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研究》2004年第4期
美英特殊关系与国际秩序
赵怀普
〔内容提要〕美英两国之间的密切联系与长期合作表明，美英特殊关系是一个历史和现实存在。英国的亲美政策及两国在国际秩序问题上的战略一致，构成了“特殊关系”得以长期存在的重要基础。作为现存国际秩序的主要受益者和维护者，战后以来至今，美英两国始终把控制世界经济乃至整个国际秩序作为外交政策的基础，并采取了大致相同的政策。然而，美英控制国际秩序的目标在冷战后面临新的挑战。除了第三世界的反对外，美国的一些重要盟国也拒绝接受其“单极独霸”的国际秩序构想，不过英国仍坚定地站在美国一边。血缘联系、共同的历史、语言和文化是美英特殊关系重要原因，而共同利益则是其赖以持久的关键因素。
关键词：美国外交 美英关系 特殊关系 国际秩序
美英特殊关系是当代国际关系中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现象。纵观其半个多世纪的历程，虽偶有波折，但却充满了韧性和张力。【注释】陈志瑞：《“桥梁”，还是“跟班”？：英美特殊关系再探》，《世界知识》，2002年第24期，第20页。【注尾】美英特殊关系有着多方面复杂而深刻的原因，其影响亦广泛而深远，不仅直接作用于美英双边关系，间接影响到美欧关系和曾经的东西方关系，也对战后国际秩序带来重大后果。本文首先概述美英特殊关系的主要表现，分析它赖以持久存在的原因，进而探讨其与国际秩序的关系。
一
美国和英国是当今世界两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由于有着血缘上的联系，语言、文化、历史相通，两国之间交往密切，关系显得非同一般。反映在当代国际政治中，有所谓美英特殊关系之说。尽管国际学术界对其是否存在尚有争论，但笔者持肯定的看法，即美英特殊关系是一个历史和现实存在，尽管它带有明显的不对称性。不对称性包括两层含义：一是英国比美国更需要通过特殊关系来实现自己的外交和战略目标；二是特殊关系中美国是“大伙伴”，而英国则扮演“小伙伴”的角色。
美英特殊关系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是核领域的密切合作。英国是西方国家中惟一同意在核武器研制领域与美国进行合作的国家。美英核合作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延续至今。主要内容包括美英两国分享核机密，美国允许英国在美国内华达的核试验中爆炸一枚英国的核装置，以及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先后向英国提供“北极星”、“三叉戟”导弹系统。
其次是军事领域的密切合作，这是其他与美国合作的国家不可比拟的。目前，美国在英国共有驻军约3万人，军事基地多达10个。情报领域的合作同样密切。1949年10月，美英两国签订了关于建立英美军事情报委员会的协议，为双方在情报领域的机制化合作奠定了基础。1982年英阿（根廷）马岛战争期间，美国向英国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情报支持，对后者的获胜起到了关键作用。英国也向美国提供情报支持。尽管官方否认其在越南战争中的作用，但有关的研究表明，英国在香港的信号基地向美国军队提供情报，帮助后者确定对北越的轰炸和袭击目标。【注释】Jonathan Bloch and Patrick Fitzgerald, British Intelligence and Covert Action: Africa, Middle East and Europe Since 1945 (London: Junction, 1983), p.64.【注尾】
第三是以往不被注意的宣传领域的合作。当一方或双方卷入战争时，美英宣传合作表现得尤为明显。两国的宣传机器密切配合，相互提供支持。例如，80年代美国对尼加拉瓜的战争期间，美英两国的宣传口径及报道所持的观点都相当一致，其信息基本上是不加批判地取自白宫经常散布的假情报。【注释】Mark Curtis, The Ambiguities of Power: British Foreign Policy Since 1945 (London: Zed Books, 1995), p.174.【注尾】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期间，美英两国的宣传合作达到了顶峰。空袭科索沃之前，美英两国媒体大量报道米洛舍维奇在科索沃制造的“种族清洗”，宣扬对科索沃的武装干涉是维护“人权”的正义行动。为了“打伊倒萨”，美英宣传机器先是大肆鼓噪萨达姆生产和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两国发动对伊战争制造借口。战争爆发后，两国媒体对战争进程的报道也大体保持一致。
第四，两国对彼此对外战争行为的公开支持，这最能显示美英特殊关系。诚然历史上有过一些相反的例子，如苏伊士战争期间美国对英国落井下石，迫使其接受停火；1983年美国入侵格林纳达私下也遭到英国反对（尽管它在公开场合表示支持美国），但相比之下，相互支持的例子要多得多。1953年，美国支持英国推翻了英属圭亚那的贾根（CheddiJagan）政府；两国还联合推翻了伊朗摩萨台的民族主义政权。次年，英国为阻止联合国反对美国对危地马拉的干涉发挥了关键作用。50年代，美国还支持英国在肯尼亚和马来西亚的战争；1958年，两国分别对黎巴嫩和约旦进行了武装干涉。美国1986年对利比亚进行空袭时，英国是惟一全面支持美国的盟友。需要指出的是，当时美国请求使用在英国的基地并非出于军事原因，因为它完全可以通过舰载飞机或远程轰炸机来完成空袭任务，而是出于政治考虑，以显示美国并非单独行动。而撒切尔政府同意美国使用基地，则主要是为了回报后者在马岛战争中对英国的支持。1989年，美国入侵巴拿马时，英国再次成为惟一支持美国的大国。1993年和1996年，英国支持并参与了美国对伊拉克实施的空袭。这里附带说明迭戈加西亚群岛对美英特殊关系的意义。迭戈加西亚是印度洋上由英国控制的一个岛屿。为了给美国在岛上修建军事基地让路，英国曾在1965—1973年驱赶1800名土著居民离岛。现在英国对该岛拥有正式主权，但它却成为美国的一个军事基地，构成了美国对中东进行干预的部分基地。海湾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期间，美国曾多次使用在迭戈加西亚的基地（主要用来为轰炸机加油），对伊拉克进行轰炸。美国情报官员威斯纳（Frank Wisner）说，“每当我们想颠覆某个地方时”，“就总能发现来自英国的触手可及的支持”。【注释】Christopher Hitchens, Blood, Class and Nostalgia: Anglomerican Ironies (London: Vintage, 1990), p.337.【注尾】这里指的就是英国通过迭戈加西亚基地提供给美国的支持。
70年代以来，随着英国国力的衰落及加入欧共体，美英特殊关系受到一些影响，英国同美国的公开联合行动减少了。尽管如此，美英关系总体上仍很密切，英国仍是美国最亲密、最可靠的盟友。梅杰首相1995年说，“英美两国政府在许多问题上的观点是非常一致的”。克林顿总统称英美关系“非同一般”，仍像以前那样重要，在外交政策上很难看出英国政党之间的分歧。【注释】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William J. Clinton, 1995 (Washington D.C.: USGPO, 1996), Book I, pp.449~454.【注尾】直到今天，两国政府依然认同美英特殊关系。布莱尔首相说，英美两国有着共同的价值观念，共同的历史和利益，英国作为欧美之间的桥梁，双边关系会“保持下去并在今后的岁月中得到加强”。【注释】罗会钧：《冷战后的英美“特殊关系”》，《外交学院学报》，2003年第2期，第38页。【注尾】布什总统称，尽管“英美两国不可能在所有问题上都意见一致”，但“双方都认为两国的特殊关系是独一无二的”，【注释】罗会钧：前引文，第38页。【注尾】英国是美国“最得力的朋友和最亲密的同盟”。【注释】罗会钧：前引文，第38页。【注尾】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在介入地区冲突时，为了避免孤军奋战，尤其需要英国的配合。在海湾战争、科索沃、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中，莫不如此。而英国也总能够在美国最需要的时候提供及时和坚定的支持。所有这些说明了美英特殊关系是一个现实存在。美国驻英国大使塞茨（Raymond Seitz） 1993年对美英特殊关系的重要性作了如下评价：“英国是美国最亲密的盟友；在漫长的和成功的冷战故事中，英美关系是一个关键成分，尽管这种关系集中于欧洲，但两国都认识到这是一个全球性责任。不管哪个政党在伦敦或华盛顿上台，英美关系都不受干扰。尽管冷战后各自优先考虑的事情不会像以前那样经常地一致，但两国关系仍富有内容，不会随着旧时代的终结而消失。”【注释】Raymond Seitz, “Britain and America: Towards Strategic coincidence”, World Today, Vol. 49, No. 5, May 1993, pp.85~87.【注尾】应该说，对美英关系的这一评价和结论不无道理。
美英特殊关系带有不平等性。英国由于对美国的依赖远大于美国对英国的需要，因而显得更加倚重同美国的特殊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丘吉尔就称自己是罗斯福总统的“忠实的上尉”。1953年，丘在写给艾森豪威尔总统的信中又说，“我向你保证我们根本上与你站在一起。”【注释】Churchill to Eisenhower, 12 April 1953, in Peter Boyle (ed.), The Churchill—Eisenhower Correspondence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0), p.43.【注尾】而美国从其全球战略的利益出发，也希望英国作自己的“小伙伴”。英国驻美大使1945年就意识到了这一点：美国对英国的政策就是“期望英国在美国权力主导的轨道下接受小伙伴的地位”。【注释】J. Balfour to E. Bevin, 9 August 1945, Documents on British Policy Overseas, R. Bullen and M. Pelly (ed.), Ser. I, Vol. III,( London: HMSO, 1986), p.17.【注尾】 事实证明，英国在冷战期间接受并忠实履行了其作为美国“小伙伴”的角色。而海湾战争和伊拉克战争都显示英国愿意在冷战后继续充当美国的“小伙伴”。对伊战争爆发前，布莱尔公开向媒体表示，英国为了维系与美国的特殊关系，将不惜付出“血腥代价”，准备在危机时刻出兵帮助美国攻打伊拉克。
二
美英特殊关系有多种原因，血缘上的联系、共同的历史、语言和文化都可包括在内。但更为重要的是两国的共同利益，尤其是在维护国际秩序方面的利益一致。正如塞茨指出的，英美特殊关系的一个关键因素是“两国各自的国际利益在很大程度上是相吻合的”，英美关系的活力“来自于对双方战略一致的知觉”。【注释】Raymond Seitz, op. cit., pp.85~87.【注尾】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成为世界头号强国，尤其在世界经济中居于支配性地位。鉴于此，美国的总体目标是控制世界经济乃至整个国际秩序。与此相适应，美国把控制苏联以外的“宏大地区”（Grand Area）作为其外交政策的基础。【注释】这一命题是对美国的对苏“遏制”战略的直接挑战。冷战期间，美英政府官员、主流学者和媒体都认为苏联是对美国和西方的主要威胁。但后来的有关研究表明，战后美国外交政策的基础并非是对苏遏制，而是谋求同苏联达成默契和谅解以分割世界。关于此，参见Mark Curtis, The Great Deception: AngloAmerican Power and World Order (London: Pluto Press, 1998), p.14. 另外，英国外交部1951年的一份备忘录中也指出，当前西方的“遏制”政策必须“尽可能快地让位于”与共产党世界达成妥协，或是暂时解决办法的积极目的。”参见： “Some Notes on British Foreign Policy,” Memorandum by Sir Roger Makins, August 11, 1951, British Documents on the End of Empire, Ser. A, Vol. 2, Part II, p.376.后来的形势发展似乎证实了这一点，苏联控制了东欧，而几乎整个第三世界则被美国及其盟国控制，苏联对这些地区少有干预。【注尾】其外交政策目标是：在国际贸易和投资方面实行“门户开放”，以便“在其他国家的美国企业能够确保获得原料和市场……。”【注释】Mark Curtis, op. cit., p.17.【注尾】美国历史学家科尔科（Gabriel Kolko）在评论1945~1980年的美国外交政策时指出，尽管存在过于简单化的危险，但“经济成分依然是战后美国对第三世界政策中最重要的因素。”【注释】Gabriel Kolko, Confronting the Third World: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1945~1980 (New York: Pantheon, 1988), p.291.【注尾】美国特别强调要确保在中东、东南亚和拉美地区获得原料供应、市场和投资机会，尤其要获得对能源资源的控制。作为世界最大的石油消费国和最大的军火国，美国一直把石油利益置于其地缘政治战略的核心。中东因拥有丰富的石油资源而成为美国最为关注的地区，【注释】根据有关统计，世界已探明的石油储量70%在中东。美国深知控制中东石油资源对自己的重要性，现任副总统切尼曾明确讲：谁控制了海湾石油的流量，谁就能对美国，甚至对“世界其他大多数国家的经济”拥有“钳制”力。参见任海平：《油气资源牵动地缘政治》，《人民日报》2004年7月30日，第7版。 【注尾】而获得对中东的战略控制始终是战后美国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标。美国1958年对黎巴嫩的干涉，同巴列维时期的伊朗、土耳其和以色列的联盟，以及海湾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等，都是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值得一提的是，美国惯于通过与沙特等产油国的王室及其政权保持特殊关系，谋求控制中东地区的石油供应。这种情况持续至今。
在其他第三世界地区和国家，美国把民族主义力量视为主要威胁，因为后者威胁到美国对这些国家资源的控制。美国尤其担心民族主义的成功会在第三世界地区引起连锁反应。例如80年代，美国担心尼加拉瓜桑地诺革命的成功会在中美洲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对古巴革命的担心也缘于此，美国中央情报局官员麦康恩（John Mccone）说，“古巴对所有拉美国家来说都至关重要；如果古巴革命成功了，其他拉美国家也将陷落。”【注释】Andrew, For the Presidents Eyes Only: Secret Intelligence and the American Presidency from Washington to Bush (London: Harper Collins, 1995), p.282.【注尾】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沦为一个二流大国，其权力地位与作为超级大国的美国不在同一个级别。然而，英国的国际利益与美国却有吻合之处。战后英国外交政策有两个主要目标：一是维护本国的大国地位，一是确保国际体系符合英国和西方的商业利益，使经济上最重要的国家和地区处于西方的有效控制之下。【注释】Mark Curtis, The Great Deception: AngloAmerican Power and World Order, pp.17~18.【注尾】 关于第一个目标，英国在战后初期曾一度探索了使自己成为美苏之间的“第三势力”的可能性，【注释】外交大臣贝文1948年坦言：“我们拥有殖民帝国的物质资源，如果我们开发这一资源，就有可能把我们的力量和影响提升到与美苏相等的水平。”这一“第三势力”政策将“清楚表明我们不屈从于任何一个超级大国。”参见Cabinet Memorandum by Bevin, 4 January 1948, BDEE, Ser. A, Vol. 2, Part II, p.318.【注尾】 但后来由于冷战的加剧和自身开发殖民地的力量不足，英国放弃了“第三势力”政策，转而奉行与美国保持“特殊关系”的新政策。英国希望通过这一政策来维持其大国地位，这构成了美英特殊关系一个重要的内在基础。至于第二个目标，则明显与美国的利益相符。伦敦的决策者认为，英国的国家利益必须包括“促进建立一个有利于我们的民主、经济、贸易和社会价值观的国际秩序”。【注释】Statement on the Defence Estimates 1995, Cmnd. 2800 (London: HMSO, May 1995), p.9.【注尾】 这一主张契合美国关于战后世界秩序的构想。美国国务院1948年的一份备忘录中提出：建立一个“真正稳定的国际秩序……只能靠最老练、最先进的国家”。【注释】Mark Curtis, op. cit., p.18.【注尾】 这又呼应了丘吉尔1940年的主张：权力应掌握在英美这两个伟大的自由国家手中，以确保它不被滥用，并提供惟一稳定的和平前景。【注释】Christopher Hitchens, op. cit., p.207.【注尾】美国战略家很清楚，要实现控制世界经济的目标，离不开英国的配合与支持。正如科尔科所指出的，实现战后美国关于世界经济的目标的关键是英国，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英镑区和北美占了世界贸易总额的大约一半。如果两国达成一致，那么世界其他国家将无法抵制它们的权力，必然会就范。【注释】Gabriel Kolko, The Politics of War: The World and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1943~1945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8), p.280.【注尾】 可见，战后美英特殊关系不仅植根于战时同盟，更有着两国控制国际秩序的共同利益基础。
1950年，英国外交部提出了旨在确保英国在第三世界关键地区的经济、政治利益的目标：如果英国自愿放弃在这些地区的政治影响，它将不仅难以获得对这些地区的经济准入，而且由于政治声望的丧失，其在别处的影响也将消失，结果是西方势力的总体衰落。【注释】Mark Curtis, op. cit., pp.165~174.【注尾】 英国的海外经济政治利益主要分布在殖民地。同美国一样，英国把民族主义力量视为对其控制殖民地资源的最大威胁。为消除这一威胁，英国对第三世界地区进行了许多军事及其他干预。1953年，英国推翻了英属圭亚那的贾根政府，还联合美国颠覆了伊朗的摩萨台政权，试图改变伊实行的石油国有化政策。英国要求新上台的巴列维“建立一个强有力政府”，“采取必要的行政和经济改革，并且以合理的条件解决石油问题”。【注释】Mark Curtis, op. cit., p.91.【注尾】 在英美两国的支持下，巴列维在国内长期实行铁碗统治，直到1978~1979伊朗伊斯兰革命爆发。英国在五六十年代进行的干涉，还包括1956年对埃及和1958年对约旦的干涉。后来解密的文件显示，所谓1958年约旦政权和1961年科威特政权受到威胁的说法，只是英国为干涉制造的借口。当时，英国担心1958年的伊拉克革命（推翻了亲英的君主）会在海湾地区国家中引起连锁反应，遂决定进行干预以支持约旦的侯赛因国王。至于科威特，英国担心这个石油富国摆脱对自己的依赖，从而威胁其在该国的巨大经济利益。【注释】Mark Curtis, op. cit., pp.105~108.【注尾】
必须指出的是，用“非殖民化”这个词来描述战后英国对其殖民地国家的政策是不恰当的，因为它容易引起误解。一是它使人感觉似乎是英国自愿放弃殖民统治，这与实际情况不符。事实上，英国是在殖民地国家的民族主义力量的压力下被迫撤退的。【注释】有论者认为英国的“非殖民化”进程与法国、葡萄牙等国相比显得更加仁慈，这是因为英国与其他欧洲列强不同，它选择部分地融入另一个帝国——美国。 参见Christopher Hitchens, op. cit., p.261.【注尾】 二是英国实际是用新殖民主义取代旧的殖民统治，谋求继续维护其在这些国家的经济政治利益。英国担心撤离后“不负责任的极端主义领袖”会填补真空，因此其目标是“在我们走后留下一个稳定的社会”。这里的“稳定”在英国决策者的心目中意味着“亲西方的”。【注释】Note of A Meeting in the Foreign Office on Colonial Issues, May 3,1950, BDEE, Ser. A, Vol. 2, Part II, p.467.【注尾】 艾德礼首相1947年在提到中东时指出，“我们应经常表现出是在支持既得利益者，并对代表贫穷者利益的改革和革命做出反应。”【注释】Clement Attlee to Ernest Bevin, January 5, 1947, BDEE, Ser. A, Vol. 2, Part III, p.224.【注尾】 与美国一样，英国也经常以援助、贸易和军事联系为手段谋求同殖民地国家的亲英政权保持特殊关系，以便维护其利益。如50至70年代，英国靠出售军火和军事培训同阿曼政府保持了特殊关系，并籍此控制了阿曼的石油工业。至今，阿曼依然是英国在海湾地区最亲密的盟友。
美国在战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实际是支持英国的殖民主义的。美国的决策者承认，“英国的殖民地及其属地构成了一个重要的战略原料的供应来源”【注释】State Department Policy Statement, “Great Britain,” June 11, 1948, FRUS, 1948, Vol. III, p.1106.【注尾】“我们必须尽力支持英国维护其在那个地区（中东）的战略地位。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在每一件事情上都支持英国……但确实意味着我们的任何有可能导致英国与阿拉伯世界关系紧张和削弱英国在阿拉伯国家的地位的政策，是违背我国现实的战略利益的。”【注释】Report by the Policy Planning Staff, February 24, 1948, FRUS, 1948, Vol. I, p.520.【注尾】 1956年美国迫使英国从埃及撤军后，艾森豪威尔总统曾说：如果英国“做得快一些，我们或许就接受了。”【注释】Andrew, op. cit., p.236.【注尾】
总之，战后美英两国都把控制国际秩序的国际利益，都把控制第三世界关键地区的资源作为外交政策的基础和目标，并采取了大致相同的政策。正是这些“战略一致”，以及英国在影响国际秩序的危机中作为美国一个关键盟友的作用，构成了美英特殊关系的一个重要基础。美国国务院的一份备忘录中称英国是“志同道合国家”的“杰出典范”，就是对美英特殊关系的鲜明注解。
三
冷战结束后，世界地缘政治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但美国的根本目标——创造一个民主资本主义可以在一个美国主导的世界上繁荣发展的环境——并没有显著改变。【注释】John Ikenberry, “The Myth of PostCold War Chaos,” Foreign Affairs, Vol. 75, No. 3, May/June 1996.【注尾】 事实上，当前国际关系的许多方面反映出战后美国控制世界经济及国际秩序的计划的成功。伊肯伯里指出，美国在40年代创立的战后体系“依然位于国际秩序的核心，并且在许多方面比以往都更加强大”，“冷战后秩序实际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建立起来的西方秩序的延续和延伸”。【注释】See Hearing before the Select Committee on Intelligence, US Senate, February 22, 1996 (Washington D.C.: USGPO, 1996), p.8.【注尾】 从冷战后美国的外交政策来看，美国显然在试图利用其超强的实力谋求继续控制国际秩序。按照美政府官员和主流学者的看法，美国面临史无前例的根据自身利益塑造国际秩序的机会。
冷战后美国外交政策有两个基本目标。一是经济目标，即维护美国繁荣赖以维系的国际经济秩序。实现该目标的关键是确保有一个开放的世界市场。美国国防部情报局指出，在资源和世界市场方面，我们必须获得公平的准入机会，做不到这一点将会带来难以承受的后果。【注释】See Hearing before the Select Committee on Intelligence, U.S. Senate, Feb. 22, 1996 (Washington D.C. USGPO), p.8.【注尾】显然，这同美国战后以来谋求控制世界经济的目标是一致的。另一个是政治目标，即所谓的“促进民主”。鲁滨逊（William Robinson）指出，“对生活标准、人权和民主化——尤其是促进民主理想的讨论，取代了反共主义的意识形态”。【注释】William Robinson, “The New Face of Global Domination,” Covert Action Quarterly, No. 50, Fall 1994.【注尾】
不过，与冷战时期不同的是，美国在冷战后控制国际秩序的计划面临新的挑战。除了第三世界国家的反对外，美国的一些盟国也不接受其“单极世界”的构想。保持对盟国的领导地位是战后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固有特征。冷战期间，“苏联威胁”强化了美国的这一领导地位。但随着苏联的解体、盟国对美安全依赖的减少，美国的领导地位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动摇。当与盟国发生经济分歧时，美国已不能像从前那样以军事保护的杠杆来迫使盟国让步。在政治外交领域，法、德等国更是公开反对美国的单边主义及其“单极世界”企图。它们之所以反对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根本原因就在于双方国际秩序观的差异。法、德等国倡导多边主义，主张建立一个多极世界，强调欧盟应成为“多极世界”中独立强大的一极。
面对来自盟国的挑战，美国的一些新保守主义者主张维护美国的“领导地位”。在他们看来，“领导地位” 区别于“至高无上”（supremacy）或“霸权”（hegemony），因为它涉及到使用美国的力量来达到目标，也就是说，美国需要用自己的权力来影响和控制盟国。控制“盟国”是美国国防部1992年的一份文件中的核心要点。文件指出，美国应防止“出现一个将破坏北约的纯欧洲的安全安排”。美国应努力使潜在的竞争者认识到它们不应追求更大的作用，或者采取一种更具侵略性的姿态以保护其合法利益。美国战略的基本目标是“建立和维护一种能照顾到发达工业国的利益、使它们放弃挑战我们领导地位的念头的新秩序，另一方面，保持足够的军事能力以遏制潜在的竞争者谋求更大的地区或全球性作用。”【注释】Mark Curtis, op. cit., pp.184~185.【注尾】 这显示美国也试图对作为潜在竞争者的盟国采取“胡萝卜加大棒”的软硬两手政策。美国近年来支持北约东扩和增加北约的“域外”行动职能，以及抛出所谓的新老欧洲说，就是想籍此加强对盟国的影响力和控制力，维护其领导地位。北约前秘书长韦尔纳曾说，美国需要北约作为“美国在欧洲的影响的最重要的工具和美国领导地位的主要工具”。【注释】Mark Curtis, op. cit., p.37.【注尾】
同时，美国控制国际秩序也仍需要英国的支持与配合。美英两国是现存国际秩序的主要受益者和维护者。两国通过密切的合作与配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战后及当前的国际秩序。美国的主导性作用自不必多言，而英国在战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向美国提供了从外交到军事行动上全球性的支持，对维护现存国际秩序发挥了关键作用，并成为该秩序的一个重要支柱。尽管目前英国的权力不能与美国相提并论，但其实力和国际影响力仍不容忽视。英国是为数不多的核大国之一、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世界主要军火出口国之一、世界主要金融中心之一，并拥有世界上许多著名的跨国公司，还是一个重要的对外投资国。从冷战后英国的外交政策来看，英国谋求继续保持与美国的特殊关系，并配合美国维护现存国际秩序。英国牛津大学教授奥尼尔（Robert ONeill）指出，“今后几十年中，英国可以在安全方面发挥有影响的作用。美国需要更多的支持与配合，而英国凭借其国际经验、能力和地位将能够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国际安全的捍卫者。”【注释】Speech by Prof. Robert ONeill, Britain in the World: Conference Proceedings (London: RIIA, March 1995), p.42.【注尾】近年来，英国在伊拉克问题、反恐和北约东扩等重大国际事务上给予美国重要支持。目前，英国仍是北约内仅次于美国的重要国家，依然是“北约欧洲成员国中惟一在战略核力量、战术核力量和常规力量三个方面，以及海陆空各个领域都对北约做出重要贡献的国家。”【注释】陈乐民：《战后英国外交史》，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141页。【注尾】 英国也在欧盟内发挥着重要作用。它虽然支持发展欧洲防务，但反对建立任何可能与北约竞争的欧盟军事组织，反对欧盟拥有独立的政治和军事身份，强调北约是欧洲安全的基石。对于英国来说，参与欧盟一体化并不意味着不重视与美国的特殊关系，这样做反而有助于这一特殊关系的加强。美国也一直支持英国在欧盟内发挥作用，并根据英国在欧洲的影响以及对北约的支持来判定其对美国的重要性。美国在处理与欧洲关系的问题上需要英国的支持。亨廷顿撰文分析美欧关系时指出，法德轴心是欧盟的第一极，英国是第二极，美国应该联合英国，控制法德。事实上，无论对北约事务还是欧盟事务，美国直接介入的效果远不如英国从中“作梗”。可以说，英国是美国处理欧洲事务的“传声筒”和中间人。
最后要指出的是，英国工党和保守党两大政党在外交和安全政策上存在明显的连续性和继承性。战后以来至今，两党在维系与美国的特殊关系、把北约作为安全支柱，以及促进世界贸易的自由化等重要政策领域保持了相当的一致。在对欧政策上，布莱尔领导的工党政府与前保守党政府也不存在根本分歧。英国过去的政策是防止欧洲出现一个威胁英国权力的支配性大国，现在则是捍卫一个“自由贸易的”欧洲，并防止欧盟发展成为一个超出英国控制的欧洲实体。因为那样一来，将会对战后英国权力的传统基础，即英美特殊关系构成威胁。由此观之，把英国反对欧盟政治一体化的主因归结为“主权”问题明显是本末倒置。保守党分析家哈特利（Anthony Hartley）指出，英国乐意在国际经济中让渡其主权，在政治及军事领域也自愿把有关战争与和平的决定权交给美国。【注释】Anthony Hartley, “America and Britain: Is the relationship still special?” Political Study, No. 137, Center for Policy Studies, London, 1994, p.10.【注尾】 实际上，英国在对欧政策上真正关注的不是“主权”，而是欧盟一体化对其传统“国家利益”的威胁。
总之，冷战后英国的基本目标与50年前惊人地一致，即维护现存国际秩序，并在这一秩序中追求传统的“国家利益”。换句话说，英国外交的第一要务仍是继续保持与美国在军事、情报领域和国际秩序事务上的特殊关系。这一外交定位既是由于传统的原因，即英国人深信英美特殊关系是维护英国的安全和大国地位的最有效途径，也是因为伦敦的决策者始终希望能够籍此特殊关系来影响世界惟一超级大国美国的外交政策。布莱尔曾宣称，未来英国的目标是要成为“能影响世界和其未来走向的起关键作用的国家”。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与超级大国美国建立稳固、牢靠的特殊关系，以自己的思想和理念影响美国的立场和行为，从而使英国发挥“超出实力的影响”。【注释】陈志瑞：前引文，第20页。 【注尾】
赵怀普：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教授、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