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虔敬主义和理性主义
对美国思想形成的影响【注释】本文曾由作者塞缪尔·皮尔逊教授在南开大学举办的“面向21世纪的美国和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2003年4月）宣读。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将文章内容分为3部分，并曾就若干问题向作者讨教。在此，译者对皮尔逊教授表示感谢。文章发表时，个别地方经编辑修改，特此说明。【注尾】
塞缪尔·皮尔逊
本文的任务是说明美国人心灵深处的一个令人迷惑的矛盾：它使美国人在显示出强烈的宗教色彩的同时，也表现得非常世俗。人们常常注意到：一方面，美国显然处于全球现代化领头羊的位置；另一方面，它在宗教上依然相当传统，表示信仰上帝和承担某一宗教义务的民众在人口中所占比例均高于其他任何一个西方工业化国家。这一现象在现任美国总统身上更加清晰可见：一方面，他似乎是美国自基辛格以来实力政治（realpolitik）的最露骨和最不含糊的倡导者；另一方面，他的讲话充满了个人深深的宗教信念，并隐晦地提及像是中世纪而非现代的巨大善恶势力来模糊其政治宣示。历史学家怎样解释这一现象呢？
（一）
我发现，美国人这种令人迷惑的思考世界的方式根植于塑造欧洲文明（包括17世纪末和18世纪欧洲在美洲殖民地的文明）的那些思想势力，这些势力深刻地影响了18世纪后期的美国思想。那是一个科学和启蒙的时代，一个反对专制主义（authoritarianism）及此前的宗教战争的时代。这些反对和反应采取了独特和与众不同的形式，其中最主要的两种形式便是理性主义和虔敬主义，这两者在1770年代的北美有过简短的联合，但接着便各行其道。作为一个国家，美国诞生于这两种力量联合的短暂时期，但是随着它们的分道扬镳，它便无力解决其忠诚分裂（divided loyalties）的难题。
在1648年威斯特伐里亚和会上，欧洲结束了长达一个多世纪的宗教战争。这场战争使欧洲人民对使用武力来为宗教和意识形态效劳的作法深表怀疑。同时，实验科学、新哲学思想、印刷技术带来的信息的大规模传播，这三者的共同作用正在塑造着一个崭新的欧洲思想。接二连三的科学发现和哲学洞见给西方知识界带来了革命性变化，并对保守的基督教神学和各种君权神授论（theories of divine right monarchy，它求助于神示和传统的权威而非现实体验的力量，依赖于政府的实力而非民众的支持）提出了严重的挑战。这样，西方社会发现自己处在一个剧烈变化的时期，传统的思想模式似乎正在失去权威。在政治思想模式和宗教思想模式方面都同样如此。欧洲文化包括其在美洲殖民前哨基地的文化，明显陷入了危机状态。
到17世纪末，在欧洲和美洲社会中以及在其宗教团体中，能够看到对这场危机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回应。一种是理性主义的回应，它试图把认识和信仰的根据从神示和权威转变为理性和现实体验。对危机的另一种主要回应在欧洲和美洲的宗教团体中尤为明显，它试图打破近代早期欧洲基督教的形式主义和专制主义及其对由国家强化的正统神学的依赖，而强调宗教的个人色彩、个人与上帝及教会的联系、皈依的体验和追求个人虔诚。【注释】对18世纪美国理性主义与虔敬主义的相互关系的深入讨论可参见Samuel C. Pearson, The Great Awakening and Its Impact on American History (St. Louis: Forum Press, 1978).【注尾】
通常用来描述18世纪欧洲思想的术语是启蒙，这是德国哲学家康德创造的概念，指的是人的思想摆脱传统、迷信和权威的枷锁而获得自由。启蒙运动诞生于对教会、国家和大学的无所不在的压迫性权威的幻灭，代表着大路的打开，由此人们能够挑战传统，认真地接受新思想和新方案。
在题为《18世纪哲学家的天堂》的小书中，美国历史学家卡尔·贝克尔为我们简要介绍了启蒙思想家们的一些主要思想。他所概括的思想包括自然、理性、自由、幸福和进步。这些思想被提升到一个新的重要高度，它们经常被重新界定，并以一些有趣的新方式相互联系。【注释】Carl L. Becker, The Heavenly City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Philosopher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32).【注尾】
当自然及自然物实际上成为神的同义词时，理性便被认为是人类从权威和迷信中解放出来的关键所在。理性被看作是人们手中的一个工具，可以用来解决他们的难题，规范他们的生活。理性及理智之举被认为是通向真与善的不二法门。于是，理性被用来反对权威或传统，反对那些在宗教世界中基于神示、在政治世界中基于君主控制的观念和行为规范。理性被认为是一种用来判断所有这类外部强迫要求的合法性和正当性的合适工具。就这样，启蒙一词传达了这样一种意思，即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对可以接受的权威已发生了巨大转变：从基于教会、国家和大学权威的外部强制的观念转变为通过运用人类理性来解决身边难题而体现出的个人可以觉察的观念。
思想上的这一理性主义框架对美国产生重大影响的时候，恰逢其独立和构建新国家之际。它明显地塑造了美国几位“开国元勋”特别是杰佛逊和富兰克林的世界观，其影响之大可与英国宪法或北美殖民地经历对他们的影响相提并论。
亨利·梅在其出色的著作《美国的启蒙运动》中探究了美国启蒙思想中的几个重叠的阶段：1688－1787年的温和启蒙阶段，这一阶段约翰·洛克和艾萨克·牛顿的思想在北美盛行；1750－1789年的怀疑论（skeptical enlightenment）启蒙阶段，这一阶段大卫·休谟和伏尔泰的观点极为流行；1776－1800年的革命性启蒙阶段，它孕育出了美国独立和宪政的理念，并在法国大革命的世俗千禧年主义中（the secular millennialism）在欧洲达到极致；最后是1800－1815年的教诲性（didactic）启蒙阶段，这一阶段美国人对主要受第一阶段即温和启蒙阶段影响而形成的思想方式满怀同情，力图从宗教复兴和19世纪早期的反动中拯救它的某些遗产。【注释】Henry F. May, The Enlightenment in Americ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6).【注尾】
在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者看来，“思想胜于情感，理性重于神示，德行强于奇迹，公德优于自我拯救”。18世纪中期以后，以熟悉欧洲哲学和文学为自豪的有教养的美国人深受这些观念的影响。虽然他们对这些观念的理解大相径庭，但总的来说，都倾向于理性的诉求，而反对求助于权威来解决人生难题，尤其反对求助权威来指导治国方略和宗教领域。启蒙思想在受过教育的精英群体中比在普通民众中更受欢迎。但是，正如马丁·马蒂（Martin Marty）所注意到的，普通民众也间接地受到其领导人的影响。【注释】Martin E. Marty, Pilgrims in Their Own Land: 500 Years of Religion in America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84).【注尾】这一思想的大部分内容融入了罗伯特·贝拉所说的“美国市民宗教”（American civil religion），这种美利坚民族的宗教是在7月4日独立日、阵亡将士纪念日【注释】每年5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一，纪念美国阵亡将士的公共节日。最早的时候是每年的5月30日。——译注【注尾】、感恩节，以及类似的一些不与任何特定宗教相联系的准宗教节日庆祝活动中来举行仪式的。【注释】Robert Bellah, “Civil Religion in America,” Daedalus (Winter 1967).【注尾】
在讨论18世纪后期的美国时，我还要明确地指出，必须肯定启蒙运动在塑造美国早期国家思想上的重要作用，但同样必须肯定的是，这一作用主要来自温和的启蒙。几乎没有美国人表达过比欧洲大陆的启蒙运动更加激进的观点。美国的启蒙运动与以约翰·洛克和亚当·斯密的思想为特征的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启蒙运动有着更多的相似性。
本杰明·富兰克林可能是18世纪美国启蒙人物的典范。他的《自传》与其政治、科学和商业作为一样，揭示了他的信念：人类理性是理解世界并使之更符合人性和理性的恰当工具。富兰克林断言“美德是人生的代码和表达”，强调清教徒节俭、节制和勤勉的价值观。而且很显然，他追求这些美德的目的不是为了达到清教徒式的神圣或光耀上帝，而是为了启蒙运动的幸福和进步。【注释】Benjamin Franklin, Autobiography and Other Writings, edited by Russel B. Nye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58).【注尾】
托马斯·杰佛逊，这位美国《独立宣言》的起草者和第三任总统则是另一个典范。杰佛逊在公益服务中追求多方面的理智生活所体现的启蒙思想。他是一位科学家、建筑师、哲学家，同时也是政治家和国务活动家。他创建了弗吉尼亚大学，并坚持认为所有公民都需要而且必须得到至少是起码的教育。他坚信人类的思想活动不能够受制于法律的强制，统治者没有任何权利超越人类的良知。他坚持认为，宗教位于政府的职责范围之外，因为“我邻居的宗教观既不扒窃我的口袋，也没有打断我的腿”。理性和无拘无束的探询是反对谬误惟一有效的工具，真理是强大的，能够自我保护。强制只会让一些人变得愚蠢，让另一些人变得虚伪。【注释】Samuel C. Pearson, “Natures God: A Reassessment of the Religion of the Founding Fathers,” Religion in Life, XLVI (Summer 1977), pp.152-165.【注尾】
当然，如果要提供一份深信启蒙思想的美国开国元勋名单的话，这一代人中有无数的其他人需要提及：本杰明·拉什（Benjamin Rush）医生，詹姆斯·麦迪逊，约翰·亚当斯，等等。在半个世纪甚至更长的时间里，塑造了这个新国家的美国政治精英们与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正是后者开启了西方世界的现代化。这些人和他们的信念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现代世俗国家，并让它走上了这样一条道路，在这条道路上，理性应是其决策的指南，而进步和幸福则是其目标。
（二）
正如前文所说，理性主义只是18世纪对那个时代诸多挑战的一种回应。另一种回应则是虔敬主义。尽管理性主义在美国有深远影响并明显地塑造了精英们的思想，但虔敬主义也有着同样重要的影响，特别是对普通民众，也就是那些在19世纪初期的民主化进程中日益引人注目的公民。
对17和18世纪变化不定的世界的这另一种主要回应，是欧洲和美洲宗教团体内部的一场运动。它试图摆脱无休止的神学纠纷，这种纠纷自16世纪以来曾导致了思想和军事上的冲突，并给日渐正式的官方宗教重新注入了活力。虔敬主义出现在英国福音派教义之前但与其有着密切联系，它与理性主义一样，反对较早时期的那些观念。它力图通过强调宗教的个人色彩、个人与上帝及教会的联系、皈依的体验以及追求个人虔诚，来解决西方宗教内部的思想纷争。当理性主义者把西方大部分神学传统视为非理性而加以反对时，虔敬主义者只是认为它无关紧要，无需关注。于是，这两种极其不同的运动对教会内部的权威和传统（就宗教统治集团维持的规范来说）以及支撑教会的国家内部的权威和传统进行了交叉抨击。虔敬派较少关注教会、圣礼和牧师，而更多地关注在志趣相投的人组成的小社区中形成的那种个人与上帝之间的适当联系。17世纪的虔敬派根植于宗教改革时代的某些激进运动，它们强烈地认同菲利普·斯彭内尔（Philip Spener），一位曾在法兰克福和德累斯顿传教的路德派牧师；他们也认同哈雷市（Halle），该市的大学经斯彭内尔的朋友奥古斯都·弗兰克（August Hermann Francke）的努力而成为虔敬派活动的中心。亲岑道夫伯爵（Count Nicolaus von Zinzendorf）后来致力于哈雷的虔敬派事业，通过他，虔敬主义传播到摩拉维亚【注释】地名，位于今天的捷克。——译注【注尾】教会。许多摩拉维亚人移民宾夕法尼亚，将虔敬主义带到了美洲，并在其他宗教团体中传播，使激情和个性被接受，最终形成了被称为“大觉醒”（the Great Awakening）的宗教勃兴。
由于移民模式的作用，英属北美大西洋沿岸中部殖民地比英国或欧洲大陆以及北美新英格兰或南部殖民地的人口构成更加多样化，包括了更多的不认同欧洲传统宗教秩序的人。早在1725年，当荷兰新教牧师西奥多·弗里林海森（Theodore J. Frelinghuysen）来到北美时，就出现了虔敬主义对传统构成潜在威胁的情形。弗里林海森是由荷兰归正会的管理机构——阿姆斯特丹长老监督会派到北美在新泽西的拉里坦谷地（Raritan Valley）传教的，他向教友提出了一项激进的新惩戒措施。怀着深切的虔敬主义信念，弗里林海森开始了一项包括福音布道、严格执行教会戒律，要求以皈依的体验作为上帝挑选的证据在内的改革计划。不过，他相信有能力从信徒的灵魂未获再生者中辨别出上帝选民，并将那些缺乏令人满意的再生体验的人排除在圣餐台之外，从而超越了加尔文宗的传统。有人向阿姆斯特丹教会当局提出指控，他遭到了的谴责。但是，众多的教民特别是年轻和贫穷者却支持他。1720年代中期，教徒和参加宗教活动的人数大增，标志着显著的宗教复兴。这种复兴，从拉里坦谷地扩展到新泽西、宾夕法尼亚和纽约的其他荷兰人定居地。
另外，这种复兴很快波及到英语殖民地，这主要是由于坦南特（Tennent）家族的努力。威廉·坦南特是长老会牧师，在与家人移民美国之前曾在爱丁堡大学学习。在担任纽约贝德福德（Bedford）教区牧师期间，他在家中教育他的儿子们，后来，其长子吉尔伯特从耶鲁大学获得硕士学位。1727年搬到宾夕法尼亚的内沙米尼（Neshaminy）后，这位父亲建立了自己的学院，它被讥讽为坦南特的“小木屋学院”（log college）。在教育自己的孩子和其他自愿到学院由他照管的年轻人时，坦南特也强调宗教的内省和精神要素。1726到1746年，坦南特培养了16－18个学生，其中不少人，包括他的三个儿子，成为长老会牧师，并成了复兴派的骨干。
1726年，吉尔伯特·坦南特成为新泽西新不伦瑞克（New Brunswick）一个长老会教堂的牧师，当时正是荷兰新教复兴的巅峰。在这里，他结识了弗里林海森，在后者身上，他发现了能够提供灵感和勇气的似曾相识的精神。坦南特开始了布道，内容集中在因原罪而下地狱的可怕威胁，以便使他的听众可以做出更好的准备来接受上帝的饶恕和拯救。到1729年，在这一地区的长老会中间到处洋溢着一种复兴精神。这些奋兴布道活动也受到在各自教区的小约翰·坦南特、小威廉·坦南特以及小木屋学院毕业生塞缪尔·布莱尔的鼓励。一位曾在伊利莎白教区服务的新英格兰长老会牧师乔纳森·迪金森（Jonathan Dickinson）也支持这些活动。在1730年代，这一地区发生了数起地方性的奋兴布道活动，1735年，吉尔伯特·坦南特的一些布道讲稿出版了，增强了他的声望。
长老会的奋兴布道活动引发了先前在荷兰新教中出现过的同样争议与批评。某些教、俗界人士表示热烈赞同，特别是那些有理由对突出教会作用的形式主义表示不满的人；那些盯住奋兴布道活动中的狂热和杂乱无序的人则对复兴活动感到害怕，并进行非难。总的来说，奋兴运动沿着已经存在的界限分裂了长老会。支持严格教义准则的人害怕并反对奋兴运动。他们的宗教观依然是苏格兰国教会（一个包括了所有人口在内的国家教会）的那些看法，它必然更多地关注于教义，而较少关注皈依体验这一更为内省和困难的问题。另一派人则把教义问题放在次要地位，他们认为必不可少的虔诚问题是更为重要的问题。对他们来说，奋兴运动似乎是上帝所赐。
在清教徒主导的新英格兰，大觉醒的到来总的来说是与1729年乔纳森·爱德华兹（Jonathan Edwards）在北安普敦（Northampton）出任教职密切相关的。出于对世俗气和阿明尼乌主义（Arminianism）【注释】该教派为荷兰基督教新教神学家阿明尼乌（1560－1609）创立，它反对加尔文派的得救预定论观点。——译注【注尾】蔓延的担忧，爱德华兹鼓励其听众中年轻人的精神发展。尽管他的布道缺乏坦南特布道的华丽色彩，但仍激发起人们对宗教不断增长的兴趣。奋兴布道会从北安普敦传播到整个康涅狄格谷地。后来，当它在北安普敦式微时，爱德华兹便着手在《忠实记事：上帝在北安普敦千万灵魂皈依中的奇迹》（Faithful Narrative of the Surprising Work of God in the Conversion of Many Hundred Souls in Northampton）一书中描述他的经历，该书1737年和1738年先后在伦敦和波士顿出版。爱德华兹描述了北安普敦的年轻人如何 “逐步地远离嬉闹，在参加公众礼拜时明显变得愈加庄重”。该书为爱德华兹赢得了显赫的名声，许多人把它看作是改进他们的再生努力的指南。【注释】爱德华兹对奋兴布道的记述以不同的书名不断重印。见Jonathan Edwards, A Narrative of Many Surprising Conversions in Northampton and Vicinity . . . (Worcester, MA: Moses W. Grout, 1832).【注尾】
在宗教广泛衰落的大背景下，1730年代地方性的但却是热烈的宗教奋兴布道会却起到了日益缓和这种趋势的作用，此时，乔治·怀特菲尔德（George Whitefield）出现了。他是卫斯理兄弟【注释】即John and Charles Wesley，二人均为英国布道家，同是卫斯理宗创始人。——译注【注尾】的同事，已经是英国一位著名的福音传教士。早年他曾短暂地访问过佐治亚，并计划在那里建立一个孤儿院。随后他回到英格兰接受圣职委任，并在那里进行了一次成功的奋兴布道之旅。1739年11月初，当怀特菲尔德在费城下船时，美国的大觉醒运动已如火如荼地展开。在一年半时间的周游中，怀特菲尔德水陆并进，布道于从缅因到佐治亚的沿海地区。所到之处，特别是在查尔斯顿、费城、波士顿和纽约等沿海城市，怀特菲尔德吸引了大批听众，唤起他们关注自我拯救，并激励起大批北美僧俗信徒以他为榜样，把奋兴布道活动推广到内陆城镇和边疆社区。怀特菲尔德将旺盛的精力、在激昂动听的语调运用上的准确感觉，以及对宣传价值的深刻理解结合在一起，提供了构成大觉醒运动的一系列事件的催化剂和内聚力。
怀特菲尔德作为奋兴布道家的名望超过他本人的其他声望。无论他走到那里，无论是在费城、纽约、查尔斯顿、纽波特，还是波士顿，他总是遇到热情的群众，但也常常遇到争议。吉尔伯特·坦南特在怀特菲尔德之后到达波士顿，在那里呆了几个星期，对大批信徒布道。坦南特是位令人恐怖的布道者，是地狱之火和诅咒型的奋兴布道家的原型。一位当时人评论说：他“展示出令人敬畏的神圣、公正、法律、威吓、真理、权力和上帝的威严，以及他对背叛、冥顽、怀疑和不信基督的罪人的怒不可遏；这些人面临着时刻被打入地狱、永世不得翻身的可怕危险，以及身陷受难处的极度痛苦”。在怀特菲尔德之后，乔纳森·爱德华兹也在康涅狄格谷地增加了自己的巡回布道活动，他最著名的布道“愤怒上帝手中的罪人”，就是1741年7月8日在恩菲尔德（Enfield）做出的。
怀特菲尔德和坦南特毫无疑问是大觉醒运动中的领军人物。在其倡导的必不可少的虔诚的运动中，他们有效地利用了所有宣传的和修辞的武器，它们具有同样的说服力，可以看作是催化剂，唤起了当时安逸而墨守成规的无数牧师走上奋兴布道的道路。在怀特菲尔德日记（这些日记刚记下来，便立即以零碎形式发表，它们是对沿海城市大觉醒运动规模的精彩记述）的激励下，在爱德华兹《忠实记事》的详尽指导下，一支牧师大军在北美大地展开，把奋兴运动带到了农村社区和边疆居民点这样的穷乡僻壤。正是他们保证了奋兴运动能够触及普通民众的千家万户。
北美教会中的大多数僧俗信徒似乎比英国国教会和公谊会（the Society of Friends）【注释】也称贵格会（the Quakers）。——译注【注尾】信众更早接受大觉醒运动并期待它产生有益的后果。奋兴布道者无节制的热情、未经邀请就进入教区的惯常做法、对较少奋兴运动倾向的教士的苛刻抨击、容忍（如果不是鼓励的话）肢体表达，这些都不可避免地引发了严重的争议。在长老会，这种争议导致了教派实际上分裂为“老派（Old Side）”和“新派（New Side）”。在新英格兰也出现了类似情况，清教分裂为“旧光（Old Lights）”和“新光（New Lights）”两派，前者是反奋兴运动派，由波士顿第一教会的查尔斯·昌西（Charles Chauncy）领导。他与爱德华兹在一系列出版物上展开辩论，康涅狄格和马萨诸塞还通过法律，试图限制极端行为。新英格兰的许多大觉醒运动的同情者曾一度组织分立的宗教集会，但后来他们逐渐回到原来的清教教会或加入浸礼会。
大觉醒运动显著而永久地改变了美国的宗教面貌。1740年代构成了转变的分水岭：从建立转向分离、从强制转向劝戒。大觉醒运动粉碎了地域教区的传统观念，代之以心灵相通、志趣相投的个人自愿联合起来的教派教会。这从根本上改变了牧师与其教民的关系，使牧师依赖于公众舆论。由此，牧师开始看重激情的感染力和圆通的政治技巧，而不是渊博的学识和无暇的正统观念。早期北美有逻辑、有条理但却常常乏味的布道，让位于奋兴布道家激动人心但却极少装腔作势的布道。尽管它深刻地分裂了它所触及的每一个教派，但大觉醒运动却超越了地区和宗派的界限，为奋兴派僧俗信徒的联合阵线奠定了基础，因此也为基础广泛的福音派活动奠定了基础。这些活动在19世纪初年极其成功，它反映了大觉醒运动对个人道德和善行的兴趣。
通过吸收年轻人和生活中的贫困者，以及教会的工作，大觉醒运动消解了殖民地时期宗教中的大部分精英主义色彩，暂时缓和了某些社会和经济矛盾，并为19世纪美国的平等主义大众教会（the egalitarian popular churches）打下了基础。它也挑战了诸如等级、年龄和教育等权威的传统性和制约性基础，而支持以人人都可获得（至少人们相信可以获得）的内心体验为基础的权威。
尽管不可能有人预见到这一后果，但是，大觉醒运动导致了北美官方教会（establishment of religion）的消亡。奋兴运动带来的分裂和吵吵嚷嚷的宗派主义给保留有官方教会的那些殖民地政府以强大的压力。非官方宗教集团坚持要求充分的宽容，慢慢地，那些官方教会不情愿地让步了。意味深长的是，官方教会，不论是新英格兰的公理会（清教）还是南部的圣公会，都不是大觉醒运动的主要受益者。在大觉醒运动后的一代人时间里，9个官方教会中有6个不复存在，剩下的3个后来也衰落并消亡。官方教会被废除的受益者是浸礼会、卫理会和长老会等传统教会，它们可以更容易地适应注重个性、世俗领袖和信徒平等的奋兴派风格和特性。
大觉醒运动也深刻地改变了北美人思考宗教的方式。循规蹈矩的神学让位于体验，教士的权威让位于个人信念的权威。宗教情感培养的渐进过程开始受到忽视，因为奋兴布道的急进过程带来了更为戏剧化的结果，尽管这结果常常是昙花一现。宗教责任以更多个性、更少共性的方式被重新界定。日常事务与宗教之间的分化出现了。作为北美的一场群众运动，尽管大觉醒运动确保了宗教的地位，但它却削弱了宗教在以前几代人的时间里充当教化地方官员的一种导师的重要性。
尽管参与运动的加尔文派坚持认为人类无能为力，但大觉醒运动被证明是美国的民主、个人主义、平等观及个人责任感发展中的一个强大力量。通过赋予个人以自我证明的宗教体验，它把个人从教士的权威中解放出来。尽管源自奋兴运动的福音派在感情上处在与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相对立的一极，但它在人类平等和人权上却与理性主义的看法惊人地相似。福音派处理问题的简单方法，把一切东西看成非好即坏，也深刻地影响了美国人的思想。
大觉醒运动对美国革命的准备方面的影响也不可小视。它帮助培育出一种超越殖民地和地域划分的民族整体感。在更为深刻的层面上，大觉醒运动的个人主义、平等主义和反权威主义的思想与其强烈的感情一道，塑造了觉醒的、有吸引力的革命宣传候选人。
（三）
乍看起来，虔敬主义和理性主义似乎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运动，它们在很多方面也的确不同，但是，它们都产生于对早期世界观的深刻不满，因而也共同具有一些重要的思想。
英国著名启蒙哲学家约翰·洛克可能是理解这种复杂关系的一把钥匙。洛克反对笛卡儿的天赋观念论，而把人类的经验看作是人类理解力的源泉。他的著作很早就为耶鲁学院的图书馆所收藏，从而影响了一些人，其中就有年轻的乔纳森·爱德华兹，他后来成为大觉醒运动的领军人物。爱德华兹对洛克的《人类理解论》尤为感兴趣。在这本书中，洛克提出了一种经验认识论，反对笛卡儿及其信徒的很受欢迎的理性主义。【注释】John Locke, An 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 edited and abridged by Maurice Cranston (New York: Collier Books, 1965).【注尾】北美政治家发现，他们最感兴趣的是洛克为基于社会契约的政府的辩护，而且他们将用一种洛克决没有想到的方式来使用这种辩护——要求摆脱大英帝国而独立。但是，许多其他的北美人则受到洛克宗教著述的影响，这些著述包括三封倡导宗教宽容的信函和一本题为《基督教的合理性》的小书。在书中，洛克试图用诉诸人类的理性来代替依靠圣经和教会权威来维护基督教的传统作法。【注释】John Locke, The Reasonableness of Christianity, edited and abridged by I. T. Ramsey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8).【注尾】20世纪的思想家发现洛克的论据难以服人，但在当时，这些著述却提供了一种替代威权主义宗教的颇受欢迎的选择，即诉诸个人体验。这样，理性主义和虔敬主义都反对诉诸权威，并都在诉诸体验中发现了它的替代物。
在《活的实验》一书中，西德尼·米德（Sidney Mead）认为理性主义和虔敬主义这两种运动都根植于17和18世纪，是一个运动的两面，并在新的美利坚民族形成之时暂时汇合。它们都蔑视诉诸权威——不论是教会的还是国家的权威，它们都发现人类的体验是这种诉诸的抗衡力量。虔敬派看重的是赤诚之心，理性主义者看重的是合理的政府和道德纯朴的宗教。两者都强烈地反对权力和官方宗教的控制，都相信（正如杰佛逊所明确指出的）官方宗教让教会和国家腐败。于是，尽管有许多潜在的分歧，来自杰佛逊和麦迪逊这样的开明派要求自由的温和压力还是得到了左翼新教舆论的压倒性支持。这种舆论产生于要求获得不受官方教会（美国革命爆发时，13个殖民地中有9个存在着官方教会）影响的宗教表达自由的欲望。他们的目标不同，但看待自己问题的方法却相似，并对实现他们的目标有着共同的战略。这个同盟的结果便是与英国分离，建立一个政教关系处于善意中立的新的世俗国家。【注释】Sidney E. Mead, The Lively Experiment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63).【注尾】
虔敬主义和理性主义的这个短暂联盟使它们实现了各自的目标，这实在是很奇妙。理性主义者达到了脱离英国的目的，获得了构建一个基于世俗和民主原则的新政府框架的自由。虔敬派则实现了宗教充分自由的目标。在9个殖民地官方教会中，有6个是英国国教会。所有这些官方教会都在革命的进程中瓦解了。这个王权和圣坛的联盟终结了英国教会，也终结了英国在北美的君主制。尽管新英格兰的官方教会公理会热情地支持革命，尽管它们似乎已处于稳固地位，以至约翰·亚当斯能够告诉马萨诸塞浸礼会领袖艾萨克·巴库斯（Isaac Bakus），指望马萨诸塞放弃它的官方教会就像指望太阳系会改变一样，但这正是马萨诸塞在1833年所做的事情，它由此而成为美国最后一个实行政教分离的州。
这时候，出现了令人难以理解的力量重组。从1740年到19世纪初，虔敬主义一直把殖民地官方教会看作是自己的对立面，并与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者一道，力图打破官方教会的强制统治。然而，一旦废除官方教会成为公认模式，虔敬派便发现他们不再需要理性主义者的联盟，并且在很多方面，他们与官方教会中的老冤家有着比新近的同盟者更多的共同观念。此时，虔敬派彻底抛弃了理性主义者，与先前曾经是而如今不再是官方教会的那些宗教组织联合起来。【注释】Sidney E. Mead, The Lively Experiment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63).【注尾】
于是，曾经共同酝酿了美国革命的两股伟大的思想力量分道扬镳了。正如艾尔弗雷德·诺思·怀特海所言，这场分裂造成了这样一种情形，即很难再相信一个虔诚者的理性和一个理性者的虔诚。【注释】Alfred North Whitehead, Religion in the Making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 1926).【注尾】美国思想产生于这两种运动的汇合。当它们分道扬镳时，美国人发现自己陷入了深深的忠诚分裂之中。如果要求他们反对其中一方，在任何一方的他们都不会感到完全舒心。
所以，美国的公众人物通常对这两种传统都表示敬意。在观察19世纪初的美国时，托克维尔委婉地指出了这个复杂的问题。他说，在美国，人们无论走到哪里，当他期望发现一位牧师时，碰到的却是一个政客；而当他期望发现一个政客时，碰到的却是一位牧师。【注释】Alexis de Tocqueville, Democracy in America, edited by Harvey C. Mansfield and Delba Winthrop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0).【注尾】乔治·W．布什的言论表明，就这一点而言，过去170年的变化微乎其微。
（任东来 译胡国成 校）
塞缪尔·皮尔逊（Samuel C. Pearson）：美国南伊利诺伊大学历史系荣修教授，曾两度作为富布赖特学者来华，先后在东北师范大学、外交学院和南京大学任教，现为南京金陵神学院宗教史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