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研究》2004年第4期
邓小平对美政策思想与中国大战略
——评《邓小平与美国》
刘建飞
邓小平对美政策思想是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邓小平诞辰100周年之际，中共党史出版社推出了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宫力教授的《邓小平与美国》一书。这部50余万字的著作是宫力教授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邓小平对美政策思想研究”的最终成果，凝结了他四年的心血和十几年的学术积淀。
作者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角度，以邓小平的重大对美外交决策和活动为基本线索，系统地归纳和总结了邓小平对美战略策略思想的形成、演变、发展的过程。
一
本书紧紧抓住邓小平时代中美关系发展的历史脉络，清晰地展现了邓小平从20世纪70年代初到90年代初这20年间领导中国党和政府处理对美关系的历史进程，在此基础上提炼出邓小平的对美战略策略思想，并分析了其发展变化的轨迹。
全书正文共10章。第1章是背景铺垫，概述了邓小平对美外交实践和政策思想产生与形成的历史背景，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第2~3章介绍了邓小平从“文革”中期复出至1976年再次被打倒期间，在毛泽东的指导下参与中国对美政策的制订和贯彻情况，以及邓小平本人的一些对美政策思路的形成，如把中美关系稳定在一定的战略水平之上，等待形势的变化。这些思路为以后对美政策思想的形成打下了基础。第4~5章叙述了从1977年再次复出到1982年邓小平的对美外交实践，并在此基础上总结了邓小平对美政策的一些重要思想，如从世界格局和中国现代化需要的战略高度出发考虑对美政策，在中美关系中突出经济因素，实行真正的“不结盟”、不打牌政策等。这是邓小平对美政策思想体系形成的阶段。第6~8章主要论及1982年至1989年这段中美“蜜月期”。在这一阶段，邓小平提出了系统的对美政策思想，如：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问题，要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科技、经济因素在国际竞争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对外开放是长期不变的基本国策，用“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方针来处理国际争端，用“一国两制”构想实现祖国统一，等等。这些重要论断对中美关系的发展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这是邓小平对美政策思想的成熟期。第9~10章总结了1989年至1992年期间邓小平对美政策思想的进一步发展。这是国际局势和中美关系大动荡的时期。为了应对复杂的局面，邓小平提出了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对、不扛旗、不当头、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等一系列战略策略方针。在此基础上，针对中美关系又提出了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加强合作，不搞对抗的方针。邓小平的思想为中国外交指明了方向，有利于中美关系走出僵局，健康发展。
在导言中，作者对邓小平的对美政策思想发展脉络做了归纳，特别是对邓小平对美政策思想的主要内容进行了概括。作者认为，邓小平对美政策思想的主要内容有：改变了中国长期以来认为美国与苏联争霸必然导致世界战争的传统看法；中国的对美政策要服从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工作重心，要为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改变“一条线”战略，与美国拉开一定的距离，实行真正的不结盟、不打牌的政策；要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下处理中美关系；始终把国家的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决不允许美国干涉中国内政；把反对美国的霸权主义同发展与美国这个国家间的关系区别开来；超越意识形态的差异，发展同美国的关系；用一国两制的思路解决中美之间最敏感的台湾问题；面对动荡的国际局势和中美关系的风云突变，把握住集中力量将自己的事情办好这一根本立足点，走自己的路。
邓小平对美政策思想与中国大战略美国研究 导言中，作者还总结了邓小平对美政策思想的基本特征，即：第一，从战略的高度和长远的观点出发来看待和处理中美关系是邓小平对美政策思想的精髓；第二，在中美关系中突出经济因素的作用；第三，强调独立自主的不结盟的基本立场，在涉及国家独立和主权的问题上毫不含糊；第四，以两手策略对付美国的两面政策。【注释】宫力：《邓小平与美国》，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版，第7~14页。【注尾】
二
较为全面地展示邓小平对美政策思想与中国大战略之间的紧密联系，从中国最根本国家利益的高度来解读邓小平对美政策思想，是本书的一大特色。正如作者所指出的：“从战略的高度和长远的观点出发来看待和处理中美关系是邓小平对美政策思想的精髓。”【注释】同上，第11页。【注尾】
邓小平对美外交实践虽然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中美关系解冻后他主持中美建交谈判时期，但那时对美外交的大政方针是由毛泽东制定的，邓小平本人的对美政策思想尚未形成或展示出来。邓小平作为对美外交的决策者，是在70年代末他再次复出之后。做出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的重大战略决策，是邓小平掌握对美政策最高决策权后的第一次重大对美外交实践，也是他外交生涯中最为辉煌的一页。在此过程中，邓小平对美政策思想得以有机会展示出来。与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相比，邓小平对美政策思想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将对美政策与中国的改革开放大业紧密联系起来。
1978年12月18~22日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这也为中美关系的发展带来非常好的契机。实际上，中美建交谈判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准备工作，是同步进行的。建交公报早于三中全会召开两天发表，绝不是偶然的巧合。正如作者所言：“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实现与具有历史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改革开放路线几乎是同步，这两者之间的确有一种内在的、有机的联系。”【注释】同上，第193页。【注尾】
就对美政策来讲，中国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这一基本国策的确立，构成了中国发展对美关系的重要推动力。首先，中国需要引进发达国家的科学技术和工业管理方法。作者列举了邓小平从1977年5月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一系列言论，说明邓小平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反复强调引进先进科技和管理方法的重要性。如，邓小平说：“世界科学技术在60年代末期70年代初期有个突飞猛进的发展。各个科学领域一日千里地发展，一年等于好几年，甚至可以说一天等于几年。一个新东西发明出来，可以带动其他方面走得很远”。“如果不拿现在世界最新的科研成果作为我们的起点，创造条件，努力奋斗，恐怕就没有希望。我们还要吸收世界先进的工业管理方法，要搞科研，搞自动化”。【注释】宫力：《邓小平与美国》，第201~202页。【注尾】
其次，中国要搞现代化建设，必须对外开放，而美国则是最重要的开放对象之一。作者通过疏理邓小平的有关论述，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邓小平要用对外开放来带动中国经济腾飞。尽管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他还未使用“对外开放”这个词。邓小平认为，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固然需要自力更生，但也要争取外援，需要吸收国际的先进经验，引进资金和技术，为此就必须对外开放。邓小平在1978年10月对联邦德国客人说：“现在是我们向世界先进国家学习的时候了。”“关起门来，固步自封，夜郎自大，是发达不起来的。”【注释】同上，第204页。【注尾】邓小平这里所讲的“先进国家”，自然包括美国。所以，向美国开放，向美国学习，客观上就要求同美国有一个“正常的”关系。中美关系正常化势在必行，顺理成章。对外开放是中国要发展对美关系的一个新的动力。
本书特别强调中国的改革开放与中美关系之间的互动。中国改革开放路线的确立固然促进了中美关系的发展，但从另一个方面来看，中国走上改革开放之路，也得力于70年代初以来中美关系缓和所造就的良好的国际环境。中美缓和及其影响，不仅使中国争取到与世界上绝大多数发达国家友好相处的有利局面，改善了由于中苏对抗所带来的不利态势，同时也在开放意识、现代化等方面，影响着中国国内政治的变动。中国内政的变化与中美关系发展在20世纪70年代形成了良性互动的局面。【注释】同上，第206页。【注尾】
三
邓小平从大战略高度把握对美政策，不仅体现在将对美政策与中国的发展战略紧密联系起来，还体现在将对美政策与中国的整个国际战略紧密联系起来，将对美战略看成是国际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一点集中体现在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上。这是《邓小平与美国》一书所探讨的又一主要内容。
作者认为，伴随着工作中心的转移和改革开放事业的推进，中国领导人需要对国际形势进行科学的分析、判断，以争取到较长时间的和平国际环境，制定科学的发展战略和对外战略。在经历了70年代和80年代初期的紧张和动荡之后，世界局势终于透出了曙光，开始出现了由对抗转为对话，由紧张转为缓和的趋向。邓小平及时、敏锐地注意到这种重大变化，逐步改变了过去中国曾一度认为“世界大战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的判断。到80年代中期，邓小平根据新的国际形势，逐步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问题的新论断。在1983~1987年间， 邓小平在许多场合阐述了他对时代主题的看法。1987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采用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的提法。
对时代主题的认定，是对最高层次国际战略环境的评估，也涉及对世界主要战略力量的认识，这对中美关系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肯定世界大战可以避免，意味着中国领导人对美国的认识有了改变。以往，中国领导人担心世界大战迫在眉睫，主要是因为美苏两家尖锐对峙，并大搞军备竞赛。邓小平通过科学分析，认为“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而和平力量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美国人民、苏联人民也是不支持战争的”。此外，由于美苏两家所拥有的核武器及常规武器足可以“把世界打得乱七八糟”，“因此谁也不敢先动手”去发动战争。再者，“苏美两家都在努力进行全球战略部署，但都受到了挫折，都没有完成，因此都不敢动。”【注释】宫力：《邓小平与美国》，第444页。【注尾】可以看出，在邓小平心目中，美国与当年肆意发动侵略战争的法西斯德国、军国主义日本不一样，中国可以同美国发展正常的双边关系，共同促进世界和平。
第二，肯定世界大战可以避免，中国可以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建设，而不必把主要注意力用来准备打仗。“过去我们的观点一直是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我们好多的决策，包括一、二、三线的建设布局，‘山、散、洞’的方针在内，都是从这个观点出发的。”现在“我们改变了原来认为战争的危险很迫近的看法。”【注释】宫力：《邓小平与美国》，第444页。【注尾】正是因为中国领导人对战争与和平的形势有了较为乐观的估计，中国才毅然在1985年决定主动裁军100万，并建议所有核国家就不使用核武器、停止核试验、停止核生产达成协议。中国的行为对改善中国的国际形象极为有利，同时也为发展中美关系创造了良好的气氛，美国公众更容易认可美国政府同中国接近，在各领域同中国发展关系。
第三，确认和平为时代主题，有利于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在“战争与革命”为主题的时代，各国从自身的安全出发，往往迫不得已奉行结盟政策。而在以和平为主题的时代，爱好和平的国家有条件奉行独立自主的政策。就中国来说，“在争取和平的前提下，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建设，发展自己的国家，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此，“中国的对外政策是独立自主的，是真正不结盟。中国不打美国牌，也不打苏联牌，中国也不允许别人打中国牌。”【注释】同上，第446~447。【注尾】 独立自主、不结盟、不打牌的政策，有利于中美关系健康发展。
第四，确认和平为时代主题，表明中国要为和平做出贡献。邓小平在提出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时，不仅仅局限于考虑中国自身的安全，他的视野更为广阔。1984年2月22日他在会见美国乔治城大学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代表团时谈道：“要把世界局势稳定下来，总要想些主意”。【注释】同上，第443页。【注尾】当然，中国也需要和平，世界和平与中国的根本利益是相统一的。因此，中国将维护世界和平确立为自己的对外政策目标和80年代的三大任务之一。中国是“和平力量、制约战争力量”的定位对中美关系有着深远的影响。中国需要发展同美国的关系，但不会对美国亦步亦趋。在国际事务中，中国不以美国划线，而是以和平划线。这样的方针有利于提升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也使中国在处理对美关系时更加自主、灵活。
第五，摈弃了“战争与革命”为时代主题的提法，为发展对美关系扫清了意识形态障碍。在革命为主题的时代，如果同美国这样的“帝国主义国家”关系过于密切，就会出现“革命立场”问题。意识形态的羁绊曾是制约中美关系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正是在确立了和平与发展为时代主题之后，中国在处理对美关系上才放开了手脚，“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来决定亲疏好恶，对一切国际事务都根据其本身的是非曲直，独立自主地决定自己的态度和立场，并把反对霸权主义同发展国家间的正常关系区分开来”。【注释】宫力：《邓小平与美国》，第449页。【注尾】这实际上是外交工作中的思想解放，这种思想解放对发展中美关系极为有利。
正是由于发展中美关系既符合中国长远发展战略利益，也符合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邓小平非常重视中美关系，就是在中美关系处在最困难的时期，他仍然充满信心，坚信中美两国之间的共同利益超过分歧与矛盾，两国关系遇到的挫折只是暂时的。“中美两国之间尽管有些纠葛，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和分歧，但归根到底中美关系是要好起来才行。这是世界和平和稳定的需要。”【注释】同上，第586页。【注尾】
资料翔实是本书的一大特点。作者运用了极为翔实的文献资料，既囊括了几乎所有研究邓小平思想和20世纪70~90年代中美关系的公开发表的重要文献，又有许多鲜为人知的原始档案资料。书后还附有“邓小平对美外交活动大事记”，以编年体记叙了邓小平从1974年至1997年的重要对美外交活动。本书是可供学界进一步研究中美关系和邓小平对美政策思想的极好的参考资料，也是学人了解中美关系和邓小平对美政策思想的一部很好的工具书。国家新出版署已将此书列为纪念邓小平诞辰100周年重点推荐图书。
刘建飞：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教授