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研究》2003年第3期
一种现代主义的视角
——《文化帝国主义》评介
戴晓东
“文化帝国主义”一词是60年代出现的激进的社会批判术语之一。国际政治现实主义学派创始人汉斯·摩根索曾在其代表作《国际纵横策论：争强权，求和平》中对此现象作过探讨。在他看来，文化帝国主义是对人心的征服与控制。【注释】汉斯·摩根索：《国际纵横策论：争强权，求和平》（卢明华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版，第90页。【注尾】勿庸置疑，作为帝国主义的形式之一，文化帝国主义与权力话语有着难以割断的联系。冷战之后，随着全球化的进一步深化，各国文化在前所未有的广度与深度上相互交汇与碰撞，民族文化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世界同质化唤醒了人们的民族意识与文化自觉。民族主义者在捍卫民族文化的独特性与自主性的斗争中把矛头直指文化帝国主义，而美国的文化霸权和西方中心主义则是他们讨伐的首要目标。
然而，在对文化帝国主义的一片谴责声中，也有人为之辩解。英国学者约翰·汤林森便是其中引人注目的一位。他的《文化帝国主义》【注释】John Tomlinson, Cultural Imperialism: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1).约翰·汤林森：《文化帝国主义》（冯建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以下引文后所注页码皆出自本书）。【注尾】一书从话语分析入手，借用解释学理论，对以往的文化帝国主义命题提出质疑，并以现代主义者的眼光解读文化帝国主义。汤氏认为，大多数学者在没有弄清文化帝国主义本质的情况下便对它进行批判，要么攻击错了对象，要么隔靴搔痒，根本未击中其要害；实际上，文化帝国主义是一个极为复杂，令人难以把握的现象，不像某些学者想象得那样简单；造成民族文化危机和世界趋同化的罪魁祸首不是文化帝国主义，而是任何人都无法压制的现代性（modernity）；就世界的同质化而言，它不一定完全是一件坏事。汤氏的《文化帝国主义》另辟蹊径，从本体论的高度对文化帝国主义现象作出与众不同的诠释，无疑为认识这一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汤林森的观点极富启发性和争议性，本文拟对其《文化帝国主义》一书作一简要评述。
（一）
书中首先探讨了“文化帝国主义”的定义。作者认为，这是一个“模糊”、“散漫的概念”，“必须经由话语的过程，才能组合得出其梗概”，因为它是两个本身就极其复杂的单词组合而成的。对文化帝国主义的界定，大体上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一种强调经济权力服务于文化支配；另一种则强调文化权力服务于经济支配。汤氏认为，这两种分析视角均颇具疑义。如果精确定义文化帝国主义，必须首先界定“文化”与“帝国主义”这两个词。
关于“帝国主义”与“文化”这两个概念，汤林森较为赞同雷蒙斯·威廉士的观点。威廉士认为，所谓帝国主义现象，其一指源自英格兰殖民统治经验的政治体系，其二指马克思主义批判的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但正是由于这两方面内涵，造成帝国主义这个词一直飘忽不定的用法。冷战时期援用帝国主义来抨击美国和苏联的行径与政策，对美国而言，主要是经济上的，对苏联则主要是政治上的。这表明，“帝国主义一词，无法在语意上减化为一个单一而适当的意义，这是任何指涉根本性的社会与政治冲突之字眼所共同具有的特性。这样性质的字眼，各自蕴涵历史及当代特有的意义，若非放回其应有的语境研究，也就得不出其真实的指涉。”（第7页）
与“帝国主义”相比，“文化”的复杂性则更为明显。汤林森认为，文化是最难理解的现象之一，对它下一个完整的定义几乎是不可能。因此不妨从整体上理解文化，把它与生活本身等量齐观；不一定要追究文化究竟为何物，但应辨析在当代话语中人们是如何使用这个词的。它认为，文化的当代用法，常见的大致有三种：（1）用来描述知识、精神与美学发展的一般过程；（2）用于指涉一个民族、一个时期、一个团体或整个人类的特定生活方式；（3）用作象征知识，尤其是艺术活动的实践及其成品。（第10页）在作者看来，就文化帝国主义而言，文化的第二与第三种用法无疑是居支配地位的，其中第三种用法对于我们理解文化帝国主义话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现今人们谈及文化帝国主义时，其文化观皆得自于其某个形式。所不同的是，当代人视野中的文化已经由高雅扩展到流行的领域，尤为重要的是它已进入大众媒介，文化从本质上成为一个囊括语言、艺术、哲学、新闻、时尚与广告等范围广泛的“表意体系”。
汤林森在《文化帝国主义》中采取了中庸之道，既不把文化看成泰勒所概括的几乎是无所不包的“复杂整体”，也不把它理解为威廉士整理出的较为具体的“表意实践”，而把其界定为介乎两者之间的——在特定语境下，人们从其行为与经验中汲取的“种种意义”。（第13页）作者这个定义显然有些令人费解，但所要表述的无非是文化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汤林森对“文化帝国主义”的看法。在他看来，“文化帝国主义”这个复合词的两个母词原本已经十分复杂，只有在综合了不同的语境中以不同的方式所产生的意义之后，才能领悟其意蕴。惟有这样才能真正从学理上探究文化帝国主义现象。
基于此，汤林森对学术界相关的文化帝国主义命题提出质疑。他指出：“文化帝国主义命题根本没有原初形式可言：有的只是本来就不同的说法。”（第17页）在汤林森看来，谈论文化帝国主义的人士主要是学者和知识分子，这些人想要代表民族和世界来发言，其实，他们只是一些松散的群体，并不具备文化代理人的资质。文化帝国主义不是一个明晰的命题，与之相关的话语不只是一套，探讨的方式可能会有许多。书中，作者分析了四种研究文化帝国主义的方式：媒介帝国主义、民族性的话语、资本主义文化，以及现代性的批判。其中，现代性的批判是汤林森关注的焦点。
媒介帝国主义是作者探讨文化帝国主义的第一种方式。他认为，把媒介当作现代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参照标准的做法有可取之处，但亦许多问题值得商榷。媒介在西方社会中的渗透力有目共睹，把它看作文化核心有一定道理。但“帝国主义”往往与“支配”联系在一起，西方文化是否通过媒介强加给他国，而强加的东西又是什么值得追问。
汤林森指出，有三个相关议题值得关注：首先，如何在政治经济这个较为宽泛的语境中把文化置于合适的位置；其次，媒介帝国主义的文化效应是否必然存在；再次，在当代西方文化圈中，媒介究竟充当何种角色，而它在文化帝国主义现象中的位置又如何。在作者看来，以世界体系论与依附论为代表的学者们所揭示的美国文化与跨国媒介对民族文化造成的冲击，与其说是文化问题，不如说是经济问题。世界体系论中的核心—边缘模式，基本上采取了新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强调的是资本主义体系在政治与经济上对发展中国家造成的压制。媒介帝国主义论者认定，跨国媒介是资本主义维持其世界体系之分配方式必不可少的组织；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商业媒介的急剧膨胀，把消费至上观与美国方式强行灌输给第三世界的人民，威胁了他们的民族文化。汤林森认为，这是一种粗糙的功能主义的批评。它从政治经济入手来分析文化过程，无视文化的特殊性，把文化看作资本主义整合世界的工具，使之沦为政治经济的衍生物。这种批评取向回避了对文化本身的探讨，无法昭示文化支配的要点所在。
那么，媒介帝国主义究竟有何种影响力？汤林森认为，媒介本身是中性的，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中产生不同的意义，它最终能够具有多大的影响力取决于市场。有人指责美国的迪斯尼卡通风行全球，成为美国帝国主义强大的意识形态工具。美国的电视剧《豪门恩怨》夺走了他国的观众，是美国文化帝国主义的象征。在汤林森看来，这些现象都不足以证明文化帝国主义的存在。媒介是否成为文化帝国主义的工具要看阅读帝国主义文本的反应，有些帝国主义文本固然遭到他国人民的批判或拒绝，但有些受到欢迎也是不争的事实。那些认为媒介文本一定会造成文化帝国主义的人完全低估了读者的解析力与免疫力，不懂何为“阐释学”。解释学告诉我们，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有着不同的价值判断，往往会对同一个文本有着大相径庭的理解，不可能轻易地被文本所操纵。
毫无疑问，大众媒介在当代文化过程和行为中处于高高在上的位置，但不应过度夸大其重要性。它并没有取代所有形式的文化传播与行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吃喝、工作，与家人、朋友的交往等文化体验同样不容忽视。人们在生活中的亲身体验和透过媒介“再现”的体验一道构成完整的文化经验，两者相互渗透，密不可分。媒介是真实生活的“再现”，传播着文化的“影像”。如果说西方媒介的扩散对发展中国家文化造成威胁的话，那是因为在现代化进程中，愈来愈多的人依赖大规模的资本主义工业来满足需要，媒介已经成为他们建构实际生活意义的更为重要的标准。由此看来，第三世界国家人民生活方式的演变不过是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冲击而已。
民族性是汤林森探讨文化帝国主义的第二种方式。作者认为，为捍卫民族文化而批判文化帝国主义的说法是有争议的，这涉及到两个相关的问题。首先，民族文化究竟有什么样的特殊内涵？其次，在多元文化语境下，民族文化遭受侵略的含义为何？在汤林森看来，只有从空间与时间这两个维度来考察民族文化，方能理解文化帝国主义与民族话语之间的关联。
从空间上看，民族国家的疆土内除了少数单一族裔国家外，基本上不存在大一统的民族文化，往往包含许多类型的文化认同。其中有的认同跨越了民族疆界，有的认同有时还与民族认同相冲突。即便是最小的民族国家，绝大多数的成员彼此并不真正了解、接触，每个人心中有的只是共处一个社群的“想象”，所谓的民族文化，用汤林森的话来说，不过是想象出来的东西，缺乏明确的主体。从时间上看，“想象”出来的传统其实一直处于不断的嬗变之中。一个国家借鉴他国文化乃通常之事，不存在什么纯种的民族文化。
这两个维度的分析表明，民族国家的文化是多元的，基本上没有统一、经久不变的文化认同，即便是文化强国也不例外。拿美国来说，这个大熔炉并未把来自世界各国的人们融为一体，炼就出同质的民族文化。不仅如此，这种并不统一的美国方式也在经常地变化与发展。那些指责文化帝国主义威胁或支配了民族文化的人往往片面、静止地看待文化，即单单从空间或时间维度，而没有把两者结合起来审视。例如，文化主权倡导者认为，文化自主与主权完整不可分离。这显然是从空间上谈论民族文化，忽略了时间要素，把文化认同看成是某种一成不变的东西。那些指责美国麦当劳文化威胁的人，无疑是从时间上理解民族传统，对麦当劳文化与现实中多元的美国文化之间的差距视而不见，把它的泛滥盛行等同于美国文化帝国主义。在作者看来，民族文化是现代性的产物，必须把它当作现代性的一个现象才能进行解析。透过这一视角会发现，酿成民族传统瓦解悲剧的是现代性无休止的蚕食与扩张。如果说文化帝国主义涉及到支配问题，那么毫无疑问它指的是：文化帝国主义推进了资本主义的现代性，而其本质是极具支配意义的，也同人类谋求自身解放的利益背道而驰。
（二）
资本主义文化与现代性（Modernity）是密切相关的，但汤林森在剖析文化帝国主义话语时，把两者分开进行研究，先讨论资本主义文化，然后再探究现代性。他认为这样做更利于发现把资本主义文化当作文化唯一大敌的缺失，看清对现代性与对文化帝国主义批判之间的差异。他指出，在批判文化帝国主义时，常常陷入两种误区：一是从功能主义视角，把资本主义文化当作文化帝国主义；二是把攻击对象指向现代性而非文化帝国主义。两种谬误均重蹈媒介帝国主义话语之覆辙，在没有厘清资本主义文化或现代性的情况下便把所有罪名都强加到它们头上。诸如此类的批判是武断的，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
有学者谴责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文化产品及消费至上的价值观奴役了发展中国家人民，破坏了他们的传统，使世界不断同质化，充当了文化帝国主义的“马前卒”与资本主义体系的代理人。在汤林森看来，把文化看作工具，似乎曲解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误读了文化行为与文化体验。新马克思主义者所强调的资本主义体系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支配及第三世界国家对资本主义体系的依附，实际上是在批判资本主义体系在经济上对外围国家的压制与剥削。经济与文化帝国主义之间的关联性是确凿无疑的，但是否应该把发展中国家文化萎缩的责任全部归咎于资本主义的扩张值得商榷。事实上，批判资本主义者一方面指控资本主义让某些人无法享用其物质收益，但另一方面却又在斥责资本主义文化的物质取向。他们没有深入地研究资本主义文化自身的种种矛盾，仍未理解其真正属性。汤林森指出，资本主义是一个“经济—文化”二元复合体系，其经济的基石是财产制度与商品生产，其文化的要素则是一种无孔不入、商品化了的交换关系。他强调，资本主义文化和其他文化一样，都不仅仅是经济体系的工具。
资本主义文化的确有使世界同质化的倾向，而文化的同步化也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全球现代性的特征”。然而，认定同质化是“毁灭性”的，全盘否定它显然站不住脚。汤林森认为，诸如医疗保健、饮食卫生、教育机会、民主等文化行为应该是普遍适用的，同质化“具有潜在吸引力”。（第211页）
在对同质化的批判中，风行资本主义世界的消费主义首当其冲。在汤林森看来，简单地断言资本主义商品和广告“殖民化”了民族国家的文化认同似乎经不住推敲。跨国公司的产品的确进入了发展中国家，其广告也让这些国家的人民为之心动。但不应低估发展中国家人民的判断力，漠视资本主义商品的价值及西方社会为维护消费者利益而制定的相关法律制度，不要让批评文化帝国主义的声音变成以不真诚的态度来批判现代文化的借口。“毕竟这样的批判难免陷入既要工业便利之熊掌，又图文化发展之鱼的矛盾。”（第230页）
其实，消费主义不仅在第三世界遭到诟病，在西方世界也同样受到鞭挞。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左派思想家一直致力于运用理性将人们从社会支配状态中解放出来。他们揭露消费主义制造出“虚假需要”，总是让人意犹未尽，使他们在得到暂时、虚假满足的同时，却又掉进更深的忧郁之中。汤林森认为，这样的批判虽较为中肯，但仍不够全面，应该把批判的着力点放在资本主义现代性这个更为广阔的结构性背景中。批判理论的第二代传人克劳斯·奥非便是这样做的。
在奥非的理论中，“结构分化”是一个关键性的概念。它指的是一个现代社会过程，其间，生活的不同领域逐渐彼此分离，而最突出的是家居与工作的相互独立。随着现代性的深入，这个分离的过程就扩展到许多其他的领域。作为现代社会进程的一部分，结构性分化是现代社会理性化程度的重要标志。它拓展了新的空间，开启了更多的可能性，但也造成了“基于结构而强加于人的需要”。就消费而言，在整个消费文化背景中，买或不买不再是个人可以决定的事。现代性无节制地扩散导致了生活世界的商品化与殖民化，使民族传统失去了生存与发展的空间。
对现代性的批判是汤林森探讨文化帝国主义的最后一种方式，也是他对前面三种分析文化帝国主义方式的总结。在对现代性的批判中，汤氏完成了对既往文化帝国主义命题的解构，并由此得出了自己的结论。
汤林森在解析现代性批判时坚持了在《文化帝国主义》中一贯的立场，否认现代性的扩散与文化支配之间有任何直接的联系。因为“所谓现代性，变成了文化变迁乃是一种‘文化宿命’，而其强烈的意思则是这样的过程，在历史上是不可避免的。”（第266页）文化帝国主义的批判者之所以把罪名记在现代性头上，首先由于其模棱两可性，其次是它和第三世界国家之间某种特别的关系。在汤林森看来，现代性是无法压制的，人类已经走上了一条不归路，一切稳定的东西都将在现代性的涤荡之下烟消云散，资本主义的想象力早已穷尽，人类文化发展唯一能寄予希望的便是人们的集体意志。既然现代社会中任何东西都受到现代性的“诅咒”，现代性的扩散便不是强势文化侵略弱势文化。如果硬要谴责现代性，那也只能是一种毫无意义之举。
现代性的模棱两可主要体现在它给世界带来物质丰富的同时却导致了文化的贫困，它使人类得到启蒙，脱离了鬼魅世界，却又被工具理性所支配，无法获得完整的解放，而人类至今仍未找到摆脱这一困境的途径。现代性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联系就是所谓的“现代性理论”。现代化理论的倡导者是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主流知识群体。该理论回避历史上的殖民剥削及全球资本主义市场中的不平等交换，把第三世界国家的不发达归罪于它们对传统的坚持，认为解决这个问题只能求助于西方化。
汤林森指出，现代性的关键在于所有的现代社会，都按照一个“特定而狭隘的理性观在运作”，而这样的理性观占据了现代社会重要机构的核心。现代性之所以具有宿命性，是因为它沿着自身的逻辑，即现代化——现代性——现代主义向前发展，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随着技术与经济的不断发展及传统价值观念的逐渐式微，人们原先所拥有的道德与存在的意义及生活的确定性便不复存在。现代性的失败在于它赶走了神灵，却使人的想象力日渐贫乏，文化发展的动力因此而枯竭。作为现代性批判的文化帝国主义话语指的就是资本主义现代性强加于人心之上的文化。
汤林森认为，从现代性这一视角来分析文化帝国主义现象可以把种种拒绝接受现代文化的力量综合起来考察。媒介帝国主义、民族话语和资本主义文化批判等，都把矛头指向了现代性。但这三种关于文化帝国主义的批判显然是有问题的，因为没有解释在一个不存在支配关系的环境中，文化强制如何成立。他认为，如果换一个角度，将文化帝国主义当作现代性的扩散来研究，问题便会迎刃而解。因为扩散所涉及的是文化的损失过程，而非强制的过程。“有了这样的转换以后，我们就可以振振有词地抱怨文化帝国主义了。”（第325页）
汤林森继而提出了对当下文化境况的见解，并对文化帝国主义的归宿作了前瞻性的总结。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现代性导致文化衰败，引发道德危机，暴露出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弊端。但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人类由此进入了一个由现代性催生的、崭新的“全球化”时代。帝国主义与全球化的差异在于，前者有较为明确的文化意图，后者却没有什么具体的目标。既然旧式的帝国主义体系已经被全球体系所代替，文化帝国主义的语境也就随之发生了改变。全球化不仅体现在国际金融、跨国公司的出现，还体现在文化体验与思维方式的扩展与重塑。全球化进程将削弱所有民族国家的文化向心力，即便是先前帝国主义时代的权势中心国家亦不能幸免于此，展现在世人面前的将是一幅充满了不确定、矛盾、既缺乏道德合法性也令人更难把握的后现代图景。尽管转变这种景况尚存一线希望，但要消解现代性已经“自主化”的全球机构与制度又谈何容易。在此意义上，汤林森认定现代文化的全球化是我们的文化宿命。
（三）
汤林森对片面和简单化理解文化帝国主义的质疑是中肯的。文化帝国主义是国际体系中一个特殊的现象。它与经济帝国主义和政治帝国主义密切相关的同时，也与它们有着本质区别。事实上，文化帝国主义既不仅仅是技术乌托邦的膨胀，也非纯粹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延伸，其所具有的独特的混合性及令人难以把握之处恰恰由文化自身的特性所决定。要想真正理解文化帝国主义必须首先从文化入手。《文化帝国主义》无疑在这方面作出了开拓性的尝试。
首先，汤林森围绕现代性的扩散来剖析文化帝国主义现象，凸现了文化过程，跳出了功能主义的经济决定论和政治决定论的陷阱。纵观世界现代史，现代性显然是现代文化发展的中轴。可以说，抓住了现代性便抓住了现代文化的主干，以现代主义的眼光解读文化帝国主义则不失为一个有益的视角。其次，《文化帝国主义》对解释学的借鉴是其另一个独具匠心之处。它从理论的高度阐明了文化变迁的特殊性。文化与经济、政治的差异在于，文化读者掌握着文本的解读权，而这一权力是他人难以控制与剥夺的。帝国主义文本不一定能够征服人心，扭曲文化认同，造成文化支配。再次，汤林森对同质性的理解也令人深思。他认为一些学者强调对差异性的维护，否定同质性，往往陷入文化相对主义。文化发展的前提是多样性与统一性之间的平衡。某种程度的同一性有利于世界各民族之间的对话与沟通，以及人类的和睦与进步。对同一性的打造不一定就是文化帝国主义。除此之外，汤林森对全球化语境的解析同样有启发意义。在全球化时代，民族文化的疆界正渐渐被打破，完全站在民族立场上以静止的眼光来看待文化变迁显然不合时宜，应该从现代性在全球的扩张来理解民族传统的衰微。
通观汤林森的《文化帝国主义》，无论是其切入的视角，还是其理论上的阐述都富有创意，令人耳目一新。但该书的缺陷也是明显的。首先，汤氏借用福科的话语分析，但却割去了其至关重要的部分——话语与权力的关系。汤林森否认当下的文化帝国主义与支配、强迫之间有联系的观点显然难以自圆其说。萨义德在其批判文化帝国主义的《东方学》中指出，西方与东方之间存在着一种权力、支配与霸权关系。在西方的强势面前，东方根本没有表述自己的权力，西方学者对有关东方的观点进行权威裁断，从而达到控制、重建和君临东方。【注释】参见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4－12页。【注尾】当今的世界虽然已经进入全球化时代，但政治权力依旧主导着世界话语。汤林森的现代主义视角，突出了文化帝国主义的文化层面，却掩盖了其政治层面。文化帝国主义是文化与政治的综合产物，不仅是一种文化思潮与实践，同时也是一种政治意识和行为。
其次，汤林森从现代主义角度剖析文化帝国主义，忽视了文化的根植性。以盖尔纳等为代表的现代主义者认为，民族国家是现代社会的产物，民族文化不是历史的遗物，而是民族国家在创建民族共同体中人为建构的、工具主义式的东西。现代主义者把民族文化看成是一个开放的进程。他们在解释文化的变化上是有说服力的，但在说明文化的稳定性与连续性上却显得苍白无力。民族文化不仅是想象的也是真实的，它在民族共同体的建构及与其他民族的碰撞中不断被重塑，但始终保持着高度的传承性。汤林森显然低估了文化强大的复制与再造功能，过度强调了文化的变动性。倘若文化帝国主义仅仅是现代性的扩散与传统的损失，现代性的全球化便是人类的文化宿命。然而现实却向人们展示着另一番景象：在全球化不断深化的同时，民族主义再次勃然兴起，受现代性诅咒的人们以空前的热情重新向民族传统与文化回归。
戴晓东：上海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在读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