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研究》2003年第3期
孤独的霸权能走多远
丁幸豪、邓凡
〔内容提要〕伊拉克战争结束，萨达姆倒台，美国在军事上取得了胜利，政治上却面临困境，美国的软实力明显削弱。布什政府处于矛盾之中，一方面意欲维持霸主地位，一方面迫于国内外压力不得不做出某些策略性调整，即在继续信奉以实力为基础的单边主义同时，在可能的时间与地方不排除采用政治和外交的解决办法。
关键词：美国外交/霸权/伊拉克战后/策略性调整/有选择的多边主义
伊拉克战争以萨达姆政权的倒台而结束，美国绝无仅有的空前实力再次得到证实，国际制约力量终究未能阻挡美国霸权的步伐。与此同时，它也陷入前所未遇的孤立境地。但是，美国执政者不仅没有作出“9·11”之后国际社会一直期望的深刻反思，反而愈加我行我素，以推崇武力和单边主义为特征的新保守主义思潮更给布什的强势外交推波助澜。指望战后短期内美国重回温和路线，看来是不现实的。【注释】袁鹏：《从伊战后看美国霸权的前景：下一步何去何从》，2003年4月14日《国际先驱导报》。【注尾】
一、赢了战争，输了政治
谈及伊拉克战争，无论反对者还是支持者，在承认美国强大的实力无人望其项背的同时，均指出美国向来引以为傲的软实力此次已大为受损。
作为一个国家在制度与文化方面的魅力，软实力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汉斯·摩根索认为构成综合国力的要素有地理、自然资源、工业能力、战备、人口、国民性、国民士气、外交和政府素质等九项。【注释】汉斯·摩根索：《国际纵横策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版。【注尾】克莱因主张一个国家的国力有基本实体、经济和军事能力、战略目标和实现目标的意愿等五个主要因素。【注释】Ray S. Cline, World Power Assessment (Westview Press, 1977)； Ray S. Cline, World Power Trends and U.S. Foreign Policy for the 1980s (Westview Press, 1980).【注尾】 约瑟夫·奈指出，通过文化、政治价值观和不傲慢的政策发挥吸引作用的软实力，与通过军事大棒和经济胡萝卜使别人屈从于自己意志的硬实力具有同等的重要性。【注释】Joseph S. Nye, “Soft Power,” Foreign Policy, Fall 1990, No. 80. 【注尾】 奈近年来又一再撰文指出，美国力量的自相矛盾之处，在于它越是增强力量，影响力反而越弱。不管是以不符合美国国家利益为由撕毁已签署的国际协议，还是因为不喜欢某个政权而利用“先发制人”原则入侵他国，都会加剧世界上许多地区（特别是一些欧洲国家）对美国的不满。把联合国撇在一边贸然发动对伊战争，无异于对美国软实力的一种破坏性开采。【注释】参见Joseph S. Nye, The Paradox of American Power: Why the Worlds Only Superpower Cant Go It Alon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January, 2002); “Why Military Power Is No Longer Enough,” The Observer, March 31, 2002; “Bound to Lead: The Changing Nature of American Power,”Basic Books, August, 1991.【注尾】
无可否认，美国仍是当今世界唯一超级大国，并且这一地位还将持续相当长时间。美国世界头号经济大国宝座从19世纪末保持至今，并始终掌握着科技革命与市场竞争的主动权。军事上，苏联解体后美国是世界上拥有最强大常规军备和核武库的国家。但在全球信息时代，光靠硬实力显然不够，“软硬兼备”才有实际意义。软实力虽不是主导国际政治的决定力量，但对国家实施并实现战略目标起重要作用。积蓄发展软实力比硬实力远为困难，一旦流失却殊难挽回。布什上台以后，频频举起武力大旗。几乎没有人怀疑美国超级战车会很快碾平巴格达。但美国在声威大振的同时，其国际形象、政治威信和道德感召却大打了折扣。软实力“内伤”短期内不会撼动美国霸权，却是对它世界领导地位长期、无形的侵蚀。
二、单极世界制度化？
表面看来，对伊拉克的战争似乎出于理想主义的理念。布什强调要在伊拉克重建自由、民主政权，然而真正支配美国中东政策和对外战略的，还是从现实主义出发的新保守主义理念：认为美国是个“无与伦比的杰出国家”，肩负着向全世界推行“善意的霸权”的特殊使命，要将“恶魔”和令人讨厌的政权从地球上赶走，为此必须重整军备，确保任何一个国家都永远无法与它媲美。新保守派著名人物、《旗帜周刊》主编威廉·克里斯托尔说：“这个世界没有选择，要么是由我们来领导，要么是一团糟。并不是要在美国霸权和一个美好的多边世界之间进行选择，而是要在我们和一个十分危险的世界之间进行选择。”【注释】樊尚·若威尔：《伊拉克战争后的世界》，5月28日法国《新观察家》周刊。【注尾】
2002年9月公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注释】“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http://www.whitehouse.gov/nsc/nss.html.【注尾】，宣称全世界应该有一套“普遍的价值观”，不管文化、宗教、种族、传统有何不同；美国要以决定性的军事和经济优势，阻止其他任何国家试图超越或与之匹敌的努力。伊拉克战争是“先发制人”预防性战争的首次演练，此前在阿富汗只不过牛刀小试。
“9·11”事件发生后，美国为组建反恐联盟，曾主动修复与中俄等各大国的关系，一度形成对话协商的良性互动局面。但好景不长，布什政府很快又回到强硬立场，布什的“ABC” （Anything But Clinton）情结首先是批评克林顿过分热衷于妥协。华盛顿一些决策者认为美国已经成为有史以来最强盛的国家，拉姆斯菲尔德在谈到伊拉克问题时直言不讳地说：“现在做出正确的决策和采取正确的行动比拥有一致的支持更重要，尽管一开始行动时我们可能会显得很孤独。”新保守派提出乘胜采取下一步行动，利用伊拉克战争的胜利维持并扩大“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使美国领导的单极世界制度化。其指导思想是：首先，对认为是对世界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的特定国家发动先发制人攻击；第二，确立美国价值观畅通无阻的世界秩序；第三，不受现有国际制度约束，与志同道合的国家组成联盟以确保美国主导地位。具体来说，布什政府及其新保守主义谋士们的深层考虑有三：
1． 不希望看到一个强大的欧洲
美欧间亲密的联盟关系随着冷战结束逐步出现裂痕，透过争吵的表面，可以发现以下几个深层次的矛盾变化：
首先，大西洋两岸凸显战略分歧。冷战后美欧矛盾始终保持在低位政治，但90年代以来特别是“9·11”以后，矛盾逐步升级，发展到全球治理观、国际秩序观及发展模式等高位政治。伊拉克危机就是一次矛盾的总爆发。罗伯特·卡根用“实力差距”解释欧美对主权、安全和“强力”的不同态度：拥有极为强大的军事实力和技术优势的美国常试图去 “解决”问题，而一个花了近半个世纪才渐渐融合为“国际社会”的欧洲，更倾向于“处理”问题。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显然对生活在国际法和多边协议的约束中缺乏兴趣。【注释】Robert Kagan: “Power and Weakness,” Policy Review, May, 2003, No. 113.【注尾】
其次，欧盟内部出现分裂。就美欧关系而言，约50年前英法就从苏伊士运河事件中得出不同结论：英国认为欧美可以共同塑造这个世界，法国则认为欧洲联盟必须制衡美国的势力。近来，布莱尔反复强调欧洲和美国分裂会造成危险，希拉克则坚持“多极世界的必要性”。两种观点在欧洲都有支持者。在2003年4月16日的亚速尔首脑会议上，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荷兰、丹麦和中欧国家同英美意见一致，认为应该保留一个跨大西洋共同组织；法国主张欧洲和美国分道扬镳，也得到了德国和俄罗斯政府及大多数欧洲左翼力量的支持。【注释】“From Suez to Baghdad: The Iraq Crisis may Determine the Future of European Relation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The Economist, Mar. 20, 2003. 【注尾】 在伊拉克问题上，欧盟苦心经营的“共同防务和外交政策”几乎分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霍斯特·克勒所说的“欧元区既要在经济上表现得强劲有力，又要在政治上有行动能力”【注释】《霍斯特·克勒谈伊拉克战争带来的后果》，见2003年3月27日德国《经济周刊》。【注尾】似乎还只是一个期望。
第三，美国对强大统一的欧洲怀有戒心。布什政府新国家安全战略的核心是阻止任何挑战美国优势地位的竞争对手出现，一个将来堪与其分庭抗礼的欧盟当然也在其中。布什政府中的新保守派不掩饰对欧洲统一的发展方向可能有损美国利益的担心。当拉姆斯菲尔德宣布“任务决定联盟”时，一些欧洲人感到传统的联盟已名存实亡。“新”“老”欧洲的说法，不仅显示美国有意疏远英国以外的欧洲大国、转而加强与波兰等前东欧国家的关系，而且在人为制造欧洲内部的分裂。一些新保守主义阵营的战略家提出方案，鼓吹建立一个广泛的自由贸易区来接纳那些退出欧盟或不愿加入欧盟的国家，并根据需要与之结成某种联盟，旨在阻挠一个强大的欧洲出现。
2．重新考虑国际机构组织原则
联合国安理会始终拒绝授权美国对伊动武，北约在土耳其协防问题上又发生了成立以来最大的危机，使美国一些新保守者大为恼火。他们认为联合国无力解决伊拉克问题，其作用应仅限于人道主义援助，否则会破坏美国搜寻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恐怖分子的目标。【注释】Nile Gardina, “Limit the Role of the United Nations in PostWar Iraq,” http://www.heritage.org, April 1, 2003.【注尾】 1999-2002年间任 “美国新世纪”计划副执行主任的托马斯·唐纳利说，目前的联合国和北约都不适合为美国的政策目标服务。改革后的联合国或其替代组织必须更看重个人政治权利的自由，而不是稳定或国家主权，其合法性应从“目的”而不是“过程”中获取；新的北约应成为一个更能为实施各种新使命而提供军队的联盟，而不是一个防御性的、只为战争做准备的联盟。【注释】Tomas Donnelly, “Whats Next? Preserving American Primacy, Institutionalizing Unipolarity,” National Security Outlook, AEI online(Washington), May 1, 2003.【注尾】
新保守派力主抛弃联合国和北约这两个“过时”的“冷战遗留物”，不过即使在当前的胜利时刻，白宫也不大会采取这种极端做法，因为联合国仍然是国际社会首肯的权威机构，北约仍然是欧洲稳定的重要保证。
3．继续关注“潜在对手”
虽然“战略竞争对手”不再挂在布什嘴边，但关于“中国威胁”规模和程度的辩论仍在美国政府和持新保守主义观点的智囊机构中继续。卡根认为，作为新兴强国，中美之间不一定爆发战争，但将发生激烈冲突。约翰·米尔斯海默于“9·11”后不久推出的《大国政治的悲剧》，从人口和财富是军事权力的原动力、而后者决定外交走向的逻辑出发，预言“在21世纪早期美国面临的最危险的前景是中国将成为东北亚的潜在霸权国”，中美冲突将不可避免。【注释】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王义桅、唐小松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3月版，第541页。【注尾】 唐纳利指出布什主义的实质是既要“铲除”激进伊斯兰主义，同时也要遏制中国崛起，认为伊斯兰分子与中国结成松散的联盟将会对美国的单极世界构成主要威胁。【注释】Tomas Donnelly, “Whats Next? Preserving American Primacy, Institutionalizing Unipolarity,” National Security Outlook, AEI online(Washington), May 1, 2003.【注尾】但对威胁的原因，学者们各有说法。米氏认为中国威胁乃大国政治自身逻辑演绎的必然，而唐纳利与亨廷顿关于儒家与伊斯兰结合的观点相似，归结为“文明冲突”的结果。
三、霸权的困惑
“9·11”之后面对世贸中心废墟，不少美国人发出了“他们为什么那么恨我们”的疑问。应当看到，不管美国是一个如何温和的霸权，它首先是一个霸权，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中，一个国家过分强大必然会引起其他国家的不安，何况这个霸主还以自身安全为由，试图通过武力来消除所有的“威胁”。有学者认为，寻求自身绝对安全是造成历史上许多帝国瓦解的关键因素之一，统治成本大量增加，最终陷入导致霸权衰弱的“帝国过渡扩张问题”。【注释】Paul Kennedy，“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 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 from 1500 to 2000,”Radom House (New York)，1988, p. xvi.【注尾】 沃勒斯坦在《老鹰坠地》一文中说：“为美国霸权做出贡献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因素同时也将是不可抗拒地导致美国衰弱的因素。”【注释】Immanuel Wallerstein, “The Eagle Has Crash Landed,” Foreign Policy (July/August, 2002), No.60.【注尾】 他不久前重申了上述观点，指出美国在世界体系中的衰弱是结构性的，不是事态性的；在世界历史中，军事力量从来不足以维持霸权，得到世界大部分承认的合法性是极其重要的，而美国鹰派则从根本上破坏了美国宣称的合法性。【注释】Immanuel Wallerstein, “Shock and Awe?” Commentary, No. 111, Apr.15, 2003.【注尾】 军事胜利极有可能以政治代价为前提。
然而，制约美国单极霸权的国际国内因素仍然存在：
首先，国际多边制衡。伊拉克战争导致美欧、欧洲和北约的分歧加剧，同时一种多极制约美国的局面正在悄然形成。大国同美国的关系直接影响美国“一超”战略的实施。各国通过国际机构、经济和外交措施的“软制衡”，使美国难以实现真正的单极霸权。罗伯特·佩普提出“软制衡”概念，指出过去200年里力量较弱的国家往往联手对强国进行遏制，但美国的长期优势地位是个例外。主要大国没有采取重大制衡行动的关键原因不是美国不够强大，而是它的“非侵略性意图”。现在美国单方面发动这场“先发制人的预防性战争”有损其声誉。其他国家虽然无法直接与其强大实力对抗，但可以通过国际机构、经济及外交手段限制超级大国运用其强权。【注释】Robert A. Pape, “The World Pushes Back,” The Boston Globe, March 23, 2003.【注尾】
欧盟开始弥合因伊战产生的裂痕。中国、俄罗斯和欧盟一样，虽然非常重视与美国的关系，但并不因此放弃自己的原则和利益。即使是美国的亲密战友英国，在一系列国际问题上与它也存在分歧。布莱尔在公开声明中表示，他对国际事务的关注重点（从全球变暖、中东和平到联合国作用）、甚至对世界各国关系的基本构想，经常与布什相去甚远。
此外，且不说联合国，其他一些国际组织在地区和全球事务中也起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如亚欧首脑会议、东南亚国家联盟、非洲国家联盟、不结盟首脑会议、上海合作组织等，对超级大国的国际行为是一种极大的牵制。
其次，国内政治因素。美国对外战略是基于国家利益的综合考量。虽说时下影响美国国内思潮主流的是新保守主义，但一批有识之士已经作出冷静的战略反思。约瑟夫·奈指出，恢复以单极、霸权主义、主权和单边主义为核心的传统政策不会产生理想的效果。【注释】Josph S. Nye, The Paradox of American Power: Why the Worlds Only Superpower Cant Go It Alone.【注尾】 米尔斯海默也极不赞成鹰派军事打击伊拉克的政策。兰普顿不同意中美必然冲突的说法，认为中国主要是从国内经济福祉和社会稳定的角度给安全下定义，中国正在沿着“正确的道路”而不是错误的道路崛起。【注释】David M. Lampton, “Thinking about the Security Implications of Chinas Rise”, testimony in the hearing “Effects and Consequences of An Emerging China”, by Subcommittee on East Asian and Pacific Affairs, Senate 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 March 19, 2003, www.nixoncenter.org.【注尾】 还有学者提出，“美利坚帝国力量的上升与宗教恐怖主义实力的增长是当今世界政治的两个互为因果的共生现象”。【注释】James Kurth, “Confronting the Unipolar Movement: The American Empire and Islamic Terrorism,” Current History, Dec. 2002；And, P. W. Singer, “America and the Islamic World”, Current History, Nov. 2002.【注尾】 这些质疑或多或少会对布什目前奉行的军事实力至上的单边作风有所告诫。
党派政治和利益集团同样影响着每届政府的对外战略。“9·11”确实使美国改变了许多，尤其在国际安全战略的理念方面，不管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尽管如此，一旦民主党执政，对待多边国际机制的态度仍会有所不同。另外，布什政府内部也存在着五角大楼与国务院两种政策之争。
四、美国的世界还是世界的美国
华盛顿的既定战略框架不会在短时间内改变，不过美国决策者们亦清楚地看到面临的问题，适时作出政策调整，国际社会予以适当应对。
首先，美国启动新一轮外交，力求消弭与盟国的矛盾。大西洋两岸联盟虽然在伊拉克危机中遭到削弱，却没有造成彻底分裂，更没有出现有些学者说的“根本性文化和制度基础的动摇”。美欧仍有相似的价值观和共同利益。基辛格认为美欧都有必要静下来好好思考双方未来关系，真正的联盟意味着各国超越本国的利益，反美不能成为欧洲建设的唯一纽带，美欧现在缺乏和今后应当恢复的正是这种共同利益意识。【注释】亨利·基辛格与记者谈话纪要, 见2003年3月26日《巴黎竞赛画报》。【注尾】 鲍威尔在2003年4月初的布鲁塞尔记者招待会上，用“一个老朋友胜过两个新朋友”的俗语驳斥了欧洲对美国不再重要的说法，并把伊拉克重建定单作为拉拢各国的筹码。“老欧洲”也认识到，大西洋路线是艰难而又现实的选择，不能再继续将美国“妖魔化”，必须对美国持一种批评性的支持政策，这种政策的重点在于维护共同利益而非直接的对抗。法、德、俄悄悄改变了对外姿态。
第二，美国单边“倒萨”固然获取了巨大的战略优势，但由此引发的规模空前的全球反战浪潮，使新保守主义者重新思考。他们建议，布什政府仍需证明战争的合法性，需要采取各种手段加强民主国家之间的合作，通过多边手段淡化行使帝国权利时的单边主义性质。新保守派雄心未泯，并没有放弃“新帝国主义论”，只是试图“柔化”行事作风。
第三，多强将继续为维护公正的国际秩序而努力。对许多国家来说，伊拉克危机不仅是关于伊拉克的，也是关于美国的，是关于美国在全球扮演什么角色及是否愿意按规则行事的问题。冷战后美国长期雄踞“一超”地位，但是“多强”的力量也有大幅度提升。伊拉克危机前后大国与美的较量，已经发展到围绕世界秩序和安全模式的斗争。联合国正在成为多极化与单极化、新旧秩序观激烈碰撞的舞台。
伊拉克危机并不是美国为绝对主导的国际关系新时代的标志，也不是一些人所说的美国霸权衰落的开始。美国从1991年海湾战争起开始奉行的“唯一超级大国地位不受挑战”政策，以1999年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批准入侵一个欧洲主权国家而达到顶峰。“9·11”以后，美国试图对现有国际体系“动大手术”。体制转换的目的不是保护现状，而是为了确立美国作为一个不受任何挑战的霸主地位。
“没有什么事情比帝国谋求自己的利益却相信自己在从事人道主义事业更危险的了”。【注释】Eric Hobsbawn, “Americas Imperial Delusion: The US Drive for World Domination Has No Historical Precedent,”,The Guardian, June 14, 2003.【注尾】 正如基辛格在2001年出版的《美国需要外交政策吗？》一书中所说的，不管美国觉得自己的目的多么无私，只要它明确坚持自己的霸主地位，就可能促使全世界其他国家逐渐联合起来反对美国，最终使之孤立并国力耗尽。【注释】Henry Kissinger, Does America Need a Foreign Policy? Towards a Diplomacy for the 21 Century (New York: Simon and Shuster, June 2001).【注尾】 霸权过度膨胀，难免捉襟见肘。
丁幸豪：上海美国研究所所长、教授
邓凡：上海美国研究所研究人员、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在读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