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述巡礼

 

Robert L. Suettinger, Beyond Tiananmen: The Politics of US-China Relations, 1989-2000. Washington, D.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June 2003. 536 pages.ISBN 0-8157-8206.

    本书作者苏葆立先生是美国资深中国问题专家,从事情报分析及外交政策制定工作达25年。他曾任美国国务院情报研究局东亚及太平洋分析办公室主任、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部主任(1994-1997年)、兰德公司资深政策分析员、布鲁金斯学会客座研究员,现任MBRM律师事务所MBP咨询公司研究部主任。

    他的新著《天安门事件之后:美中关系的政治学(1989-2000)》提供了迄今为止美国对华政策制定状况的最逼真的描述。他是作为政策制定局内人来写作本书的。基于上述经历,他对影响美国对华政策的外交政策问题、国内政治及决策进程有很好的理解,同时他也试图去理解影响中国对美政策的那些因素。

    多数学者通常从一些较宽泛的问题和概念去讨论中美关系,如接触、遏制、霸权等。苏葆立发现,在政策制定的现实中,这些大概念是不相干的。政策实际上产生于对实质性问题的关注、在首都所感到的强大政治压力、参与决策进程的不同官僚机构及其运作和人员的影响等因素的交互作用中。对此,他在书中对美国方面的情况进行了详尽而自信的阐述。他也试图拼凑中国方面的同样的状况,尽管显然缺乏适当的档案资料和关键的参与者。但总的看来,本书提供了充足的证据有力地支持了他所采用的总体分析框架。

    苏葆立在书中没有试图去比较华盛顿和北京在处理中美关系问题上何者做得更好。他在某些方面对双方某些主要人物的观点和行动以及决策程序进行了强烈的批评。从全书来看,他告诉我们许多计划往往由于与中美关系无关的事情引起的内部勾心斗角而无法获得成功。如果说本书有一个暗含的主题,那就是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对此后至少到克林顿任期结束时的中美关系具有重大影响。

    对于那些寻求使中美关系持续稳定发展的人来说,本书非常重要,因为它真实地记述了实现这一目标所必须要做的工作。理念和战略层面是这种努力的一个必要组织部分。但是,双方的有关领导人也必须准备使用实质性的政治资本,以维系这种符合双方国家利益的关系。

    本书共十章。第一章“导论”阐明了本书所使用的分析框架、中美两国制度的不同,以及资料来源。第二至四章对“天安门事件”的发生,美国国会、白宫及民众的反应,以及1989-1992年间中美关系的缓慢恢复进行了论述。第五、六章分析了克林顿上台后在中美关系上所面临的“新政治、老问题”,以及1995-1996年间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的冲突。第七、八章讨论克林顿第二任期内的国家安全顾问团队、国家安全顾问伯杰的方式、中美首脑互访、中美关系进入短暂的蜜月期,以及民主党捐款案、“李文和案”、克林顿弹劾案等问题。第九章谈中美贸易摩擦、朱镕基访美、考克斯报告、又一次台海危机、美国参院否决批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给中美关系蒙上阴影并使“蜜月”期结束,以及中美最终就中国加入WTO问题达成协议。第十章“结论”从“旧观念的盛行”、“战略思考的困境”、“错误和集合”、“国内政治与外交事务”、“以事件为主导的关系:台湾问题为主”、“接触和管理”等方面,对1989-2000年的中美关系进行了概括性的总结和分析,并对未来进行展望。    总之,本书严肃而重要,翔实且逼真。对于那些希望理解1989-2000年间中美如何交往的人来说,它是一本必读书。

(李侃如供稿)

 

《从哑铃到橄榄:亚太合作安全模式研究》苏浩著。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5月第1版。除序、前言、参考书目和后记外,全书共7章,约44万字。

    作者执教于中国外交学院,多年从事中国外交、战略与国际安全问题研究。本书研究了安全概念的内涵和安全观念的形成模式,对在亚太地区安全构架发挥重要影响的一些安全观念进行比较分析,突出探讨了具有地区特色的“合作安全”观念,并建构了中国“新安全观”的理论框架。本书还对亚太地区安全结构进行分析,提出目前的“哑铃”式构架并不理想,应建立以合作安全理念为指导的“橄榄球”形安全共同体的主张。书中进而探寻了亚太地区合作安全的渊源,并对冷战后建立的地区唯一的官方合作安全机制——东盟地区论坛的建立和发展历程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再对地区内两个轨道的合作安全对话活动和一些非官方的第二管道安全机制进行了梳理。本书还对中国参与亚太地区合作安全机制的活动进行了论述,最后对地区合作安全所存在的问题和发展前景进行了认真的分析。

    本书是世界知识出版社推出的“国际问题文丛”系列的第一本书,也是国内学术界对亚太地区安全观念和合作安全的理论与实践进行系统研究的一本重要专著。

 

《美国利益集团政治研究》谭融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5月第1版。除前言、结语、后记、主要参考文献外,全书共7章,276页,约21.8万字 。

    作者为南开大学法政学院政治学系副教授,主要从事比较政治、美国政治研究。该书是在作者2001年4月完成的博士论文的基础上略加修改而成。书中,作者分析了美国利益集团政治缘起的原因和政治文化背景,系统地介绍了美国利益集团政治的发展、原因、派别、代表人物和基本思想,以及与美国政党间的关系等问题。作者还对利益集团在美国对外政策,特别是在延长中国贸易最惠国待遇问题上所起的作用进行了探讨。

  本书系中华美国学会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华美国学丛书”之一,得到美国福特基金会资助的中华美国学会美国学著作出版补贴基金资助。

 

《为石油而战:美国石油霸权的历史透视》江红著。北京·东方出版社2002年2月第1版,全书除前言、结束语、附录、主要参考书外,共15章,526页,约39.8万字。

    作者现为新华社国际部资深记者,长期从事国际石油问题报道和研究,曾出版文集《80年代国际石油风云》。全书围绕一百多年来国际石油领域中发生的重大事件,记述了美国石油政治、外交、经济、军事和战争的历史,描述了美国凭借丰富的国内石油资源争取世界霸权和为争夺国外廉价石油而推行“门户开放”和“炮舰政策”的历史。

(尹树强供稿)

《美国霸权的困惑:为什么美国不能独断专行》约瑟夫·S·奈著,郑志国、何向东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6月第1版,除前言、注释、索引外,正文5章,258页,约18万字。

    作者约瑟夫·S·奈,现任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院长,曾在克林顿政府内任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和助理国防部长。书中,作者批判当前的美国对外政策只注意实力的军事因素,忽视由经济实力、文化声誉和国际威望组成的“软实力”所蕴含的更微妙因素。他认为,一个国家无论多么强大,单凭自己的力量是无法应付世界上的所有问题。他主张加强美国的软实力,在保持美国霸权的前提下加强多边合作,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保持美国的权力及实现美国的国家利益。

   本书是“9·11”事件后,美国学术界对美国外交政策和国际战略反思著作之一,对研究“9·11”后美国外交政策走向颇具参考价值。

(尹树强供稿)

 

Joe Klein, “The Long War of John Kerry,” New Yorker, Vol. 78, No.37, December 2, 2002, pp.70-83.

  鉴于约翰·克里(John Kerry)可能参与2004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竞选,本文作者叙述了该参议员的职业经历和个人生平。克里是作为一个反战的越战退伍老兵出现在政治舞台上的。1972年他竞选国会议员失利。本文探讨了这一经历对于克里政治梦想的影响。自从1984年当选参议员以来,克里同共和党的越战老兵结成联盟,并主要参与退役军人和外交事务的工作。1996年,他赢得了一次艰难的参院竞选连任,并发誓“做我要做的事情,让任何传统的看法见鬼去吧。”

 

George McGovern, “The Case for Liberalism: A Defense of The Future Against the Past, ” Harper’s, Vol. 305, No.1831, December 2002, pp.37-42.

  作者争辩说,美国的伟大之一是自由和保守的政治哲学间的对峙。他写道,自由派已被描述为弱于国防事务、漠视家庭价值、对共产主义软弱、受制于福利游说集团、主张枪支控制和支持堕胎。他争辩道,自由主义的真正涵义是进步的信念、信奉人性本善、强调个人的自治和对于政治、公民权利的保护。作者对布什政府的对外政策持批评态度,并鼓励国会中的自由派议员成为坚定的反对派。

 

Richard Brookhiser, “The Mind of George W. Bush,” The Atlantic Monthly, Vol.291, No.3, April 2003, pp.55-69.

  没有任何事情可以比一个人做出的决定更能揭示出自己的内心世界了,特别是对一个口齿不清的人来说更是如此。乔治·W·布什所做出的决定毫无争议地是重要的。作为一个决策者,布什的天赋和局限性是什么?作为一个记者和历史学家,作者与一群认识总统多年的人们交谈,并得出结论认为布什最大的力量在于其清晰的想法。至于难以预测的方面,则是想象力。

 

Nancy Baker, “The Impact of Antiterrorism Policies on Separation of Powers: Assessing John Ashcroft’s Role,” Presidenti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32, No.4, December 2002, pp.765-778.

  作者写道,国内反恐政策对三权分立——宪法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有着显著影响。这表现在“9·11”事件后,政府行政部门的权力得到了巨大的扩张。作者详细地描述了司法部长约翰·阿什克罗夫特拓展行政权力的方式,指出他似乎表示在特定领域的继续分权会危及国家安全。作为一个反对行政部门权力扩张的人士,作者写道,国会和程度轻一些的法院,已经正在挑战目前的行政部门。

 

Christian R. Grose, Antoine Yoshinaka, “The Electoral Consequences of Party Switching by Incumbent Members of Congress, 1947-2000,” Legislative Studies Quarterly, Vol. XXVII, No.1, February 2003, pp.55-75.

  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许多国会议员转换了政党隶属关系。这篇文章讨论了来自纽约的迈克尔·福布斯(Michael Forbes)从共和党人转变成民主党人的国会生涯。全美的民主党人欢迎这一变换,但回到国会第一选区,当地的民主党人却愤怒,并团结在另外的候选人——所谓“真正的”民主党人周围,结果福布斯初选失利。两位作者考察了记述转换政党的学术文献,得出结论认为,政党转换者在正式选举时候的表现更为糟糕;就短期而言,两党的初选竞争会变得更为激烈。

(袁征供稿)

 

Ivo H. Daalder & James M. Lindsay, “The Globalization of Politics: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For A New Century,” The Brookings Review, Vol. 21, No.1, Winter 2003, pp.12-17.

    作者指出,“9·11”事件标志着地缘政治时代的终结与全球政治时代的来临。美国决策者目前面临的挑战是认清这种根本性的变化,并运用美国无与匹敌的军事、经济、政治力量去塑造一个有利于维护美国利益的国际环境。在海外,美国应该寻求实现哪些目标?勿庸置疑,第一个目标必须是捍卫和促进自由、安全与繁荣。实现这个目标的最好方法是推进建立一个基于民主、人权和自由事业的国际秩序,即把美国在欧洲帮助建立的和平与繁荣的区域扩展到世界其他地方。第二个目标是寻求扩大和适应经证明是有效的国际制度和国际安排。第三个目标是加强对现存国际协议的遵守,强化国际制度的效力,从而监控、强制世界各国遵守国际协议。最后,美国必须在创造能够应对新挑战的有效的国际制度与国际安排方面为各国树立榜样。

 

Michael T. Klare, “For Oil and Empire? Rethinking War With Iraq,” Current History, Vol. 102, No.662, March 2003, pp.129-135.

   作者在文中考察了美国把反恐战争的中心目标定为伊拉克这一政策背后的动机。“如果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恐怖主义及输出民主的关切不能解释布什政府推翻萨达姆政权的决心,那美国政府这样做的动机究竟是什么?答案可以在美国力图控制石油资源及其保持自身至高无上的霸权地位的努力中找到。”

 

Demare K. Michelau & David Shreve, “Education Reform from the Top Down, ” State Legislature, Vol.28, No. 10, December 2002, pp.21-25.

    2001年,民主、共和两党议员压倒性地通过了名为“不落下一个孩子”的法案,这是布什总统提交国会表决的一项重要法案。该项法案的通过表明,美国将实行全面的教育改革。本文作者指出,“不落下一个孩子”这项旨在使校区对每个学生的表现负责,解决大多数富裕的学生与少数贫困学生之间的成绩差距问题的法案,着重解决对学生的责任及测试要求的问题。关于此项法律的讨论源于一些州议员的担忧,包括:法律的模糊性,可能出现的联邦政府援引这项法律剥夺原本由州政府和许多托管组织掌管事务的管理权的情况,以及测试对特殊教育的影响,等等。一位议员尤其担心此项法律可能为在联邦法院开展诉讼活动打开方便之门,他认为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此项法律将挑战学校的财政系统。

 

Gregory Rodriguez, “Mongrel America,” Atlantic Monthly, Vol. 291, No. 1, January/ February 2003, pp.95-97.

    到2100年,将有37%的非洲裔美国人、40%的亚裔美国人有混血的祖先;在拉丁裔美国人(美国最大的少数族裔)中,称自己祖先是混血儿的人数将是称祖先为单一人种的人数的两倍以上。在文章中,作者提出了随着美国通婚率的增长未来种族究竟意味着什么的问题。他探讨了过去一个世纪里的种族观,结论是,强大的文化力量正在培育一种新的种族认同。现在美国人再也不会被迫选择一个种族,他们可以自由地认同自己是混血儿,这样一来就使种族问题有了新的复杂性,而且也更加微妙。

 

Bathsheba N. Crocker, “Post-war Iraq: Are We Ready?”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March 25, 2003. 21 pages.

    作者认为,对于伊拉克的战后重建,布什政府做了大量的规划工作,事先在各个方面进行了全面的准备。但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依然十分明显。通过汇集所有见诸于世的政府已发布的文件,作者为布什政府迄今为止对冲突后的重建所做的各项工作设立了一个记分卡。本文提出的问题源于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2003年1月中旬出版的一份题为《更高明的和平:对冲突后的伊拉克的一项行动战略》的报告中的建议。总之,这个记分卡给布什政府的规划和准备工作打了一个毁誉参半的分数。克罗克认为,布什政府的工作在某些领域取得了明显的进展,而在另外一些领域里则严重滞后。

 

Daniel L. Byman, “Terrorism and the War with Iraq,” Brookings Institution. March 3, 2003. 7 pages.

    作者指出,“日益迫近的伊拉克战争大大地提高了恐怖主义组织对美国本土、美国的海外利益或者美国的盟友进行恐怖主义袭击的危险性。当萨达姆感到战争不可避免的时候,他就会收起他最近一段时间学会的谨慎,不惜使用恐怖主义手段。他使用恐怖主义手段的方式,要么是大举地使用伊拉克的军队发动进攻,要么是与基地组织合作,对西方国家的目标发动袭击。基地组织及其成员也会在公众注意力集中的时候独立地发动袭击。不知名的伊斯兰教激进派的一些人,甚至是受基地组织鼓励的不满的个人,都可能把伊拉克战争的爆发变成发动袭击的理由。基地组织以及类似的恐怖主义组织可能将试图利用伊斯兰世界对美国领导的反恐战争的愤怒,重新招兵买马,筹措资金,使它们在将来更为强大。”

    拜曼还指出,“即便是在战争结束以后,伊拉克问题和反恐战争问题也是联系在一起的。重建工作的努力程度及后萨达姆政权的性质,将影响未来数年内中东地区的恐怖主义活动的前景。”(卢宁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