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研究》2003年第3期
从负责任的公民到负责任的全球公民
任东来
2003年3月中旬，在美国对伊拉克战争的豁豁磨刀声中，美国密歇根大学教授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以其丰富的学识和切身的政府幕僚经验，向数千荣誉大学生作一场演讲，重提西方政治传统中的一个古老的新话题：“负责任的公民”。说其古老，是因为从西方文明的源头希腊民主制和罗马共和国开始，公民及其责任就是政治学的主要话题；说其新颖，是因为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原本界定国内政治身份的公民概念，又被赋予了某种超越国界的普世含义。
在这篇刊载于2003年第2期《美国研究》的演讲稿中，李侃如教授提出，在美国朝野重新思考政府责任、代际债务、甚至生命的含义等“社会契约”时，在美国举国上下爱国主义热情高涨，民众准备为安全而放弃若干公众自由的时候，在美国“拥有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国家所不曾享有的”综合实力并据此致力于经济联系和科技开放的时候，美国人应该认真考虑“负责任的公民的义务”。
在李侃如教授看来，公民的这些义务包括：对上述问题的认真思考并倾听别人的看法；做出自己认为是对国家和社会，以及整个世界最为有利的选择；做出切实的努力，把自己思考传达给别人；尝试着把事情转移到自己认为重要的方向上来。
显然，他强调的是认真的思考、开阔的眼界、主动的交流和对话、积极的政治参与。【注释】《美国研究》2003年第2期，第117页。【注尾】可惜的是，囿于演讲时间的限制，李侃如教授没有能够说明，对一个民主社会来说，负责任的公民为什么重要这一个大问题。笔者只好在这里狗尾续貂，略作说明。如果从过去几百年世界民主化的进程来看，历史已经证明一个社会，如果不能够熏陶并培养出这种负责任的公民，民主化不仅不会给社会带来稳定，反而会造成社会的动荡，冷战后非洲的所谓“民主化”浪潮及其后果就是例证；即使能够给某个社会带来一时的稳定，但却可能与内部扩张性、甚至是侵略性民族主义情绪相融合，从而给国际社会带来灾难。20世纪30年代的德国、日本和意大利可以佐证。
因此，除非一个国家有足够数量的负责任的公民，否则无法排除民主政治导致无政府社会、独裁社会或侵略性国家的可能性。成功的民主社会必然是众多负责任公民的一个共同体，它不仅是众多的个体，更是这些个体构成的一种 “交往的生活”。82年前，美国思想家杜威在中国的巡回演讲中，就不断突出了类似的主题：真正的民主是“一个有个人发展机会，有自由交流感情、认知和思想的机会的社会。这种社会的基础是社会的每个成员自由参与设定它的目标和目的，每个人为这些目标的实现充分和自愿地做出贡献”。一位中国评论家对此感慨说：“缺乏（人的自由交往）这个基本条件，任何所谓的民主只能是挂羊头卖狗肉，不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强加，就是多数人的暴政”。【注释】张汝伦：《杜威在中国的命运》，《读书》2003年第7期，第29页。【注尾】
负责任公民为何重要的问题，在同一期《美国研究》刊载的秦亚青教授的书评【注释】《美国研究》2003年第2期，第128－135页。【注尾】中也得到了反证。秦教授评论的对象是美籍华裔法律学者蔡美儿教授刚刚在美国出版的著作《燃烧的世界：自由市场民主的输出滋养了种族仇视和全球动荡》。【注释】Amy Chu, World on Fire: How Free Market, Democracy Breeds Ethnic Hatred and Global Instability (New York: Doubleday, 2003). 顺便提一句，秦教授一向以快速且准确地评介美国最新学术著作而著称。1999年美国国际关系学界刚推出亚历山大·温特的《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教授的中译本也几乎同时由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出版。【注尾】该书再次挑战了美国社会科学界长期以来的一个主流看法：经济发展和政治民主之间存在着正向因果关系。
随着倡导和信奉这一看法的学者（如W·W·罗斯托）及其学生进入美国政府的决策圈，这一通常被称为自由发展论（Liberal Developmentalism）或现代化理论（Modernization Theory），一度成为冷战期间美国外交政策，特别是对第三世界外交政策的思想基础，或用笔者在南京大学－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的美国同事雷迅马教授的话说，成为美国外交的意识形态。【注释】Michael Latham, Modernization as Ideology: American Social Science and “Nation Building” in the Kennedy Era (Chapel Hill, NC: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0) .【注尾】美国甚至把越南当作一个巨大的试验场，来验证这一理论。但是，1970年代美国在越南战争中的失败，以及美国当时在东亚反共同盟中普遍存在的右派军人独裁，无情地消解了这一理论的基础。
但是，冷战的结束和全球市场化浪潮重新复活了这一理论。东亚右翼专制独裁的瓦解和政治民主化的开展，苏联东欧经济和政治体制的彻底失败，似乎从正反两个方面验证了经济发展和政治民主之间存在着的正向因果关系。然而，蔡美儿却从东南亚的政治动荡中，发现了市场经济和民主政体的内在矛盾。在她看来，市场经济的发展在这些国家中产生出“主导市场的少数族群（market－dominant ethnic minority）”，但同时它还创造了一个贫穷的多数种族群体，亦即这些发展中国家中的本土族群。与市场经济 “八仙过海各显其能”的原则不同，民主政治的原则是一人一票，一律平等。结果，正像蔡美儿在书中所说的那样：“市场将财富（往往是惊人的财富）集中在少数族群手中，而民主则增强了贫穷落后的多数族群的政治权力。在这种情况之下，推行自由市场民主就可能成为灾难性民族主义的动力，很容易使众多失望的‘本土人’在追求选票的政治家的鼓动之下，奋起反抗他们仇视的富有少数族群。”其结果就是政治权力和经济财富的对立，而这种对立不仅会导致种族冲突，而且很容易造成整个国家范围内的政治动荡和社会失序。【注释】转引自秦亚青文，《美国研究》2003年第2期，第132页。【注尾】
显然，不管是主导市场的少数富人，还是绝望中的多数穷人，以及追求选票的政客，都不能说是负责任的公民。他们之间很少存在着相互的谅解和平等的对话，更多的是冷漠无情和隔阂歧视；他们之间也缺少为维护一个民主社会所必需的谈判和妥协，更多的是你死我活般的对抗和斗争。富人的贪婪、穷人的铤而走险和政客间的尔虞我诈，使这些发展中国家的民主试验往往成为一场梦魇。因此，在一个缺少负责任公民的社会中，无限制的市场和无限制的民主齐头并进实在是一场危险的游戏。
遗憾的是，这样的危险试验很大程度上与冷战后的美国外交政策密切相关。自民主党克林顿政府1990年代初上台后，美国明确将自由市场、民主政治与美国安全一起并列为美国外交的三大基石。当然，从根本上说，美国在全球范围内不遗余力地倡导市场和推进民主，其根本目的还是在于美国的安全与繁荣。但是，蔡美儿似乎发现，美国的做法是典型的“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根据秦亚青教授的转述，蔡美儿的看法是，美国坚持推进最原始的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的后果造成了不同社会群体的对立和纷争。首先是贫穷落后的多数族群抢夺少数族群的财富，然后是少数族群联合某些政治势力对多数族群进行反击，最后是多数族群在民主的环境中摧毁市场经济体制本身，比如对私有财产的国有化等反市场经济的行动。1994年卢旺达的屠杀、1998年印尼的惨剧等都是这类种族对立的表现。在全球范围之内，这一打击最终落到了作为全球主导市场的少数族群的美国自己身上，并因之造成了全球的动荡不安，“9·11”事件便是其中的一个插曲。【注释】参见秦亚青文，第133页。【注尾】
蔡美儿的结论是：“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市场和民主很可能是发展中国家和前共产党国家最佳的经济和政治希望。但在近期，市场和民主的确造成了问题。”【注释】转引自秦亚青文，第133页。【注尾】需要注意的是，蔡美儿批评的不是市场和民主本身，而是美国政府推行两者合二为一，毕其功于一役的方式。实际上，这一方式不仅不可行，更无先例可循。根据亨廷顿在其名著《变化中的政治秩序》中的研究，西方国家本身则从来没有实践过这种将最原始的民主政体和自由放任经济合二为一的现代化道路。
正像秦亚青教授所总结的那样，蔡美儿的创新是她在市场和民主中加进了种族矛盾这一冷战后日渐突出的因素。但一个接下去的问题是，在没有种族问题的地区，是否可以证明现代化理论的正确？秦教授对此仍表示怀疑，他认为，族群的对立和对抗不过是一种“身份和认同的对立”，因此，即使“在没有这样少数族群的地方，这样的认同对峙同样会出现，并且也可能会以激烈或暴力的形式迸发出来。种族是最容易导致对立的断裂带，但是，种族对立问题说到底仍然是身份和认同的对立。”【注释】秦亚青文，第135页。【注尾】应该说，这一看法极有见地。比如在激烈的市场化中，不可避免地出现的穷和富的对立，菲律宾和印尼出现的种族矛盾同时也是穷人和富人的对立。而这两个国家已经分别下台的两位民选总统，多少有些民粹主义背景，而现任的两位女总统则都是各自国家著名总统之女。
如何改变发展中国家的困境，蔡美儿提出了两方面的建议，首先是美国要推行有节制的民主和有节制的市场；其次，发展中国家主导市场的少数族群应该意识到乐善好施的重要意义。这两个方面，恰恰与李侃如教授提出的“负责任的公民”密切相关。也就是说，负责任公民群体的存在，构成了实现这两方面建议的前提。
因此，要落实这些建议，就必须联系负责任公民的问题。以美国为例。显然，在当今美国如日中天、不可一世的情形下，要改变其目前这种民主与市场同时并进且无节制的推进方式，不仅需要国际社会的抵制，更需要美国负责任公民的努力，这里就包括李侃如教授的演讲和蔡美儿教授的著述。因为只有负责任的公民才会努力倾听别人的意见，才会在考虑美国利益的同时，兼顾人类共同体的利益，“做出自己认为是对国家和社会，以及整个世界最为有利的选择。”【注释】李侃如文，第117页。【注尾】显然，在李侃如教授的论说中有一个理论预设，那就是负责任的公民首先应该具有独立的思考能力和批评精神，他不应该人云亦云，随波逐流，特别是对政府，不管它是以民主的名义，还是以其他的名义行使权力，都应该时刻保持足够的警惕。但今天的美国，恰恰在熏陶和培养这样负责任的公民问题上遇到了麻烦。
同期王希教授的文章提供了这样的佐证。在《美国历史上的“国家利益”问题》一文中，王希认为在政府（国家）和公民（社会）这一最基本的政治关系中，天平越来越多地摆向国家。美国的“国家建设和民族建设在美国历史发展的结果之一是产生了一种泛义上的‘利益复合体’（interest complex）或‘利益共同体’（community of interests），即公民的个人利益——包括经济利益、社会利益、文化利益、道德利益等在内——与国家利益日益相互认同，并产生出一种下意识的、但同时具有隐性强制力的利益共识。在这种政治文化的影响下，国家不再仅被视为是一种具有强制性和压迫性的权力机制，而更多地被视为是一种意识形态，一种价值体系，一种经济利益的汲取和分配机制。当国家成为了公民利益的绝对基础时，维护国家利益便成为公民的愿望与义务。”【注释】王希文，第28页。【注尾】
通过对美国国家利益的建构及其历史演变的仔细考察，他进一步认为：“由于国家建设已经达到了如此成熟和深入的程度，实际上，美国原有的‘公民社会’和‘公共空间’已经在高度同化的市场和大众媒体的夹击下遭到了削弱，以种族、阶层、区域、族裔和行业等为基础的利益集团的功能也被削弱，失去了传统的感召力。包括教育、大众媒体和大众文化在内各种‘软力量’，无孔不入地渗透进公民生活的各个方面。以‘爱国主义’为主题的‘公民教育’活动比比皆是。”【注释】同上，第29页。【注尾】
正像我们所亲身经历和看到过的那样，当爱国成为了一种狂热，公民也就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自由和能力，绝对服从和顺从代表国家的政府也就成为必须甚至是主动的选择。如果今天的世界上，还有什么世俗的思想能让所有的人俯首帖耳、甚至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的话，那就是各式各样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在美国比比皆是的以“爱国主义”为主题的“公民教育”中，李侃如教授所希望的那种“负责任的公民”所需要的、多样化的成长环境正在受到挑战，“废黜百家，独尊爱国”日益成为美国人的信条。在这样的环境和趋势中，民众自觉或不自觉地被纳入到政府所喜欢甚至直接倡导的意识形态，同时也越来越困难地做出自己独立的判断。更可怕的是，随着国家成为信仰的对象（即王希教授所说的“一种意识形态，一种价值体系”），公民也就逐渐丧失了质疑国家政策的兴趣，最终甚至是丧失了质疑的能力和权利。其结果便是，民众不再是“负责任的公民”，而沦为绝对服从国家的臣民和顺民。
好在有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认识到这一趋势的危险性，他们像李侃如教授那样，未雨绸缪，试图重新唤起美国民众的公民意识。同期任晓的评论文章提供了这方面的材料。90年代后期，美国有两个全国性委员会开展了对美国市民社会的研究，其中一个叫“公民复兴全国委员会”，它发表了题为《旁观者的国家：公民不参与是如何削弱美国的及我们能够做什么》的研究报告。它强调要促进个人的公共活动，加强正在衰退中的公民结社。在它看来，公民性格，或欣然参与公共事务，是一个民主国家的充分条件。【注释】参见任晓：《基金会与美国精神》，《美国研究》2003年第2期，第152－154页。【注尾】
“公民复兴”固然重要，但是，它的美国倡导者关注的依然是公民的“国家身份”。而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仅仅具有国家身份的公民已经远远不能够适应新的现实，一个负责任的公民同样需要有一个“国际身份”，由此，就引出了一个新的概念“全球公民”（global citizenship）。记得两年前英国文化委员会与中国有关方面联合举办的公民权利讨论会的一个口号便是：“我们的世界，我们的权利：创造全球公民权利与义务及人权的文化”。
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凭借着先进的通讯和交通工具，人员的流动，物质的流通，信息的传递，完全超越了国界，而且，就规模、强度和速度而言，达到了令人眼花缭乱、超越我们想象的程度。人员、物质和信息之间的相互影响与依赖，正在构造一个俱荣俱损的人类共同体。世界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民有了前所未有的接触和联系，环境的威胁超越了民族国家的界限，跨国公司的触角伸向全球的每一个角落，新的全球性移民浪潮势不可挡。这的确是一个全新的世界。正像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所说：“全球化的世界就像一艘小船…… 如果有人生病了，所有的人都会面临感染；如果有人愤怒了，其余的人很容易面临伤害。”【注释】耶鲁大学全球化中心电子期刊《全球化历史》，www.yaleglobal.yale.edu.转引自杨力伟：《全球化的两种面孔》，《开放时代》2003年第3期，第121页。【注尾】围绕着刚刚过去的两场“倒萨战争”——美英推翻萨达姆政权的战争和国际社会控制萨斯（“非典”）蔓延的“战争”——所发生的一切，无疑是安南看法最好的注脚。
正因为有如此广泛、深入和迅速的交流，现在的人类共同体也不像过去民族国家的共同体，而是由无数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环境保护组织构成的人类联合。因此，在传统的国际政治共同体（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国际联盟和战后的联合国为代表）之外，出现了一个没有中心、没有等级、分散多元的全球公民社会（global civil society）。于是，传统的国家（政府）——社会（个人）的基本政治架构中，衍生出一个新的、正在形成中的架构：国家（国家政治联盟）——全球公民社会。于是，负责任的全球公民（responsible global citizenship）也应运而生。与以前乌托邦式的世界公民概念不同，它并不要求一个公民放弃他的国家认同，而是要求他能够超越国家认同，就像他超越直接的特定族群或阶级的认同而建立国家认同一样，建立一种全球认同，不仅意识到自己是某个特定国家的公民，而且还要意识到自己同时也是这个全球化世界的公民。
我们可以感受到全球公民社会的存在，比如众多跨国际的非政府组织；我们也可以意识到某些超越族群和国家、维系全球公民社会的普世价值，诸如自由、民主、公正、平等、博爱，保护环境，等等，但是，我们却无法确定存在着一个统一的全球公民社会，因为对于所有维系各种公民社会的那些基本的普世价值，不论是国家公民还是全球公民，都很难、而且可能永远不会形成一个统一的解释标准。国际社会对最近一次伊拉克战争的各种反应可能是一个极好的例证。战前的全球性反战运动，战后国际人道主义团体帮助伊拉克重建的努力，的确让人看到了全球公民社会的存在。可是，这是一个多么四分五裂的公民社会，在无数反战团体为战争的发生而痛心疾首的同时，又有多少的人权团体为萨达姆独裁政权的垮台而欢欣鼓舞！
在依然由民族国家、特别是强大的民族国家所主导的世界中，全球公民社会往往是无力的，它无法阻止一两个大国一意孤行地发动战争；同样，全球公民社会是分散的和多样的，它们对同样的一次战争却有着完全不同、甚至是截然相反的评价。但是，尽管没有统一的全球公民社会，但却无法否认存在着某种全球公民身份，否则，就不会有那么多的普罗大众，在世界各地，为了与自己没有多少切身利害的关系，或者为阻止“倒萨战争”而奔走呼号，或者为独裁者的倒台而拍手叫好；尽管比起拥有政治选票这一法宝的国内公民来，全球公民是软弱无力的，但是，他们让自己的眼光超越小团体的切身利益和狭隘的国界，发出各种“悲天悯人”的呼吁，作出各种“仁至义尽”的举动，以唤起全世界对全球新问题和人类尊严的关注，这些做法足以使他们成为“负责任的全球公民”（responsible global citizenship ）。如果说，历史已经证明，负责任的公民及其团体是一个国家得以兴旺发达、长治久安的必要条件的话，那么，历史也将证明，正在形成中的负责任的全球公民及其团体也一定是这个世界和睦相处、共同繁荣的充分条件。
任东来：南京大学－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