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遏制的困境: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的对华政策（1961－1968）》 唐小松著。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2年11月第1版，除引论、结论、资料来源和参考文献、后记外，全书共9章，245页，约21.5万字。

　　作者现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和外交学系副教授，主要从事中美外交、国际关系理论研究，2003年与王义桅博士合作翻译《大国政治的悲剧》一书。《遏制的困境》一书是在作者2001年3月完成的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书中，作者借助美国国务院解密的档案资料，根据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的连续性特点，将其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并把这一时段的美国对华政策概括为“遏制的困境”，指出60年代美国的对华政策处在“变”与“不变”的困境之中。作者提出了肯尼迪政府的对华姿态为“微开门”方针，为约翰逊政府的“遏制但不孤立”政策铺设了基础，并分析了美国最终之所以未能改变对华政策是因其对“中苏‘威胁’观认识的改变”。本书采用“建构主义”理论框架，解释该时段美国对华政策的形成。

　　本书得到加拿大政府“加拿大研究基金”的资助。

　　 (侯瞻凤供稿)

　　《社会性别视角下的国际政治》李英桃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11月第1版。除丛书总序、导言、参考文献、索引和后记外，正文分为7个章节。全书共415页，约29.4万字。

　　作者现为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外交学系副教授，近年来主要从事女权主义国际治理论研究。本书以当代西方女权主义学术的核心概念——社会性别为分析范畴，首先梳理了西方女权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的发展脉络与研究状况，揭示了妇女在国际政治理论与实践中所处的不平等地位，批判了传统国际政治理论的“霸权的男性特征”；其次剖析了社会性别与阶级、民族国家因素相结合对近代中国革命与中国妇女解放运动产生的重大影响；最后在总结联合国提高妇女地位实践的基础上，探讨了摆脱传统权力政治、建构新的国际政治理论的途径。本书是中国大陆学者出版的第一部女权主义国际政治理论专著。

　　本书系冯绍雷、陈昕主编“当代国际政治丛书”之一。
（李国玺供稿）

　　《新美利坚帝国》张西明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1月第1版。全书除序言、内容提要、参考文献等，共7章，约42万字。

　　作者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长期关注美国政治制度和媒体法制领域的各类问题，曾两度赴美进行学术访问。本书即作者2002年再度访美、在艾奥瓦大学进行为期一年的客座研究的最终成果。在书中，作者以在美1年的所听、所见、所闻，及所读的报刊文章及相关资料为素材，用新闻笔调努力为读者描绘了现今美国的全景图画，并分析和探讨了与“新帝国论”有关的主要问题。本书第1章描述了“新帝国论”的出笼及美国政治、学术等各界，以及国际间的反应。第2、3章展现并探讨了美国经济和经济管理现状中存在的问题。第4、5章讨论反恐战争与美国外交，特别是美国与阿拉伯世界、美国与欧洲、美国与俄罗斯的不和谐关系。第6章聚焦于美国的社会分裂问题。第7章是全书的总结，作者从帝国兴衰的历史规律和当今美国存在的诸多现实问题出发，预言了“新美利坚帝国”梦的结局：在陷入另一场“越南战争”的过程中，因能够预见和难以预见的折磨而走向衰落。本书的最大价值在于为我国读者提供了关于美国政治、经济、外交和社会的全新资料，特别是关于上述各方面美国存在的问题的资料。
　　　　 （雷克供稿）

　　《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社会科学与美国对第三世界政策》雷迅马著，牛可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8月第1版，全书共26.6万字，369页。书中共有70幅图片及文字说明。

作者雷迅马（Michael E. Latham）系美国青年历史学家、福海姆大学（Fordham University）副教授。该书英文原版列入加迪斯教授所主持的“新冷战史”（New Cold War History）系列丛书，由北卡罗莱纳大学出版社于2000年出版。本书从一个独特的角度切入冷战史，即现代化理论对肯尼迪时期美国第三世界政策的深层次影响。作者追溯了现代化理论在战后美国的兴起，特别讨论了这种理论是如何与冷战知识分子一道进入美国国家政治领域；通过在大量档案资料基础上对肯尼迪时期对外政策行为的三个个案（争取进步联盟、和平队和在越南的战略村计划）的研究，作者揭示了现代化理论和社会科学家是如何对美国对外政策产生影响。作者还指出，现代化理论及其影响下的对第三世界的发展和援助政策与美国历史上源流久远的“天定命运”观念和帝国意识形态之间有着深刻的承续关系。

　　本书译者牛可现任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Amartya Sen, “Democracy And Its Global Roots: Why Democratization Is Not The Same As Westernization,”New Repubic, Vol.229, No.14, October 6, 2003, pp.28-35.

　　诺贝尔奖得主森概括了民主的历史，回应了日益增长的对于在伊拉克和全世界推行民主的疑虑与不安。他说：“为民主而奋斗是我们时代的最大挑战。”文章提出了关于民主的性质与价值的问题，并告诫人们，把建立一个民主的伊拉克的近景的不确定性放大为对于民主思想和民主运动的普遍怀疑态度是错误的。“有必要用一种超越选举自由和投票自由的大视野来审视民主”，因为这样一种宽广的眼光将有助于我们“充分理解民主的要求和民主思想的全球史。”

　　David B. Jr. Rivkin & Lee A. Casey, “Leashing the Dogs of War,” National Interest, No.73, Fall 2003, pp.57-69.

　　美国与其欧洲盟友之间最深刻和最明显的分歧是关于在何时使用武力才合法的问题。本文通过对各种国际协议的考察叙述了种种“战争法”，以美国最近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行动为例，对“合法地”使用武力及其意义进行了探讨。

　　Nancy Baker, “National Security Versus Civil Liberties, ”Presidential Studies Quarterly, Vol.33, No.3, September 2003, pp.547-567.

　　布什政府对“9·11”事件的反应，加剧了人们关于国家安全利益与公民自由相对立的激烈辩论。作者认为，在战争期间，权力往往集中在白宫，国会和司法部门往往会“遵从总统对国家利益的界定”。司法部长是新的反恐措施的最直言不讳的鼓吹者，他坚持认为这些反恐措施符合宪法，与此同时他把公民自由看作是一个可以被利用的弱点。贝克女士描述了现政府控制信息流及把权利限制在正当程序范围内的种种方法。

　　Robert D. Hormats, “Abraham Lincoln and the Global Economy,”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Vol. 81, No.8, August 2003, pp.58-67.

　　作者在文章中认为，林肯处理19世纪中叶美国经济冲突——植根于过去的牢固的经济利益与即将来临的新经济秩序所必需的要素之间的冲突——的方式，对今天的各国领导人如何制订外贸政策仍然有参考价值。林肯相信，保证自下而上的社会阶层流动是国家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的关键，所以他赞成诸如保护财产所有权、实行激进的税收改革和提供教育机会等积极政策。他还致力于增进州际间的商业往来。但是在对外贸易政策上，他主张采取相反的措施，即建立关税以保护国家的新兴工业免受外国竞争的挑战。作者认为这种方式符合发生快速变化的国家的需要。亚伯拉罕·林肯继任时，美国国内充满了矛盾——不仅有南北方之间、东西部之间、城乡之间以及劳资之间的矛盾，而且有鼓吹政府在经济生活中发挥强势作用的人与反对这一主张的人之间的矛盾。霍马茨指出，林肯试图建立统一的国民经济，旨缩小这些差距，并使美国人相信，他们的共同利益有赖于以前认为他们的利益互相冲突的社会团体之间以及地区之间的合作。

　　Clive Crook, “Cancun’s Failure Will Have Lasting Implications,” National Journal, Vol.35, No.39, September 27, 2003, pp.2931-2932.

　　《经济学家》杂志的副主编克鲁克指出，坎昆全球贸易谈判失败的最大输家是发展中国家。他写道，由于受到富国的一些追求反贸易议程的非政府组织的鼓励，穷国的谈判者们，为了向富国泄愤，显然很高兴为那些明显损害本国人民利益的政策辩护。克鲁克指出，全球自由贸易的原则对穷国和富国都有好处，而且相形之下对穷国往往更有利。正在进行贸易自由化的国家是自由贸易的首要受益者。出于政治上的原因，欧洲和美国违背了他们关于农业贸易自由化的承诺，而巴西及其盟友们则拒绝在任何问题上改变态度。克鲁克指出，坎昆贸易谈判的失败应该归咎于谁无关紧要，它是一次所有各方领导人的大失败。欧洲和美国是富国，承担得起这次失败的负担，但是坎昆贸易谈判的失败对发展中国家的伤害则要大得多。

（卢宁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