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研究》2003年第3期
霸权周期论的贫困
——兼析美国霸权是否走向衰落
郭学堂
〔内容提要〕由于大国力量的兴衰和国际安全形势的新变化，霸权周期论出现了贫困。新兴国家在主观和客观上都难以与挑战国家划等号。大国合作局面的持续与美国霸权强化的并存是21世纪初国际政治发展的现象。在经济全球化和国家安全相互依存不断深化的情况下，避免大国冲突和实现霸权的和平更替是完全可能的。
关键词：美国外交/霸权周期论/霸权稳定论/新帝国论
冷战结束以来，人们越来越多地谈论国际政治中的霸权周期论。苏联消失使稳定的两极格局失去了平衡，美国成为“孤独”的超级霸权，经济全球化和国家安全的相互依存为“美国治下的和平”提供了新的条件。“9·11”事件发生后，美国试图组建和领导国际反恐联盟，但其“先发制人”的防御政策在国际政治中却遇到了强大的阻力。与此同时，一些新兴国家，包括中国在内，越来越不满大国合作背景下的“霸权独裁”，大国关系中的矛盾和冲突已经隐约地出现，似乎霸权的兴衰和更替就在眼前。
在国际政治格局处于重大转折时期，霸权周期论中有几个关键问题需要回答：美国霸权下的稳定局面能够持续多久？挑战国家与霸权国家之间的矛盾是否不可调和？霸权更替能否以和平方式实现？霸权周期论是否适用于21世纪的国际政治？回答这些问题有助于我们理解霸权周期论的贫困，也有助于我们寻找国际政治的发展轨迹。
一、霸权周期论面对新挑战
霸权周期论又称国际政治周期论，是对国际政治发展规律进行分析和判断的一种理论。它最早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80年代初得到进一步发展，美国学者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的“霸权周期论”、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的“霸权稳定论”和乔治·莫德尔斯基（George Modelski）的“领导长周期论”都是比较有影响力的。【注释】Immanuel Wallerstein, The Modern WorldSystem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4）; and “Three Instances of Hegemony of the World Econom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parative Sociology, No. 24 ,1983, pp.100-108; George Modelski, “The Long Cycle of Global Politics and the NationState,”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April 1978, pp.214-235; Robert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注尾】尽管三位学者对国际政治的发展史、动因和结果的分析各有侧重，但他们都认为大国战争的发生与霸权的更替密切相关。总结起来，霸权周期论核心观点是：
第一，霸权国家和挑战国家（也是新兴国家）之间的冲突和霸权的兴衰是国际政治体系演变的必然结果，也是国际政治体系发生变动的内在动力。当通过战争取得霸主地位的国家刚刚出现时，国际政治体系处于稳定的时期。随着国家实力的此消彼长，挑战国家逐渐成长壮大，越来越不满现状，而霸权国家却在走下坡路。挑战国家与霸权国家之间争夺利益的地区战争开始发生，国际政治的稳定时期就此结束，国际体系进入新的动荡时期。接着，争夺霸权的世界性战争也不可避免，国际政治又回到无序和动荡的局面。在长期的战争结束后，挑战国家成为新的霸主，国际政治又恢复了稳定状态。霸权的兴衰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第二，低强度的地区冲突与高强度的世界性战争交替出现。这种现象与国际政治体系是否有序和新的霸权国家是否出现有着密切的关系。一般情况下，当新的霸权国家即将出现时，争夺霸主地位的斗争也最为激烈，这时的国际冲突强度最高，发生大国战争或世界大战的可能性就会增大；在霸权国家夺得并巩固其霸主地位之后，挑战国家还没有出现，国际政治体系相对稳定，国际冲突就会减少，冲突的强度也较低。在吉尔平等人看来，霸权存在有利于国际政治体系的稳定，这是霸权稳定论的核心内容。【注释】关于霸权稳定论的分析和评述，参见倪世雄等著：《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92－300页。【注尾】
需要注意的是，上述三位学者就国际经济对国际政治的作用的看法有本质的差别。吉尔平和莫德尔斯基认为，国际经济的膨胀与停滞仅仅是霸权国家兴衰的一种表现形式，但不能决定国际政治的规律性进程。国际政治仍然是国际体系变革的主要推动力。沃勒斯坦却认为，国际经济的持续膨胀、经济增长点的扩大和地理上的扩散，是国家发展、霸权兴衰和大国战争的主要推动力。他的结论是经济是决定霸权兴衰的主要因素，而战争是霸权国家保持经济优势地位的最终手段。
霸权周期论在预测世界大战方面，以莫德尔斯基的观点最为典型。他将500年来的国际政治划分为五个世纪性周期（1495－2030）。在每一个周期都出现了一个霸权国家，依次是16世纪的葡萄牙、17世纪的荷兰、18和19世纪的英国、20世纪的美国。以他的划分标准和时间表，21世纪的20－30年代，新的世界大战将会爆发。【注释】关于霸权周期论的介绍，参见郭学堂：《国际政治周期性规律性中的新问题和新思路》，载《战略与管理》1997年第1期，第26-27、31页。【注尾】
按照霸权周期论，国际政治格局的转变时期总是伴随着国际局势的动荡和大国战争，因为这是新旧霸权较量最为激烈的时期。比如，19世纪初和20世纪上半叶发生的几次转变都是伴随大国战争进行的。可是，冷战结束以来，面对新型的大国关系结构和国际安全形势，霸权周期论出现了贫困。
自冷战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结束以来，国际政治格局的转变不是以战争和霸权更替形式实现的，这超出了传统的霸权周期论的解释范围。概括来讲，它可以用六个字来描述：“和平、长期、复杂”。
第一，大国关系持续缓和，合作势头未变，发生大国间战争的可能性在可预见的时期内很小。在20世纪上半叶，帝国主义之间争夺势力范围的战争经常发生，并最终酿成两次全球性战争。冷战结束20多年来，大国在核武器时代发生直接对抗的内外动因都不存在，相反，在重大国际安全问题上，大国间的合作还是主流。
第二，大国力量重组在总体上看是稳定的，是冷战格局和平解体的延续。美苏对抗的和平结束带动和加快了大国关系缓和的势头。诸如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技术扩散等国际安全问题，正在成为大国关系调整过程中制约大国对抗的新因素。伊拉克战争过程中出现的大国矛盾并不能阻止大国力量结构的和平演变。
第三，大国的兴衰和较量很复杂，不仅表现为军事实力的较量，而且是综合实力的对比。冷战结束标志着大国较量的方式发生了改变，那种仅靠军事力量和占领他国领土来实现霸权的做法已经成为历史。大国之间的竞争和较量越来越倚重经济实力、科技水平、国民素质等“软”力量。
霸权周期论遭遇挑战还来自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国家安全相互依存程度的加深。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数字化时代，大国间相互依赖程度要远远胜过一百年前。国际贸易和技术的发展带动了国际分工，也带动了资本、人才和资源的跨国流动。“在每一轮国际政治周期或周期中的某个阶段结束之后，大国合作与融合都有一次比一次加强的趋势，尤其是世界经济的一体化和世界市场的逐步统一，更是随着科学技术的跳越式发展而呈现出螺旋式上升的强劲势头。”【注释】郭学堂：《国际政治周期性规律性中的新问题和新思路》，第27页。【注尾】国家安全因素出现了由纯军事领域向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环境等综合领域的“横向”发展的趋势，同时，国家安全之间的联动和相互依赖性，也使一些非军事安全问题日益具有“纵向”的特点，需要大国合作来解决。21世纪初的大国共同面对着全球性或称跨国界安全威胁，其中包括恐怖主义、有组织跨国犯罪、环境保护、经济安全等等，这些构成了大国合作的条件。毋庸置疑，“9·11”事件全方位地冲击了国际政治、经济和军事形势。“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成为目前大国合作的基础。
霸权周期论割裂了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之间的相互关系，更没有认识到国家安全的联动性。而这正是其致命的缺陷。
霸权周期论无法解释为何冷战能够和平结束、为何出现美国“独霸”与大国合作并存的局面，以及霸权稳定局面继续维持与挑战国家迟迟没有出现的现象。
在20世纪90年代，为了抢占苏联留下的“势力范围”和填补“力量真空”，美国四面出击，尽显“霸主”雄风。没有一个国家能够与它的力量匹敌，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敢于与其正面抗衡。美国分享的冷战“红利”是丰厚的：美国经济总量增长可观、领先世界科技革命，“软力量”大大增强。当然，霸权地位也因此更加巩固。冷战结束以来，霸权稳定论就是在这种背景下盛行起来的。显然，这种霸权稳定局面是在没有发生霸权争夺战的情况下出现的。
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美苏两极格局的解体有些突然，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在争夺霸权的对手消失之后，也曾一度迷失方向。它的力量在欧洲、非洲、亚洲和中南美洲都有军事干预的记录。但是，由于缺少了力量平衡的支撑点，推行这种战略却是事倍功半，要么在国际政治中遇到了重大阻力，要么没有取得实质性的利益。美国很长时间没有找到新的敌人或对手，它对挑战国家的认识还是比较模糊的。实际上，美国心目中的挑战国家就是国际政治中的新兴国家，但后者在主观和客观上都很难说会变成前者。出现美国“独霸”的情况也是在所难免的。
“9·11”事件不仅在国际政治层面上为美国维持“独霸”局面提供了机遇，而且也在国内政治层面上加强了美国维护单一霸权的决心和意图。美国利用绝对优势地位，争取大国合作，迅速组织了国际反恐联盟，扫平了阿富汗恐怖组织。此后，美国又采取“先发制人”的军事政策，推翻了伊拉克的萨达姆政权。美国的“独霸”心态在“单边主义”的行动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与此同时，国际政治的稳定局面并没有因为美国加强自己的霸权而被打破。
二、21世纪初霸权稳定论的新特点
尽管对霸权稳定论持批评意见者甚多，但不得不承认，20多年来的国际格局的稳定是与美国“独霸”分不开的。进入21世纪，国际形势给美国霸权增加了新的内容，也对霸权稳定论提出了新的问题。
首先，国际反恐加强了国际合作。“9·11”事件使国际合作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尤其在国际安全领域。国家间在处理相互关系时主基调是寻求合作，建立战略信任，减少纠纷。与反恐合作有密切关系的防扩散等跨国界问题也将是未来一段时期加强大国合作的领域。
世界各国共同打击恐怖主义的决心已经成为新世纪初期凝聚国际安全合作的政治力量。如果说冷战时期大国政治和军事关系的明显特点是充满敌意和紧张对抗，20世纪最后十年的特点是消除敌意和减少对抗的话，那么，在21世纪初，国家关系开始进入建立战略信任和避免对抗的时代。
第二，尽管在维护国际安全的手段上存在分歧，但恐怖主义无疑刺激了国际社会在对付非传统的安全问题上加强合作的认识。这是美国霸权进一步“得势”的根本原因。
第三，其他大国与美国霸权实力极不平衡，差距太大。中国学者曾对1988年至1998年间的7个大国的数据进行了对比研究。研究发现：从综合国力值来看，美国居于第一位，并遥遥领先于其他6个国家。日本居第二位，相当于美国的60％。法国、英国、德国基本上在一个水平上，……约相当于美国的50％。俄罗斯接近美国的40％。中国的综合国力约占美国的1/4、日本的2/5、法英德的1/2、俄罗斯的2/3。【注释】《世界主要国家综合国力评估》，见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著：《全球战略大格局：新世纪中国的国际环境》，时事出版社2000年版，第19页。【注尾】就军事开支来说，2002年美国增长率居全球之首，涨幅达10％，共3357亿美元。按照当前市场兑换率（MER）计算，比第二位到15位国家的军事开支总和还要多出300亿美元；按照购买力平价（PPP）计算，也是第二到第六位国家的总和。【注释】Table of “The Fifteen Major Spenders in 2002,” in Military expenditure: SIPRI Yearbook 2003, by 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注尾】
无论是从综合国力还是军事开支方面看，目前的排名已经显示出美国的绝对优势地位。况且，在前10位大国中，很多是美国的盟友。这是过去几个世纪中霸权国家所不曾具有的有利条件。
由于具有其他国家不能匹敌的绝对政治、经济和军事优势，美国才敢于退出一些重要国际公约，如《京都议定书》、《反导条约》、《生产化学武器条约》、《反伤人地雷公约》，并拒绝签署建立国际刑事法庭的文件。在“9·11”事件发生后，美国抓住了“天时、地利、人和”的历史机遇，强力推行单边主义政策，建立“反恐统一战线”，为多边合作形势下的单边霸权行动创造了条件。
这种“霸权”局面之所以出现，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原因：
首先，美国的单边霸权行动不但没有因为“9·11”事件和国际反恐而减弱，反而有所加强，反恐成为美国用以推行其全球战略的一个“合法”手段。美国虽然在“倒萨”问题上受到俄罗斯、法国、德国和中国等国家的反对，但它与英国联合起来，在联合国框架外“单打独干”，没有遇到难以逾越的国际阻力。
其次，美国军事力量天下无敌，迄今未遇大的挫折。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的三场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使美国看到军事技术的领先优势，更加信奉“军事至上”的外交理念。
第三，国际组织对美国霸权缺乏约束机制。在一个超级大国有能力撇开联合国展开军事行动时，联合国的强制机制无法发挥作用。很长时间以来，倒是经常出现美国对联合国不满的情况。【注释】 参见郭学堂：《权力均势与集体安全：兼析国际政治体系的演变》，载《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2期，第174－175页；《后冷战时代大国关系的变迁与集体安全的未来》，载《国际观察》2000年第3期；《联合国集体安全体系的未来》，载《国际观察》1999年第1期。在“倒萨”问题上，美国对联合国不“配合”其政策颇为不满，参见鲍勃·伍德沃德著：《布什的战争》，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3年版，第360页。【注尾】
新兴国家的出现正像霸权的衰落一样是必然的。旧霸权需要在这些国家中寻找新的合作者和挑战者。在冷战结束之初，美国认为对手是日本，后来认为中国、俄罗斯、印度等都有可能。面对一些实力不断壮大却对美国霸权有所“承认”的地区强国，美国却感到了“孤独霸主”的无奈。美国朝野感到寻找新的对手的紧迫性。
经过十多年的犹豫和摇摆后，美国渐渐发现，“从孟加拉湾到日本海的东亚沿海地区是特别具挑战性的区域”，亚洲有可能出现一个以强大资源为后盾的军事竞争者，因此计划增加西太平洋的军事力量，【注释】Defense Depart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Sept. 31, 2001, p.4.【注尾】调整对外军事战略，将战略重心转移到亚太地区，以防止这一地区出现挑战美国霸主地位的战略竞争者。
应该承认，霸权周期论中对挑战国家的定义与美国对新世纪挑战国家的定位还是有所不同的。前者认为，挑战国家与霸权国家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并最终成为新的霸权；后者以警惕和怀疑的目光解读新兴国家的崛起和挑战。在美国政府眼中，既是挑战者又是合作者的国家不只一个。“非敌似敌、非友似友”是当前大国关系的明显特点。
另一方面，尽管我们在联合国对伊核查事件中看到了大国间矛盾的出现，但这并不意味着大国合作局面的迅速终结。美国霸权与挑战国家之间的根本矛盾还没有激化，两者之间的较量仍然是温和的、渐进的。此外，以德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也在挖美国霸权的“墙角”。因此，在经济全球化、国家安全相互依存和大国合作的背景下，美国也希望以和平方式维持自己的霸权及霸权带来的国际稳定。因此，与挑战国家的根本冲突也是有望避免的。
三、21世纪的美国霸权：能否跳出霸权周期？
目前，关于美国霸权走向衰落的预言在国内外不时出现，而且归纳的原因各异，总结起来，大致有三方面：一是“高处不胜寒”，美国承受不了高昂的霸权成本，国内孤立主义情绪上升，单边主义遇到了来自多边主义的强大阻力；二是尽管其“硬力量”无与伦比，但其国内狭隘的民族主义和保守主义思潮正在膨胀，它的“软力量”正在下降，“9·11”事件使美国霸权达到顶峰，从此开始走下坡；三是美国经济出了问题，为了追求绝对安全，美国忽视了自己的创造精神和信用基础，这预示着超级大国的终结。
既然出现了美国霸权衰落的“病症”，自然有人开出医治的“药方”。冷战结束前后力倡以“软力量”实现美国霸权的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院长约瑟夫·奈（Joseph S. Nye Jr）就警告美国政府，不要忽视多边主义。【注释】Joseph S. Nye Jr., “Unilateralism vs. Multilateralism,”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June 13, 2002.【注尾】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米尔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主张采取传统现实主义原则，遏制挑战国家——中国的经济增长，并以权力平衡制约中国，只有这样才能保持美国的霸权地位。【注释】John J. Mearsheimer, “The Future of the American Pacifier,” Foreign Affairs, September/ October 2001, pp.60-61.他新近出版了《大国权力政治的悲剧》一书，透露出美国霸权的危机感，并全面阐述了维持美国霸权的方法和手段。【注尾】
那么，美国霸权是否真的走向衰落了？设法维持霸权能否摆脱霸权周期的“怪圈”？挑战国家是否一定与美国霸权发生不可避免的冲突？国际政治格局的转变能否以和平方式实现？回答这些问题有着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限于篇幅，笔者在此仅就这些问题进行简要的分析。
首先，关于美国“霸权独裁”的走向。
尽管不少人士提醒美国政府不要忘记多边主义，而且美国政府在联合国对伊核查问题上的确采取了多边行动，但美国推行单边主义政策的动机和手段在本质上没有改变。对于“先发制人论”这种单边主义的军事战略，目前还很难说会成为主导美国外交政策的基石。不过，美国“独霸”过程中出现的“独裁”情况，的确堪忧。
最近出现的“新帝国论”，就是对如何推动“霸权独裁”的一种反应。它倡导“实力至上”和“先发制人”的现实主义原则，采取发号施令式“殖民”手段，以保持美国的霸权（或称帝国）地位。以美国当前“霸权”的气势和国际环境来看，“霸权独裁”现象可能还会继续下去。
在一定条件下，霸权能够带来稳定，也能够产生“独裁”。不过，问题是：“霸权独裁”下的国际政治是和平的吗？这一问题与大国关系走向密切相关。
其次，大国合作的走向。
就目前大国合作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来看，大国合作在新世纪初叶仍会继续下去。与此同时，大国实力对比也会发生根本性变化，大国兴衰趋势会更加明显，大国之间的根本矛盾和利益冲突开始增多。传统现实主义中的权力均势理念在主导大国外交和大国关系中的作用开始上升，不过，它也会受到冷战结束以来在大国关系中逐步树立的共同安全观的制约。在亚太地区，“中国威胁论”的客观存在和大国关系的复杂性给国际关系格局的顺利转型增加了难度。
21世纪头十年最为关键。这十年是大国合作基础能否巩固的关键时期。其间，如果大国间在处理相互关系和地区安全问题找到进一步协调和解决纠纷的途径，这种大国合作局面仍会持续发展下去，否则，大国实力兴衰可能引发的大国摩擦增多，甚至导致大国合作局面结束。如前所述，与20世纪上半叶前的国际政治格局转变不同的是，由于经济全球化和国家间相互依存度的加深，前一种情况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霸权国家与挑战国家之间的冲突可能在一定范围内和低强度下发生，甚至可以避免。
第三，“霸权”下的“国际关系民主化”。
进入21世纪，“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有新的表现”。在“霸权”面前，要求“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呼声越来越高。联合国安理会在2002年底和2003年初围绕伊拉克问题所展开的一系列斗争，实质上就是反对“霸权”的一种现象。英国首相布莱尔的外交顾问罗伯特·库珀（Robert Cooper）早在2002年4月提出欧盟式“后现代帝国主义论”或称“新自由帝国主义论”时，预示着美国“霸权”情况的出现。他对美国是后现代国家颇有怀疑，认为，“由于美国政府或国会是否像大多数欧洲政府现在这样接受相互依存的需要或愿望、或者接受开放、相互监督和相互干预带来的必然后果，目前还不清楚。”【注释】国内有评论将库珀的观点与美国学者提出的“新帝国论”相提并论，给予大肆抨击。实际上，他的欧盟式“新帝国主义论”与“新帝国论”有很大差别。库珀在《为什么我们仍然需要帝国》一文中开门见山地指出，“国际秩序一贯是基于霸权和平衡”，“通过单一的霸权中心实现和平与秩序的愿望一直很强烈”。然而，“帝国不利于变革”，“要维持帝国的统治通常需要一个独裁的政治形式”，变革和创新将导致不稳定。为防止秩序混乱和霸权而采取“权力均势”手段最终还是导致战争。因此，他提出了欧盟式的“后现代帝国主义论”，这是一种合作的帝国，一种自愿参与的经济帝国，一种尤其是邻国需要的帝国。这种“新自由帝国主义”提供的和平蓝图是“一种公共自由和公共安全，它没有以往帝国的种族支配与中央专制，而且也不存在那种属于民族国家特征的种族排斥”。尽管库珀的观点与西方的民主和平论如出一辙，但他反对单一霸权的独裁。他没有把美国划为“后现代国家”，原因是美国尚未接受国际社会中“相互依存的需要”，也不愿意接受“相互监督和干预”。事实上，他对美国的评价正是美国霸权的特征。详细论述请参阅原文：Robert Cooper，“Why we still need empires,” The Observer，April 7, 2002。【注尾】不过，这种“霸权”能否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的要求而有所收敛，目前还是未知数。可以肯定的是，两者之间的矛盾和斗争还会继续下去。
第四，国际政治格局的转变能否不以战争形式实现？
冷战结束以来逐渐转变的国际政治新格局到了关键时期。大国力量的兴衰产生了许多新兴国家，美国要维护自己的霸权地位，势必和这些国家发生冲突。但对美国来说，最重要的是发现挑战国家，也就是有能力和有意愿改变现状的新兴国家。这种情况可能使美国继续采取“霸权”式的政策，以防止挑战国更早出现，并避免与后者发生严重的军事冲突；也可能使美国改变单边霸权政策，愿与挑战国一起和平实现国际政治格局的转变。当然，新兴国家的情况也需要分析，这种国家“是一个革命性的还是目的有限的大国，都将决定既有大国所采取的政策和政策的成功与否。”【注释】兰德尔·施韦勒：《应对大国的崛起：历史与理论》，载阿拉斯泰尔·约翰斯顿和罗伯特·罗斯主编：《与中国接触：应对一个崛起的大国》，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32页。【注尾】一旦出现错误定位，对美国和世界都会带来严重威胁。
在经济全球化和相互依存的背景下，大国不以战争形式，而以和平过渡形式实现新的国际政治格局的彻底转变（甚至霸权更替）是完全可能的。事实上，这也正是霸权周期论发生贫困的症结所在。
郭学堂：同济大学文法学院政治学和行政学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