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美国与亚洲的冲突和战争”学术研讨会综述

张立平

　　2004年1月11-13日，由中美关系史学会、哈尔滨工业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联合主办的“20世纪美国与亚洲的冲突和战争”学术研讨会在哈尔滨举行。来自全国20个单位的55名学者与会，提交论文41篇。

哈尔滨工业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院院长姜振寰教授主持了开幕式。哈尔滨工业大学党委副书记李绍滨致欢迎词。讨论主要围绕以下问题：

　　（一） 中美关系及美国外交政策

　　讨论会上，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的陶文钊研究员对布什政府的台湾政策进行了分析。他认为布什的台湾政策与克林顿的差异在于：（1）克林顿提出“三不政策”（不支持两个中国，不支持一中一台或台湾独立，不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和只有主权国家才能成为会员的国际组织），布什只有“两不”（不支持两个中国、不支持台湾独立）；（2）克林顿实行“战略模糊”，布什实行“战略清晰”；（3）克林顿鼓励两岸对话，甚至提出“中程协议”，美国愿做中保；布什尚未提出类似的建议；（4）布什继续提升美台政治军事关系，尤其是大力提升军事关系。他还对产生这些差异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并进一步对目前布什对台政策与他刚当政时的区别。

　　副会长、复旦大学吴心伯教授主要谈了布什政府的亚太战略。在台湾问题上，他认为自中美建交后，美国对台的基本战略就是“不战、不统、不独、不武”。布什的亚太战略涉及一个不可避免的主题，这就是中国的崛起，目前中国在朝核问题和在亚洲的反扩散方面的影响力不容忽视，美国的战略是基于对中国崛起的意图和实际影响力的判断，美国担心，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为此，美国试图通过多边的安排来维持其在亚洲的影响力：如试图将亚太经贸合作组织（APEC）由一个经济性的地区组织变为安全论坛。

　　上海社会科学院的黄仁伟研究员谈到美国对中国崛起的看法及应对。他认为，正面看法主要有保罗·肯尼迪（他认为中国崛起的劣势主要是中国是世界上最穷的大国、战略环境最差的大国，中国的优势在于中国有长远战略、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李侃如、约瑟夫·奈（他们认为中国的崛起将改变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亚洲政治经济的面貌及世界大国力量对比）；负面看法主要来自兰德公司（其观点是按照购买力平价法，1美元等于1人民币，实际上夸大了中国的综合实力）、一些汉学家（认为中国崛起的目标就是恢复中央帝国——汉唐盛世、康雍乾嘉）、美国军方（认为中美的冲突不可避免，战略摊牌是迟早的事）。美国如何应对中国的崛起取决于如下因素：中国政治制度改革的速度、性质和时间；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及后果；中美在高技术上的差距；中国统一台湾的方式、时间及对美国在台利益的态度；中国同世界上其他反美力量的关系；中国对国际体系的看法等等。

　　北京大学王立新教授谈到了美国外交史上的对外干预。他将美国的外交史分成四个阶段：19世纪末以前，美国对国际事务的态度是修道士式的旁观和不介入，并美其名曰“不干涉内政”；20世纪上半期美国对国际事务的态度是在不介入的“修道士”和积极干预的“传教士”之间来回摇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成了“擎天的阿特拉斯”，在反共和冷战时期对外干预已经高度意识形态化，美国用尽一切干涉手段对第三世界进行干预，以此遏制共产主义的扩张；冷战后，美国的对外干预是由“消防队”式的反应性干预变为“牛仔式”的主动出击。王立新认为：引导美国对外干预的除了权力和利益的需要外，还有其作为美国立国意识形态的自由主义基本信条的核心价值观，自由主义对美国对外干预的影响不仅体现在干预的动机上，而且还体现在干预的战略与策略上，从而实际上为美国决策者提供了干预的目标和手段之间关系的路线图。

　　中山大学朱卫斌教授和解放军外国语学院的孙逊副教授在发言中谈到了西奥多·罗斯福政府的远东政策。朱卫斌将均势政策与维护“中国完整”的原则放在一起考察，认为两者都是为了推行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因此一旦“中国完整”的原则意味着要与日俄发生冲突、付出代价时，原则就靠边站；当构建日俄均势，不仅不需要付出代价而且能够获取较大利益时，均势政策就占上风。他的结论是：在罗斯福的远东政策中，中国的领土和主权只是筹码，而非执意坚守的原则。孙逊分析了美国在远东的“离岸平衡”战略：日俄战争前，美国视俄国为远东的主要对手，实施“以日制俄”的政策；日俄战争爆发后，积极参与调停，成为日俄之间的仲裁者，并在调停中采取“离岸平衡”战略，承认俄在东北的势力，建立日俄均势，以使美国在远东的利益最大化。

　　（二）朝鲜战争

　　由于朝鲜战争是中美两个大国直接发生正面冲突并且在战场上兵戎相见的一次战争，朝鲜战争自然成为与会者讨论的一个热门话题之一。外交学院熊志勇教授比较了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民众对战争支持的变化，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战争支持率都是由高走低，战争的伤亡会影响美国的民意，反战的民意进而会影响政策的实施，有时甚至影响总统竞选连任，但不会制止战争。他的结论是：美国是最喜欢用武力来处理国际关系的国家。

　　南京国际关系学院的周桂银副教授通过比较中西方不同的战争伦理和中美各自面临的政治现实，认为美国干涉及中国介入朝鲜战争最初都有各自的正当性，双方参战时宣称的目标都是要“打退侵略、恢复现状”，但由于战争伦理和现实利益的不同，双方对此有着截然不同的理解。随着战争的展开、军事目标的扩大，尤其是美国越过“三八”线后，美国最初干涉的正当性已不复存在，与之相比，中国参战的正当性更强一些。

　　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刘学政、梅仁毅认为，杜鲁门总统未经国会批准就将美军投入朝鲜战场，开创了总统而不是国会做出战争决定的先例，既违背了美国宪法和有关法规，也与美国历史上的战争决策模式大相径庭，它对后来的战争决策模式产生了很大影响。北京外国语大学的翟峥在《野兽与野兽：朝鲜战争时期中美宣传中的敌人形象》中比较了朝鲜战争时期中美两国的宣传，这种宣传在很长一段历史内产生持续的影响，加深了人们认识上的误区和心理上的偏见，使双方仇恨固定化和模式化。

　　（三）越南战争

　　越南战争是美国人心中永远的痛。与会学者从不同方面考察了这一战争。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的张立平副研究员探讨了越南战争对美国社会政治的影响，认为美国对越南战争的卷入及失败是当代美国自由主义从巅峰下落的一个重要触媒，越南战争加剧了美国社会的分裂，挫败了国内的“伟大社会”计划，导致了民众对领导人的“信任差距”，民主党在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失去了外交安全政策议题上的主导发言权。在国内政治中，当自由主义衰退时，保守主义逐渐上升；在外交决策中，当威尔逊式的理想主义减弱时，现实主义的影响在加强。

　　上海外国语大学汪伟民副教授考察了约翰逊政府和尼克松政府在越南战争时期核决策的过程，分析了“核禁忌”的建构条件，认为制约美国使用核武器的原因除了担心苏联、中国的核报复外，还有下面一些因素：高层在是否采用核武器的决策中存在严重分歧；政治伦理对领导人尤其是对约翰逊的制约；单方面首先使用有限核武器不仅会失去道义支持，而且其军事功效令人怀疑、政治代价过于高昂。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的李晓岗副研究员讨论了美国在南越政权急剧崩溃时对南越难民的撤离、接纳和安置，认为美国这一“救援行动”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人道行动，而是为了摆脱在越南进行的不人道的战争，其目的是以“道义”上的体面掩盖军事上的失败，通过承担“拯救盟友”的义务来维护美国在世界上的形象和影响，只是美国的这一做法再次显示出力不从心。

（四）台湾问题

　　台湾问题一直是中美关系中的一个敏感问题。中国政法大学的刘艳和刘长敏教授分析了美国对台海政策“适度”趋于极端的原因，认为“适度”政策本身存在缺陷，加上艾森豪威尔政府内部的矛盾，增加了政策的实施难度，随着危机的持续，美国的政策趋于强硬，明显倾向台湾。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的修月祯教授认为，长期以来，美国政府的政策是在大陆与台湾之间维持均势，两边得利；今日台独的嚣张与美国对台军售政策密切相关。复旦大学的吴心伯教授透视了1996年台海危机的源起与发展，特别是美国对危机的反应和决策过程，分析了这场危机对美国对华政策、对台政策及美国地区安全政策的影响。他得出结论认为，一方面美国从这一危机中认识到台湾问题的敏感性，希望通过改善中美关系来维护台海局势的稳定；另一方面美国加强了与台湾的安全关系，以防止台海爆发军事冲突。随着中国因素在美国亚太安全战略中的日益凸显，威慑因素将会在美国“接触+威慑”的对华政策中进一步加重。

　　（五）朝核问题

　　朝核问题可以说是跨世纪问题，它源起于20世纪90年代，至今仍然是一个亟待解决的热点问题。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的石斌副教授认为，美国在朝核问题上一直有两种声音：一种主张推行强制外交，即运用威胁或有限武力来迫使朝鲜就范；另一种主张通过多边或双边和谈解决。从历史的经验来看，朝核问题最终只能通过多边或双边和谈解决，因为从冷战后美国推行强制外交的历史来看，强制外交是一种前提很多、危险很大、成功率很低的外交战略。他主张中国有必要与美国等利益相关国家进行战略协调，不仅要争取尽快解决目前的危机，而且还要从长计议，为朝鲜半岛的稳定打下基础。复旦大学石源华教授提出的问题颇具建设性：朝核问题的和平解决与东北亚安全机制的建立是一个相辅相成的并行过程还是有先后次序？“六方会谈”有否可能发展成为一个类似“上海合作组织”的常设机构的可能？

　　（六）南海及边界冲突问题

　　在有关南海冲突的讨论中，学者主要着眼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在南海冲突中扮演的角色。中国人民解放军外国语学院许嘉教授分析了美国在南海冲突中支持与中国冲突的另一方的原因在于美国对中国崛起的担心，美国在南海的利益主要是确保南海战略航道畅通、保护美国在南海的巨大经济利益；美国在南海冲突的立场是南海“地位未定论”，其核心思想就是尽量拖延南海问题的解决，防止南海为某一大国控制，为此美国保持在南海的军事存在、与有关国家进行联合军事演习、防范和遏制中国。暨南大学邱丹阳教授认为，美国介入中菲南海争端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协调美国的亚太战略，以达到进一步遏制中国、确保美国在该地区的霸权地位的目标。

　　关于中苏、中印、中越三场边界冲突问题，中山大学讲师温强认为，20世纪60年代初，肯尼迪政府为有效遏制中国，借中印边界冲突之机“裂变”中苏——在对苏缓和时对华施压，促使中苏同盟破裂，通过联合印度来反对中国。肯尼迪政府的目标部分得到实现，但由于该政策存在固有的结构性矛盾，实际结果并未达到预期的全部设想。华南师范大学何慧副教授认为，美国对中苏边界冲突的反应开始时认为是中国“好战”和“挑衅”，后来才看清了苏联扩张的真实意图；美国本来一直想利用中苏分歧从中渔利，尼克松政府抓住了中苏边界冲突所提供的机会，加速调整美国对华政策，以便在未来的中美苏大三角关系中处于有利地位。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宫力教授提出，1979年中越边境冲突，实际上是以中美为一方，以苏越为另一方在东南亚的一场具有战略意义的角逐。中国“教训越南”的战略举动主要是着眼于稳定东南亚局势，着眼于国际反霸（主要是反苏）斗争格局。中美战略协调关系在这一过程中得到了加强，中美两国军事关系由此有了长足的进展。

　　除了有关冲突与战争外，与会者还讨论了中美关系史中的一些有意义的问题，如：北京大学牛大勇教授指出，如果人道考虑能够战胜冷战政治，那么尼克松—基辛格访华的“破冰之旅”本来会提前十年发生。北京大学牛可副教授考察了冷战知识分子与国家安全体制的关系，认为被称为“冷战知识分子”的社会科学家以高度自觉和积极的方式介入冷战政治和国家意识形态的塑造。复旦大学金光耀教授考察了留美学生作为一个群体在民国外交界崛起的原因及影响，由于他们的加盟，在民国政府的外交战略中，对美外交最终成为中国外交的重中之重。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所长顾国良研究员和副所长胡国成研究员分别就2003年美国的防扩散政策、美国宏观经济走势作了专题报告。顾国良认为，2003年的“一场战争（伊拉克战争）、两场危机（朝核危机和伊朗核危机）”都与防扩散/反扩散有关，克林顿时期主要是防扩散，布什政府则主要是反扩散，加大了用进攻性手段（制裁、封锁、拦截、武力）反扩散的力度。展望2004年，防扩散/反扩散任务仍然非常突出：伊朗核问题、朝核问题、叙利亚、沙特问题等等，美国的政策旨在从如下几方面入手：调整核战略、加快小当量核武器研发、缩短恢复核试验时间、军队部署、调整到位等。顾国良认为，中美在防扩散问题上的磨擦主要是：高技术出口、外空武器控制、反导系统、对台军售、中美核关系等。胡国成认为，2003年美国经济已经全面复苏，标志是：投资开始活跃、制造业回升、劳动生产率提高、企业利润率增加、投资者信心增加、银行运转良好。未来美国经济复苏到什么程度仍有待观察，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失业率较高（为6%左右）；财政赤字增加、由于受恐怖袭击的威胁，航空、保险、旅行尚未恢复元气；伊拉克战争的拖累（伊重建费用、人员伤亡等）。展望2004年，预计美国的GDP增长率可能达到3.5-4%左右，难以达到某些美国经济学家预计的5%以上；不确定因素是失业问题、赤字问题、美元贬值问题、外贸逆差问题、大选因素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