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研究》2003年第3期
霸权的困境
——“美国霸权治下的和平”与“新帝国”论的神话
潘忠岐
〔内容提要〕“9·11”恐怖袭击事件的发生及其后续发展彰显了实力与国家安全之间的背离，国际多边主义与美国单边主义之间的对峙成了决定未来大国关系走向和国际体系发展的主要矛盾。 “美国霸权治下的和平”和“新帝国”论的倡导者主张美国应该通过追求超强实力实现国家安全和世界稳定，应该采取单边主义和先发制人战略实现并维持美国对世界的领导地位，应该通过追求国家绝对安全和相对收益为未来世界制定秩序。它忽视了实力上升并不必然带来安全相应增加的历史新现实，而演绎的只是一个现代神话。未来的世界和平，只能是“多边协调下的和平”。
关键词：美国外交/霸权/“9·11”事件／实力／安全／多边协调
“9·11”事件及其后续发展【注释】“9·11”事件引发了人们对美国实力与安全的思考，但真正对国际体系构成直接影响的并不仅是“9·11”事件本身，而是由此引发的美国反恐战争及单边主义与多边主义之间的对抗。因此，“9·11”事件及其后续发展，为重新审视“美国霸权治下的和平”与“新帝国”论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注尾】在全球，特别是在美国国内，引发了关于未来国际体系的激烈争论。其中争论的焦点问题之一，就是美国在遭受“9·11”事件的打击之后，能否继续维持唯一超级大国地位，在世界建立“美国霸权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甚至新式“美利坚帝国”（American Empire）。乐观的兴盛论和悲观的衰落论针锋相对。
兴盛论者认为，“9·11”事件不但未能削弱美国的实力，反而使美国在全球的霸主地位更加稳固，【注释】Michael Cox, “American Power before and after 11 September: Dizzy with Success?”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78, No. 2, 2002.【注尾】因此，美国应该借此天赐良机在世界建立“美国霸权治下的和平”，甚至“新帝国”。冷战后极力倡导单极霸权模式的查尔斯·克劳瑟默和威廉·沃尔弗斯等人分别撰文鼓吹美国已经由“单极时刻”进入“单极时代”【注释】Charles Krauthammer, “The Unipolar Moment Revisited,” The National Interest, Winter 2002/03. 【注尾】，而且美国霸权造就的单极世界长期内将无法撼动。【注释】Stephen Brooks and William Wohlforth, “American Primacy in Perspective,” Foreign Affairs, July/August 2002. 【注尾】后现代派学者则更进一步，认为美国是实力超群、与众不同的后现代国家【注释】英国外交家罗伯特·库珀把今日世界的国家分为三类：贫穷虚弱的前工业国家（preindustrial states）或前现代国家（premodern states）；现代化进程中的工业国家（industrial states）或现代国家（modern states）；后工业国家（postindustrial states）或后帝国、后现代国家（postimperial, postmodern states）。Robert Cooper, The Postmodern State and the World Order (London: Demos, 2000); Robert Cooper, “Why We still Need Empires,” The Observer, April 7, 2002. 【注尾】，因此应该填补欧洲帝国衰落后留下的空缺，通过非领土占有建立一个新式美利坚帝国。【注释】Sebastian Mallaby, “The Reluctant Imperialist,” Foreign Affairs, March/April 2002; Martin Walker, “Americas virtual Empire,” World Policy Journal, Summer 2002; Andrew J. Bacevich, American Empire: The Realities and Consequences of U.S. Diplomacy (Cambridge, Mass.: HarvardUniversity Press, 2002). 【注尾】
与此相反，衰落论者则认为，美国霸权下的单极时刻不会持久【注释】Charles Kupchan, “After Pax Americana: Benign Power, Regional Integration, and the Sources of Multipolarit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3, No. 1, Fall 1998. 【注尾】，“9·11”事件不仅预示着美国实力开始走向衰败，而且说明美国越是试图称霸世界，建立新帝国，美国实力的衰落就会越快。因此，美国应该放弃帝国野心和单边主义。冷战后曾经一度认为美国注定领导世界的约瑟夫·奈看到了美国实力的悖论，认为美国尽管拥有超强的硬权力和软权力，但却“难以自行其是”。【注释】Joseph S. Nye, The Paradox of American Power: Why the Worlds Only Superpower Cant Go It Alon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注尾】大国兴衰论【注释】Paul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 from 1500 to 2000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87). 反对者认为，保罗·肯尼迪的预言是错误的，因为他进行了错误的历史类比。请参见Henry R. Nau, “Why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was Wrong,”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27, No. 4, 2001; Susan Strange, “The Future of the American Empir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42, No.1, 1988.【注尾】的主要倡导者之一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直言，“老鹰已经坠地”，“美国霸权治下的和平已经结束”。【注释】Immanuel Wallerstein, “The Eagle has Crash Landed,” Foreign Policy, July/August 2002. 【注尾】衰落论者还对后现代学派的帝国逻辑提出反驳，强调美国的新帝国战略困难重重、问题多多，帝国野心必将使美国重新陷入“最古老的帝国陷阱”——“作茧自缚”（selfencirclement）。【注释】G. John Ikenberry, “Americas Imperial Ambition,” Foreign Affairs, September/October 2002. 【注尾】
不论兴盛论还是衰落论，它们主要都是从权力的视角通过论证美国实力的兴盛或衰落来判断美国未来地位的。然而，由于权力对于国际体系的影响力在“9·11”事件后已经大为减弱并日益式微，因此单纯以权力关系来预测未来只会重蹈盲人摸象式的辩论覆辙，双方谁都难以找到支持各自结论的充足论据。
“9·11”事件及其后续发展改变了实力与国家安全之间的互动关系，彰显了国际多边主义与美国单边主义之间的对峙，暴露了美国在追求国家绝对安全和相对收益过程中的困境。本文将着重从这三个方面论述“美国霸权治下的和平”与“新帝国”论，以期进一步理解美国霸权与未来国际体系之间的关系。
一、实力与安全的背离
根据现实主义权力政治理论，一个国家实力的增加必然带来国家安全的相应增加，即国家实力与国家安全之间呈正相关关系，恰如约翰·米尔斯海默最近所概括的，“力量确保安全，最大的力量确保最大程度的安全”。【注释】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王义桅、唐小松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3年版，英文版前言第41页。【注尾】然而，“9·11”事件却“一反常态”地昭示了实力与国家安全关系的另外一面，即非正相关性或负相关性。
虽然冷战的结束使美国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唯一超级强国，但恰恰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美国遭遇了史无前例的恐怖袭击。“9·11”事件的发生，使美国国家安全，特别是本土安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美国的国家安全与实力出现了明显的背离现象。而且这种背离现象业已超出传统的权力均势理论、霸权理论、或安全困境理论的解释范围。“9·11”恐怖袭击的施动者不是民族国家，也不是受某个或某些民族国家驱使的军事力量，而是没有疆界、没有明确政治目的、捉摸不定的恐怖组织。美国遭受恐怖袭击并不是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试图平衡美国实力的结果，也不是因为新崛起的修正国要挑战拥有霸权的现状国，更不是因为美国对超强实力的追求在国家间激发了军备竞赛和安全困境。
现实主义把国际体系基本结构看作是国家间“实力的分配”。【注释】Kenneth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McGraw Hill Publishing Company, 1979), pp. 100-101. 【注尾】实力在多个国家间平均分配带来的是多极均势秩序，实力在主要两个大国间平均分配带来的是两极均势秩序，实力分配严重不平衡并且主要集中于一个大国手中带来的则是单极霸权秩序。但“9·11”事件及其后续发展却深刻暴露了现实主义“实力分配”论的不足。强大的国家实力不一定能够保障国家安全，实力微不足道的恐怖分子同样能够严重威胁到像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的国家安全。因此，世界秩序行为主体之间的实力分配已经不能决定他们之间的安全比例，不论实力的均衡分配，还是实力的不均衡分配，都难以保障国家安全、国际安全和国际体系的稳定。英国牛津大学安德鲁·赫雷尔教授在探讨“9·11”事件对国际体系的影响时指出：“实力分配既不足以说明一般意义上的国际政治，也不足以说明特定意义上的国际秩序。”【注释】Andrew Hurrell, “‘There Are no Rules’ (George W. Bush): International Order after September 11,”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16, No. 2, 2002.【注尾】现实主义传统理论的无力感需要我们揭示实力与安全关系的另一面。
安全是国家对外关系中的首要目标，实力只是国家为了实现安全目标而借用的手段。【注释】沃尔兹曾经明确指出：“国家最终所关心的并不是权力，而是安全。”肯尼思·沃尔兹：《国际政治理论》（胡少华、王红缨译），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中文版序言第2页。【注尾】“9·11”事件及其后续发展带给世界一个全新的历史现实：实力虽是决定国家安全的核心要素，但并不是唯一要素；实力不是国家安全的唯一保障，也不是国家安全的绝对保障；在没有安全困境的情况下，实力与国家安全之间的关系并不一定是同步的、直线式的、正相关关系，而是复杂的、曲线式的、波动关系；实力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它与国家安全的关系就会出现波动和背离现象，甚至到了最高的临界点之后可能变成负相关关系，即实力增加对国家安全产生的边际效用为负。
造成实力与国家安全关系波动的主要原因在于，实力对国家安全的促进作用受到其他一些干扰性因素的影响。干扰性因素对国家安全作用的显著性往往随实力的增长而变强。当国家实力达到一定强度之后，决定国家安全的非实力要素，如国际体系、国际制度、国际规范、与他国的互动、安全目标的性质（正义或非正义、积极或消极），以及战略意图等等，可能使国家安全效益与国家实力强度的相关性出现波动。非实力要素作为影响国家安全发展的干扰性因素究竟何时或在多大程度上促使国家安全曲线向下波动，取决于国家的实力状况、国家对实力的使用，以及干扰性因素何时对国家实力产生何种程度的抵触效应。
“9·11”事件及其后续发展不仅改变了实力与国家安全之间的对应关系，而且严重冲击了霸权战争作为建构、维护与变革世界秩序主要手段【注释】罗伯特·吉尔平：《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武军、杜建平、松宁译，邓正来校），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95－196、207页。【注尾】的寓意。冷战秩序的终结以没有发生传统的霸权战争而有别于威斯特伐利亚秩序、维也纳秩序和凡尔赛秩序的转换。虽然冷战的丧钟并不是敲给国际冲突的，新世纪仍将是一个“冲突的世纪”，【注释】Paul Q. Hirst, “Another Century of Conflict? War and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in the 21st Centu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16, No. 3, 2002.另参见Michael Clarke, “War in the New International Order,”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77, No. 3, 2001.【注尾】但是，在后冷战时代，世界冲突的确发生了很大变化，如地区冲突多于全球冲突，国内冲突多于国际冲突，种族宗教冲突多于意识形态冲突，而且更重要的是，传统上因力量突然转移而引发的修正国挑战现状国的战争发生的可能性变得日益微小。【注释】潘忠岐、谭晓梅：《论未来世界冲突趋势》，载《欧洲》1997年第5期。【注尾】如果说在冷战秩序结束之后我们尚不能排除霸权战争仍旧是影响世界秩序发展的主要手段之一，那么这个手段的内涵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9·11”事件引发的无序失衡及美国随后发动的反恐战争不再是争夺霸权的战争，而是维持霸权的战争。并且，这场“霸权护持”【注释】关于霸权国的权力护持，请参见秦亚青：《霸权体系与国际冲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注尾】战争对于建立未来世界新秩序，已经不再像“三十年战争”对于威斯特伐利亚秩序、拿破仑战争对于维也纳秩序、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于凡尔赛秩序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于雅尔塔秩序那样，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军事力量已不再是确保国家安全的关键，一个国家的军事实力并不能直接转化为它的政治影响。
“美国霸权治下的和平”和“新帝国”论的倡导者主张美国应该通过追求超强实力实现国家安全和世界稳定，从而忽视了实力上升并不必然带来安全相应增加的历史新现实。因此，美国建立“霸权治下的和平”和“新帝国”的尝试即使能够维持自身的超强实力，也难以实现国家安全的目标，更不用说维护世界的稳定了。
二、多边与单边的对峙
现实主义根据国家间实力的分配，认为世界秩序的建构原则或者是均势，或者是霸权。但是，“9·11”事件及其后续发展对传统上用主要由权力界定的“极”来思考国际体系的方法提出了根本质疑。当今国际社会的主要矛盾已不仅仅是多极理念与单极现实之间的对抗，而是多边主张与单边行动之间的对峙，后者将决定今后大国关系的演变和基本走向。
“9·11”事件的发生及其后续发展从正反两方面证明多边协调是建立、维护和变革未来世界秩序的基本原则。从正的方面来看，多边协调是国际社会有效处理恐怖主义威胁的最佳手段。“9·11”事件迫使美国政府暂时放弃原来的单边主义路线，转而采取积极的国际主义多边接触政策。其中最显著的表征就是美国通过联合国框架发动了对基地组织和塔利班政权的反恐战争。“9·11”事件之后，旨在谴责和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的1368号和1373号决议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获得一致通过，这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历史上是不多见的。正是在联合国国际多边主义框架下，美国很快建立起全球反恐联盟，并迅速取得了阿富汗战争的胜利。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司司长理查德·哈斯总结说，在摧毁基地组织和塔利班政权、帮助战后阿富汗重建和打击全球范围内恐怖主义三条战线上，美国领导的联盟取得了全面胜利，而胜利的根本就在于“多边整合。”【注释】Richard N. Haass, “Multilateralism for a Global Era,” Remarks to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Center o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Conference, Washington, DC, November 14, 2001, at http://www.state.gov/s/p/rem/6134pf.htm. 【注尾】多边协调不仅有助于世界各国有效回击恐怖活动、减少对恐怖袭击的脆弱性，而且为国际社会解决其他全球性政治、经济、社会问题提供了实现多边合作的重要基础。
从反的方面来看，单边行动是国际社会陷入矛盾、纷争与动荡的根本原因。多边协调并不符合布什政府的本意，美国自恃实力超群，欲以单边主义称霸世界，建立新式美利坚帝国。然而，在一定意义上，恰恰是单边主义使美国陷入了恐怖威胁之中。【注释】Melanie Sjoberg, “US Policies Create Terrorism,” Green Left Weekly, April 24, 2002. 该文是作者为Nicholas Guyatt, Another American Century?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World after 2000 (Zed Books, London/Pluto Press Sydney, 2000)一书写的书评。【注尾】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会长杰西卡·马休斯认为，“9·11”事件“给（布什）政府和美国人民的一个永恒教训就是，警惕极端单边主义的危险。”【注释】转引自SabeelRahman, “Another New World Order? Multilateralism in the Aftermath of September 11,” Harvard International Review, Winter 2002. 【注尾】史蒂芬·沃尔特在总结“9·11”事件的教训时也指出：“美国不能‘独断专行’”，“而应该更多地依赖多边主义机制。”【注释】Stephen Walt, “Beyond Bin Laden: Reshaping U.S. Foreign Polic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6, No. 3, Winter 2001/02. 【注尾】然而，在取得阿富汗战争胜利之后，布什政府却将伊拉克、伊朗和朝鲜列为“邪恶轴心”，并以新的单边主义“先发制人”战略【注释】在2002年9月发表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美国表示要以“先发制人”战略对付全球恐怖主义，使单边主义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尽管布什政府同时强调国际协调和大国合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但是这些至多只是先发制人的陪衬。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September 2002. The full text of the report is available at http://www.whitehouse.gov/nsc/nss.html. 【注尾】发动了对伊拉克的战争。在伊拉克危机问题上，美国的单边主义作法与国际社会大多数国家的多边主义主张形成了鲜明对比。单边行动不仅摧毁了国际反恐联盟赖以存在的多边合作基础，更激化了美国与传统盟友，特别是法国和德国的矛盾，而且也对现存国际机制造成破坏，使北约和欧盟陷入危机。与多边协调原则相反，单边行动不仅无助于世界各国有效应对诸如恐怖袭击等非传统安全威胁，甚至为国际社会解决传统安全问题添置了障碍。
“9·11”事件曾使美国放弃单边主义外交政策，通过多边协调寻求建立广泛的反恐联盟，并使观察家们一度看到了新的“多边合作时代”的曙光。【注释】SabeelRahman, op.cit.【注尾】但布什政府却错误地把对待恐怖主义的态度作为区分敌友的新标准。甚至在反恐战争期间，美国通过撕毁或拒绝一系列多边国际条约而重归单边主义路线，【注释】“9·11”事件后，美国单边主义的表现主要有：撕毁或拒绝一系列国际协定如反导条约、生化武器公约、京都议定书、国际刑事法庭；构筑国家导弹防御体系；出台《核态势报告》；发表“邪恶轴心说”；提出“先发制人”战略；以及发动伊拉克战争等。参见Steve Smith, “The End of the Unipolar Moment? September 11 and the Future of World Orde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16, No. 2, 2002；Sharif M. Shuja, “The September 11 Tragedy and the Future World Order,” Contemporary Review, Vol. 280, Issue 1635, April 2002. 【注尾】并且表现出更明显的单边主义倾向。【注释】Michael Cox, “September 11th and U.S. Hegemony : or will the 21st Century be American too?” International Studies Perspective, No. 3, 2002. 【注尾】虽然一些有识之士一再告诫美国政府，“霸权主义是行不通的”【注释】理查德·哈斯：《“规制主义”：冷战后的美国全球新战略》（陈遥遥、容凌译），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69页。【注尾】，“单边主义只能是自拆台脚”【注释】Jim Lobe, “Unilateralism Path Scored as SelfDefeating,” Foreign Policy in Focus, July 2, 2002. 【注尾】，并将难逃失败的命运【注释】AnatolLieven, “The Secret Policemens Ball: The United States, Russia and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after 11 September,”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78, No. 2, 2002.【注尾】，但美国似乎有更多更好的理由在国际社会推行单边主义。首先，由于美国拥有绝对超群的实力特别是硬实力，因此它有能力单边独立行动【注释】Michael Hirsh, “Bush and the World,” Foreign Affairs, September/October 2002. 【注尾】；其次，美国一些人认为单边主义是确保全球领导地位和国家安全最有效的办法，单边行动的压力恰恰为美国维系美国在联盟关系中的主导地位提供了“黏合剂”【注释】Henry Kissinger, “Where do We Go from Here,” Washington Post, November 6, 2001. 【注尾】；第三，美国不希望盟友或国际机制对其外交事务有任何制约。
然而，美国没有认识到自身安全与全球安全及其与日益强大的国际社会的联系是无法解脱的。【注释】Michael Hirsh, op.cit.【注尾】从反恐到“倒萨”，美国的单边主义日益遭到国际多边主义的制衡。国际社会支持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不仅因为恐怖主义是人类的共同威胁，而且因为美国通过多边协调在联合国的框架下建立了一个广泛的反恐联盟。出于同样道理，国际社会反对美国对伊拉克动武不是因为国际社会容忍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是因为美国试图在核查有效的情况下越过联合国单方面以“先发制人”的方式进行对伊战争。在伊拉克危机问题上，国际多边主义对美国单边主义形成了强烈的反弹，不管反弹的结果如何，美国都将难以按照自己的单边主义设想建立“霸权治下的和平”或“新帝国”。除非美国彻底放弃单边主义，否则它不仅不能成为世界的领袖，而且会丧失最忠实盟友的支持。“在国际事务中美国将继续是最重要的领导，但是世界新秩序若要昌盛就必须建立在协商的基础之上。”【注释】Robert Skidelsky, “Imbalance of Power,” Foreign Policy, March/April 2002. 【注尾】
三、安全与收益的困境
现实主义认为，国家在合作中的不安全感使他们对相对收益的关注优于对绝对收益的关注，在军事和安全领域尤其如此。【注释】Robert Powell, “Absolute and Relative Gain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85, No. 4, December 1991, pp. 1303-1320. 【注尾】由于安全也是一种收益，因此，对相对收益的重视反映到安全领域就是对绝对安全的追求。但“9·11”事件及其后续发展却进一步凸显了安全的相对性和收益的绝对性，对相对安全和绝对收益而不是绝对安全和相对收益的强调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在国际安全合作中的主导取向。
基辛格曾经精辟地指出，安全只能是相对的。因为一国的绝对安全就意味着其他国家的绝对不安全，世界强国对绝对安全的追求必然导致危险的安全困境，从而破坏整个国际体系的安全与稳定。因此，“一个稳定的秩序的基础，就在于所有国家只能是相对安全——也就是相对的不安全。”【注释】Henry Kissinger, “The Congress of Vienna: A Reappraisal,” World Politics, January 1956. 【注尾】“美国外交政策思维的主导趋势必须是将权力转化为共识，使国际秩序奠基于协议之上，而不是勉强的默认之上。”【注释】转引自Michael Hirsh, op.cit. 【注尾】国家安全不仅是相对的，而且是相互的。它不是相对收益，而是绝对收益。国家之间的安全关系并不像现实主义所断言的那样是一种零和博弈，而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只有把国家安全正确地理解为绝对收益，才能在国际竞争中避免安全困境。只有把国家安全看作是相对的和相互的，才能在国际互动中营造多赢格局，维持整个国际体系的安全与稳定。
在国际社会生活中安全并不是稀有产品，世界各国为了安全目标相互间既竞争又合作。安全是一种关系概念，自我安全是通过同他者的安全关系界定的，他者的不安全往往是对自我安全的潜在威胁和挑战，确保自我安全的最佳战略就是在追求自者安全时照顾他者的安全利益，帮助他者也获得安全。因而，不论个体安全、国家安全还是国际安全都只能是相对的，而且是相互的。只有相互确保安全，才是稳定的安全。安全以多边协调为原则在世界秩序行为主体间的分配可能是不平等的，但必须是公正的。国际行为体只有在获得自身安全的同时不会损害他者的安全，不以他者的不安全为代价，也就是只有当各个行为体之间相互都有安全感时，追求安全的绝对收益而不是绝对安全时，世界安全才切实有保障。
相对和相互安全能够通过多边协调有效地在世界主要行为体之间维持一种安全平衡（balance of security），安全的相对性和相互性使安全平衡可以避免与实力竞争相伴随的安全困境，从而避免破坏世界和平与稳定的误判。战争是对世界秩序的最大威胁，但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由于战争已经很难通过改变实力对比来提高安全效益，因此，世界各国试图通过战争打破相互安全带来的安全平衡变得没有意义。罗伯特·鲍威尔曾经指出：“利益的当前分配与使用武力后所能实现的分配之间的差距越小，战争的概率就越小；反之则越大。”【注释】Robert Powell, “Stability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Power,” World Politics, January 1996, pp239-267. 【注尾】鲍威尔所说的利益实际上最集中体现的就是安全。而且，相对和相互安全能够在世界各国间形成一种良性的安全互赖（interdependence of security），为世界秩序行为主体协力应对安全威胁和安全挑战提供了一个最佳方案。因此，安全平衡比实力平衡，安全互赖比经济互赖都更能维持世界秩序的持久稳定。
现实主义对相对收益和绝对安全的强调一直遭到自由主义特别是新自由制度主义的批判。后者认为，由于国际合作是可能的、正常的、普遍的现象，因此各国在关心各自收益时，强调的不是相对收益，而是绝对收益。邓肯·斯奈德认为，追求相对收益是导致“囚徒困境”的重要因素，因为当两个国家关心的只是相对收益时，他们之间的关系就变成了一种零和博弈，合作的余地就会大大减少甚至没有。【注释】Duncan Snidal, “Relative Gains and the Pattern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David Baldwin, eds., Neorealism and Neoliberalism: The Contemporary Debat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170-208. 【注尾】
在“9·11”事件后的国际政治生活中，为了追求相对收益而放弃绝对收益的做法变得尤为荒谬。因为：首先，当代世界政治、经济、军事、安全关系日益复杂化，国家对于相对收益的计算面临着高度的不确定性，得失分配难以预期；其次，当代世界政治、经济、军事、安全关系在以极快的速度发生着变迁，国家之间相对得失的分配也以同样的速度变动不居；第三，一个国家在某个方面的收益可能与在其他方面的损失同时发生，各国政府难以统计相对得失的总和情况。【注释】参见Daniel Deudney and G. John Ikenberry, “The Nature and Sources of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25, No.2, 1999. 【注尾】由于安全收益是一个涵盖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社会、环境等方面的多元综合概念，因此国家对相对收益的关注在逐渐让位于对绝对收益的关注，不仅经济领域如此，军事和安全领域也是如此。
美国企图建立“霸权治下的和平”和“新帝国”与现实主义理论强调相对收益和绝对安全是一脉相承的。一位美国学者这样指出，如果美国要想成为新式“帝国”，那决不是出于经济原因，而只能是出于对绝对安全的追求。但是，绝对安全是不能通过外交协商获得的，只能通过武力去赢得。【注释】James Chace, “Imperial America and the Common Interest,” World Policy Journal, Spring 2002. 【注尾】美国对国家绝对安全和相对收益的追求反过来成了它奉行单边主义外交路线的重要动因。这不仅导致美国采取单边主义，而且还必然导致其对权力的滥用，加剧“霸权的困境”【注释】Arthur Stein, “The Hegemons Dilemma: Great Brita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 in Charles Lipson and Benjamin Cohen, ed., Theory and Structure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A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Reader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9), pp. 283-314. 【注尾】，并危及自身的安全利益。【注释】David C. Hendrickson, “Toward Universal Empire: The Dangerous Quest for Absolute Security,” World Policy Journal, Fall 2002; G. John Ikenberry. 【注尾】
四、结论
尽管“9·11”事件最直接和严重的受害者主要是美国，但是由于它拥有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都无法比拟的超强实力和影响，因此美国对“9·11”事件的后续处理将给未来国际体系和世界秩序带来深刻的变革。现实主义用来解释国家安全和国际体系的传统权力政治理论遭到根本质疑。尽管权力仍是决定未来世界秩序发展的重要变量，但是权力以及奠基于权力之上的“极”已不再是诠释世界秩序的有效方法。实力并不是国家安全的唯一和绝对保障，实力与安全的背离说明安全分配已经不再是建立、维护和变革国际体系与世界秩序的可靠基础。
“9·11”事件及其后续发展凸显了非主权国家行为主体和非传统安全客体的地位和影响，降低了战争对于建立、维护和变革世界秩序的作用，为了实现世界的和平与安全，国际行为体必须更多地依赖多边外交、国际机制、跨国协调等更为有效的手段。对付非传统跨国威胁和全球性问题，尤其需要世界秩序各主要行为体的合作与协调。【注释】Armando Bravo Martinez, “The New World Order and What We Make of It,” World Policy Journal, Fall 1999. 【注尾】多边协调而不是单边独干已经成为建构未来世界新秩序的基本原则。
“‘9·11’事件标志着地缘政治时代的结束和一个新的时代——全球政治时代的来临。”【注释】IvoDaalder and James Lindsay, “The Globalization of Politics: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for a New Century,” The Brookings Review, Vol. 21. No. 1, Winter 2003. 【注尾】国际行为体在构建世界新秩序的过程中不仅要考虑自身的安全利益，而且必须兼顾他者的安全利益，注重全球性问题的解决。在维持世界稳定与安全的同时，还必须兼顾正义与公平、发展与进步，否则不正义和不公平会将稳定与安全毁于一旦。对相对安全和绝对收益而不是绝对安全和相对收益的重视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在国际安全合作中的主导取向。
正如美国乔治城大学查尔斯·库普钱所说，“世人在21世纪将见证的不是历史的终结，而是美利坚时代的终结。”【注释】Charles Kupchan, The End of the American Era: U.S. Foreign Policy and the Geopolitics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2002). 【注尾】美国欲借自身超强实力建立“美国霸权治下的和平”，甚至“新帝国”。但美国对实力的过分依赖、对单边行动的极度推崇、对绝对安全的执意追求，却严重背离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美国虽然实力超群，但在面对越来越多的类似恐怖主义袭击式的非传统安全和跨国威胁时，单边主义无以保障绝对安全，强调大国协调与合作是大势所趋。
概言之，“美国霸权治下的和平”和“新帝国论”给世人演绎的只是一个现代神话。未来的世界和平不会是“美国霸权治下的和平”，而只能是“多边协调下的和平”。
潘忠岐：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美国室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