了“美国精英”的思想，这无疑是非常正确的。但除此之外，似乎也应看到大基金会是美国权势集团（establishment）的组成部分，这就决定了其与政府在根本的思想观念上是相通的，两方面人员的“对流”是这一关系鲜活的体现。正因如此，大基金会在思想方式、行为方式上没有脱离美国权势集团共有的特点。
在过去20多年间，中国社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一些人群已经率先进入了小康社会。这是一个急剧变化的、也是纷然杂陈的社会。社会的进步，无疑“让人欢喜”；但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士的思想和行为，又“让人忧”，因为一些人富起来后所想到的，只是个人的享乐和追求奢华的生活，挥金如土，穷奢极欲，而没有想到回馈社会。他们所缺乏的正是一种公益的精神。这是《散财之道》一书所反复提示我们的。
阅读这本书是令人愉快的。装楨雅致，文字流畅，对美国把握准确，娓娓道来，又辅以为数不少的照片，实为难得。作者写得认真，出版社出得认真，保证了本书的质量，使之经得起时间的检验。
任晓：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美国研究室主任、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