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动态
樊吉社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军备控制与不扩散研究中心与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军备控制项目于7月8日在京联合举办了“后冷战时代军控形势的回顾与展望”研讨会。会议由美国研究所副所长、军控中心主任顾国良和清华大学军备控制项目负责人李彬教授共同主持，来自外交部、商务部、国防大学、宇航学会、国际战略学会、国际战略研究基金会、国防科技信息中心、国际问题研究所、中国人民争取和平与裁军协会、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外交学院等单位的40多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此次研讨会由七位年轻研究人员就七个议题发表主旨发言，七位资深学者分别进行评论，然后与会专家学者进行讨论，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一）莫斯科条约确立的美俄核战略框架
国防科技信息中心的王连成认为，虽然《莫斯科条约》从总体上体现了美国调整战略的需求，但它确立的美俄核战略框架仍然是稳定的。
到2012年12月31日，如果按照作战部署弹头来计算，俄在洲际导弹方面具有重大优势，美国在潜射导弹和战略轰炸机方面具有绝对优势和重大优势，但总的权衡，美俄仍能够保持战略稳定性。如果按照部署运载器最大运载核弹能力估算，美国则获得了全面的重大优势，尽管俄对美仍可保持相对的战略稳定性，但稳定度明显下降。
如果运用兰德公司的FALCON模型进行交战模拟分析，可以看到，在当前美俄核态势下，美国能够用大约2900枚战略核弹头消灭俄罗斯大约80%的战略核力量，但俄在经受第一次打击后生存下来的核弹头仍足以报复美国，美俄仍处于“相互确保摧毁”的状态。在美俄调整战略力量的2012年、美国的导弹防御系统还远不具备拦截200－300枚弹头的情况下，不论是按照作战部署弹头计算，还是按照运载器的最大投放能力计算，俄罗斯仍能经受第一次打击并有200－300枚核弹头生存下来报复美国，亦即在未来10-15年内美俄战略核态势仍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但是，如果在美俄关系没有突破性进展、俄罗斯经济没有重大发展的条件下，15－20年后美俄战略稳定性可能会发生不利于俄罗斯的变化。
也有学者指出，这种分析考虑的是最坏情况，但事实上未必如此，美俄战略武器的高度预警状态表明，两国战略关系的稳定性仍然是很大的。
（二）朝鲜核问题
始于2002年10月的朝核危机迄今尚未获得解决，朝鲜是否拥有核武器？如果有，有多少？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的师学明通过对公开资料的分析认为，朝鲜在1989年到1991年间的确分离出了武器级的钚，按照英国专家阿莱布莱特的分析，朝鲜已经分离了6－9公斤武器级钚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对于另外一种核材料——铀，一般认为朝鲜曾尝试从多个渠道获取浓缩铀的相关技术和设备，或许朝鲜确如其宣称的那样正在实施浓缩铀计划，即便如此，其计划也是处于前期阶段。
那么，目前朝鲜是否具有制造核装置的能力？师学明认为，朝鲜制造出铀弹的可能性可以排除；至于钚弹，如果假设朝鲜拥有6－9公斤钚，它拥有1枚比较粗糙的钚弹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师学明认为，朝核问题的前景将取决于美朝双方是否有意愿和平解决。
朝鲜为什么会主动承认浓缩铀计划？多数学者认为，这可能是布什总统的安全战略以及对朝政策的大幅调整所致。
（三）伊拉克战争与国际不扩散机制
中国国际战略学会的陈戎认为，美国以消除伊拉克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借口的战争对国际不扩散机制造成了广泛而深远的负面影响。美国的不扩散政策随着国际安全环境的变化不断进行调整，“9·11”恐怖袭击不但改变了美国的威胁判断，也改变了美国的不扩散政策，美国的不扩散政策重点从消除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转移到铲除拥有大规模杀伤性器的政权。美国在没有充分证据的情况下对伊拉克进行打击，这破坏了国际不扩散机制的基础；美国抛开联合国武器核查另起炉灶的做法也损害了国际核查的权威性和公正性；美国在不扩散政策中强调先发制人，可能使那些被怀疑的国家产生危机感，并刺激这些国家加快寻求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步伐。
伊拉克战争是对那些试图获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国家的震慑还是刺激？有的学者认为，美国的意图是震慑这些国家，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但结果很可能是刺激了扩散。
（四）中国与国际不扩散机制
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的周宝根从建构主义的视角分析了中国与国际不扩散机制的互动过程。他认为，1964年到1983年，中国对自我身份的认定是“特殊核国家”，因此对国际核不扩散机制持批评态度。1983年到1992年，中国从“特殊核国家”的身份逐步向“一般核国家”身份转变，对国际不扩散机制采取了部分参与的政策。1992年至今，中国完全认同“一般核国家”身份，全面参与国际不扩散机制。身份的改变必然导致利益的重新界定，从而出现政策的调整。强调非物质因素的存在并不是否定物质因素的重要作用，但是，物质的因素唯有通过非物质的因素才能产生它所具有的作用。
与会学者认为，这种建构主义的学理分析解释了中国与国际不扩散机制互动中的主动性，部分解释了中国政策变化的过程，但仍然存在其他多种解释方式。在赞同这种分析方法的同时，也有学者认为以1983年作为一个分界点似乎不妥，将改革开放政策的提出作为分界点更有说服力。
（五）中美在不扩散领域的共同利益
北京大学王君博士提交会议的论文探讨了冷战后中美在不扩散领域的共同利益。她认为，冷战后中美不扩散合作受到多方面因素的推动：中美在不扩散领域的共同利益、两国对不扩散问题的认知以及中美两国的国内政治等。其中，共同利益因素是中美不扩散合作的主要动因。从认知角度而言，冷战后中美在不扩散问题上出现的共识可以看作是两国共同利益的认知基础。王君还分析了制约中美在不扩散领域合作的一些因素，诸如两国尚未建立一个新的战略框架、台湾问题、不扩散问题本身的局限性以及部分技术性因素等。
多数学者同意王君的分析，同时指出两国在冷战后比较显著的合作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核不扩散条约》的无限期延长，《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谈判，1994年朝鲜核危机的化解，1998年印巴核试验问题上的共同立场等，中国不扩散政策的变化大致与国际环境的变化同步。
（六）技术发展与军备控制
国防大学的仲晶分析了技术发展对军备控制产生的影响。她认为技术发展必将对军控的方向、领域、重点、手段等产生深远的影响，这些影响包括使军控和裁军应从过去关注军备的数量规模转而更加强调质量效能；军控的内容从限制和禁止某些类型的武器到设计一个综合的框架结构；强弱国家之间的军事力量差距拉大，一些国家可能更加迫切地试图获得大规模毁伤性武器；技术发展使民用与军用界限模糊，军控和裁军面临更大的难题；技术发展同时使军控难以跟上技术发展的步伐；太空将成为军控和裁军的重要领域。
与会专家认为，除了上述影响外，技术的发展还导致核武器向实战方向发展，常规武器已经成为战略力量，精确制导武器在战争中频繁得到使用，信息技术愈益重要，指挥控制系统已经成为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七）国会对美国军控与不扩散政策的影响
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的樊吉社讨论了国会对美国军控与不扩散政策的影响。他认为，第二次世界战结束到60年代末，国会更多地认同行政部门在军控和不扩散问题上的主导权，这种状况在60年代末以及整个70年代经历了重大的变化，经过越南战争、水门事件以及后来的国会改革，国会逐步具备了影响美国军控和不扩散政策的意愿和能力，这就使得80年代以来的军控政策都烙上了国会的印记。国会虽然不能制订美国的军控和不扩散政策，但可以通过正式的手段包括批准军控和不扩散条约、拨款、批准军控与不扩散相关的内阁成员的任命、改变行政部门的结构，以及非正式手段包括获取信息，了解军控政策的形成进程幷影响这个进程、塑造公众舆论、充分利用程序影响政策等来影响美国军控与不扩散政策的形成、制订与实施。国会影响美国军控与不扩散问题的后果表现为： 军控和不扩散问题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分量产生了变化；美国的军事力量结构受到影响；国会在军控和不扩散问题上的政策偏好得到了体现；不扩散政策得到了加强。
余万里
2003年7月23-2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主办的“2003年青年论坛”在北京举行。来自外交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广播学院、上海人民出版社、解放军洛阳外国语学院、国防大学等单位从事国际问题研究的青年学者参加了此次学术研讨活动。
研讨会上，与会者主要围绕国际社会的合法性和治理、单极霸权与多极化，以及世界经济格局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一）国际社会的合法性和治理问题
北京师范大学法律和政治研究所的张胜军博士在追溯西方法律思想演变的基础上指出：当今国际社会中已经存在着以个体权利价值观为基础的法治模式。正是在这种法治观念的支持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可以对索马里、科索沃、东帝汶及伊拉克进行军事干预。而且，这些对国家主权的干预行动在相当程度上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默许。他认为建立在国际无政府状态和主权原则基础上的国际法是不完善的，尽管当代国际社会对法治的认识还存在很大差异，但国际社会法治思想的演进最终会走向以人为本的世界法和“球法”。
庞中英博士提出当前国际问题研究需要回答的一个重要的问题：世界到底能不能治理？他认为人类的政治组织形式已经发生了变化，民族国家已经不能适应人类社会面临的许多问题。因此，在国际舞台上出现了以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为代表的全球治理模式。欧盟和欧洲一体化的进程在某种意义上也在探索新的政治组织形式。
解放军洛阳外国语学院的郭树勇博士认为，在核时代，战争作为政治斗争工具的合法性在递减。战争的合法性主要由四个标准来衡量：（1）符合国际法律体系，特别是主权制度为核心的各种准则；（2）符合正义原则；（3）战争权的运用要适当限制，不能过分；（4）要与正在发生的国际政治经济进程相一致，即适应国际意志的变化。
北京广播学院的肖欢容博士指出，对于战争合法性和正当性的判断存在不同的标准。以伊拉克战争为例，从国际法的角度看是不合法的，当从个人角度看却有正当性。美国认为推翻萨达姆的独裁统治有利于伊拉克人民。他还提出，新闻媒体在战争合法性的塑造过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的张志洲博士在谈到全球公民社会研究的过程中指出，公民社会理论的价值基础是个人主义、多元主义、公开性和开放性、参与性和法治原则；其基本思想是：社会是独立于国家之外的。公民社会不是由个人组成的，而是以非政府组织为基本单位。政府失灵、市场失灵现象的存在为非政府组织提供了活动的空间，全球公民社会将对国家的权力构成制约。
（二）单极霸权与多极化问题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陈玉刚在会上提出：冷战的结束并没有终结雅尔塔体系，而伊拉克战争似乎完成了这一体系的转换。伊拉克战争后的国际体系应该向哪个方向走？美国提供了单边的帝国秩序模式，而欧洲一体化进程提供了超越民族国家的发展模式。美欧在国际秩序模式上的分歧是当前美欧矛盾的深层动因。美国模式信奉实力逻辑，欧洲模式具有历史逻辑的力量。今后一段时间里，世界秩序将由多种逻辑共同塑造。
苏长和博士指出，当前的世界政治正在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可以同历史上发生在1648年和1945年的体系变革相提并论。他比较美国和欧洲的国际治理模式认为，美国看国内和国际社会的角度是一致的，因此习惯性地把美国的国内制度放大到国际社会；20世纪40年代的“新政”把管制的理念带入美国的国内社会治理，同样应用到国际秩序的设计之中，如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一系列的国际组织。欧洲的世界观是把国际和国内分割开的，国内是等级制的秩序，而国际是无政府状态。1945年前，老欧洲的国际秩序是均势模式；在此之后，欧洲走向了一体化，通过契约的途径、制度的安排寻求“超国家”的模式。美国和欧洲都在超越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美国的模式是等级制，欧洲的模式是代表制。这两种模式究竟谁占主导尚不明朗。从道义上看，欧洲的模式更具吸引力。他还指出，东亚代表了维护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保守力量，其未来的发展充满了不确定性。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余万里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美经济相互依赖的发展对两国关系的整体结构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认为，相互依赖具有如下几点重要的政策含义：第一，国家间相互依赖主要是社会之间、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关系；第二，在相互依赖关系中，问题领域是分化的，导致权力的转换出现障碍；第三，相互依赖对国内各经济社会集团的影响是不均衡的；第四，在美国的政治环境中，相互依赖可以转换成利益集团对外交决策过程的参与，并因此而改变国家间的力量关系。1993-1994年美国对华最惠国待遇挂钩-脱钩的决策的案例证明，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经济利益集团的政治游说可以使中美不对称的权力关系发生倾斜。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的王义桅博士提出，“多极化”的提法应该重新加以评估，应该从合法性、合理性和合目的性三个维度思考“多极化”的问题。具体包括如下几个问题：首先，谁的多极，哪些国家是多极化的主体？其次，什么样的多极，军事、经济、文化还是政治？第三，如何实现多极，通过和平过渡还是通过战争？第四，多极需要什么样的形成环境？他认为，以“欧洲协调”为代表的机械论的、均势论的多极并不能准确地反映当前时代的主要矛盾和特点，尤其是相互依赖的客观情势；均势和多极也并不必然带来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政策研究室的袁智兵先生认为，中国外交提“多极化”、反霸的根本目的是为了维护和拓展国家利益。“多极化”的提法着眼于大国关系，表明大国在这个方面具有利益重合点。当然，各个国家在“多极化”问题上的看法也有不同的地方。多极化是有层次的，当前在军事上是单极，在经济上呈现多极的格局。
外交部政策研究室的鲁世巍先生提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应该围绕中国的崛起这条主线展开，这包括两方面的问题：一是中国崛起的国际环境；二是中国在崛起过程中的自身定位和利益要求。围绕这条主线，外交研究的关注点应包括：第一，大国关系，其中最重要的是美国；第二，周边关系，当前的重点就是朝鲜核问题；第三，多边外交，如联合国、八国集团会议、亚太经合组织、北约等等。
（三）世界经济格局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李向阳研究员指出，大国的经济竞争正在演化为区域经济合作的竞争。他认为，世界经济竞争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制定规则的竞争。在过去10年，经济全球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规则约束力的提高、约束范围的扩大。与此同时，规则的收益也在增加，因此霸主的重要权力就是制定规则。规则的制定力取决于一国的进口能力，在过去10-15年，欧洲统一大市场在进口方面超过了美国，从而使欧盟对美国的规则制定权发起了挑战。1999年末，西雅图会议的失败反映了美国影响世界经济规则能力的下降，这诱使美国更加重视北美和美洲自由贸易区的建设。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发展说明，区域经济合作是大国扩张市场规模的重要手段，美欧两家在经营本区域的经济合作的同时也在染指东亚。由于未能在东亚形成区域合作，日本在世界经济格局中已经沦为二流国家，未来的东亚区域经济合作将取决于中日两家争夺主导权的博弈。
本次论坛呈现的热烈、生动的讨论场面充分体现了青年学者思想活跃、勤于探索、勇于创新、敢于争鸣的特点。与此同时，青年一代的中国国际问题研究人员也展示出扎实的学术基础和理论素养，自觉地将学术规范贯穿于研究和讨论之中。这些都反映出中国的国际研究在学科建设、学术发展方面取得了令人可喜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