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研究》2003年第3期
全球结构冲突与美国霸权的合法性危机
【注释】本文在修改过程中得到了王缉思教授的指导，特此致谢！【注尾】
——解读伊拉克战争后的世界政治
张胜军
〔内容提要〕本文以全球化为背景，分析了伊拉克战争的性质、特点及其与全球权力结构的关系。作者认为伊拉克战争不是海湾战争的延续，而是一场新型的全球化战争。伊拉克战争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国际法体制，但不会出现所谓的战后新世界。伊拉克战争具有的特点及其体现的全球结构冲突，在今后一段时期内仍将决定世界政治的发展方向，而这种世界政治的发展方向将使美国的世界霸权遭遇更大的合法性危机。
关键词：美国外交/霸权/伊拉克战争/ 合法性
“9·11”事件以后，世界政治似乎失去了发展方向。90年代酝酿的全球治理并未在世人的期待中付诸实践。相反，随着美国发动一连串的战争，联合国的权威和国际体系的和平与稳定都受到很大冲击。尽管这些战争或者打着维护联合国决议的旗号，或者被贴上了“反恐”标签，但它们仍不能掩盖美国霸权与现存国际秩序之间所存在的深层矛盾。
一、全球化范畴的战争
伊拉克战争打响以后，国际社会普遍谴责美英绕过联合国安理会单方面动武的做法不符合国际法。但也有不少西方的舆论和媒体把这场战争与上次海湾战争相提并论，认为它是海湾战争的延续。笔者认为，第二次海湾战争的提法不尽妥当。尽管海湾战争与伊拉克战争有一定联系，但是它们却是两场性质完全不同的战争。
伊拉克战争与海湾战争不仅起因不同，战争的目标和方式也有很大差异。最为重要的是两场战争对国际体系产生了完全相反的后果和影响。海湾战争所维护的是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原则和联合国集体安全制度，海湾战争对国际政治体系现有秩序和稳定有着积极意义。而伊拉克战争则是对主权国家的公然侵犯，破坏的是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原则，并威胁了现存国际秩序的稳定。
那么，伊拉克究竟属于何种类型和性质的战争？对这一问题的考察应当首先从战争发生的社会政治背景开始。“9·11”事件后，打击、防范恐怖主义上升为当今国际政治中的重要问题，美国不仅为打击跨国恐怖主义组建了世界反恐联盟，而且出台了一系列应对恐怖主义威胁的法律措施和军事战略。这自然是伊拉克战争发生的背景因素之一。然而，从冷战结束后到“9·11”事件发生之前的十年间，是全球化迅猛发展的重要阶段，这是伊拉克战争发生的深层社会政治背景。全球化不仅从各个方面冲击了现存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而且带来了诸多全球性问题。其中最严重的就是国家政府无力控制的一些超越国家的问题，包括非法移民、贩毒、跨国犯罪、传染病的蔓延、全球气候变暖问题，当然还有跨国恐怖网络。这些问题对于美国和整个世界都在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如果说冷战是在第三世界民族主义力量高涨的背景下展开的【注释】从侧面观察，冷战是美苏两国的意识形态之争，但只有在第三世界民族主义力量高涨的背景下，美苏的冷战政策才有了实质性的内容。【注尾】，那么伊拉克战争则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展开的一场全球化战争，其特点是试图以传统国家之间的军事行动来化解全球化中出现的矛盾。
首先，伊拉克战争是一场以解决全球性问题（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跨国恐怖网络）为目标的战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包括化学武器、生化武器和核武器，它们的扩散将严重威胁人类的生存。冷战结束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已构成对世界安全的严重威胁。理论上，要彻底根除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所带来的威胁，就应当对世界上所有国家一视同仁，而不是只针对少数所谓的“无赖国家”。少数国家可以拥有而其他国家则被禁止的做法难以令人信服。但是，如果因此而放任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向更多国家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扩散，则只能带来更坏的后果。解除伊拉克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之所以成为美英动武的借口，就是由于国际社会现阶段达成的禁止武器扩散条约，尽管有其不合理的一面，对于维护世界的安全和稳定仍然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跨国恐怖主义网络也是影响全球化进程的最具危害性问题之一。跨国恐怖主义网络利用现代交通、通讯工具和越来越频繁的跨国流动所带来的便利，可以选择在世界上任何地方发动恐怖袭击，其危害性越来越大，却很难根治。“9·11”事件以后，尽管缺乏足够证据，美国政府认定伊拉克萨达姆政权为庇护、支持恐怖组织或恐怖分子，具有制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用于恐怖袭击能力的国家政权。对美国而言，消灭这个政权，也就是铲除了一个强大的恐怖主义势力。另一方面，巴以冲突陷入恶性循环，与当地恐怖活动愈演愈烈不无关系。美国政府担心巴以冲突的持续会从各个方面鼓励伊斯兰世界的仇美情绪，导致发动更多针对美国的恐怖主义袭击【注释】“ 9·11”事件后，美国把注意力集中在打击恐怖主义方面。而针对美国的恐怖主义分子大多数都是来自伊斯兰世界的极端分子，以沙特人本·拉登为首的基地组织就是最突出的代表。然而，宣扬伊斯兰激进思想的瓦哈比教派的主要基地是沙特阿拉伯。参阅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反恐怖研究中心：《恐怖主义与反恐怖斗争理论探索》，北京·时事出版社2002年版。【注尾】。所以，正是从该意义上说，美国发动这场战争既是为了石油，也是为了对付恐怖主义。
其次，伊拉克战争集中反映了全球化进程中呈现的新型权力关系，标志着政治全球化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当今世界是由主权国家构成的体系。这个体系大体形成于16、17世纪，直到20世纪60年代才完全覆盖到整个世界。该体系的特征是，在一国内部，国家之下的各种角色按等级顺序垂直排列，但在国家之间则是对等权力的横向联系，即所有国家都拥有平等的自决权成为处理国家间关系的最高原则。在19世纪下半叶，当欧洲的国家间体系扩张到全世界之后，全球化完成了它的第一个阶段性任务，即从广度上实现了其历史性任务。此后，全球化开始了它的第二阶段，即从深度上扩展。经过两次世界大战，政治控制的机制（殖民主义体系）受挫之后，国家之间的权力格局基本稳定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框架之内。然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一轮更加猛烈的、以全球市场为动力的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全球化进程中产生的许多问题开始浮升到政治层面。面对日益复杂的全球问题，跨国政策协调与管理开始越来越多地占据民族国家的政治议程。在全球层面，维持和管理世界秩序的规则和规范受到重视，其他非国家行为体如跨国公司、跨国社会运动和非政府组织也在寻求扩大它们对跨国行为规则和权威体系的影响【注释】James N. Rosenau, Along the DomesticForeign Fronti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12.【注尾】。即使在传统的国家安全事务领域，由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能够为整个世界带来严重的安全威胁，国际上的政策协调和统一管制也在加强。伊拉克战争即体现了全球安全问题的政治进程，从一定意义上讲，鉴于安全事务全球化之于政治全球化的重要性，伊拉克战争很可能将成为全球化第三阶段，即政治全球化开始的标志。
第三，伊拉克战争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现代民族国家体系，构成了对现代民族国家体系“深层结构”的直接挑战。现代民族国家体系是以民族国家内部的法制和国家之间的无政府状态为特征的。一国在内部确立法制和合法性统治，但在国家疆界外则是对国家利益的无止境追求。严格意义上，威斯特伐利亚模式下的国家主权理论和实践允许把国家的“正当”防务（包括开发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视为国内事务而不受外来干涉。然而，伊拉克战争表明，传统上可以明确区分的“内部”和“外部”政策及国内事务和对外事务的区别，已经变得模糊。伊拉克因违反了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的规制而受到联合国制裁，说明国家在追求内外国家利益上的局限性。另一方面，美国能够利用军事优势成功地对一个国家的内部事务进行干预，也说明现存民族国家体系的不稳定性和过渡性特征。而且，即使我们从主观上断定美国发动对伊战争就是为了自我的国家利益，但伊拉克战争的结局和影响仍是全局性的。尤其是战后伊拉克建立何种类型政权将对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乃至整个阿拉伯世界产生深远影响。
第四，由伊拉克战争引出的一系列法律问题将对当代国际法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从战争爆发到战后重建，伊拉克战争涉及的国际法问题十分广泛，诸如先发制人战略的合法性问题，国际法中对保护平民、优待战俘的规定，保护所在国文物，维护被占领国的秩序及战后重建等等。但从某种程度上说，伊拉克战争对于当代国际法的影响，与科索沃战争较为相似，将会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领域，对当代国际法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科索沃战争后，关于人道主义干涉的规定，以及以保障人权为基础的国际法明显得到了加强【注释】Mary Ellen OConnell,“The UN, NATO, and International Law after Kosovo,” Human Rights Quarterly, Feb. 2000, p.57.【注尾】。伊拉克战争则在安全领域强调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在全球化世界上的危害，可以预见，战后国际社会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问题相关的国际法将会得到强化。纵观这两场战争,它们的共同之处都在于突出了超越国家主权层面的价值和问题，反映了全球化时代人类共同体必将出现的新价值和新问题。
伊拉克战争将对世界政治产生多方面的影响。上述分析仅涉及某些受战争直接影响的方面。人类文明发展的历程表明，任何政治版图都是在战争的铁砧上锤出来的【注释】Robert A. Brown, The Origins of Modern Europe (London, 1972), p. 93.【注尾】。作为支撑和积聚新制度的必经阶段，伊拉克战争发出了战争性质已经改变了的信号，或许也发出了一个世界政治体系变革的信号。
二、垂直的冲突
冷战结束后，对于世界政治的权力结构，学者们提出了许多不同的看法。除了我们比较熟悉的一超多强或多极化判断之外，比较有代表性的当属西方学者重提布尔曾经描述过的“新中世纪主义”（New Medievalism）。在布尔看来，“新中世纪主义”代表着“一种现代的、世俗的、与存在于中世纪的西方基督教世界的某种普遍的政治组织的对应物。在那样一种体系中，没有哪一个统治者或国家在统治某一部分基督教众的意义上拥有主权；每一个统治者或国家都必须与下面的诸侯和上面的教皇及（在德国和意大利）神圣罗马皇帝分享权威”【注释】Hedley Bull, The Anarchical Society (London: Macmillan, 1977), p.254. 转引自戴维·赫尔德等著：《全球大变革：全球划时代的政治、经济与文化》（杨雪东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21页。关于“新中世纪主义”还可参阅Mrina S. Brownlee, Kevin Browen Lee, Stephen G. Nicols, eds, The New Medievalism (Parallax)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1).【注尾】。“新中世纪主义”这个类比对于熟悉西方历史的学者来说相对易于理解，在他们看来，当代历史正在进行着某种历史回归或者终结。
“新中世纪主义”所揭示的现象，可能有助于解释国家主权的传统形式正在进行着某种重构，这种重构很可能改变世界秩序的基础。然而，全球化世界的整体景观却是中心地区的一体化趋势和全球化边缘地带的政治动荡、地区破碎和民族分裂。如果只进行简单的类比，而不对照真实的历史状况，显然不能揭示真正的时代特征。从许多方面来看，当前世界上许多地区出现的冲突都带有全球结构性的特点。
在军事和安全领域，当前全球安全和军事秩序正在经历一个“结构分化”的过程。在发达的工业化国家之间，由于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和政治上的良性互动，尤其是现代大规模战争的毁灭性特征，这些国家之间的战争一般很难发生。战争作为解决国家间冲突的手段逐渐被废弃。但对那些经济上陷于停滞甚至倒退，在全球化进程中日益被边缘化的国家，情况则完全相反。如苏丹、阿富汗和伊拉克等国，战争仍是它们解决问题的重要手段。可见，在发达工业化国家与日益边缘化国家之间正在越来越趋于形成两大分离的安全体系，其中每个体系都有其不同的国际行为标准和规则【注释】参阅John Mueller, Retreat from Doomsday: The Obsolescence of Major War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9).【注尾】。冷战后国际军事和安全关系模式所出现的该种变化，不仅构成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工业化国家对边缘化国家军事干预增多的重要背景，也赋予这种干预以一定的结构性特征。
在经济领域，经济全球化不仅没有消除南北国家之间的差距，反而使全球经济呈现了更为明显的核心区和边缘区结构。跨国公司通过贸易和FDI（对外直接投资），虽然改变了世界生产体系的结构，如在东亚、拉美等地区出现了新兴工业化国家，但核心区和边缘区的关系仍然没有得到实质性改观。世界贸易仍然集中在发达经济体中，而新的国际劳动分工使得全球经济中财富的两极分化现象更为严重。显然，效率与公平这一传统的矛盾关系，难以在全球化进程中取得平衡。推动国际资本在全球扩张的动力是经济利益而非社会公平。这种利润、竞争优先的逻辑对那些失去竞争能力的边缘化国家尤其不利。一方面，经济全球化导致国家之间的竞争更加激烈，处于不利经济竞争地位的边缘化国家面临着被排斥出局的危险；另一方面，越来越开放的世界经济和全球市场，也使得这些国家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经济振兴前景更为黯淡。
在文明或文化领域，冲突主要体现在全球化意识形态与地区性文化传统和生活方式的对立。亨廷顿虽然指出了世界存在的几种主要地区文明类型及其相互之间的差异，但他把全球化意识形态看作西方文明的产物，并且作为西方文明的组成部分，从而把异于西方基督教文明的其他文明（主要是伊斯兰文明）与基督教文明对立起来，这是不确切的。资本主义市场基础上形成的世俗性、大众化的消费文明，与价值型的宗教教义和传统型的生活方式之间的尖锐冲突，是一种长期的历史现象。尽管世俗性的消费文化是从西方国家产生进而推广到全球的，但这不意味着它们就是西方基督教文明的衍生物。实际上，一些边缘化国家和地区所抗拒的并非基督教教义，而是全球性的消费文化和该种文化的全球化对本土文化和文明的冲击。原教旨主义就是这种抗拒的最极端方式。
文化领域的差异和冲突经常掩映在现实国家利益争夺的背后并发挥着巨大的政治影响。历史上的许多帝国把文化扩张作为延伸和深化中央权威与加强控制的重要手段，如罗马帝国的文化革新、大英帝国教育系统的制度结构【注释】这方面的著作可参阅Michael Mann, The Sources of Social Power: A History of Power from the Beginning to AD 176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 vol. 1; Daniel Headrick, The Tentacles of Progress: Technology Transfer in the Age of Imperialism, 1850-194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注尾】。在现代的民族国家形成中，文化实践则被有意识地用来建构国家历史、确立民族认同并灌输民族忠诚思想。但是，有些国家已经陷入一个恶性循环怪圈：经济颓败导致政治动荡，政治动荡导致它们愈益加快的军事化进程，军备竞赛进一步加剧了政治动荡，政治动荡导致经济发展的停滞。边缘地带国家的这种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断代和错位，加剧了它们与全球化核心地区国家之间的矛盾。
处于地球两端的地区正在形成一个真正的鸿沟，这不仅表现在经济上，而且体现在政治、文化和安全各个方面。新的全球性结构矛盾，与旧的南北矛盾有所不同。新的结构矛盾不仅是经济方面，在政治、文化领域的冲突也体现得更为充分。中东是全球政治与地区政治交叠最明显的地区，该地区任何一个强国的决策不但会对本地区的事务产生影响，也将波及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在中东，既有石油影响世界市场的供应，也有巴以冲突影响该地区的稳定与和平；中东的众多事务也需要跨边界的协调，而且中东地区存在的民族、宗教冲突难以短时间内自行解决。发生在该地区的伊拉克战争所体现的已不再是国家之间的平行关系，而是代表全球化势力的美国在其权力扩张过程中，与边缘化国家在军事、经济和文化诸领域的交锋。
三、美国霸权与合法性危机
美国霸权的形成和扩张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也形成了独特的霸权结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全面介入国际事务。在安全领域，美国积极组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中央条约组织、东南亚条约组织等多边军事同盟和安全机制，形成以美国为核心的全球安全体系；在经济领域设计和建立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奠定了以美元为中心、以美国经济实力为基础、以西方经济观念为准则的世界经济框架【注释】参阅秦亚青：《霸权体系与国家冲突：美国在国际武装冲突中的支持行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页。【注尾】。安全和经济这两大体系的建立，把强大的结构权力深嵌进世界秩序之中，确立并保障了美国的世界霸权地位，也构成了美式霸权的核心特征。
在维护霸权方面，美国采取了远比其他帝国更为复杂的措施。在安全、为资本主义市场扩张和意识形态方面，美国以西方国家盟主的角色发挥作用。凡是对美国的核心安全构成威胁的地方，它都要进行各种干预，甚至军事干涉。从1945年到1990年间，美国与妨碍其“门户开放”政策的所有主义对抗，打破欧洲和日本控制地区形成的封闭贸易集团和旧的殖民体系，并抑制第三世界的激进主义。在金融、贸易、投资、援助、教育、卫生等其他方面，美国则编织了庞大的多边机制为其利益服务，同时形成了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治理”。战后以来，美国就是运用了多种工具来维护其霸权，包括维持合作的多边机制和强制的军事手段。对此，著名学者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指出：自1945年以来，美国一直处于一个世界经济体的霸权国家，而不是一个世界帝国【注释】特伦斯·K.霍普金斯、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等著：《转型时代：世界体系的发展轨迹，1945-2025》（吴英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页。【注尾】。
伊拉克战争即是该种霸权体系持续扩张的典型案例之一。当伊拉克政权在地区安全、反恐、大规模武器扩散方面对美国的国家利益构成明显威胁的时候，美国首先是通过联合国进行干预。但当联合国的干预不能达到美国的要求时，美国选择了直接出兵占领伊拉克。这几乎成为美国维护霸权的一个固定模式，就是当多边机制无法解决，或者不能符合美国的意愿时，美国就要直接干涉。伊拉克战争再次证明，国际体系的扩张是同时以等级化和不均衡为特征的，而且军事优势总能导致政治上的控制力。
然而，从另一角度来看，伊拉克战争也使美国试图将霸权与联合国的合法性结合起来的计划彻底流产。冷战结束后，美国外交政策试图寻求一套尽量节约财政开支，并且减少国内外政治阻力的方案，以维护其在世界上的霸权。海湾战争曾使美国人相信他们已经找到了这种工具，即利用联合国实现其战略意图。乔治·布什在1991年提出的“世界新秩序”主张中，就曾明确表示要在与霸权安全考虑有关的问题上利用联合国作为一种合法化的支持。全球化过程中不断涌现出来的跨国界问题，也使得美国深信，美国无力单独应对所有全球化问题，而必须更多地借助以它为中心的多边机制。但是，根据新自由制度主义的观点，尽管霸权国家在建立多边机制过程中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但是多边机制一旦建立就会具有自身的发展规律，不仅不完全受霸主国家的控制，而且还可以改变国际体系中的权力结构【注释】参见Robert Keohane,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tate Power (Boulder: Westview, 1989), pp. 103-106.【注尾】。正如伊拉克战争的进程所表明的那样，随着多边机制影响的不断增强，霸权的单边主义行为就会显露出越来越大的合法性危机。
合法性是描述政府与被统治者之间关系的重要概念，其适用范围一般是国内政治领域。一个政府是否具有合法性一般可从三个方面进行判断。首先是被统治者的认可。普通民众的认可是建立政治合法性的基础，它们主要取决于公意和服从。公意指决策要体现多数人的意志，服从则强调自愿性；其次是社会价值观念的认同。一个社会中的价值观念，不仅是该社会中法律的实质，也是把现实生活中的人们联系起来的纽带。任何政治党派如若不能取得主流社会价值观念的认同，就会很难长期执掌政权；第三则与法律的性质和作用相关联。虽然合法性不能被简化为合乎法律的要求，但是否符合法律的程序和规定，对于判断一个政权的合法性仍然至关重要。
在国际体系中，世界各国都拥有主权，国家与国家之间关系在理论上是平等的，而且不存在一个世界政府，合法性概念似乎没有用武之地。然而，现实世界中的国家行为仍然要受国际法和外交惯例约束。虽然现实主义强调国际体系中的权力分布决定了一国的行为方式，但新现实主义者、新自由主义者现在都确信，国际体系中形成的国际法、国际制度、国际组织和价值观念能够改变无政府国际体系的基本结构【注释】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著：《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阎学通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73页。【注尾】。这就意味着合法性概念也可在国际体系中得到应用。
在国际政治中，由于缺乏世界政府，能够成为在国际社会中进行合法性判断依据的，显然只能是上文提及的第二条和第三条标准，即根据国际社会的价值观念和国际法而做出判断。当今国际社会中已经形成了少数被普遍接受的社会价值观念，如维护和平、促进发展，反对殖民主义和种族隔离的观念，尊重国家主权和不干预内政的原则，以及遵守联合国宪章等。其他的一些价值观念如尊重人权，尽管其衡量标准尚存争议，也引起了越来越多国家的重视。国际社会中不仅存在这些得到绝大多数国家认可的价值观念，而且，如果一国明显违背这些价值观念，如1991年爆发的海湾战争，就会受到一致谴责和制裁。同国内法律相似，国际法体现的也是国际社会中的价值观念。尽管国际法不如国内法那样具有强制性，但规范国际行为的国际法也应当受到足够尊重。如果一国的国际行为公然蔑视和践踏国际法，那么其行为显然就不具备合法性。
伊拉克战争后，美国霸权所面临的合法性危机亦将在这两个方面出现。首先，在社会价值观念方面，美国试图在中东地区推行其民主价值观，希望伊拉克成为推动中东地区民主化的桥头堡。但是这种做法可能十分危险。如上所述，新的全球性结构矛盾不仅表现在经济方面，也体现在政治、文化领域。如果美国在中东强行推进民主化，势必引起阿拉伯国家的疑虑和不安，反而有可能加剧该地区的政治动荡，导致这些国家国内的原教旨主义势力进一步增长。而且，即使美国在伊拉克成功地建立起亲美的民主政权，该政权的合法性也会受到质疑。其次，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客观上要求国际法朝着国内法的方向演化。这种演化方向意味着未来的国际法将会具有更多的强制性，而且要求在国际法面前，国家无论大小一律平等。美国霸权超越国际法的程序和规定，乃至单边主义的做法将越来越难以推行。正如伊拉克战争所表明的，不符合国际法规定程序（没有得到联合国授权）的军事行动必然会遭到全世界对其合法性的质疑。
长远来看，美国的霸权护持仍需通过不间断地“干预”来维系。然而，这种干预要么是由一国代表大大小小的干预力量联盟对联盟内部国家进行的干预，要么是以代表世界共同利益的联合国名义所进行的干预，否则就将导致合法性危机。美国霸权的特征是与其结构性的权力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美国经常利用多边机制及相关的规则和规范为其霸权服务，但这么做的同时也意味着美国必须首先遵守和服从这些规则和规范。这就形成了一个霸权困境：如果美国遵守这些规则和规范，美国的霸权就会受到约束，不成其为霸权；但如果不遵守这些规则和规范，而又不受惩罚，那么，不仅美国自身的行为不合法，而且也会影响这些多边机制存在的合法性和正当性，最终仍然会削弱美国的霸权。
四、余论
我们是否已经处于一个新时代的黎明？这是每一场战争过后人们必然思考的问题。伊拉克战争不是第二次海湾战争，同时也不能划归为传统的国家间战争。那么，这场性质上属于全球化范畴的战争，向我们这个时代传递的究竟是何种讯号？
伊拉克战争最后的结局以美国的军事占领、暂时管制、向新政府移交而告终，已隐约露出类似神圣罗马帝国挑候选帝的影子。这种冲突已不再是国家之间平等的冲突，而是一种垂直的冲突。这种垂直冲突反映了冷战后世界政治经济发展不均衡的政治后果，即一方面是全球化的迅速扩张，另一方面是少数国家和地区的落后、边缘化。伊拉克战争所反映的全球性结构冲突，宣告了南北国家对峙在全球化时代的延续。这其中的核心问题在于全球化边缘出现的“国家危机”：处于边缘化地位的发展中国家的建设进程远未完结，而全球化又使这个进程面临被打断的远景。美国等西方国家开出了民主的药方，但那些边缘化的发展中国家往往求助于激进的排外思想。美国虽然在伊拉克战争中取胜，但是边缘化国家的危机仍然存在，它将向我们反复证明，反抗全球化的力量并没有消失，并有可能愈演愈烈。
可以预见，伊拉克战争后，美国仍将维持多边合作体系，维持多边经济一体化，希图以此增加其霸权的合法性。然而，在这个危机四伏的世界，伊拉克战争所传递的并非一个令人鼓舞的信号。以推翻另一国家的政权为目标的军事行动再度动摇了人们对国际秩序的基石国家主权和不干预内政原则的信念，打击了人们对国际社会中现有解决全球冲突机制的信心。
从伊拉克战争的全球化性质、美国霸权的垂直性分布及其维护霸权的多边主义机制方面看，支撑美国霸权的三大支柱已经昭然若揭，即美国的军事力量、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治理机制，以及向全球推广美国的价值观念。毋庸讳言，美国作为一种新型的霸权国家行使着一定的世界政府职能。然而，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治理”不可能长期使美国“逍遥法外”。无论在经济领域，还是在其他层面，美国必须遵守国际社会业已形成的规则和规范。正如最初来自西方殖民者的民族自决原则，最后成为第三世界国家反对西方殖民者最强大的武器一样，在民主领导模式、多边协调机制和国际法方面，美国所宣扬和推广的价值观，最终也将会成为美国霸权危机的根源。
当前的许多国际争端和国际冲突正在超出威斯特伐利亚体系限定的冲突性质。从该意义上说，旨在解决全球问题的全球化战争，是否付出的政治代价、经济代价甚至生态代价过于高昂？伊拉克战争促使人们去思考，能否从根本上建立一个拥有绝对权威的自我管理的世界来取代美国的霸权？没有这样一个更高的权威，就不能指望任何国家的行为符合所有国家的利益。美国即便作为享有正义观念的霸权国家也不可能避免演变成帝国的宿命。而且离心离德的同盟不可能长久保持，更不可能独自承担维护国际秩序稳定、公正的高昂成本。
张胜军：北京师范大学法律与政治研究所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